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Ⅰ
社會過程，理性地說明了我們的生活和思想，引導我們避免形而上學地看待社會發展，並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對社會發展進行經驗處理的可能性；但是社會過程在處理本身認識的時候很不完美，因此我們對待社會過程要慎重，在用文字表示這個概念時更要小心，文字之間的各種聯繫可能會導致我們誤入歧途，走向與我們的論證毫不相關的方向。與形而上學的先入之見緊密聯繫的——更確切地說，它是產生於形而上學的根源並成為先入之見，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那我們就是在做實證科學的工作——即使它本身不是形而上學的先入之見，是對歷史“意義”的各種探索。認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甚至整個人類，一定會表現出一種一致的、直線式的發展的假設也同樣是一種先驗的東西。甚至像羅雪爾這樣具有務實精神的人也會做出這種假設，無數才華橫溢的哲學家和歷史理論家，從維科到蘭普雷希特，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樣的假設是理所當然的。以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為中心的各種進化思想——這只是一種簡單的類比——以及那些把動機和意志行為看成不僅僅是社會過程的反應的那種心理學上的偏見，都屬於這一類。但是，進化論思想在我們的研究領域受到懷疑，尤其是對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圍繞“進化”思想，現在除了有不科學的和超科學的神秘主義的批評以外，還加上了認為它淺薄的批評。根據“進化”一詞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倉促判斷，說明我們的很多人都已經失去了耐心。
我們必須摒棄這些東西，接着有兩個事實仍然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是歷史變化的事實。由於歷史的變化，社會條件在歷史時代中成為歷史的“個體”。這種變化既不構成循環的過程，也不形成圍繞一個中心擺動的運動。這兩種情況與另外一個事實限定了社會發展的概念，這個事實就是：當我們不能根據以往的情況成功地對事物給定的歷史狀態進行充分說明時，這就說明確實有一個沒有解決、又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存在。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個體的例子，例如，我們能夠理解1919年德國的國內政治問題是由於前一次戰爭的影響。經濟發展至今不過是經濟史的研究對象，而經濟史也只是歷史通史的一部分，把它與其他的部分區分開來是為了進行分析。由於經濟方面對其他事物的基本依賴，單獨根據以往的經濟情況解釋經濟變化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僅決定於以前的經濟情況，而是決定於這個國家全部的歷史狀況。這樣一來，由此產生的解釋和分析上的困難大大減少了，因為有構成歷史經濟解釋的基礎，這些在實際中是如此的，而在原則上則並非如此。如果不強求對這種觀點表示支持或者反對，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經濟世界是相對獨立的，因為它在一國人民的生活中佔據了很大比重，並且形成或決定了其餘生活的大部分。因此，經濟史本身顯然不同於軍事史，這是毫無疑問的。此外，關於這一點，還必須加入另一個事實，這一事實有助於對社會過程任何一部分進行單獨描述。社會生活的每個部分都好像居住着不同特徵的人們。一般來說，受外界支配的因素一般不會直接影響社會進程的任何一個部分，這如同炸彈爆炸一樣，它“影響”的正好是在它爆炸的屋子裏的所有東西，當然也包括與其相鄰的人家；即使一個事件就像我們所說的炸彈爆炸那個比喻所表明的那樣發生，它的影響也只是發生在一定的範圍及關心這件事的人們身上。因此，就像人們總是把反宗教改革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繪畫的影響描述成藝術史一樣，對經濟過程的描述也始終應該歸於經濟史，即使影響事件的真正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非經濟的。
經濟部門又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種類的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比如，人們可以根據處理這些觀點和方法的廣度去研究——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人們可以根據它們所暗含理論的普遍程度去研究。從對13世紀尼德阿爾泰寺院的經濟生活的本質說明，到桑巴特對西歐經濟生活發展的說明，其中貫穿着一條連續的、邏輯上統一的路線。桑巴特的這種說明是理論，而且是我們此刻想要說的經濟發展理論，但需要說明的是，它不是本書第一章所講的那種經濟理論，第一章的經濟理論是自李嘉圖時代以來人們所理解的“經濟理論”。誠然，後者意義上的經濟理論如同桑巴特的理論一樣，在理論上也起到了作用，但它的這種作用完全是一種次要的作用。也就是說，由於歷史事實之間的聯繫是非常複雜的，因此有必要引入超出常人分析能力的解釋方法，這種方法就採取由分析工具提供的形式。然而，如果問題只是要使發展或發展的歷史結果變得更加容易理解這麼簡單，或者只是為了找出使結果具有特徵或決定一個問題的要素，那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理論對此幾乎就沒有什麼貢獻了。
在這裏我們且不管這種意義上的發展理論。我們既沒有指出歷史演進因素——無論是個別事件，比如16世紀在歐洲生產的美國黃金的出現；還是“更一般”的情況，比如經濟人在精神方面、在文明世界的範圍內、在社會組織中、在政治群星中以及在生產技術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也沒有描述這些因素對個別情況或群組情況產生的影響。相反，在本書第一章已經向讀者對經濟發展理論的本質做了充分說明，現在只不過是為了自身的目的在進行改進，即在這種經濟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創建。如果這麼做是為了讓這種理論比過去能更好地對其他種類的發展理論提供服務，那麼這兩種方法是基於不同水平的事實就確定是存在的。
我們的問題如下所述。第一章的理論從“循環流動”的視角描述了經濟生活，這種流動是一年年按照相同的路線運行的，這與血液在生物有機體內的循環是相似的。現在，這種流動和它的路線發生了變化，我們在此也要放棄與生物體血液循環相類似的比喻。因為雖然生物體的血液循環在其成長和衰退過程中也會發生變化，但是它們的變化是循序漸進的，也就是說，人們所能選擇的比任何一個可以分配的數量都要小的幅度都在變化，但是不管這個幅度有多小，它總是處在相同的結構之內。經濟生活也會經歷這樣的變化，但是它也會經歷其他不是循序漸進的、改變了傳統結構本身的較大變化。儘管這些變化是純經濟的，對它們的解釋也顯然是純粹經濟理論的任務，但是這種變化不能通過循環流動的分析方法進行理解。現在，由這些變化而衍生出來的一系列變化和現象就是我們的調查對象。但是我們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哪一些變化使得現代經濟系統成為現在這個樣子？這些變化的條件是什麼？我們只能做理論上的追問：這些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它們又將產生怎樣的經濟現象？
對同一件事情，如果仔細進行分析，可以做出不同的說明。第一章的理論從經濟系統的趨向來看，是走向一個均衡的觀點並以此解釋了經濟生活，這種趨向給我們提供了決定價格和物品數量的工具，而且可以把它描述成任何時候對現有環境條件的適應。與循環流動的條件相比，它只是意味着我們把經濟系統的幾個過程看作是走向均衡位置的趨勢的部分現象，而非年復一年發生“相同”的事情，但這些過程不一定會走向相同的均衡位置。經濟系統中理想的均衡狀態所處的位置，從來沒有被達到過，卻不斷被“追逐”（當然並不是有意識的），這是因為這個均衡位置是不斷變化的，而經濟事實和環境也是在不斷變化的。而在這些不斷改變的事實和環境面前，理論也不是完全沒有用武之地的。理論被構建以使得它有能力來解決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結果；為了這個目的還配置了特殊的工具（比如稱為“准地租”這樣的工具）。如果變化的數據是非社會的（自然條件的），或者是非經濟社會的（比如戰爭的影響，商業、社會或經濟政策的變化），或者是消費者偏好的，那麼就不需要對理論工具進行根本的檢測修正。這些理論工具只有在經濟生活本身間歇性地更新自身的數據時才會失效——這裏的論點和前面的論點是相互聯繫的。鐵路建設可以作為這樣的一個例子。連續的變化，通過無數的小步驟來不斷調整，最後使得一家小零售商成為一家大百貨公司，這屬於“靜態”分析的範疇。但是，“靜態”分析無法對傳統行為方式中非連續性變化的結果進行預測，也不能解釋生產性革命的發生以及伴隨生產性革命產生的一系列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后調整到新的均衡位置。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正是這種“革命性”的變化，即在狹隘和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們拋開傳統理論而強調這個問題的原因，與其說是經濟變化（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時期）確實就是如此發生的而不是通過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發生的，還不如說是由於這些變化本身就是富有成效的。
因此，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的這些變化，它們不是由外部強加到經濟生活中的，而是產生於經濟生活本身，並由其內部原因引起的。如果經濟領域本身不發生這種變化，並且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只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建立起來的：即經濟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不斷調整自己使自己適應這種變化，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不是經濟發展。因此，我們的意思是，經濟發展不是可以從經濟方面解釋的現象，經濟在其本身並沒有發展，而是被它周圍世界的變化拖着走，因此，經濟發展的原因，必須在經濟理論所描述的事實之外尋找。
如果經濟增長僅僅是由於人口和財富的增長引起的，那麼這也不能叫作發展過程。因為它本質上沒有產生新的經濟現象，而是與自然界其他數據的變化一樣，只是一種適應的過程。因為我們想要把我們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其他的現象，所以我們把這種增長看作是數據的變化。
每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都依存於之前的發展。而為了把事情的本質看得清楚些，我們將把這一點抽象掉，並允許發展從一種沒有過發展的位置上產生。每一個發展過程都為接下來的發展過程創造條件，因此，接下來的發展過程的形式就被改變了，如果發展的每個具體階段不得不首先創造自己的發展條件，那麼事情就將變得與預期有所不同。然而，如果我們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們可以不把我們所要解釋的要素數據包括在我們的解釋事實之中。但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將會造成事實與理論之間明顯的不符，這將會給讀者帶來很大的閱讀困難。
在對本質性的東西進行闡述說明以及防範誤解方面，我認為進一步對“靜態”和“動態”這兩個詞以及它們數不清的含義進行特別的解釋是沒有必要的。我們所說的發展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在循環流動或均衡趨勢中所觀察到的現象。發展是在流轉渠道中和對均衡的干擾中出現的自發性的、持續不斷的變化，它永遠改變並替代了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我們的發展理論只是對這種現象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過程的描述。
Ⅱ
循環流動通道中的這些自發的、簡短的變化以及對均衡中心的這些干擾，出現在工業和商業生活的領域內，而沒有出現在消費者對最終產品需求的領域。消費者的偏好出現了自發的、間斷性的變化，這種數據的突然變化是商人必須應對的問題，因而，這不是他自身的生產行為逐漸適應的問題，也不是其他行為自身的問題，而是動機和機會的問題。因此，這種情況除了提供了自然數據的改變之外並沒有提供其他任何的問題，也沒有要求任何新的處理方法。因此，我們需要忽略可能在實際中存在的消費者需求的任何自發性，並假定消費者的偏好是“給定的”。事實上，需求的自發性一般是很小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容易做出上面的假設。當然，我們必須從需要的滿足出發，因為它們是所有生產的終點，而且任何時候給定的經濟情況都必須從這點出發去理解。然而，經濟系統中的創新並不是按照下面的規則發生的，即首先消費者中出現了新的自發性的需求，然後生產工具在這樣的壓力下開始進行革新。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聯繫的存在；但是，通常是生產者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引起經濟的變化的，消費者在必要的時候受到了生產者的啟發，他們好像被教授去需求新的東西，或與他們已經慣用的存在差別的東西。因此，儘管可以允許甚至是必須把消費者的需求看作是循環流動理論中一個獨立的、基本的驅動力，但是，我們在分析變化時，必須採取不同的態度來對對待它。
生產意味着把我們所掌握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結合起來（參閱第一章）。生產其他的東西，或用不同的方法生產相同的東西，意味着用不同的方法去組合這些原材料和生產要素。只要“新的組合”能通過小的步驟不斷調整，從舊組合中及時產生，那麼它肯定就有變化，也許是增長，但這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也不是我們所說的發展。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而且新組合是間斷出現的，那麼以發展為特徵的現象就出現了。為了說明的方便，以後當我們說到生產方式的新組合時，我們指的是後面的這種情況。那麼我們所說的發展就被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
發展這個概念包括下面的五種情況：（1）引入一種新的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者一種具有新特徵的產品；（2）引入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這種生產方法是有關的製造部門還沒有通過經驗檢驗的，而且這種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新發現的基礎上，這種方法也可以是在商業上對商品的新的處理方法；（3）新的市場的開放。新的市場就是一個國家的某一個生產製造部門之前沒有進入的市場，不論這個市場之前是否存在；（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新的供給來源，不論這種來源已經存在還是首次被創造出來；（5）任何一種工業實行新的組織，比如，製造一種壟斷地位（如通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現在，有兩件事情對於執行新組合而出現的現象以及理解這個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非常重要。第一，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那就是新組合不一定應該由被新組合所代替的執行原來的生活或商業活動的人繼續執行。相反，新的組合，作為一個規則，通常體現在一個新的企業中，這些新的企業通常不是產生於舊的企業，而是在老企業的周邊和老企業同時進行生產；我們繼續用我們上面選擇的例子進行說明，即通常不是馬車的所有者建造鐵路的。這個事實不僅對我們想要描述的過程的非連續性特徵進行了特別說明，而且它還創造了除上面所提到的那種非連續性之外的另一種非連續性，而且，它對事件過程的重要特徵也進行了解釋。尤其是在競爭經濟中，新組合意味着對舊組合競爭性的消滅，一方面它解釋了個人和家庭在經濟和社會上的上升和下降過程，這種過程是組織形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它解釋了商業周期的一系列其他現象，如個人財富的形成機制等。在非交換經濟中，比如，社會主義經濟中，新組合會經常與舊組合同時出現。不過，同時出現這一事實的經濟後果在某種程度上會消失，而這一事實的社會後果將會完全消失。如果競爭性的經濟被強大組合的增長所打破（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所有的國家都在日益增多），那麼它將變得越來越接近現實生活，新組合的實現也必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同一經濟體內部的某部分。這樣形成的差異足夠大，以致它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中兩個時代的分界線。
第二，我們必須注意一項基本的原則，無論何時都不能假定新組合的執行是通過使用恰好未被使用的生產資料來進行的。在現實生活中，這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社會上總有失業的工人、未被賣出的原材料、未被利用的生產能力等。這些因素為新組合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環境、有利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刺激因素，而新組合的出現只是部分地與這些要素具有聯繫。大量的失業通常是非經濟事件造成的結果，比如世界大戰，比如我們正好在研究的發展。在這兩種情況中，失業的出現起不到任何根本作用，同樣地，也不會發生在我們前面所說的非常均衡的循環流動中。每年正常的增長也不會碰到這種情況，因為首先這種增長很小，其次這種增長在循環流動中會被相應的生產擴張所吸收，如果我們承認這種增長，我們必須考慮把相應的生產擴張同步調整到這個增長速度。通常，新組合必須從某些舊的組合中提取必要的生產資料——由於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原因，我們應該假定新組合會經常這樣做，這是為了使我們所堅持認為的新組合的輪廓線更加突出。因此，新組合的實施僅僅意味着對經濟系統中現有生產資料供應的不同利用——這提供了我們所說的發展的第二個定義。關於發展的純粹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隱含在資本形成的傳統信條中，這通常要涉及儲蓄以及歸因於儲蓄的每年增長緩慢的投資額。在這一點上，這個主張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它忽略了更重要更本質的東西。國家對生產資料和儲蓄的緩慢的、連續的、不斷增長的供應，是解釋經濟歷史過程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這個重要的因素在另一個事實的比較下頓然失色。這個事實即發展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使用現有的資源以及使用現有的資源創新，而不管這些資源是增加還是減少。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改變了過去50年經濟世界的面貌。尤其是人口的增加，這也是儲蓄能夠形成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對現存生產工具採用不同的生產方法使得發展成為可能。
下一步我們要論證的是非常明顯的：控制生產工具對於實施新的組合是必要的。對於在循環流動體系中運轉的企業來說，獲取生產手段是一個獨特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這種生產資料，或者當前他們可以通過在第一章我們所描述的前期生產收入來獲取這種生產資料。在這裏，收入和支出之間是沒有根本的缺口的，兩者完美對接，如同生產資料的供給和產品的需求必須是對應的一樣。一旦啟動，這種機制將自動運轉。而且，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於非交換的經濟中，即使新的組合在非交換經濟中被執行；領導機構，比如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部門，就處於能夠將社會的生產資源分配給新的用途使用的位置。在某種情況下，新的使用方法可能需要社會成員承擔暫時的犧牲、貧困，也可能需要他們更加努力；它可能會首先解決困難問題，比如應該從哪箇舊的組合里把必需的生產資料提取出來；但是，獲得已經不在政府經濟部門控制之下的生產資料，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然後，如果執行新組合的人有必要的生產工具，或者他們能夠與擁有這些生產工具的人進行交換來獲得這種必要的生產資料，那麼在執行新組合時，這種問題也不會出現在競爭性經濟中。這並不是擁有財產本身的特權，而是擁有可支配的財產的權利，也就是說，要麼可以直接用來執行新的組合，要麼可以用來交換新組合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務。相反的情況——這才是人們從根本上關心的事情，因此這才是常規——財富的所有者，即使它是最大的組合，如果他想要執行新的組合，也必須求助於信用，因為這個新組合不像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那樣可以從前期生產所得的收益中獲得資金支持。提供信用，是我們所稱的“資本家”這一類人的職能。很顯然，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了驅動經濟系統進入新的軌道，為了使它的生產工具服務於新的目的所採用的特有的方法——這種方法足夠重要，以致成為這個社會的特色。這種方法與非交換經濟中採用的方法形成鮮明的對比，非交換經濟僅僅依靠領導機構行使命令和權利來分配新組合所需的生產資料。
對信用的重要性的強調在任何一本教科書里都能找到。如果沒有信用，現代工業的結構就不能建立，信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個人獨立於繼承的財產，它還能讓經濟生活中有才智的人“通過負債，走向成功”，即使是最保守的正統理論家也不能否認這些。信用和創新執行之間建立的聯繫也是密不可分的，它們之間的聯繫我們稍後會討論。不論從推理來說，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信用新組合的出現具有首要的必要性，正因為如此，信用能夠強行進入循環流通過程中，一方面是因為信用是我們現有舊公司在初創時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信用機制一旦建立，就有充足的理由取代原來的組合。第一，推理上看：如第一章所說，借入對於在習慣的軌道內運行的正常循環流動過程來說，並不是必要的因素，但如果沒有它，我們不能理解循環流動過程的本質現象。另外，執行新的組合時，無論從實際中還是理論上來看，“信貸”作為一種特別的行為都是必需的。第二，歷史地看：那些為了工業的目的而進行借入和貸出的人，在歷史上出現得並不早。資本主義前期的貸款人不是為了商業的目的，而是為了其他目的提供資金。我們都知道這樣一類企業家，他認為向別人借錢是一種有損其社會地位的行為，因此他們會迴避銀行和匯票。在所有國家，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都是產生並繁榮於為新組合提供資金，儘管在不同國家採用不同的形式（德國聯合股票銀行的起源就具有這種特色）。第三，我們會說接受信用的形式是“貨幣或貨幣的替代物”，這也是沒有任何障礙的。當然，我們絕不是說，人們可用硬幣、票據或者銀行存款來進行生產，而且我們也沒有否認勞動的服務、原材料和生產工具是生產所必需的，我們所談的只是獲取這些生產資料的一種方法。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暗示過的，在這裏的某個方面，我們的理論同傳統的觀點發生了分歧。在生產方法的存在上，傳統理論發現了一個問題，即生產方法對於新的生產過程，甚至對於任何的生產過程都是必需的，因此，這種生產方法的積累就變成一種特殊的職能或服務。但是我們不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因為在我們看來，這個結論是由錯誤的分析產生的。生產方法不存在於循環流動的過程中，因為後者是以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為前提的。但是，生產方法在執行新的組合時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執行新的組合所需的生產方法是從已經存在的循環流動過程中提取出來的，而不管這些所需的生產方法是已經以所需要的形式在那裏存在，還是先要利用已經存在的其他生產資料把它生產出來。對我們來說，真正關心的應該是另外一個問題：把生產方法（已經運用於某處的）從循環流動的過程中提取出來，並運用到新的組合中。這是由信用來完成的，那些想要執行新組合的人為了得到所需的生產資料，可以比那些市場循環流動中的生產者出更高的價格。儘管這個過程的意義和目的在於把物品從它的原有用途轉到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忽略其中本質性的東西，那就只是從物品的屬性上對它進行描述。這些事情是發生在貨幣和信用範疇內的，正是依靠它們，才能對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進行解釋，與其他的類型做對比。
最後，我們沿着這個方向再進一步分析假設：如果人們手中沒有錢購買執行新組合所需的生產資料，那麼這些錢從哪裏來呢？傳統的回答很簡單：從社會儲蓄的年增長額加上每年可能變為自由處置的那部分資源中獲得。在戰爭之前，第一種，即社會儲蓄的數量和後者的數量之和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在歐洲和北美，這部分數額可能佔總的私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是，每年可能變為自由處置的那部分資源的數量很難統計，而且社會儲蓄的數量和自由處置的資源的數量之和不能從數量上揭開傳統回答的虛偽性。同時，我們當前也很難得到在執行新組合時所包括的全部工商業範圍內有代表性的數據。但是，我們甚至可以不從總的“儲蓄”開始進行分析，因為它的數量大小隻能通過以前發展的結果來說明。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我們目前所說的儲蓄的大部分都不是來自於節省，也就是說，大部分都不是來自於放棄了個人收入中用於消費的一部分，而是來自於基金，這些基金本身就是成功創新的結果，在這些基金中，我們能夠發現企業家的利潤。在循環流動的經濟過程中，一方面沒有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儲蓄，另一方面本質上也很少有刺激因素來促進儲蓄。我們所知的儲蓄的唯一巨大的收入也許就是壟斷收益和大地主的地租收入。而且，唯一的刺激也許就是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災難以及為老年做準備等這樣的非理性的動機。參與發展的盈利機會這種最重要的刺激因素在此也是不存在的。人們想要實現新的組合可以通過自由購買力這樣的巨大“蓄水池”，但是，在這樣的經濟系統中，不存在這樣的“蓄水池”，因此，人們只能通過他自己的儲蓄來滿足，而這只是特例。所有的貨幣都會流動，都固定在了已經確定的並建立起來的流動軌道上。
儘管傳統方式對我們的回答不存在明顯的荒謬之處，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還有另外一種為了執行新組合的目的而獲得貨幣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同於前面我們所說的，它不是以前期發展所累積結果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在嚴格邏輯意義上，這種方法可以被認為是獲得執行新組合所需的貨幣的唯一方法，這種方法就是銀行對購買力的創造。銀行採取的是非物質化的方法，發行銀行票據而不完全依靠從流通中提取的硬幣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不過，銀行存款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因為它增加了可支付的貨幣總額。或者我們還可以想到銀行承兌，因為它們在整個貿易中是作為支付手段的，這和貨幣的職能是一樣的。這不是轉移已經存在於個人手中的財富購買力的問題，而是從無到有創造購買力的問題——即使創造新購買力的信用合同有有價證券做擔保，有價證券本身也不是流通媒介，這還是從無到有——這個新創造的購買力是被添加到已經存在的流通循環的過程中來的。這也是新組合通常獲得資金供給的來源，而且如果前期發展的結果在任何時候都不存在的話，新組合也總是可以從這裏獲得資金的供給。
這種信用支付方式，也就是為了獲得執行新組合所需的生產資料，這種支付方式通過授予信用的方式被創造出來，就像貿易中現金所發揮的作用一樣，部分是直接起到支付這種作用的，部分是由於它們可以隨時轉化成能夠進行小額支付的現金或者支付給非銀行業階層——尤其是支付給工薪階層。藉助於這些支付手段，執行新組合的人能夠獲得他們所需的存量生產資料，或者使那些他們購買生產性服務的人，可以直接進入市場購買他們自己所需的消費品。在這種關係中，如果沒有某種意義的信用支付，那就意味着有些人只能等待以貨物形式表現的他的服務的等價物，他自己只能得到一個請求權，因此完成一個特殊的職能；甚至也沒有這種意義上的支付，即某些人不得不為勞工和土地所有者積累生活資料或者生產資料，所有這些支付只能從生產的最後結果中得到。在經濟上，這樣的事實是真實的，即這些支付手段（如果它們是為了新的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與循環流通過程中的貨幣或其他支付手段具有本質的不同。後者可以被想像為：一方面是對已經完成的生產以及由於這種生產而造成的社會產品的增加的一種證明，另一方面是對社會產品的一種訂購或索取權。上面所說的為了新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支付手段不具備第一個特徵。但是這種支付手段也是訂單，通過這種支付手段人們可以立即用來購買消費品，但這不是前期產品的證明。要了解國民總的所得，通常是以前期的生產性服務或者前期賣出的產品為條件的。在這種信用支付方式的例子中，這種條件沒有得到實現，只有新的組合能夠成功完成，它才能得到實現。因此，這種信用將同時影響着價格水平。
因此，與其說銀行家主要是商品“購買力”的中間人，倒不如說他們是這種商品的生產者。然而，由於所有的儲備基金和儲蓄通常都流向他們，不論自由購買力是已經存在還是被創造出來，自由購買力的需求也都會集中在他們那裏，因此，他們要麼代替了私人資本家，要麼已經成為私人資本家的代理人，他們已經使自己成了典型的資本家。他們處於想要實現新組合的人和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之間。本質上來說，在沒有中央權力機構直接支配社會過程的時候，他們就代表了一種發展的現象。他們使執行新的組合成為可能，並以社會的名義授權人們去實現這種組合。一句話，他們主宰着交換經濟。
Ⅲ
現在講到了我們的分析所要用到的第三個要素，即“生產資料的新組合”和信用。儘管所有的三個要素才能組成一個整體，但是第三個要素可以被描述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新組合的執行，我們稱為“企業”；某些人的職能就是執行這些新組合，我們稱為“企業家”。這個概念與傳統的定義相比，既廣泛，又狹小。說它廣泛，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僅指那些交換經濟中的“獨立”商人，也包括了執行我們上面所說的概念（生產資料的新組合和信用）的職能的所有人，即使他們是公司的“獨立”僱員，比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但他們仍然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或者即使他們執行企業家職能的真正權利具有其他的基礎，比如對一家企業大部分股權的控制，是他們仍然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因此，執行新組合的人組成了企業家群體，群體中的企業家個人不一定就應該永久地和一家廠商具有聯繫，比如，很多“金融家”“發起人”等，他們就符合上面的情況，沒有永久地和一家廠商具有聯繫，他們仍然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而我們的定義比傳統的企業家定義要狹窄，因為我們的定義並不包括所有的公司領導、經理或工業家，他們也許只是在經營一家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我們的定義只包括執行我們上面所說的職能的人們。不過，我認為上面的定義更準確地表達了傳統理論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首先，在區分“企業家”和“資本家”這兩個概念的基本觀點上，我們的定義和傳統的定義是一致的——不管“資本家”是被看作貨幣的所有者、貨幣請求權的所有者還是物質產品的所有者。這個區別在今天以及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共有的常識了。其次，我們的定義解決了普通股股東到底是不是企業家這樣的問題，也排除了企業家是風險承擔者這樣的概念。此外，對企業家特徵的一般描述，如“創新精神”“權威”或者“遠見”，與我們想要表達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常規的循環流動過程中，是不可能存在這些品質的，而且如果把這些品質與常規事務本身出現的變化嚴格區分的話，那麼這些在企業家職能中定義的特徵將被自動轉移到循環流動的常規過程之中。最後，有一些定義是我們可以簡單地接受的，尤其是大家熟知的J.B.薩伊的定義：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產要素組合到一起。因為只有當生產要素是第一次被重新組合到一起的時候才能稱之為特殊的行為——如果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把要素組合到一起，那這就只是一項常規的工作了——這個定義與我們的定義是一致的。馬塔亞（德國經濟學家）在《企業家利潤》中定義企業家是獲得利潤的人，我們只需加上第一章的結論，即在循環流動過程中是沒有利潤產生的，這是為了避免把我們的定義追溯到距離我們比較遠的時期。我們的觀點與傳統理論是不矛盾的，可以用這句話來表明：“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承擔損失”，這也是由瓦爾拉斯經過嚴格的推導得出的結論，但這也凝聚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於企業家來說，在循環流動的生產過程之中，他既不獲利也不虧損，也就是說，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什麼特殊的職能，幾乎是不存在的；但是代替他的是廠商的領導或者企業經理，他們的類型是不同的，我們最好也不要以同樣的看法和頭銜去看待和稱呼他們。
認為一種制度或者一種類型的有關歷史起源的知識能夠直接向我們表明它們的社會的或經濟的本質，這種看法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通常引導我們去理解它，但它自身不能產生一個關於它自己的理論。一種更嚴重的錯誤觀念是這樣的，即它認為一種類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也是“更簡單”或“更具起源性”的形式，也就是說它們比後來的這些形式能夠更純粹、更簡單地表明事物的本質。然而，事實通常是與之相反的，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不斷增長的專業化分工可能使職能和性質表現得更加鮮明，而在原始條件下，這些是與其他的職能和分工混在一起的，非常難以辨認。我們的例子也是這種情況。一個原始游牧民族的首領，他身上的企業家要素是很難和他身上的其他要素分開的。由於同樣的原因，很多經濟學家，比如年輕時的穆勒，都不能把企業家和資本家進行區分，因為一百年前的製造商既是企業家，又是資本家。當然，隨着經濟的發展，兩者之間的差異就不斷產生，就像英國的土地所有制促進了農民與地主的區分，然而，在歐洲大陸，這種區分仍然被偶爾忽略，特別是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耕種的事實，這種情況更難以區分。早期的企業家，不僅是資本家，還經常是——就像現在，在小企業里，他仍然是——他自己的技術專家，只要他沒有聘請相應的專家。同樣，他還經常是他自己買賣商品的代理人、他自己的辦公室的領導、他自己的經理，有時，他甚至還是自己的律師，來處理當前的一些事物，儘管通常他會雇傭律師。因此，工作中他會全部或部分地扮演上面我們所說的這些角色。執行新的組合，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戰略決策的制定和執行，然而正是他的這種職能而不是他的日常工作，使他具有了軍事領導者的特徵。因此，企業家的基本職能總是和他的企業活動結合到一起的，而且這些活動比企業家最本質的職能要顯眼。因此，馬歇爾對企業家的定義，只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上把企業家的職能定義為“管理”，這種定義自然對我們有吸引力。但是我們不接受這個定義，因為它沒有表達出我們想要表達的重點，也沒有明確區分出企業家的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唯一要點。
然而有些活動類型——事情的發展逐漸產生了這些活動類型——用特別純粹的方式展現了企業家的職能。“發起人”就屬於這種情況，但是還需要一些限定條件。我們暫且忽略與這一類型的人有關的社會地位和道德方面的聯繫，而把他作為接收傭金而在開辦新企業過程中從事資金融通等工作的人。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既不是企業的創造者，也不是這個過程的推動力量，然而他在企業創立過程中有點像“職業企業家”。“工業領袖”這樣的現代類型的人與我們這裏所說的意思具有很密切的適應性，特別是人們從下面的兩個方面看到他的存在。一方面，他具有20世紀威尼斯商業企業家的特徵，另一方面他如同鄉村的當權者，把他的農業、牲畜貿易、農村釀酒廠、一個旅館和一個商店結合在一起。不管他是屬於哪種類型的企業家，只有當他實際地“執行新的組合”時，他才是一個企業家；而一旦他建立自己的企業，並和其他人一樣，安定下來經營自己的企業時，他就失去了作為企業家的特徵。當然，這只是一條規則，因此，任何一個人在他幾十年的經濟活動生涯中，很難總是作為一個企業家。很多工商業者很少或從來沒有一個時刻是一個企業家，哪怕是最微小的意義上的企業家。
由於企業家不是一個職業，通常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態，因此從技術的層面上講，企業家不能成為一個社會階層，比如成為地主、資本家或工人這樣的階級。當然，對於成功的企業家以及他的家庭來說，企業家的職能將引導他們走向某種階級位置。企業家的職能也能夠在社會歷史的某個時代印上他們的標誌，形成一種生活狀態、道德體系和審美價值，但它本身並不表示一個社會階層，也不是以某種階級地位為前提的。它可能獲得的階層地位也不是一種企業家的位置，而是以擁有土地或者資本家為特徵的，而這些特徵是根據企業的收入如何使用來決定的。對金錢財富和個人品質的繼承，都可以使不止一代的人保持這種地位，並使得後代更容易經營企業，不過企業家的職能本身是不能繼承的，這一點已經由製造業家族的歷史證明了。
但是，現在產生了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為什麼執行新組合是一個特殊的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職能”目標呢？每個人都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從事經濟生產。當然，他自己的目的從來沒有得到完美的實現，但是最終，他的行為是由他經濟活動的結果對他的影響而決定的，以適應不會突然發生變化的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企業不可能達到絕對的完善，但是，如果考慮到它周圍的世界、社會條件、時代知識以及每個個體或組織的視野這些因素，一個企業在某個時候可能就接近於相對的完善。周圍的世界不斷地提供新的可能，尤其是新的發現不斷被增加到現有的知識寶庫中。為什麼人們不能像利用已有的可能性那樣利用這些新出現的可能性呢？為什麼人們不能根據他所了解的市場情況，用養豬代替養牛，或者如果他認為新的作物更加具有優勢，就選擇種植這種新的作物呢？有哪種特殊的新現象或問題是不能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循環流動過程中產生，而是可以在新出現的可能性中產生呢？
每個人能夠在已經習慣的循環流動中迅速且合理地採取行動，是因為他對自己所處的市場位置和生產的產品有把握，而其他所有人也都根據這種已經習慣的循環流動調整自己的生產行為，同時，這些人也希望這個人採取和他們相同的行動，然而，當他面對新的任務時，就不能簡單地這麼做了。雖然在這些已經習慣的方法和途徑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經驗足夠了，但是當他面對創新的任務時，就需要指引了。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環流動中是順着流向游的，但是他想要改變這些循環流動的渠道，他就是逆着流向在游。之前對他來說是幫助的力量現在變成了阻力，之前熟悉的資料現在變成了未知的。在超出了這些習慣的循環流動的範圍之後，許多人就無法再向前邁進，而其他人也只能用全新的方式去開展工作。那種認為行動是合理的和及時的假設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一種虛構。但是，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讓人們去了解這種邏輯的話，這種假設就可以變得非常接近於現實。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地方以及在它發生的限度內，人們完全可以滿足於這種虛構的設想，並在它的基礎上建立理論。那麼下面這些想法就都是不真實的：習慣、慣例、非經濟的思維方式會在不同階級、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個人之間產生非常大的差異，例如，“股票經濟學”對現在的農民和中世紀的手工匠都是不適用的。相反，相同的理論圖景在它的最廣泛的意義上是適合不同文化下的人們的，不管這些人的智慧和經濟理性程度如何，我們可以說，農民賣出他的小牛如同股票經紀人出售股票的行為一樣的精明和利己。但是這樣的情況是在無數的先例經過了幾十年甚至千百年，消除了不適應的行為之後才被認識到的。
在這些限制之外，我們的虛構就失去了它接近現實的可能性。傳統理論所做的就是緊緊抓住它不放，這樣做其實就是在掩蓋一種實質的東西，而且還忽略了一個事實：與我們從現實中假設的偏差相比，這些偏差在理論上是很重要的，沒有這些偏差的存在，就無法對一些現象做出解釋。
因此，在描述循環流動的過程時，人們必須把生產資料的組合（生產函數）當作數據，就像自然的可能性，只允許在邊際上做很小的改動，這就如同每個人可以調整自己使自己適應周圍經濟環境的變化，而不需要實質上偏離已經熟悉的生產線路很遠。
因此，執行新的組合是一種特殊的職能，是一類人的特權，這類人的數量比所有具有執行新組合的“客觀”可能人群要少得多。因此，我們認為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的行為是一種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推動力。因此，可以用三組互相對立的觀點來闡述我們的立場。第一，兩種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是循環流動或圍繞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經濟運行渠道的變化或來自經濟系統內部的經濟數據的突然變化。第二，兩種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態的和動態的。第三，兩種行為方式的對立，我們可以據此刻畫出兩類人物：經理和企業家。因此，在理論意義上，生產的“最好方法”被認為是“通過經驗驗證並且已經為人們所熟悉的方法中的最有效最有利的方法”。但是它並不意味着是當時“可能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如果人們不做這種區分，那麼這個概念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而我們的解釋想要解決的這些問題就還仍然沒有解決。
現在，讓我們對前面討論的行為和類型的特徵特點精確地進行表述。生活中最小的行為也凝聚着一種巨大的精神上的努力。如果每個小學生想要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完成他所知道的以及他所使用的東西的創造，那他必須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同樣，如果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想要創造指導他每天行為的所有新規則，那他就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上的巨人。這一點不僅對經歷了成千上萬年才形成的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決策和行為是真實適用的，而且對較短時期和更具特殊性本質的產品來說也是真實的，而這些產品構成了從事職業化任務的特殊工具。根據這一點，這些產品的完成應該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可是通常它不需要個人做特殊的努力；這些應該非常困難的事情實際上是非常簡單的。當然，給人們安排任務、保持紀律等這些事情還是必需的；但是，這些是很簡單的事情，任何一個普通的個人都能夠學習並完成。在人們所熟悉的規則範圍之內，甚至是必須指揮別人的職能，也不過是像其他人從事的工作一樣的“工作”，也可以與看管機器的工作進行相似的對比。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有能力以自己習慣的方式去完成他們日常的工作；“領導者”也有他們的行動路線和例行工作，而他的領導職能只是糾正那些偏離正常行為軌道的行為。
所有的知識和習慣一旦被獲得，就會在我們的心裏根深蒂固，如同鐵路的路基根植於地面。這些知識和習慣不需要不斷地更新和有意識地再建，而是深藏於潛意識的底層，它通常可以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的壓力被傳遞下去，而這個傳遞的過程幾乎是毫無阻力的。我們所想、所感覺和所做的每件事情經常是自動發生的，而我們的意識使得我們在生活中不覺得這些發生的事情是負擔。然而，這種存在於種族和個人中的大量的驅動經濟的力量還無法強大到使我們的日常生活變成很輕的負擔，同時，它也沒強大到阻止日常生活的這些需求繼續消耗平均的能力。但是它已經足夠強大到可以滿足普通的需要。這對我們日常經濟生活也是適用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經濟生活來說，在日常規則之外的每一步都是很困難的，它需要包含新的要素。這種要素構成了領導這一現象。
上面所說的困難可能集中體現在下面的三個方面。第一，在這些已經習慣的規則運行渠道之外，人們沒有做決策所依據的運行數據和規則，而這些數據和規則在已經習慣的規則運行渠道之內通常是被他們精確地知道的。當然，他可以根據他的經驗進行預測和估計。但是，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確定的，還有一些事情是在比較廣的範圍之內才是確定的，更有一些事情也許只能依靠“猜測”。特別是，人們想要改變和創造的周圍經濟的數據，都是如此。現在，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有意識地計劃他的行為到每一個具體的細節。這樣做將比習慣的行動具有更多的有意識的合理性，而習慣的行動根本不需要反映這種合理性；但是他有意識的計劃與習慣的行動相比，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會犯更大的錯誤，而且容易犯其他類型的錯誤。已經做過的事情與我們所看到和經歷的事情具有一樣的現實性；而新的計劃只是來自我們想像的虛構。執行一個新的計劃和根據習慣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如同一個是建造一條公路，一個是沿着公路行走。
如果人們腦海中能夠記住這一點：徹底調查計劃中的企業產生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是不可能的，那就會更加清楚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我們具有無限多的時間和方法，即使我們在理論上可以確定那些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但它們在實際中也必然是處於未知的狀態。經濟生活中的行動，即使沒有制定出想要做的事情的全部細節，也必須要採取行動，就像軍事命令，即使可能獲得的數據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那也必須出於戰略的考慮去行動。在這裏，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依賴於直覺（即用在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某種方式預測事情的能力）和抓住事情本質的能力（即即使不能說出做事的依據，但是照常可以摒棄非實質的事實的能力）。充分的準備工作、專業知識、思想理解的廣度以及邏輯分析的才能，在某種環境之下，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但是，我們對自然和社會的學習理解越準確，對事實的控制就越完善；對事物進行迅速的和可信的範圍（利用時間和逐漸增加的合理性）的計算越大，那這種職能的重要性就越低。因此，企業家這一類型的人所起的作用就必然會減少，就如同今日的軍事指揮家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了一樣。不過，每一種類型的人最本質的那部分是和他的職能聯繫在一起的。
上面所說的第一點是關於任務方面的，而這第二點是關於工商業者自身精神方面的。做一件新的事情與做一件熟悉的並經經驗驗證的事情相比，不僅在客觀上個人覺得比較艱苦，而且個人也會覺得不願意接受這種新的事情，即使客觀上的艱苦不存在。這種情況在所有的領域都是相同的。科學史對這種情況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證明，那就是：我們會發現自己接受一個新的科學觀點或方法是非常困難的。即使舊的理論已經變得不適應，而更加適合的創新本身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困難，但是我們的思想還是會不斷回到舊有的習慣軌道中。固有的思維習慣以及它們節省精力的作用是建立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上的，即它們已經下意識地並自動地產生結果，它們是與批評和個人事實的矛盾相對立的。正因為如此，當它們失去作用時，就會變成一種障礙。在經濟世界也是這種情況。在想要創新的人心裏，習慣的驅動力在上升，處於萌芽狀態的計劃遭到反對。此時，就有必要產生一種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以便扭轉日常領域、範圍、時間內的工作和牽挂，去構思和制定新的組合，並使自己相信這種組合具有現實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白日夢。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和構想是以每天出現的大量剩餘的或者說現實滿足不了的需求為前提條件的，它是一種特殊的並且在本質上稀有的東西。
第三點是社會環境對想要創新的人的反應，或者叫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可能首先通過社會環境從法律或政治上的障礙來表現自己。不過，我們暫且不考慮這點，社會團體中任何一個成員偏離常規的行為都會受到譴責，儘管這種譴責根據社會團體是否習慣於這種行為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使在穿着或禮貌這樣的事情上，與社會習慣相背離的行為也會引起反對，在更嚴重的事情上當然還會受到更強烈的反對。這種反對在文化的最初階段要比其他階段更強烈。甚至只是對背離行為的驚訝，或者只是僅僅注意到這種行為，都會對想要創新的人造成壓力，而譴責可能帶來一系列引人注意的結果和影響。它甚至會引來社會的排斥，最終導致實際的阻礙或直接的攻擊。不論逐漸的分化削弱了這種反對的事實——尤其這種分化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我們想要解釋的發展——還是作用於個人的社會反對反而變成了一種刺激，都不能在原則上改變反對意見的重大壓力。克服這種反對意見是不存在於常規生活進程中的一種特殊的任務，也是需要一種特殊行動的任務。在經濟事務中，這種反對首先表現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團隊中，然後表現為尋找必需的合作者的困難，最後表現為贏得消費者認同的困難。儘管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已經使我們習慣於這些創新的出現和執行，但這些要素在今天仍在起作用，但我們最好還是把它們放到資本主義的初期進行研究。不過，這些要素很明顯的在那裏存在，以致就我們的目的來說，對它們進行描述就是浪費時間。
領導作為一種特殊的職能，它的出現是由於很多原因引起的，與僅僅等級上的差別相比，領導這種職能存在於每個社會個人之中，不論是最大的還是最小的，它的出現也通常是和社會個體聯繫在一起的。上面的事實創造了這樣一種界限，即超過了這個界限，人們都不能依靠自身來執行職能，而需要從少數人那裏得到幫助。如果社會生活在各個方面都和天文世界一樣，具有相對不變性，或者說如果具有可變性，這種可變性也不受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說如果最終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但這種行為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世界上就不會有這種區別於日常工作的特殊的領導職能。
只有新的可能性出現的地方，需要領導的特殊問題才會產生，領袖類型的人物也才會出現。這就是為什麼在諾爾曼人的征服年代，領導職能表現得如此明顯，而在斯拉夫人幾個世紀以來在普利皮亞特流域不變的、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職能表現得非常微弱。以上我們講到的三個觀點，對職能的本質以及構成領導類型的生產或行為進行了特徵描述。“尋找”或“創造”新的可能性並不是他的職能的一部分。這些可能性被各種類型的人積累起來，並在那裏存在着。通常，它們只存在於文學作家的討論中，而在其他場合，人們雖然確切地知道它的存在，但並沒有想要去做什麼。舉一個政治生活中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到，在路易十六時期，法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本來是可以得到改善，從而避免統治的崩潰的。事實上，很多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任何人處於可以改變這一點的位置。領導者的職能就在於去“做這些事”，如果不去做，可能性就會消失。不管是短暫的領導，還是長久的領導，這一點對所有的領導類型都是適用的。前面的例子就是一個證明。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該做什麼，從規則上來看是很簡單的。大部分或全部的人們都能看到這一點，但是需要有人站出來，領導組織大家。甚至通過榜樣來領導，就像藝術領導或科學領導，這種領導不僅包括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還在於通過它給社會團體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使得社會團體追隨他。因此，領導者完成他的職能更多的是靠意志而不是靠才智，更多的是靠“權威”“個人威望”等，而不是靠初始的思想。
經濟上的領導必須區別於“發明”。只要發明還沒有被應用到實際中，那麼它在經濟上就不起任何作用。而執行改善的措施並使之有效卻是一項與發明這項改善完全不同的任務，而且這項任務需要完全不同類型的才能。如同企業家可能是資本家一樣，儘管企業家也可能是發明家，但他們是發明家不是由於他們職能的本質，而是一種偶然，反之亦然。另外，創新是企業家的職能，執行創新這種企業家的職能不需要任何的發明。因此，和很多作家一樣強調發明這種要素是不恰當的，而且可能會造成很多的誤導。
企業家式的領導，與經濟上的其他類型的領導是有區別的，比如我們期望在原始部落或共產主義社會看到的就是其他類型的領導，企業家式的領導當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沒有其他領導所具有的那種魅力。它的特徵在於完成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這種任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引起公眾的注意和想像。至於領導的成功，與其說是由於企業家的敏銳和充沛的精力，不如說是由於某種程度的精細，這種精細能夠讓他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了。當然，“個人威望”不是不重要。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個人品質沒必要，一般也不會完全符合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領導”是個什麼樣子的看法，因此，要認識到他屬於社會學所說的哪一類領袖確實有些困難。他“領導”生產方式進入新的軌道，但是不是通過說服人們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必要性，也不是通過用政治領導者的方式創造人們對他的領導地位的信任——他唯一要說服或打動的人，是未來可能會給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而是購買生產工具或者服務，然後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對這些工具和服務進行組合使用。他還從另外的意義上施加影響和領導，即吸引其他的生產者跟隨他並運用他所用的生產方式。但是，由於這些追隨他的人是他的競爭者，他們會減少並消耗掉他的利潤，這種情況看起來好像是這種領導地位違背了自己的意願。最後，他提供一種服務，而對這種服務進行充分的了解需要具有專家的知識。公眾理解這樣的事情，不如理解政治家成功的演講或將軍在戰場上的勝利這樣容易，同時還不承認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這樣的事實，因此就加大了公眾理解的難度。因此，我們將明白，在這樣的例子中，我們觀察不到任何企業家生產中任何價值的出現，而這些價值卻是讓其他類型的領導引以為豪的。另外，還要加上作為個人的企業家和作為群體的企業家所具有的不穩定性這樣的事實，以及當他經濟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沒有任何的文化傳統和態度去追隨依靠，而是像一個暴發戶一樣受到人們的嘲笑這樣的事實，我們應該明白，為什麼這類人從來不受歡迎，為什麼即使是科學評論文章也只是對他進行簡單的描述。
現在我們試圖用在科學中以及實際生活中經常運用的方法來對我們所勾勒出的企業家進行描述，通過分析他生產行為的特徵動機來理解他們的行為。我們這樣的嘗試一定會受到對經濟學家“侵入”到“心理學”領域的反對，這已經通過很多作家的描述變得眾所周知了。因此，在這裏我們不能討論關於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這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只是要指出，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經濟學的討論中摻入心理學思考的人在這裏可以忽略此處我們將要說的話，當然，讀者也不必擔心因此與下面的章節失去上下聯繫。
在循環流動理論中，一個事實使考察動機的重要性被大大地減弱，這個事實就是均衡系統中的等式可以被解釋為不包含任何的心理要素和數值，正如帕累托和巴尼的分析說表明的。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不完美的心理學對結果的干預也比人們所預想的要少的原因。即使在缺乏理性動機的情況下，也會有理性的行為。但是，一旦我們真正想要深入研究動機時，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了。在給定了社會環境和習慣的情況下，人們每天要做的很多事情，對他們來說，主要是從執行社會或者神的指令職責的角度考慮的，很少是出於自覺的理性去做的，也很少是出於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去做的，即使有也是很少一點，而且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一點也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然而，只要我們把自己局限在不斷重複的經濟行為這個範圍之內，只要我們發現這樣定義的動機隨着時間推移會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就能夠把它和需求以及滿足需求的慾望聯繫起來。除此之外，還有下面的條件能夠讓我們把這些要素聯繫起來：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特殊慾望；當人們決定他的行動過程時，通常要考慮到一些群體，比如家庭或比家庭大一些或小一些的群體；行動並不是立即跟隨着慾望，只是或多或少對它產生響應，這種響應也是不完全的；儘管個人的選擇範圍在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總是受到社會習慣或習俗等的影響：在循環流動中，每個人都會根據環境調整自己的行為，盡其所能地滿足某種給定的需求（他自己的或別人的需求），這仍然具有很廣泛的正確性。在所有情況下，經濟行為的意義就是對需求的滿足，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需求，就不會有經濟行為。在循環流動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把需求的滿足看作是正常的動機。
有一種領導者不是我們要說的類型。在某種程度上，他可能稱得上是最理性、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執行新的計劃比經營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更多的自覺的理性，因為新計劃必須在被執行之前就制訂出來，而經營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大部分是例行事務。典型的企業家比其他類型的企業家更加以自我為中心，因為他比其他類型的企業家依靠的傳統和關係要少，而且不論從理論上來說還是從歷史上來說，他的特殊任務在於打破舊的傳統和聯繫，建立新的聯繫和傳統。儘管這主要適用於他的經濟行為，但也可以擴展到道德、文化和社會的結果。企業家類型出現的時期也產生了功利主義，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
不過，企業家的行為和動機是“理性的”，除了上述之外沒有其他的含義，而且他的動機沒有享樂主義的含義。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個人需要的願望，那麼我們就可以讓“需求”包括某種程度的衝動，就像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定義為包含其他利己主義價值觀一樣，這樣的定義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利己主義也具有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意義。但這種做法也會使我們的定義陷入循環往複的狀態。如果我們要賦予這種定義一定的意義，我們必須把它限定在能夠用消費品滿足的需求上面，同時限定在能夠期望從它得到某種類型的滿足上面。那麼，如果我們所定義的這一類人是出於滿足他自己的需要而行動，這就不再是真實的事情了。
因此，除非我們假定我們所說的這一類型的人被享樂主義所驅使，否則在商業領導人的例子中，戈森定律會使他們的進一步的努力停止下來。然而，經驗告訴我們，企業家一般只是在他們的力量已經用盡並感到不能再勝任他們所做的工作時才會從這個舞台上退出。這看起來似乎與理性人的假設相矛盾：他把可能的結果和無效的努力進行平衡對比，然後他會選擇一個平衡點，超過了這個平衡點，他將不願意再繼續前進。但是，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沒有被看作是停止前進的理由，它似乎根本不具有什麼分量。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的障礙，享樂主義者所享受的商品通常是用超過一定數量的收入購買到的，因為他們的“消費”是以休閑為前提條件的。因此，從享樂主義的視角來看，我們所觀察到的這些類型的個人都不是理性的。
當然，這不能證明享樂主義的動機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指向了另外一種非享樂主義特徵的心理學，尤其是當我們看到享樂主義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時，這種與眾不同在我們所說的這一類型的人身上是很明顯的，而且也不難理解。
首先，在每個人的心裏都存在着夢想和意願來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國或王朝，雖然這種情況通常不是必需的。現代世界中，人們實際上並不容易找到這樣的地方、獲得這樣的地位，但是對現代的人來說，取得工業或商業上的成功仍然是他們可能達到中世紀那種封建貴族領主地位的捷徑。對於那些沒有其他機會獲得這種地位的人來說，這種誘惑力非常大。對權利和獨立性的追求不會因為它們兩者都是幻想而有絲毫的損失。更進一步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群人的動機種類繁多，從精神上的野心到趨炎附勢，但這些是不需要我們細談的。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那就是這種動機雖然與消費者的動機最為接近，但是與消費者的動機並不完全一致。
其次，還有一種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要勝過其他人，也就是成功的過程或成功本身。從這方面看，經濟行為與體育運動很相似——比如財富上的競賽和拳擊比賽。財富競爭的結果是次要因素，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徵才是有價值的，炫耀財富往往成為大筆開支的原因，而不是他們本身對於消費品的需要。同時我們還可以從更細微的地方看出差別，比如，社會野心，應該被歸類為第一類動機，也就是說它只是為了證明自己勝過其他人，而不是為了成功的結果。因此，我們又面對一種與上面所定義的“需求的滿足”有根本區別的動機，或者換個詞語——“享樂主義的適應”。
最後，還存在着創造的快樂、完成計劃的快樂或者只是展示某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快樂。它與無處不在的動機相似，是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素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我們所說的這種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了改變而改變，以冒險為樂趣。這種動機在三者中，是最突出的反享樂主義的。
只有第一類動機是促使企業家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這種活動的結果產生了私人財產，而其他的兩類動機則不是。金錢上的收益確實是對成功的最好表達，特別是對相對的成功而言，而且對於為了成功奮鬥的人而言，除了獲取金錢上的收益之外，還有額外的好處，那就是它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其他人的意見。這樣和那樣的特點都是伴隨着“渴望財富”的社會機制產生的，這使得其他要素很難代替它作為工業發展的動力所起的作用，即使我們排除它在創造一筆隨時可用於投資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它的作用依然難以替代。儘管如此，第二類和第三類企業家的動機在原則上的確可以被其他的社會安排所關聯到，這種社會安排不包括從經濟創新中獲得的私人收益。至於還能提供什麼樣的激勵，怎樣使這些激勵工作得像“資本主義”所做的一樣好，都超出了本書所要討論的範圍。這些問題被社會改革家忽略了，同時也被財政上的激進主義者所忽視，但是它們不是不能被解決，而是要通過對企業家活動的心理學進行詳盡的觀察才可以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