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坍塌中的圍牆

第一節企業家職能的落伍

在探討正在消失投資機會的理論時，我們曾主張有這麼一種可能性，即人類的經濟需要到某個時候能夠得到完全滿足，到了那時推動人的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的動力就不存在了。不過，就算我們保持目前的需要進度，離完全滿足的情況肯定還是遙遙無期的。假如我們考慮這樣的事實，就是一旦較高的生活標準達到了，這些需求將自動擴大，而且會出現或者被創造出新的需求，滿足成為一個正在前面的目標，尤其是，假如我們把閑暇包括在消費品之中，情況更加如此。但是，讓我們看一看那個更加不現實的可能性，即假設生產方法已經完善到了不能進一步改善的境地。

這時或多或少會出現靜止的狀態。本質上屬於一個進化過程的資本主義將逐漸萎縮衰退。這時，企業家會無所事事。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與完全確保永久和平社會的將軍們一樣的地位。利潤以及與利潤如影隨形的利率都將趨向於零。靠利潤和利息為生的資產者階層將走向消失。工商業的管理將成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員將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義的特性。一種非常清醒型的社會主義就可能自動出現。人的精力將離開工商業。很多的有才智之士會被經濟領域以外的事業所吸收，並給他們提供活動機會。

對於能夠預計的將來來說，上面這種看法沒有什麼重要性。而下面的事實卻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們能夠期望因為需要接近充分滿足或因為技術絕對完善，對社會結構和生產過程的組織所產生的很多後果，也可以期望由已經清晰可見的發展事實中產生。進步本身就如同管理靜止經濟一樣可以機械化，這種進步的機械化幾乎會像經濟進步停止那樣對企業家精神和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嚴重的影響。為了看清這一點，只要說明企業家的功能是什麼和企業家的功能對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有什麼意義這兩點就行了。

我們已經知道，企業家具有如下功能：通過利用一種新發明，或者更尋常地利用一種沒有經過試驗的技術可能性，來生產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開闢原料供應新來源或產品的新銷路，以及利用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革生產模式。早期的鐵路建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力生產、蒸汽及鋼鐵、汽車、殖民地風險投資是眾多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成就中還包括許多非常細微的事例，甚至小到成功地製造特殊灌腸和牙刷這類事業。這類活動就是能讓經濟機體革命化地多次發生的“繁榮”和因為新產品或新方法造成干擾平衡的衝擊而常常出現的“衰退”的主要原因。從事這樣的新事物和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職能是困難的，首先是由於它們不屬於人人懂得的日常事務，再就是社會環境對這種新事物的抗拒。抗拒的方法多種多樣，依據社會條件不同而不一樣，從簡單地拒絕投資生產新產品或拒絕購買新產品，到對試圖生產新產品的人進行人身攻擊。在熟悉的標誌燈的光亮之外，充滿信心地敢作敢為，並戰勝那種抗拒，需要當前只有很少人具有的顯示企業家風格和企業家職能的智力與才能。這個職能主要不在於發明某種東西或創造供企業利用的條件，而在於有促使人們去完成這些事情的辦法。

社會職能的這種重要性正在喪失，就算由於企業家精神的主要推動，經濟過程本身繼續不減緩地進行下去，它的重要性在今後一定會加速喪失。這是由於，一方面，做不屬於熟悉的日常事務的事情現在比過去要容易很多（革新本身已降為日常事務了）。技術進步越來越成為受過訓練的專家小組的業務，他們製成所需要的東西，讓它以能夠預計的方式運行，由於非常多的事情現在都能嚴密計算，而在過去只有天才的閃光才能想像出它們，所以早期商業性冒險的浪漫氣氛正在快速消失。

另一方面，在已經習慣於經濟變革（新消費商品和生產商品潮水般不斷湧現是最好的例子）和不僅不抵抗變革並且把接受變革作為當然之事的環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只要資本主義秩序存在下去，來自受生產過程中革新威脅的利益集團的抵抗就不會消失。例如，這種抵抗是走向大規模建造便宜住宅道路上的巨大障礙，而大規模住宅建造又以機械化和消滅建造計劃中的全部低效工作為前提條件。不過所有其他性質的抵抗，尤其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對新事物（僅由於它是新的）所進行的抵抗幾乎早就消失了。這樣，經濟進步逐漸趨於與個人無關和自動化。個人的活動日漸被機關和委員會的工作所取代。參照與軍事方面相類似的地方，會再次幫助我們看清事情的本質。

在先前時代，包括拿破崙戰爭在內的以前，將才意味着領導才能，成功代表着統帥個人的成功，他就會獲得相應“利潤”，即社會威望。在當時的戰爭技術和軍隊結構下，統帥的個人決策和指揮才能，甚至他騎上高頭大馬親臨戰場都是戰略和戰術形勢的基本要素。拿破崙親臨前線是戰場上實際也是必然感覺到的事情。現在情況已發生了變化，合理化和專業化的辦公室工作最終會抹去個人的影響，能夠計算的結果最終將抹去“想像力”。領導人不再有機會投身於激烈的衝突中，他正逐漸成為辦公室中的一個工作人員，並且也不總是不能替代的一員。

再舉一個跟軍事上相似的例子。中世紀戰爭是與個人有很大關係的事情。身披甲胄的騎士施展一種需要終生訓練的武藝，每個騎士的武藝與英勇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價值。不難理解這種技能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社會階級（從這個詞最全面和最豐富的意義上說）的基礎。但是社會和技術的變化破壞及最終把那個階級的職能和地位毀滅了。戰爭本身沒有因此而終止。它只是變得越來越機械化，而且最後機械化達到特別高的程度，以致戰爭中的成功現在不再具有個人成就的內涵，不再使個人和他的集團上升到持久的社會領導地位，而僅僅成為專業上的成功。

如今，一種同樣的社會過程（歸根結底是同樣的社會過程）不僅破壞了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角色，也破壞了與之連在一起的社會地位。企業家角色儘管沒有與中世紀軍閥一樣的魅力，但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它或多或少也是由取得成功的個人力量與個人責任心而獲得個人領導權的另一種形式。一旦它在社會過程中的職能沒有了重要性，企業家的地位就會跟武士階級的地位一樣受到威脅，至於為什麼它的職能會失去重要性，或者在於由它做貢獻的社會需要不復存在，或者是因為改由別的非個人的方法來滿足那種需要。

整個資產階層的地位都受這個過程影響。儘管企業家一開始不一定是甚至典型地是資產階層成員，不過他們假如取得成功，就會進入這個階層。所以，企業家本身並不形成一個社會階級，不過資產階級吸收他們、他們的家庭和親戚，從而常常地補充資產階級自己和讓自己再次充滿活力，儘管與此同時，一兩個世代以後，他們中間與“企業”切斷積極關係的家庭就脫離這個階級。在他們中間有眾多被我們稱為工業家、商業家、金融家和銀行家的人，他們處於企業家風險投資和僅只是日常管理祖傳事業之間的中間階段。這個階級生活所依靠的利潤是由這個或多或少積極活躍部分的成功產生的，這個階級的社會地位也依靠它的成功（正如在這個國家裏一樣，這一部分佔資產階層90％以上），另外也依靠正在努力爭取上升進入這個階級的一些個人的成功。所以無論從經濟學觀點還是從社會學觀點來看，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資產階級都依賴企業家，它作為一個階級，和企業家同生共死，儘管就像封建文明的確曾有過的那樣，很可能出現一個或長或短的過渡階段，即資產階級感到既不能生也不能死的最後階段。

對這部分的論點總結一下：假如資本主義的進化（“進步”）停止了，或者變得全部自動化了，那麼，除了還能苟延一段時間的准地租與壟斷利潤的殘餘外，產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最終將降為付給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資。資本主義企業因為它本身的成就讓它的進步自動化，我們能夠由此得出結論：它傾向於讓自己變得多餘從而會被自己的成就壓得粉碎。全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業單位不僅驅逐中小型企業，“剝奪”其業主，並且到最後它還會攆走企業家，剝奪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不僅失去收入，並且喪失更加重要的它的職能。

第二節保護層的毀壞

到現在為止，資本主義過程對資本主義社會上層階級的經濟基礎、社會地位及威望造成的影響我們都已討論過了。不過影響還進一步擴大到保護他們的制度結構。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使用制度結構這個詞被最廣泛接受的含義，即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並且包含公眾心理和政府政策。

（1）資本主義發展首先破壞采邑、村落和手工業行會這些封建社會的制度安排。這個過程的事實和機制我們都非常熟悉，不用再過多敘述。破壞是沿三條道路進行的。來自資本主義企業家競爭的自動後果的影響是工匠行業遭受破壞的主要原因，取消低效的組織與規章的政治行動只是表明這個後果而已。領主和農民世界主要是被政治行動（有時是革命行動）破壞的，資本主義僅僅主持這個適度的轉變過程罷了，例如，把日耳曼采邑組織轉變成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不過，與這些工業和農業革命同時進行的還有立法當局與公眾輿論中普遍態度的相同的革命性的變化。與舊經濟組織一起，過去在那些組織里起領導作用的階級與集團的經濟、政治特權，尤其是土地貴族、鄉紳和教士的免稅權和政治特權，都被統統消滅了。

從經濟上說，所有的這一切對資產階級意味着許多枷鎖打碎了和許多障礙撤除了。從政治上說，這一切意味着資產階級由一個更符合其理性主義精神和其直接利益的社會秩序取代了其原先被列為臣僕的社會秩序。不過，從現在的觀點來觀察那個過程，觀察者可能意存猶豫，不知這樣的徹底解放到底對資產階級及其世界是否有好處，因為那些枷鎖雖然起了阻礙作用，但是它們也起保護作用。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一定要仔細地對這點進行澄清和評價。

（2）民族國家興起與資產階級興起這兩個互相關聯的過程，在16、17、18世紀產生了一個在我們看來好像是兩棲的社會結構，雖然它比其他任何社會結構都沒有更多的兩棲或過渡的性質。我們來看看路易十四王朝提供的絕妙例子吧。王權一方面壓服了土地貴族，另一方面，又以提供官職、給予年金，以及有條件地接受他們的要求，讓他們登上統治或領導階級的地位，來同他們和解。王權還壓服教士階級，並跟它結成同盟。最後王權又加強了對資產階級的支配，資產階級原是王權和領地大貴族鬥爭中的同盟軍，王權對它的企業的發展進行保護和推進，目的是要反過來對這進行更有效的剝削。雖然法蘭西舊政權的保護行為遠遠不及瑪麗亞·特蕾西亞或約瑟夫二世的奧地利那麼顯著，農民和幼小的工業無產階級仍同樣受政府當局的管理、剝削和保護，並由地主和工業家代行這些職責。當時政府不是19世紀自由主義類型的政府，也就是說，它不是以最低收入支持的為行使有限職能而建立的社會機構。原則上，從人的良心到里昂絲織物的圖案，這個君主政權駕馭一切；財政上，達到最大限度的收入是它的目標。雖然國王從來不是真正獨裁的，政府職能卻是包羅萬象的。

正確理解這個模式對我們的主題至關重要。國王、宮廷、軍隊、教會和官僚機關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資本主義過程所創造的收入過日子，甚至純粹的封建性質的收入來源也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而大大增加。國內外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改革也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適合併推進這個發展。在這種形勢下，實際上人們所說的專制君主制度結構中封建分子的進入只會是一種返祖現象，僅是人們在初見之下自然採取的判斷。

不過，我們只要做比較細緻的觀察便會理解那些分子存在的意義不僅如此，君主制結構的鋼架依然由封建社會的人組成，這些人依然按照前資本主義模式行事。儘管他們考慮到資產階級的利益，總是非常小心地與資產階級保持距離，但他們充斥着國家機關，指揮軍隊、制定政策發揮着統治階級的作用。上帝恩寵的國王位居中心，他寶座的根基是封建的，不但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封建，而且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封建，無論資本主義提供的經濟可能性對他有多大好處，也不可能改變這個立場。這一切的意義遠大於返祖現象。它是兩個社會階層的積極共生，其中一個階層肯定在經濟上支持另一個階層，反過來在政治上又受到後者的支持。無論在我們看來這種安排有什麼成就和缺點，無論資產階級本身在當時或後來對那些酒囊飯袋或遊手好閒的貴族怎麼想，這是那個社會的實際情況。

（3）僅僅那個社會是那樣嗎？這個問題隨着事情的進展有了答案，英國的情況是最好的例子。貴族分子繼續當家做主，起到上升階段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的結束，無疑任何地方都沒有像英國那樣有效率，那些分子不斷地從進入政治的其他階層吸收人才，他們讓自己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資產階級的戰爭作戰，他們把最後的法律特權也放棄了，有了這些資格，並為了不再屬於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為政治機器繼續提供人才，繼續管理國家和進行統治。

對這種情況，資產階級中從事經濟工作的那部分人並不反對。從總體上說，他們適合併喜歡那種勞動分工。在他們的確反抗這樣安排的地方，或者在他們沒有經過反抗就掌權的地方，他們的統治並沒有出色的成功，也沒有證明他們能夠支撐得住。於是出現了如下的假定是不是真正可靠的問題：他們的失敗單單是因為他們缺乏獲得經驗的機會，或者是有了經驗，不過缺乏政治上統治階級的氣度。

這個假定不可靠。在失敗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國或德國資產階級覬覦統治權的經驗中，對照一下工業家或商人的形象和中世紀封建領主形象就可以最好地闡明這個理由。領主的“職位”不僅讓他有資格令人敬佩地保衛他自己階級的利益（他能為這種利益親自戰鬥），並且這個職位給予他周身的光環，讓他成為眾人的統治者。雖然肉體上的爭鬥是重要的，不過神秘的魅力和高貴的氣度更為重要，因為它有支配人讓人服從的才能和習慣，帶來讓社會任何階級和生活的每個層次表示崇敬的威望。那種威望是這樣的崇高，那種氣度是這樣的有用，以致階級地位比形成這種階級地位的社會條件和技術條件更加持久，並證明它可以把轉變階級功能作為手段，對迵然不同的各種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都能適應。領主和騎士以最為悠閑、雅緻和瀟洒的姿態變為廷臣、顯宦、外交官、政治家，變為那種與中世紀騎士根本不同的軍官。這種古老威望的殘餘——不只是在我們的女士們身上——甚至到現在還存在，當我們想到這點時，無疑是最讓人吃驚的現象。

工業家與商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肯定沒有絲毫統治他人所必要的神秘的魅力。證券交易所是聖盤的蹩腳代替品。我們見到過工業家和商人（只要他們是企業家）也能完成領導任務。不過這種類型的經濟領導絕不會跟中世紀領主的軍事領導一樣，上升為國家的領導。相反，由於分類賬和成本計算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所以限制他們的發展。

我把資產階級中人稱為理性主義者和非英雄主義者。他用來維護他的地位或迫使國家服從他的意志只有使用理性主義和非英雄的手段。他能以人們能夠從他經濟成就中預期得到什麼而給人深刻印象，他可以為他的事業辯護，他可以允諾付錢或者威脅着要收回款項，他可以僱用兵隊長、政客或記者做卑鄙的勾當。不過以上的這些只是他能做的全部，人們對這些行為的政治價值給予了非常過高的估計。這種生活經驗和習慣對他個人魅力的擴大也沒有作用。一個業務辦公室里的天才在辦公室以外連對一隻鵝喝聲“呸”的膽子都沒有，所以其在宮廷接見室和在演講台上一樣膽小如鼠。他知道這點，他不希望人們來打擾他，他對政治也不去過問。

在這個問題上讀者也會碰到例外。不過這些例外一樣沒有重大意義。在歐洲，資產階級人士唯一的重要例外是其在市政管理上表現的才能、興趣和成功，不過這種例外對我們的理由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在現代都市出現（它已不再是資產階級人士的事務）之前，市政管理跟工商業管理非常相似。在市轄區內的問題與權力自然地落入製造商和商人手中，而當地製造業和商業的利益構成當地政治的主要內容，所以適宜於用工商業事務所的辦法與精神加以處理。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下，從這些根源上滋長像威尼斯和熱那亞共和國的成長與發展這樣的特殊的事態發展。低地國家的情況屬於同一模式。以下事實有着特別的啟發性，即商人國家在國際政治大競賽中無一不失敗，事實上在每一個緊急關頭，商人國家都只能把統治權交給封建主義的軍閥。至於美國，是由於現在正在迅速減少的、它的非常多的、獨一無二的有利環境造成了它目前的狀況。

（4）結論是很清楚的，除了這類特殊情況外，資產階級具備的條件不能夠用來應付國內外的問題，這種問題是大國小國正常要面對的。雖然口頭上予以否認，不過資產階級本身已感覺到這一點，群眾也意識到這一點。在不是由資產階級材料製成的保護結構中，資產階級可能取得成功，不僅在政治防禦上能成功，在進攻中也能成功，特別是作為反對派時更是這樣。有些時候，它感覺到它的地位非常穩固，甚至有餘力去攻擊保護結構本身。像德意志帝國內存在的這類資產階級反對派就完全說明了這一點。不過沒有某個非資產階級集團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就孤立無助，它不僅不能領導國家，甚至連它特殊的階級利益也不能照顧。上面的所有情況說明，它需要一個主人。

不過資本主義過程，因為它的經濟機制和它的心理——社會影響，把這個保護它的主人拋棄，或者像在美國那樣，從不給主人或其替身有發展的機會。這件事的含義還因為資本主義過程的另一個後果而加強。資本主義進化不僅把上帝保佑的國王消滅了，也消滅了由村社和工匠行會建成的（如能證明其可以防守）政治塹壕。當然，這兩種組織都不能把當資本主義發現它時的那種明確形式保持不變。不過資本主義政策摧毀的範圍遠遠超過不可避免要毀滅的東西。它攻擊原本能夠永遠存在下去的傳統保留行業內的工匠。它在農民頭上強加自由而無保護的租入土地，以及為了自縊而需要的個人主義索套這一早期自由主義的祝福。

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打破中，資本主義就這樣不僅衝破了阻擋它進步的障礙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其崩潰的支架。在因為其冷酷必然性而給人留有深刻印象的那個過程，不單單是去掉制度上枯株朽木的過程，並且也是去掉資本主義階層的夥伴的過程，與這些夥伴共生是資本主義圖式的基本模式。在弄清楚這個被很多口號弄得模糊難辨的事實之後，我們或許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把資本主義視作能夠獨立自成一類的社會形式是不是全部正確，或者實際上應把它看作只是我們稱為封建主義這個東西瓦解過程的最後階段。從整體上說，我傾向於相信，它的獨特性完全能成為一個類型，並承認在不同時代、不同過程中存在的各階級共生是規律而不是例外，這至少在從原始掘土人變為騎馬游牧人的子民的六千年中一直是規律。對於提到的相反看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缺陷。

第三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構的毀壞

對帶有大量不詳事實的離題話我們不再繼續敘述了。這些事實雖不很多，卻差不多可以證實我們的下一個論點，即資本主義過程不但毀壞了封建社會的制度結構，也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把它自己毀壞了。

前面已經指出，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自相矛盾地傾向於損害先前跟它聯合的那個階級的威望與社會權勢，巨型的控制機構傾向於剝奪資產階級藉以獲得社會權勢的職能。資產階級世界的制度和其典型態度的內涵的相應變化，以及緊隨其後的活力喪失，其蹤跡是不難找出的。

一方面，資本主義過程對小生產者和小商人的經濟立足點的打擊是不可避免的。它對前資本主義階層所做的事情，一樣地通過同一競爭機制施加給資本主義行業的較低階層。馬克思在這點上所說的是正確的。工業集中的事實並沒有實現認為公眾已受教育願意接受它的想法也是正確的。這個過程的發展要比人們從許多通俗文章知道的要慢些，並且會遇到較多的挫敗和曲折。尤其是，大型企業不僅只消滅小生產企業和小商業，並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它們（特別是商業企業）創造生存空間。對於農民和農場主，資本主義世界最終證明它願意而且也能夠執行一項代價昂貴不過在總體上有效的保護政策。不過從長期來看，不容易懷疑我們正在設想的事實及其後果。並且在農業領域以外，資產階級顯示出它不太懂得這個問題，以及這個問題對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重要性。生產組織合理化，特別是降低商品從工廠到達最後消費者這條曲折道路上的成本進而獲得的利潤，是典型工商業者內心沒辦法抗拒的。

如今，明確領會這些後果為什麼是重要的。一種我們曾聽到過的十分普遍的社會批評哀嘆“競爭的衰落”，並把它和資本主義的衰落相等同，因為批評者把美德歸於競爭而把邪惡歸於現代產業“壟斷”。在這樣的解釋圖式中，壟斷起了動脈硬化症的作用，並通過越來越讓人不滿的經濟表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起相反的作用。我們知道反駁這個看法的理由。從經濟上說，不管贊成競爭的理由還是反對集中經濟控制的理由，都不如這個論點所含的理由這麼有力。而且不管這個看法的強弱怎樣，它沒有對準突出點。就算巨型公司全都經營得十分完美，贏得天上神仙的喝彩，集中的政治後果依然如故。一大批中小型企業的消失會深刻地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因為這些企業的所有人兼經理，加上他們的家屬、親信和業務上有關係的人，在投票上的數字是有分量的，另外中小企業還掌握着被我們稱為領班階級的人們，這是大型單位經理部門從來沒有過的。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的真正基礎在一個國家裏銷蝕了，在這個國家裏，它的最有活力、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典型消失在人民的道德視界中。

另一方面，在大單位領域裏資本主義過程也攻擊它自己的制度結構——讓我們繼續把“財產”和“自由契約”設想為整體的組成部分。除了事實上由單一個人或家庭擁有一家公司的那種仍有很大重要性的事例外，業主形象及明確的業主利益都從畫面上消失了。公司一般有領薪金的董事和全體領薪金的經理與部門經理，有大股東，還有小股東。第一類人傾向於持有僱員的態度，即使有也很少把自己利益與股東利益當作一回事，就算在他們自身利益等同於公司利益的這種最有利的情況下，也不能改變這種態度。第二類大股東們就算認為他們與公司的關係是永久性的，就算他們實際上像金融理論所描繪的股東那樣行事，他們還是跟企業所有人的職能和態度有差距。至於第三類小股東們，他們對於他們大多數人說不過是小小收入來源的事情常常不大關心。無論他們是否關心，除非他們或他們的幾個代表出來利用他們所厭惡的東西的價值，他們很少為它操心；由於常常受不公正的對待，更經常的是他們認為自己受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差不多總是對“他們的”公司抱敵視態度，一般對大企業抱有敵意，尤其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對資本主義制度抱敵意。我無差別地把這些持典型態度者歸納為三類人，在這三類人中沒有哪一類人採取意義這樣豐滿、消逝這樣迅速、可以能夠用“財產”一詞來加以包含的那種奇特現象為特色的態度。

契約自由的狀況同樣如此。在它有着完全活力時，它意指在無限可能性中由個人選擇訂立的個別契約。今天那種老一套的、非個人的、不具人格和官僚主義化的契約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不過我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呈現有限的選擇自由的勞工契約上，大部分成為取決於抓住或放手的問題，它不再有舊時的特色，特色中最重要的部分，對於那些與別的大公司、非個人的工人集體或消費者群眾打交道的大型公司來說，已經變得不可能了。稍加思考就能明白，這個空白正由快速成長的新法律結構來填補，事情不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資本主義過程就這樣把所有那類制度，特別是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推入幕後，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表現了真正“私人”經濟活動的需要與方法。在資本主義過程還沒有廢除這些制度的地方，就像它在勞工市場已經廢除自由契約一樣，它通過變更現有法律形式的相對重要性來達到同樣的目的，例如，增加屬於公司企業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減少屬於合夥和個人企業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或者變更現存法律形式的內容與含義等。資本主義過程用一包股票代替工廠的圍牆和機器，奪走財產這個觀念的生命力。它放鬆了原先曾經抓得很緊的東西，如人們根據自己愛好使用自己財產的法律權利和實際能力；所有權持有人喪失了為“他的”工廠和他對工廠的控制權，從經濟上、肉體上和政治上進行戰鬥，如有必要在工廠台階上戰死的意志。這種對我們能夠稱之為財產的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實體的觀念上的淡薄，不僅影響財產所有人的態度，同樣影響工人甚至尋常公眾的態度。非物質化的、無功能的、不在當地地主式的所有權不如有生命力的財產形式那樣引人注目和能喚起人們道德上的忠誠。最終真正願意支持它的人將完全消失，因為在大公司內外沒有一個支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