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韋斯利·克來爾·米切爾

（1874—1948）

1948年10月29日，米切爾逝世。他一直到最後都保有積極向上的態度，他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就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樣——“死於工作中”。我們哀悼的是一位純潔的人；一個具有堅定信念同時又和藹可親的同志；一位全心全意盡忠職守的人民教師；一位真理的虔誠追隨者。他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外界的誘惑，即使是由熱情而高尚的社會同情心所催生的那些微妙的引誘。他是一位通過示範和行為來引導大眾的領袖，他從來不訴諸他的權威或的確屬於他自己的任何權利。但凡接觸過他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人格魅力，卻難以用語言來加以描述，就像很難用語言描述他廣泛的興趣愛好和他為所獻身的事業付出的努力一樣。我們愛戴他，深知將不會再遇到像他那樣的人。

這是我關於這個人所要說的一切。除此之外，這篇紀念文的重點在於研究他的著作，並描述它們對當代科學經濟學的意義，如果真能把他的研究工作與他本人區分開來的話。作為一位學者，他的最大貢獻是在他的每一頁著作的字裏行間包含的道德啟示。

一

一個人在連續“幾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由他在二十幾歲時受到的影響決定的。這一理論是否有道理呢？如果有的話，我們應當從1903年米切爾搬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之前的十年中去尋找原因。在作為科學青春期的十年當中，米切爾一直在芝加哥工作，並於1899年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是一個剛強的人，不會輕易被影響：他自身的性格特徵也許太強烈，因而不會受到老師的很大影響——這一點可以歸因於他的新英格蘭背景和在他父親的農場中所養成的洒脫不羈的性格——儘管英國經濟史的精品課程和J.勞倫斯·勞陵在貨幣和通貨政策問題方面的指導的確給他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印象。凡勃倫更適合於生來就脫俗不羈的人的口味，他們才思敏捷，最反對死板教條和墨守成規，偏愛放牧的圍場勝過馬房，絕對欣賞諷刺和反論但不會刻意製造。但是不久后米切爾也開始衡量凡勃倫的優缺點，並且即使在以後的一生中他繼續強調生產商品和取得收益之間的差別，他也很快地就對凡勃倫本質中模稜兩可的東西感到了厭煩。可是約翰·杜威和雅克·洛比開闢了永遠不會失去吸引力的新天地。他們為社會科學所開闢的林蔭大道比他所流連忘返的專業經濟學廣泛得多。如果試圖理解米切爾的經濟學和他個人貢獻的性質，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為了比較詳細地加以敘述，讓我們在這裏停留一下。

19世紀90年代是被稱為馬歇爾時代的三個十年當中的第一個。但是因為不是每位讀者，特別不是每位美國讀者，都會同意這一說法所包含的意義，所以我要首先加以闡明。有三個趨勢在那時走向了成熟，併產生了1900年的新經濟學。第一個是人們對社會改革問題有了一個新的觀點和態度，最好的例證就是德國的社會政治學。第二個是經濟史在驚濤駭浪的學院經濟學領域裏確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三個是經過25年的鬥爭，一種經濟理論的新研究方法誕生了——儘管在最常提及的“邊際主義”“新古典主義”等名詞中選定適合這一方法並且不會引起誤解的名字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英國這一由於馬歇爾的領導而在某種程度上成功的將以上三者統一起來的特殊情況之外，這三個趨勢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互相衝突着，不僅是在它們彼此之間，而且與前一時期的全國同行的大部分所墨守的觀點和方法也相抵觸。特別是在美國，雖然經濟學這一學科已突飛猛進，但回顧過去，看到的幾乎只有過時的教科書——雖然F.沃克等人的研究無疑已經改進了這些教科書，但它們依然落後、過時——其他方面則只有雜亂無序了。這麼說並不是不尊重被遺忘的或正在被遺忘的名人，但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到一個青年在1886年左右進入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之後，卻發現在那裏並沒有人能知道他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光滑表層之下所存在的豐富的觀念和研究方案時的心情。在那時，《經濟學原理》是一部可據以學到馬歇爾學說而不必去到劍橋聽他講課的唯一著作。而且在1886年或更晚一些時候，一個極有能力的教師才能以實際有用的方式，來介紹J.B.克拉克的學術思想。因此，《社會政治》始終沒有遇上敵手，經濟史仍然處於次要的地位，新的理論“邊際主義”或“新古典主義”被隨便地棄置一旁。而極其乏味的教科書——或多或少是按照穆勒的典範形成的——成功地把思想比較活潑的人驅逐到“制度主義者”的叛變當中去。

米切爾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曲線圖，我相信可以毫不勉強地解釋為兩個平面的交叉線：一個代表這些環境條件；另一個代表他自己的心理傾向。像他這樣有能力的人註定不會滿足於他所眼見的事物的狀態，必定要到社會現實的浩瀚海洋中去尋找補救的辦法。而在他看來，經濟學家似乎只注意到了整體中極小的一部分，他要的是無限暢遊而非淺嘗輒止；是對不毛之地的深度探索而非邊緣的徘徊。再有兩點就可以完成這一闡述。第一，他總是對邏輯的嚴密性保持懷疑，就像馬駒對韁繩和馬鞍感到疑慮一樣。他仔細觀察在這片不毛之地上耕作的人們的工作，並很快發現它們不僅只是出於方法論上的考慮可以任意拋棄的不現實“假設”，而且是一種“空想”，它束縛了研究者而不是為他們服務。第二，除了這點以外，他的思維方式不是“遊戲設定”：政治偏見或形而上學信仰毀損了建築在這一不毛之地之上的作品；而且即使它沒有被毀損，對他來說它仍然是沒有用的。

如果這確定了他的制度學派的地位，則米切爾過去是並將永遠是制度主義者。我並不希望參與討論這一難於捉摸的概念的確切意義。這種討論會時不時地突然爆發，而結果都是產生這樣的論調：凡勃倫根本不是制度主義者，或者他是唯一的一位。這樣反而會更無益。因為參加上面所提到的“叛變”的每個人，都會用自身積極的計劃填補基本上是消極的批評留下的空白。但對米切爾的方法論的地位必須加以細緻的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一再地（甚至在最近）以一種在我看來似乎是不完全令人滿意的方式對它加以評論。我們必須考慮三個不同的問題：米切爾關於科學經濟學家對於“政策”的正當態度的觀點，關於保護科學結論免於被觀念形態所毀損的正當方法的觀點，以及關於“理論”的觀點。在他的整個成年時期當中，關於這三個問題的觀點他很少改變。現在我們可以方便地通盤考察它們。

二

關於第一點，他的做法給我們大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像其他學院主義者一樣，他憎恨自己的性格形成時期的經濟學與放任自由主義之間的政治聯盟。但他是出於正當的理由而這樣做的少數人之一。雖然放任自由主義計劃在實踐中不完善卻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諒解這一點可能和他厭惡這一特殊聯盟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認為經濟學家是沒有進入任何這種聯盟的權利的。在米切爾看來，經濟學應當是客觀的科學，它把大量實踐中慎重確認后的事實和推論提供給願意使用它們的人自由支配和處理。這並沒有使他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與此相反，他總是隨時準備着在有必要的時候為公眾服務。1908年他在移民委員會裏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勞動統計局和戰時工業局裏的工作，以及後來他作為胡佛總統的社會趨勢委員會主席（1929—1933年）的工作，作為國家計劃局、國家資源局、聯邦緊急公共工程管理局成員（1933年）的工作，以及作為生活調查委員會主席（1944年）的工作，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米切爾的這些工作的性質有助於證實我的論點：它們總是和他關於他的科學使命的概念相一致，始終在觀察和解釋一種形勢中的事實，並客觀地陳述實際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有可能想當然地做出決定時，他通過廣泛接收切實可行的建議，考慮各種情況，做出決定，並非毫無保留。但他從來不超越一定的限制，對於像他這樣埋頭於分析工作，並且從來不傳播任何秘訣，從來不為“政策”辯解的人，我認為這種限制是恰當的。

關於第二點，對於意識形態的危害，他認識到這種危害，這本身就必然可以被看成一個顯著的優點。在這一點上所能引起的僅有的問題是：一方面，他對於在方法和結論上他不同意的那些著者，是否過分傾向於懷疑其意識形態（“先入之主”）；另一方面，他所採用的補救方法是否正當。在李嘉圖的分析中有許多缺點，但如果不考慮他的政策建議而考慮他的分析的抽象程度，我們就找不到其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諸多缺陷——像卡爾·馬克思毫不猶豫地承認的那樣。米切爾的補救方法——對事實的謹慎的和“客觀的”研究——的確會摧毀許多但並非全部的先入之見；但是即使再小心，也難以防止存在於研究者靈魂中而且從來沒有為他所察覺的那些罪惡精神，對於研究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但這沒有什麼關係——這不能變更這一事實：米切爾是極少數徹底地看透了問題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們認識到在我們領域中的先入之見僅僅是政治偏見或只是為了保證某種特殊的利益。

第三點，“米切爾和經濟理論”這一主題所引發的難題比另外兩點都大得多。這些問題部分是由其模稜兩可的含義所引起的。在關於商業周期的主要出版物中，米切爾列舉了大量的關於這一現象的理論，宣佈他樂意利用可能傳達給他的任何建議。他明確表示，他不打算與其中任何一個結盟或是為建立同樣的模式而受其束縛，他顯然用了“理論”一詞的“解釋性假設”的意思。他的意思可以用這一無可爭辯的說明表示出來：這樣一個假定應當是具體事實研究的結果或根據具體事實的研究而得到的啟示，而不是在這種研究一開始就確立下來的。公正地說，這種主張是站得住腳的，特別是不能以這樣一種方案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為理由而加以反對；因為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確認要研究的現象，這樣做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入一些對實證研究產生指導性影響的因素。換句話說，沒有“理論”，就必然不會存在實證研究或“測量”。這也是正確的，但當我們提到它時，我們就會理解到這一事實：我們用的是“理論”的另一層意思，即“理性工具”。在這一意義上，米切爾肯定並不願意把“理論”排除於他自己的或其他人的工作的任何階段之外。關於這一點我們將予以說明。

雖然米切爾從來沒有犯過在原則上反對使用概念工具或圖式這種荒謬的錯誤，但他卻曾反對過在“古典”文獻——他把在他的成長時期里有採用價值的古典著作以後的文獻也包括在內——里實際上使用的“概念工具”。這有兩個理由：一是這和他作為經濟思想的一位領袖的個人成就密切相連；二是指出了阻止他成功地把他的領導地位擴展到更廣大的範圍的一個限制。

毫無疑問，他試圖擴大經濟學的範圍，以便把“經濟社會學”這一領域包括進去，經濟社會學是指分析社會制度或分析“盛行的社會習慣”的學科。而“貨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是作為來自其他學科的論據——雖然是可以改變的論據——加以接受的，而是作為經濟學家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最根本的一點是，他沒有把這種材料看成對傳統理論的補充，而是以它取代了傳統理論。經濟過程理論本身仍然是一種理論，但它將成為一種根據仔細觀察實際行為和動機的結果而建築起來的理論，因為他在原則上沒有排除反省或由反省而得到的心理解釋。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理解，為什麼這一理論會使得米切爾把經濟生活看成一個變化的過程，為什麼在他看來，對商業周期的分析是對整個經濟過程進行現實分析的第一步。我們不應當質疑，而應該讚揚他總是強調事物的連續，這自始至終都是他的獨特的思想特點。並且我們還應該把1913年以前的米切爾看作現代動態經濟學的先驅者而給予充分的肯定。但在稱讚了他的前提之後，我仍將懷疑他根據這些前提而得來的結論之一，即他和別人都同意叫作新古典理論的經濟理論必須被拋棄。

我們在學習他有關經濟思想史的著名課程《經濟理論的類型》時，難免對於這個事實感到驚奇：他反對那些作者的“假設”不遜於反對他們的“預想”。關於這個問題的每一點他又一次對了：十分明顯，根據他的理解，邏輯的圖式或模型不是經濟學的全部，也不是拯救理論的全部；並且，除此之外，他認為這些模型被建立起來的方式和對於它們來說是極其基本的假定或假設，也有許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米切爾沒有為了用其他假定加以代替而反對全部假定——或整個模型。他反對把它們作為假設，並且對那些關注它們的確定性和一致性問題的人們不屑一顧。他認為“我的祖輩的神學；柏拉圖和魁奈；康德、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凱恩斯、傑文斯甚至馬歇爾，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類的”。在現在這個時候還詳細地研究他在這裏所犯的錯誤，或者確切地指出一個正確方法上的直覺在何地驅使他犯了錯誤，這是多餘的。簡單的事實是：建立一門科學需要各種類型的人；而這些類型的人幾乎不需要達到彼此理解的程度；並且，偏愛對一個人有益的著作，很容易導致對在評價當時還沒有嚴肅地加以對待的其他著作加以貶損的態度。但這一態度對米切爾的著作及其影響範圍所造成的危害，卻不是多餘的。他反對將自己的理論模式表達清楚，這就使除了最熱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翻譯者以外的任何人都難以看到它們的存在——他的1913年出版的那本書的基本觀念可以形成甚至是享有“完整性”優點的動態模型——並且，像他把均衡的靜態理論處理為“夢幻境界”的那些章節，很容易使那些不太具有同情心的批評者，顯然因為他沒有抓住它的意義或一般模型的性質和意義，而不承認他的領導資格。而他從來不會聽信這種理論：合理的模式的目的在於描述盛行於和追求金錢利得相聯繫的一切經濟中某種行為方式的邏輯——這是他極其了解的一個概念——並且完全不意味着這一合理的描述的主人翁本身的感覺或行動是合理的。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當我試圖向他表明，他的1913年的那本偉大的書，要只就它的論證的框架來說，是動態均衡理論的一種運用時，他表現出的無言的驚奇。我寫這些話不是貶損我熱愛並欽佩的人的名譽。我只是想消除各方面的誤解，從而使他擁有更多的追隨者。

三

我們現在轉向他研究的核心。給我們留下印象的第一件事情是它的突出的連貫性。勞陵建議他把“美鈔”事件作為他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事情，可能只是一個巧合。但是這除了暗示這個固執的候選人接受建議外，似乎可以有把握的假定，無論他選擇什麼起點，都能到達目的地。在米切爾的手裏，這一題目成了他對“美鈔”事件經濟過程的研究——關於這種過程反作用於戰時財政的衝擊方式，以及“美鈔”發行本身的影響只是通向這些方式的途徑。在勞陵的教導之下，他對於數量理論的評價很差，並很快對其進行了更改。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對由這篇論文而產生的兩部著作，應注意到的真正重要的方面是他對於貨幣或“資本主義”經濟的看法。一方面，他把貨幣現象與其他現象統一在了一起，因而預見到它們以後表現出的各種趨勢；另一方面，他分析了各種關係，這使他很自然地研究商業周期，以此作為研究今天的貨幣經濟一般理論的起點，這是他成年時期研究的真正主題。

1913年出版的《商業周期》一書，他從1904年就開始醞釀了，雖然他認為就這一題目而寫一部著作的想法真正產生於1908年。它是美國經濟學史上的一個界標——雖然它對學者的影響遠遠地擴展到美國之外——並且是極其有價值的。這不僅是他的傑作、一部守舊的行家裏手也認為是名作的作品，而且為以後的所有著作樹立了典範。1927年，他又出版了該書的縮寫本。全盛時期的作品，以及精力未受損傷時期的作品，都是其代表作，他以此證明自己是這一領域的行家裏手。這本書的基本內容再現於1927年的版本中。即使《商業周期計量》一書（1946年），也只是在更高和廣泛的水平上應用了其部分思想，這些思想在1913年首先公之於眾。實際上，就連全國經濟研究局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它們引申出來的影子。1913年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都經得住後來者對它們的大量研究和檢驗。但是米切爾本人，按照他的獻身於真理的單純思想，總是隨時準備修正它們。

在確定了《商業周期》在米切爾個人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之後，現在我要確定它在這門學科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我很沒有信心。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米切爾所進行的創造性努力不單純是研究周期現象本身，而是指向“在商業波動的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觀念，所鼓舞的一個新的經濟學”——或者像他自己所說的，一個新的經濟理論——這使他的作品和大多數商業周期研究者的作品難以互相比較。其次，像大多數創造性工作者一樣，米切爾很難領會那些在態度上或方法上與他（或者在他看來與他）相差很遠的人的作品。他博覽群書，是一個最寬宏大量的人，但是由於他專心致力於自己的研究，並且長時間狂熱地工作，所以對於不屬於自己的理論結構，他就很難深入到一定的水平之上。為了做到對他的思維能力的公正評價，就有必要藉助主觀的和客觀的佔先權之間的區別。在我研究經濟分析的歷史時，我常常感到這種區別的重要性。再次，人的思維在任何特定時期都易於集中在一些相似的觀點上，但由於方法問題，使得研究人員及其學生更清楚地看到相互間次要的差異而非本質的相似點。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例子中，研究人員的印象是不同“解釋”的數量在不斷增加。然而，事實是：他們對周期與“危機”問題等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藉助統計材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如對我們稱之為加速原理的一般形式的強調——的相似性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運動中，沒有一位著者起帶頭作用，並且沒有一位著者似乎受到其他著者大的影響。但米切爾的著作的產生日期保證了它在這一運動史中的卓越地位。

誠然，在所有這些中，克雷蒙·朱格拉毫無疑問是先驅者，可以說是他創立了現代商業周期分析。就米切爾來說，在理論和方法上朱格拉都是他的先驅者。他不僅寫了一部“偉大的事實論據充分的書”，推進了當代的理論，並弄清了由“恐慌”過渡到“周期”的必然性，甚至他還以真正的米切爾式的含蓄指出了重要的證明原理。他認為這一證明原理根源於觀察，並登峰造極於一個著名的斷言：蕭條的唯一原因是繁榮。如果我的理解正確的話，那麼他是說：蕭條是對繁榮中發生的情況的反映。我認為儘管這一論述不完整，卻是對該理論的最早的系統闡述，經濟過程的每一個階段產生下一個階段，繁榮階段在這一系統中集聚起來的壓力導致經濟衰退（而衰退又產生了下一輪的繁榮）。米切爾獨立地採取了相仿的模式，並毫不猶豫地稱它為“理論”（參閱《商業周期》第583頁，或伯恩斯的摘要，第25頁），並且這正是它的本質，如果我們採取這個詞的有用的意義的話：在用它來說明經濟行為的不斷消長之時，一個圖式一定會引出正當的理由來。這引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周期理論的其中之一。有這樣的“理論”，即經濟過程基本上是不波動的，因此必須從特定的環境（貨幣的或其他的環境）中去尋找擾亂經濟過程的平穩流動的解釋。馬歇爾在代表這一“假定”的一大群人中處於突出的地位。也有這樣的“理論”，即經濟過程本身基本上是波浪式的——周期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形式。米切爾贊成後者。在我看來，說他在此基礎上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也不為過：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利潤經濟，在這一經濟里，經濟活動取決於影響目前或將來的利潤的因素——我認為這等同於凱恩斯的資本的邊際效率，所以他宣稱利潤是商業波動的“線索”，這似乎不僅與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第22章里所描述的“理論”基本上相符合，而且也與一派商業周期研究者的“理論”基本上相符合——他們的隊伍幾乎和把周期看作內生於資本主義過程的那一派同樣大。除此之外，米切爾也沒有什麼主張。特別是他沒有進一步說，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利潤顯然總是密切地與投資過程聯繫在一起。但即使如此，我們眼前仍有一個明確的模式在支持米切爾的實證研究。如果這一模式在他研究的最後階段顯得證據不足，那是因為結局使他進退維谷，也就是說，他陷於研究工作的“實證”階段，在他能夠完全協調勞動成果之前。

與1927年的那部著作完全相同，米切爾的1913年的這部著作也是從對現存的各種解釋的簡短考察開始的。在這兩本書里，他以簡潔的並令人驚異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將它們敘述了出來。米切爾認為它們都是“表面上講得通的”，但又都是“糾纏不清的”。他對它們加以分類，但沒有企圖系統地批評它們。雖然他在這裏或那裏提出反對的意見，但讀者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他認為它們是關於局部真理的許多說明，其中每一個都難分伯仲，有待於事實的檢驗。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也揭示了上面所提到的米切爾的方法學的特點之一：對他來說，解釋性的假設和事實之間沒有什麼重要的區別，尤其是一個理論在經過事實檢驗之前，沒有任何邏輯標準可以排除它。但是由於米切爾不相信“新古典”經濟學，所以這種不偏不倚還是有它的優點的。並且正如一再說明的，這為他在統計材料的海洋中航行提供了指南。

同樣與1927年的著作完全一樣，1913年的著作讓人們了解了米切爾對貨幣經濟的觀點。這只是對一般經濟理論做出的初步論述，它們結構嚴謹，未加渲染，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但未加修飾並缺乏有效的概念化，正因為此，它們從來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公正評價。這裏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了：有多少人知道，這些章節所啟示的而不是陳述的貨幣流通理論，預見到現代收入計算和總量分析中很多精華的東西呢？當然，在這裏我們掌握了當時的很多批評家所沒有的，但在1913年這部著作的第三部分里曾加以進一步發展的“理論背景”，毫無疑問，這一背景敘述需要擴充，同時還需要一位專業理論家的編輯工作。但無論如何，它也是偉大的成就。

但是1913年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任何的編輯整理。它是一種珍品，是拓荒者的成就。米切爾不僅知道如何使用統計資料，並且也知道如何發展它——如何取得他所需要的資料，即使它不是現成地擺在那裏的。洞察在全面觀察后產生的一種需要，然後識別滿足這種需要的可以利用的手段，最後解決所發現的問題——這些事情在1908年和1913年之間，一定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連發生的。許多人具有全面的看法，許多人熱衷於細節。但是用觀察能力服務於細節研究、對細節的關注服務於觀察能力的人卻很少見，而米切爾就是這樣的人中的一個。

四

關於米切爾的1927年的著作我們無須贅述。1908—1913年間的辛勤工作使他認識到：他試圖完成的艱巨任務，單憑個人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在以後的若干年裏，他積極進行價格和生產指數問題的調查和研究工作，他由此認識到，他（很少有人這樣）天賦異稟，足以承擔領導一個團體的任務。在這一團體裏，雖然他知道如何進行領導，但他總是以一個普通研究人員的身份親自參加工作——他全心全意投入期間的工作，併發揚知識界互相協作的精神。這樣，極其自然地，在1920年，他就進入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他是這一研究局的創始人之一，並且一直到他逝世，他都是其中最活躍的和平易近人的領導。他領導人從不強制，鼓舞人從不破壞同事的積極性。這種“勇敢的實踐”是一種自我的流露，它的巨大成功是他的智慧和品德的不朽功業。

該局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對國民收入的規模和分配的著名研究為起點。這些成果從表面上看似乎遠遠超出了商業周期和與商業周期密切相關的問題，但是米切爾的現象概念涵蓋了整個經濟過程，從而使經濟過程的所有現象都與商業周期“理論”有關。方法和機會僅僅決定各個項目的時間和順序，但所有這些個別的計劃都應在他的全面計劃中佔有它的地位。要對伯恩斯和米切爾的《商業周期計量》（1946年）進行任何評價，一定不能忽視這一點。

這部著作的著者們並不承認他們寫了一部關於商業周期的論著，而只承認提供了一個“商業周期測量方案”，或者確切地說，提出了“動態經濟過程”的方案。這個“公佈出的宗旨”對於前八章比其餘四章（它們研究結構問題而不只是測量）更適合一些。但我更願意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系統闡述本書的內容：此書的目的是使這一現象在我們面前顯現出來，並且藉此讓我們了解這本書要解釋什麼。這一努力是出於一些經過分析的結論的考慮，這些構成了我們對於1913年那部著作里所見到的那些說法的改進，但它們難以被叫作定義。它們是這樣的：“商業周期是各個國家總的經濟活動中的波動形式。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主要在企業中進行。商業周期包括與經濟活動同時發生的擴張、總的衰退、收縮、復蘇，復蘇后又進入下一周期的擴張階段；這種變化經常發生，但不一定呈現周期性；周期的長度從一年到十年或十二年不等；它們不能劃分為較短的周期。”除了預見到幾個隨後發現的事實以外，這當中還包括許多“理論”。特別是最後一句勇敢地採用了單周期假定，這使得不同種類的波動難於區分，而這些波動的存在不是進行假定的問題，而是直接觀察的問題。但是這一論點和其他論點，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出於個人判斷和敘述方便的考慮，我們將不進一步深入討論它們。

根據米切爾的觀點，分析國家經濟研究局能發現並處理的所有時間序列是正確的、恰當的。商業周期被看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勢，是相互聯繫的現象的積累與其發展過程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即使能想像出一種與周期無關的因素，仍然有必要調查其受周期活動影響的程度，儘管如此，並不需要理會所牽涉的理論方面的一切譴責，但事實證明必須做出選擇的話——就像在《商業周期測量》的最後四章里——那麼，這是對於可以運用的手段的局限性的讓步，而不是原則問題。但是米切爾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是最完整的統計材料也無法使自己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為了檢查和進一步闡明其統計材料及從中得出的推論，他提出搜集他稱為“商業編年史”的資料的想法，並且年代要儘可能久遠，國家要儘可能多。W.L.索普所編著的眾所周知的書（1926年）就是它的結果。在一個統計時代里，這一承認非統計的歷史資料的重要性的方法學上的優點，無論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米切爾對於這一信息來源的信任似乎是減少了——雖然從一開頭它就被不恰當地利用了，它還是把他的著作從威脅着要淹沒這一領域的統計主義里拯救出來。

現在每個人都熟悉了今天被稱作“國家局方法”的內容。然而，我們應當把構成這一周期行為的表述基礎的天才觀念再複述一遍。一方面，每一個在季節性波動中得到修正的序列都由經濟自動調節，在它自己的擴張和收縮過程中，一般規律是：每一個這樣的周期通過識別出商業低谷和頂峰而被分為不同階段，該序列的值以其在每個周期中的平均值的百分比來表示，然後就可以用這些比率的平均數畫出這一序列的典型的循環圖。另一方面，為了表示出每一個序列在整個經濟制度中擴張和收縮期間的行為，可以根據商業周期的共性和非數據信息推斷低谷與頂峰的出現日期，然後研究每一個階段或間隔中每一個序列的活動。這種“參考周期”被劃分為九個階段，參考周期的每一階段的“時間”以整個參考周期的平均值的百分比來表示。典型的參考周期是通過對所有周期的每一階段的時間加以平均而得出的。每一序列的具體周期與參考周期的比較可能最有啟發性。每一統計材料的雙重描述被設計得特別嚴謹，以便揭示出商業周期的真相。即便如此，還必須快刀斬亂麻。陳述事實的目的是使與其相關的理論有可能給人留下全面、深刻的印象。

當然，這一部著作只是一個開頭。即使米切爾能夠完成他的未完手稿，這仍然只是一個開端。這種性質的研究工作沒有自然的止境，而必然總是指向一個未知的世界。這對於米切爾生平的整個工作來說也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他變得十分偉大，並由此確定他在現代經濟學中的獨特地位。他是這樣一個人：與我們其餘的人不一樣，他有勇氣說自己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按部就班地進行他的工作，既不操之過急，也不停滯不前；他不喜歡搖旗吶喊；他對於人類的命運充滿着同情，超然於塵寰擾攘；他用實際行動而不用言語來教導我們一位學者應當是什麼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