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紙上臥遊記》（3）
第四十三章《紙上臥遊記》（3）
那些從來沒人見過的風景：烏托邦的旅行線路圖
引子
那天大家在興緻盎然地討論一次演講。大概演說家那次對創作的自由度發了一些抱怨，然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只有在寬鬆自由的環境裏，才能誕生文化藝術的傑作。
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但那又怎麼樣，大家還是覺得這話很對，是每個人都想說而不敢大大方方說出來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這樣啊！我插了一句：難道你們都沒看過蘇聯文學嗎？沒看過蘇聯電影嗎？就算都沒看過，至少也聽過蘇聯歌曲吧——《紅莓花兒開》《山楂樹》，這些總該聽過吧？
即便是從沒讀過《古拉格群島》的人也不會對蘇聯的社會空氣一無所知，但那麼多誕生在蘇聯的藝術傑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依然是當之無愧的經典。還有那個萊妮·里芬斯塔爾，希特拉的御用攝影師，她為納粹歌功頌德的片子直到今天還是多少電影學院裏的學生必修的經典之作——當然，僅僅是從藝術角度來看。
里芬斯塔爾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納粹那樣的險惡環境裏，領袖的文化素質決定了藝術的高度；而在蘇聯的故事裏，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索贊尼辛的確飽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維塔耶娃，這個那麼卓絕的詩人，討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選擇了自殺。
還有個再近不過的例子，每個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個滿是文字獄高壓的時代，至少還出了一部《紅樓夢》，還有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後第一人的納蘭性德。
我承認，寬鬆自由的環境是人們想要的，文化藝術的傑作也是人們想要的，這都沒錯，但這兩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聯繫嗎？除非把數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釋為特例，並且解釋清楚。
我就是這麼發言的，但沒有人附和我，也沒有人反駁我。對他們來講，我的問題似乎突如其來，既讓他們不甚喜歡，也讓他們來不及反應。然後，沒有人願意繼續這個話題，大家就這麼不歡而散了。我的出現經常導致這樣的結果，所以大家叫我“氣氛破壞者”。
我的看法總是和大家不同，他們覺得我喜歡故意搞怪，我覺得他們經常邏輯短路。我發覺大家總有許多約定俗成的觀念，既沒有清晰的來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過，但這些都是每個人心靈的根須，堅定地拒絕着任何一把喜歡刨根究底的鏟子。
我發現作家在討論社會問題的時候，總是容易顧此失彼，喜歡訴諸直觀的感覺，而不是細緻地加以論證。我這麼講，完全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事實剛好相反，我覺得這正是作家們可愛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學術訓練，不需要掌握嚴密的邏輯思辨技巧，那都是學者們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獨特的眼光，細心加工出一個奇幻的世界給我們看，盡情想像，盡情批判，而學者式的嚴謹恰恰會扼殺這一切。
其實哲人們也常常說一些可愛的蠢話，像孩子或詩人一樣。我愛他們的真理，更愛他們的謬誤，那些謬誤的確缺乏細膩的論證，表達着哲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惡，像一隻拒絕變色的蜥蜴，不諳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裏展現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靜候天敵的吞噬。在無怨無悔的固執里，總有一種悲劇的美，讓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這樣的一些書，各式各樣的烏托邦，在古往今來中被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我覺得那些為人類設計烏托邦的哲人就像我自己一樣，耽於幻想，在一個個晴天的雲捲雲舒里，在一個個夜晚的星移斗轉里，飛升至天國的高度，或者像莊子那樣“登假於道”，在雲彩與星空的圖紙上寄託自己雲母一般的才思與哀愁。
我要講的第一個烏托邦，第一本書，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它是我這一旅程的起點與終點，是我少年夢想的搖籃與墳墓。當“海盜路飛”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着旅遊紀念品的時候，我的旅行卻從兩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開始。
1.第一站：柏拉圖的《理想國》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哪件工作比設計一個烏托邦更有趣、更有魅力了，因為這件工作意味着你將親自扮演上帝。在基督教神學裏有一種設計論，是說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後便徹底袖手旁觀，再也不干涉他的作品了；世界的一切演進，包括牛頓發現的物理規律、達爾文發現的進化規律，都是在創世之初就預先安排好的，世界就是上帝的鐘錶，齒輪扣着齒輪，按部就班地走下去……這一派的神學家們相信，上帝既然是全能全善的，怎麼可能設計一個充滿着缺陷的鐘錶呢，屢屢要逼得他親自出馬，用神力施加干預！
烏托邦的設計者就像是設計論神學中的上帝，他必須預先計算好一切，預先就堵住將來可能出現的一切漏洞，讓世界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嚴格按照自己的意圖，齒輪扣着齒輪嚴絲合縫地運轉下去。一旦設計完成，設計師將沒有任何機會去干預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裏出了紕漏，他只能眼睜睜看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毀滅。
這也正是這個遊戲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並且心思縝密，不妨也設計一個烏托邦看看。
女孩子們做着瓊瑤的夢，男孩子們做着武俠和戰爭的夢，哲人們做着烏托邦的夢。
在哲人們看來，愛情缺乏刺激，武俠和戰爭同樣缺乏刺激，能讓他們的大腦皮層興奮起來，並使腎上腺素迅速升高的，恐怕莫過於烏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樂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張章喜歡在女生面前高談闊論——你知道，這是詩人的通病。那時候他還是個詩人——有一次談起了柏拉圖，他那推崇備至的神氣簡直到了諂媚的地步，諂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師對於一位詩人來說絕不是什麼丟面子的事情。張章嘴裏的《理想國》徹底挑戰了我的知識底線，我真懷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書。終於，當他幻想起自己和那個女生在理想國可能發生的美滿生活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句：“詩人不是進不去理想國嗎？”
張章頓了一下，好像很詫異的樣子，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詩人只會教人敗德。”
張章釋然，大笑：“哈哈，你這是妒忌。”
他一定以為我是在開玩笑，或者以為我真的出於妒忌而編造了這種說法，其實不是的，柏拉圖真的把詩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國，理由也真的是因為擔心詩人會敗壞國民的良好品德。在後來漫長的基督教時期里，一次次封閉劇院的政策，一個個出版審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圖的《理想國》發軔的。就連偉大的莎士比亞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亞是個劇作家，而他的許多戲劇都是用素體詩寫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當然也是個詩人。
西方所有詩人的祖師爺就是寫下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荷馬，今天的學者一般認為，所謂荷馬，其實是綿延幾個世紀之中的許多位詩人，但柏拉圖那時候還缺乏這種考證精神，這無所謂，反正他不喜歡詩人，不喜歡荷馬。儘管荷馬在當時的雅典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每一個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會或多或少地背誦幾段荷馬的史詩，就像我們都會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樣。再愚蠢的中國人也不會想要把李白逐出國境，但是，無比聰慧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卻要這樣殘忍地對待荷馬。
我們搞不清在這部對話體的《理想國》裏，主人公蘇格拉底究竟有幾分是真實歷史中的蘇格拉底，又有幾分是柏拉圖塑造出來的蘇格拉底；是作為學生的柏拉圖忠實記錄了老師蘇格拉底的原話，或至少是原意，還是柏拉圖創造了蘇格拉底這個角色來代替自己闡述觀點。總之，書中的蘇格拉底是這樣說的：
……但是，格勞孔啊，如果荷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確有真知識而不是只有模仿術的話，我想就會有許多青年跟他學習，敬他愛他了。你說是嗎？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羅泰戈拉、開奧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許多別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學使自己的同時代人深信，人們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務治好國家；他們靠這種智慧贏得了深深的熱愛，以致他們的學生只差一點沒把他們頂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樣道理，如果荷馬真能幫助自己的同時代人得到美德，人們還能讓他（或赫西俄德）流離顛沛，賣唱為生嗎？人們會依依難捨，把他看得勝過黃金，強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的。如果挽留不住，那麼，無論他到哪裏，人們也會隨侍到哪裏，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為止。你說我的這些想法對嗎？（[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96頁）
這真的是很有說服力的意見。荷馬的顛沛流離是眾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對人們有大用處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幫助自己的同時代人得到美德），人們必然會竭力挽留他的，他應該過得像明星一樣。讓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海子復生，人們會在他那個凡人的腦袋上套上多少花環呢？
但這麼一想，蘇格拉底的說服力卻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過一頂花環？
國人比較東西方的詩歌傳統，經常不自覺地混淆了一個事實：東方的傳統是抒情詩，西方的傳統卻是史詩。荷馬史詩里描寫奧林匹斯諸神的生活，那所謂的諸神只是一些擁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罷了，他們的性格與道德品行甚至比社會平均值還低，柏拉圖擔心這樣的內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會敗壞人們的德行。
所以，當我們說詩人總是敗德的，在東方傳統里是指詩人的感性氣質或孩子氣，在西方的傳統里卻是指史詩人物的榜樣作用。柏拉圖甚至擔心，詩劇里既然總要有反派，讓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麼看都算不得什麼好事。今天我們會認為演技派高於偶像派，如果請柏拉圖來寫影評，他一定會持相反的論調。
在理想國里，一切為了美德。但今天如果有人拿着《理想國》的主張到處宣講，一定會被唾罵為斯文敗類、道德淪喪。在柏拉圖的社會藍圖裏，不僅財產是公有的，就連妻子和子女也是公有的——百年前的反動派叫人們提防共產主義思潮，宣稱共產主義是教人共產共妻。我當初讀歷史的時候很不理解這些反動派怎麼有如此卓絕的想像力，讀過《理想國》才知道，在這部一切公有制的理論鼻祖里，柏拉圖還真就是如此設計的，後來的烏托邦設計者們居然也真的繼承併發揚了這個傳統。
今天的人們不會理解共產共妻怎麼會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美德樣板，這簡直駭人聽聞。還是找一個稍微溫和些的問題好了：如果柏拉圖問你“說謊算不算美德”，你會怎麼回答呢？
不，不是撒一個小小不言的謊，而是撒一個彌天大謊，要騙過理想國里的所有人才行。可是，這算不算一種美德呢？
詩人總是撒謊的，柏拉圖不喜歡詩人，可他撒的謊比所有詩人撒過的所有謊都大。
柏拉圖把理想國的公民分為三種人：普通人、士兵和護衛者，只有護衛者才掌握着政治權力。這三種人的身份都是世襲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遺傳的：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用今天的概念來說，是基因決定的，士兵和護衛者同理，雖然遺傳的規則有時也會出現例外，但只要例外情況例外對待就好。當然，這種遺傳決定論我們都不會相信，連柏拉圖自己都不相信，這是他刻意編造的謊話，因為他認為國家秩序的穩固需要某種意識形態的支持，這種意識形態只要“有用”就好，真假倒不重要。於是，在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對話裏邊：
蘇格拉底：……我們在故事裏將要告訴他們，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但是又由於同屬一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注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靈里混入了一些廢銅爛鐵，他們絕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須知，神諭曾經說過“銅鐵當道，國破家亡”，你看你有沒有辦法使他們相信這個荒唐的故事？
格勞孔：不，這些人是永遠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的。不過我看他們的下一代會相信的，後代的後代子子孫孫遲早總會相信的。
蘇格拉底：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說，這樣影響還是好的，可以使他們傾向於愛護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相互愛護。我想就這樣口頭相傳讓它流傳下去吧！（《理想國》，第128頁）
柏拉圖覺得，倘若沒有這個“高貴的謊言”，理想國的穩定秩序便無法維持下去。閱讀《理想國》的時候，這段內容才是讓我感到震驚的。理想國巨細靡遺的社會藍圖竟然全部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柏拉圖顯然是這麼想的：既然對所有人都有好處，何不痛痛快快地撒個謊呢？
我不免會想，假如我自己投生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還偏偏當了一名研究神話學的學者，又偏偏識破了這個謊言，那麼我該怎麼辦呢，那些世襲的、威嚴的、無私的護衛者們又會如何處置我呢？既然為了維護理想國的穩定，那位“開國元勛”不惜對全體國民撒下一個彌天大謊，那麼為了把穩定局面繼續維持下去，殺了我這個小人物想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就這樣，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我會被扣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然後被正義地處決。
天可憐見，一定會是這樣的結局，誰讓我是一個情商為零的人，從來都不知道怎樣掩飾自己。
這“高貴的謊言”今天當然還有，但已經很難有任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還會相信這些了。但是，也許會出乎柏拉圖的意料，人們頗為默契地在實踐上，而不是在理智上接受了這些謊言，把它們當作自己的文化母體來小心守護。我們被“高貴的謊言”凝聚而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把謊言戳破，結局並不像柏拉圖所擔憂的那樣可怕。而如果柏拉圖的擔憂確乎有理的話，那隻能說明他的理想國存在着嚴重的設計缺陷了。謊言也許並不算錯，但是，為了維繫社會不平等的秩序而編造出來的謊言，難道還能說是高貴的嗎？
2.第二站：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
《烏托邦》只是這本書的簡稱，它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在英國的傳統里，議論性的文字常常要取這樣一種過於嚴謹的題目。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在學英語，那些閱讀材料實在不對我的胃口，於是我想，自己既不升學，也不拿證，又何必守着這些無聊的教材呢，直接找自己想看的英文原版書去看好了。這也許是個不錯的想法，反正我就是這麼讀的《烏托邦》，英文版的。
缺少師友的提點，人總是容易犯錯誤的。英文版的《烏托邦》並不難讀，我真想不到四五百年前的英語竟然和今天差不太多——可是，不會吧，以前草草翻過英文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好像完全看不懂似的。這時候我心中一凜，突然想到自己錯了，《烏托邦》的原版是拉丁文的，我看的這個英文版只是當代的英譯本而已。這種錯誤在大學校園裏就不可能犯，後來每當有人或真或假地艷羨我這樣的閉門讀書時，我最喜歡把這個例子講給他們。唉，如果我不是這樣自閉的話，即便讀書的興趣不變，其實也想鑽到人群里去的。
今天來讀《烏托邦》，其實一點都不感到有隔膜，因為書中描寫的烏托邦的場面簡直如同城市建設類的電子遊戲，甚至是《帝國時代》之類的即時戰略遊戲。四四方方的城市，縱橫有序的街道，豆腐塊一般的民宅，穿着一模一樣衣服的居民……城市和城市一個樣，街道和街道一個樣，房屋和房屋一個樣，連人和人都一個樣……
凡是烏托邦，都是被某位智者獨立設計出來的，或許是出於設計的便利或審美的需要，強大的秩序化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安迪·沃霍爾的一件波普藝術，每一處風景和每一張臉都是其他某一處風景、其他某一張臉的複製粘貼。對於歐幾里得和畢達哥拉斯來說，這一定是最具魅力的場所，數字和幾何線條，整齊的美感。
莫爾的烏托邦里一共有54座一模一樣的城市，每座城市一模一樣地住着6000戶人家，家庭規模要比今天所謂的核心家庭大些，卻比傳統的聚族而居的家庭要小，每一戶有10—16名成年人。這樣的人口規模保持始終，一旦人口增長，他們就會在島上另外找個地方新建城市，當然，新城市的規模一定還與舊城市一樣。
至此我們會發現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柏拉圖的理想國和莫爾的烏托邦無論從疆域還是人口來看，規模都不太大，事實上，這是西方傳統里一切烏托邦共同的特點，哲人們不喜歡幅員遼闊的偉大帝國，卻始終傾心於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這是《老子》的烏托邦理想，在中國傳統里從不曾得到過認真對待。中國人更喜歡大漢王朝、大唐王朝，即便是大元王朝從來也不缺少狂熱的粉絲，我們不喜歡小國寡民，我們喜歡的並為之感到自豪的總是“泱泱大國”。
這也許是文化傳統差異所致吧，西方人總是嚮往着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和城邦國家，自從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國家的疆域應該以一名傳令兵的聲音所及為限，小國寡民便成為哲人們永恆的憧憬。
他們不喜歡“泱泱大國”，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國總是和專制聯繫在一起，而專制必然意味着暴政，所以有德行的生活總不會繁榮在大國里。1957年，一位猶太裔的美籍學者魏特夫出版了一本《東方專制主義》，在漢學界名噪一時。他提出了一個“治水社會”的理論，說中國古人需要治理水患，而治水這樣的浩大工程絕不是小國寡民可以勝任的，必須在最大範圍內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口，還必須形成金字塔式的嚴密的組織結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想，任何熟悉先秦歷史的讀者或許都不會贊同魏特夫的奇妙見解，但是對當年的中國學界來講，魏特夫這本書所帶有的意識形態傾向才是最令人不快的，於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組織批判，今天我們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裏邊可以略窺當年的批判盛況。但要找《東方專制主義》這個靶子卻找不到了——這書據說在1960年就已經被翻譯了過來，但沒能出版，1989年出了一個增訂版，但尚未發行就遭到了強烈批判。
如果魏特夫在天堂里見到莫爾，會發生怎樣的對話呢？魏特夫或許會譏諷莫爾的烏托邦純屬空中樓閣，一點也不曾基於現實——魏特夫也許會檢討自己的錯誤，但還是堅持說：雖然我錯了，但我總算用上了正確的方法，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從具體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出發來推想一個政治體制的形成，可你呢，只會空想！
很多人都會這樣批評莫爾，我自己卻很喜歡莫爾的空想。看看這個過於現實的世界，民工們羨慕富人的好車子，富人們羨慕民工的好胃口，千差萬別的芸芸眾生至少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發白日夢。
國人當中喜歡《老子》“小國寡民”的，不妨就把白日夢寄托在西方哲人們林林總總的烏托邦之上吧。對了，這樣的烏托邦當真有過一個現實版，那就是盧梭所嚮往的日內瓦共和國。
在莫爾的《烏托邦》裏，人們每天只需要工作六個小時，我們必須知道莫爾這本書是在英國那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的背景下寫成的，因為被馬克思援引而倍加知名的“羊吃人”一語的出處正是莫爾的這本書。所以，相對於那時候的血汗工廠，六小時工作制的說法要麼會被當作來自天國的“福音”，要麼會被當作“天方夜譚”。
當時的讀者很自然地會懷疑：每天只要工作六個小時，這樣的國家根本就維持不下去。
莫爾預料到了這種質疑，所以特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答覆：
可是，為了避免誤會，這兒有一點你必須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們只工作六小時，你可能認為其後果是必需品是會有些不足的。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對於生活上的必需品或便利所萬不可少的全部供應，這六小時不但夠用，而且綽有餘裕。這種現象你會理解，假使你考慮到在別的國家只吃飯而不幹活的在全人口中佔多麼大的一個比例，首先是幾乎所有的婦女，她們是全民的半數，或是婦女有事乾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懶覺。而且，那伙僧侶以及所謂的宗教信徒又是多麼隊伍龐大，多麼遊手好閒呀！和他們加在一起的還有全部富人，特別是叫作紳士與貴族的地主老爺。再算上他們的僕從，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勢凌人的全部下流東西。末了，包括在內的又有身強力壯的乞丐，他們借口有病，專吃閑飯。這樣，你就一定發現，創造人們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勞動者遠比你所想像的人數要少。
現在可以估計一下，在勞動者當中從事必要的手藝的人又是多麼少得可憐。因為，在以金錢衡量一切的社會中，人們勢不得不操許多毫無實用的多餘的行業，徒然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現在幹活的這一大群人分配到為滿足生活的少數自然需要與便利的少數行業中去，商品就必然大為增加，價格就會跌落到使製造工人無法靠做工維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務正業的人以及全部懶漢（他們每個人所消耗的別人勞動的成果就等於兩個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勞動，做有益的工作，那麼，你不難看出，只需要多麼少的工作時間便足夠有餘地生產出生活上需要與便利（甚至享樂，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樂）所必不可少的一切。（[英]托馬斯·莫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8—59頁）
我覺得這一段內容才是《烏托邦》的精髓所在，在這個神秘的島國里，必須培養出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烏托邦人認為奇怪的是，一個人可以仰視星辰乃至太陽，何至於竟喜歡小塊珠寶的閃閃微光”，人只要沒有那麼多稀奇古怪的奢望，而且所有具備勞動能力的人都出來幹活兒的話，那麼用不着付出多少勞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在烏托邦的人看來，我們這個社會的人要住好房子，買好車子，穿戴名牌，財力稍有不及的人總會很不痛快，這真是吃飽了撐的。莫爾說得沒錯，維持生計、便利與“真正自然的享樂”的開銷真的沒有很大。記得我讀的第一本經濟學書是老前輩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當時書里的一句話讓我非常吃驚，那句話是，“生物學家告訴他們，每天花費幾分錢在一種稀粥上就可以使他們得到充足的營養”。
看來今天報紙雜誌上的那些營養學專欄與其說是在幫助人們“得到充足的營養”，不如說是幫助人們避免攝取過度的、不適當的營養。薩繆爾森還為這句話加了一則註釋：“研究結果表明，合乎標準的成年人一年的營養在1984年可以用大約300美元買到，或者每天80美分。但是，這意味着那樣的伙食：捲心菜、菠菜、豬肝和麵粉！（參見喬治·J.施蒂格勒：《生存的費用》，載《農業經濟雜誌》，1945年5月，第304—314頁。）此文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它是對經濟學和國防很重要的數學技術‘線性規劃’的先驅者。”
這個註釋更加令我吃驚，因為從薩繆爾森的語氣來看，這個最低限度的菜譜應該人見人厭才對，而它實際上居然是“捲心菜、菠菜、豬肝和麵粉”，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標準也不過如此了。
當然，作為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比莫爾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緊接着就說：“但是，凡是掌管過家庭預算的人都知道，社會生活必需品——那些絕對必要的東西——和衣食住行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並沒有什麼關係。大約30年以前，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在《豐裕社會》中曾經雄辯地指出，今天美國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經超過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費者在購買物品時的選擇取決於流行風尚和廣告宣傳。”
加爾布雷思的《豐裕社會》是有中文譯本的，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廣告宣傳可以大大影響流行風尚，消費的慾望是被商人們處心積慮“設計”出來的，人作為社會動物，必須追趕流行風尚，這既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也會讓人樂在其中。鋪天蓋地的廣告編織了又一個彌天大謊，如果這謊言從來不曾有過，我們會生活得簡單快樂一些嗎？
在莫爾的烏托邦里，生活就足夠簡單快樂，人們竟然連最起碼的嫉妒心都沒有，這就有點違背天性了。莫爾不曾講什麼“高貴的謊言”，但只要我們合乎邏輯地來尋找烏托邦的立國基石，一定會發現，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塊黑色的帷幕，那裏邊必然藏着一個巨大的謊言，欺騙着這個小小島國上的所有居民。他們必須相信鑽石是毫無價值的，誰要是會被一塊閃閃發亮的石頭吸引住目光，人們就有充足的理由懷疑他的智力；他們還得相信黃金和珍珠都是恥辱的標識，除了用來打造奴隸的鐐銬，實在派不上什麼別的用場。
除了柏拉圖的辦法，我實在想不出莫爾還能怎樣讓烏托邦的人們相信這些。那麼，瓦解烏托邦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爾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寫烏托邦的固若金湯——它有怎樣的軍事組織，有怎樣的戰爭技術，通常使用怎樣的戰略、戰術。莫爾一定搞錯了方向，也許再強大的武力也無法征服烏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國的廣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號踏上那個神奇的國度，我敢說，烏托邦離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經不遠了。
人類最高級別的戰爭從來不是依恃武力，而是仰賴謊言。謊言與謊言的搏鬥看不到赤裸裸的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相反，甚至可稱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人是觀念的動物，永遠都是，從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時代，我們都是被流行時尚塑造成形的，而這些琳琅滿目的流行時尚又是如何塑造起來的呢？
我的朋友張章，曾經的詩人張章，現在已經時尚得不成樣子。我曾搭過他的車，那一路上我才發現他的思想已經升華到了怎樣的境界。若是有別的車不守規矩，妨礙到他，他的反應是因車子的檔次而異的——或者是義憤填膺的：“切，一輛破奧拓也敢跟我搶！”或者是泰然自若的：“算了，人家60萬的車，搶就搶了。”
一路上他神采飛揚地說著某路口開過去的一輛法拉利是如何如何的好，說那款車要賣400多萬元，這樣好那樣好。我終於忍不住問他：“如果哪天你被那輛法拉利撞了，你會怎麼辦呢？”我誇張地模仿着張章被撞之後奄奄一息的樣子：“撞……撞我的，竟然是400萬元的法拉利，好好，我瞑目了！”說完，頭一歪，滿足地閉上雙目。
張章白了我一眼：“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可是，我真的想錯了嗎？
人類的生活質量永遠取決於流行時尚，取決於社會格局背後的那個最深層的謊言，無論是在穴居時代，還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莫爾的烏托邦，抑或在封建領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國度。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曉究竟是誰，是哪些人，成功地騙過了我們，我們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問起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不是嗎？
【附記二則】
《烏托邦》第21頁：“你們的羊，”我回答說，“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全國各處，凡出產最精緻貴重的羊毛的，無不有貴族豪紳，以及天知道什麼聖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覺得祖傳地產上慣例的歲租年金不能滿足他們了。他們過着閑適奢侈的生活，對國家絲毫無補，覺得不夠，還橫下一條心要對它造成嚴重的危害。他們使所有的地耕種不成，把每寸土地圍起來做牧場，房屋和城鎮給毀掉了，只留下教堂當作羊欄。並且，好像他們浪費於鳥獸園囿上的英國土地還不夠多，這班傢伙還把用於居住和耕種的每塊地都弄成一片荒蕪。”
附記：這一段就是著名的“羊吃人”一語的出處，莫爾也正是因為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才去幻想一處烏托邦的。如果上帝當真按照莫爾提供的這份社會藍圖創造一個世界，並且在創世之後再也不加干涉的話，我不知道這個烏托邦會不會按照莫爾的預期發展下去，或者會不會發展到一個比“羊吃人”的世界更壞的地步。
第36—37頁：設想這樣一個情景：某一國王正傾聽一批廷臣大發議論，籌劃如何為他聚斂財富。一個廷臣獻計，國王支付時可將貨幣升值，當他收進時，可將其貶值至法定率以下——這就可以雙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錢還大量的債，又可以從應收進的小筆欠款撈一筆錢……又有廷臣獻策，國王要規定許多禁例，侵犯國民生計更是禁例，違者嚴厲處分。然後，他又從因禁利而利益受損的人那裏收取金錢，特許對他們開禁。這樣，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歡心，又有雙重進項：既向貪圖橫財以致陷於法網的人勒索罰金，又向另一些人出賣專利——的確，賣價越高，國王越賢明，因為國王極不願給私人以侵害公益的專利，如要給予，必須私人付出重價。
附記：我讀中學的時候，政治學教科書上說通貨膨脹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經濟政策”，一種巧妙的剝削手段，而不是一種“經濟現象”。這個問題確實困惑了我很久，後來在經濟學裏學到，通貨膨脹細說起來的確有各種複雜的因素，但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原因：錢印多了。所以很多經濟學家把通貨膨脹叫作“隱性稅收”——如果明明白白地向國民加稅，難免會加重人們的怨氣。從莫爾的反諷來看，這真是一個既古老又經典的統治技術啊。
禁令與特許同樣經典，對於統治者來說可謂名利雙收。對商人們也不壞，只要交一筆錢就可以買到特許權，只要買到特許權就可以公然侵犯公益。受到侵犯的人也許會疑惑那些購買特許權的款項為什麼沒有被用來補償自己的損失，而是落入了國王和他的爪牙們的腰包。他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想這些煩人的問題，就像那句流行語說的：“如果你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你就要學會改變自己的內心。”
3.第三站：德尼·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
稍稍有些閱讀趣味的人都知道商務印書館的那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在書店裏會整整齊齊地碼上一大排書架，簡直令人望而生畏。
其實在這套書里，也有幾本可讀性和趣味性極強的，只是湮沒在那一片刻板面目的海洋里，不大為人所知罷了。《塞瓦蘭人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一本書，綠色的書脊，被歸在政治類。
其實這是一部小說，而且是幻想小說，有點像《魯濱孫漂流記》或《格列佛遊記》，作者德尼·維拉斯是一位17世紀的法國新教徒，後來人們把他和托馬斯·莫爾、康帕內拉等人一起稱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當然，維拉斯自己一定不會這麼想的。
維拉斯的故事才一開始就充滿懸念：一艘遠航的大船遭遇了險惡的天氣，乘客和水手們逃到了一座既無人也無名的小島上，並且不得不在這裏生活下去。這個設定很像是前兩年紅極一時的美劇《迷失》。然後，幾百名倖存者們選舉首領，建設官僚體系，安排打獵、採集和探索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組織。
在這段日子裏，除了有一個不幸的人在海灘上被鯊魚吃掉之外，最大的兇險就是他們的人口構成：女人有74名，男人卻有300多名。很快地，男人們就因為爭風吃醋而動了刀子，於是，倖存者們進行了一次意義重大的社會改革：
這次事故促使我們制定了新法律。我們認為，只要我們當中有女人，如果不及早做出安排，使男人們按照某種規定佔有她們，她們就會成為糾紛的根源。但糟糕的是：婦女只有七十四個，而男子卻有三百多，因而不可能將一個女人分配給一個男人。為了找出恰當的權宜之計，我們商議了很久。最後決定：每一名高級軍官可有一個女子，他們每人按自己的等級進行挑選。我們把其他人按照身份分為各種等級，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即：下級軍官可以每星期和一個女子睡兩個晚上；普通人睡一個晚上，某些按其年齡和身份每十天才能跟一名女子睡一夜。
此外，我們把五十歲以上的男子和四名到巴達維亞找丈夫的婦女分開對待。那四名婦女宣稱忠於自己的丈夫。她們總是在一起，不和其他人交往。可是，當她們看到自己避免與之交談的那些女人都有了朋友，而其朋友的行為反倒受到稱讚，再者，等候來自巴達維亞的援助又杳無音訊時，她們發愁了，並對自己所做的選擇感到懊悔。她們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苦悶，以致我們不得不給她們另配丈夫，就像對待其他人那樣。（[法]德尼·維拉斯著，黃建華、姜亞洲譯：《塞瓦蘭人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9—30頁）
這可真是給我們擺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道德困局，寫《公正》的那位桑德爾教授一定會喜歡這個故事的。我把這個故事講給過好熊，他猶豫了好一陣才打出一個困惑的笑臉說：“只能討論，不好評論。”
這時候我們很容易這麼想：這是一群道德敗壞的歐洲人，作者之所以這麼寫，一定是為了和即將出現的塞瓦蘭人美好的烏托邦社會形成對比。可是，當這些歐洲人的使者們踏上塞瓦蘭人的地界時，卻遇到了異乎尋常的熱情款待：15名年輕女奴被帶了過來，為客人們提供服務。
負責接待工作的塞瓦蘭人很清楚這給客人們造成了多大的驚訝，於是長篇大論地講了一番道理，說這是偉大的國父，塞瓦蘭人的立法者塞瓦利阿斯早先定下的規矩：“他考察萬物之後，下令懲戒放縱和粗暴的行為。但他同時主張大家要順從上帝和大自然關於保存人類的意願。為此他下達命令：凡是達到某一法定年齡的人都得結婚，而旅行者可以和女奴同居，我們這裏女奴不少。這位偉人不許我們把有助於保存種族的事情視為罪過。但是他不主張放縱無度，不知節制；一切快樂都必須是有節制的。為了這個緣故，我們這裏不允許男人沒有女人。你看，你們有多少男人，我就給你們領來多少女人。在你們留在我們這兒的時間裏，她們每兩天來侍候你們一次。我知道，這種習俗在歐洲是受到譴責的。那裏的人不大承認美德在於愛情的正當享用，而不在於完全的禁慾。在我們當中是看不到使貴國聲譽受損的那種醜惡行徑的。”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自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問世以來，這些大大小小的烏托邦幾乎都把優生優育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強行推廣，都認為男女關係的核心意義就在於生育後代，所以從戀愛、結婚到生兒育女，整個過程都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當然，這些烏托邦的居民們對此都是欣然接受的，因為大家都喜歡有序的社會，藤生草長的野豬林當然不如精心修剪的人工草坪秩序井然、賞心悅目。
塞瓦蘭人的國父名叫塞瓦利阿斯，是來自波斯的一名貴族，他帶着先進的火炮征服了這片還在使用弓箭和長矛的地方。他聰明絕頂，恩威並施，自稱是太陽神的使者，奉命來這裏懲罰那些不服管教的部族。他把火炮叫作天雷，說那是太陽神的武器。結果他得到了所有部族的擁戴，“一統天下”。出於友好的政治目的，他很有必要把各部落首領的女兒、侄女們娶作自己的妻子。
讀到這裏，我想起我們的歷史書上總是批判封建帝王三宮六院，窮奢極欲，看來人家討那麼多老婆遠不是出於簡單的花心，更多的是為了籠絡重要人物，維護世界和平。在政治人物那裏，一切都是政治，婚姻當然也不例外。我們應該如何給予道德評價，這又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了。
在公有制的思想發展史上，共產之餘往往也要共妻，這是得自柏拉圖《理想國》的傳統，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匪夷所思。但那些偉大的思想先驅並非懷着惡意，而是懷着滿腔的熱忱在設計這樣的社會藍圖。塞瓦蘭人不知道是進步了一些還是退步了一些，他們享有私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夫妻雙方如果彼此不滿的話，就可以要求交換，但這隻在身份相當的家庭中間進行。
今天思想開放一些的人可能會認為維拉斯是在主張男女平權和婚戀自由，但實情似乎很難捉摸。如果維拉斯真是這麼想的，他就不該主張那種最令我無法接受的社會制度：男人可以娶好幾個妻子，但數量不能超過規定——這個規定是赤裸裸的官本位式的，行政級別越高，可以娶的妻子就越多。
接下來最值得一說的就是塞瓦利阿斯的登基大典。塞瓦利阿斯故意拒絕大家的擁戴，說他不過是太陽神派來的使者罷了，這麼大的事情一定要聽從太陽神的親自指示。於是，塞瓦利阿斯安排了一場盛大的祭祀典禮，那典禮儀式的精美與複雜大大震懾了當地土著。接着，塞瓦利阿斯誦讀了一篇長長的祈禱詞，這祈禱詞充滿了詩歌的感染力：
這篇祈禱詞深深打動了在場者的心，並使他們對這位王子的虔誠懷有崇高的敬意。然而他們覺得意外的是：塞瓦利阿斯的話音剛落，他們便聽見神殿的穹頂處傳來一陣柔和悅耳的樂聲。樂聲似乎自遠處而來，逐漸臨近。當樂聲相當近的時候，便聽到一位女子或一個少年的優美的嗓音。這聲音柔和動聽地唱了一會兒之後，便對全體在場的人說道：他受太陽神的派遣來向他們宣佈，光榮的太陽神已聽了他們的禱告，接受了他們的祭禮，甚至已經注意到他們當中的一個人，要把他提到高於他人的職位上。但是神不想授予他以國王的稱號，因為任何凡人都不配以君主的名義去統轄神的選民。這個民族是神從世界上的一切民族中挑選出來作為他的臣民、作為他的真正信徒的。他既然已是他們的神，他願意自己來當他們的君主，以便他們完全按照神的法律來進行管理。神會通過他選拔為王國攝政官的那個人之手賜予他們以極其公正、極其嚴明的法律。神從前已把那個人提到大祭司的高位了。神所選拔的人正是大祭司塞瓦利阿斯。神當眾宣佈他為攝政官。最後，神命令眾人接受他這種身份，將來要服從他和他的繼承人，這是按照神親授給這位使者的上天法律所規定的。神挑選這位使者作為他的意旨的解釋人，作為他的恩澤的分配者。
這番訓諭之後，人們又聽到一陣悅耳的樂聲，比第一次更加柔和，似乎漸漸遠去，一直到聽不見為止。
當時，在場的人們個個驚嘆不已，都以為的確是上天的聲音向眾人宣告神的意旨。他們都樂意立刻聽從，尤其是因為看到，光榮的太陽王選拔的攝政官正是他們想選為君主的人，而除此恩典之外，太陽王還願意親自管理他們，並特別關心他們的民族，這是無上的光榮。於是，塞瓦利阿斯被公認為太陽王總督，他的臣民中的顯要人物都向他參拜，並向他宣誓效忠。我覺得他在這個場合里的一舉一動都極為出色，是與他的機敏和明智相稱的。因為他不僅像某些偉大的立法者那樣，為了使自己的法律獲得權威，說是從某位神靈那裏得來的，而且他進一步以上天的聲音（正像要民眾相信的那樣），向民眾說出他們的神的意旨是什麼。他還認為，如果拒絕最高權力，把這個權力完全歸於太陽神，那麼他打算在這些民族中建立的管理制度就會更加鞏固，更受人們尊重。而他自己作為這位光榮君主的攝政官和代言人，就會比他從普通人那裏接受權力更受敬重，也更能夠讓人們服從於他。（《塞瓦蘭人的歷史》，第127—128頁）
如果孔子親臨塞瓦利阿斯的就職典禮，可能會感動得淚潸潸吧。這位塞瓦利阿斯似乎比周公更明白詩歌的政治魅力，更明白禮樂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太陽神是真是假，這一點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相信他是真的，那他就一定是真的了，至少像真的太陽神那樣在人間行使了神力，讓人們有所敬畏——當然，除了塞瓦利阿斯和他的同謀者之外。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塞瓦利阿斯是個好人，像周公一樣的好人，他的出發點是好的，是為了天下和平，為萬民謀福利，而這個偉大的目的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即塞瓦利阿斯本人必須牢牢地抓住政權，不許任何人染指，也不許任何人質疑。但這也許沒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統治者，這總比天下四分五裂、混戰不已或桀紂這樣的暴君當政要好。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為了造就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欺騙手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而欺騙的手法莫過於莊嚴而盛大的禮樂儀式，這與我們今天的市場營銷學的道理真是異曲同工啊。
你可能覺得，這種幼稚的招數只能騙騙無知婦孺，騙騙那些沒文化、沒見識的土著罷了。事情當然不是這樣。兩晉之交，司馬睿南渡長江，想在江南坐穩政權。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得到當地世家大族的支持，而當地那些世家大族卻對這些北方“傖父”很看不起，根本不屑和他們交往。於是整整一個月過去了，司馬睿和當地的世家大族一直沒搭上話。輔佐司馬睿的王導是個很聰明的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三月三日上巳節那天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出遊，那隆重的儀仗和威嚴的隊列徹底震懾了所有觀者，江南最大的豪強地主當即在道旁下拜。東晉政權之所以能夠在江南紮根，頗得益於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其實這個道理也處處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正如動植物總是以千奇百怪的保護色和偽裝技巧克敵求生一樣，我們人類也總是在以服飾、談吐等外在形式來構築我們的偽裝，既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
有一個女性朋友就職於一家不憑關係絕對進不去的單位，那裏待遇極好，福利極高，“錢”景遠大，而財富與機遇的分配完全掌握在領導手裏。所以，“取悅領導”是那裏每一個員工私下裏研究的核心課題。
說到這裏，肯定每個人都會想到行賄送禮。當然，行賄送禮肯定是少不了的，但若僅僅是行賄送禮，那就太平庸了。讓我舉一個管中窺豹的例子吧：他們單位平時都要求統一着裝，有一次要去集體郊遊，准許大家各穿便裝，我那個朋友就把郊遊之前的所有時間都花在了商場裏，精心挑選衣服、鞋子和首飾，花的錢實在讓我瞠目結舌。她說這只是職場上最基本的技巧，郊遊是一次機會，是你吸引領導注意的機會。
沒有人為她的話感到吃驚，反而為我的吃驚感到吃驚。但讓我更吃驚的事情還在後邊。我以為這個朋友的處心積慮已經是極致了，沒想到有一個比她年紀還小的女生以關切的口吻勸告說：“你這樣是不對的，怎麼能由着自己的品位去選衣服呢，當然得按照你們領導的品位來選啊。”
我那朋友委屈地說：“可我怎麼知道領導的品位呢？”
小女生打出一個驚呆的表情說：“你上班這麼久了，平時難道不觀察的嗎！”
我當時只感覺脊背發冷，進而醒悟到，我被這個社會淘汰實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啊。唉，我能靠自己的雙手活到現在，已經算得上奇迹了。
接下來她們終於聊到讀書的話題了，但這一點都沒有令我興奮，因為她們聊的是《杜拉拉升職記》。其實，一個自閉症患者為了接近自己的時代，看看暢銷書是再好不過的方式了。所以我也曾試圖去看看這本書，了解一下我身邊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究竟都是怎麼回事。遺憾的是，獵奇的心理並不足以抵消我的厭倦，我想還是那些和現實生活遠遠拉開距離的書更適合我。
她們問我在讀什麼書，也許是出於禮貌，也許是出於像我對她們一樣的獵奇心理。我說我正在看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馬上我就在屏幕上看到了各式各樣的鬼臉。我說：“其實你們應該對這本書感恩戴德的，因為你們現在享受到的八小時工作制正是這本書最先提出來的。”
所有的烏托邦都在做計劃經濟的打算，偉大的開國者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人們的工作時間當然也要秩序井然地被計劃進來。托馬斯·莫爾為他的烏托邦設計了六小時工作制，康帕內拉為他的太陽城設計了四小時工作制，這對於那個時代的勞工階層來說不啻為貨真價實的烏托邦，或者說是某種遠在天邊的福音。相比之下，維拉斯就要現實得多了，他認為一天應該被平均分成三個等份：
全體人民在君主的管理下都過着幸福、富裕、安寧的生活。但是作為政體之首的政府官員需要其他成員的支持和幫助，而且讓其他成員得到鍛煉也是一件好事，以免他們在富裕和逸樂之中起反叛之心，或者在遊手好閒中消磨意志。正因為這樣，塞瓦利阿斯決定安排全體臣民從事各種工作，通過有益而又適度的勞動，讓他們永遠保持精神振作的狀態。
為此，他把一天三等分，規定第一部分時間用於勞動，第二部分用於娛樂，第三部分用於休息。他要所有達到一定年齡的人，除了疾病、年老或別的事故可以免其履行法律的規定之外，都得每天勞動八小時；其餘時間，他們可以用於得到許可的正當娛樂，或是用於睡眠和休息。這樣，生活就過得十分舒適；身體由於適度的勞動得到鍛煉，而不致因過度勞累垮掉。腦子也有合理的令人愉快的活動，而不必承受憂慮、悲傷和煩惱的重壓。勞動之後的消遣和娛樂，使身體和精神輕鬆、振作，隨後的休息又使身心得到放鬆和恢復。這樣，人們忙於做好事，而沒有時間想到做壞事。他們不大會陷於那種由於遊手好閒而導致的惡習中。如果他們不以正當的事務來驅除遊手好閒，那是會造成惡習的。（《塞瓦蘭人的歷史》，第131—132頁）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沒有，如果純粹從經濟角度着眼，維拉斯其實很可能支持莫爾的六小時工作制或康帕內拉的四小時工作制，他之所以制定八小時工作制，並不是因為他覺得以塞瓦蘭人的生產能力，只有每天保證八個小時的工作才能夠保證生產出必要的生活資料，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維拉斯僅僅是覺得人們假如不工作這麼長的時間，假如有了太多的閑暇時間，那就一定會飽暖思淫慾，甚或苛刻地挑剔政府，發動政變。
這分明在說，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很有必要給老百姓沒事找事，讓他們沒有空閑的精力去思淫慾，更沒有閒情逸緻去顛覆政府。這是怎樣的一種政治哲學啊！
和好熊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這其實再正常不過，這可不是書齋里的空想，而是歷朝歷代真實存在過的政治手腕。宋朝的軍隊為什麼人數眾多卻戰鬥力薄弱，明朝的驛傳系統為什麼要養活數以十萬計的閑人，都是出於同樣的考慮。維拉斯的擔心是大有道理的，明朝崇禎年間當真對驛傳系統精簡機構，結果釀成了下崗工人的聚眾造反——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員。
中國也有這種駭人聽聞的政治哲學，好熊說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很成系統了。《國語·魯語下》記載了公父文伯的母親告誡兒子的一番做官的道理：“過去聖王治理人民，總是挑貧瘠的土地讓他們去種，讓他們一直都過勞苦的日子，所以聖王才能一直維持着他的統治。”至於這個駭人聽聞的道理為什麼能夠成立，理由有點貌似《孟子》的名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只不過這裏是用老百姓的憂患保障了那位聖王的安樂。
《淮南子·道應訓》講過一個更加匪夷所思的故事：周武王滅掉商紂王，得了江山，可心裏不大安穩，於是請教姜太公說：“我奪了商紂王的天下，這是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行為呀，如果後世有人效法我的樣子，搞得兵禍連綿，那可就不好了。你看這該怎麼辦呢？”
姜太公答道：“大王您能提出這個問題來，這很好。這就好比打獵，獵物還在活蹦亂跳的時候，獵人唯恐把箭射輕了，可等到獵殺成功之後，又希望獵物的傷口越小越好。
“您如果想長久地佔有天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導着他們多做一些無用功，同時，用煩瑣的禮樂來教化他們，讓他們各自安於本職工作，養成他們安逸的心態，讓他們的腦袋從清清明明變成渾渾噩噩。
“達到這種程度之後，再摘掉他們的頭盔，給他們戴上以翎毛裝飾的帽子；解下他們的刀劍，讓他們手持笏板；制定為期三年的守孝規則，以此來限制他們的生育；大力宣講等級秩序和謙卑退讓的精神，讓他們不起爭鬥之心；多給酒肉讓他們好吃好喝，再用音樂使他們好玩好樂，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喪使他們耗盡財產，讓他們為喪事置辦奢侈的陪葬品，這樣來使他們陷入貧窮，讓他們挖壕溝、築城牆來耗費體力。這樣做下去，就沒有多少人還能犯上作亂了。只要這樣移風易俗，就可以永保江山。”
可我還是覺得不易理解。我們必須知道，維拉斯不是處心積慮維護君權的法家，也不是馬基雅維利那樣厚顏無恥的陰謀家，他是一位真材實料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在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建設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而塞瓦蘭人的八小時工作制，雖然是我們今天八小時工作制的理論先驅，雖然在他當時的社會裏簡直是勞工階層做夢也不敢想像的人道主義美好制度，但是，從其出發點來說，怎麼看都有幾分陰險。
QQ群里大家又在討論，說某個不久之前剛剛修繕過的地方又要推倒重建。大家紛紛責怪肉食者的愚蠢，但是我覺得，他們比我們任何人都精明呢，這一修一推一建，看上去好像在浪費人工，實際上又創造了多少的就業機會，又有多少錢可以流進流出。
我說了我的這個想法，大家無不表示驚愕，他們想像不出我這樣一個整日閉門不出的人怎麼會動這麼多歪腦筋。他們想像不出，我讀的那些書，所有那些刻意遠離現實的書啊，竟然一次次地把我拉回了最真切、最血腥的現實。我真是不喜歡這樣。難道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