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2）
第二章《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2）
自序亂世讀莊子——從王先謙的兩篇序言說起
1
我這篇序言，要從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篇序言談起。
為一本書作序，常規的做法不外是發掘一下這本書的優點，尤其當這本書的作者和你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圈子裏的人，不過分吹捧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但凡事總有例外，在光緒二十年，當郭慶藩把自己辛苦編纂而成的《莊子集釋》委託王先謙作序的時候，後者卻令人驚訝地沒有給出一句好評。當然，王先謙的牢騷主要發在莊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對郭慶藩有什麼意見——如果有的話，也只是暗示他說：“對《莊子》這種書沒必要下太大的功夫。”
說起這兩人的關係，王先謙比郭慶藩大兩歲，卻和郭慶藩的伯父，即洋務運動的名人郭嵩燾是學問上的忘年之交，彼此常為對方的著述作序，字裏行間從不吝惜最熱情洋溢的褒獎和推崇。從這層關係來看，郭慶藩反而像是王先謙的晚輩，不過後者按說也不該擺出倚老賣老的派頭，因為郭慶藩的這部書里沒少引用“家世父”的話，那可都是郭嵩燾的真知灼見，王先謙好歹也該給個面子。
更何況，當時的郭慶藩也並非其伯父羽翼之下的無名小輩。他已經歷任地方要員，官聲赫赫，學問也很拿得出手，是研究文字學的一代名宿。當然，要是論起學問來，王先謙的造詣和聲望都遠在郭慶藩之上，他以經學知名當世，是大清帝國的一面思想文化的大旗。就在收到郭慶藩書稿的時候，王先謙剛剛就任湖南嶽麓書院的山長，這是一個無論官、學兩途都很令人尊敬的職位。如此看來，這兩位學者型官僚似乎更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才是。
郭慶藩看來倒是這麼想的，但誰都沒想到王先謙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
時至今日，郭慶藩這部《莊子集釋》經過王孝魚先生的點校，被中華書局收錄進了“新編諸子集成”系列，成為我們研究《莊子》的首部必讀書，王先謙的那篇序言赫然就出現在全書最醒目的位置上。
這篇序言很奇怪地忽略了本來最不該忽略的學術問題，從一落筆就是感時傷世的調子，甚至悠悠然有幾分催人淚下的力量：
“郭君子瀞（郭慶藩字子瀞）撰成《莊子集釋》，拿給我看，而這一年恰恰發生了東夷之亂，我不由得深深嘆息：莊子當年也是有一肚子的不得已吧，他生逢亂世，不知道該拿這世界怎麼辦才好，於是精神彷徨於寥廓，辨析小大之無垠，窮究天地之終始，驚懼之下才寫下了這些文字。
“鄒衍曾說：‘儒者所謂的中國，只不過是廣袤天下之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罷了。赤縣神州之外自有九州，都被海水環繞，外面更有大瀛海環繞着它們全部。’[1]惠施也說：‘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這是一個頗為弔詭的說法，因為以傳統的地理觀念視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莊子讚許這種說法，自己也說倏與忽鑿死了混沌，簡直就像預見了今天的世界局勢呀。這樣看來，莊子真是一位異人。
“莊子講過，子貢提出汲水用桔槔最有效率，卻遭到了漢陰丈人嘲笑（漢陰丈人認為使用機械雖然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卻會使人產生機心，所以不取之，即‘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我們今天的機械、機事超出桔槔何止萬倍，莊子見了又會怎麼辦呢？莊子還講過蝸牛的兩隻犄角上分別有蠻氏之國和觸氏之國，兩國為了爭奪地盤而打仗，烽火連綿，伏屍數萬。而今天的世界上，到處都是蠻氏之國和觸氏之國，莊子又能怎麼辦呢？
“所以說，就算黃帝君臨天下的時候，也有蚩尤作亂；就算堯帝為君的時候，也有叢枝、宗、膾、胥敖作亂（這也是《莊子》之典）。黃帝和堯帝皆非好事之徒，但國還是要伐，兵還是要用，顯然不可能真的以虛靜之道治理天下。莊子想以虛靜之道拯救亂世之患，卻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獨立於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罷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於天下呢？
“但《莊子》這部書在後世確實大大地流行過。晉人從《莊子》發展出轟轟烈烈的玄學，但這於應對北方胡羯勢力迫在眉睫的威脅一點用處都沒有；唐代把本屬子書的《莊子》尊為經書，經書本該有經世治國之用，但它對安史之亂可有絲毫正面的貢獻嗎？要說這部書的價值嗎，也就是幫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幫小人物們看淡一些利益之爭罷了。
“但《莊子》這書文采奇絕，所以才使郭君愛玩不已，於是編撰了這部《莊子集釋》，費了許多的筆墨。假如莊子本人看到這部書，一定會說‘這都是我的糟粕’吧。儘管如此，若沒有了這些糟粕，又怎能讓我們欣賞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這部書當屬副墨之子，讀者們則要算是洛誦之孫了。（‘副墨之子’和‘洛誦之孫’是《莊子·內篇·大宗師》裏邊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誦指誦讀，大意是說‘道’的傳授經過了很多個層次的信息減損，最後有人吟詠誦讀之，又有人把吟詠誦讀的內容筆之於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離真正的那個‘道’已經很遠很遠了。王先謙這裏部分地只從字面意義來使用這兩個比喻之辭，《莊子》原文裏的洛誦之孫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王先謙就這樣感時傷世了一番，把莊子狠狠地譏諷了一通，把郭慶藩這部新書的價值溫和地貶低了一下，然後全文結束，落款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讀者就能夠從這個落款當中一下子看到問題，不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這就是甲午戰爭發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王先謙序言開頭所謂的“東夷之亂”，說的就是日本發動的一連串的戰爭。覺察了這個特定的時代背景，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謙為什麼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緒二十年的幾乎所有的傳統知識分子看來，這世界確實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劇變，就連兩千年來綿延傳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觀都要為之動搖了。人心自然會敏感起來，甚至過度地敏感起來，若非如此的話，任何一個思慮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難從鄒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裏聯想到一幅真實的世界地圖，更不可能從倏與忽為混沌開鑿七竅的那個著名的寓言裏聯想到大清帝國正在列強的覬覦之下飽經憂患。
倏與忽的故事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是說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常到混沌的地盤做客，混沌待他們很好，於是倏與忽很想報答混沌，商量道：“每個人都有七竅，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獨混沌沒有七竅，我們幫他把七竅鑿出來吧。”商議已定，倏和忽很有計劃地每天為混沌開鑿出七竅中的一竅，誰知待七竅開鑿完畢，混沌卻也死了。
顯而易見，這則寓言原本是莊子為了闡釋虛靜恬淡、無為而治的道理而設計出來的，就連下愚之人也很難生出什麼歧見，[2]而王先謙一代學術宗師，卻偏偏從中看到了光緒年間的世界格局。
而正是在這樣動蕩的時局之下，王先謙幾乎無法讓自己再去關注那些圍繞着莊子的所謂學術問題，他的心思已經完全聚焦在實用價值之上了。雖然從學術角度上講，這是最要不得的態度，但事情正如釋迦牟尼那個著名的箭喻一樣：當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後，迫在眉睫的事情當然應該是保命，而不是去費心調查射箭之人的種族、身份、姓名、膚色以及他那張弓的各個部件的材質與製作方式。（《佛說箭喻經》）所以，在這篇序言當中，王先謙反覆向莊子追問的一句話就是“怎麼辦”（原文是“使莊子見之，奈何”，“而莊子奈何”）。
尤其在儒家傳統里，學術的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學問都是沒有價值的學問。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學也要講求實用，更何況偌大的一個帝國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千瘡百孔的時候。王先謙毫不客氣地把一個個政治難題丟給莊子，毫不客氣地逼問他“你說該怎麼辦”，然後擺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勢：你看看，你還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嗎！——但王先謙唯獨忘了問問自己：你們治儒家“十三經”的難道就知道該怎麼辦嗎？
2
略有幾分反諷的是，在郭慶藩的新書問世之後，時移世易，同一家書局，即長沙思賢書局又刊印了一部《莊子集解》，書名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只有一字之差，內容也和郭書屬於同一個類型，只是篇幅略微單薄一些。
思賢書局的出版物向來以校刊精良著稱，是日後的藏書家們最愛搜集的版本之一。思賢書局的名字取自旁邊的思賢講社——早在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因為受人構陷，告病回鄉，在長沙曾國藩祠堂的西側創立講社，題額“思賢”，及至光緒十六年（1890），即甲午戰爭的四年之前，郭嵩燾延請王先謙主持講社，後者便在講社旁邊創辦了思賢書局。很快地，在學術泰斗兼資深出版人王先謙的主持下，思賢書局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幾大官營書局之一。
了解過這個背景，我們就會知道這部《莊子集解》就是王先謙的書局出版的，事情還不僅如此，看看書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謙本人。我們不由得要問：他這是怎麼了？
這樣一部書，想來王先謙自己既不可能去寫，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統管的書局去出。單從後者的角度來講，王先謙搞書局並不是市場導向型的，他有一個很宏偉的志向，就是把歷朝的聖諭聖訓、典章制度、御制詩文廣為刊發，也好扭轉這早已經敗壞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這樣說來，《莊子》的相關著述顯然不符合這個比大清政府還要主旋律的經營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謙是怎麼想的。那麼，我們翻翻《莊子集解》的序言也許能找到什麼線索吧。
王先謙這部書（很明智地）沒有委託別人作序，而是寫了一篇自序，情緒和態度與從前已是大不相同，其大意是說：
“古時候的那些著書之人難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隱居不成，我看莊子雖然就是這麼做的，雖然他的確不把富貴放在心上，但畢竟也會出門借米，也會上朝謁見國君，看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救世之心的。傳言莊子會取代惠施的相位，於是惠施在國中連續三日大索莊子，這兩位畢竟是同聲相應的老朋友啊。惠施之所以會是這個態度，想來莊子並不是一個像他自詡的那樣完全迴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況莊子自己也說過：‘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又說他自己要‘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也就是有用和無用之間，既非有用，也非無用）。莊子所謂的不材，是要讓自己做一個沒用的人來保全性命；所謂的材，是用文字來彰顯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說過：‘漂亮的話不可靠，可靠的話不漂亮。’莊子的文章就屬於漂亮的，而且連他自己都說自己的話不可靠。所以他才一會兒說馬鞭子的出現標誌着人類文明的罪惡，一會兒自己卻拿着馬鞭子敲打骷髏；一方面追慕上古那個沒有文字的社會，一方面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論以修心，這哪裏是要為後世立言的態度呢，只不過是憤世嫉俗罷了。莊子刺暴主，憤濁世，批評仁義，齊同是非，這是因為在那個殘暴與虛偽叢生的世界裏，仁義只是強盜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志已傷，所以言辭才會過激。如果讓他生在好時候的話，他一定會好好出來做事的。但遺憾的是，後世的讀書人追慕莊子的言論卻不考慮這些特定的背景。這不是莊子的錯，而是那些後人的錯。
“我治《莊子》也算有些年頭了，體會全書的要領，無非是‘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罷了。我曾以這句話作為養生的原則，這也的確對我有些益處。這樣說來，莊子也算是我的老師了。……”
以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王先謙，先前那些感時傷世的激憤突然沒了蹤影，眼下彷彿只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樹下一張古舊的搖椅上，眯着眼睛向小輩們拉着家常。
其實，所謂“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儒家本身就有這種論調，不假外求，只不過立意不同。《尚書正義·武成》引《帝王世紀》，說武王克商之後，殷商的人民看着周軍進城，期待着一睹新君風采。先看到了畢公，大家以為這就是新君，賢人商容說：“這個人嚴肅而有急色，不會是新君。”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為這該是新君了，商容又說：“這個人威風凜凜，是個帶兵的人，不是新君。”接下來周公出場，大家以為這總該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說：“看這個人的氣質，志在除賊，應該是周之相國。”最後武王露面，商容這才說道：“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看這個人氣質正是如此，應該就是我們的新君了。”
之所以“見惡不怒，見善不喜”，是因為聖人存天下之公心，不存私心之好惡。但如今一代大儒王先謙放棄了本門外王之道的“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轉而尊奉莊子內聖之道的“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無可奈何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我們最後仍然要留意一下王先謙是在什麼時間做出這番轉變的——序言的落款里清楚地寫着：宣統元年七月。
宣統元年（1909），歲次己酉，這是一個帝國改元的年份，舊皇帝下馬，新皇帝上任，距離王先謙為郭慶藩新書作序的時候，也就是距離甲午戰爭爆發的那個年份，已經過去了足足十五個春秋。難道在這十五年間，那個“怎麼辦”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不成？
的確有了答案。就在王先謙刊行《莊子集解》的前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接連去世，隨後溥儀繼位，改元宣統，溥儀的父親載灃攝政，成為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就在宣統元年之初，載灃重申立憲組閣，下令各省在年內成立咨議局，還罷免了幾名反對立憲的官員，皇權專制眼看着就要改為立憲組閣，這是中國歷史上亘古未有的大事。尤其這偉大的一躍竟然還是自上而下發生的。
對於清朝皇權來說，立憲組閣之舉當然不是心甘情願的，只是在局勢所逼之下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君主立憲雖然不好，但總好過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大軍推翻。
幾家歡喜幾家愁，當初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王先謙痛斥維新大將梁啟超傷風敗俗，志在謀逆；《湘報》宣傳民權，宣傳平等，王先謙斥之為禽獸之行，敗滅倫常；可如今立憲組閣是攝政王載灃一手督辦的，王先謙就算還想罵人也不容易找到下嘴的地方了。我們不妨對他的憂慮給予一些同情的理解，畢竟在根正苗紅的儒家傳統里，政治和倫理向來都是一體的兩面，若是政治格局變了，舊有的倫理格局又該置之何地呢？如果天地君親師錯位了，被儒家知識分子們辛苦維護了兩千多年的道統豈不也跟着搖搖欲墜了嗎？“也知經術非時務，稍為儒林振古風”，王先謙曾經這樣道出自己編修儒學經典時的一絲無奈，那個美麗舊世界看來是守不住了，而邪惡新世界又何曾給自己的心靈留下一截可以棲息的寒枝呢？
李零先生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裏說過這樣一段相當悲情的話：“孔子絕望於自己的祖國，徒興浮海居夷之嘆，但遍干諸侯，一無所獲，最後還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傷心。喪子，哀麟，回死由亡，讓他哭幹了眼淚。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卻沒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對與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現在，我很想把這段話挪用到這位錯愕於宣統元年的王先謙的身上。在許多研究近代史的文章里，王先謙都是作為一名標準的反動派，恰如其分地秀出他的標籤所賦予他的那副符合人們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嘴臉，但從《莊子集解》的這篇自序里，我們似乎也可以體會到一些別樣的東西，反動派也有他們深沉的悲情。
這世界徹底亂套了呀，西洋列強，東夷悍鄰，維新派，革命黨，立憲組閣……十五年前的王先謙或許沒有想到，那個實實在在而又虛無縹緲的道統終於不是自己能夠捍衛得住的，甚至有一天還要親眼看着它分崩離析，轟然倒塌，而那一部曾為他深深鄙夷的《莊子》卻意想不到地變成了自己最後的精神家園，這不由令人想起楊慎的詩“少日聲名追杜甫，暮途羈絆脫莊周”（《重寄張愈光》之二）。
但是，冷眼旁觀之下，王先謙之所以能夠修鍊得“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想來只不過是因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罷了，儘管所謂槁木死灰云云在《莊子》的本文里恰恰是被用來褒揚那些得道高人的。當今的雞湯主義者們對此時此刻的王先謙一定不會吝惜溢美之詞，“如果你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你就要學會改變自己的內心”。——王先謙似乎做到了，他的心靈由此而升華，登上了寧靜而逍遙的莊子境界。
這應該算是一個兩全其美的結局吧，他獲得了逍遙，他的敵人獲得了快樂。
3
回顧王先謙的這篇自序，單從學理上說，牽強之處頗多，實在有失宗師風範。但對王先謙自己而言，這些問題似乎已不再重要。然而，無論如何，他在學理上還是說對了一點，《莊子》這部書，確實是亂世之下的過激之語。
當然，這並不是王先謙的獨創之見，前輩學者也每每言及於此，比如宋代的黃震比較《老子》和《莊子》，說後者值得稱道的言論雖然更多一些，但悖理之處也更極端，因為《老子》是隱士之書，而《莊子》是亂世之書。（《黃氏日抄》卷五十五）
至於說莊子的那套道理基本行不通，這也算是古今學者們的一個共識了。司馬遷就說過莊子的學說汪洋恣肆、隨心所欲，只顧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們找不到可以應用這些學說的地方。（《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及至魏晉年間，莊子研究的黃金時代，郭象，這位《莊子》最著名（不過至少有一半是罵名）的註釋家，在為自己刪訂的《莊子》所作的序言裏[3]，雖然讚許了莊子“知本”，還文采斐然地為他說了不少好話，但也認為他的那些狂言距離現實社會太遠，正確而沒有用場，高明而無法實行。而在郭象的註釋里，甚至直接批評了莊子那種隱居山林的所謂“無為”。
儘管這也許正是莊子所要追求的效果，但是，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恐怕很難領會郭象當年的這番感慨，現在看看那麼多人生導師講解《莊子》，講莊子的智慧對我們現實生活的真切指導，比實用更實用，比日常生活更日常生活呀，怎麼能說“正確而沒有用場，高明而無法實行”呢？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問題就出在時代背景上。從春秋以至戰國，社會越來越亂，《莊子·內篇·人間世》講孔子來到楚國，當地一位名叫接輿的狂人唱着歌走過孔子的門前，歌是這樣唱的：“鳳啊，鳳啊，德行為什麼這麼衰敗？未來不可期待，過去也不可追懷。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如今這個世道呀，能免遭刑罰就算不錯了。福比羽毛還輕，可就連這點薄福也不知向哪裏去尋；禍比大地還重，人卻根本沒處躲避。……”[4]
考慮到莊子的憤世和過激，這段話我們就打個折扣來聽好了，但就算它在客觀性上有幾分偏頗，至少逼真地道出了莊子對當時世界的主觀感受。所以我們要理解，莊子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發出自己那一家之言的，而正如王先謙說的，如果換到一個好時候，他也未必如此了。
其實在這個時代里，知識分子明明可以混得很好。戰國年間，百家爭鳴，有思想、有學問的人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尤其是那些學派領袖、一代宗師，更是威風得不得了。儒家在孔子死後，弟子們開始分幫結派，各謀一派大好前程，像子夏這樣的重要弟子可以被魏文侯尊為老師；再到後來，就連私淑孔子的孟子，這位頗有學究氣的、愛理想而不愛錢財的人物，儘管一輩子處處碰壁，但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是金領中的金領，甚至連他的學生都有看不慣的。一名叫作彭更的弟子就這麼問過他：“老師，您這一出門，幾十輛車浩浩蕩蕩的，跟隨您的人足有好幾百，吃完這國吃那國，是不是有點過分呢？”[5]（《孟子·滕文公下》）
不但因講究繁文縟節而被人詬病的儒家這麼風光，就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也很風光。雖然墨家組織內部厲行苦行主義，但墨家弟子同樣是各國諸侯高薪延攬的人才。更有甚之的是，當時有遠見的國君可以拿出千金買馬骨的精神，就算你沒多大學問，沒多大本事，一樣有機會得到不錯的待遇，而且還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做事。
所以我們看那些爭鳴不休的百家學者，儘是些有錢、有地位的人，甚至連國君都要對他們執弟子之禮。這還不說，就算國君做到了這個份兒上，學者們還是可以矜持倨傲，挑三揀四，國君卻不能發作。這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受到最高禮遇的時代，但莊子跟他們不一樣，雖然也有一肚子學問，卻甘心做一名隱士。換句話說，他始終都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員。
當然，莊子的家境也不會太過貧寒，因為別說他能寫出這麼漂亮的文章，也別說他能闡釋這麼玄妙的思想，就算他能把自己文章里的所有字符認全，這在當時就已經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莊子語言的磅礴縱恣遠勝於同時代的其他學者，這讓人想起霍布斯的話來：“人們的語言愈豐富，他們就愈加比普通人聰明或癲狂。”（《利維坦》，第23頁）而要造就出這麼高的文化素養，少不了有點家世或財力的背景。
但滿腹經綸的莊子不願意像其他學者一樣奔走於諸侯的門庭，享受優越的待遇，他覺得這個世界太危險了、太污濁了，他也覺得這個人生太不可預料了，今天的座上賓可能就是明天的刀下鬼，所以他要和世界保持距離。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一個顯而易見的代價，自然就是貧窮。
我們因此會讚歎莊子是一位高潔之士，但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身邊就生活着這樣一個人，我們一般會用“憤世嫉俗”這個詞來形容他。
那麼，該怎樣看待一位憤世嫉俗的人寫下的憤世嫉俗的文章呢？[6]我們不妨試想一位飽受感情摧殘的女子聲淚俱下地控訴着“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這雖然表達了情感上的真實，卻絕對不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真理。如果這位女子把自己的心裏話寫成了一本書，讓那些人生導師拿着它去指點所有和諧社會裏的幸福家庭，他們會怎麼講呢？
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斷章取義再加上牽強附會，至少也要將之裁減合體，切不可讓那些急需滋補的讀者看到它的全貌。
不問可知，他們成功了。而唯一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成功也許來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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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成功的確來得太晚了。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莊子一直沒能把自己這個大智慧的人生導師的形象飽滿起來，不斷地有一些以“鐵肩擔道義”自居的人站出來對他指指點點，或是批判，或是不屑，甚至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
史料當中對莊子最早的批評來自先秦的最後一位大儒荀子，他說莊子等人“猾稽亂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又單獨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後邊這句話出自《荀子·解蔽》，是專門分析何者為蔽又該如何解蔽的。歸納一下荀子的說法，所謂蔽，就是泥於一己之偏見，片面地看待問題。然後荀子就開始逐次批評百家之學都蔽在哪裏，莊子的問題就在於“蔽於天而不知人”，也就是說，莊子只知道片面地強調順應自然，卻不曉得人事是怎麼回事。讀者這時候不免好奇，很想知道諸子百家當中有誰看問題是不片面的。——很好，荀子一定正在期待着這個問題，因為他馬上就把本門的祖師孔子推到了答案的位置上。
及至漢代，儒家大宗師揚雄批評莊子昧於君臣之義（《法言·問道》），放蕩不羈而不守禮法（《法言·五百》）。站在揚雄的角度，這算是很嚴厲的批評了，不過他倒也沒覺得莊子一無是處，當有人問他莊子之學有何可取的時候，他表達了和王先謙一樣的見解：“少欲”。（《法言·問道》）
但揚雄的門戶之見實在太深，純以自家學術為標杆，這在另一段對話里被暴露得一清二楚——當又有人問他鄒衍和莊周有何可取之處的時候，他說，他們的那些話嘛，凡是好話就取，不好的話就不取。人家追問他何謂好話、何謂不好的話，他說合乎經典的就是好話，否則就不是。（《法言·問神》）今天的讀者很有必要想想當時的背景，也就是說，揚雄所謂的經典都是哪些呢？——那時候已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所以，所有的經典都是儒家經典。
荀子和揚雄批評莊子，多少帶了些時代和門戶的偏見，但就在莊子之學最當紅的魏晉年間，道家名人葛洪竟然也站出來批評莊子，見地和郭象差不多，也是說莊子那些話實在太高了，高到落不到實處，聽起來雲山霧罩，做起來手足無措，這就像寶劍縫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屬做的船不能凌波航行一樣。（《抱朴子·外篇·用刑》）
至少最後一句葛洪說錯了，這就是今天的小學生勝過古代高知的地方。當然，我們還可以說寶劍本來就不是用來縫衣服的，大象也不該去捕老鼠，莊子之學是做大事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這種話只有讀原文才能感受到那種攝人心魄的氣勢）。但問題是，一來相對於莊子之“大”，現實世界裏再大的事都是小事；二來這天地之正和六氣之辯到底能怎麼乘、怎麼御呢？
其實，說《莊子》沒多大用處倒也罷了，畢竟讓人“少欲”也算它的一大功勞，但更嚴厲的批評是：《莊子》不但沒用，而且有害；不但有害，而且有大害。——就在莊子之學的鼎盛時期，東晉名士王坦之寫下了一篇著名的《廢庄論》，顧名思義，這是要把莊子廢掉。王坦之的理論素養很高，而且知己知彼，擅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莊子的邏輯來批莊子自己，說他對天下益處太少，害處太多，對世道人心的淪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晉書·王坦之傳》）
但是，在晉人的玄學大風氣之下，王坦之雖然有高官顯爵，雖然有生花妙筆，畢竟也沒能把莊子廢掉。但或許能讓王坦之欣慰一些的是，大約就在他去世的當年，在長江以北的“淪陷區”，前秦皇帝苻堅頒佈詔書，作為尊崇儒學的一項重要措施，把《莊子》《老子》和讖緯之學一併嚴禁，違反者會被處以死刑。
史料並沒有記載是否有哪個“放蕩不羈而不守禮法”的玄學愛好者為《莊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或者莊子之學在北方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影響，倒是提到有一位尚書郎王佩因為讀了讖緯之書被苻堅殺掉了，從此“學讖者遂絕”。（《資治通鑒》卷103）苻堅，這位幾乎一統天下的氐族雄主，用嚴苛的暴力手段維護了溫柔敦厚的儒學，當然，順便也維護了一下前秦政權的穩定。王坦之的心愿居然被苻堅完成了，也許真是筆杆子不如槍杆子吧。
但莊子的“流毒”不是這麼簡單就能清理乾淨的，所以批判還會繼續下去。及至宋代，程頤和朱熹這兩大儒宗對莊子都很不滿。程頤採取了一個很有個人風格的決絕態度：一生不讀《莊子》。（《困學紀聞》卷10）朱熹看上去則要豁達一點，有時還說莊子見識比較高超，氣度比較豪邁，但他對莊子的那些“傷風敗俗”之言極為憤慨——比如《莊子·內篇·養生主》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這句話從字面看來並不太難理解，是說做好事要注意別給自己招來名聲，做壞事也要注意別給自己惹上官司，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只要不惹上官司，壞事盡可以放手去做。
這話說得太赤裸裸了，以至於讓許多喜歡莊子的人都會感到錯愕不解。幸好註釋家總是有一些自由發揮的餘地，當初郭象給這句話作注，就闡釋得非常高妙而縹緲：“忘記善也忘記惡，處身於善惡的中央，任萬物自行發展，不聲不響地與大道合而為一，於是乎刑罰和名譽都會遠離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這樣的解釋大有刻意拔高之嫌，莊子的原話卻很簡單，如果不是充分發揮想像力的話，實在讀不出這麼深奧的意思。至於後世的學者們，既有蹈虛而曲意彌合的，也有質樸而看不順眼的。朱熹走的就是質樸一路，說莊子這是不管義理，一門心思計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臉。君子可不是這樣，為義之所當為，不計吉凶禍福。（《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顯然是一個正義導向型的人，做事只問對錯，不計個人得失，而如果顛倒過來，那就叫作小人。拿這個標準一衡量，莊子的確像是小人。
這時候的莊子看上去一點也不“逍遙”，一點也不“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了自己這條小命，還真算計得很精。若說到義理，莊子才不管什麼義理呢，在他看來，這世上的好人和壞人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兩個放牛娃，一個因為讀書而弄丟了牛，一個因為賭博而弄丟了牛，雖然理由不同，但還不是都把牛弄丟了嗎。伯夷死於名，盜跖死於利，還不都是一樣的殘生傷性，為什麼世人偏偏把他們分出君子和小人呢？（《莊子·外篇·駢拇》）
《莊子》書中像這樣的論述有很多，本來就夠驚世駭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莊子》內在邏輯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絕對無法容忍的結論。
前人說《莊子》敗壞世道人心，這就是一例。我們還是得回過頭去考慮莊子當時的社會背景：那是戰國亂世，是群雄爭霸的時候，你打我來我打他，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反正好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壞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只有眾暴寡，強凌弱，寡的欺負更寡的，弱的欺負更弱的，沒有誰是乾淨的，就算有乾淨的，多半也是裝的。
世界就是這麼亂，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已經號稱“春秋無義戰”了。所以身處其中的莊子只看到殺人的戰爭，卻看不到正義的戰爭；看到大盜以仁義竊國，自然連仁義也不信了；看到強盜因為分贓不均而爭執是非對錯，自然再看待是非對錯時也就不那麼有所謂了。
那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祖國不值得去愛，正義沒地方去愛，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詞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着偽善，纏人的無妄之災如影隨形，待在家鄉是苛政猛於虎，跑到國外還是苛政猛於虎，君王們今天搞個大工程，明天搞個大徵兵……總之，不幸生活在這樣一個大時代里的小人物，只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連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該怎麼辦呢？——莊子連這也有辦法：一死生、齊彭殤，生如寄、死如歸，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況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生命是會轉化的，循環流轉，永無終結。換一句大白話來說：只要想得開，就能不怕死。
但是，戰國結束了，莊子早就死了，時代也早就變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王先謙的那個問題，並且不妨再追問一下：如果莊子生在一個好時候，他還會那麼說話嗎？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個還能夠分得清楚是非善惡的年月，他還會那麼說話嗎？——我們不妨比照一下諸葛亮和林則徐的兩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時候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社會環境恰恰與莊子所處時代相近，這心態（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莊子式的；後者則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時候的林則徐倒和朱熹有幾分相近呢。
所以說我們理解《莊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時代（這難道不是常識嗎），其次還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個時代，否則的話，如果非要以心靈雞湯的實用原則統攝一切，《莊子》裏邊大段大段這類的內容就只能要麼被曲解，要麼被無視。
5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宣統元年，也就是王先謙刊印《莊子集解》的那一年。
那一年裏發生了太多的事情，《莊子集解》也不知道銷路如何。不過這個問題很快就讓人顧不上關心了，因為年關一過，大事件便接踵而來。
宣統二年（1910），剛剛年初，執掌帝國大權的攝政王載灃就遭遇了一次未遂的刺殺。刺客是一些英勇的革命黨人，在被捕入獄之後，其中一名最耀眼的青年才俊寫下了這樣一首令人熱血沸騰的絕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寥寥20個字，20個如此年輕的字，不知道會給那位近來已經“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的恬淡老人帶來多大的震撼呢？
雖然國家出了這麼大的新聞，但在王先謙的心情里已經沒有多少憂國憂民的餘地了，因為就在這一年，他自己也深深地捲入了一場劫難。
這一年裏，就在王先謙的家鄉長沙，爆發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搶米風潮”，在饑民暴動的衝擊下，米倉被搶，巡撫衙門被燒，教堂、洋行、領事館被毀，無計可施的巡撫大人只好託病請辭。但地方不可一日無主，亂局亟須幹員主持，當地士紳們便聚在一起商量對策，最後決定向湖廣總督發出電函，指名道姓地要更換新的巡撫。在這封電函的落款裏邊，第一眼就能看到王先謙的名字。
這件事讓朝廷很惱火，認為鄉紳們在搶米風潮里不但為暴民推波助瀾，居然還膽敢歸咎於巡撫大人，電請更換朝廷要員，實在不識大體。於是，作為當地的名宿，也作為“劣紳”的頭子和電函的主要簽字者，王先謙受到了嚴厲處罰，降五級調用。
陡逢大變之下，喜怒哀樂終於又入回了胸次，王先謙鳴冤上訴，竭力剖白，百般辯解。——這倒不是胡攪蠻纏，至少在電函這件事上他真是冤枉的。長沙士紳集會的那天，王先謙其實連家門都沒出，但他實在太有名望了，作為當地士紳眾望所歸的代表，他的名字就這麼被老朋友毫無惡意地簽在了電函的落款上。看來王先謙治《莊子》實在很沒眼力，挑出那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有什麼用呢，如果真有先見之明，最該挑出的應是被朱熹大加撻伐的那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才對。
後悔葯是沒得吃了，王先謙的苦心辯白也終究無濟於事。是的，時局變了，這位株守道統的老鄉紳多年來反新政、反維新、反立憲，為大清帝國守衛着最要緊的精神旗幟，而現在連攝政王載灃都自上而下地搞起立憲籌備了，往日裏的忠貞旗手便忽然之間礙眼了起來。
所有的處分與冤屈也只能默默承受了。到了這個時候，王先謙總算在字面意義上做到了《莊子》所稱許的“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從此閉門謝客，這多風多浪的一年就咬着牙這麼挨過去吧。
困境中的人常常會用這樣一句話安慰自己：最難的日子都挨過來了，將來再怎麼難也不會難過現在。是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明年又會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明年的確是一個嶄新的開始，甚至還是中國歷史上最耀眼的幾個年份之一，如果能夠180度地改變心態的話，步入新紀元的王先謙一定會歡呼雀躍的。
因為這一年是辛亥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那年。
這對困局當中的王先謙似乎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打擊，頃刻間帝國瓦解，民國成立，王綱解紐，天崩地裂。唯一的好處是，去年被清政府降的那五級頭銜如今倒也無所謂了。
“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這正是三年之前王先謙為自己《莊子集解》作序時引過的莊子名言，看來如今真是到了該想辦法保命全生的時候了。從此，這位烜赫一時的一代儒宗避居長沙郊區，閉門著書，不問世事，以寂寞而高貴的姿態度過自己最後的七個年頭。
當王先謙把自己封閉起來的時候，去年的行刺事件中那位寫得一手好詩的刺客卻恰恰走出了牢房。世界就是這樣弔詭，這位英武的刺客將來也要遭逢一個亂世，並且也會在那個亂世里生出無力抵抗的感覺。那個時候，他也許是因為想起了《莊子》裏邊那兩個放牛娃的故事吧，也許是因為有哪位人生導師用那句“如果你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你就要學會改變自己的內心”的經典語錄開導了他，總之，他做了漢奸，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