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意義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不是所有小說網站都是第一言情首發，搜索151+看書網你就知道了。孔子見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卿，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專講刑名。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道德仁義禮五者，是連貫而下的。天地化生萬物，有一定規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謂道，吾人懂得這個規律，而有得於心，即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於人即為仁。仁是渾然的，必須制裁之，使之合宜，歸為義。但所謂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幾句話，把合宜之事，製為法式，是為飾文，即為禮。萬一遇着不守禮之徒，為之奈何?於是威之以刑。萬一有悖禮之人，刑罰不能加，又將奈何?於是臨之以兵。我們可續兩句曰：“失禮而後刑，失刑而後兵。”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由道德以至於兵，原是一貫而已。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見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卿（荀子），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專講刑名。這都是時會所趨，不得不然。世人見道德流為刑名，就歸咎於老子，說申韓之刻薄寡恩，來源於老子。殊不知中間還有道德流為仁義一層，由仁義才流為刑名的。言仁義者無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為老子叫屈。

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都是順着次序說的，韓昌黎（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存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把道德放在仁義之下，就算弄顛倒了。

老子說：“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句話很受世人的痛罵，這也是誤解老子。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這是天然的趨勢，等於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壯，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於說：“失孩而後少，失少而後壯，失壯而後老。”他看見由道德流而為禮，知道繼續下去，就是為刑為兵，故警告人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等於說：“夫老者少壯之終而死之始也。”這本是自然的現象，說此等話的人，有何罪過？

要救死只有“復歸於嬰兒”。要救亂只有“復歸於無為”。吾人身體發育最快，要算嬰兒時代，嬰兒無知無欲，隨時都是半睡眠狀態，分之修養家，叫人靜坐，卻用種種方法，無非叫人達到無知無欲，成一種半睡眠狀態罷了。嬰兒的半睡眠狀態，是天然的，修養家的半睡眠狀態，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嬰兒之未孩，也就可以長生久存了。我們知：復歸於嬰兒，可以救死。即知：復歸於無為，可以救亂。

國家到了非用禮不可的時候，跟着就有不禮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罰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禮之時，亂兆已萌，故曰：“亂之首。”然則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亂機雖動，用“無為”二字，即可把它鎮壓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他這個話不是空談，是有實事可以證明。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延至嬴秦，人心險詐，盜賊縱橫，與現在的時局是一樣的。始皇二世，用嚴刑峻罰，其亂愈甚。到了漢初，劉邦的謀臣張良陳平，是講黃老的人，曹參相惠帝用黃老，文景也用黃老，而民風忽然渾樸，儼然三代遺風，這就是實行“鎮之以無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說“復歸於無為”，是治亂的妙法。“復歸於嬰兒”，可以常壯不老；“復歸於無為”，可以常治不亂。

由道流而為德，為仁，為義，為禮，為刑，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屢言兵，他連兵都不廢，何至會廢禮?他說：“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強天下。”又說：“夫慈以戰則勝。”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際，顧及“道”字“仁”字，即是顧及本源之意。用兵顧及“仁”字，才不至窮兵黷武；用刑顧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禮顧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間，不至徒事虛文；行仁義顧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xu）以濕，相濡以沫。我們讀老子一書，當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際，都顧及本源，即知他無處不顧及本源。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dan）為主。”他對於兵是這種主張；即知他對於禮的主張，是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為主。”老子明知：“兵之後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禮之後，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禮。吾故曰，老子不廢禮。惟其不廢禮，以知禮守禮名於世，所以孔子才去問禮。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禮之弊，故善言禮。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風也可復歸於朴。莊子曰：“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於逍遙之虛……逍遙無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於刑，托宿於兵，以達無為之域。我們識得此意，即知老子說“失義而後禮”，“禮仁忠信之薄”，與孔子所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絕聖棄智之作用

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無知無欲的境界，才能窺見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當順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絕聖棄智，本着個人的意見做去，得出來的結果，往往違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並且害得很深。

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等語很受世人的訾（zi）議，這也未免誤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無知無欲的境界，才能窺見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當順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絕聖棄智，本着個人的意見做去，得出來的結果，往往違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並且害得很深。例如“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話，就是害的這個病，洛蜀分黨，也是害的這個病。他們所謂理，完全是他們個人的意見，戴東原（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作為聖賢立言之意……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又曰：“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東原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絕聖棄智，必不會有這種弊病。

凡人只要能夠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順天而動，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義而仁義自在其中，《莊子》一書，全是發揮此理，蘇子由（蘇轍）解老子說道：“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gu）瞍（sou）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子由這種解釋，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韓愈）說老子小仁義，讀了子由這段文字，仁義烏得不小。嬴秦時代，李斯趙高，挾智術以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偽”的實證。漢初行黃老之術，民風渾樸，幾於三代，即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實證。

老子絕聖棄智，此心渾渾穆穆，與造化相通，此等造詣極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體力行之，但只能喻之於心，而不能喻之於口，只可行之於己，而不能責之於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非不欲言也，實不能言也，即言之與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處可見孔老學術，原是一貫。重言“天何言哉”，反覆讚歎，與老子所說“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絕肖。蘇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子由識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贄）稱之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

要窺見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與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們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違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這拿來怎樣辦呢?於是孔門傳下一個最簡單最適用的法子，這個法子，即是孔子所說的良知良能，孔門教人，每發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為對的即是善，認為不對的即是惡。惡的念頭，立即除去，善的念頭，就把它存留下，這即是大學上的誠意功夫。這種念頭，與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們最初發出之念，並未參有我的私意私見，可說是徑從宇宙本體發出來的，我把這個念頭，加以考察，即與親見宇宙本體無異，把這種念頭推行出來的，就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法子，豈不簡單極了呢?有了這個法子，我們所做的事，求與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難了，所難者，何者為善念，何者為惡念，不容易分別，於是孔門又傳下一個最簡單的法子，叫人閑居無事的時候，把眼前所見的事，仔細研究一下，何者為善，何者為惡，把它分別清楚，隨着我心每動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別善惡，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門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簡單，愚夫愚婦，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無端補入格致一章，並且說：“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直是禪門的頓悟，豈不與中庸所說“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相悖嗎?我們把正心誠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問心無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