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3）
第三章《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3）
莊子的人和書
1
關於莊子的生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兩段寥寥的記載，這幾乎是我們唯一可用的材料了，其大意是說：“莊子是宋國蒙地人，名叫莊周，曾經在老家做過漆園的小吏，與梁惠王、齊宣王是同時代的人。
“莊子的學問涉及了方方面面，而主幹本於老子，所以他雖然寫了十幾萬字的書，內容卻大多都是寓言。他作了《漁父》《盜跖》《胠篋》來譏諷孔子之徒，闡明老子之術；作《畏累虛》《亢桑子》這些文章，說的都是些沒有事實依據的空話。但他的文筆很出彩，得心應手地攻擊儒家和墨家，就算當時的學術泰斗也招架不住莊子的鞭辟。他的學說汪洋恣肆、隨心所欲，只顧着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們找不到可以應用這些學說的地方。
“楚威王聽說了莊周的賢名，派出使者帶着厚禮去請他到楚國為相，而莊子笑着對使者說：‘千金雖然是大錢，卿相雖然是大官，但您沒見過郊祭時用作犧牲的牛嗎？這樣的牛享受過好幾年的餵養，這時候還會披上華麗的衣服，然後被送進太廟等待宰殺。到了那個時候，它就算只想做一隻沒爹沒媽的小豬也不可能了。您趕緊回去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在污水裏遊戲，也不願被國君管着。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做官，只有這樣我才高興。’”
正所謂“彭澤去官非為酒，漆園曳尾豈無才”（袁宏道《偶成》），從司馬遷的記載里，我們的確看到了一名高風亮節的隱士。試想一名基層公務員突然被聘為國家總理，普通人恐怕很難拒絕這個夢幻般的一步登天的機會。何況楚國是首屈一指的強國，楚威王也堪稱一代雄主，如果莊子接受了這次禮聘，在強國握相權，不但他的個人命運會從此改變，戰國格局或許也會因之而變。但他居然笑呵呵、輕飄飄地拒絕掉了。
遺憾的是，碌碌凡人總是很難體會這種“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的境界，所以自然就會懷疑這段記載的真實性。——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情古人已經替我們做過了，譬如宋代學者黃震就很不以為然，說楚王聘莊子為相的事情純屬子虛烏有，那些方外橫議之士總是喜歡編造這種故事自我標榜，何況這事或許只是個寓言罷了。再說當時的諸侯們崇尚的是攻戰權術，未必做得出禮聘隱士的事來。即便像孟子這樣的名人，也是在聽說過魏國和齊國的國君有好士之風以後才主動去遊說人家的，而不是被人家聘去的。退一步說，就算是聘，何至於率先便以相位相許呢？[7]（《黃氏日抄》卷五十四）
莊子的擁護者們一定會憤憤不平，的確，你黃震做不到的，莊子未必就做不到；你黃震沒有的覺悟，莊子未必就沒有，何必枉做小人呢？——但事實上，黃震的覺悟未必就比莊子低，更絕對沒有小人心腸。黃震是浙江慈溪的名人，考中過進士，在大宋王朝做過很小的官，後來時代變局考驗了他的氣節：他親身經歷了宋朝的滅亡，鐵心不仕新朝，於是藏身在深山老林，做了比莊子更隱的隱士，過着比莊子更窮的日子。在世俗意義上說，黃震的下場相當悲慘：他是餓死的。
這樣的人顯然不是小人，何況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黃震對莊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見，他覺得莊子雖然是“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但有些正面的見解還要超過老子，儘管莊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極端；《老子》值得抄錄的內容不過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莊子》卻往往有些明白中節的格言。
黃震把這些“明白中節”的格言抄錄了一些，儘是些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們在本書序言裏已經了解到的那句“為善無近名”——這一點自然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後邊那句“為惡無近刑”被黃震刪了。（《黃氏日抄》卷五十五）
所以，為了把黃震的意見結結實實地反駁回去，我們看來不宜把功夫花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該去別處尋找一些堅實的證據。好在證據並不難尋，就在《莊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講到楚王禮聘莊子，只是細節有些出入罷了，是說莊子在濮水垂釣，遇到了楚王派來的兩位大夫，說楚王很想重用莊子。但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你們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君一直把它的遺體供在廟堂之上。如果這隻神龜可以選擇的話，它是願意死後留下一把骨頭被人供着呢，還是願意活着在泥塘里爬？”兩位大夫說：“當然是後者了。”莊子說：“那你們就請便吧，我也願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莊子·雜篇·列禦寇》也有一段記載，說有人來聘請莊子，莊子的答覆是：“你應該見過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緞，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進太廟宰殺的時候，它就算只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獸也不可能了。”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史記》裏的那段記載恰恰就是《莊子》本文里這兩段內容的結合。難道司馬遷就是從《莊子》裏邊采來這兩段材料編綴成篇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僅無助於反駁黃震，莊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懷疑了。
箇中原因，黃震方才已經講到了，就是“這事或許只是個寓言罷了”。黃震這麼講，在《莊子》本文里有一處鐵證：《雜篇·寓言》裏概述創作宗旨，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這就是說，在《莊子》的全文里，寓言佔了十分之九；《莊子·雜篇·天下》概說《莊子》之行文，也有所謂“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而司馬遷自己在莊子本傳里也說過，莊子著書十幾萬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為了闡明道理的，故事情節當然可以盡情虛構，所以在有的故事裏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裏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連老子也有這種遭遇。這就是說，我們很難從《莊子》本文里那些涉及莊子生平的故事來論斷莊子的真實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測罷了。
比如，在所有和莊子有關的故事裏，他幾乎一直都是以赤貧姿態出現的，看來這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莊子真的很窮；他還始終扮演着隱士的角色，從來不去做官，多半這也是真的。如果這兩點推測基本成立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判斷出來，在那個極端尊重知識分子而且人才在國際高度流動的時代，以莊子的才學，就算這些才學全是玄虛不實的屠龍之術，謀個官做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齊國稷下學宮之類的地方混一口富貴閑飯，而且想罵誰就罵誰，沒人限制他的言論自由。一處只有螃蟹而沒有監州的天堂，難道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夢寐以求的嗎？但他就是不去，甘願做一名清貧的隱士。
這樣的人格是令人欽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個泛神論者》裏說：“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我愛荷蘭的Spinoza，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我愛印度的Kabir，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編漁網吃飯的人。”看來郭沫若沒可能愛上自己，他沒講自己是靠什麼吃飯的。
無論莊子是不是一個泛神論者，只要我們不抱偏見地看，應該相信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他的原則和我們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畢竟一點不像魯迅在短劇《起死》裏所譏諷的那個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學家。[8]的確，他對世俗所謂的正邪善惡很沒原則，卻對做官還是不做官太有原則。或許他太厭惡這個世界了，所以只想遠遠地和它保持距離，做一個冷眼旁觀者，絕不讓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顏世安先生找到了為莊子的“學術污點”做洗刷的機會：“莊子生平窮困，卻清高孤傲，拒絕與官府往來，這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長期安於貧困，做起來並不容易。莊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現成飯，這說明他性格中有某種很認真的東西，說明他是迂直而不肯靈活權變的人。為什麼我們重視莊子這種性格呢？因為《莊子》一書（尤其內篇）恰恰提倡一種凡事不要認真，無可無不可的游世主張。按這種主張，人生在世沒有什麼應該特別堅守的原則，別人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莊子評傳》，第16—17頁）
如此知人論世地看問題，我們更加可以領會到《莊子》之所以被稱為亂世之書、過激之言的理由。遺憾的是，這只是一種善意的推測罷了，因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和思想主張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當這種反差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實在難說得很。
這種情況在世界級的思想家身上並不鮮見，比如羅素就曾以一貫刻薄的口氣這樣評論叔本華說：“假若我們可以根據叔本華的生活來判斷，可知他的論調也不是真誠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館裏吃得很好；他有過多次色情而不熱情的瑣屑的戀愛事件；他格外愛爭吵，而且異常貪婪。……除對動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難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難相信，一個深信禁欲主義和知命忍從是美德的人，會從來也不曾打算在實踐中體現自己的信念。”（《西方哲學史》下冊，第309—310頁）而王國維，這位叔本華在中國最著名的私淑弟子，雖然多次論述自殺之於生活境界而言極不可取，自己卻終於選擇了這個極不可取的歸宿。
那麼，到底該以他們的實際生活為標杆來理解他們的思想，還是認為他們只是看得破卻做不到罷了，這就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做判斷的支撐。但遺憾的是，至少在莊子的這個問題上，我們找不出更多的證據了。
至此反觀顏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斷，實在很有典型意義。學者們常常出於個人的喜愛之情來選擇自己的研究對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況下選擇了研究對象之後，也會因為認知失諧的作用而對後者萌生了喜愛之情，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是，他們往往會“不憚以最大的善意來揣測自己的研究對象”（反用魯迅先生的名言）。尤其對於本國的歷史，當我們懷着錢穆先生所提倡的“溫情與敬意”的時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觀性犧牲得太多。
2
如何理解莊子的思想是我們的事，而選擇哪一種生活則是莊子自己的事。既有富貴的能力，也有富貴的機會，卻偏偏選擇了貧窮，常人雖然覺得不可理喻，但他做出這樣的選擇畢竟沒有傷害到誰。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下，生活難道不可以有這樣的選擇嗎？
但莊子也許真的傷害了誰，至少傷害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從《莊子》本文來看，他居然是有妻有子的。如果我們不以寓言視之的話，難免會對他的家庭責任感或多或少地抱以一些質疑，儘管這絲毫無損於他的思想。
當然，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實際問題，那麼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莊子的這套思想，或者說如此有思想的這位莊子，有沒有幫他的妻兒老小過上好日子呢？——《周易·遁》九四爻辭：“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振甫先生解釋說：“貴族可以退隱，故吉；小民靠勞動生活，不能退隱，故否。”（《周易譯註》，第119頁）的確，諸葛亮躬耕南陽，支道林買山而隱，都是很有物質條件的，莊子沒有守節之憂，難道也要學伯夷、叔齊和黃震那樣不成，又置老婆孩子於何地呢？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莊子就是我們身邊的一個朋友，整天不着邊際地高談闊論，不出去努力打工賺錢，讓老婆孩子過着要房沒房、要車沒車的日子，我們會不會鄙視他呢？——把理論一聯繫生活，問題就出來了，而且這個問題早已經被古代的哲人和俗人一併關心過了。
哲人的意見，比如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認為莊子並不是真的必須選擇隱遁的生活來全身保命，因為當時雖是亂世，但壽終正寢的人還是不少的，尤其是知識分子，比如稷下三千學者，大都得了善終，所以莊子這麼做是別有用意的。（《莊子書後》，《浮山文集前編》卷九）
俗人的看法，比如明代有一個叫陳一球的人，編了一部反映莊子生平的傳奇，叫作《蝴蝶夢》，以俗人八卦的典型心態塑造着莊子的家庭環境：淳于髡被編排成他的表弟，惠施變成了他的妻舅，庄暴做了他的弟弟，他還有個兒子叫靈生，妾叫如花。惠施的這個角色最有意思，他在《莊子》裏本來就是莊子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論敵，而且身為國相，仕途顯達，恰恰和莊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既然這位惠施變成了莊子的妻舅，庄太太的心情一定會很複雜的：哥哥和丈夫都是當世頂尖的知識分子，但眼看着哥哥飛黃騰達，丈夫卻始終一貧如洗。更可氣的是，丈夫甚至一點都沒有應用知識以改變命運的動機，就這麼在自甘墮落中自得其樂。嫁了一個沒有上進心的懶漢，庄太太很痛苦，兩口子為此沒少吵架拌嘴。
陳一球雖然以戲劇的手法把矛盾強化了出來，但的確貼合了老百姓的心思。莊子這個角色怎麼看怎麼讓人恨：一個人單是窮也就罷了，可誰也沒像他，窮還能窮出來那麼多虛無縹緲的大道理來，誰還都說不過他。
不過，莊子的貧窮儘管很可能是真的，但也很可能並沒有窮到《莊子》一書所渲染的那個程度，因為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莊子是有一些追隨者的，《莊子》的外篇和雜篇大多都出自他們的手筆。這些人也許就是他的門人弟子，也許就是一些和他維繫着鬆散關係的仰慕者。無論如何，以人之常情而論，大家不會眼看着師父、師娘和小師弟挨餓而不管的；同樣以人之常情而論，“餓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學來刺激不滿或者給不滿找解釋，任何這類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只是有閑富人的娛樂。他們想要別人現有的東西，並不想要什麼捉摸不着的形而上學的好處”。（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冊，第295頁）《莊子·雜篇·列禦寇》講過莊子臨死之前，弟子有厚葬的打算，只不知道這是否也僅僅只是一則寓言。
由此還會引發一個我輩凡夫俗子大感興趣的問題：莊子有沒有像孔子那樣收過學費？當然，這個庸俗的揣測也有其比較深刻的含義，因為它實際上意味着這樣一個問題，即莊子當時有沒有像其他學者一樣開宗立派，有沒有公然擺出過學術導師的高調姿態？
我們知道孔門向來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之說，《史記》還專門有《仲尼弟子列傳》，其他如墨家弟子也有很大的聲勢，但莊子的弟子到底有誰，我們連一個名字都叫不出來。《莊子·外篇·山木》講莊子見到螳螂捕蟬而黃雀在後，於是一連多日悶悶不樂，“藺且從而問之”，唐代的《莊子》註釋家成玄英說這位藺且就是莊子的弟子，姓藺名且，但他沒給出任何證據，也不知道是望文生義還是什麼，或者所謂藺且也只是一個虛構的人名罷了，這也正是《莊子》的一貫風格。
看來莊子雖然主張逃名，自己卻（也許是無可奈何地）得享大名，而他的追隨者們卻真真正正地實現了逃名的理想，以至於除了一個可疑的藺且之外，我們竟然連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物也尋找不到。再者，這些追隨者們，無論是以聲聞還是以緣覺（套用佛教術語），看來也沒有一位社會賢達，以至於莊子一派在當時竟致有點默默無聞。比如，和他同時代的孟子熱衷於反對異端邪說，但根本沒提莊子，《呂氏春秋》《屍子》點評百家，也偏偏漏掉了莊子。
晚唐羅隱寫過一篇寓言體的雜文《莊周氏弟子》，說莊周以其學術聞名於楚、魯之間，但愛聽的人多，真正入門從學的卻一個都沒有。後來有個叫無將的人，帶着全族去向莊子學習。莊子才一開始就告訴他說：“視物如傷者謂之仁，及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知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誰要是能把這五者徹底拋棄，才能夠跟我登堂入室。”無將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莊子的教誨，五六年間終於五常俱廢，到了第七年上，連土木都比不上他了。莊子說道：“我的學問你已經掌握到家了。”無將想把這學問傳授給族人，但族人們聚在一起議論道：“我們都是儒家出身的，魯國以儒術為宗，而莊子之學是舍五常而成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我們如果真去學了，那就要從此滅絕人倫了。”於是，大家離開了無將，回到了魯國。魯國眾人聽說了這件事，也都打消了拜莊子為師的念頭。所以莊子的書摒棄儒學，儒家也不願意做莊子的弟子。（《讒書》卷二）
羅隱的文章雖然只是一則寓言，卻道出了問題的一大關鍵：莊子之學確實是聽起來海闊天空，令人無限神往，真正要學起來卻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在嚴肅的學者當中，譬如朱熹，甚至認為莊子沒什麼追隨者，只是在一個遠離人煙的地方自說自話罷了。
但也有些人不像朱熹這麼多疑，他們會懷着溫情與敬意來理解藺且的身份。成玄英自然是個典型，他不但認為藺且就是莊子的學生，還為莊子找到了一位老師，叫作長桑公子。（成玄英《莊子序》）如果此言屬實的話，那麼莊子還有一個盡人皆知的師兄弟，即神醫扁鵲。
不過至少在樸素的唯物主義者看來，長桑公子絕對是一個比藺且更加可疑的人物。但這個說法一度相當流行，而且佛、道兩家都這麼講。尤其在道教的神仙譜系裏，長桑公子堪稱舉足輕重，他是入天門、養丹田的名家，曾向扁鵲傳授過起死方。
歷代學者不斷鑿實着莊子的這一師承，越說越真，及至元代，趙道一為歷代真仙作傳，在莊子的條目之下先是照抄《史記》本傳，然後引《真誥》說：“莊子師從於長桑公子，學得了玄妙的道理，著成《莊子》。他隱居在抱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在天庭做了一個叫作太極闈編郎的官。”（《歷代真仙體道通鑒》卷五）看來莊子終究拗不過世人的心愿，雖然一輩子遠離官府，卻在天庭謀了個體制內的身份。個中奧義在趙道一的註釋里可以略窺一二：“世人如果知道莊子是這樣一號真仙，一定會非常重視他的著作。”
但嚴肅的學者一般認為莊子是師承老子的，和所謂長桑公子沒什麼關係，就連成玄英自己也在為《莊子》所作的註釋里自相矛盾地說“莊周師老聃”。這個說法主要是發揮了《史記》本傳，不過《史記》只是說莊子的學說本於老子，卻沒提兩人有什麼師生關係，或許莊子之學只是遠紹老子也未可知，畢竟《莊子》夾雜着不少老子的名言。
不過，也有細心的學者讀出了另外一種可能：莊子其實生活在老子之前，甚或老子只是莊子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儘管這樣的見解已經不為時人所取，但莊子的師承問題依然沒有明確的答案，更何況莊子並不是“一個”人。
最後，如果實在要對莊子的生平做一個粗略而未必可信的勾勒的話，不妨參照B.H.Hoffert的推測：莊子，宋國蒙地人，大約生於公元前370年。在家鄉的時候，他就學於一位楊朱學派的老師，做過小吏，至少有一名叫作藺且的弟子。在雕陵看到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給了他很大的觸動，他便辭了職，認為公務員的職位無論對現實生活還是對精神追求都是一種有害的束縛。然後他去了魏國，在那裏結識（或重逢）了惠施，彼此成了友好的論敵。因為惠施既是魏國的國相又是名家的領袖，我們或可猜測莊子參與了那裏的宮廷辯論——莊子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他對辯論語言與邏輯思辨的高超駕馭能力，儘管他用這種能力來證明的恰恰是辯論的無謂。最後，如果我們對《莊子》裏的故事輕信一些的話，他應該死於公元前300年左右，死在他的妻子和惠施之後，其時有一些弟子陪在他的身邊。（ChuangTzu：TheEvolutionofaTaoistClassic，2002，第9—10頁）
3
葛瑞漢（A.C.Graham）對比老子與莊子的差異，說“《莊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為了偏愛私人生活而不是政壇官場的社會的局外人所著。《老子》雖然也吸引了同一讀者群，但它卻表現為另一種有關統治術的指南”，並且稱《莊子》是“反政治的”，而《老子》是“政治的”。（《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第199頁）這一論斷儘管忽略了《莊子》大段的政論性文字，但也道出了七八分的事實。
所謂著作集，這是先秦著述的通例。《莊子》的著作權，就像《論語》《墨子》這類的作品一樣，要歸於一個志同道合的集體。劉笑敢的一個經典的考據結論是：“《莊子》內篇基本上是戰國中期的作品，《莊子》外篇、雜篇基本上是莊子後學的作品。莊子後學大體上包括述庄派、黃老派和無君派三個支派。莊子及其後學三派的總和，就是莊子學派。”[9]（《莊子哲學及其演變》，1988，第98頁）
內篇一般被認為是莊子本人的作品，儘管其中也明顯羼雜着別人的筆墨。對於嚴格的版本考訂者來說，增竄的內容一定要刪，不過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即殘缺的內容也一定要補。事實上，后一項工作才是難度超大的。
《史記》說莊子著書十幾萬字，而我們看到的《莊子》還不足7萬字；《漢書·藝文志》說《莊子》共52篇，而我們看到的只有33篇，即內7篇、外15篇、雜11篇，這個三步曲式的劃分是郭象做的，但很可能是從俗為之。消失的那些篇章與文字一般認為也是被郭象刪掉的，現在已經恢復不了多少了。
郭象的理由是什麼呢？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說52篇本的《莊子》有很多荒誕的內容，有像《山海經》的，有像占夢書的，所以註釋者們常會按照自己的意思來作刪訂，只有《莊子》內篇各家的注本都一樣。在所有的注本當中，以郭象所注最合《莊子》的本旨，所以才被世人所重。
被世人所重的結果就是：最終只有郭象的刪訂本流傳了下來，其他版本一概散佚無存。
陸德明所謂《山海經》、占夢書云云，應當就是郭象的原話，出處就是郭象為自己的《莊子注》所作的跋語。這篇跋語在中國已經失傳，後來是在日本發現的，抄錄於鎌倉幕府時期（大約相當於中國元代）的高山寺古抄本《莊子》的末尾。郭象在這篇跋語中理直氣壯地談到，莊子閎才命世，有許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而有些低水平的人領會不了莊子的境界，妄自增竄莊子的文章，搞出不少貌似深刻實則鄙俗的文字，足足佔了全書的三成，這隻能給後來的學人增添煩惱，所以我才把它們都刪了。
現代學者一定很想告訴郭象：你覺得哪些段落不好，標註出來也就是了，哪能自作主張都刪掉呢！——這正反映了古今治學的一大差異，正像上文講到的，現代學術更加重視求真，古代學術更講究經世治國的實用性。所以對於今天的學者來說，古人的至理名言要了解，荒謬之見也一樣要了解，這才能串起思想史的脈絡，而對於郭象來說，沒用的學問當然不必要存在，留着它們只能給後人添亂。不過，即便按照郭象自己提出的標準，以今天的《莊子》本文和佚文來看，恐怕既有不少當刪而未刪的，也有不當刪而被刪的。
所以，現在許多人一提起清朝對圖書的禁毀和刪改就怒不可遏，殊不知這般的主張與行動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綿延不絕，既有政府行為，也有個人行為，只不過規模沒那麼大罷了。而且漢人刪漢人的書，這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看來還算能夠接受。既然古人長久以來都秉持着實用性的導向，那麼在他們的觀念里，刪刪改改實在算不上多大的罪過，何況《莊子》或許也沒必要寫得那麼長——明代學者王世貞針對《莊子》說過，著述不宜篇幅太長，十幾萬字的一部書，其要旨也不過幾百字罷了，若一定要寫那麼多，只能使人厭煩。（《讀莊子一》，《讀書後》卷一）
但另一方面，刪訂難免會引起人們的好奇，雖然漢人見過的52篇本《莊子》已經失傳，但學者們總會想盡辦法去尋找維納斯的斷臂。南宋王應麟從《〈後漢書〉注》《〈世說新語〉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搜集了《莊子》佚文39條（《困學紀聞》卷十），近人有馬敘倫、王叔岷做了更加細緻的工作，尤以後者輯錄佚文178條，其中既有《山海經》、占夢書一類的話，也有“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這樣很有莊子之風的至理名言，還有一些頗能撫慰心靈的小故事。
其中有一則小故事一定會成為雞湯主義者的最愛，是說魏國有一個叫東門吳的人，兒子死了卻不難過。相國非常不解：“您對兒子的愛堪稱天下第一，但如今兒子死了，您卻一點都不難過，這是為什麼呢？”東門吳說：“以前我沒有兒子的時候沒覺得難過，如今兒子死了，豈不是和當初沒兒子的時候一樣嘛，我有什麼可難過的！”
這是藉由理性想通了感情悲慟之不必要——古羅馬的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也曾講過：“從阿珀洛尼厄斯，我懂得了……在任何時候都要依賴理性，而不依賴任何別的東西；懂得了在失子和久病的劇烈痛苦中鎮定如常”（《沉思錄》卷一），但究竟如何依賴理性去“鎮定如常”，奧勒留沒有講，莊子卻給了我們一個很具體可行的方案。
所以說讀《莊子》可以使人安心，不要說通讀全篇，單單這一個疑似佚文的小故事就足以解決所有人的所有難題了：如果連這等喪子之痛也能無動於衷的話，天下還有什麼事情能夠困擾你的心呢？
在虔誠的基督徒的心裏，東門吳這樣的人物確實是存在的。《舊約·撒母耳記下》記載着，大衛王和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通姦，在拔示巴懷孕之後，大衛王設計害死了烏利亞。上帝為了懲罰這一罪行，待拔示巴生育之後，使那個孩子染上重病。於是，“大衛為那孩子懇求神，並且禁食，終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侍從站在他旁邊，要把他從地上扶起來，他卻不肯，也不與他們一起吃飯。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大衛的臣僕不敢告訴他孩子死了，因為他們說：‘看哪，孩子還活着的時候，我們勸他，他尚且不聽我們的話。現在我們怎麼能告訴他孩子已經死了呢？他會傷心欲絕的。’大衛看見他的臣僕彼此低聲耳語，就知道孩子已經死了。他問臣僕說：‘孩子死了嗎？’他們回答：‘死了！’於是大衛從地上起來，洗澡，抹膏，更換衣服，進耶和華的殿去敬拜，然後回到自己的宮裏去，吩咐人給他擺上飯，他就吃了。臣僕問他：‘你為什麼這樣做呢？孩子還活着的時候，你為他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來吃飯！’他回答：‘孩子還活着的時候，我禁食哭泣，因為我想：誰知道呢？也許耶和華憐憫我，讓孩子可以活着。現在他死了，我為什麼還要禁食呢？我還能使他回來嗎？我要到他那裏去，他卻不能回到我這裏來。’”（《撒下》12：16—23）
中國儒家會批評大衛王不近人情，但不可否認，這的確是最符合理性的態度，莊子一定會喜歡的。當然，要修鍊到這般境界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說我等草民百姓，就算在《莊子》風靡一時的晉代，就算是談玄論道的名士，也往往到不了這個火候。“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恰逢喪子，悲痛到了無法自制的地步。山簡見狀而安慰道：“不過死個小孩子，何至於傷心成這樣啊！”王戎說：“聖人能夠忘情，下等人沒有感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簡認為這話很在理，便也跟着悲傷起來。（《世說新語·傷逝》）
王戎的“情之所鍾”在後世很得人心，畢竟莊子的境界太超凡脫俗了。譬如明人王世貞，愛莊子，負狂名，但對莊子再深的體會也抵不住一生至親好友接二連三地生離死別，於悼念亡子之時只能感嘆“忘情豈我輩，分已愧莊周”。（《悼亡兒果祥詩》之十）
這到底要怪《莊子》不管用，還是要怪他們學《莊子》沒學好呢？北齊顏之推評論那些魏晉清談的名士們，說何晏因為貪戀權勢而死於黨爭，王弼恃才傲物，招人怨恨，山濤因為貪財而飽受物議，夏侯玄受了名聲的牽累而招致殺身之禍，荀粲因為喪妻而哀慟致死，王衍因為喪子而悲不自勝，嵇康因為特立獨行而丟了性命，郭象藉著聲譽而追逐權力，阮籍縱酒放浪，謝鯤因為家童貪污而丟官，這袞袞諸公都是當時眾望所歸的道家領袖，但有哪一位真的按照老莊的教誨去做了呢？（《顏氏家訓·勉學》）
顏之推文中所稱的王衍是王戎的從弟，事迹相同而人物有異，看來不知道是誰把人名搞混了。[10]當然，無論王戎還是王衍，和他們同時代的名士們一樣，在顏之推的眼裏或許僅僅算是口頭的玄學家罷了，對《莊子》的理解沒能深入內心而付諸踐履，這正是抱着實用主義精神學習《莊子》的人們應該引以為戒的。但另一方面，人家之所以做不到，也有做不到的道理，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東門吳的這種境界實在有點高不可攀。
但是不要緊，《莊子》的說理並不僅僅靠着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可以想見的是，如果你遇到了什麼看不開的事情，莊子的確會用這種故事來開導你，但比雞湯主義者們深刻的是，他通常還會非常縝密地把這些道理論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