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影及其他（4）
第四，還有一層，最要緊的。學校本是個自然的群；為促進學生群覺的發展起見，才有上述種種有意的組織。我們一面固然應當努力於有意的組織，一面也不能忘了那自然的群生活。學生在學校中，無論願意與否，無論覺得與否，總之，已是在過團體生活了。我們要知道那些有意的組織總是有間歇的，不能時時支配着我們；只有這自然的群生活是沒有一刻間斷的———我們一言一動，都在這個群生活之中。我們施行群育，直接的下手處便在這裏。我們應該使我們對於這個自然的群有自覺；雖不能全部分，也要大部分。———這自然群與協治會等範圍雖或相同，但方面卻較多，如上課的事也包括在內；總稱為“學校”的便是。要對於這種群有自覺，須從日常起居飲食，言語動作入手，使它們不悖於群德。這須教師真能與學生共同生活，常常顧着他們，啟迪他們，矯正他們，更須養成同學互相糾纏的風氣，自己省察的精神。譬如現在學生平日相處，往往互相嫉視或敵視，以致吵鬧打架，各存意見。各人之間如此，各班之間如此；還談什麼大組織小組織呢！這裏真的需要教師不斷的努力！從日常言動中施行群育，實在較自由的小組織尤其是根本切要的！
團體生活的信條便是群德。這本是很難列舉的。據我所知，不外兩種：（1）是同情，（2）是責任心；而（2）又是與（1）相連帶的。所謂同情，分析言之，又有三端：即知人，信人，諒人。知人就是了解別人。了解別人，本不是容易的事；但因了常常的接觸，總能做到一些。我們要常常留意我們同伴的能力，性情，長處短處，才可以幫助他或引他為幫助。信人是不輕易疑惑別人，不要過有深心和機心。別人做的事，與其疑其是惡意，不如信其是好意；這樣自己安心，也可感動別人———即使他本來是有惡意的。不疑就是信；疑信之間，是沒有兩可的。但信人不是惡人，不如更進一步，信人是好人。這是大力量，要漸漸養成的。諒人是知人甘苦，是虛心，是無成見。能諒人才能與人共事；只堅執自己私見，只放任自己感情，事事凌人，事事想佔上風，討便宜，是不能得人同情的，是使人不能容受的！
吵鬧打架，因由於此；團體生活之不能進展，也由於此。能諒人而後能信人；能信人而後能知人。所以諒德是最要緊最要緊的！但卻與“忍受”不同，忍受是客觀的逼迫，“原諒”“寬容”卻是主觀的宏達；這態度的一轉變之間，關係卻很大的。
至於責任心，也可分析說之：（1）表現，（2）抗議，（3）勸勉。表現是盡自己所能，謀群體之發展。抗議是對於害惡的不容忍，重在對事，不重在對人。真能表現的人，是有熱情的人，也必能抗議。現在我們對於惡事，因種種關係，常常忍受，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對於好事卻倒不能儘力去做：這正是我們的卑怯！
我們應該的是：一見到惡事應嫉惡如仇！勸勉是相互間的事，在對人勸與勉共做好事。我們不能獨善其身；時時與人為善，與人共同表現，與人共同抗議；這樣，才有團體生活的效率。
關於中等學校的群育，我已說得頗長了。我相信要一般社會有細密的組織和健全的活動力，非從中等學校下手不可，非先使中等學校有良好有效的團體生活不可！這需要師生的合作，從日常言動中涵養起去！
1924年11月16日，《春暉》第36期。
《吳稚暉先生文存》
在《現代評論》一卷二十三期里，西瀅先生曾說：吳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見於各報各雜誌的雜文，其次便是他的書函。我總覺得奇怪，現在什麼人都出文存，文錄，文集，演講集，沒有人———連孜孜為利的書賈都沒有！想到把吳先生的文字收集起來。我的話也許提醒了什麼人，……
那時我看了西瀅先生的話，很覺
合意，因為我也是愛讀吳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時想到收集吳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難之又難的事！他的歷史不算短，他的筆又健，寫的又多，而報章，雜誌又是極易散失的東西———這個月印行的，下個月也許就找不着了；特別是在中國！至於書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們）手裏，那更難收集了！記得在《新教育》雜誌上，有人引美國人的話：誰若能搜齊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該得着博士的學位；我想搜集吳先生的作品，大約也有同樣的艱難———雖然該得博士與否，我還不敢妄斷。
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
（？）初，上海報登着封面廣告，說是《吳稚暉先生文存》出版了，定價一元五角，照碼七折，在醫學書局發行。我看了報之後，且喜且驚！喜者，我們渴望吳先生有文存飽我們的眼福，現在居然如願以償！驚者，西瀅先生的豫言竟於兩個月間中了彩！———我不敢斷言文存編者周雲青先生就是被西瀅先生提醒了的“什麼人”，故只得小心地說。我那時住在白馬湖，買書不便，不得先睹為快，真為著急！報紙上天天有封面廣告，更令我不耐煩！但廣告中文字忽然改變，將“定價———七折”云云改為“實洋一元零五分”，我想，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說是帶着些“吳老頭兒”的味兒！後來好容易轉了兩個彎，才到手了一部，確乎是《吳稚暉先生文存》！這是藍面兒的薄薄兒的兩本東西。我於是轉第一個念頭，吳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這區區兩小冊，還抵不上《胡適文存》的一半，這卻是何道理？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嚴了吧？於是打開來看，全書是四號字印的，看來更是區區了：開首自然是一篇《序》；這篇《序》在抱着悶葫蘆的我自然是不能放過的，且看他說：雲青既喜讀先生文，時時搜集，先後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
一日，吾鄉大律師錢季常先生……瞥見余案頭置吳先生所著之《溥儀先生！》一首，且讀且擊節，讀一小時而畢。……季常先生曰：“吳先生如此妙文，在無錫者，皆未能一見；即星期六會同志，皆吳先生之老友，見者亦不過一二人，豈非奇事！盍付諸手民，以廣流傳！”雲青即將篋衍中所存吳先生文，盡付鉛印，以冀世之愛讀先生文……者，莫不先睹為快；非敢意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廣登京滬各報，余小子益當窮搜博摭。
他日將續輯二三四編，無錫後學周雲青謹識。
序文實在重要不過，而且語妙天下，故不能割愛，逶逶迤迤引了這麼長的一段！從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對；他既沒“盡付鉛印”，又說“非敢意為去取也”，可知決不會“太嚴”了！我第二知道自“錢大律師”乃至“後學”周先生諸公大約都是不常看報章雜誌的，至少是不博覽報章雜誌的！你看“錢大律師”看了“一首”《溥儀先生！》要“一小時而畢”，可以想見他老先生讀報的艱難！（他要將報章當古文讀，自然便覺艱難！）他老先生說“見〔此文〕者亦不過一二人，豈非奇事！”真的，豈非奇事！《溥儀先生！》曾登《民國日報》，並非隱僻的記載呀！而周先生“時時搜集”的結果，終於只印成了這區區的薄薄的兩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覽”的確證的。好吧，事已如此，我們且看這兩本的內容如何？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覷的！於是乎我看目錄。
無論著書，編書，總該有個體例！古人是不寫出來的，後人卻總寫出來，便是所謂“凡例”。寫自然比不寫好；許慎作《說文解字》時，若寫下他的“凡例”
來，王筠等人就不必費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說文釋例》一類書了！你看，我話說得太遠了，真是小題大做！我的本旨，只是要說周先生編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腦筋，是大大的不方便！我既不能依賴“凡例”去估定這書的輕重，只得自己動手去找；幸而，不要緊，目錄只有四頁，可以一分鐘“而畢”，盡可多翻幾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對不起，我不能用數字告訴你———我的腦筋實在太笨，終於不曾發見出一條———唉！一條也好———“通例”來，“豈非奇事”！
在我的笨腦筋里，編《文存》的體例不外“編年”，“分類”，“分體”三種；或只用“編年”，或用他二種之一為經，“編年”為緯，都可以的。但我將這幾個方格兒畫在周先生的目錄上，竟沒有一個合式！唉！倒霉極了！“苦矣”！“怎樣辦呢？”
我沒有法子，只好再去乞靈於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壞來編次的吧？但仔細一想（因為《文存》裏大部分的文章是見過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覺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決不能枉口拔舌，誣栽人家！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盡付鉛印”一句，大約周先生是“將篋衍中所存吳先生文”照着在篋衍中疊着的順序，“盡付鉛印”的吧？我想這總該“不中不遠”了，因為在我的笨腦筋里，另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能”了！但這不能算是“例”，奈何？唉！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沒有“例”，這《文存》便真成了“斷爛朝報”，我們讀者毫不覺着有什麼意義與趣味！我很懷疑，這樣的《吳稚暉先生文存》，真有編纂的必要麼？
真有“莫不先睹為快”的必要麼？其實就是放開體例不說，周先生所編也還有個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掛一漏萬”！吳先生三四十年來的文章，若只有這區區的薄薄的兩冊，那也不成其為吳先生了！雖然周先生也曾說，“他日將續輯二三四編”，但吳先生的文章已可躉批，何必再切下來零買呢？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掛一漏萬”地出版這部書，何不發一大願，需以時日，作求全之計？若將一編和二三四編並出，我想或者不會糟到現在這樣！因為材料多了，也許會想到了體例，還有，我每想到編吳先生《文存》，總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書院的幾篇課藝也放了進去，已成書數年的《月出盦客座談話》也抄了一部分進去！我想幸而泰東書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現代評論》一卷二十三期《閑話》）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權官司來，倒是件麻煩的事？《月出盦客座談話》既可抄，《上下古今談》等又何嘗不可抄，則吳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月出盦客座談話》，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篋衍中的；泰東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還未知呢。這也許是合於實際的推測，但周先生真正這樣不聞理亂么？
我寫此文，只是想說明編《文存》的不易，給別人編《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實在是佩服吳先生的文章，覺得讓周先生這麼一編，再加上那篇“有意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沒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語有之，“點金成鐵”，殆此之謂歟？我不敢說周先生是輕舉妄動，但總佩服他的膽大！我希望總還有膽小的人，仔仔細細，謹謹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將吳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揀擇，編次一番，成為一部足以稱為“吳稚暉先生文存”的《吳稚暉先生文存》，那就是我們的福氣了！
再，此書出版后，曾見過兩篇批評的文字，他們都是就吳先生的文章立論的，不曾說及編纂的人；我卻以為這種書最要緊的還是編纂的人！“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
1925年10月11日。
執政府大屠殺記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着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
究竟是訪聞失實，還是安着別的心眼兒，我可不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當場逃出的人的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遊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后，曾將遊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團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多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
我後來和清華學校的隊伍同行，在大隊的最後。我們到執政府前空場上時，大隊已散開在滿場了。這時府門前站着約莫兩百個衛隊，分兩邊排着；領章一律是紅地，上面“府衛”兩個黃銅字，確是執政府的衛隊。他們都背着槍，悠然的站着：毫無緊張的顏色。而且槍上不曾上刺刀，更不顯出什麼威武。這時有一個人爬在石獅子頭上照相。那邊府里正面樓上，欄杆上伏滿了人，而且擁擠着，大約是看熱鬧的。在這一點上，執政府頗像尋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執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獅子，南邊有了報告的聲音：“他們說是一個人沒有，我們怎麼樣？”這大約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後了；我們因走進來晚，故未知前事———但在這時以前，群眾的嚷聲是決沒有的。到這時才有一兩處的嚷聲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衚衕！”
“……”忽然隊勢散動了，許多人紛紛往外退走；有人連聲大呼：“大家不要走，沒有什麼事！”一面還揚起了手，我們清華隊的指揮也揚起手叫道：“清華的同學不要走，沒有事！”這其間，人眾稍稍聚攏，但立刻即又散開；清華的指揮第二次叫聲剛完，我看見眾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子彈了！我趕忙向前跑了幾步，向一堆人旁邊睡下；但沒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後面各來了一個人，緊緊地挨着我。我不能動了，只好蜷曲着。
這時已聽到劈劈拍拍的槍聲了；我生平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還以為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后，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並不害怕，只靜靜的注意自己的運命，其餘什麼都忘記。全場除劈拍的槍聲外，也是一片大靜默，絕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罷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雖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槍聲稍歇，我們爬起來逃走的時候，但也不則一聲。
這正是死的襲來，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後想起，實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誰？我因為不能動轉，不能看見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個自私的人！
後來逃跑的時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頭上，也滴了許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兩分鐘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總吃了大虧，願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槍聲約經過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槍；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槍，警笛一聲接着一聲，槍聲就跟着密了，那警笛聲甚凄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後來聽別的目睹者說，司令者那時還用指揮刀指示方向，總是向人多的地方射擊！又有目睹者說，那時執政府樓上還有人手舞足蹈的大樂呢！
我現在緩敘第一次槍聲稍歇後的故事，且追述些開槍時的情形。我們進場距開槍時，至多四分鐘；這其間有照相有報告，有一兩處的嚷聲，我都已說過了。我記得，我確實記得，最後的嚷聲距開槍只有一分餘鍾；這時候，群眾散而稍聚，稍聚而復紛散，槍聲便開始了。這也是我說過的。但“稍聚”的時候，陣勢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觀望的心，頗多趑趄不前的，所謂“進攻”的事是決沒有的！至於第一次紛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見衛隊從背上取下槍來裝子彈而驚駭了；因為第二次紛散時，我已看見一個衛隊（其餘自然也是如此，他們是依命令動作的）裝完子彈了。
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群眾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槍的緣由，至多只是他們的借口。他們的荷槍挾彈與不上刺刀（故示鎮靜）與放群眾自由入轅門內（便於射擊），都是表示他們“聚而殲旃”的決心，衝進去不衝進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證以後來東門口的攔門射擊，更是顯明！原來先逃出的人，出東門時，以為總可得着生路；那知迎頭還有一枝兵，———據某一種報上說，是從吉兆衚衕來的手槍隊，不用說，自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府衛隊了！———開槍痛擊。那時前後都有槍彈，人多門狹，前面的槍又極近，死亡枕藉！這是事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他說他前後兩個人都死了，他躲閃了一下，總算倖免。這種間不容髮的生死之際也夠人深長思了。
照這種種情形，就是不在場的諸君，大約也不至於相信群眾先以手槍轟擊衛隊了吧。而且轟擊必有聲音，我站的地方，離開衛隊不過二十餘步，在第二次紛散之前，卻絕未聽到槍聲。其實這隻要看政府巧電的含糊其辭，也就夠證明了。至於所謂當場奪獲的手槍，雖然像煞有介事地舉出號數，使人相信，但我總奇怪；奪獲的這些支手槍，竟沒有一支曾經當場發過一響，以證明他們自己的存在。———難道拿手槍的人都是些傻子么？還有，現在很有人從容的問：“開槍之前，有警告么？”我現在只能說，我看見的一個衛隊，他的槍口是正對着我們的，不過那是剛裝完子彈的時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流血是在開槍之後約一兩分鐘時。我不知衛隊的第一排槍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為未開槍時，群眾已經紛散，放一排朝天槍（假定如此）后，第一次聽槍聲的群眾，當然是不會回來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膽力的事，我們也無須假充硬漢），何用接二連三地放平槍呢！即使怕一排槍不夠驅散眾人，盡放朝天槍好了，何用放平槍呢！所以即使衛隊曾放了一排朝天槍，也決不足做他們絲毫的辯解；況且還有後來的攔門痛擊呢，這難道還要問：“有無超過必要程度？”
第一次槍聲稍歇後，我茫然地隨着眾人奔逃出去。我剛髮腳的時候，便看見旁邊有兩個同伴已經躺下了！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面貌，只見前面一個，右乳部有一大塊殷紅的傷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紅色我永遠不忘記！同時還聽見一聲低緩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遠不忘記！我不忍從他們身上跨過去，只得繞了道彎着腰向前跑，覺得通身懈弛得很；後面來了一個人，立刻將我撞了一交。
我爬了兩步，站起來仍是彎着腰跑。這時當路有一副金絲圓眼鏡，好好地直放着；又有兩架自行車，頗擋我們的路，大家都很艱難地從上面踏過去。我不自主地跟着眾人向北躲入馬號里。我們偃卧在東牆角的馬糞堆上。馬糞堆很高，有人想爬牆過去；牆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個人站着，一個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覺得決沒有越牆的氣力，便也不去看他們。而且裏面槍聲早又密了，我還得注意運命的轉變。這時聽見牆邊有人問：“是學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牆外的兵問的。
那兩個爬牆的人，我看見，似乎不是學生，我想他們或者得了兵的允許而下去了。
若我猜的不大錯，從這一句簡單的問語裏，我們可以看出衛隊乃至政府對於學生海樣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屠殺確是有意這樣“整頓學風”的；我後來知道，這時有幾個清華學生和我同在馬糞堆上。有一個告訴我，他旁邊有一位女學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沒有法子，這真是可遺憾的事，她以後不知如何了！我們偃卧馬糞堆上，不過兩分鐘，忽然看見對面馬廄里有一個兵拿着槍，正裝好子彈，似乎就要向我們放。我們立刻起來，仍彎着腰逃走；這時場裏還有疏散的槍聲，我們也顧不得了。走出馬路，就到了東門口。
這時槍聲未歇，東門口擁塞得幾乎水泄不通。我隱約看見底下蜷縮地蹲着許多人，我們便推推搡搡，擁擠着，掙扎着，從他們身上踏上去。那時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為怪似的。我被擠得往後仰了幾回，終於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進。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腦後大約被槍彈擦傷，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樣地一歪一倒地掙扎着。但他一會兒便不見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還在人堆上走。這個門是平安與危險的界線，是生死之門，故大家都不敢放鬆一步。這時希望充滿在我心裏。後面稀疏的彈子，倒覺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這回卻求生了；在人堆上的眾人，都積極地顯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靜；大家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那有閑心情和閑工夫來說話呢？我努力的結果，終於從人堆上滾了下來，我的運命這才算定了局。那時門口只剩兩個衛隊，在那兒閑談，僥倖得很，手槍隊已不見了！後來知道門口人堆里實在有些是死屍，就是被手槍隊當門打死的！現在想着死屍上越過的事，真是不寒而慄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
我想人處這種境地，若能從怕的心情轉為興奮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這回是由怕而歸於木木然，實是很可恥的！但我希望我的經驗能使我的膽力逐漸增大！這回在場中有兩件事很值得紀念：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為，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我和那兩個女學生出門沿着牆往南而行。那時還有槍聲，我極想躲入衚衕里，以免危險；她們大約也如此的，走不上幾步，便到了一個衚衕口；我們便想拐彎進去。這時牆角上立着一個穿短衣的看閑的人，他向我們輕輕地說：“別進這個衚衕！”我們莫名其妙地依從了他，走到第二個衚衕進去；這才真脫險了！後來知道衛隊有搶劫的事（不僅報載，有人親見），又有用槍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們一定就在我們沒走進的那條衚衕里做那些事！感謝那位看閑的人！
衛隊既在場內和門外放槍，還覺殺的不痛快，更攔着路邀擊；其泄忿之道，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區區一條生命，在他們眼裏，正和一根草，一堆馬糞一般，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個門，我想大約是西門吧。因為那天我在西直門的電車上，遇見一個高工的學生，他告訴我，他從西門出來，共經過三道門（就是海軍部的西轅門和陸軍部的東西轅門），每道門皆有衛隊用槍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擊。他的左臂被打好幾次，已不能動彈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後腦被打平了，現在已全然失了記憶；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這種打擊而致重傷或死的，報紙上自然有記載；致輕傷的就無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這次受傷的還不止二百人！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衤誇為止；這隻要看看前幾天《世界日報》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談什麼“人道”，難道連國家的體統，“臨時政府”的面子都不顧了么；段棋瑞你自己想想吧！聽說事後執政府乘人不知，已將死屍掩埋了些，以圖遮掩耳目。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從執政府里聽來的；若是的確，那一定將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動人心。但一手豈能盡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現在，那天去執政府的人還有失蹤的沒有？若有，這個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於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槍彈”，我們將何以間執別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執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屍，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我們也想想吧！此事發生后，警察總監李鳴鐘匆匆來到執政府，說，“死了這麼多人，叫我怎麼辦？”他這是局外的說話，只覺得無善法以調停兩間而已。我們現在局中，不能如他的從容，我們也得問一問：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該怎麼辦？”
屠殺后五日寫完
1926年3月23日。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近來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又在《晨報副刊》上看到他的論小戲轉變的雜記，又在《現代評論》上看到楊金甫先生論國學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與他們二位的主旨無甚關涉，只是由他們的話引起了端緒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邊，我所要用的話，有些已不能確憶；現在只略述大意，以資發凡。顧先生說，我們研究學問，不一定要向舊書堆里去找；我們若願留意，可以在每日所聞所見里尋到許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無人注意這種材料，他們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現代的東西。敦煌石室出來的物事，誰都當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國學門研究所風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搖頭了。顧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詞》的第二節里，記這種“勢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楊先生《從紅毛鬼子說到北大國學周刊》的時候，很謙虛地說，他最喜歡《周刊》上搜集的歌謠和民間故事，其餘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錯，他是喜歡現代的東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詞》的第三節里，論學術平等，真是十分透徹；顧先生說：凡是真實的學問，都是不受制於時代的古今，階級的尊卑，價格的貴賤，應用的好壞的。
下面舉了許多有力的例，來說明這條原則。我現在所要說的，大致仍不出顧先生的範圍，但我想專註重“時代的古今”一種限制上。我們生活在現代，自然與現代最有密切關係，但實際上最容易忘記的也是現代。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可以斷章取義地用來說明這種情形。因此人或夢想過去，或夢想將來；“夢想過去”或“夢想將來”的價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問；而忘記了現在，失去自己的立場，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麼也得不着！我們中國人一直是“回顧”的民族，我們的黃金世界是在古代。“夢想過去”的空氣籠罩了全民族，於是乎覺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現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說中國人是最鄙棄“現在”的民族，我敢說我們是最鄙棄“現在”的民族之一。過去有過去的價值，並非全不值得回顧，有時還有回顧的必要；我所不以為可的，是一直的夢想，僅僅乎一直的夢想！他們只抱殘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種傳統，以為是引他們上黃金世界的路。他們絕不在傳統外去找事實，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當”。上當而不自知，永遠在錯路上走，他們將永不認識過去的真價值。他們一心貫注的過去，尚且不能了了，他們鄙夷不屑的現在，自然更是茫然。於是他們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傳統而行；直到被傳統壓得不能喘氣而死。
要知道單隻憑着若干種傳統，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讀《論衡·謝短篇》，有一節很可以說明這層意思：“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
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
“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信師法（依《論衡·舉正》改），不頗博覽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勸人博覽，與本篇主旨無甚關涉；但他說知今與知古同樣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實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廣義的古，連他們所泥那一點兒古，其實也不曾能明白：這卻是他的卓見。他罵他們是“陸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語。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現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還是一樣！
你只看近年來國學的復興，便可知道個中的消息。我並不來附和吳稚暉先生，要將線裝書扔到毛廁里去；我只覺得復興后的國學所走的“大路”，並不曾比舊日寬放多少，這是令人遺憾的！胡適之先生在《北大國學季刊》的發刊辭里，說起清代三百年的學問家，只在幾部經書里打圈子，不肯將研究的範圍擴大；所以成功雖有，到底太狹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學（大意如此）。但這也是時代使然。那時是閉關時代，參考比較的資料不多，無以啟發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補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會貫通的事業。現在的時代可不同了，我們受了“外國的影響”，已歷有年所；外國的影響可以給我們許多好處，但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使我們知道，不僅古代載籍及器物等，配做學術研究的材料，現代載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僅載籍及莊嚴的器物等配做學術的資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雙弓鞋之細，也配的。這種平等的觀念，中國從前雖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傳統的空氣壓下去了；近來的復活，卻全是外國的影響。不過所謂外國的影響，也就可憐得很！據我所知，只在國語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數年間，現代的精神略一活躍而已。這時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認了現代生活的價值，他們多或少從事於現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來的新的“文化科學”的，足以遮沒了研究國學的人；於是乎興了“國粹淪亡”之嘆。但這種嘆息，實在大可不必；因為不久國學就復興了，而且仍是老樣子———有幾個“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實有幾個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謂老樣子者：一，國學外無學；二，古史料外無國學。在這兩個條件之下，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等於零！
本篇系就中國立論，我所謂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就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的研究，使它更為充足，完備；而且因為增多比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確的結論。不過“國學”這個名字，極為含混；似乎文化科學，自然科學，哲學，文學，都可包羅在內———我想將來還是分別立名的好。我說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現在一般研究———實在應該說迷信！———國學的人，決不肯如此想。大約是由於“傲慢”，或婉轉些說，是由於“學者的偏見”，他們總以為只有自己所從事的國學是學問的極峰———不，應該說只有他們自己的國學可以稱得起正宗的學問！
他們自己的國學是些什麼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們回答：經史之學，只有經史之學！你看，他們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寬放了多少？
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兒！不想研究了這麼些年的國學，還只在老路上留戀着！
我不是說在這條老路上走的，一些沒有進步；但是我們所要的是更長足的進步，是廣開新路！即如我們所敬服的王靜安先生，他早年的確是一個開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戲曲史》的序里說戲曲史這種學問，古人沒有做過，是由他創始的。這種“創新”的精神（雖然並非以現代生活為材料），是值得珍貴的。而且他還研究西洋哲學呢。但他後來漸漸改變態度，似乎以為這種東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費多大的氣力；他於是乎仍走上了那條“大路”，便是經史之學！自然，他的走上這條“大路”，決不算我們的損失；他根據了他的新材料，發明了許多新見解———所給與我們的已經很厚了。他雖不再開新路，但在老路旁，給我們栽了許多新鮮的樹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確是值得珍貴的。假使我們只有少數學者如此，我們不但不覺得不好，而且覺得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需要經史之學的專家，正和需要別的專家一樣。但同時得承認，他們是有偏見的。他們的偏見若變成一般研究國學者的意見，如今日一樣，那卻是妨礙國學的長足的發展的；大家擠在一條路上，最是不經濟！所以為一般研究者計，我們現在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我們得走兩條路：一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學術價值，二就是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實在，我們現在不怕沒有人研究那難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沒有人研究這較易研究的現代生活———現在的也是將來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國學者輕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黃金世界在古代”一條根本信仰外，———這個信仰或自覺或不自覺———不外“難得”與“新異”兩端。“物稀為貴”，敦煌石室的片紙隻字失了就完了，從此不能再有，況發現也是偶然碰着機會，不是能隨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東西是古代的，非我們所素習，使我們感着一種新鮮的異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國土感着異域的趣味一樣。因此行市便大了。但這兩端兒竟所關不巨，所關最巨者，厥惟那個根本信仰；此經史之學所以為正統也。但我們得知道：“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無論傳統的精神變化如何，我們的子孫必有人努力研究我們，和我們研究“先民”一樣。他們所有的困難，也將和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同小異。我們上古的先民，大概還不知道怎樣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簡陋的材料（恕我大膽，“六經”也在其中！）留給我們；中古近古的先民卻又研究古人，遠過於研究自己，所以也沒有完備的材料，記載或解釋他們自己生活的，留給我們。我們的困難便由此而生；我們現在所知於我們的先民的，實在是極少極少的！我們是沒法的了，我們的子孫難道還有受這種困難的必要麼！我們得給他們預備一條平坦的路，而這實在也有我們自己的好處。我們誰都有求知慾不是？我們誰都要求滿足不是？而且我們誰都願意別人明白我們，愈多愈好。這就得了！試問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卻沒有人提綱挈領地告訴我們民國十五年來的政治，經濟，學術，文藝遷變之跡，我們能滿足么？若只有人研究《詩經》，而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現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們能滿足么？有人聽見說到元代的雜劇，明代的傳奇，便肅然起敬（其實在正宗的國學家看來，這些也只是小道），聽見說到皮黃或顧先生說的小戲，便鄙夷道，“這有什麼道理”！是的，這有什麼道理！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於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並非全無條例，如“歡”省作“歡”，“觀”省作“觀”，“權”省作“權”，“勸”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麼道理！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有時代性的。”我們且不管價值的時代性，我們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遺迹；現代生活是現代生活的自身，為甚反該被人鄙夷呢？我並不勸大家都來研究現代生活，我沒有那麼功利；我只說應該有些人來專門地或附帶地研究現代生活，不要像現在這般寂寞便好了。因為我們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樣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現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們將我們自己表白於異國人和後世人，不但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是我們的快樂；這自然也非先懂得現代不可。至於將現代與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們所切望；但這種通學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誠哉是極難的；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當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難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會比局中的人強；與其讓外國人或後世人研究我們，還不如我們自己研究好。我們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們自己和時代，但所了解的總一定比別人多；因為我們有許多的活證，外國人不懂得用，後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比較地實在最為適宜；所以為真理的緣故，我們也應該有些人負這個責任。至於研究的方法，不用說我是相信科學方法的。研究的途徑，我也說了：一是專門就現代生活作種種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經濟，文學等；搜集現存的歌謠和民間故事，也便是這種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舊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種學術專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種獨立的中國學問，如中國社會學，中國宗教學，中國哲學———現在中國地質的研究頗有成績，這種通常不算入國學之內，但我想若將國學一名變為廣義，也未嘗不可算入。這兩種工作都須以現代生活為出發點；現在從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傳統的和正宗的空氣壓得實在太厲害了！但現代這一塊肥土，我們老是荒棄不耕，總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說，“國學”一名，本只限於歷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學”
一樣，原可不必勉強牽入現代的材料。但無論歷史、考古等學問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賴現代的材料不可，而“國學”一名，意味也與“埃及學”絕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國家，故“埃及學”所涵，有一定的範圍；中國是生存的國家，“中國學”所指，何能限定呢！話又說回來了，我想“國學”這個名字，實在太含混，絕不便於實際的應用；你看英國有“英國學”否？日本有“日本學”否？據我所知，現存的國家沒有一國有“國學”這個名稱，除了中國是例外。但這只是“國學”這個籠統的名字存廢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學問應包含現代的材料，則是無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是現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還脫不了現代的立場；我們既要做現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殺了現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現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經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將來多出些現代研究的專家，這是我們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緊的，先要打破那“正統國學”的觀念，改變那崇古輕今的風氣；空冒無益，要有人先做出幾個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現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
1926年4月11日。
翻譯事業與清華學生
梁任公先生《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的結末說：讀斯篇者，當已能略察翻譯事業與一國文化關係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譯時期至矣。從事於此者，宜思如何乃無愧古人也。
梁先生這篇文最初載在《改造》上，他所謂“第二度之翻譯時期”，大約指“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時期而言。這時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紹西方文化；翻譯的文書，日出不窮。梁先生的話，正是對此而發的。我們的新文化，不用說，全是“外國的影響”；而外國的影響又幾乎全是從翻譯的文書來的。翻譯事業的重要，蓋可想見。雖然西方文書的翻譯，明末清末兩個時期中均已有之，但譯手之眾，譯籍之多，流行之廣，和我們的時期相比，究竟差得太遠了。在我們這時候，翻譯的文書幾乎成了知識的唯一的泉源；每一書出，均有人手一編之概。但近一二年來，情勢卻頗有變異。變異的原因：是一般的對於翻譯的不信任，二是國學的盛興。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譯文譯書，其“糟糕”是“有目共賞”，“有口皆碑”，不用我說的。我們所要的是質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沒有用的，吃兩個壞雞子兒，不如吃一個好的；而吃三個壞的比吃兩個壞的更壞！我們的翻譯者，實在太不檢點了！
一般人乘着思潮轉變的機會，利用“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情勢，不量力，不選擇，不研究，不慎重下筆，隨便檢起一本從未讀過的書便譯，隨讀隨寫，寫了便算，寫完便印。書到讀者的手裏，他們決不會逐句看懂，只好囫圇吞棗地念過，得些模糊影響的大意，便算受用。這樣只是白糟踏了兩方面的時間精力，於學問的前途是絲毫無補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對於翻譯的抨擊———無法辯解的抨擊。翻譯（除了極少數）的不足信任，漸漸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譯的權威便墜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實在是翻譯事業的致命傷！
國學的盛興事實上雖影響了翻譯事業；但據我想，這件事到底不會阻礙翻譯事業的，若一般人不像現在這樣不信任翻譯。我願意將翻譯事業和國學運動看得同等重要，各由勝任的人負責做出；兩者斷乎不致相妨的。還有，在文學的範圍里，郭沫若先生曾說過創作比如處女，翻譯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遠不如做處女的好。關於這個問題，已有過好多討論；我寧願將兩者平等看待，因為外國的影響如新鮮的滋養品，中國要有一個新的健壯的身體，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說，要了解西方文化，讀原文書，豈不確實得多！翻譯無論如何好，總比原文差；費力不討好，何取乎此呢！根本辦法還是設法普及外國文要緊！這話也未嘗無理。但外國文的普及，不是一時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問。即如日本，外國文是比中國普及了，但他們的翻譯事業仍舊是日新月盛———歐美新出的書，一年或幾個月便會有譯本出現。原來外國文的普及究竟沒有本國文的普及容易；要圖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還不能不靠翻譯做捷徑。中國連本國文的普及還早得很呢，更不用說外國文，翻譯自更不可少。還有，翻譯能夠使外來的學問漸漸變成本國的；因為記載，說理，既都用本國文，術語也用本國文字綴成，這樣，外來的思想自然便逐漸成至本國思想之一部。本國人對之，便有親切之感，研究的會多起來，新的創造也便會來了。佛家哲學之在中國，就是一個顯例。我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說；並非就一個人或一部人說———在他們，用外國文或本國文，與學問的創造是無關的。我只說，因翻譯而得着許多確當的新術語和新文體，可使一般人有所憑藉而樂於去治新學問，找新發現。但現在的翻譯，還早得很呢？
翻譯事業之所以衰敗，我在上面已略說其因，其過全在翻譯者。一般的翻譯者，外國文程度實在太淺，他們還不能辨明字的用法，還不能辨明句的構造，就動手翻譯名著。他們翻譯文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並未了解；他們翻譯哲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的思想系統，並未明白；他們翻譯科學書，但他們對於科學並未有過詳細的研究。但這樣還算好的，他們有些人壓根兒就沒看過他所要翻譯的書！他們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寫；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憑着他們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過去就得了，管他別的！無怪乎一些真內行看了吃驚，詫為創造的翻譯！至於他們辛辛苦苦翻譯出來的東西，所加惠於一般讀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約略說起；他們捧着譯本猜完了一遍或兩遍之後，那真實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罷了！這不獨有愧從前翻譯佛經的諸大師，就連“做漢魏六朝的八股”的嚴又陵先生那種“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精神，也還差得遠呢！這真令人興“世風不古”之嘆了！
現在該說清華學生了。我的題目要說得嚴密一些，應該說“舊制清華學生與英漢翻譯事業”。所謂“舊制清華學生”包括歸國的，留學的，及在校的高年級諸君而言。他們因為預備留美的關係，受過充分的英文訓練；除教會學校外，別的學校在這一點上，是不如他們的。就一般情形論，他們看的英文書自然比較地多，他們寫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較地強。憑着這兩個條件，我說他們比較地是最適於英漢翻譯事業的人，即使不是僅有的適於英漢翻譯事業的人（因為教會學校的學生，也有相似的情勢）。他們自然有許多事業，有許多使命，但振興中國的翻譯事業，大規模地介紹西方文化，他們也得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在所謂“第二度之翻譯時期”
中，他們也得扮演幾個重要的角色。況且現在又有了“翻譯”（英譯漢）的功課，他們將更能自覺他們在這方面的責任了。
他們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譯文書。必須有好好的幾百部名著的名譯本，中國的翻譯界才可望有生氣；一般人對於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確的了解。但做這種工夫的費時較多，一時未必有多少名譯出現；較簡便的方法是“節要”，將若干種名著，節譯或編述其要旨，匯為一書，以便一般人瀏覽。這種東西自不足語於高深，但也頗有用處，可以與譯全書一法相輔而行。此外還有註釋一法，選擇精粹的材料，詳加參考，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於文學。日本用后兩種方法編成的書極多，皆屬於廣義的翻譯名下。這些辦法，都是我們現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試。還有，對於現在的翻譯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評的事也可做的。有一個時期曾經有人做過，現在似乎已消沉了。這可使得一般翻譯者不敢隨便動手；讓他們取得太多的自由，實在是要不得的！
無論如何，最要緊的，翻譯的取材，只能限於自己專攻的學科；要想兼差，侵入別人範圍，是費力不討好的（曾有此例，茲不舉）。現在一般的翻譯者正因太多能了，結果是一無所能；什麼都能翻，什麼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於所事的態度。看了梁先生所說的譯經諸大師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覺！翻譯最好結一團體，系統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門類，審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進行。這是大路。有些人愛走偏鋒，隨心所喜，專選有特別趣味的東西翻譯，不成系統，那也一樣有用。
清華學生從前似乎很少從事於這種事業的，我覺甚為可惜；我希望他們以後別再忘記了這一部分的責任。這與你們文化的前途是極有關係的！
1926年6月4日，載《清華周刊》第25卷15號。
悼何一公君
一公初病的一禮拜，有一天，他的同鄉夏君匆匆地和我說：“一公病了；他請你給周刊幫忙。”那時我正要上課，不曾詳問病情；以為總不過是尋常的病罷了。
到了那禮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說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厲害，不過那兩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約了晚飯後去看他。晚飯後我到醫院去時，聽差告訴我他已搬到協和醫院去了。這使我吃了一驚，因為總是病又厲害了才到協和去的！我於是想下一個禮拜六進城去看他；那裏知道他到禮拜四便和我們撒手了！禮拜日的早上，我卻去參加他的殯式，這真如做夢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禮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圖書館樓上告訴我的。那時我剛從一個宴會回來，正在圖書館檢書；李君突然跑來和我說：“先生，你知道何鴻烈已死了？”我怔了一怔，覺得人間哀樂，真不可測，黯然而已。李君說他們這一級很不幸，周明群君之後，又弱了一個；而且兩個都很不錯！他說他們同級前回議紀念冊事，大家說將這本紀念冊“致獻”於周明群君；並說這該是最後的可以“致獻”的一個人了。誰知道還有何君呢？李君又說，一公初病時，他去看他，曾和他開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幾時死？我們好預備輓聯與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預備吧。”這些也竟都成了讖語，真是夢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誰也夢想不到的！便是他自己病着時，也想不到的！舉殯那一天，他的同鄉葉君告訴我，他不曾有一句遺言；他們曾幾次試探，他始終沒有覺得似的。他，一個活潑潑的少年，哪裏會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見面呢？他真是一個活潑的人，又是一個極和藹的人。他的死，凡相識的都同聲悼惜；我想他是會被人常常記着的。
一公最會談話。前年暑假后，我初到清華，同學中第一個來和我談話的是他，我第一個認識的同學也是他。這因他是溫州人，而我在溫州教過書，所以我一到他就來看我。那是一個晚上；我們足談了兩個鐘頭。所談的題目，我已不能記起，大約牽連得很遠的。我只記着他的話和他談話的神氣都是很有趣的。以後他還和我長談過一兩回。有一回，孫春台君到清華來畫菊花，住了一禮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來找他談話；我只記得有一回他談到兩點鐘才回宿捨去。第二天春台告訴我，他談的是戲劇與政治，他將來所要專攻的，也就是這兩科，他愛好戲劇，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於政治，我是這回才曉得的。但他平常談話，實在是說到戲劇時多。
他的愛好戲劇，愛好文學，似乎過於政治；我總是這樣想。這由同學給他的“莎士比亞”的評號可以證明。他對於戲劇真是熱心。他編過幾種劇本，但我沒有細看過；我在前年本校國慶慶祝會中，看過他編撰兼導演的一個戲。他後來雖謙遜着說不好，我覺得實是不錯的。他對於本校的演劇，有種種計劃；因缺乏幫助，都還未能實現。但李健吾君告我，一公病前還和他說，在最近的期間內，一定要演一回戲。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一公論戲劇，論文學，常有精警的話。去年暑假回南，我和他同船。有一晚，我們都在憑欄看月：月是正圓時，銀光一片；下面是波濤澎湃，浪花不時地卷上，打得我們身上都濕了。一公和我談論自然與創作；他的話都是很有分量的。
李惟果君告我，一公病前和他談起最近的計劃：說畢業后打算和他的未婚夫人去法國住兩年；一九二九年回國應本校第一次留美公開考試，再到美國去。他的計劃與志願都好，但現在只是“虛空的虛空”罷了。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一公殮時，面上似乎還帶着生時的微笑，我們知道他現在又怎麼想呢？
載1927年1月出版的《清華周刊》何君鴻烈紀念冊。
新詩
“新詩破產了！
什麼詩！簡直是：
嚕嚕囌蘇的講學語錄；
瑣瑣碎碎的日記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詞典！”
這首“新詩”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沒有抄下來，不知是誰。我保存這點東西的意思，一小半因為這短短的五行話頗有趣味，一大半因為“新詩破產”的呼聲，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其實“新詩破產”的憂慮，也並非在這首“新”詩里才有；較早的《青光》裏，我記得，至少還有一段，也是為新詩擔憂的。那是說，有一個學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詩人；終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寫詩———一禮拜便寫成了一本集子！跟着的按語，大約是“這還了得！”之類。
據我所知道，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最興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這四年間。《嘗試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女神》等等；現在所有的新詩集，十之七八是這時期內出版的。這時期的雜誌、副刊，以及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約總短不了一兩首“橫列”的新詩，以資點綴，大有飯店裏的“應時小吃”之概。但同時仍有許多人懷疑新詩；這自然不能免的。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寫的《談新詩》裏說：
“……只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但是現在做新詩的人也就不少了。報紙上所載的，自北京到廣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詩出現。”
做新詩的人之多，是實在的；而且自此年後，更是有加靡已。“許多人的懷疑”
（即使是贊成“國語的散文”的人），也是實在的；但這只是一種潛勢力，尚不曾打出鮮明的旗幟。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出版，才有胡先先生《評嘗試集》一文，系統地攻擊新詩。他雖然出力攻擊，但因他的立場是“古學主義”（即古典主義），逆着時代而行，故似乎並未發生什麼影響。真正發生影響的議論，是隔了一年才有的。這時新文學主義者自己，有了非難新詩的聲音，而且愈來愈多。
這種“蕭牆之禍”甚是厲害，新詩無論如何，看起來總似乎已走上了“物極必反”
的那條老路。我上文所舉兩例，正在這些時候發見。
但這些還只是箴新詩末流之失；更有人進一步懷疑於新詩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們有許多人讀過他國語的小說和戲劇，他就是個根本反對新詩的人。他在獨幕劇《一隻馬蜂》裏，有一段巧妙的對話；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樣攻擊新詩：
“吉老太太現在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什麼地方？
“吉先生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我問你，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吉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一隻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時前後，各方面非難的話還很多，我現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詩的中衰之勢，一天天地顯明。雜誌上，報紙上，漸漸減少了新詩的登載，到後來竟是鳳毛麟角了。偶然登載，讀者也不一定會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幾行，也會跨了過去，另尋別的有趣的題目。而去年據出版新詩集最多的上海亞東圖書館中人告訴我，近年來新詩集的銷行，也迥不及從前的好。總之，新詩熱已經過去，代它而起的是厭倦，一般的厭倦。這時候本來懷疑新詩的人不用說，便是本來相信新詩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們想，新詩或者真沒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先生所詛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詩或者真要“破產”吧？在這滿飛着疑問號的新詩壇上，我碰到好幾位朋友；他們都很納悶，暫時不願談到此事———他們覺得這個謎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個學生曾來過一封信，他說：
“我看近來國人對於詩的觀念，漸漸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這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現象？但也許並不是深沉，‘血呀淚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別的法門來了。所以如聞一多的《漁陽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類，力想別開門徑，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時不得不嘆惜詠歌之將盡。……我想白話運用於文學，似乎有問題。我極願現時的白話再改進；不過自己沒有成績之先，未免是漂亮話。”
他因懷疑新詩，甚至懷疑“白話運用於文學”；他原是相信白話文學的人，現在他的懷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經相信白話文學的人。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聞一多、徐志摩諸先生出了一個《詩鐫》，打算重溫詩爐的冷火。他們顯然要提倡一種新趨勢；他們要“創造新的音韻，新的形式與格調”。這是《詩鐫》同人之一，劉夢葦先生《中國詩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話。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報·副刊》上，雖不在《詩鐫》時代，卻可以代表《詩鐫》的主張與工作。同文里又述聞一多先生的意見，說“中國詩似乎已經上了正軌”。
這是指他們一派的新韻律的詩而言。後來劉先生自己在《詩鐫》裏也說過同樣的話。所謂新韻律，一是用韻，二是每行字數均等，三是行間節拍調勻；他們取法於西洋詩的地方，比取法於舊詩詞的地方多。這種趨勢，在田漢、陸志韋、徐志摩諸先生的詩中，已經逐漸顯露，《詩鐫》只是更明白地確定為共同的主張罷了。這種主張有它自己的價值，我想在後面再論。《詩鐫》確是一枝突起的異軍，給我們詩壇不少的顏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響可並不大，雖然現在還存留着在一小部分人之中；這或因主張本難普遍，或因時日太短。總之，事實上，暫時熱鬧決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勢。我想《詩鐫》同人在這一點上必也感着寂寞的。
有些悲觀的人或者將以為這是新詩的迴光返照，新詩的末日大概不久就會到臨了，我還不能這樣想。我所以極願意試探一探新詩的運命，在這危疑震撼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發榮滋長，而不是一陣熱空氣；熱空氣的消失，在我們是無損的。一九一九年來新詩的興旺，一大部分也許靠着它的“時式”。
一般做新詩的也許免不了多或少的“趨時”的意味；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譏，“新是作時髦解的！”———自然，這並不等於說，全沒有了解新詩的價值的人！但那熱空氣究竟是沒有多少東西，多少味兒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來主張“文藝上的節產”（《創造周報》十九號）。他雖非專論新詩，新詩自然佔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論旨里。那裏面引達文齊與歌德為例，說：“偉大的是他們這種悠長的等待！他們等待是什麼？在未從事創作之前等待的是靈感，在既從事創作之後等待的是經驗。……”
……
“目前的世界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國，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我們可以知道了。我們可以說就是早熟的母體太多了，早產的胎兒太多了的緣故。”
“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藝家喲！”
我們若相信他的話，那麼，現在一般人所嘲諷，所憂慮的“新詩的衰頹”，可以說不是“衰頹”，而正是他所要求的“節產”，雖然並不是有意的。“節產”總可樂觀；我們是在等待靈感與經驗———“自然的時期是不可不等待的”！為什麼甫經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覺我們做事，太貪便宜，求速成，實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現在我們是明白的了；文學革命，詩壇革命，也正是一樣，我們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錦繡江山；何可回首欷，自短志氣？
我們的希望太奢了，故覺得報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論，報酬果然太少么？我且斷章取義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話：“在這樣短少的期間，我們原不能對於他（新文學）抱過分的希望。
而且只要我們循序漸進，不入迷途，我們的成功原可預計。……”（《新文學之使命》，《創造周報》二號，一九二三年五月）再看周啟明先生的話：
“在批評家希望得見永久價值的作品，這原是當然的，但這種佳作是數年中難得一見的；現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豈不是過大的要求么？”
（《自己的園地》六四頁）
這些話是很公平的。我們若以這兩種眼光來看新詩的發展，足可以減少我們的杞憂，鼓舞我們的勇氣。或許有人以為這種看法太樂天了，太廉價了。我們還可謹慎些說：我們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國”不“儘是砂磧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
這是胡適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說的話；那時只有他一個人在做“刷洗過的舊詩”，“真正白話詩”還不曾出世呢。現在是十年以後了；還只說這樣話，想來總不算過分吧。十年來新詩壇的成績，雖不能使我們滿意，但究竟有了許多像樣的作品，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單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愛》，完成的時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詩》，出版的時期相隔四年；卻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見新詩壇雖確乎由熱鬧走向寂寞，而新詩的生命卻並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絕，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敵不過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蠟燭”，我們也當承認。這也不見得是新詩的致命傷，因為混亂只是短時期的現象；而數年來的冷落，倒是一帖對症的良藥，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暫時的厭倦和新詩分量的減少，便斷定或憂慮它將短命而死的人，我覺得未免都是太早計！
若許我猜一猜新詩壇冷落的因果，我將大膽地說：生活的空虛是重要的原因。
我想我們的生活里，每天應該加進些新的東西。正如鍋爐里每天須加進些新的煤一樣。太陽天天殷勤地照着我們，我們卻老是一成不變，懶懶地躲在運命給我們的方式中，任他東也好，西也好；這未免有些難為情吧！但是，你瞧，我們中有幾個不跟着古人，外人，或並世的國人的腳跟討生活呢？有幾個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說現在的新詩儘是歌詠自己，但是真能搔着自己的癢處的，能有幾人？自己先找不着，別人是要在自己里找的，自然更是渺無音響！《詩》的二卷里，葉聖陶先生有《詩的泉源》一文，說豐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詩，寫出不寫出，都無關係的。
沒有豐富的生活而寫詩，憑你費多大氣力，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豐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東西，找出些味兒，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兒里，這世界在不經心的人眼裏，只是“不過如此”；在找尋者的眼裏，便是無窮的寶藏，遠到一顆星，細到一根針。
現在作新詩的人，我們只要約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數———十之九———是學生。
其中確有少數是天才，而大多數呢？起初原也有些蘊藏着的靈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滅了；那只是一泓無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啟發了他們靈感，同時給予他們自由，他們只知道發揮那靈感，以取勝於一時，卻忘記了繼續找尋，更求佳境。是的，找尋是麻煩的，而他們又不願擱筆；於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們倚靠着他們的兩大護法：傳統與模仿。他們罵古典派，“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但他們自己不久也便墮入“花呀，鳥呀”，“血呀，淚呀”，“煩悶呀，愛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詩於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厭倦便開始了。更進一步，感傷之作大盛。傷春悲秋，滿是一套寬袍大袖的舊衣裳。說完了，只覺“不過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開了一條新路，而實際上是道地的傳統精神。新詩到此，真是換湯不換藥，在可存可廢之間。自由的形式里，塞以硬塊的情思，自然是“沒有東西，沒有味兒”！這時間有能創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躡腳跟的扯扌尋碎爛不可。如《女神》出后，一時昌言大愛者，風起雲湧；“一切的一切”等語調幾乎每日看見。朋友郢先生譏為鸚鵡學舌，實是確論。
論到形式，則創新者較多。雖然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談新詩》裏說：“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胡適文存》卷一，二三五頁）但後來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後來也改變了。因為做新詩的人，有許多是白手起家，與舊式詩、詞、曲極少交涉，他們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許多並且進一步，想獨創一種形式。《詩鐫》中諸作，也正偏重在這一面，這原是很可樂觀的。但空有形式無用；沒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里，形式到底是不會活的。若說只要形式講究便行，與從前“押韻便是”又何異呢？一般人看新詩，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與舊體詩、詞、曲不同；因此來了一種重大的誤會，以為新詩唯一的好處是容易。雖然像《詩鐫》中所主張的新形式，也並非容易；但《詩鐫》是後來的事，而影響又不大，不能以為論據。我想“新詩人”之多，“容易”總是一個大原因。
其實新詩何嘗容易？《詩鐫》說的新形式不用說，便是所謂“自由詩”，又豈是隨隨便便寫得好的？本文篇首所舉兩例，正是責備一般作者將作詩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說“詩體大解放”，並不曾說容易；提倡白話文，雖有人說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時立說，並不是它的真價值。一般人先存了個容易的觀念，加以輕於嘗試的心思，於是粗製濫造，日出不窮。新詩自然愈來愈濫了。但這也是過渡時代不可免的現象。
這種現象，凡是愛護新詩的人，沒有不擔憂的，前面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話，想也是因此而發。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學之使命》裏說得更是明白：“我們的作家大多數是學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學堂的程度，這固然可以為我們辯解，然而他們粗製濫造，毫不努力求精，卻恐無辯解之餘地。
我們現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雖然報紙雜誌堂堂皇皇替他們登出來，可是在明眼人眼裏，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數還是論不到好醜。最厲害的有把人名錄來當做詩，把隨便兩句話當做詩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鄭伯奇先生在《新文學之警鐘》（《創造周報》三十一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里也說：
“現在文壇的收穫，太難令人滿意了；不僅不能滿意，並且使人不能不憂慮新文學的前途。且就詩說吧，這兩年來，流行所謂‘小詩’，其形式好像自來的絕句，小令，而沒有一點音調之美。至於內容，又非常簡陋，大都是唱幾句人生無常的單調，而又沒有悲切動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詩國中，不意乃有這種沉靡單簡的‘小詩’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聽說這流行是由翻譯泰戈爾和介紹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麼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論音調，后將再引）“所謂小詩”，如周啟明先生《論小詩》裏所說，“是指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這種小詩……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我是贊成小詩的人，我相信《論小詩》中的話：“如果我們‘懷着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復隨即消失的剎那的感覺之心’，想將他表現出來，那麼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見《自己的園地》五三頁）我引鄭先生的話，只以見小詩也正同一般的新詩一樣，也流於濫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我還覺得小詩比一般的新詩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觀念，更易長粗製濫造之風。論到小詩，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譯，雖然影響不小，但它們的影響，不幸只在形式方面，於詩思上並未有何補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觀念，倒反得賴以助長。泰戈爾的翻譯，雖然兩方面都有些影響，但所謂影響，不幸太厲害了，變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過的，況在小詩！這自然都是介紹者始意所不及的。這樣雙管齊下的流行，小詩期經兩年而卒中止；於是一般的新詩與小詩同歸於冷清清的，非復當年勝概。我不敢說新詩的冷落，是小詩為之；但這其間，我相信，不無有多少的關係。不然，何相挾以俱退藏於密呢？但小詩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獨特的好處。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詩一樣，仍要復興的。而且小詩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詩的初期，也有這一體，不過很少，而且尚無小詩之名罷了。如《女神》中的《鳴蟬》，《草兒》中的《風色》，都是極好的小詩，可見這一體決不是餘剩的了。
1927年2月5日。
唱新詩等等
近年來新詩的氣象頗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寫《新詩》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雜誌上；在那裏面，我敘述新詩的歷史，並略說明暫時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詩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說這后一層意見；但這要說到將來的事，而且近於立“保單”，未免使我為難。所以躊躇着，終於不曾下筆。
有一回和平伯談及，他說從前詩詞曲的遞變，都是跟着通行的樂曲走的。如絕句的歌唱有了泛聲，後人填以實字，便成為詞，就是一例。先有樂曲的改變，然後才有詩（廣義的）體的改變。至於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所說的“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故循而作他體”，還是第二因。平伯說將專寫一書論此事。他又說新詩的冷落，沒有樂曲的基礎，怕是致命傷。若不從這方面着眼，這“冷落”許不是“暫時”的。
我想平伯的話不錯。但我很奇怪，皮黃代崑曲而興，為時已久，為什麼不曾給詩體以新的影響？若說俚鄙之詞，出於伶工之手，為文人所不屑道，那麼，詞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樣，何以會成為文學的正體呢？我不能想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或者皮黃文句太單調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們有新體詩的資格吧？據我所記得的，只有錢玄同先生，在從前的《新青年》裏，似乎說起過皮黃戲的文學價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見。他可也沒說皮黃可以成為新體詩。而從歷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黃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樂曲，確乎應成為新體詩；若它們真如我所猜，沒有具備着這種資格，那麼，文學史上便將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黃既與新體詩無干，因此論現在的新詩的，才都向歌謠里尋找它的源頭。在近幾年裏，歌謠的研究，已“附庸蔚為大國”了。但歌謠的音樂太簡單，詞句也不免幼稚，拿它們做新詩的參考則可，拿它們做新詩的源頭，或模範，我以為是不夠的。說最初的詩就是歌謠，或說一切詩淵源於歌謠，是不錯的。但初期的詩直接出於歌謠，後來的便各有所因，歌謠只是遠祖罷了。至於現在的新詩，初時大部分出於詞曲，《嘗試集》是最顯著的例子。以後的作者，則似乎受西洋影響的多。所謂西洋影響，內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形式方面是自由詩體。這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換上風花雪月，傷春悲秋那些老調；只剩自由詩體存留着。直到去年，聞一多、徐志摩諸先生刊行《詩鐫》，才正式反對這自由詩體，而代以格律詩體，也是西洋貨色。此外，翻譯的日本的小詩，那洒脫的趣味與短小的詩形也給了不少的影響；但後來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詩徹頭徹尾受着外國的影響，與皮黃和歌謠同樣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後內容方面雖復歸於老調，但也只是舊來詩、詞、曲里的東西，與皮黃和歌謠仍然無關的。
新詩之沒有樂曲的基礎，已是顯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據？有人許要說，“是的”。但我想文學史的演進，到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變”的狀態吧。
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許要讓新詩給填上。新詩即以形式論，無韻也好，有韻也好，自由體也好，格律體也好，總已給我們增出許多表現自己的方法。我們可以用它們表現舊來詩、詞、曲所不能表現的，複雜的現代生活；我們更希望用它們去創造我們的新生活。所以新詩也許不能打倒舊來一切詩、詞、曲，但它至少總該能佔着與它們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現在是這樣相信着的。可是，詩的樂曲的基礎，到底不容忽略過去；因為從歷史上說，從本質上說，詩與音樂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新詩若有了樂曲的基礎，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藝術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幫助。
有人說，新詩（無論無韻，有韻，自由體，格律體）不便吟誦，也是冷落之一因。這或者是的。為什麼新詩不便吟誦？我想，或由於文句的組織，或由於韻的不協調，或由於不知如何吟誦，或竟由於不願吟誦之成見（新詩不能吟誦，不足吟誦，或不必吟誦之成見）。因前兩種緣故，才有人不顧胡適之先生“自然音節”
說，而去試創新律，如田漢、陸志韋、徐志摩諸先生都是，平伯在詩的新律（《我們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詩鐫》出版，這新律運動便有了一定的標準，而且想造成風氣了。《詩鐫》裏頗有幾篇文說明這種新律，但我覺朱湘先生《志摩的詩》一文（去年《小說月報》一月號）或者更具體些，雖然此文並非為解釋新律而作。這時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讀詩會的提議；我可以說，這是從后兩種緣故而來的。他在《詩鐫》上寫了一篇小文，說明讀詩的重要，並定下日子與地方，請人去聽他讀自己的詩。屆期他“臨時回戲”，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後，我卻聽見他的誦讀了。他是用舊戲裏丑角的某種道白的調子（我說不清這種調子什麼戲裏有）讀的；那是一種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調子。他讀了自己的兩首詩，都用的這種調子。我想利用這種調子，或舊戲裏，大鼓書里其他調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僅用一種調子去讀一切的新詩，怕總是不合式的。這讀新詩的事，實甚重要；即使沒有下文所要說的唱新詩那樣重要，也能增進一般人誦讀新詩的興味，與舊來的“吟誦”不同的興味，並改進新詩本身的藝術的。可惜後來雖還有人提及此事（見《現代評論》），而讀詩會始終沒有實現。自然，這也是一種藝術，不是人人能討好的。
現在我要說唱新詩。將新詩譜為樂曲，並實地去唱，據我所知，直到目下，還只有趙元任先生一人。好幾年前，他的《國語留聲機片課本》中，便有了新詩的樂譜；我曾從那片子上，聽過鄭振鐸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詩。前年北來至今，又三次聽到趙先生的自彈自唱，都是新詩。這三回的印象雖也還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這回他在一個近千人的會場裏，唱了兩首新詩；彈琴的是另一個人。這或因他不用分心彈琴之故，或因樂曲之故，或因原詩之故：他唱的確乎是與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劉半農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韻》。
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疊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調子；這樣，每一疊句便能與其上各句的情韻密合無間了。唱第二首里寫海濤的句子，他便用洶洶湧涌的聲音，使人竦然動念；到了寫黃昏的句子，他的聲音卻又平靜下去，我們只覺悄悄的，如晚風吹在臉上。這兩首詩，因了趙先生的一唱，在我們心裏增加了某種價值，是無疑的。散會後，有人和我說，“趙先生這回唱，增進新詩的價值不少”，這是不錯的。
我因此想到，我們得多有趙先生這樣的人，得多有這樣的樂譜與唱奏。這種新樂曲即使暫時不能像皮黃一般普及於民眾，但普及於新生社會和知識階級，是並不難的。那時新詩便有了音樂的基礎；它的價值也便可漸漸確定，成為文學的正體了。但是單有詩篇的唱奏，我想還不夠的；我們得有些白話的歌劇，好好地寫下來，好好地演起來，那是更有力的影響，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於一般民眾，也未可知。說起白話的歌劇，我們極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勢力，在小學校里和一部分知識階級的觀眾里。我慚愧還沒有讀過這個劇本；但在北平曾一見它的上演，覺得確是很好。不過一個歌劇，決不能撐持我們的局面；況且《葡萄仙子》是兒童的歌劇，我們還得有我們自己的。這種歌劇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證。
以上說的新詩的音樂化，實在是西洋音樂化（作曲的雖是中國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這是就實際情形立論；本來新詩大部分是西洋的影響，西洋音樂化，於它是很自然的。至於皮黃，本身雖不能成為新體詩，它的音樂，還有大鼓書的音樂（據我所知，大鼓書似有兩種唱法，———其細微的派別我可不管，也說不出———像白雲鵬，雖然是唱，實在可說是念白，與別人的不同。我上文論讀詩可利用大鼓調，便是指此，寫到這裏，我想大鼓書的文句似比皮黃繁複，它的本身也許可以變成新體詩，與現在的新詩同去填文學史上那股空白，固不僅音調可供我們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來唱新詩或新的白話歌劇，我還不能說；我希望有人試一試———若有成績，就讓這皮黃音樂化或大鼓書音樂化，與那西洋音樂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1927年10月11日。
那裏走
呈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着，沒有坐下閑想的工夫；心裏似乎什麼都有，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萍見面時，常嘆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為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着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掌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着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那裏走呢？或者，那裏走呢！我所徨的便是這個。
說“那裏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與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豐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么？
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么？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那裏走呢！
舊小說里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着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那裏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着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
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着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后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着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着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着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着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着，從上海談到文學。
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着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慾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學。一是說說閑話。二是寫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只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
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
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着。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到京后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着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複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着，快快地談着。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只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裏，這十年中，我們有着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里，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里，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里，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咒詛家庭，咒詛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評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麼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
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着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着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的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贊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着的。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着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着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面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麼些人，燒了那麼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種破壞是殘忍的，只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復仇！”
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定的價值；而我們的標準建築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着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於區區評價的標準？我們的詛咒與怨毒，只是“我們的”詛咒與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
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裏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Struggle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制度與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與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願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築，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麼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歷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亡一般，在自然的眼裏，正是一件稀鬆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麼必得跟着？為什麼不革自己的命，而甘於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着而不能領着；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面我雖不是生在什麼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麼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里。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Bour?
geoisie里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徨罷了。
我並非迷信着Petty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長在都市裏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據；於是回過頭來，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面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Bour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兒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價的同情，來維持着彼此的關係的。對於Prole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種廉價的同情罷了，於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與反革命同科！至於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兒女都無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閑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着不相干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只是搖旗吶喊，領着的另有其人。他們只是跟着，遠遠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着。這結果仍然不免隨着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里，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兒去同行什麼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與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是走着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的路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里的，總該比四萬萬還多———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麼活着？他們走的是那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着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只盲目地照傳統做着，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衝去，他們是不會意識着什麼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於要泛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種在我看都只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裏的。他們的第一種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面實以階級為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面雖還只在零碎Struggle，卻有一個整齊的戰線；另一方面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着一塊走，多少仍帶着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後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種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幾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着這時代的文化，便與廣州，漢口不同。她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足跡都還不曾一到呢。
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氣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誌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兒。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並不是板起臉來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願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里躲了進去。這樣，對於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只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着，又算什麼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着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種情形是歷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歷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為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里洋場”，常為人所艷稱。她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面因國際交通的關係，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異。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據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麼；只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雲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的瘋狂；而且，假使我所聞的不錯，雲裳公司還是由幾個Petty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這回革命后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倡着這種享樂的風氣。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與雲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
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幾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着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迴光返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與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與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幾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
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後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幾種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面。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着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着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閑情，只好暫時擱起。
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湧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復興的樣子。只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面文學的復興卻已成了事實；這復興后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着從前PettyBourgeoisie的系統，一貫地發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只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着，緊張着，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只是不相干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麼來的。因此，在這上面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只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復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面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裏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閑話》裏，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面，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后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裏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着；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只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麼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歷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裏，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着；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復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着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着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只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
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裏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這或者等待着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學術，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裏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瀰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里，我將選擇那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着只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麼工夫。結果是只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着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着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裏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着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着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麼，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麼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麼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着說什麼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
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那裏走？”“那裏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着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
近來的幾篇小說
近來在《小說月報》裏讀了幾篇小說，覺得是一種新傾向，想來說幾句話。
一茅盾先生的《幻滅》（《月報》18卷9、10號）《月報》八號最後一頁里說：
“下期的創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說《幻滅》，主人翁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子，她在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里，要求個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種種可以感動的痕迹。”
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雖說以那“神經質的女子”為主人翁，但用意實在描寫，分析“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所謂“主人翁”，只是一個暗示的線索吧了。
我們以這種眼光來讀這篇小說，那頭緒的紛繁，人物的複雜，便都有了辯解。我們與其說是一個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說這是一個時代生活的縮影。
這篇小說里的人物實在很多：有“神經質的女子”，有“剛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渾名包打聽”的女子；有“受着什麼‘帥坐’津貼的暗探”，有“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理性人”，有“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有“為了自己享樂才上戰場去的”“少年軍官”。這些是多麼熱鬧的節目！你讀這篇小說，就像看一幕幕的戲。從前人說描寫要生動，須有戲劇性。
所謂戲劇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寫人物雖多，卻大都有鮮明的個性，活潑的生氣，所以我們讀了，才能像看戲一般———這便是戲劇性了。至於本篇所寫的地方，是上海，武漢，牯嶺三處。上海，武漢，是這時代生活的中心，在這兩處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當然的。牯嶺卻是個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將那“神經質的女子”和那以打仗為享樂的少年軍官，一對圓滿（？）的夫婦，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這樣似有意，似無意地將動和靜的兩極端對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們不願倉卒地斷定作者另有深意存於其間。
我以為在描寫與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輪廓。我對於這篇小說，只讀過一遍，翻過一遍，但幾個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來考問考問我，我相信自己是不會錯了答案的。他們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見面，每天談話的人。這是由於作者“選擇”的工夫，我想。他有時用了極詳盡的心理描寫來暗示一個人的歷史，這樣寫出他的為人，如第四節里寫慧女士，便是如此。這還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難。但他有時用了極簡單的一句話，也能活畫出一個人。在第四節里，他寫那“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詭譎。”
一句話寫出了怎樣冷的一個“理性人”！他又用了類似的筆鋒，借了別人的口，暗示着他的嚴肅的諷刺的氣氛。第十節里寫的那場試，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劇。同節里敘慧女士的請客：“‘某夫人用中央票收買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靜右首的一位對一個短須的人說。”
“‘這筆貨，也不過囤着瞧罷了。’一個光頭人回答。”
淡淡的兩句話盡夠暗示一個“腐化”的傾向了。從以上兩個例，我們看出作者是個會寫對話的人。
但這篇小說究竟還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作品，這因它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構。分開來看，雖然好的地方多，合起來看卻太覺得散漫無歸了。本來在這樣一個篇幅里，要安插下這許多人物，這許多頭緒，實在只有讓他們這樣散漫着的；我是說，這樣多的材料，還是寫長篇合適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寫里，頗有選擇的工夫，我已說過；但在全體的結構上，他卻沒有能用這樣選擇的工夫，我們覺得很可惜。他寫這時代，似乎將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來雜亂地運用着；他雖有一個做線索的“主人翁”，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只能從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個總印象。我們說得出篇中這個人，那個人是怎樣，但說不出他們一夥兒到底是怎樣。
因此篇中頗有些前後不能一貫的地方：最明顯的是李克這個人。第四節里既然將他寫成那樣一個玩世派，第十節里卻又寫得他那樣熱心國事，還力勸靜女士到漢口去。這已是參差了。而靜女士到了漢口，竟不曾看見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隻字。這不是更奇么？既如此，第十節里那番話，又何必讓他來說？還有，結束的地方，我看實在是“不了了之”。說是了，原也可以；但說是不曾了，或者更確當些。這不是一個有機的收場。自然，這與全篇結構是連帶着的；全體鬆懈，這兒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軍官”的重行從軍，與其說是一個故事的終局，還不如說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從全篇的情調說，這或者是必要的，“幻滅”之終於是“幻滅”，或就在此。但從文字說，這只是另生枝節；———索性延長些，讓那少年軍官戰死，倒許好些。那才是真的“幻滅”。我並且覺得那“神經質的女子”
和那“少年軍官”暫時的團圓，也可不必的；那樣，“幻滅”的力量，當更充足些。不過作者在這裏或者參加了本人的樂觀與希望，也未可知。這個是我們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論文，終覺不安罷了。此外，篇中敘述用的稱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靜女士，時而稱章女士，時而稱靜之類。
據說本篇還是作者的處女作，所給與我們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後他會給我們更多的。
二桂山先生的《夜》（《小說月報》18卷10號》）這是上海的一件黨案；但沒有一個字是直接敘述這件黨案的。
一個晚上，一位老婦人獨自撫慰着哭叫“媽媽呀……媽媽呀……”的她的外孫；一壁等候着阿弟的關於她女兒的信息。阿弟回來了，說出一個“弟兄”帶着他在黑暗裏到野外去認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號數的事。他一面報告，一面想着適才可怕的經驗。自然，這些可怕的經驗，他是不能說給他姊姊的。可是老婦人已經非常激憤了；她是初次聽到凶信，就不時地憤激着的。她並不懂得做教員的、她的女兒女婿的事，只是覺得他們不該“那個”吧了。結局是阿弟拿出他倆托那“弟兄”轉交的一個字條，念給她聽：說“無所恨，請善視大男”———他們的孩子，老婦人在抱着的。婦人也看了字條，雖然她不識字。她找着了新路；她“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這便是她今後的一切。
我所轉述的，只算是沒有肉的骨架；但也可窺見一斑了。我說這真可稱得完美的短篇小說。佈局是這樣錯綜，卻又這樣經濟：作者借了老婦人、阿弟、“弟兄”
三個人，隱隱綽綽，零零碎碎，只寫出這件故事的一半兒，但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件故事的首尾，並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黨案全部的輪廓；而人情的自然的親疏，我們也可深切地感着。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與對話暗示着一切。從老婦人的回想里，我們覺得“那個”了的她的女兒女婿，真是怎樣可愛的一對，而竟“那個”了，又怎樣地可惜。
最使老婦人難堪的，是那孩子的哭，當他叫着“媽媽呀……媽媽呀……”的時候：“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卻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從那裏來。”
這一節分析老婦人的心理，甚是細密。混合著傷心與害怕兩重打擊；她既想像着死者的慘狀，又擔心着這一塊肉的運命———至於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這是令人發抖的日子！所以“媽媽就會來的”一句話，她只有“戰兢兢地”
說；在這一句話里，蘊藏着無限委曲與悲哀。而她怕鄰舍的“疑念”，並教孩子將說熟了的“姓張”改為“姓孫”的“新功課”，顯示着一種深廣的恐怖的氣氛；似乎這種氣氛並非屬於老婦人一個，而是屬於同時同地一般社會的。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輪廓了。篇中所敘老婦人的回想，大都是這種精密的分析；所舉一節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老婦人與阿弟的對話，阿弟的回想，卻都是藉以敘事的。阿弟的心理並不繁複，無所用其描寫；而老婦人與阿弟的對話，照情節自然的轉變，也只要敘述事實，更來不及說別的。所以在這裏追敘一切，並不覺突兀或擁擠；與前文仍是相稱的。至於老婦人那一段很長的憤激的話，就中補敘了女兒女婿的年世；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卻閑閑寫來，若無其事一般。這也是作者用筆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轉述那“弟兄”的話里，如：
“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氣的。
老婦人整個心，整個生命寄托在女兒女婿身上，只有他們，沒有別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們”的他們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
的餘暇，他有“矜誇的聲調”和“真實的笑”，在一個緊張而悲慘的敘述中，他最後還有一些輕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隱藏在他的心裏。阿弟是一個平常的商人，他也關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於他們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將整個心交給他們，所以便有這些閑想頭了。這原是人之恆情，無所謂好壞；只作者能寫出來，可見其用筆之細。同樣，他寫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靜得多。他一半可憐，一半可笑地敘述他們處治一對夫婦的事；一壁還悠然地吸着煙呢。然而這一段描寫，卻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寫出不怕殺人的人也有怕殺人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心裏也有一種為難。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顯示出來的。下文濕地里暗夜中認棺木的一段描寫，也很動人，因為森森有鬼氣。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練的；特別是中間各節，那樣的敘述，能夠不凌亂，不畸輕畸重，是不容易的。
三魯彥先生的《一個危險的人物》（《小說月報》18卷10號）
本篇寫一個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離開八年的故鄉林家塘去。
他和他的鄉人相隔太久了，也太遠了，他的種種毫無顧忌的浪漫行為，他們是不能領略的，而且不能諒解的。他們由猜疑而鄙視，子平終於成了他們間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兩個在縣黨部里的朋友來看過他一次，不久便有縣黨部、縣農民協會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貼到林家塘來；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這種辦法是全村極大的損失。他們覺得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視之餘，又加以仇恨；子平從此便又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了。況且“幾百年不曾看見過的”掃帚星恰巧又於這時“出現在林家塘”，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無疑了。這時候城裏回來的人說起清黨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產黨做的事”；共產黨是“共人家的錢，共人家妻子”的！大家於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危險人物”是更其覺得“危險”了。於是有些人便去諷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紳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問他知道共產黨否？回答是，“書上講得很詳細”。這使“惠明先生”失望、憤怒、恐懼。而子平又是沒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卻有一份產業的人。於是“惠明先生”當夜邀了幾個地位較高的人密議一番，便差人往縣裏報告，請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樹林裏打拳，兵來了；林家塘人說他有手槍。兵便先下手，開槍將他打倒。搜查的結果，“證據是一柄劍”！他抬到縣裏“已不會說話，官長命令……”
我們第一得知道作者並不是在寫一個先驅者與群眾思想衝突的悲劇。子平只是一個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沒有絲毫“危險”在他身上。他的“危險”是從林家塘人的幼稚，狹隘，與殘酷里生出來的。“莫須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寫的悲劇當在這一點上。但是這樣寫出的一幕悲劇，究竟給了些什麼呢？在我是覺得奇異的氣氛比嚴肅的氣氛多。老實說，我覺得這樣發展的事情，實際上怕是不會有的。子平這樣的人會有，“惠明先生”等人也會有；但其餘的鄉人，那樣的鄉人，我覺得怕不會有。我們看，魯迅先生所寫的鄉人性格，與魯彥先生所寫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覺得熟悉，後者覺得生疏，生疏到奇異的程度。因為魯彥先生所寫的鄉人，似乎都是神經過敏的。幼稚，狹隘，與殘酷，我承認，確是鄉人的性格；但寫得過了分，便成了神經過敏。作者描寫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覺又將某種浪漫的氣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這便不真切了。我想這或者由於他描寫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簡略與平直，因此便覺得有些誇張，誇張多少帶來了滑稽的意味，大足減少悲劇的力量。而“幾百年不曾見過的”
掃帚星之出現，也太嫌傳奇氣，頗有舊小說里“無巧不成書”之概，這也要減輕事件的重量。至於不知道舞劍，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卻知道手槍，也是小小的矛盾———雖然關於舞劍、打拳的林家塘人見解，可用恐懼的心情（神經過敏）來解釋，但究竟是勉強的。
至於用筆一面，作者不為不細心。他記出各個鄉人的身份（或職業）；各個鄉人確沒有個別的性格（在這裏原也是不必要的），但與“惠明先生”等一般紳士的不同，是顯然的。此外穿插與聯絡，詳寫與略寫或明寫與暗寫，作者都頗注意。但我覺得這樣平列的寫法，集合許多零碎的印象而成為一個總印象，究嫌單調些，散漫些；雖然其間還有時間的先後做一個線索，但終覺平直。作者似乎也慮到單調一層，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職業沒有一個相同，不用說，這樣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個人只能隨便簡略地敘述着。確然每個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覺有許多實是重複的。這樣以全示全，實不及以偏示全；那樣可以從容，可以多變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寫景諸節，俱能自然地寫出一種清幽的境略，卻是很好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隨着他（惠明先生）的煙上來，他有了辦法了。”
“證據是一柄劍。”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卻很多。如結末：“不復記得曾有一個青年忄妻慘的倒在那裏流着鮮紅的血。”說得太詳細、太明白，反無餘味了。接着是最後的一語：“呵，多麼美麗的鄉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滯些。———本篇的收場，筆調，實在是不甚圓熟的。
從以上三篇小說里，無論它們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種新趨勢。這就是，以這時代的生活為題材，描寫這時代的某幾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沒有的。這時代是一個“動搖”的時代，是力的發展的時代。在這時代里，不用說，發現了生活的種種新樣式，同時也發現了種種新毛病。這種新樣式與新毛病，若在文藝里反映出來，便可讓我們得着一種新了解，新趣味；因而會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藝的力量使這些樣式與毛病，簡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對於一般的發展，間接也有益的。我並不想以功利來作文藝批評的標準，但這種自然會發生的副效用，我們也不妨預想着的。這三篇原都不曾觸着這時代的中心，它們寫的只是側面；但在我，已覺得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新開展了。就中《幻滅》一篇，最近於正面的描寫，但只分析了這時代的角色的一兩部分之精神與態度而止，這似乎還覺着不夠的；我們還不能看出全部的進行來。《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寫得很是圓滿。有人說，有些婆婆媽媽氣；這或者不錯。但我們知道，這是過渡的時代，舊時代的氣氛到底難以擺脫；我說這正是時代的一種特色呢。《一個危險的人物》雖也涉及時代的事情，但其中實是舊時代的人物———連主人翁也是———在動作；涉及這時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寫的不真切，亦不能給多少影響於人。只因既然涉及了這時代，便也稍加敘述罷了。
載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華周刊》第29卷第2、5、8期。
悼王善瑾君
我與王善瑾君相處確只一年，但知道他是一個勤苦好學而又具有正確判斷力的人。
他現在死了！他的朋友告訴我他的死信的時候，真使我失驚：這樣一個有為的青年，竟這樣草草完了他的一生！生死的道理，真是參不透的么？
但他的病來得這樣快，只腹痛了兩日，一切便都完了！他死在江蘇阜寧縣城；他家在離城很遠的鄉下。沒有和家人見一面，他便撒了手。阜寧是個偏辟的地方，只有幾個不中用的醫生。他的病，沒有人知道名字；他便這樣糊裏糊塗地死了。
他家本可勉強過活；但他一讀書，便不得不負債了。他獨自掙扎着，好容易才得到大學待了一年。他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忍了心休學，想做點事，積些錢，過一年再來；他自己和我們，誰會想到他永遠不能再來呢？
但若仍在清華，而不去辦那一身兼編輯、校對、發行的報紙，或許不會有這樣的病吧？就有，也不至於不可救吧？他在清華病過兩三個月，後來似乎好了。這回或是複發的舊病，或是襲來的新病，無論如何，他若不在那樣偏辟的地方，我們的希望總要多些。
他這幾年的日子真不好過。他家因他受累，他不能不時時感到自己的責任；一面還得為自己張羅着。而家鄉的腐敗情形，他也十二分關心。他曾經使得紳士們不安；他們恨他，直到現在。
這種種引導他到死路上去，病或者只是一個最近的原因吧？我說生死的道理是參不透的，但他的生死卻又似乎有些參得透的；所以更覺着可惜了。
他死後，他的朋友們告訴我他的一切；但他並不曾告訴過我什麼，雖然我們是一個中學校里的先後同學。這見得他是能謹慎能忍耐的人，值得我們想念的。
1928年3月11日。
白馬湖
今天是個下雨的日子。這使我想起了白馬湖；因為我第一回到白馬湖，正是微風飄蕭的春日。
白馬湖在甬紹鐵道的驛亭站，是個極小極小的鄉下地方。在北方說起這個名字，管保一百個人一百個人不知道。但那卻是一個不壞的地方。這名字先就是一個不壞的名字。據說從前（宋時？）有個姓周的騎白馬入湖仙去，所以有這個名字。
這個故事也是一個不壞的故事。假使你樂意搜集，或也可編成一本小書，交北新書局印去。
白馬湖並非圓圓的或方方的一個湖，如你所想到的，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許多湖的總名。湖水清極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點兒不含糊像鏡子。沿鐵路的水，再沒有比這裏清的，這是公論。遇到旱年的夏季，別處湖裏都長了草，這裏卻還是一清如故。白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個，便是我們住過的屋的門前那一個。那個湖不算小，但湖口讓兩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見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麼大的一片。湖的盡裏頭，有一個三四十戶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嶴，因為姓徐的多。這村落與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裡人要出來得撐船。後來春暉中學在湖邊造了房子，這才造了兩座玲瓏的小木橋，築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驛亭車站。那是窄窄的一條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雖常不見人，走起來卻不見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個初到的來客，他左顧右盼，是只有覺得熱鬧的。
春暉中學在湖的最勝處，我們住過的屋也相去不遠，是半西式。湖光山色從門裏從牆頭進來，到我們窗前、桌上。我們幾家接連着；丐翁的家最講究。屋裏有名人字畫，有古磁，有銅佛，院子裏滿種着花。屋子裏的陳設又常常變換，給人新鮮的受用。他有這樣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們便不時地上他家裏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調也極好，每回總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白馬湖最好的時候是黃昏。湖上的山籠着一層青色的薄霧，在水裏映着參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銅鏡。輕風吹來，有一兩縷波紋，但隨即平靜了。天上偶見幾隻歸鳥，我們看着它們越飛越遠，直到不見為止。這個時候便是我們喝酒的時候。我們說話很少；上了燈話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若有月光也許還得徘徊一會；若是黑夜，便在暗裏摸索醉着回去。
白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來，水是滿滿的、軟軟的。小馬路的兩邊，一株間一株地種着小桃與楊柳。小桃上各綴着幾朵重瓣的紅花，像夜空的疏星。楊柳在暖風裏不住地搖曳。在這路上走着，時而聽見銳而長的火車的笛聲是別有風味的。在春天，不論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馬湖都好。———雨中田裏菜花的顏色最早鮮艷；黑夜雖什麼不見，但可靜靜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處，有月時可以在湖裏划小船，四面滿是青靄。船上望別的村莊，像是蜃樓海市，浮在水上，迷離惝恍的；有時聽見人聲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沒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螢火。那螢火不是一星半點的，如你們在城中所見；那是成千成百的螢火。一片兒飛出來，像金線網似的，又像耍着許多火繩似的。只有一層使我憤恨。
那裏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幾乎全閃閃爍爍是瘧蚊子。我們一家都染了瘧疾，至今三四年了，還有未斷根的。蚊子多足以減少露坐夜談或划船夜遊的興緻，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離開白馬湖是三年前的一個冬日。前一晚“別筵”上，有丐翁與雲君。我不能忘記丐翁，那是一個真摯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記雲君，我應該這樣說，那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七月十四日，北平。
載1929年11月1日《清華周刊》第468期。
論中國詩的出路
讀了兩期詩刊，引起一些感想。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亂想，或與朋友談論：牽涉到中國詩，總有好多不同的意見。現在趁讀完詩刊的機會，將這些意見整理一下，寫在這裏。
近代第一期意識到中國詩該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幾位先生。他們提倡所謂“詩界革命”；他們一面在詩里裝進他們的政治哲學，一面在詩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創造新的風格。但詩不是哲學的工具，而新典故比舊典故更難懂：這樣他們便失敗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適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話詩人。這時候大家“多半是無意識的接收外國文學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誠如梁實秋先生在詩刊中所說。
第三期是民國十四年辦晨報詩刊及現在辦詩刊的諸位先生。他們主張創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還只是模仿外國近代詩，在意境上，甚至在音節上。模仿意境，在這過渡時期是免不了的，並且是有益好。模仿音節，卻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論。
音節麻煩了每一個詩人，不論新的舊的。從新詩的初期起，音節並未被作詩的人忽略過，如一般守舊的人所想。胡適之先生倡“自然的音節”論（見《談新詩》），這便是一切自由詩及小詩的根據。從此到聞一多先生“詩的格律”論（見《晨報·詩刊》），中間有不少的關於詩的音節的意見。這以後還有，如陳勺水先生所主張的“有律現代詩”（見《樂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詩刊中諸先生的議論。這可見音節的重要了。
中國詩體的變遷，大抵以民間音樂為樞紐。四言變為樂府，詩變為詞，詞變為曲，都源於民間樂曲。所以能行遠持久，大半便靠這種音樂性，或音樂的根據。這其間也許有外國影響，如胡樂之代替漢樂，及胡適之先生所說吟誦詩文的調子由梵唄而來（見《白話文學史》）之類；但只在音樂方面，不在詩的本體上。還有，詞曲興后，五七言之勢並不衰；不但不衰，似乎五七言老是正宗一樣。這不一定是偏見；也許中國語的音樂性最宜於五七言。你看九言詩雖有人做過，都算是一種雜體，毫不發達。（參看《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中劉大白先生的論文）（俞平伯先生說）
按照上述的傳統，我們的新體詩應該從現在民間流行的，曲調詞嬗變出來；如大鼓等似乎就有變為新體詩的資格。但我們的詩人為什麼不去模仿民間樂曲（從前倒也有，如招子庸的粵謳，繆蓮仙的南詞等，但未成為風氣），現在都來模仿外國，作毫無音樂的白話詩？這就要看一看外國的影響的力量。在歷史上外國對於中國的影響自然不斷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為最。這並不就是奴隸根性；他們進步得快，而我們一向是落後的，要上前去，只有先從效法他們入手。文學也是如此。
這種情形之下，外國的影響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過本國的傳統。就新詩而論，無論自由詩，格律詩，（姑用此名）每行之長，大抵多於五七言，甚至為其倍數。在詩詞曲及現在的民集樂曲中，是沒有這樣長的停頓或樂句的。（詞曲每頓過七字者極少；在大鼓書通常十字三頓，皮簧劇詞亦然。）這種影響的結果，詩是不能吟誦了。有人說不能吟誦不妨，只要可讀可唱就行。新詩的可唱，由趙元任的新詩歌集證明。但那不能證明新詩具有充分音樂性；我們寧可說，趙先生的譜所給的音樂性也許比原詩所具有的多。至於讀詩，似乎還沒有好的方法。詩刊諸先生似乎也有鑒於此，所以提倡詩的格律。他們的理論有些很可信，但他們的實際，模仿外國詩音節還是主要工作。這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們且先看看中國語言所受過的外國的影響如何。（本節略采浦江清先生說）佛經的翻譯是中國語言第一次受到外國的影響。梁任公先生有過《佛典翻譯與文學》一文（見梁任公近著）詳論此事。但華梵語言組織相去懸遠，習梵文者又如鳳毛麟角，所以語言上雖有很大的影響（佛經翻譯，另成新體文字），卻一直未能普遍應用。有普遍應用的是翻譯文中的許多觀念和故事的體裁；故事體後來發展便成小說，重要自不待言。中國語言第二次受到的外國影響，要算日本名辭的輸入；日本的句法也偶被採用，但極少。因為報章文學的應用，傳播極快；二三十年前的“奇字”如“運動”（受人運動的運動），現在早成了常語。第三次是我們躬自參加的一次，便是新文學運動中白話文歐化的事。這回的歐化起初是在句法上多，後來是在表現（怎樣措辭）上多。無論如何，這回傳播的快的廣，比佛經翻譯文體強多了。這裏主要的原因是懂得外國文的人多得多了；他們觸類旁通，自然容易。大概中國語言本身最不輕易接受外來的影響；句法與表現的變更要有偉大的努力或者方便的環境。至於音節，那是更難變更———不但難，有時竟是不可能的。音節這東西太複雜了，太微妙了，不獨這種語言和那種語言不同，一個人的兩篇作品，也許會大大地差異；以詩論，往往體格相同之作，音節上會有繁複的變化，如舊體律詩便是如此———特別是七律。
徐志摩先生是試用外國詩的音節到中國詩里最可注意的人。他試用了許多西洋詩體。朱湘先生評志摩的詩一文（見《小說月報》十七卷一號）中曾經列舉，都有相當的成功。近來綜觀他所作，覺得最成功的要算無韻體（BlankVerse）和駢句韻體。他的緊湊與利落，在這兩體裏表現到最好處。別的如散文體姑不論，如各種奇偶韻體和章韻體，雖因徐先生的詩行短，還能見出相當的效力，但同韻的韻字間距離太長，究竟不能充分發揮韻的作用。韻字間的距離應該如何，自然還不能確說；顧亭林說古詩用韻無隔十字以上者，暫時可供參考。不但章韻體奇偶韻體易有此病，尋常詩行太長，也易有此病。商籟體之所以寫不像，原因大部分也在此。梁實秋先生說“用中國話寫Sonnet，永遠寫不像”，我相信。孫大雨先生的商籟（見《詩刊》），誠然是精心結撰的作品，但到底不能算是中國的，不能被中國人消化。
徐志摩先生一則說孫先生之作可成定體，再則說商籟可以試驗中國語的柔韌性等；但他自己卻不做。（據我所知，他只有過一首所謂“變相的十四行詩”）這如何能叫人信？
西洋詩的音節只可相當的採用，因為中國語有它的特質，有時是沒法湊合的。
創造新格律，卻是很重要的事。在現在所有的意見中，我相信聞一多先生的音尺與重音說（見《晨報·詩刊》中《詩的格律》一文及《詩刊》中梁實秋先生的信），可以試行。自然這兩種說法也都是從西洋詩來的。我相信將來的詩還當以整齊的詩行為正宗，長短句可以參用；正如五七言為舊詩的正宗一樣。採用西洋的音節創造新格律都得倚賴着有天才的人。單是理論一點用也沒有。我們要的是作品的證明，作品漸漸多了，也許就真有定體了。
有一種理論家我們也要的。他們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語言的音樂性的。他們能說出平仄聲，清濁聲，雙聲疊韻，四等呼，以及其他數不完的種種字音上的玩意，對於我們情感的影響。這種理論的本身雖然也許太煩瑣，太死板，但到了一個天才的手裏應用起來，於中國詩的前途，未必沒有幫助。（本節采楊今甫先生說）上文說過新詩不能吟誦，因此幾乎沒有人能記住一首新詩。固然舊詩中也只近體最便吟誦，最好記，詞曲次之，古體又次之；但究竟都能吟誦，能記，與新詩懸殊。新詩的不能吟誦，就表面看，起初似乎因為行不整齊，後來詩行整齊了，又太長；其實，我想，是因為新詩沒有完成的格律或音節。但還有最重要的，如胡適之先生《談新詩》裏所說及劉太白先生《中國詩篇里的聲調問題》文中所主張，是輕重音代替了平仄音。說得更明白些，舊詩句里的每個字，粗粗地說，是一樣的重音，輕音字如“了”字也變成重音；新詩模仿自然的語言，至少也接近自然的語言，輕音字便用得多，輕音字的價值也便顯露了。這一種改變，才是新詩不能吟誦的真因；新詩大約只能讀和唱，只應該讀和唱的。唱詩是以詩去湊合音樂，且非人人所能，姑不論。讀詩該怎麼著，是我們現在要知道的。趙元任先生在《新詩歌集》裏說讀詩應按照自然的語氣，明白，清朗（大意）；曾聽見他讀《我是少年》等詩，在國語留聲機片中。但這是以國語為主，不以詩為主，故不及聽他唱新詩的有味。又曾聽見朱湘先生讀他的《採蓮曲》，用舊戲裏韻白的調子。這自然是個經濟的方法，但顯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用這種方法讀詩，似乎還有些味兒。讀詩的方法最為當務之急，新詩音節或格律的完成與公認，一半要靠着那些會讀的人。這大概也得等待天才，不是盡人所能；但有了會讀的人，大家跟着來便容易，不像唱那麼難。朱湘先生在民國十五年曾提倡過讀詩會（見是年四月《晨報畫刊》），可惜沒有實行；現在這種讀詩會還得多多提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