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哈佛經典講座（全新增補版）》
歷史
第一節概述
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
在所有的學科中，只有歷史學將讀者的地位擺在作者之上。當歷史學家們在學術蹊徑上辛勤探索着歷史的極微小之處時，想像力豐富的讀者看到的卻是條條林蔭大道。對他們來說，只要是關於人類的、有着過去的東西都可以算作歷史——除了政治領域，藝術、科學、音樂也都有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除了國家制度，民間傳說、編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學名著也都記錄了民族衝突、英雄悲劇，而且正是因為讀者只是純粹的讀者，才能完全體會到歷史學的樂趣。他不會受到任何羈絆，即使前一秒鐘還下定決心要背誦美利堅的憲法文件，下一秒鐘也能問心無愧地傾聽在隆賽佛峽谷受傷的羅蘭吹響號角的回聲，[2]或者站在卡紐特大帝的身旁，望着北海的潮汐輕輕地拍打着這位丹麥老人的腳背。
歷史像變色龍一樣，出現在文學的幾乎每一個分支，出現在各個地方。然而，歷史卻並不是真實存在的。至今尚無人能編撰出一部完整的人類歷史，將來也不可能有人完成這樣的偉業，因為這超出了人的能力範圍。麥考利撰寫的歷史只涵蓋了40年的時間，修昔底德則只記錄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吉本是近代史學大家，寫的歷史書艱難跨越了一千年的時光，之後卻再無繼踵之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大概除卻天文學，就再也沒有哪個學科像歷史學這般漫無涯涘，為人們所知道的部分又這般之少。學生們迫切地需要了解歷史的輪廓，課本卻不可信。他們了解歷史的細節，卻很難將這些細節聯繫起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就很有必要試着在一篇短文里，將從遠古到近代的各個偉大歷史時期簡單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大約3000年前。在此之前，我們只能通過零星的考古學證據、岩畫作者的名字證明埃及、幼發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區曾先後出現過許多君主國。然而，這些民族最終都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續了下來。他們穿越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和多瑙河，最終闖進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半島。大海擋住了他們前進的腳步，於是他們在海岸邊定居下來，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為赫赫有名的當屬雅典與羅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時間，荷馬使希臘名滿天下。
就在此時，猶太民族也產生了能與荷馬平起平坐的人物。猶太人是閃米特人的一支，在《約書亞書》中，他們用本族特有的憂鬱口吻記錄了自己的十二個游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歷史，《摩西五經》以及後來的一些著述則記載了他們的法律和宗教。荷馬與約書亞的時代距我們並非十分久遠，從他們這裏講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與整個西方的歷史了。
希臘的霸主地位
起先的尼羅河與幼發拉底河，以及後來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內海（地中海），是人們經商、買賣奢侈品的途徑，同時也是文化傳播的必經之路。提爾[3]、福西亞[4]、迦太基和馬賽都是早期的商業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這裏能買到東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這裏學會了語言——字母系統。他們是最偉大的民族之一，值得被賜予這最寶貴的財富。憑藉這寶貴的財富，希臘人創作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文學，在整個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華麗的一筆。他們把民族早期傳說加工成文雅的荷馬史詩，以及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那陰鬱而辛辣的戲劇。之後，他們轉而投身歷史學和哲學。在史學領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偉大的傑作，希羅多德則寫出了愉悅大眾的故事集，而在哲學領域，他們也取得了極偉大的成就。
時間將證明，希臘哲學是人類最偉大的智慧遺產。在希臘誕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時間、意志、空間、美、真等，從來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語言中出現過。這些抽象詞彙不盡完美，卻非常重要，正是因為有了它們，希臘勤勉而敏銳的知識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芝諾完美地詮釋了這個體系。然而，公元前4世紀末，也就是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亞歷山大大帝所處的時代，卻見證了希臘文明是如何喪失活力、逐漸衰落的。
這次衰落伴隨着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事件。亞歷山大大帝創造了偉大的希臘帝國，國土從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後，這個帝國分裂成了為數眾多的君主制國家，即東方希臘化王國，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3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打敗了克利奧帕特拉和安東尼后，這個王朝就覆滅了。此時距亞歷山大的最後一次勝利——在阿貝拉打敗大流士，已整整三百年。
羅馬的統治地位
在這300年間，西進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羅馬人逐漸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約公元前200年，羅馬打敗了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隨後又突然掌控了東部。在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裏，羅馬就完全征服了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半島和埃及，同時，地中海也成了它的內湖。
羅馬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關於羅馬共和國的民間傳說與史料記載則提供了公元前500年的大致情況。不過，羅馬人真正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是在與希臘的文明和語言建立聯繫之後。他們的語言沒有希臘語那麼靈活協調，也沒有豐富的詞彙和抽象術語；其特點是簡潔、清晰和莊嚴，更適用立法和行政。
在外族入侵和希臘文明的影響下，羅馬效仿它所征服的民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優秀、成熟的文學，浸染着羅馬共和國最後的榮耀以及羅馬帝國早期即屋大維時代的輝煌。維吉爾模仿荷馬，創作了雖然內容不那麼可信、語言卻極其優美的史詩。盧克萊修在抑揚六步格的詩中，用溫和的詩句闡述了自己粗糙的唯物主義宇宙觀。西塞羅效法德摩斯梯尼，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並且成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特徵。然而，歷史學家中卻有真正能與希臘的大師匹敵者，具有政治敏感和善於諷刺的塔西佗，在羅馬擁有完全相當修昔底德在希臘的地位。
就在羅馬帝國取代了不合時宜的羅馬共和國時，拉丁語和希臘語成為地中海一帶的通用語言。希臘的各所大學、雅典、帕加馬以及亞歷山大港，見證了理性主義成為時尚，希臘黃金時代的大師們所提出的頹廢而細緻的批評和哲學觀點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不過，在此時新的地中海政治體系當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顯出來——這就是猶太民族。
猶太人的貢獻
要想知道猶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體系中即將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顧古代社會和政治鬥爭的大致特點。在荷馬所描述的英雄時代，從某種程度上說，一直持續到亞歷山大大帝統治時期，國家的規模都非常小，一般只有一座城市，或是一個城市群。那時戰事頻繁，並且戰爭通常伴隨着破壞和奴役。而幾百年後，國家的規模擴大了。雅典企圖像迦太基那樣成為殖民帝國，而不容小覷的內陸國家——馬其頓和羅馬，也緊隨其後。在公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前後，大規模的戰爭幾乎連續不斷地爆發，對此，至少有一個與之相關的社會環境因素需要我們特別注意。
社會不平等是古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情況。希臘的城市起初是一種由少數高貴家族統治的社區。這些少數貴族位於社會階層的最高處，而往下細數，處於最低地位的是奴隸。戰爭都是在奴隸制的基礎上發動的，勝利的一方俘虜戰敗的一方。羅馬共和國對抗希臘君主國的幾次大的戰爭，初衷都是為了掠奪財富與奴隸，最終變成對被征服國家最有才幹和最有教養的人口的奴役。羅馬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地中海國家，但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它所建立的文明只有空洞的形式，沒有宗教信仰，更沒有靈魂，而猶太人的出現正是要補救這一缺陷。
在整個東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區，猶太商人在帝國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區，樹立了精神信仰、嚴肅正直的榜樣，與普通社區里盛行的價值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時期，宗教則成為徒具形式的空殼，人們只管縱慾享樂，道德幾近淪喪。不過，對當時信仰缺失和道德淪喪的反抗正在拉開序幕，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擁護一個能幫他們建立強大精神體系的領袖，這個精神體系要強大到能夠滿足人們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強大到足以填滿整個地中海帝國。耶穌、保羅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這項重任。
耶穌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憑這最後一個名號，他就能輕易地將亞洲人對太陽和救贖的狂熱崇拜（當時最活躍、強大的宗教思潮）轉移到自己身上——這也是當時看來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羅是轉向羅馬的猶太人，是帝國主義者、政治家，有着寬廣的見識和傳教的熱情。斐洛是轉向希臘的猶太人，是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守護神，他將希伯來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臘人僵死的哲學，賦予其新的生命租期。這段租期很長，一直延續到亞歷山大里亞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並為這個宗教提供了它獨一無二的教條體系。
在這300年時間裏，一直到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還默默無聞，只是在許許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護的眾多教派中顯得奇怪、與眾不同而已。在這300年間，地中海地區是帝國管理、商業貿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邊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爐，從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從直布羅陀海峽到幼發拉底河谷的人們都匯聚在這裏，互相通婚，為這個龐大帝國打下根基的少數貴族種姓幾乎已經消失。國家機器還在自身動力的驅使下往前行進，不過戰爭還只是發生在遙遠的邊境，外國雇傭兵守護着帝國的邊界，帝國的心臟卻難以見到尚武精神。實際上，這是由於經濟的罪惡在盛行——物質主義、無宗教主義以及怯懦膽小。
帝國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撐宏偉的大廈，皇位不斷更迭，好皇帝，壞皇帝，還有不好不壞的皇帝，時不時地出現一個暴君，時不時地又出現一個聖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漸增強。軍隊不得不從蠻夷部落招募雇傭兵，皇冠成為戰利品爭奪中的最高獎賞；帝國漸漸失去控制，即將土崩瓦解，眾多競爭者一擁而上，企圖憑藉武力贏得統治權。
羅馬的基督化
312年，這樣的爭奪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着，君士坦丁即是爭奪者之一，他想方設法地在競爭中增強自己的力量，於是就在基督教中尋求幫助，把自己置於十字架的保護之下。不管他實際的宗教信仰是什麼，毫無疑問君士坦丁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當異教還在通過習慣和情感訴求籠絡大眾時，基督教已經為自己，特別是在帝國的西部吸引了能夠嚴肅思考並且處於較高階層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響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們的幫助，於是履行了所需的一個條件，即認同他們的信仰。
就這樣，在經歷了漫長鬥爭和多次迫害之後，基督教一夜之間成為帝國的國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腦，因此，帝國的所有公民都必須信仰基督教，而為了達到這種整齊劃一，又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民眾執着於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古老宗教，執着於他們的遠古之神、年代久遠的寺廟以及古老的儀式，要想將這一切一筆勾銷，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協就產生了。祭司、神廟、儀式還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貼上了基督教的標籤，而在這背後，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滲透進來。這是一場偉大的轉變，時至今日，聰明的旅行者和讀者還是能夠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
“地中海地區曾經充滿了華麗的裝飾、歡樂的遊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環和熱情的人群卻都已經成了夢想家的素材。一襲白袍的祭司，煙霧繚繞的祭壇，狂歡的隊伍以及神秘的儀式，也無法再撩動人類的情感。牧羊人不會再為了紀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脛骨，也不會再有上千則有趣的寓言和想像豐富的詩句縈繞在宗教祭壇邊和神殿柱廊間。日復一日，夜復一夜，正如阿波羅與戴安娜在天上過着神的生活一樣，在地上，人們也過着人的生活。而現在，在耶穌基督的魔咒之下，它們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過往雲煙，縹緲虛幻，只有歷史學家可能會令些許遺迹重現，只有詩人能令逝去的生命復活。異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來，其最脆弱的核心卻被摧毀。異教曾試圖兼收道德作為教義，但失敗了，而新的信仰卻正是在‘道德’這堅不可摧的基石上建立起來的。基督教曾通過個體良知的反抗大獲全勝，而現在，它正試圖完成一項危險的任務——創造集體的良知。”[5]
羅馬的衰落
基督教被確立為羅馬國教，並沒有來得及為這個迅速衰落的帝國注入一絲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過遷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將帝國分裂為兩部分，一半屬於羅馬文化，一半屬於希臘文化。而邊境更是危機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續入侵，很難支撐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邊界，當基督教正在成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時，他們已經憑藉武力佔據了萊茵河和多瑙河一線以內的神聖領土。自此以後，在一個世紀抑或更長的時間裏，日耳曼人的入侵過程與羅馬帝國的分裂過程一直持續着，直到375年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以及410年阿拉里克率領哥特人洗劫了羅馬城，這一過程達到了高潮。
在接下來可怕的半個世紀裏，羅馬世界被數個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盡，只有兩項舊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別是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城的支離破碎的東羅馬帝國和地位越來越重要的羅馬主教——很快人們稱之為羅馬教皇。這也初步預示着，皇帝們曾經喪失的統一領土，即將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戰，拉丁人則細緻安寧，當征服的風暴橫掃帝國西部時，他們在修道院中尋求安全。“當狂風肆虐時，羅馬遺留下來的理性主義躲避在野蠻人不敢褻瀆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會重新戎裝待發，作為基督的大軍，用嶄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輩年代的羅馬軍團從未涉足的領土。”[6]日耳曼人頭腦簡單，容易受騙上當又非常迷信，於是拉丁牧師們很快就學會如何利用他們，給他們灌輸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標準。他們不僅通過宗教來控制日耳曼人，還很快成為日耳曼王國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領袖。
此時，文化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整個文化成為一種混合物，其中最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從文化角度講這也許是好事，但從經濟和物質層面而言，卻是損失重大。巨額的財富化為烏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壞得七零八散，帝國的通信幾乎中斷。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羅馬的大道即將被毀，原來的交通要道被軍事國家的邊界所阻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只可能變得更加區域化，較之以前更加衰落。
伊斯蘭教的興起
接下來，在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橫空出世，創立了伊斯蘭教，從此開始了阿拉伯民族的偉大征服運動。他死後剛剛幾年，阿拉伯半島和東羅馬帝國的狂熱的軍隊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隨後又向西一路沿着地中海南岸掃蕩，直到被大西洋擋住去路。他們又轉向西班牙，毀滅了西哥特王國，翻越比利牛斯山脈，到達高盧人的腹地，最終才被阻攔下來。732年，夏爾·馬特領導下的法蘭克人在圖爾市打敗了他們，或許這次勝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過了這最後一關，誰能知道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經典的文字所說：“勝利的軍隊從直布羅陀的海礁一直行進到盧瓦爾河岸上，綿延了一千多英里；本來薩拉森人[7]前往波蘭和蘇格蘭高地的邊界也是同樣的距離；萊茵河與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水一樣難以渡過，阿拉伯的艦隊本來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泰晤士河口。如果這些成為現實，也許現在牛津的學校里就會教授對《古蘭經》的闡釋。”而後在阿拉伯夢想的廢墟上，夏爾·馬特的後代建立了一個君主國，並在查理曼大帝的統治下盛極一時。800年，法蘭克統治者中的精英恢復了帝國稱號，並且在聖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舊的帝國不可能蘇醒過來，僅僅憑藉這些，法蘭克王國也無法長期保持這種鶴立雞群的地位。一個新的不速之客即將到來，查理曼大帝在臨死前已經看到，第一批熱衷於冒險的北方海盜的平底船出現在王國北方海域的地平線上。
封建制度
在大約200年的時間裏，歐洲經歷了一個極度悲慘的時代。丹麥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從西北部侵擾它，南部還要應付強悍的薩拉森人，只有萊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逃過了這場災難，孕育出了燦爛的日耳曼文明。加洛林帝國分裂成了法蘭克、洛林（或稱勃艮第）和日耳曼，在它們之中，只有最後一個保留了帝號。若非封建制度的出現加強、穩定了逐漸衰落的文明，這次分裂可能會無限地繼續下去，直到歐洲變成亂糟糟的一團。
只有暴力才能成功地對抗暴力。在每一個千鈞一髮的時刻，受壓迫地區的人們都會以一成不變的模式起來反抗。那些有意願、有力量去抗爭的人們保護了整個團體，反過來，他們要求人們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服務。他們很快就開始建築城堡，把權力以及領土傳給繼承人。有了軍事和其他服務，統治者很快就開始垂涎其他土地。教會也以之為榜樣，直到最終，11世紀時，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共識為西歐的觀念打下了根基：每個個體都歸屬於某個階層，他為上級階層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依據其表現享受特定的權利，處於該等級階梯頂端的是皇帝或教皇，或二者平起平坐。
此時，封建制度在穩定社會環境方面已經幹得非常漂亮，並逐步終結了北方和南方的海盜時代。從西西里島到蘇格蘭的邊界，歐洲如今已經分裂成一團小規模軍事公國，不過有些地方時不時地被諸如法蘭西和英格蘭那樣的君主國（或帝國本身）用或多或少還算有效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每一條貿易路線周邊都建有防禦工事，各個公國都可以向商人們徵收巨額的苛捐雜稅。在較為和平的環境下，在意大利、德國和尼德蘭出現了大規模的貿易城市，引發了一場公民與封建君主爭奪控制權的激烈鬥爭。
與此同時，教會本身也野心勃勃，並經歷了最劇烈的起起落落。在法蘭克人的保護下，羅馬教廷暫時獲得了領地，直到1870年9月20日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國驅逐。有了這一塊領地，在古羅馬與教會強大傳統的驅使下，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希爾德布蘭德）的領導下，羅馬教廷一步一步地伸出雙手，企圖抓住歐洲封建化的權杖。查理曼大帝廣袤疆土的一個分支——日耳曼帝國奮起抵抗，兩大黨派由此產生，分別是教皇黨和保皇黨，教皇黨是教皇的支持者，而保皇黨是皇帝的支持者，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這兩個黨派在徒勞地爭奪至高無上的權力的過程中令德國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在封建運動中，熱衷於教會利益的羅馬教廷暫時成功地製造了一個插曲，它既是宗教性質、充滿騎士精神的，也是經濟上的，即十字軍東征。它把封建領地軍隊中多餘的士兵抽出來，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軍隊，要把聖地從褻瀆聖地的異教徒那裏解放出來，帝國東部飽受着宗教戰爭以及後續屠殺的創傷。對於崇尚節約的熱那亞共和國和威尼斯共和國來說，十字軍東征着實是一項龐大的運輸和貿易事業，並且最終使東方貿易得到了大大擴展；西部再一次到東方學習，並且變得不那麼虔誠，而是具備了更多的懷疑精神。從十字軍東徵結束（1270年）到250年後宗教改革爆發這段時間裏，經濟活動和懷疑論的發展都非常突出，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語言的產生，以及在部分程度上由這些力量引發的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
很快，在經歷了11、12世紀的好大喜功之後，教皇制度開始瓦解。教皇制度的根基——拉丁語的地位迅速下降，因為但丁創造了意大利語（1300年），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字也逐漸成型。人們不僅不再堅持拉丁形式的信仰，還渴望將宗教信仰注入新的語言形式，尤其是希望擁有一部用本國語言書寫的《聖經》。面對這樣的衝擊，羅馬開始了神學研究，創立了中世紀的大學，並試圖通過回歸阿奎那詮釋的希臘黃金時代的文本，復活亞歷山大大帝帶給它的哲學。
不過這些都於事無補，歐洲人已經感受到了一種新的生活、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在傳播。那些前往印度、美洲的發現之旅，先是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後來又用源源不斷的黃金填補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士兵以及藝術家的貪慾，世界的脈搏跳動得愈加迅速。君士坦丁堡在建立1000年之後落入土耳其之手，而這座城市所收藏的手稿、藝術作品以及手藝人都流入了意大利，許多人成為發明家、創新家、藝術家，還有改革家。凱薩·波吉耳嘗試建立一個意大利帝國，後來失敗了；馬丁·路德嘗試脫離教會，後來成功了。
路德宣稱，人只能通過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靈魂，並以此為基礎，開始了無止無休的辯論與紛爭，使歐洲再一次跌入戰爭的地獄。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這一切才宣告終結，歐洲北部皈依新教，而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
法國與英國
這個時候，路易十四剛剛登上王位，使法國註定在之後的兩個世紀裏雄霸歐洲。封建時代很快成為過去，最後那些強大的封國在宗教戰爭中已經耗光了國力。君主國重新撿回了它們之前喪失的東西，現在開始將凡爾賽宮裝飾得富麗堂皇，將曾經無拘無束的封建軍人轉化成卑躬屈膝的朝臣。從大部分方面來看，波旁家族都是十分成功的。他們依舊是法蘭西的獨裁者，身為特權階級的教士和貴族都比他們位低一等，他們還能隨意控制政府機構。然而，他們很快就開始濫用這個機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后，波旁王朝徹底垮台。
這一戲劇性的事件是由很多不斷匯聚起來、緩慢發生作用的原因所導致的，其中我們可以留意一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財政管理，食物供應的不足，以及受過良好教育卻無法影響政策也無法參與政事的中產階級的不滿。這一階級控制了後來成為國民議會的三級會議，開始着手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摧毀保守頑固的波旁王朝。由於國民議會缺乏經驗，王室宮廷又軟弱無能，一幫野蠻的巴黎暴徒由此崛起，並最終把法國拖入了與歐洲的戰爭，還把波旁家族以及成千上萬最高貴和最優秀的、少數最卑鄙的法國人，一齊送上了斷頭台。
戰爭勝利之後，接替了恐怖統治的共和國政府十分軟弱無能，這不可避免地導致軍事獨裁政權和君主政體復辟。歷史上最偉大的暴發戶拿破崙·波拿巴，憑藉他的遠見卓識和鐵腕手段，控制了法國15年之久。在統治期間，他把法國組建成了一個在歐洲前所未有的國家，他抱着妄自尊大的征服欲帶領着法蘭西一路侵略，從酷熱的埃及到寒冷的俄羅斯。最終，他倒下了，留下一個精疲力竭的法國，以至於波旁王朝很快便捲土重來。
為了打垮法國和拿破崙，整個歐洲都參與了進來，最後是遙遠的俄國給了最致命的一擊。然而，歷史證明，英國才是法國最持久、最頑固、最成功的敵人，法國和英國之間的紛爭在歷史上由來已久。
在查理曼大帝之後的黑暗時代，諾曼第人曾一度武力控制了法國和英國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1066年，他們在諾曼第公爵威廉的領導下征服了英國本土，並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島上君主國。然而，他們在法國的據點使盎格魯-諾曼第的國王們陷入了與鄰國法國的衝突，從此以後，直到1815年之前，兩國之間持續發生戰爭，中間少有停歇。起初，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侵佔領土；後來，經濟因素逐漸凸顯，到了18世紀，拿破崙將這場戰爭演變成了一場爭奪海外殖民地的鬥爭。
西班牙與哈布斯堡王朝
隨着都鐸王室在16世紀開始了對英國的統治，英國對法國曠日持久的鬥爭，由於一個新興的大陸強國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股新興力量很可能與老對頭聯手——這股新勢力就是西班牙。
自732年在圖爾被法蘭克人打敗后，阿拉伯人就一蹶不振。然而，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在西班牙站住了腳跟，並且在學術和藝術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與此同時，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依然處於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後，位於比利牛斯山脈和阿斯圖里亞斯群山的封建公國便開始嶄露頭角，最終，在15世紀末，這些國家組成了一個聯合君主國，征服了最後的阿拉伯王國，創建了近代西班牙。
就在此時，通過歐洲歷史上最著名的巧合之一，即聯姻以及其他客觀條件，使得西班牙王國、勃艮第公爵們的偉大遺產和匈牙利王國瞬間落入了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們之手，他們幾乎源源不斷地將自己的王公推上德意志的皇位，直到1806年古日耳曼帝國走向終結。
權力高度集中在查理五世（1519-1556）的手中，這很明顯地逆轉了宗教改革爆發以來的形勢，因為依然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和新教國家英國都不得不面對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肆擴張打破了整個歐洲的平衡，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政治格局不斷變動。直到路易十四統治末期（1753年簽訂的《烏特勒支條約》所規定），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大權獨攬的局面才被打破。從此以後，法國和西班牙常常聯合起來對付英國。
在英國，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大約持續了一個世紀，從亨利八世開始一直到克倫威爾統治時期；總的來說，並沒有歐洲大陸的宗教運動那麼激烈。最終的結果主要是建立了英國國教，以及更著名的新教教派，新英格蘭那些最堅定的移民者就來自這些教派。
大英帝國的建立
正是在宗教戰爭期間，英國展開了與新興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西班牙無敵艦隊在巡航中製造了一些十分戲劇化的插曲，英國海員則在旅行中有着新的發現，時不時地做出一些海盜式的壯舉，留下了許多浪漫的故事，比如他們衝破了西班牙企圖在南部諸海糊起的紙牆。從此以後，浩瀚的大海，西印度群島的黃金，蔗糖、煙草、咖啡的種植園，新世界裏不斷拓展的殖民地和國家，全都成了爭奪的對象。當西班牙在無敵艦隊覆滅之後日漸衰弱，一個世紀后唯法國馬首是瞻時，這場鬥爭本身便又成了英法兩國之間的事。
英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雖然在接下來的一場戰爭中它喪失了美洲殖民地，不過在1793年再次與法國交手時，它的貿易和製造業，它無可匹敵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形勢，以及它那些精明而有效率的政治家們，使它的實力躍居歐洲各國之首。它參與了1793年的反法同盟，除了兩次短暫的中斷之外，英國一直在戰場上對陣法國，直到20年後，拿破崙最終在滑鐵盧一役被威靈頓和布呂歇爾打敗。
在這場規模龐大的戰爭中，法國一直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方面是大海之上的英國，另一方面是陸地之上的東北歐三大軍事強國——奧地利、俄國和普魯士。這場鬥爭即將收尾時，也就是拿破崙兵敗西班牙、開始與俄國決一死戰之後，來自大陸的挑戰上升為法國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但英國一直着眼于海洋、殖民地以及海上貿易，於是在維也納會議（1815年）上，歐洲列強瓜分這個滿目瘡痍的帝國時，英國成為公認的唯一的海上殖民強國。
現代歐洲
拿破崙的統治垮台之後，歐洲經歷了一段恢復時期，但這段恢復時期在1848年的一場革命風暴中結束。那時，歐洲的人口有所增長，交通越來越發達，促進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以及經濟的發展，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受到了過度的限制，政府則因循守舊。在意大利，在德國，古老的帝國已經於1806年壽終正寢，新的民族主義的種子正在孕育。從巴勒莫到巴黎，從巴黎到維也納，爆發了一連串的革命，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整個歐洲都被撼動了。一個新的波拿巴帝國在法國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國，國家觀念確立起來，雖然當時並沒有成為現實。這還要等20多年的時間，需要在拿破崙三世叵測的野心的配合下，被加富爾和俾斯麥巧妙地付諸實踐。
1859年，法國幫助薩伏伊王室將奧地利人從波河流域趕了出去，從而為加富爾和加里波第解放和統一整個意大利掃清了道路。1866年，普魯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趕出了德意志，四年之後又帶領德意志聯軍兵臨巴黎城下，擁護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為新的德意志帝國皇帝。
此後的事件，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及經濟宗主權的爭奪上，這更多地屬於現代政治領域而非歷史領域，因此，我們可以不予考慮。實際上由於篇幅限制，還有很多別的內容也被省略了。若是要補充最後一句話，以幫助讀者從歷史這個任人宰割、支離破碎的領域收穫點什麼，就這麼說吧：人們能從每一件事中獲得一個新的視角，一種新的精神狀態。
讀者是“歷史”這場大戲的看官，必須冷靜地判斷、仔細地辨別，不要懷着偏見讚揚或指責。當歷史的長河閃耀着變幻多彩的光芒時，只要靜靜地觀察就足夠了。但要時刻準備好去判斷人物的行為和動機，要有豐富的想像力去捕捉永存的真相，要在心中感受那數不勝數的英雄行為，正是這些英雄行為，創造了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民族，它們與全人類同在。
第二節古代西方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8]
我們將西方世界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每段時期包含大約1500年時間，其中的兩個時期屬於古代史部分。
“永恆之鏈”上的第一環包含了東方三個互不相同但聯繫緊密的文明中心——埃及、巴比倫及克里特-邁錫尼的崛起、興盛和衰落。第二個時期從公元前1200年開始到公元300年結束，這段時期也包含了一種文明的發展、成熟和衰退過程，就是希臘和羅馬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第三個時期也就是基督教時期，與之重疊了幾百年的時間，並且一直持續到我們的時代。我們可以把19世紀視作第四個時期的開端，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包含着無限可能性的時期。
像基督徒一樣，希臘人這麼多世紀以來也在以自己的祖先為師。他們的早期詩歌，比如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克里特-邁錫尼時代的遺產，詩里的活動場景就設在那個時代。不過，像中世紀和現代歐洲的各民族一樣，希臘人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獨特文明。
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希臘人正式加入人類文明大家庭。在這一時期，也就是他們從愛琴海擴張到地中海的時期，他們打破了曾束縛東方精神的鐐銬，依靠自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對人類生活中的嚴肅問題。接下來，在意識到自己的位置后，他們發現自己擁有的那些城市同時也是國家。這些城邦之間沒有任何政治聯繫，不僅如此，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敘拉古、馬賽以及當時其他數以百計的希臘城邦中的希臘人互相連接在一起的情感、語言和宗教紐帶也相當脆弱。當時希臘政治地圖的複雜程度，從克里特島一島之上就存在23個城邦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了。不管是在希臘還是在別的地方，只要城邦里的生活既具有城市性，也具有國家性，這樣的城邦就是最有利於自由制度發展的土壤。
希臘的個人主義
希臘的形成伴隨着個人主義的興起這一主題。詩人們不再沿襲荷馬的傳統，不再謳歌古代英雄的壯舉，而是書寫他們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生經歷。他們不再糾結於史詩宏大的規模和晦澀的詞語，而是用自己熟悉的韻律和方言描繪身邊普通的男男女女。雕塑家和畫家，從前一直從屬於自己的門派，致力於發揚光大本門派的藝術，如今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作品主要來源於自己的創造力，於是開始通過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來主張自己的權利。
荷馬的啟示對宗教問題的解決也不再令人滿意，每一個思想個體都被迫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有人依然堅守正統，有人則狂熱地崇拜狄奧尼索斯和得墨忒耳，從中尋求庇護；還有人起身反抗神學，把世界解釋為自然規律的產物，而非出於神的創造。一些早年淹沒在自己的家庭、宗族和交際圈中的人，如今為了各種公共目的而脫離了所有這些聯繫，只承認城邦的權威，而這個城邦接受所有公民參與到城邦的公共事務中來。正如政治領域出現了反叛者一樣，宗教和藝術領域也出現了反叛者，他們所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薩福、阿爾凱奧斯這樣的一些詩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愛奧尼亞的物理學家之類的科學家。
總體而言，亞洲的希臘人是這一時代的領袖，而米利都則是當時整個希臘世界最偉大的城邦。
斯巴達、雅典和底比斯
隨之而來的公元前6世紀是一個保守的時代，人們不再像前幾代人那樣熱血方剛。這是“希臘七賢”的時代，是信奉“凡事不可過度”的時代，也是貴族們克己自製的時代。
在這個壓抑慾望的時期，斯巴達曾發展出的豐富的文化消失了，只剩下單一的眼前利益——戰爭和準備戰爭。隨着斯巴達貴族的沒落，由他們支撐起來的藝術和文學也逐漸衰落。斯巴達人民組成了一個武裝陣營，人與人之間維持着戰友般的關係，過着清教徒式的艱苦生活，總在擔心為自己服務的奴隸們（每個斯巴達人擁有15個奴隸）造反和濫殺，還要時刻保持警惕，以防止他們在希臘事務中（當時的斯巴達人有1.5萬，希臘人有300萬）樹立的領袖地位受到威脅。
雅典的發展方向恰恰相反，雖然雅典的貴族也喪失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但在另一方面，奴隸的公民身份卻得到了承認。在雅典民主發展時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自己也是貴族，他們一直堅定不移地認為，他們的制度文化必能使民眾的生活變得高貴。因此，他們不辭勞苦，貢獻自己的家當來修建和維護公共角力場和體操場，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都能在這裏鍛煉身體，使身體更加柔韌和優雅，使自己的行為舉止充滿魅力和活力；他們還舉辦一般公民通常都必須參加的“音樂比賽”，而在為比賽做準備時，所有階層都積極地研究文學和藝術，尤其是學習抒情詩和戲劇合唱中的語句和曲子。因此，雖然貴族階層在雅典滅亡了，雅典人卻成了整個希臘的貴族。
這主要應歸功於雅典最傑出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在他富於遠見的指導下，雅典耗費巨資建造了一支無敵艦隊，在獻身精神與英雄主義的鼓舞下與斯巴達聯手擊退了波斯人，成就了一個海上帝國。起初，阿里司提戴斯在與地米斯托克利的競爭中失利，後來卻成了他忠實的合作者。伯里克利也從這二人身上受益匪淺，此人廣泛涉獵科學、哲學、法學、藝術和文學，並因此成為巔峰時期的希臘最完美的代言人，他不僅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還界定、規劃了他的帝國使命。沒有哪個身處高位的人像他一樣堅信所有公民都有資格參與公共事業，不過也沒有誰比他更熱衷於帝國主義了。實際上，如果沒有雅典的海上帝國，雅典民主制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雅典人來說，臣服的同盟者就像奴隸、技師和商人之於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公民一樣，是不可或缺的。
斯巴達曾試圖消滅這個帝國，為此發動了一場耗時10年（公元前431—前421）針對雅典的戰爭，卻無果而終。斯巴達人沒能完成的事情，被雅典的魔鬼天才亞西比德完成了，因為民主主義者們正是在他的堅持下開始了西西里遠征，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他們在敘拉古遭遇慘敗（公元前413年）之後，附庸國紛紛起來反抗，並且停止了進貢；雅典沒能打敗聯手對付它的西西里人、斯巴達人和波斯人，於公元前405年屈服。我們不能確定歷史上是否還出現過像雅典這樣的城邦，有5萬名成年男性從事和平事務，另外5萬名成年男性參與戰爭。在希臘引領世界之時，雅典引領着希臘。
斯巴達人取代了雅典的地位，但要維持這個地位，他們只能依賴其同盟者——波斯和敘拉古的支持。在他們與波斯人起爭執時，便立即失去了這個地位；後來通過公元前387年的《國王和約》又失而復得，豈料在16年之後就被底比斯徹底擊敗。底比斯是一個完全依靠偉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濃達的政權，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在公元前362年戰死，導致了底比斯霸權的沒落。
到了公元前356年亞歷山大大帝出生的時候，我們終於可以說，希臘人苦苦追尋了兩個世紀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歐洲所有的希臘城邦，不論大小，都重獲自由，就如同回到了公元前7世紀那樣的自由。事實上，正如普魯塔克在《德摩斯梯尼傳》中為我們展示的那樣，它們始終生活在派系鬥爭之中，彼此之間充滿了恐懼和嫉妒，同時又面臨著巨大的威脅，要抗拒這威脅，就只有聯合起來。
馬其頓王國
馬其頓王國在菲利普的領導下統一了希臘，由此擁有了強大的實力，使亞歷山大大帝得以征服波斯帝國，並迅速開始了持續不斷的希臘殖民活動。正如馬基雅維利在他的《君主論》中所指出的：“他的繼任者們面臨的唯一的困難，是由他們的野心引起的他們之間的糾紛。”就這一個困難就已經夠他們受的了。它引發了一次長達30年的戰爭，這是希臘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戰爭結束后，脆弱的勢力平衡使希臘-馬其頓世界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耗巨資供養着一支強大的艦隊，從而控制了馬其頓和亞洲。
在羅馬的統治下，意大利獲得了統一（公元前343—前270），隨後迦太基帝國覆滅（公元前264—前201），由此，一個比任何一個希臘王國都更加強大的軍事強國開始與埃及的對手在戰場上一決高下。這個國家的人口有500萬，士兵有75萬，能連續多年保證有10萬人在戰場上打仗，只有整個希臘世界聯合起來才可能抵擋這樣一支力量。希臘人再次因為分裂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一番痛苦掙扎之後，希臘落入了羅馬人之手。
羅馬的崛起
這一批征服希臘的羅馬人和150年之後的西塞羅、凱撒那一代人不一樣，這批人可不是什麼“紳士”。普魯塔克在《科里奧蘭納斯傳》裏只記錄了他們本性的一部分，這本書中的一個傳說，被普魯塔克時代的羅馬人和希臘人奉為事實。人們用這個傳說證明羅馬人在政治鬥爭中所謂的不妥協性格，以及他們在家庭生活中所具備的高尚品德。但事實上，他們身上具有很多易洛魁人的特質，他們的士兵都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曾經鋼鐵般的紀律在他們佔領城池之後就會放鬆下來，於是他們經常會在大街上濫殺無辜：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動物。所以說，羅馬並不是通過玫瑰香料或現代人道主義的手段來征服世界的。
又過了五代人之後，意大利人開始了平穩的希臘化的歷程，此前東部各省曾對此反應激烈。在這個迅速去民族化的時代，曾經領導國家首先實現內部和諧、然後鞏固了在意大利的統治地位、最終建立了世界帝國的羅馬貴族內部開始瓦解。羅馬帝國供養了一個所謂的騎士團，由一大批承包人、放債人、穀物商人和奴隸販子組成。他們將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們架空，從他們手中奪取了各省的控制權，然後在地方上橫徵暴斂，加速了政府的癱瘓，而由皇帝進行統治是結束這種癱瘓的唯一辦法。西塞羅的青年時期，剛好是貴族階級的兩翼——農業和商業之間進行自殺式鬥爭的時代。西塞羅作為一個“新人”，為了躋身政壇，而不得不依附於龐培這類的政界要人，所以不管是他的政治路線還是他的政治觀點，都是那樣的“搖擺不定”；但是他至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要竭盡全力恢復“和諧的秩序”，不過這根本就行不通。
朱利葉斯?凱撒和奧古斯都?凱撒的成就
羅馬帝國還建立了一支常備軍，而且由於帝國必須利用這支軍隊來對付條頓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和高盧人，於是一任又一任軍隊領袖就能夠對文人政府發號施令。這其中最後一位就是朱利葉斯·凱撒，他成為最後一位是因為他決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直接取而代之。他短暫的統治（公元前49—前44）是羅馬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段時間，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君主國自亞歷山大大帝以來的第一次再現。在當時的希臘文獻中，凱撒被稱為“整個人類的大救星”。在他遇刺之後，刺客們感到悲傷的是，候選人之間為了凱撒軍隊的控制權爭來斗去。最終，凱撒的手下安東尼帶着一半軍隊去了東方，去完成凱撒征服帕提亞人的計劃。他生活在亞歷山大里亞，拜倒在凱撒的情婦、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奧帕特拉是一個精明強幹卻寡廉鮮恥的女人，而且又繼承了一種糟糕的政治傳統——通過把羅馬帝國領導者捧上埃及王座而把埃及併入羅馬帝國。至於安東尼，我們最多只能說他是個“混蛋凱撒”。
事實證明，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後來改為奧古斯都）卻是個一流的政治家，安東尼沒帶走的軍隊都由他掌控。他勾起了意大利人反對安東尼及其埃及“蕩婦”的民族情緒和共和主義情緒。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亞克興戰役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之後，他不得不開始對付那個他喚醒的惡魔——或者說是幽靈。為了解決這個麻煩，他中和了共和主義與君主制度，創立了元首制，這個制度雖然曾間接性地恢復凱撒模式，並逐漸地向徹底的專制制度退化，卻一直持續到公元3世紀的一場大的軍事叛亂。當時，希臘-羅馬文明隨着羅馬的政府體制一起迅速衰落。250年來，有6000萬人在秩序井然的政府統治下過着穩定而富庶的生活。他們砍伐，把沙漠裝點成花園，建造了上百座城市，使正義感和光榮感從羅馬一直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令其永垂不朽，然後他們又成為數十萬本國野蠻士兵的無助的獵物。羅馬帝國的衰落是歷史上演的最大的悲劇。
在實行元首制期間，追根溯源，似乎所有的行為都因君主或皇帝而起，不論是好的行為還是壞的行為。很明顯，一個人的意志和品質決定了所有人如何生活以及是否幸福。因此，很自然，這個時代的人們對傳記十分感興趣。於是，普魯塔克就成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記錄者”，同時也是他所緬懷的希臘-羅馬世界的可愛的“叛徒”。
第三節文藝復興
默里·安東尼·波特[9]
對於文藝復興之前的那段時期，我們有時候稱之為“黑暗時代”，這個術語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我們幾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光明到來之前總有一段黑暗。黑夜的面紗被撕碎，世界在光明中一片欣喜，帶着滿滿的能量開始了新紀元。但是，那段黑暗時期——其實應該更恰當地喚作“中世紀”世紀之所謂黑暗，恐怕要歸結於命名者見識上的昏蒙吧。而且，我們把文藝復興時期稱作光明時代，恐怕僅僅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光輝讓我們目眩神迷吧？說到底，文藝復興是中世紀的後嗣，而子輩常常要承載父輩留下的沉重負擔。
蒙昧主義是中世紀的沉重負擔之一，所謂蒙昧主義，它“阻礙啟蒙的實現，妨礙知識與智慧進步”。蒙昧主義並未隨着中世紀的結束而銷聲匿跡，整個文藝復興時期都有它的身影：小心、警惕、目不轉睛地盯着那些被它視為仇敵的人，待對方因為年邁或體弱而勇氣低落時，便從埋伏處偷襲。16世紀時，蒙昧主義勝利了。事實上，只要有人存在，蒙昧主義就不可能消亡殆盡，迷信也將長生不朽，恐懼以及根深蒂固的惡的激情，都不可能死去，它們可能只是暫時蟄伏，但終究會有一番更猛烈的爆發。如果樂意，你完全可以把文藝復興時期描繪得比中世紀還要黑暗，而且這麼做也不會缺乏信服力。馬基雅維利、梅第奇家族和博吉亞家族，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惡的化身。即便我們將歷史記載所可能有的誇大和扭曲盡數考慮在內，我們仍然可以說，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黃金時代，那些恐怖的戲碼比瘋子的噩夢還要教人不安。但它依然是一個光明的時代，即便是太陽也帶着斑點，而文藝復興時期正因為混在其中的陰影所帶來的黑暗而顯得愈加光明。
文藝復興時期的個人主義
沒有哪個時代能用一句短語就完全定義，但我們不妨再次推出那條廣為人知的宣言：文藝復興是發現人的時代。很重要的一點是，不僅是發現普通意義上的人，而且是發現個體。當然，在中世紀也存在着許多頗有個性的人，比如大貴格利、圖爾的聖格列高利、查理曼大帝、利烏特普蘭德、阿伯拉爾和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而文藝復興時期卻不同於以往，這時候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了個體的完美有多麼重要，並希望自己生前死後都被當作與他人不同的個體對待。
可以說——這麼說興許有些誇張，中世紀的人，這些柏拉圖口中的穴居人，終於成功逃到了光明的地方，進入了文藝復興時期，看到什麼都欣喜若狂，並且貪婪地望着未來的圖景。彷彿他們被現實世界所約束，所以必須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他們既活在當下，也活在過去和未來。
古典時代的復生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對古典時代的熱情是盡人皆知的。學者們像尋寶者似的，在法國、瑞士、德國、意大利和東方瘋狂地搜尋手抄本和古代遺物，但有所得，其狂喜要賽過發現了黃金寶藏。他們對這些寶藏並未極其謹小慎微，藉助它們打開了通向古代的大門后，寶藏本身便被拋之腦後。人們擁擠着穿過大門，渴望對他們的偶像有更多的了解，渴望從他們那裏獲得中世紀先人所提供不了的東西。有些人被偶像之光照耀得目眩神迷，呈現出一副全然馴從的姿態，於是這些人並未能使自己成為自由之身，不過是選擇了新的主人，然而新的主人無疑是更慷慨仁慈的。
彼特拉克早在安德魯·朗格之前就曾寫信給那些死去的作者。關於西塞羅，他說：“儘管我們之間橫亘着無法逾越的時間和距離，我卻感到彷彿對他很熟悉似的向他致意，這種熟悉源自我對他的天才所產生的共鳴。”在寫給李維的信中，彼特拉克說：“我但願（要是上天允許），我生在您的時代，或者您生在我這個時代；后一種情形下，我這個時代會因您而變得更好，而在前一種情形下，得益的是我本人。”蒙田說，他自孩提時代起就在往生者的陪伴下成長，“他對羅馬的種種諳熟於心，而且遠早於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了解：在參觀羅浮宮之前，他就熟悉了古羅馬的主神殿；在到訪塞納河之前，他就對台伯河了如指掌”。
文藝復興時期的求知慾和好奇心
雖然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對古代有一種近乎古怪的迷戀，但他們對身邊的世界、對自己、對國家以及對遠近民族也懷有了解的熱情。彼特拉克喜歡講述關於印度和錫蘭的趣事，雖然他骨子裏有幾分吉普賽人的天性，卻怎麼也不肯從心愛的書旁離開半步，這使他成了“行走極遠”的“爐邊旅人”的絕妙例子。他在自己的書房裏隨神思漫遊至遠方，而不必經歷狂風暴雨或者艱難險阻。
蒙田“像鴨子一樣熱愛雨水和泥巴”，與彼特拉克相比，他更樂意親近自然。他說：“大自然給我們的本是一個自由而不羈的世界，我們卻將自己囚禁在了某種困境之中。”“在我看來，旅行益處良多；在旅行時，靈魂總是忙於觀察新鮮的未知事物，人接觸到如此眾多形形色色的人啊、事啊、觀點啊、習俗啊諸如此類，有如此豐富、如此無窮無盡的各色人性供他見識。我實在是不知道，在我們中規中矩的生活中，是否還有比旅行更好的學校。”自然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從這樣或那樣的渠道了解到大量的事實，並且記了下來；對於他們似乎永不枯竭的記憶，前人已經說得很多。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用這些事實材料做了些什麼。他們對事實的追求，是不是就像守財奴對黃金，像未開化的野蠻人對那些閃閃發光、五顏六色的小珠子那樣懷有的狂熱？我可以回答說，不是的。
事實總是令人愉快的、有益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一直被後人所稱道的是，他們重視事實的價值，並且非常努力地去獲得事實，從而牢牢抓住現實。他們不再僅僅掃視事物的表面，正如但丁所說的那樣，他們用思想的目光徑直射入事物的本質。晚但丁兩百多年誕生的馬基雅維利曾抱怨，他的同時代人都喜愛古物，卻沒能學到歷史中所隱含的教訓。馬基雅維利這麼說並不全然公道，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都是細心的園丁，在他們悉心照料的花園裏，每一個事實、每一個理論、每一種可能都得以萌芽、開花、結果。
但是，這個時代那種博而不專的局限性確實被一些人意識到了。在回顧了學術研究的主要分支之後，皮埃爾·保羅·弗吉里奧宣佈文科教育並不意味着對所有學科都要熟悉：“因為，哪怕只對其中一門學科掌握透徹，也算得上是畢生成就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必須學會對適度的能力感到滿足，就像不貪求過多的財富一樣。可能，明智一些的做法是，從事最適合自身智力和品位的研究。可是有一點我們仍然不能否認：‘如果我們不能認識一門學科跟其餘學科有什麼關係，我們就不能正確地理解這門學科。’”這些話很可能寫於當下，但它在文藝復興時期也可能同樣適用；然而，真要放在文藝復興時期來講的話，這番話似乎又略顯謹慎，幾乎是太過膽怯，因為這一時期有許多人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學者，而且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能幹的公務員或者政治家、藝術鑒賞家、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師，似乎只要他們想做，就沒有做不了的事。
發現的時代
每一種興趣都要開花結果。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追求完美的過程中，一個更廣闊的環境成為必須。文藝復興時期是一個大發現的時代，是迪亞士、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韋斯普奇、卡伯特父子、麥哲倫、弗蘭西斯·德雷克等人的時代，這些人的遠航並不僅僅是要滿足那顆永遠活躍着的好奇心——他們抱着一個更加艱難遠大的目的。
同樣在實際中發揮作用的還有對天空的研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星星是天上的燈塔，引導人類走向某種終極目標。它們的影響，不管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都決定着個人和民族的命運，故而明智的人理應向它們尋求賜教。人們研究大自然的種種奧秘，不僅是為了理解它們，更是為了讓它們為自己服務。雖然有過很多挫折和失誤，但如果要說文藝復興時期是浮士德的時代，那麼它也是哥白尼的時代。
當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研究周圍的世界、天空、過去和未來的時候，他恍惚覺得研究對象是被創造出來的，而創造者就是自己。為了從紛紛擾擾的現實世界逃離，他便創造了田園牧歌中的阿卡狄亞，那是成年人的童話世界。在我們的視野中幾乎再也看不到它的蹤跡，但它的音樂和香氣依然飄蕩在空氣中。還有一種更加實際的對現實世界表達不滿的方式，那就是創造理想國、太陽城或者烏托邦。
對美的崇拜
現在，愛美之人都閉口不談文藝復興時期的烏托邦，但事實上，那個時代的務實之人對美的喜愛超乎我們的想像，美是他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一位永受歡迎的賓客。但丁在其第一篇頌詩的序言中說：“頌詩！我相信，能正確理解你意義的人很少，只因你對美的表達是如此精妙而複雜。所以，假若你碰巧行至那些人的面前，那些似乎並不能正確理解你的人面前，我請你務必再次鼓起勇氣，對他們說，我親愛的聽眾：‘請至少注意一下吧，看我是多麼美麗。’”他們會注意到的，而且，文藝復興時期很多人甚至在對美的崇拜上走了極端，以至於到了貶抑自己委身於美的地步。不過，大部分人的心智依然健全；儘管滿腹疑慮，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他們還是成功地成為值得與上帝交流的人。
最後，可能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文藝復興時期是否不僅僅是一個暴風驟雨的時期，也不僅僅是聯繫中世紀與現代的一個紐帶？如同很多時代，它是一個過渡期，但在這一時期本身之中也產生了輝煌的成就。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只要回憶一下那些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就行了：彼特拉克、薄伽丘、阿里奧斯托、馬基雅維利、拉伯雷、蒙田、卡爾德隆、洛佩·德·維加、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但丁亦在這一行列中——他以自己在與維吉爾、荷馬並肩時所表現出來的沉靜而威嚴的自信，為自己贏得了應有的地位。
第四節法國大革命
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0]
從1789年5月5日到1794年熱月[11]9日，在這短短五年的時間裏，法國大革命聚集了人們所能想像到的一切最戲劇化的事件、最深的反感和恐懼、最大的振奮與榮耀以及最沉重的沮喪。在這場革命中不存在折中主義，人們找不到平衡，喪失了辨別能力；一切都是極端的，既有飢餓、殺戮、壓迫和暴政帶來的痛苦，又有創造歷史、攀登到一定高度看到自由與改良滿載着希望出現在地平線上所感受到的狂喜，兩者交融奔突，使人類情感以最熱烈的方式噴薄而出。正是因為這樣，法國大革命比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更令讀者着迷。它為我們展現了什麼是高貴，什麼是卑劣，展現了我們內心一直處於萌芽狀態卻多半無法表露的一切。
大革命中的強烈反差
要描述這樣一場運動是多麼困難！就連博愛仁慈的卡萊爾，都沒能捕捉到這樣一個不幸的場景：在一個灰濛濛的秋日，天剛亮，一個可憐的女人在巴黎空蕩蕩的街道上流浪，因飢餓而深陷的眼眶裏充滿了絕望，她一邊麻木地敲打着一面鼓，一邊悲傷地念叨着：“麵包！麵包！”這是多麼赤裸裸的情感！而後來，正是像她一樣命運悲慘的人們把波旁王族徹底趕出凡爾賽宮，使巴黎重新成為法國的首都，也使整個法國歷史終於脫離了兩個世紀以來的軌道。描述這場運動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這種無處不在的強烈反差。
米拉波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他的墮落一直令我們不解，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擁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總能透過時間的迷霧精準地預見未來。夏洛特·科黛——一個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年輕村姑，卻把刀子插進了馬拉的心臟，她那英勇的身姿，照亮了一場可怕危機的最深處。
大革命的歷史
關於法國大革命，有一個事實非常令人好奇，不過如果反覆思考的話，似乎又很正常，這就是：所謂優秀的法國大革命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已有的三本引人注目的書，作者分別是米什萊、卡萊爾和丹納，不論是思想方面還是藝術方面，這三本書都註定成為永世傳頌的傑作。然而，在現在看來，這三本書不管是在事實陳述、寫作手法還是思想意識方面，都沒有一本令人完全滿意，而且也沒有絲毫跡象表明有哪部稱得上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史將會在近期面世。相反，歷史學家們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場運動無窮無盡的細節與各式各樣的角度上，從每一個細節或者角度里找出一個研究對象，使自己既心甘情願為之拋灑汗水，也不枉費自己的才能。以此為榜樣，或許我們在這裏最好探討一下法國與英國對大革命的反應，特別是與此相關的兩本名著——伏爾泰的《英國書信集》和伯克的《法國革命反思錄》。
思想的變革
18世紀初葉的人們見證了一次法國思想潮流的大變革。路易十四去世后，奧爾良公爵[12]腓力二世成為執掌權力的攝政王。他令輝煌壯麗的凡爾賽宮威嚴掃地。[13]作為統治者，他既不在乎盛大的場面，也不拘泥於細小的禮節，滿腦子小聰明小伎倆，同時又是一個浪蕩子。他專註於享樂，哪怕別人批評他有傷風化；他賭博，鼓勵股票交易投機；他放鬆輿論監管，解除了路易家族對當時的朝臣和偉大文人的束縛。於是，法國的作家們就立即開始在政治諷刺和政治批評這個廣闊的戰場上衝鋒陷陣。1721年，孟德斯鳩憑着他的那本《波斯人信札》打響了第一槍；1734年，伏爾泰緊隨其後，發表了《英國書信集》。
勇敢的伏爾泰
孟德斯鳩對舊秩序的猛烈抨擊沒有遇到什麼阻礙，只是因為他“用來調味的辣椒醬足夠多”，正好滿足了攝政王那腐化的口味。而對於伏爾泰來說，情況就比較糟糕了。他的書甫一出版即獲罪，當局下令逮捕他，要把他關進巴士底獄。出於安全的考慮，伏爾泰不得不逃出巴黎。不過，以現代讀者的眼光來看，《英國書信集》毫無疑問是十分溫和的。
只有牢牢記住法國當時的政治獨裁的狀況，才能明白作者的勇敢。伏爾泰在書中用深入淺出的語言描繪了自己對英國的印象，不過他的做法有點像扔球——把球投向一個目標，然後試圖在球反彈回來的時候抓住它。他在書里寫的是英國，心中想的卻是法國，他在前者的習俗和制度中尋找能衡量本國習俗和制度的東西。
總體來說，對於自己探訪的這個與法國隔海相望的陌生民族，伏爾泰評價頗高，雖然他同時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他們的哲學、自由和氣候會使人患上抑鬱症。在他眼中，英國人知足常樂，國家繁榮昌盛、秩序井然，政府機構健全，君主制受到議會制度的完美製衡，最重要的是，在面對信仰和批評時表現得非常寬容。伏爾泰對此大加讚賞，並號召本國國民積極效仿這個在他看來最值得欽佩的楷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總是很明顯地迴避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問題，傾向於繞道宗教去祈求寬容。
大革命的英國視角
半個多世紀后，我們在伯克身上看到了與伏爾泰最強烈的反差。伯克蔑視一切，斥責一切，他總能預見未來時代的糟糕與混亂。這時候，大革命已經爆發。但是它所帶來的好處已經不那麼明顯了，形勢越來越混亂，國民議會還故意組織破壞行動，以打擊不問世事的波旁王朝，看起來法國很可能會進入無政府狀態。伯克認為，是長期以來持續不斷的殘暴統治與治國無方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而這種局面似乎比以前的統治狀態更加要不得。他已經步入老年，與年輕時相比就更加保守了。[14]他覺得英國奧蘭治的威廉親王和輝格黨人發動的光榮革命大概是最佳的革命形式，英國的議會制度則是最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巴黎的無序狀態和國民議會採取的破壞政策震驚了他，傷害了他，於是他起來攻擊它們，撕咬它們。他承認自己的確沒有宣判的權力：“我並沒有假裝我自己像其他一些人那樣對法國了解得那麼準確”，於是他局限於擔任辯護人的角色。他反對大革命的訴狀在歐洲宮廷回蕩，令所有心存疑惑的人心服口服，直至今日，這依然是對近代法國的締造者們最有力的控告。伯克的書大獲成功，一部分是因為在它出版后緊接着便是“恐怖統治時期”[15]，這似乎恰好證明了作者的論述是正確的；但最重要的是，本書華麗與高貴的風格，雖然多少有點過於浮華。關於這一點，下面這一個例子就夠了。
伯克眼中的“絕代艷后”[16]
“而今，距我於凡爾賽宮初見法國王后——當時的太子妃，已有十六七載；自此以後，定然沒有比她更美好的倩影使這個星球光彩奪目，可是，她的到來似乎並未喚起這裏的人足夠的同情心。我看到她從地平線上款款而來，裝飾這個高貴的星球，為之帶來歡聲笑語——這座星球像晨星一樣閃耀着，充滿了生命的氣息、壯美的風景和歡樂的笑聲。天啊！這是怎樣的一場革命啊！我要擁有什麼樣的靈魂，才能對這其中的崇高和墮落都視若無睹！我做夢也想不到，當她把尊貴的頭銜賜予那些來自遠方、擁有熱烈而恭敬之愛的人們時，竟不得不攜帶解藥去抵抗他們內心藏匿的邪念；我做夢也想不到，居然在有生之年，在一個勇士之國、貴族之國、騎士之國，目睹這樣的災難降臨在她的頭上。我想，若是有人用羞辱的眼光看她一眼，也本應該有千萬把寶劍為她出鞘。但是，騎士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詭辯家、精打細算和機關算盡的時代繼之而來，歐羅巴的輝煌已經煙消雲散。”自就這樣，伯克傲慢地俯視着法國的災難，而伏爾泰則艷羨地仰慕着英國的繁榮。而我們，作為一個世紀之後走來的後人，在承認他們身為文學家的傑出造詣時，或許也能感覺到，作為思想家，他們也許離自己的思考對象有點太近了。伯克的論據始終是令人敬佩的，卻不那麼令人信服；而伏爾泰對英國人大加讚揚的依據，卻經常建立在對他們的明顯的誤解上。
第五節美國領土的擴張
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7]
擴張一直是美國的生存法則。通過那些記載了美國領土兼并過程的條約，我們可以領略到這個國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獲得自己的物質基礎的，整個歐洲加在一起才足以比得上它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和資源。如果把美國地圖平鋪在同樣比例的歐洲地圖之上，使三藩市對準西班牙海岸，那麼就會產生以下景象：佛羅里達州佔據巴勒斯坦，蘇必利爾湖毗鄰波羅的海南岸，新奧爾良位於小亞細亞海岸的下方，而北卡羅來納海岸則幾乎能與黑海東端重合。整個西歐都將位於1783年美國的西部邊界——密西西比河西側。這些條約見證了美國是如何一步步獲得相當於黑海西岸所有歐洲國家面積總和的國土的。
新國家，新邊界
自從1763年《巴黎條約和胡貝圖斯堡條約》簽署之後，美國便不再擔心來自法國的進攻，13個殖民地宣佈獨立。美國違背了西班牙的意願，甚至頂住了獨立戰爭中法國盟友的壓力，通過1783年條約，從英國那裏拓展了本國的邊界，使得領土沿着五大湖四周延伸，西至密西西比河，南至佛羅里達，另外還獲得了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權。西班牙則從英國手中收回了它在以往戰爭中征服的佛羅里達。
但這些邊界只是存在於紙上而已，因為英國並未放棄它在五大湖地區的據點。英國聲稱美國沒能執行所簽署條約中關於親英分子和債務的條款，而加拿大官方則鼓勵印第安人穿過俄亥俄河去阻擋美國人北上。同樣，在西南地區，西班牙拒絕英國把阿利根尼山脈與密西西比河之間的領土轉讓給美國，並且憑藉其佔據新奧爾良的優勢，拒絕交出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權。在美國各個州之間的聯盟較為薄弱的時候，西班牙攛掇肯塔基和田納西兩個殖民地的領導人脫離聯邦，而且，它也像英國那樣利用印第安人阻擋美國前進的腳步。
在華盛頓執政期間，正當美國人在俄亥俄河北岸與印第安人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法國大革命爆發了。這時候，英國一方面擔心美國對印第安人遠征的目的其實是清除英國在五大湖地區保留的據點，另一方面則擔心美國會幫助法國對它發動總攻。1783年，法蘭西共和國中斷了它與西班牙之間長久的同盟關係，設法讓美國政府和西部拓荒居民先後捲入了攻打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那的戰爭中。
所有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了一個結果：1794年，約翰·傑伊奉命出使英國並締結條約，英國同意放棄西部的據點。
密西西比河之爭
西班牙被英美之間的和解下了一大跳，它隨後不僅於1795年在巴塞爾與法國休戰，還通過同年的《平克尼條約》，承認了美國的密西西比河邊界，並交出了該河的航行權。而航行權對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繁榮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當地居民只有通過這條河才能把他們的剩餘農產品運到市場。
到了1795年，事態已經變得十分明朗：在美國人西進的過程中，作為對手的歐洲國家不斷威脅它的北部和南部，干涉其國內政治，利誘其西部居民，美國有成為歐洲國家體制附屬國的危險。當時的法國一方面為了維持美國對自己的依賴，另一方面為了給他的西印度群島爭得一個糧倉，於是敦促西班牙交出路易斯安那和佛羅里達，並承諾阻擋美國進入這兩個地區。
似乎在法國的決策者們看來，阿利根尼山脈最適合做美國的邊界。最終，拿破崙於1800年迫使西班牙讓出路易斯安那。在等待法國軍隊到來時，西班牙駐新奧爾良的行政長官對美國商人封閉了密西西比河，整個西部沸騰了。如今這裏居住的人口已經超過了38萬，他們聲稱要武力奪取新奧爾良，就連愛好和平、親法的傑斐遜總統都暗示自己將與英國結盟，要求法國交出對密西西比河河口的佔有權，並宣佈：“誰佔據密西西比河河口，誰就是我們的天敵。”要佔領新奧爾良，就要面對英國的海上力量和美國的進攻，拿破崙認為這是非常不明智的選擇，於是，他於1803年執意通過《路易斯安那購買案》，把整個路易斯安那省拋給了傑斐遜，為自己的國庫增加了1500萬美元的收入，還跟美國交上了朋友。而美國則領土翻倍，擁有了北美大陸大動脈的控制權，從此踏上了輝煌之路。
深入落基山脈
美國擁有的土地越多，西進的胃口就越大。俄亥俄流域垂涎着加拿大，南方則渴望得到佛羅里達——在那裏，英國影響着西班牙行政機構的決策。西部帶頭引發了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在1814年的和談中，英國想在加拿大與俄亥俄河流域殖民地之間建立一個印第安國家作為中立區，但美國通過條約保住了它之前佔有的土地。通過1818年的協定，英美兩國把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邊界從伍茲湖沿着北緯49度線划至落基山脈，只剩下俄勒岡地區還有爭議，於是決定該地區向雙方各開放一定的年限，做到不損害任意一方的權利。
獲得佛羅里達和德克薩斯
同一年，美國正給西班牙方面施加壓力，令其交出佛羅里達。聯邦政府聲稱，《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也包括佛羅里達和德克薩斯，於是，於1810年和1812年分兩次吞併了前者。傑克遜將軍1818年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成功地入侵了佛羅里達，使西班牙明白：自己能否繼續保住墨西哥灣這塊地方，完全取決於美國的心情。另外，西班牙也希望能避免美國承認叛亂的西屬美洲殖民地，於是在1819年讓出了佛羅里達，在它與美國的領地之間劃了一條不規則的分界線，仍然佔據着德克薩斯及西南地區的其他領土。接下來，在1823年，美國承認了那些起義的共和國，從此以後，美國要獲得大陸領土就只能跟墨西哥而不是西班牙打交道了。1824年，俄羅斯撤回了他對北緯54°40′線以南領土的要求。作為在此之前幾次談判的結果，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將來歐洲干涉西屬美洲殖民地，1823年，門羅總統發表了著名的“門羅主義”，宣佈美洲大陸不再臣服於歐洲殖民，也不接受任何壓迫與控制。
早在19世紀30年代初，美國傳教士就進入了俄勒岡地區，當時哈德遜灣公司在英國國旗下統治着該地。美國的移民者，主要是密西西比河流域那些能吃苦耐勞的拓荒者的後代，還在墨西哥的德克薩斯省建立了定居點。1836年，德克薩斯人起身反抗，宣佈獨立，並請求加入美國。1842年的《韋伯斯特-阿什伯頓條約》解決了東北邊界問題，卻留下俄勒岡地區的命運擱置待議。就在同一年，美國農民開始大移民，他們穿過平原和大山，到達那片遙遠的土地，美國和英國的關係立刻緊張起來。同樣，在德克薩斯也存在着歐洲利益問題，因為從德克薩斯共和國成立到它被併入美國這之間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英國和法國利用它們的影響力保障了它的獨立。此外，加利福尼亞也令人憂心忡忡，因為英國已經表現出了對它的興趣，而此時的墨西哥，卻已經因國內紛爭而四分五裂，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它那些偏遠的省份即將從它軟弱的雙手中喪失。
關於奴隸制的爭論打斷了美國一貫的擴張趨勢，因為就在南方發出警告說自由的德克薩斯有可能被英國納入保護之下因此要求將其吞併的時候，那些北方輝格黨人和反奴隸制人士則被奴隸制的蔓延和新蓄奴州的前景嚇了一跳，他們反對在西南部繼續領土擴張。但在1844年圍繞“收復俄勒岡，吞併德克薩斯”這個問題的大選中，蘇格蘭-愛爾蘭裔田納西州人波爾克贏得了總統職位，他代表了美國一直以來的擴張精神。根據1845年國會的聯合決議，德克薩斯被並為美國的一個州，之後波爾克宣誓就職，隨之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如果墨西哥以德克薩斯被吞併為由發動戰爭，那麼要想再換回和平，它將不得不把加利福尼亞及西南部的其他領土也割讓給美國。
向太平洋進發
雖然波爾克的競選口號是“要麼54°40′，要麼決死一戰”，但他還是通過1846年的條約，就俄勒岡問題與英國妥協，同意把北緯49°線作為邊界線。同年，墨西哥戰爭爆發，美國軍隊在這場戰爭中佔領了加利福尼亞及介於中間的一些土地。
隨着美國國旗插滿墨西哥的首都，一場佔領墨西哥全部國土，至少佔領更多領土的激烈運動開始了。但根據1848年簽訂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兩國將邊界沿着希拉河劃到該河河口，又從該河河口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為了獲得一條通向太平洋的南方通道，美國於1853年通過蓋茲登購地案進一步佔據了希拉河南岸的一條地帶。
就這樣，在1846年至1853年間，美國佔據了超過12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1848年，人們在加利福尼亞又發現了黃金，後來在這個遼闊的新帝國還發現了豐富得令人難以想像的貴金屬、木材和農業資源，但最重要的卻是：美國終於在太平洋沿岸立住了腳跟，在這裏，它將與這個大洋及其亞洲海岸的命運息息相關。
經過了1850年的妥協之後，南方無法再通過這些新增的大片領土獲得好處，於是它試圖通過吞併古巴來尋找新的出路，但這純屬白費力氣。不過，這些擴張地區之間的競爭所導致的內戰，耗費了整個國家的能量。在內戰結束的時候，曾經在英法兩國舉棋不定時給予北方以道義支持的俄國提議把它的領土——阿拉斯加賣給美國，這項提議並不是沒有人反對，不過國務卿西華德還是保證了1867年的條約獲得批准，通過該條約，美國增加了將近6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
在內戰之後30多年的時間裏，美國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對新吞併的這些遼闊領土的經濟方面的征服上。1892年，人口普查局局長宣佈，人口地圖已無法再描繪不斷前進的移民點的外部邊緣所形成的新的邊境，殖民時代正在結束。隨着自由土地被迅速佔據，美國正逐步擁有像其他定居國家一樣的條件。
海島領地和巴拿馬運河
在這一時期，一直以來的擴張運動在美西戰爭和獲得海外領土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新的形式。1898年美國承認古巴獨立，並且有意驅逐西班牙，從而引發了美西戰爭；但是，捲入這場戰爭之後，海軍的迫切需求使美國決定征服菲律賓群島、波多黎各以及古巴，戰略上的考慮又使其於1898年吞併了夏威夷。
簽訂1898年的和平條約之後，西班牙割讓了菲律賓群島和波多黎各，並且撤出了古巴。1902年美國軍隊撤回之後，古巴獲得了自治權。
戰爭中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俄勒岡號從太平洋海岸出發繞過合恩角去參加聖地亞哥海戰的那次航行，推動了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由美國來開鑿海峽運河的計劃。隨着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的迅速增長，它在加勒比海地區新獲得的領地，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區的驚人發展，使得開鑿運河似乎成了一項迫切的需要，幾乎成了美國海岸線的一部分。在1901年的《海-龐斯福特條約》中，英國收回了1850年的《克萊頓-布爾沃條約》所設置的障礙，從而使美國獲得了法國公司的各項權利——該公司之前沒能成功地打通巴拿馬地峽。1903年，當哥倫比亞拒絕為這條運河簽訂條約時，巴拿馬爆發了革命。羅斯福總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承認了巴拿馬共和國，並從這個共和國那裏得到了一份於1904年獲得批准的條約，該條約把運河區及其他各種權利都給了美國。
就這樣，美國逐步消耗西班牙帝國的漫長過程在20世紀的開端達到了舉世矚目的高潮。這些曾經弱小的大西洋殖民地已經贏得了一片橫跨美洲大陸的土地，它們還在加勒比海、太平洋以及遙遠的亞洲海岸附近獲得了一些屬國，而且準備好了通過巴拿馬運河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