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季羨林心是蓮花開》（2）
第八章《季羨林心是蓮花開》（2）
耄耋之言
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想到以後，自己抱什麼態度。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飲恨吞聲，最要不得，這樣必將成陶淵明所說的促齡具。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瞭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着自己，欲罷不能。
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干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
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是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公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傢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嘆，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里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
儘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創業的皇帝決不會是知識分子，只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麼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着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於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無關實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麼能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面子又是什麼呢？
我還想進一步談一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范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歷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決不會有麵糰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麼“瘦骨嶙峋”，什麼“骨瘦如柴”，又是什麼“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槃”
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拚命，喜歡拼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同“面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只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面子。
中國這些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他們又仗着“骨氣”
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留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台。
須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們的命根子，是他們的統治和尊嚴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蔔，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
在外國知識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國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種姓，為首的是婆羅門。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識就掌握在他們手裏，這個最高種姓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封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卻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實在出人意料。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印度古典戲劇中，少數婆羅門卻受到極端的嘲弄和污衊，被安排成劇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劇中，語言是有階級性的。梵文只允許國王、帝師（當然都是婆羅門）和其他高級男士們說，婦女等低級人物只能說俗語。可是，每個劇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羅門，他們插科打諢，出盡洋相，他們只准說俗語，不許說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羅門的地方。這有點像中國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識分子——的地方。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是這種人物。為什麼中印同出現這個現象呢？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我在上面寫了我對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歷史，連鑒往知今一類的想法我都沒有。倘若有人要問：“現在怎樣呢？”因為現在還沒有變成歷史，不在我寫作範圍之內，所以我不答覆，如果有人願意去推論，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干。
最後我還想再鄭重強調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儘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隻能是暫時的現象，久則必變。就連留在外國的人，甚至歸化了的人，他們依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要尋根，依然愛自己的祖國。何況出去又回來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呢？我們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另眼相看”，當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們國家的事情辦好了，情況會大大地改變的。至於沒有出國也不想出國的知識分子占絕對的多數。
如果說他們對眼前的一切都很滿意，那不是真話。但是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麼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於前，遲雷震於頂，他們會依然熱愛我們這偉大的祖國。
這一點我完全可以保證。只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夠了。
如果不愛自己的祖國，巴老為什麼以老邁龍鍾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一個老留學生的話
我是一個老留學生，在國外學習和工作了十年有餘，後來我又到過全世界許多國家，對於留學生的情況，我應該說是了解的。但是，俗話說：“老年的皇曆看不得了。”我回國至今已有半個世紀，可謂“老矣”，我這一本皇曆早已經看不得了。可為什麼我現在竟斗膽來寫這樣一篇序呢？
原因當然是有的。雖然相距半個世紀，在這期間，滄海桑田，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留學生自不能例外。但是，既同稱留學生，必然仍有其共同之處。我的一些看來似已過時的看法和經驗，未必對今天的留學生沒有用處。這有點像翻看舊書，偶爾會發現不知多少年前壓在書中的一片紅葉，歲月雖已流逝，葉片卻仍紅艷如新，它會勾引起我和別人一些對往事栩栩如在目前的回憶。
我現在就把這些回憶從心中移到紙上來。
中國之有“留學熱”，不自今日始。30年代初起一直到後來很長的時間內，此“熱”未消，而且逐年增溫。當年的大學生，一談到留學，喜者有之，悲者亦有之。雖同樣熾熱，而心態卻又天地懸殊。父母有權、有勢、有錢，出國門易如反掌，自然是心曠神怡，睥睨一切。無此條件者，唯有考取官費一途，而官費則名額只有幾名，僧多粥少，向隅而嘆者，比比皆是，他們哪能不悲呢？我曾親眼看到，有的人望“洋”興嘆，羨慕得渾身發抖，遍體生熱。
留學的動機何在呢？高者胸懷“科學救國”的大志，當時“科學”只能到外國去學。低者則一心只想“鍍金”。在當時大學畢業生找“飯碗”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想出國鍍一下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包裝”。以便回國后在搶飯碗的搏鬥中靠自己身上的金色來震撼有權勢、有用人權者的心，其用心良苦，實亦未可厚非，我們大可以不必察察為明，細細地去追究別人心中的“活思想”和“一閃念”，像“四人幫”那樣，這一幫人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儘管在當時留學生出國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據我的觀察，這個共同性是普遍的，幾乎沒有任何例外的。這就是：出國是為了回國，想待在或者賴在外國不回來的想法，我們連影兒都沒有，甚至連“一閃念”中也沒有閃過。
寫到這裏，我再也無法抑制住同今天的留學生比一比的念頭。根據我所看到的或者聽到的情況來看，今天的留學生，其數目大大地超過了五十年前。其中絕不缺少有“出國是為了回國”的仁人志士。但是大部分——大到什麼程度，我沒有做過統計，不敢亂說——卻是“出國為了不回來”的。這種現象，自然會有其根源，而且根源還是明擺着的。無論什麼根源也決不能為這個現象辯解。我雖年邁，但尚未昏聵。對於這個現象我真是大為吃驚，大為浩嘆，不經意中竟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世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然有其共同點。這個共同點並不神秘，不用說人們也明白，這就是：他們都有知識，否則，沒有知識，就不能成其為“知識分子”。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們都有不同之處。別的國家，我先不談，只談中國。同別的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異常鮮明，異常突出的。也許有人會問：你不是正講留學生嗎？怎麼忽然講開了知識分子？原因十分清楚，因為留學生都是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中一個獨特的部分。所以講留學生必須講知識分子。
那麼，中國知識分子的異常鮮明、異常突出之處究竟何在呢？歸納起來，我認為有兩點：一是講骨氣，二是講愛國。所謂“骨氣”，就是我們常說的“有骨頭”、“有硬骨頭”等等。還有“不吃嗟來之食”也屬於這一類。至於“寧死不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一類的話，更是俯拾即是。《孟子?滕文公上》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說得多麼具體，多麼生動，擲地可作金石聲。我們不但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三國時禰衡擊鼓罵曹，被曹操假黃祖之手砍掉了腦袋。近代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前，大罵住在裏面的袁世凱，更是傳為佳話，引起普遍的尊重。這種例子，中國歷史上還多得很。其他國家，不能說一點也不提倡骨氣；但決沒有中國這樣普遍，這樣源遠流長。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中國留學生都必須有這樣的骨氣。
說到愛國，中國更為突出。在世界上眾國之林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宣傳不愛國的。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利和義務愛自己的國家。但是，我們必須對愛國主義加以分析。不能一見愛國主義，就認為是好東西。我個人認為，世界上有兩種愛國主義，一真一假；一善一惡。被壓迫、被侵略、被剝削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真愛國主義，是善的正義的愛國主義。而壓迫人、侵略人、剝削人的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邪惡的，非正義的，假愛國主義，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害國主義”。這情況一想就能明白。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狂喊“愛國主義”，喊得震天價響。這樣的國能愛嗎？值得愛嗎？誰愛這樣的國，誰就淪為幫凶。而我們中國，以漢族為基礎的中國，雖號稱天朝大國，實則每一個朝代都有“邊患”，我們反而是被侵略、被屠殺者。這些少數民族，現在已融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但在歷史上卻確是敵人。我們不能把古代史現代化。因為中國人民始終處在被侵略、被屠殺的環境中，存在決定意識，我們就形成了連綿數千年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愛國者燦如列星，光被四表。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岳飛、文天祥、辛棄疾、陸遊等等，至今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為中華民族增添了正氣，為我們後代作出了榜樣，永遠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中國留學生都必須愛國。
說到這裏，我不妨講幾個我們五六十年前老留學生的故事。
在二戰期間，我正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我們住在小城格丁根的幾個留學生，其中有原清華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維教授等。我們常想，一個人在國內要講人格。在國外，除了人格，還要講國格。因為你在國外，在外國人眼中，你就是中國的代表。他們沒有到過中國，你是什麼樣子，他們就認為中國是什麼樣子。你的一舉一動，都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常講，如果同德國學生有了衝突，他出言不遜，侮辱了我們自身，這樣的情況還可以酌情原諒。如果他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必須跟他玩兒命。幸而，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十分感謝誠實可靠待人以禮的偉大的德國人民。
1942年，國民黨政府的使館從柏林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日軍走狗漢奸汪精衛的使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十分關鍵、意義異常重大的事情。我同張維等商議，決不能同漢奸使館發生任何關係。我們毅然走到德國警察局，宣佈我們無國籍。要知道，宣佈無國籍是有極大的危險性的。一個無國籍的人，就等於天空中的一隻飛鳥，任何人都可以捕殺它，受不到任何方面的保護。我們冒着風險這樣做了。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也只能這樣去做。然而我們內心中卻是十分欣慰的，認為自己還不是孬種，還夠算得上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沒有失掉人格，也沒有失掉國格。
我說這一番話，好像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意在吹擂自己。我全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比今天的留學生年齡要大上五六十歲。我不願意專門說些好聽的話，取悅於你們。如果我還有什麼優點的話，那就是：我敢於講點真話，肯講點真話。
我上面講到的今天留學生的情況，也全是真話，沒有半句謊言。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豈不是認為“今不如昔”了嗎？豈不是認為“黃鼬降老鼠，一窩不如一窩”了嗎？我決不這樣相信。我上面雖然說到：我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其實並沒有。
我的信條一向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始終相信“雛鳳清於老鳳聲”。我總認為人類總會越來越好的，而決不是相反。今天留學生的情況只能是暫時的現象。目前我們國家在生活福利方面還趕不上發達的國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也只能是暫時的現象。我們有朝一日總會好起來的。今天有些留學生不想回國，我不譴責他們，我相信他們仍然是愛國的。即使已經“歸化”了其他國家的人，他們的腔子裏仍然會有一顆中國的心。那種手執刀叉，口咽大菜，懷裏揣滿了美元而認為心滿意足，認為是實現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人，畢竟只能是極少數。
我倚老賣老，刺刺不休，在上面講了這一些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愛聽的話。俗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我相信，我的話不會沒有用處的。話中如果有可取之處，則請大家取之。如果認為根本沒有用，則請大家棄之如敝屣，我決不會有任何怨言。
老年十忌
我已經在本欄寫過談老年的文章，意猶未盡，再寫“十忌”。
忌，就是禁忌，指不應該做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共性。老年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有一些獨特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特性，老年禁忌不一定有十個。我因受傳統的“十全大補”、“某某十景”之類的“十字迷”的影響，姑先定為十個。將來或多或少，現在還說不準。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一忌：說話太多
說話，除了啞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動。有的人喜歡說話，有的人不喜歡，這決定於一個人的秉性，不能強求一律。我在這裏講忌說話太多，並沒有“禍從口出”或“金人三緘其口”的涵義。說話惹禍，不在話多話少，有時候，一句話就能惹大禍。口舌惹禍，也不限於老年人，中年和青年都可能由此致禍。
我先舉幾個例子。
某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雖年逾耄耋，而思維敏銳，說話極有條理。不足之處是：一旦開口，就如懸河泄水，滔滔不絕；又如開了閘，再也關不住，水不斷湧出。
在那個大學裏流傳着一個傳說：在學校召開的會上，某老一開口發言，有的人就退席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到會場，某老談興正濃。據說有一次博士生答辯會，規定開會時間為兩個半小時，某老參加，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這個會會是什麼結果，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會有什麼想法和措施，他會怎樣抓耳撓腮，坐立不安，概可想見了。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著名的敦煌畫家。他年輕的時候，頭腦清楚，並不喜歡說話。一進入老境，脾氣大變，也許還有點老年痴呆症的原因，說話既多又不清楚。有一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新建的大禮堂中召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年會，開幕式必須請此老講話。我們都知道他有這個毛病，預先請他夫人準備了一個發言稿，簡捷而扼要，塞入他的外衣口袋裏，再三叮囑他，念完就退席。然而，他一登上主席台就把此事忘得一乾二淨，擺開架子，開口講話，聽口氣是想從開天闢地講起，如果講到那一天的會議，中間至少有三千年的距離，主席有點沉不住氣了。我們連忙採取緊急措施，把他夫人請上台，從他口袋裏掏出發言稿，讓他照念，然後下台如儀，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我不再舉了。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是每一個老人都有這個小毛病，有的人就沒有。我說它是小毛病，其實並不小。試問，我上面舉出的開會的例子，難道那還不會製造極為尷尬的局面嗎？當然，話又說了回來，愛說長話的人並不限於老年，中青年都有，不過以老年為多而已。因此，我編了四句話，奉獻給老人：年老之人，血氣已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
二忌：倚老賣老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國政治生活還比較（我只說是比較）正常的時候，周恩來招待外賓后，有時候會把參加招待的中國同志在外賓走後留下來，談一談招待中有什麼問題或紕漏，有點總結經驗的意味。這時候剛才外賓在時嚴肅的場面一變而為輕鬆活潑，大家都爭着發言，談笑風生，有時候一直談到深夜。
有一次，總理髮言時使用了中國常見的“倚老賣老”這個詞兒。翻譯一時有點遲疑，不知道怎樣恰如其分地譯成英文。總理注意到了，於是在客人走後就留下中國同志，議論如何翻譯好這個詞兒。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能得出滿意的結論。我現在查了兩部《漢英詞典》，都把這個詞兒譯為：Totakeadvantageofone’sseniorityoroldage.意思是利用自己的年老，得到某一些好處，比如脫落形跡之類。我認為基本能令人滿意的；但是“達到脫落形跡的目的”，似乎還太狹隘了一點，應該是“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
人世間確實不乏倚老賣老的人，學者隊伍中更為常見。眼前請大家自己去找。我講點過去的事情，故事就出在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吳敬梓有刻畫人物的天才，着墨不多，而能活靈活現。第十八回，他寫了兩個時文家。胡三公子請客：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須，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
倚老賣老，架子可謂十足。然而本領卻並不怎麼樣，他們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一直到今天，倚老賣老，擺老架子的人大都如此。
平心而論，人老了，不能說是什麼好事，老態龍鍾，惹人厭惡；但也不能說是什麼壞事。人一老，經驗豐富，識多見廣。
他們的經驗，有時會對個人甚至對國家是有些用處的。但是，這種用處是必須經過事實證明的，自己一廂情願地認為有用處，是不會取信於人的。另外，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與觀察，一個人，老年人當然也包括在裏面，最不喜歡別人瞧不起他。一感覺到自己受了怠慢，心裏便不是滋味，甚至怒從心頭起，拂袖而去。
有時鬧得雙方都不愉快，甚至結下怨仇。這是完全要不得的。
一個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決定於你有沒有值得別人尊敬的地方。在這裏，擺架子，倚老賣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會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會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為怪。要舉典型，有魯迅的九斤老太在。
從生理上來看，人的軀體是由血、肉、骨等物質的東西構成的，是物質的東西就必然要變化、老化，以至消逝。生理的變化和老化必然影響心理或思想，這是無法抗禦的。但是，變化、老化或僵化卻因人而異，並不能一視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謂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空談無補於事，試舉一標本，加以剖析。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標本就是我自己。
我已屆九旬高齡，古今中外的文人能活到這個年齡者只佔極少數。我不相信這是由於什麼天老爺、上帝或佛祖的庇佑，而是享了新社會的福。現在，我目雖不太明，但尚能見物；耳雖不太聰，但尚能聞聲。看來距老年痴獃和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我也還沒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思想僵化的跡象我也是有的。我的僵化同別人或許有點不同：它一半自然，一半人為；前者與他人共之，後者則為我所獨有。
我不是九斤老太一黨，我不但不認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確信“雛鳳清於老鳳聲”。可是最近幾年來，一批“新人類”
或“新新人類”脫穎而出，他們好像是一批外星人，他們的思想和舉止令我迷惑不解，惶恐不安。這算不算是自然的思想僵化呢？
至於人為的思想僵化，則多一半是一種逆反心理在作祟。
就拿穿中山裝來作例子，我留德十年，當然是穿西裝的。解放以後，我仍然有時改着西裝。可是改革開放以來，不知從哪吹來了一股風，一夜之間，西裝遍神州大地矣。我並不反對穿西裝；但我不承認西裝就是現代化的標誌，而且打着領帶鋤地，我也覺得滑稽可笑。於是我自己就僵化起來，從此再不着西裝，國內國外，大小典禮，我一律藍色卡其布中山裝一襲，以不變應萬變矣。
還有一個“化”，我不知道怎樣稱呼它。世界科技進步，一日千里，沒有科技，國難以興，事理至明，無待贅言。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幸福，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帶來了危害，也無法掩飾。世界各國現在都驚呼環保，環境污染難道不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嗎？猶有進者。我突然感覺到，科技好像是龍虎山張天師鎮妖瓶中放出來的妖魔，一旦放出來，你就無法控制。
只就克隆技術一端言之，將來能克隆人，指日可待。一旦實現，則人類社會迄今行之有效的法律準則和倫理規範，必遭破壞。
將來的人類社會變成什麼樣的社會呢？我有點不寒而慄。這似乎不盡屬於僵化範疇，但又似乎與之接近。
四忌：不服老
服老，《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承認年老，可謂簡明扼要。人上了年紀，是一個客觀事實，服老就是承認它，這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反之，不承認，也就是不服老倒跡近唯心了。
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和古典小說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勝數，盡人皆知，無須列舉。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在這裏指出來：古今論者大都為不服老唱讚歌，這有點失於偏頗，絕對地無條件地讚美不服老，有害無益。
空談無補，舉幾個實例，包括我自己。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軍進城還不太久，忘記了是出於什麼原因，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約我在他下榻的翠明庄見面。我準時趕到，徐老當時年已過八旬，從樓上走下，衛兵想去扶他，他卻不停地用胳膊肘搗衛兵的雙手，一股不服老的勁頭至今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再一個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陳翰笙先生。陳先生生於1896年，跨越了三個世紀，至今仍然健在。他晚年病目失明，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了他的活動，有會必到。有人去拜訪他，他必把客人送到電梯門口。有時還會對客人伸一伸胳膊，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勁。前幾年，每天還安排時間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這樣的不服老我是欽佩的。
也有人過於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黃和動物內臟，怕膽固醇增高。這樣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欽佩的。
至於我自己，我先講一段經歷。是在1995年，當時我已經達到了八十四歲高齡。然而我卻絲毫沒有感覺到，不知老之已至，正處在平生寫作的第二個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幾達兩年之久，風雪無阻。我已經有點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點半起床，到東邊那一單元書房中去寫作。一轉瞬間，肚子裏向我發出信號：該填一填它了。一看錶，已經六點多了。
於是我放下筆，準備回西房吃早點。可是不知是誰把門從外面鎖上了，裏面開不開。我大為吃驚，回頭看到封了頂的陽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開。我於是不假思索，立即開窗跳出，從窗口到地面約有一米八高。我一墮地就跌了一個大馬趴，腳後跟有點痛。旁邊就是洋灰台階的角，如果腦袋碰上，後果真不堪設想，我后怕起來了。我當天上下午都開了會，第二天又長驅數百里到天津南開大學去做報告。腳已經腫了起來。第三天，到校醫院去檢查，左腳跟有點破裂。
我這樣的不服老，是昏聵糊塗的不服老，是絕對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講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講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
然則何去何從呢？我認為，在戰略上要不服老，在戰術上要服老，二者結合，庶幾近之。
五忌：無所事事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必須細緻地加以分析，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達官顯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後，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幾許，我輩檻外人無法窺知，他們是無所事事呢，還是有所事事，無從談起，姑存而不論。
富商大賈，一旦錢賺夠了，年紀老了，把事業交給兒子、女兒或女婿，他們是怎樣度過晚年的，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能知道的只是鈔票不能拿來炒着吃。這也姑且存而不論。
說來說去，我所能夠知道的只是工、農和知識分子這些平頭老百姓。中國古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今天，我這個儒者卻無論如何也沒有膽量說這樣的大話。我只能安分守己，夾起尾巴來做人，老老實實地只談論老百姓的無所事事。
我曾到過承德，就住在避暑山莊對面的一個旅館裏。每天清晨出門散步，總會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鳥籠，把籠子掛在樹枝上，自己則分坐在山莊門前的石頭上，閑坐說玄宗。一打聽，才知道他們多是旗人，先人是守衛山莊的八旗兵，而今老了，無所事事，只有提鳥籠子。試思：他們除了提鳥籠子外還能幹什麼呢？他們這種無所事事，不必探究。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鳥籠為業。過去他們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橋上，鳥籠也是掛在樹枝上，籠內鳥兒放聲高歌，清脆嘹亮。我走過時，也禁不住駐足諦聽，聞而樂之。這一群工人也可以說是無所事事，然而他們又怎樣能有所事事呢？
現在我只能談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是最了解情況的知識分子。國家給年老的知識分子規定了退休年齡，這是合情合理的，應該感激的。但是，知識分子行當不同，身體條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為，完全取決於自己，不取決於政府。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不敢瞎說。至於人文社會科學，則我是頗為熟悉的。一般說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時的迸發，而靠長期積累。一個人到了六十多歲退休的關頭，往往正是知識積累和資料積累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
一旦退下，對國家和個人都是一個損失。有進取心有幹勁者，可能還會繼續幹下去的。可是大多數人則無所事事。我在南北幾個大學中都聽到了有關“散步教授”的說法，就是一個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園裏溜達，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沒同散步教授談過話，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想的。估計他們也不會很舒服。
鍛煉身體，未可厚非。但是，整天這樣鍛煉，不也太乏味太單調了嗎？學海無涯，何妨再跳進去游泳一番，再紮上兩個猛子，不也會身心兩健嗎？蒙田說得好：如果大腦有事可做，有所制約，它就會在想像的曠野里馳騁，有時就會迷失方向。
六忌：提當年勇
我做了一個夢。
我駕着祥雲或別的什麼雲，飛上了天宮，在凌霄寶殿多功能廳里，參加了一個務虛會。第一個發言的是項羽。他曆數早年指揮雄師數十萬，橫行天下，各路諸侯皆俯首稱臣，他是諸侯盟主，頤指氣使，沒有敢違抗者。鴻門設宴，嚇得劉邦像一隻小耗子一般。說到盡興處，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亂濺。這時忽然站起來了一位天神，問項羽：“四面楚歌，烏江自刎是怎麼一回事呀？”項羽立即垂下了腦袋，彷彿是一個泄了氣的皮球。
第二個發言的是呂布，他手握方天畫戟，英氣逼人。他放言高論，大肆吹噓自己怎樣戲貂嬋，殺董卓，為天下人民除害；虎牢關力敵關、張、劉三將，天下無敵。正吹得眉飛色舞，一名神仙忽然高聲打斷了他的發言：“白門樓上向曹操下跪，懇求饒命，大耳賊劉備一句話就斷送了你的性命，是怎麼一回事呢？”呂布面色立變，流滿了汗，立即下台，像一隻斗敗了的公雞。
第三個發言的是關羽。他久處天宮，大地上到處都有關帝廟，房子多得住不過來。他威儀儼然，放不下神架子。但發言時，一談到過五關斬六將，用青龍偃月刀挑起曹操捧上的戰袍時，便不禁圓睜丹鳳眼，猛抖卧蠶眉，興緻淋漓，令人肅然。
但是又忽然站起了一位天官，問道：“夜走麥城是怎麼一回事呢？”關公立即放下神架子，神色倉皇，臉上是否發紅，不得而知，因為他的臉本來就是紅的。他跳下講台，在天宮裏演了一出夜走麥城。
我聽來聽去，實在厭了，便連忙駕祥雲回到大地上，正巧落在紹興，又正巧阿Q被小D抓住辮子往牆上猛撞，阿Q大呼：“我從前比你闊得多了！”可是小D並不買賬。
誰一看都能知道，我的夢是假的。但是，在芸芸眾生中，特別是在老年中，確有一些人靠自誇當年勇來過日子。我認為，這也算是一種自然現象。爭勝好強也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但一旦年老，爭勝有心，好強無力，便難免產生一種自卑情結。
可又不甘心自卑，於是只有自誇當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
對於這種情況，別人是愛莫能助的。解鈴還是系鈴人，只有自己隨時警惕。
現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軍的運動員有一句口頭禪：從零開始。意思是，不管冠軍或金牌多麼燦爛輝煌，一旦到手，即成過去，從現在起又要從零開始了。
我覺得，從零開始是唯一正確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閉
這裏專講知識分子，別的界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時也難免涉及社會其他階層。
中國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其實不識字也有憂患。道家說，萬物方生方死。人從生下的一剎那開始，死亡的歷程也就開始了。這個歷程可長可短，長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長，短則幾個小時、幾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棄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種幸福，但也是一種災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說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難處，所以說是災難。
老年人最常見的現象或者災難是自我封閉。封閉，有行動上的封閉，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閉，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異。老年人有事理廣達者，有事理欠通達者。前者比較能認清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了解到事物的改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千萬不要要求事物永恆不變。後者則相反，他們要求事物永恆不變；即使變，也是越變越壞，上面講到的九斤老太就屬於此類人。這一類人，即使仍然活躍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們卻把自己嚴密地封閉起來了。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自我封閉的形式。
空言無益，試舉幾個例子。
我在高中讀書時，有一位教經學的老師，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五經和四書背得滾瓜爛熟，據說還能倒背如流。他教我們《書經》和《詩經》，從來不帶課本，業務是非常熟練的。
可學生並不喜歡他。因為他張口閉口：“我們大清國怎樣怎樣。”學生就給他起了一個諢名“大清國”，他真實的姓名反隱而不彰了。我們認為他是老頑固，他認為我們是新叛逆。我們中間不是代溝，而是萬丈深淵，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位老友，寫過新詩，填過舊詞，畢生研究中國文學史，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他為人隨和，性格開朗，並沒有什麼乖僻之處。可是，到了最近幾年，突然產生了自我封閉的現象，不參加外面的會，不大願意見人，自己一個人在家裏高聲唱歌。我曾幾次以老友的身份，勸他出來活動活動，他都婉言拒絕。他心裏是怎樣想的，至今對我還是一個謎。
我認為，老年人不管有什麼形式的自我封閉現象，都是對個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勸普天下老年人力矯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類”吧，他們身上的活力總會感染老年人的。
八忌：嘆老嗟貧
嘆老磋貧，在中國的讀書人中，是常見的現象，特別是所謂懷才不遇的人們中，更是特別突出。我們讀古代詩文，這樣的內容隨時可見。在現代的知識分子中，這種現象比較少見了，難道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進化或進步的一種表現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學和中西知識分子比較學的重要內容。
我為什麼又拉扯上了西方知識分子呢？因為他們與中國的不同，是現成的參照系。
西方的社會倫理道德標準同中國不同，實用主義色彩極濃。
一個人對社會有能力做貢獻，社會就尊重你。一旦人老珠黃，對社會沒有用了，社會就丟棄你，包括自己的子孫也照樣丟棄了你，社會輿論不以為忤。當年我在德國格丁根時，章士釗的夫人也同兒子住在那裏，租了一家德國人的三樓居住。我去看望章伯母時，走過二樓，經常看到一間小屋關着門，門外地上擺着一碗飯，一絲熱氣也沒有。我最初認為是喂貓或喂狗用的。
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給小屋內卧病不起的母親準備的飯菜。
同時，房東還養了一條大狼狗，一天要吃一斤牛肉。這種天上人間的情況無人非議，連躺在小屋內病床上的老太太大概也會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吧。
在這種狹隘的實用主義大潮中，西方的詩人和學者極少極少寫嘆老嗟貧的詩文。同中國比起來，簡直不成比例。
在中國，情況則大大地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過去一千多年以來，仕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科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所有的讀書人都擁擠在這一條路上，從秀才舉人向上爬，爬到進士參加殿試，僧多粥少，極少數極幸運者可以爬完全程，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達到這個目的萬中難得一人。大家只要讀一讀《儒林外史》，便一目了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科舉不利，老而又貧，除了嘆老嗟貧以外，實在無路可走了。古人說：詩必窮而後工。其中“窮”
字也有科舉不利這個涵義。古代大官很少有好詩文傳世，其原因實在耐人尋味。
今天，時代變了。但是學而優則仕的幽靈未泯，學士、碩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舉人、進士、狀元。骨子裏並沒有大變。在當今知識分子中，一旦有了點成就，便立即披上一頂烏紗帽，這現象難道還少見嗎？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殘餘還不容忽視。我們都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惡死，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們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評論。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離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來越近了，此時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獨不然！中國古代的文學家、思想家、騷人、墨客大都關心生死問題。根據我個人的思考，各個時代是頗不相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似乎更為關注。粗略地劃分一下，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對死十分恐懼，而且十分坦蕩地說了出來。
這一派可以江淹為代表。他的《恨賦》一開頭就說：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最後幾句話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世說新語?任誕等二十三》第一條就講到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於竹林之中，肆意酣暢。”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劉伶命人荷鍬跟着他，說：“死便埋我！”對死看得十分豁達。
實際上，情況正相反，他們怕死怕得發抖，聊作姿態以自欺欺人耳。其中當然還有逃避殘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淵明為代表。他的意見具見他的詩《神釋》中。詩中有這樣的話：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此舉？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他反對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對常想到死。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態度。最後四句詩成了我的座右銘。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想到以後，自己抱什麼態度。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飲恨吞聲，最要不得，這樣必將成陶淵明所說的促齡具。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
魯迅不到五十歲，就寫了有關死的文章。王國維則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結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處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過死亡的邊緣上，一個千鈞一髮的偶然性救了我。從那以後，多活一天，我都認為是多賺的。因此就比較能對死從容對待了。
我在這裏誠摯奉勸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達事情的人，偶爾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以陶淵明《神釋》詩最後四句為座右銘。
十忌：憤世嫉俗
憤世嫉俗這個現象，沒有時代的限制，也沒有年齡的限制。
古今皆有，老少具備，但以年紀大的人為多。它對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會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
世事發生必有其因。憤世嫉俗的產生也自有其原因。歸納起來，約有以下諸端：
首先，自古以來，任何時代，任何朝代，能完全滿足人民大眾的願望者，絕對沒有。不管漢代的文景之治怎樣美妙，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怎樣理想，宮廷都難免腐敗，官吏都難免貪污，百姓就因而難免不滿，其尤甚者就是憤世嫉俗。
其次，學而優則仕達不到目的，特別是科舉時代名落孫山者，人不在少數，必然憤世嫉俗。這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可以找出不少的典型。
再次，古今中外都不缺少自命天才的人。有的真有點天才或者才幹，有的則只是個人妄想，但是別人偏不買賬，於是就憤世嫉俗。其尤甚者，如西方的尼采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又如中國的徐文長。結果無法滿足，只好自己發了瘋。
最後，也是最常見的，對社會變化的迅猛跟不上，對新生事物看不順眼，是九斤老太一黨。九斤老太不識字，只會說：一代不如一代；識字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老年人，便表現為憤世嫉俗，牢騷滿腹。
以上只是一個大體的輪廓，不足為據。
在中國文學史上，憤世嫉俗的傳統，由來已久。《楚辭》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等語就是最早的證據之一。以後歷代的文人多有憤世嫉俗之作，形成了知識分子性格上的一大特點。
我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姑以我自己為麻雀，加以剖析。
憤世嫉俗的情緒和言論，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現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正常現象而牢騷滿腹，怪話連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寫文章讚美過代溝，說代溝是人類進步的象徵。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可是到了目前，我自己也傻了眼，橫亘在我眼前的像我這樣老一代人和一些“新人類”、“新新人類”之間的代溝，突然顯得其闊無限，其深無底，簡直無法逾越了，彷彿把人類歷史斷成了兩截。
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將伊於胡底。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憤世嫉俗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要不得的；可我一時又改變不過來，為之奈何！
我不知道，與我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有沒有人在，有的話，究竟有多少人。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毛澤東的兩句詩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2000年2月22日
走運與倒霉
走運與倒霉，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絕對對立的兩個概念。
世人無不想走運，而決不想倒霉。
其實，這兩件事是有密切聯繫的，互相依存的，互為因果的。說極端了，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經發現了，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老子的“福”就是走運，他的“禍”就是倒霉。
走運有大小之別，倒霉也有大小之別，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運越大，則倒的霉也越慘，二者之間成正比。中國有一句俗話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動地說明了這種關係。
吾輩小民，過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鹽、醬、醋、茶。有時候難免走點小運，有的是主動爭取來的，有的是時來運轉，好運從天上掉下來的。高興之餘，不過喝上二兩二鍋頭，飄飄然一陣了事。
但有時又難免倒點小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沒有人去爭取倒霉的。倒霉以後，也不過心裏鬱悶幾天，對老婆孩子發點小脾氣，轉瞬就過去了。
但是，歷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們，他們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個地區、一個行當的安危。他們得意時，比如打了一個大勝仗，或者倒賣房地產、炒股票，發了一筆大財，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自以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兩二鍋頭了得！然而一旦失敗，不是自刎烏江，就是從摩天高樓跳下，“而今安在哉！”
從歷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歷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霉則走不了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的這個總賬，後來並沒有改變。漢以後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後，才寫出了震古爍今的傑作。像韓愈、蘇軾、李清照、李後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
從來沒有過狀元宰相成為大文學家的。
了解了這一番道理之後，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意義是重大的。它能夠讓我們頭腦清醒，理解禍福的辯證關係；走運時，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過了頭；倒霉時，要想到走運，不必垂頭喪氣。心態始終保持平衡，情緒始終保持穩定，此亦長壽之道也。
1998年11月2日
糊塗一點，瀟洒一點
最近一個時期，經常聽到人們的勸告：要糊塗一點，要瀟洒一點。
關於第一點糊塗問題，我最近寫過一篇短文《難得糊塗》。
在這裏，我把糊塗分為兩種，一個叫真糊塗，一個叫假糊塗。
普天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嘗到一點小甜頭，便喜不自勝，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個小釘子，便憂思焚心，眉頭緊皺，前途暗淡，哀嘆不已。這種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們是真糊塗，但並不自覺。他們是幸福的，愉快的，願老天爺再向他們降福。
至於假糊塗或裝糊塗，則以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最為典型。鄭板橋一流的人物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但是現實的情況又迫使他們非假糊塗或裝糊塗不行。他們是痛苦的。我祈禱老天爺賜給他們一點真糊塗。
談到瀟洒一點的問題，首先必須對這個詞兒進行一點解釋。
這個詞兒圓融無礙，誰一看就懂，再一追問就糊塗。給這樣一個詞兒下定義，是超出我的能力的。還是查一下詞典好。《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神情、舉止、風貌等)自然大方、有韻致，不拘束。”看了這個解釋，我嚇了一跳。什麼“神情”，什麼“風貌”，又是什麼“韻致”，全是些抽象的東西，讓人無法把握。這怎麼能同我平常理解和使用的“瀟洒”掛上鉤呢？
我是主張模糊語言的，現在就讓“瀟洒”這個詞兒模糊一下吧。
我想到中國六朝時代一些當時名士的舉動，特別是《世說新語》等書所記載的，比如劉伶的“死便埋我”，什麼“雪夜訪戴”，等等，應該算是“瀟洒”吧。可我立刻又想到，這些名士，表面上瀟洒，實際上心中如焚，時時刻刻擔心自己的腦袋。有的還終於逃不過去，嵇康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寫到這裏，我的思維活動又逼迫我把“瀟洒”，也像糊塗一樣，分為兩類：一真一假。六朝人的瀟洒是裝出來的，因而是假的。
這些事情已經“俱往矣”，不大容易了解清楚。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上一個世紀30年代，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一位教授(姑隱其名)總想充當一下名士，瀟洒一番。冬天，他穿上錦緞棉袍，下面穿的是錦緞棉褲，用兩條彩色絲帶把棉褲緊緊地系在腿的下部。頭上頭髮也故意不梳得油光發亮。他就這樣飄飄然走進課堂，顧影自憐，大概十分滿意。在學生們眼中，他這種矯揉造作的瀟洒，卻是醜態可掬，辜負了他一番苦心。
同這位教授唱對台戲的———當然不是有意的———是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平伯先生把腦袋剃了個精光，高視闊步，昂然從城內的住處出來，走進了清華園。園中幾千人中這是唯一的一個精光的腦袋，見者無不駭怪，指指點點，竊竊私議，而平伯先生則全然置之不理，照樣登上講台，高聲朗誦宋代名詞，搖頭晃腦，怡然自得。朗誦完了，連聲高呼：“好！好！就是好！”此外再沒有別的話說。古人說“是真名士自風流”。同那位教英文的教授一比，誰是真風流，誰是假風流；誰是真瀟洒，誰是假瀟洒，昭然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
這一個小例子，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只不過是想辨真偽而已。
為什麼人們提倡糊塗一點，瀟洒一點呢？我個人覺得，這能提高人們的和為貴的精神，大大地有利於安定團結。
寫到這裏，這一篇短文可以說是已經寫完了。但是，我還想加上一點我個人的想法。
當前，我國舉國上下，爭分奪秒，奮發圖強，鞏固我們的政治，發展我們的經濟，期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建成名副其實的小康社會。哪裏容得半點糊塗、半點瀟洒！但是，我們中國人一向是按照辯證法的規律行動的。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有張無弛不行，有弛無張也不行。張弛結合，斯乃正道。
提倡糊塗一點，瀟洒一點，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
難得糊塗
清代鄭板橋提出來的亦書寫出來的“難得糊塗”四個大字，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一直到今天，二百多年過去了，但在人們的文章里，講話里，以及嘴中常用的口語中，這四個字還經常出現，人們都耳熟能詳。
我也是“難得糊塗”黨的成員。
不過，在最近幾個月中，在經過了一場大病之後，我的腦筋有點開了竅。我逐漸發現，糊塗有真假之分，要區別對待，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
什麼叫真糊塗，而什麼又叫假糊塗呢？
用不着作理論上的論證，只舉幾個小事例就足以說明了。
例子就從鄭板橋舉起。
鄭板橋生在清代乾隆年間，所謂康乾盛世的下一半。所謂盛世歷代都有，實際上是一塊其大無垠的遮羞布。在這塊布下面，一切都照常進行。只是外寇來得少，人民作亂者寡，大部分人能勉強吃飽了肚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了。最高統治者的宮廷鬥爭，仍然是血腥淋漓，外面小民是不會知道的。歷代的統治者都喜歡沒有頭腦沒有思想的人；有這兩個條件的只是士這個階層。所以士一直是歷代統治者的眼中釘。可離開他們又不行。於是胡蘿蔔與大棒並舉。少部分爭取到皇帝幫閑或幫忙的人，大致已成定局。等而下之，一大批士都只有一條向上爬的路——科舉制度。成功與否，完全看自己的運氣。翻一翻《儒林外史》，就能洞悉一切。但同時皇帝也多以莫須有的罪名大興文字獄，殺雞給猴看。統治者就這樣以軟硬兼施的手法，統治天下。看來大家都比較滿意。但是我認為，這是真糊塗，如影隨形，就在自己身上，並不“難得”。
我的結論是：真糊塗不難得，真糊塗是愉快的，是幸福的。
此事古已有之，歷代如此。楚辭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所謂“醉”，就是我說的糊塗。
可世界上還偏有鄭板橋這樣的人，雖然人數極少極少，但畢竟是有的。他們為天地留了點正氣。他已經考中了進士。據清代的一本筆記上說，由於他的書法不是台閣體，沒能點上翰林，只能外放當一名知縣，“七品官耳”。他在山東濰縣做了一任縣太爺，又偏有良心，同情小民疾苦，有在濰縣衙齋里所作的詩為證。結果是上官逼，同僚擠，他忍受不了，只好丟掉烏紗帽，到揚州當八怪去了。他一生詩書畫中都有一種憤懣不平之氣，有如司馬遷的《史記》。他倒霉就倒在世人皆醉而他獨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塗而他獨必須裝糊塗，假糊塗。
我的結論是：假糊塗才真難得，假糊塗是痛苦，是災難。
現在說到我自己。
我初進三〇一醫院的時候，始終認為自己患的不過是癬疥之疾。隔壁房間裏主治大夫正與北大校長商議發出病危通告，我這裏卻仍然嬉皮笑臉，大說其笑話。終醫院裏的四十六天，我始終沒有危急感。現在想起來，真正後怕。原因就在，我是真糊塗，極不難得，極為愉快。
我虔心默禱上蒼，今後再也不要讓真糊塗進入我身，我寧願一生背負假糊塗這一個十字架。
老少之間
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任何社會裏，總都會有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同時並存。從年齡上來說，這是社會的兩極，中間是中年。這樣一些不同年齡的階層，共同形成了我們的社會，所謂芸芸眾生者就是。
從社會方面來講，這個模式是不變的，是固定的。但是，從每一個人來說，它卻是不固定的，經常變動的。今天你是少年，轉瞬就是中年。你如果不中途退席的話，前面還有一個老年階段在等候着你。老年階段以後呢？那誰都知道，用不着細說。
想要社會安定，就必須處理好這三個年齡階段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社會兩極的老年與少年的關係。現在人們有時候講到“代溝”——我看這也是舶來品——有人說有，有人說無，我是承認有的。因為事實就是如此，是否認不掉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代溝”正標明社會在不斷前進。如果不前進，“溝”從何來？
承認有“代溝”，不就萬事大吉。真要想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還必須進一步對“溝”兩邊的具體情況加以分析。中年這一個中間階段，我先不說，我只分析老少這兩極。
一言以蔽之，這兩極各有各的優缺點。老年人人生經歷多，識多見廣，這是優點。缺點往往是自以為是，執拗固執。動不動就是：“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面還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長。”個別人仕途失意，牢騷滿腹：“世人皆醉而我獨醒，世人皆濁而我獨清。”簡直變成了九斤老太，嘮嘮叨叨，什麼都是從前的好。結果惹得大家都不痛快。
我在這裏特別提出一個我個人觀察到的老年人的缺點，就是喜歡說話，喜歡長篇發言。開一個會兩小時，他先包辦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別人不耐煩看錶，他老眼昏花，不視不見，結果如何？一想便知。聽說某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開會他一發言，有經驗的人士就回家吃飯。酒足飯飽，回來看，老教授的發言還沒有結束，仍然在那裏“懸河瀉水”哩。
因此，我對老年人有幾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氣已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
至於年輕人，他們朝氣蓬勃，進取心強。在他們眼前的道路上，彷彿鋪滿了玫瑰花。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畏縮，九天攬月，五洋捉鱉，易如反掌，唾手可得。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精神，只能保護，不能挫傷。然而他們的缺點就正隱含在這種優點中。他們只看到玫瑰花的美，只聞到玫瑰花的香；他們卻忘記了玫瑰花是帶刺的，稍不留心，就會扎手。
那麼，怎麼辦呢？我沒有什麼高招，我只有幾句老生常談：老年少年都要有自知之明，越多越好。老的不要“倚老賣老”，少的不要“倚少賣少”。后一句話是我杜撰出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杜撰是正確的。應當互相了解、理解、諒解。
最重要的是諒解。有了這個諒解，我們社會的安定團結就有了保證。
做人與處世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必須處理好三個關係：第一，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第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在內；第三，個人心中思想和感情矛盾與平衡的關係。這三個關係，如果能處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則，生活就有苦惱。
人本來也是屬於大自然範疇的。但是，人自從變成了“萬物之靈”以後，就同大自然鬧起獨立來，有時竟成了大自然的對立面。人類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資料都取自大自然，我們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怎樣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兩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強制手段。我個人認為，東西文化之分野，就在這裏。西方對待大自然的基本態度或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現成的套話來說，就是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結果呢，從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勝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們征服了。自從西方產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屢創奇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大至宇宙飛船，小至原子，無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報復的，它是能懲罰的。報復或懲罰的結果，人皆見之，比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臭氧層出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弊端中哪一項不解決都能影響人類生存的前途。我並非危言聳聽，現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環保，並採取措施。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未為晚。
中國或者東方對待大自然的態度或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
宋人張載說得最簡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我們把大自然看做夥伴。可惜我們的行為沒能跟上。
在某種程度上，也採取了“征服自然”的辦法，結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報復，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發人深省嗎？
至於人與人的關係，我的想法是：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難免有點磕磕碰碰。
在這時候，頭腦清醒的一方應該能夠容忍。如果雙方都不冷靜，必致因小失大，後果不堪設想。唐朝張公藝的“百忍”是歷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於個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則多半起於私心雜念。解之之方，唯有消滅私心，學習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庶幾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三思而行
“三思而行”，是我們現在常說的一句話。是勸人做事不要魯莽，要仔細考慮，然後行動，則成功的可能性會大一些，碰壁的可能性會小一些。
要數典而不忘祖，也並不難。這個典故就出在《論語?公冶長第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這說明，孔老夫子是持反對意見的。吾家老祖宗文子（季孫行父）的三思而後行的舉動，二千六七百年以來，歷代都得到了幾乎全天下人的讚揚，包括許多大學者在內。查一查《十三經註疏》，就能一目了然。《論語正義》說：“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許多書上還表揚了季文子，說他是“忠而有賢行者”。甚至有人認為三思還不夠。《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注》中說：有人勸恪“每事必十思”。可是我們的孔聖人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批評了季文子三思過多，只思二次（再）就夠了。
這怎麼解釋呢？究竟誰是誰非呢？
我們必須先弄明白，什麼叫“三思”。總起來說，對此有兩個解釋。一個是“言思之多”，這在上面已經引過。一個是“君子之謀也，始衷（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這話雖為文子自己所說，然而孔子以及上萬上億的眾人卻不這樣理解。他們理解，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多思”。
多思有什麼壞處呢？又有什麼好處呢？根據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除了下圍棋、象棋等等以外，多思有時候能使人昏昏，容易誤事。平常罵人說是“不肖子孫”，意思是與先人的行動不一樣的人。我是季文子的最“肖”子孫。我平常做事不但三思，而且超過三思，是否達到了人們要求諸葛恪做的“十思”，沒做統計，不敢亂說。反正是思過來，思過去，越思越糊塗，終而至於頭昏昏然，而仍不見行動，不敢行動。我這樣一個過於細心的人，有時會誤大事的。我覺得，碰到一件事，決不能不思而行，魯莽行動。記得當年在德國時，法西斯統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拉的人，常常使用一個詞兒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說干就干，不必思考”。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們必須堅決揚棄。遇事必須深思熟慮。先考慮可行性，考慮的方面越廣越好。然後再考慮不可行性，也是考慮的方面越廣越好。正反兩面仔細考慮完以後，就必須加以比較，做出決定，立即行動。如果你考慮正面，又考慮反面之後，再回頭來考慮正面，又再考慮反面，那麼，如此循環往複，終無寧日，最終成為考慮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所以，我贊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知足知不足
曾見冰心老人為別人題座右銘：“知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言簡意賅，尋味無窮。特寫短文兩篇，稍加詮釋。先講知足知不足。
中國有一句老話：“知足常樂。”為大家所遵奉。什麼叫“知足”呢？還是先查一下字典吧。《現代漢語詞典》說：“知足，滿足於已經得到的（指生活、願望等）。”如果每個人都能滿足於已經得到的東西，則社會必能安定，天下必能太平，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可是社會上總會有一些人不安分守己，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這樣的人往往要栽大跟頭的。對他們來說，“知足常樂”這句話就成了靈丹妙藥。
但是，知足或者不知足也要分場合的。在舊社會，窮人吃草根樹皮，闊人吃燕窩魚翅。在這樣的場合下，你勸窮人知足，能勸得動嗎？正相反，應當鼓勵他們不能知足，要起來鬥爭。
這樣的不知足是正當的，是有重大意義的，它能伸張社會正義，能推動人類社會前進。
除了場合以外，知足還有一個“分”的問題。什麼叫“分”？籠統言之，就是適當的限度。人們常說的“安分”、“非分”等等，指的就是限度。這個限度也是極難掌握的，是因人而異、因地而異的。勉強找一個標準的話，那就是“約定俗成”。
我想，冰心老人之所以寫這一句話，其意不過是勸人少存非分之想而已。
至於“知不足”，在漢文中雖然字面上相同，其含義則有差別。這裏所謂“不足”，指的是“不足之處”，“不夠完美的地方”。這句話同“自知之明”有聯繫。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一句老話：“人貴有自知之明。”這一句話暗示給我們，有自知之明並不容易，否則這一句話就用不着說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就拿現在來說，我所見到的人，大都自我感覺良好。專以學界而論，有的人並沒有讀幾本書，卻不知天高地厚，以天才自居，靠自己一點小聰明——這能算得上聰明嗎？——狂傲恣睢，罵盡天下一切文人，大有用一管毛錐橫掃六合之慨，令明眼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憐。這種人往往沒有什麼出息。因為，又有一句中國老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還有一句中國老話：“學海無涯。”說的都是真理。但在這些人眼中，他們已經窮了學海之源，往前再沒有路了，進步是沒有必要的。他們除了自我欣賞之外，還能有什麼出息呢？
古代希臘人也認為自知之明是可貴的，所以語重心長地說出了：“要了解你自己！”中國同希臘相距萬里，可竟說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話，可見這些話是普遍的真理。中外幾千年的思想史和科學史，也都證明了一個事實：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為人類文化做出貢獻。
2001年2月21日
有為有不為
“為”，就是“做”。應該做的事，必須去做，這就是“有為”。不應該做的事必不能做，這就是“有不為”。
在這裏，關鍵是“應該”二字。什麼叫“應該”呢？這有點像仁義的“義”字。韓愈給“義”字下的定義是“行而宜之之謂義”。“義”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適”，也就是“應該”，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要想從哲學上，從倫理學上，說清楚這個問題，恐怕要寫上一篇長篇論文，甚至一部大書。
我沒有這個能力，也認為根本無此必要。我覺得，只要訴諸一般人都能夠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惡了，就能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應該做了。
中國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可見善惡是有大小之別的，應該不應該也是有大小之別的，並不是都在一個水平上。什麼叫大，什麼叫小呢？這裏也用不着煩瑣的論證，只需動一動腦筋，睜開眼睛看一看社會，也就夠了。
小惡、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見。比如，在公共汽車上給老人和病人讓座。能讓，算是小善；不能讓，也只能算是小惡，夠不上大逆不道。然而，從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車就立即裝出閉目養神的樣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見大看出了社會道德的水平嗎？
至於大善大惡，目前社會中也可以看到，但在歷史上卻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為元軍所虜，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敵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還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後被列入“貳臣傳”，“身後是非誰管得”，管那麼多幹嘛呀。然而他卻高賦《正氣歌》，從容就義，留下英名萬古傳，至今還在激勵着我們的愛國熱情。
通過上面舉的一個小惡的例子和一個大善的例子，我們大概對大小善和大小惡能夠得到一個籠統的概念了。凡是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對人類發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惡。凡是對處理人際關係有利，對保持社會安定團結有利的事情可以稱之為小善，反之就是小惡。大小之間有時難以區別，這隻不過是一個大體的輪廓而已。
大小善和大小惡有時候是有聯繫的。俗話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貪污行為而論，往往是先貪污少量的財物，心裏還有點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嘗到甜頭，又沒被人發現，於是膽子越來越大，貪污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終至於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後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個別的識時務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謂浪子回頭者，然而難矣哉！
我的希望很簡單，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有為有不為。一旦“為”錯了，就毅然回頭。
2001年2月23日
老馬識途
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口頭上，“老馬識途”是常常使用的一個典故。由於使用的頻率頗高，因此而變成了一句俗語。
這個典故的出處是《韓非子?說林上》，與管仲和齊桓公有關。有一次，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不管歷史事實怎樣，老馬的故事是絕對可信的。不但馬能識途，連驢、騾、貓、狗等等動物都有識途的本領或者本能。
但是，切不可迷信。
在古代，老馬等之所以能夠識途，因為它們老走同一條道路，而古代道路的變化很少，道路兩旁的建築物變化也不會大。
久而久之，這些牲畜們就記住了。只要把韁繩放開，讓它們自由行動，它們必然能找到回家的道路。也許這些牲畜們還有什麼“特異功能”，我沒有研究過，暫且不說。
但是，人類社會前進的速度越來越快，道路和建築物的變化也越來越大。到了今天，簡直一日數變。住在大城市裏的人，三天不出門，再一出門，就有可能認不清街道。原來是一片空地，現在卻像幻術一樣，突然矗立在你的眼前的是一座摩天高樓。原來是一條羊腸小道，現在卻突然變成了一條柏油馬路。
會暈頭轉向，這不必說了。即使老馬一流的動物真有“特異功能”，也將無所用其技了。
我就有一個親身的經驗。有一天，我走出北大南門到黃庄郵局去，我在海淀已經住了將近半個世紀，是這裏的一匹地地道道的老馬。我也頗有自信，即使把我的眼蒙住，我也能夠找回家來。然而，這一回我卻出了丑，現了眼。我走了一條新路，一走出去，是一條大馬路，車如流水馬如龍。我一時傻了眼：這是什麼地方呀？我的黃庄在哪裏呀！我一時目眩口呆，只覺得天昏地轉，大有白天“鬼擋牆”之感。我好不容易定了定神，猛抬頭看到馬路上駛過去的332路公共汽車，我才如夢方醒，終於安全地走回到了學校。
像我這樣一匹老馬，腦筋是“難得糊塗”的，眼耳都還能準確地使用；然而在距北大咫尺之地竟然栽了這樣一個跟頭，這個跟頭在我心中摔出了一個“頓悟”。我悟到，千萬不要再迷信老馬識途，千萬不要在任何方面，包括研究學問方面以老馬自居。到了現在，我覺得倒是“小馬識途”。因為年輕人無所蔽，無所懼，常常出門，什麼摩天大樓，什麼柏油馬路，在他們眼中都很平常。
我們這些老馬千萬要向小馬學習。
溫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氣氛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除了看破紅塵出家當和尚的以外，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家。一提到家，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漾起一點溫暖之意、一絲幸福之感。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單職工還是雙職工，白天在政府機構、學校、公司、工廠、商店等等五花八門的場所工作勞動。不管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都會付出巨大的力量，應付錯綜複雜的局面，會見性格各異的人物，有時會弄得筋疲力盡。有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哪裏事事都會讓你稱心如意呢？到了下班以後，有如倦鳥還巢一般，帶着一身疲憊，滿懷喜悅，回到自己家裏。這是一個真正的安身立命之處。在這裏人們主要祈求的就是溫馨。有父母的，向老人問寒問暖，老少都感到溫馨；有子女的，同孩子談上幾句，親子都感到溫馨；夫妻說上幾句悄悄話，男女都感到溫馨。當是時也，白天一天操勞，身心兩方面的倦意，間或有心中的憤懣、工作中或競爭中偶爾的挫折、在處理事務中或人際關係中碰的一點小釘子等等，都會煙消雲散，代之而興的是融融的愉悅。總之，感到的是不能用任何語言表達的溫馨。
你還可以便裝野服，落拓形跡。白天在外面有時不得不戴着的假面具，完全可以甩掉。有時不得不裝腔作勢，以求得能適應應對進退的所謂禮貌，也統統可以丟開，還你一個本來面目，圓通無礙，純然真我。天下之樂，寧有過於此者乎？所有這一切都來自家庭中真正的溫馨。
但是，是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是溫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絕不是的。家庭中雖有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血緣關係，但是，所有這一些關係，都不能保證溫馨氣氛必然出現。俗話說：鍋碗瓢盆都會相撞。每個人的脾氣不一樣，愛好不一樣，習慣不一樣，信念不一樣，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樂，時有突變的情況，情緒也有不穩定的時候，特別是在自己的親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來。有時候為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也會意見相左，處理不得法，也能產生齟齬。天天耳鬢廝磨，誰也不敢保證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那麼，我們應當怎麼辦呢？就我個人來看，處理這樣清官難斷的家務事，說難極難，說不難也頗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雖不中，不遠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歸納成了幾句順口溜：相互恩愛，相互誠懇，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雜私心，家庭和睦，其樂無垠。
有人可能不理解，我為什麼把容忍強調到這樣的高度。要知道，容忍是中華美德之一。我們的往聖先賢，大都教導我們要容忍。民間諺語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內容，教人忍讓。有的說法，看似消極，實有積極意義，比如“忍辱負重”，韓信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唐書》記載，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他睦族之道。公藝提筆寫了一百多個“忍”字遞給皇帝。從那以後，姓張的多自命為“百忍家聲”。佛家也十分強調忍辱之要義，經中有很多忍辱仙人的故事。常言道：“小不忍則亂大謀”。
在家庭中則是“小不忍則亂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間，有時難免有不同的意見，如果一方發點小脾氣，你讓他(她)一下，風暴便可平息。等到他(她)心態平衡以後，自己會認錯的。此時，如果你也不冷靜，火冒三丈，輕則動嘴，重則動手，最終可能告到法庭，宣判離婚，豈不大可哀哉！父母兄弟姊妹之間，也有同樣的情況。結果，一個好端端的家庭，會弄得分崩離析。這輕則會影響你暫時的情緒，重則影響你的生命前途。
難道我這是危言聳聽嗎？
總之，溫馨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氣氛，而溫馨則是需要培養的。培養之道，不出兩端，一真一忍而已。
愛情
一
人們常說，愛情是文藝創作的永恆主題。不同意這個意見的人，恐怕是不多的。愛情同時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東西。即使後來出家當了和尚，與愛情完全“拜拜”，在這之前也曾趟過愛河，受過愛情的洗禮，有名的例子不必向古代去搜求，近代的蘇曼殊和弘一法師就擺在眼前。
可是為什麼我寫《人生漫談》已經寫了三十多篇還沒有碰愛情這個題目呢？難道愛情在人生中不重要嗎？非也。只因它太重要，太普遍，但卻又太神秘，太玄乎，我因而不敢去碰它。
中國俗話說：醜媳婦遲早要見公婆的。我遲早也必須寫關於愛情的漫談的。現在，適逢有一個機會：我正讀法國大散文家蒙田的隨筆《論友誼》這一篇，裏面談到了愛情。我乾脆抄上幾段，加以引申發揮，借他人的杯，裝自己的酒，以了此一段公案。以後倘有更高更深刻的領悟，還會再寫的。
蒙田說：我們不可能將愛情放在友誼的位置上。我承認，愛情之火更活躍，更激烈，更灼熱……但愛情是一種朝三暮四、變化無常的感情，它狂熱衝動，時高時低，忽冷忽熱，把我們繫於一髮之上。而友誼是一種普遍和通用的熱情……再者，愛情不過是一種瘋狂的慾望，越是躲避的東西越要追求……愛情一旦進入友誼階段，也就是說，進入意願相投的階段，它就會衰弱和消逝。愛情是以身體的快感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復存在。
總之，在蒙田眼中，愛情比不上友誼，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個人覺得，蒙田的話雖然說得太激烈，太偏頗，太極端，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它有合理的實事求是的一方面。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世人對愛情的態度可以籠統分為兩大流派：一派是現實主義，一派是理想主義。蒙田顯然屬於現實主義，他沒有把愛情神秘化、理想化。如果他是一個詩人的話，他也決不會像一大群理想主義的詩人那樣，寫出些卿卿我我，鴛鴦蝴蝶，有時候甚至拿肉麻當有趣的詩篇，令普天下的才子佳人們擊節讚賞。他乾淨利落地直言不諱，把愛情說成是朝三暮四、變化無常的感情。對某一些高人雅士來說，這實在有點大煞風景，彷彿在佛頭上着糞一樣。
我不才，竊自附於現實主義一派。我與蒙田也有不同之處：我認為，在愛情的某一個階段上，可能有純真之處，否則就無法解釋日本青年戀人在相愛達到最高潮時有的就雙雙跳入火山口中，讓他們的愛情永垂不朽。
二
像這樣的情況，在日本恐怕也是極少極少的，在別的國家，則未聞之也。
當然，在別的國家也並不缺少歌頌純真愛情的詩篇、戲劇、小說，以及民間傳說。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世所周知的。誰能懷疑這種愛情的純真呢？
專就中國來說，民間類似梁祝愛情的傳說，還能夠舉出不少來。
至於誓死不嫁和誓死不娶的真實的故事，則所在多有。這樣一來，愛情似乎真同蒙田的說法完全相違，純真聖潔得不得了啦。
我在這裏想分析一個有名的愛情的案例。這就是楊貴妃和唐玄宗的愛情故事，這是一個古今艷稱的故事。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歌頌的就是這一件事。你看，唐玄宗失掉了楊貴妃以後，他是多麼想念，多麼情深：“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這一首歌最後兩句詩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寫得多麼動人心魄，多麼令人同情，好像他們兩人之間的愛情真正純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是，常識告訴我們，愛情是有排他性的，真正的愛情不容有一個第三者。
可是唐玄宗怎樣呢？後宮佳麗三千人，小老婆真夠多的。即使是三千寵愛在一身，這在一身能可靠嗎？白居易以唐代臣子，竟敢亂談天子宮闈中事，這在明清是絕對辦不到的。這先不去說它，白居易真正頭腦簡單到相信這愛情是純真的才加以歌頌嗎？抑或另有別的原因？
這些封建的愛情“俱往矣”。今天我們怎樣對待愛情呢？我明人不說暗話，我是頗有點同意蒙田的意見的。中國古人說：食、色，性也。愛情，特別是結婚，總是同色相聯繫的。家喻戶曉的《西廂記》歌頌張生和鶯鶯的愛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簡”，也就是以身相許。箇中消息，很值得我們參悟。
我們今天的青年怎樣對待愛情呢？這我有點不大清楚，也沒有什麼青年人來同我這望九之年的老古董談這類事情。據我所見所聞，那一套封建的東西早為今天的青年所揚棄。如果真有人想向我這愛情的盲人問道的話，我也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訴他們的。如果一個人不想終生獨身的話，他必須談戀愛以至結婚。這是人間正道。但是千萬別浪費過多的時間，終日卿卿我我，鬧得神魂顛倒，處心積慮，不時鬧點小彆扭，學習不好，工作難成，最終還可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這真是何苦來！
我並不提倡二人一見傾心，立即辦理結婚手續。我覺得，兩個人必須有一個互相了解的過程。這過程不必過長，短則半年，多則一年。余出來的時間應當用到刀刃上，搞點事業，為了個人，為了家庭，為了國家，為了世界。
三
已經寫了兩篇關於愛情的短文，但覺得仍然是言猶未盡，現在再補寫一篇。像愛情這樣平凡而又神秘的東西，這樣一種社會現象或心理活動，即使再將篇幅擴大十倍，二十倍，一百倍，也是寫不完的。補寫此篇，不過聊補前兩篇的一點疏漏而已。
在舊社會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辦法，男女青年不必傷任何腦筋，就入了洞房。我們可以說，結婚是愛情的開始。
但是，不要忘記，也有綠葉成蔭子滿枝而終於不知愛情為何物的例子，而且數目還不算太少。到了現代，實行自由戀愛了，有的時候竟成了結婚是愛情的結束。西方和當前的中國，離婚率頗為可觀，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據說，有的天主教國家教會禁止離婚。但是，不離婚並不等於愛情能繼續，只不過是外表上合而不離，實際上則各尋所歡而已。
愛情既然這樣神秘，相愛和結婚的機遇用一個哲學的術語就是偶然性——又極其奇怪，極其突然，決非我們個人所能掌握的。在困惑之餘，東西方的哲人俊士束手無策，還是老百姓有辦法，他們乞靈於神話。
一講到神活，據我個人的思考，就有中外之分。西方人創造了一個愛神，叫做Jupiter或Cupid,是一個手持弓箭的童子。
他的箭射中了誰，誰就墜入愛河，印度古代文化畢竟與歐洲古希臘、羅馬有緣。他們也創造了一個叫做Kāmaolliva的愛神，也是手持弓箭，被射中者立即相愛，決不敢有違。這個神話當然是同一來源，此不見論。
在中國，我們沒有愛神的信仰，我們另有辦法。我們創造了一個月老，他手中拿着一條紅線，誰被紅線拴住，不管是相距多麼遠，天涯海角，恍若比鄰，二人必然走到一起，相愛結婚。從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對聯是天下聞名的：“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多麼質樸，多麼有人情味！只有對某些人來說，“前生”和“姻緣”顯得有點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對夫婦都回想一下你們當初相愛和結婚的過程的話，你能否定月老祠的這一副對聯嗎？
我自己對這副對聯是無法否認的，但又找不到科學根據。
我倒是想忠告今天的年輕人，不妨相信一下。我對現在西方和中國青年人的相愛和結婚的方式，無權說三道四，只是覺得不大能接受。我自知年已望九，早已屬於博物館中的人物，我力避發九斤老太之牢騷，但有時又如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為快耳。
1997年11月22日
論壓力
《參考消息》今年7月3日以半版的篇幅介紹了外國學者關於壓力的說法。我也正考慮這個問題，因緣和合，不免嘮叨上幾句。
什麼叫壓力？上述文章中說：“壓力是精神與身體對內在與外在事件的生理與心理反應。”下面還列了幾種特性，今略。我一向認為，定義這玩意兒，除在自然科學上可能確切外，在人文社會科學上則是辦不到的。上述定義我看也就行了。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壓力呢？我認為，是的。我們常說，人生就是一場拼搏，沒有壓力，哪來的拼搏？佛家說，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壓力。過去的國王、皇帝，近代外國的獨裁者，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看上去似乎一點壓力都沒有。
然而他們卻戰戰兢兢，時時如臨大敵，擔心邊患，擔心宮廷政變，擔心被毒害被刺殺。他們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壓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資本家錢太多了，擔心股市升降，房地產價波動，等等。至於吾輩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這些都是壓力，誰能躲得開呢？
壓力是好事還是壞事？我認為是好事。從大處來看，現在全球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臭氧層出洞，人口爆炸，新疾病叢生等等，人們感覺到了，這當然就是壓力，然而壓出來卻是增強憂患意識，增強防範措施，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對一般人來說，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都是壓力。
然而這些壓力何等好啊！沒有它，社會將會陷入混亂，人類將無法生存。這個道理極其簡單明了，一說就懂。我舉自己做一個例子。我不是一個沒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懷疑真有這種人，過去由於一些我曾經說過的原因，表面上看起來，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實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對我已經沒有什麼用，用不着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這方面的壓力沒有了。但是卻來了另一方面的壓力，主要來自電台採訪和報刊以及友人約寫文章。這對我形成頗大的壓力。
以寫文章而論，有的我實在不願意寫，可是礙於面子，不得不應。應就是壓力。於是撥冗苦思，往往能寫出有點新意的文章。
對我來說，這就是壓力的好處。
壓力如何排除呢？粗略來分類，壓力來源可能有兩類：一被動，一主動。天災人禍，意外事件，屬於被動，這種壓力，無法預測，只有泰然處之，切不可杞人憂天。主動的來源於自身，自己能有所作為。我的“三不主義”的第三條是“不嘀咕”，我認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壓力。
199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