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影及其他（3）
在中等學校學生生活里，我以為小組織是最有效的組織，是到良善的生活的一條最近的路。他的效力有三層：（一）供給自由運思和練習思想力底機會；（二）供給宣洩感情和培養深厚的同情底機會；（三）供給練習組織能力底機會，並發展民治底精神。先說第一層：現在無論那個中等學校里，不都有一種“談天”底風氣么？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底下午街上去買了果點，邀集些同班或同鄉的同學，放言高論，信口開河，有時也很熱烈地互辯；這不是學生們所常有，而且以為很快樂的么？在這種集會裏，雖然有時多是扯談，雖然有許多是無結果的議論，但在啟發思想底新機這一點上，或也不無有些益處罷！我以為現在中等學校的學生仍可採用這種自由集合底形式，但須裝進新的內容；因為“談天”究竟太浪費時間與精力了。
所謂新的內容，大概不外讀書討論和問題討論兩種，———辯論也便包括在後一種里。集會可以一部書或一個問題為單元；討論終了，或由原參加者繼續換題研究，或改組新會，都可。辯論會也可臨時組織，無須永久的機關。這種課外的討論，由參加者自負完全責任，和在教室聽講不同；可以引起他專一的注意，可以養成他判斷底習慣，可以開展他思想底條理。這樣，才可成功一個“能”思想的學生！
再說第二層：舊教育只重知識底灌輸，不重感情底陶冶：結果一部分學生變了呆鈍無活力的人；另一部分，感情不能自抑，便向不正當的方向發泄，如嫖啦，賭啦，都是。新教育知道注重感情底發展了，但也似乎未曾着力做去。我以為宣發感情的最簡捷的方法，便是正當的或有益的娛樂。因為我們生活底趣味，全在種種感興（Inspiration）；感興底根源便是感情底興奮。在現在嚴整的教育制度下，學生生活大概是循例的；循例的生活底結果便是感情底麻痹。感情麻痹了，那裏會有多樣的感興，那裏會有豐富的生活呢？不甘心麻痹的又“旁逸斜出，舍大道弗由”；矯枉過正，也只是毀壞自己生活底價值罷了！有了正當的娛樂，便能使澀滯倦怠的腦筋，有流動蘇甦底機會，感興自可源源而至；以上兩種弊端，當可逐漸減少。但這種娛樂須常常舉行，才能有效；這在大組織，頗為不便，小組織行起來，卻很容易。每天午飯與夜飯之後，散步底時候，便可由幾個人約起來做些簡單的遊戲；每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也是娛樂底好機會，由學生分頭自由舉行，輕而易舉。娛樂底種類，不能遍舉；如比球，技擊，遠足，說笑話，演音樂，展覽圖畫，及其他。小組織底辦法還有一層重要的好處，也是關於感情底發展的。這就是，幫助人與人之間的聯絡。我前面說過，在現在中等學校的大組織的生活里，大部分學生像一盤散沙；一個學生除和很少的幾個同鄉，同班或同自修室的相熟外，對於其餘的同學，只是一例一例地漠視，幾乎和對於路人一樣。所以一個學校里雖有一二百人乃至三四百人，但這些人中的任一個，卻都感着多少的孤寂！在許多人中感到的孤寂，又常是更為深切的；所以現在的中等學校學生多覺得生活乾燥而乏味！在他們之間，有許多無形的障壁將他們彼此隔開，使他們不能以真心相見！這實是將來種種不正當的生活底起源。行了小組織———非固定的小組織，分子常常變動的小組織———以後，雖不見得能全然免去這層弊病，但和大組織相輔而行，我相信至少也可將這弊病減去許多許多。因為小組織供給學生們極多的心理接觸底機會；這樣，可以促進他們相互間的了解。因了解底緣故，猜疑去了，代以恕諒和關切底心思；彼此漸能投合，於是人間的同情便發展了！這個同情，實是可愛的東西，因為是正當的，人的生活底基礎。———這也便是小組織可以寶愛的地方。
再說第三層：要談到組織底能力，先得明白組織底意義。組織是從事於一個公共目的的，一組分化的活動；這些活動是互相聯絡，互相依賴的。美國社會學者Hayes說：活動，便包括活動的人，因為這種活動不能離人而有。所謂組織底能力，便是二人以上對於一個公共目的分化而又聯絡的努力。分化有當有不當，聯絡有成有不成；目的有達有不達，達了，有圓滿與不圓滿：這便是組織能力底差異。大組織與小組織，本都可供給練習組織能力底機會；但大組織不能供給普遍於人人、普遍於時時的機會，小組織卻能夠，所以我主張大組織之外，應有許多小組織。而且在大組織里練習組織底能力比較難得多；因為小組織里事情簡單易辦，大組織里情形恰相反；又小組織是流動的，多樣的，沒有大組織底單調，故容易引起人趣味，使人樂於從事，組織能力自然容易發展了。小組織又是民治底一塊基石。杜威先生講《美國民治的發展》，說民治主義有三個理想目的，第三個是博愛，就是“同胞的感情”。他說：“要把個人的眼界推廣，使他們能超出一己的私利，同謀公眾的樂利”，美國曾試用過五種方法；其中一種，便是“私人自由組織的團體之發達”。
他說：“這些無數的私人集會，乃是民治國家各分子間的一種絕妙粘土”，又說：“這種私人的自由組織，往往是改良社會政治的先鋒。”（引語都據《每周評論》譯文）我所說的小組織在性質上便相當於所謂“私人自由的組織”，但是範圍不同。
他就一國家論，我就一中等學校論。他批評那種組織的話，大致都可移來批評我所說的小組織；就是，從他的話里，也可以看出小組織在中等學校民治的發展里是怎樣重要。民治本是一種生活底途徑，是生活所依託的一種途徑。我們要管理生活，先得管理他所依託的途徑；這途徑便是“社會的”組織。有了好的組織，才有好的生活。民治也只是一種組織；在這種組織里，人們底種種可能性可以得着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在現在的中等學校里，似乎還不曾有這種組織。現在中等學校所有的只是少數學生肥大的發展和多數學生底萎縮。少數學生底意思，是實行的意思，是全體的意思。多數卻抱“自了漢”底態度，不去與聞校事；有時少數太恣肆了，也可引起多數僅有的憤怒。但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敢行而不敢決：結果恣肆的仍然恣肆，憤怒的卻漸變為失望與厭倦了。少數終於勝利！近來許多中等學校風潮，往往都由於此。在這種光景下面，多數固然是被壓迫了，少數因為權勢底過量的發展，至於恣肆，至於作惡，也便壓迫了其餘的可能性：所以兩者都不能得中正的生活。這樣，便沒有民治可言了，也便沒有良善生活可言了！這種畸形的生活自當改造；要改造他，先當改造他所依託的大組織；所以我主張成立許多小組織，做大組織的底子。以上就小組織底三種效力分論，但分論全為說明便利起見；就實際說，無論那種小組織都具備這三方面的效力，而無一種只具備三者中一方面或兩方面的效力———雖然各種小組織所具三方面效力底比例不同。實行一種小組織時，也該三方兼顧，不可顧此失彼；這樣，才可得着中和的生活！
小組織如何着手呢？這確是個難答的問題。我以為一面要靠教職員底提示，一面仍要靠學生們底自覺！現在中等學校學生生活里，有許多行為，實已具有小組織底形式；但不是有意的計劃底結果，不能自覺地去運用，所以不能得着益處。只要有了自覺，小組織決非難事！為便利起見，可先由同班或同鄉的做起，逐漸推廣。
有人以為小組織———尤其是這樣入手的小組織———容易流於褊狹的自封；小組織發達了，在同組織的學生，固然可以得到多少利益，但各組織間恐將仍留着膜視，各組織間的障壁，恐將比個人間的格外厚些！這樣，小組織底結果，還是個分割的局勢！即使不是渙散的局勢。這說我以為不然：第一，我所說的小組織，大概非固定的多，所以不致有一重重牢不可破的硬性的界限；既無硬性的界限，自不會有怎樣堅厚的障壁。第二，我所說的小組織，分子是錯綜的。錯綜有兩個意思：（一）一個組織底分子，在一個單元完畢后，可以自由增減。（二）一個學生可參加一個以上的組織。因這兩層緣故，我相信小組織不致流於褊狹的自封。（三）各小組織都是友會，可以常有一種友誼的聯絡或比賽；這就能消除許多的隔閡，發展深廣的同情。———有了這些後盾，便可無分割之憂！還有（四）有大組織———以小組織為底子的大組織，和空空洞洞的大組織不同———可以有效地運用，也可補小組織之不足，而完成統摯底功。實行小組織的，若注意這四層辦法，學校生活自然活潑潑的，所謂“生命無處不在”！
中等學校的朋友們，若要你們良善的生活，請試試我的提議！
1922年5月28日，杭州。
父母的責任
在很古的時候，做父母的對於子女，是不知道有什麼責任的。那時的父母以為生育這件事是一種魔術，由於精靈的作用；而不知卻是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時實是連“父母”的觀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說什麼責任了！（哈蒲浩司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待遇子女的態度和方法，推想起來，不外根據於天然的愛和傳統的迷信這兩種基礎；沒有自覺的標準，是可以斷言的。後來人知進步，精靈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結果，並無神怪可言。但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如何呢？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如何呢？那些當仁不讓的父母便漸漸的有了種種主張了。且只就中國論，從孟子時候直到現在，所謂正統的思想，大概是這樣說的：兒子是延續宗祀的，便是兒子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養兒子成人，成為肖子———小之要能掙錢養家，大之要能榮宗耀祖。但在現在，第二個條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給兒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責任———不是對於兒子的責任，是對於他們的先人和他們自己的責任；因為娶媳婦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續宗祀！至於女兒，大家都不重視，甚至厭惡的也有。賣她為妓，為妾，為婢，寄養她於別人家，作為別人家的女兒；送她到育嬰堂里，都是尋常而不要緊的事；至於看她作“賠錢貨”，那是更普通了！在這樣情勢之下，父母對於女兒，幾無責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養着；大了跟着母親學些針黹，家事，等着嫁人。這些都沒有一定的責任，都只由父母“隨意為之”。只有嫁人，父母卻要負些責任，但也頗輕微的。在這些時候，父母對兒子總算有了顯明的責任，對女兒也算有了些責任。但都是從子女出生後起算的。至於出生前的責任，卻是沒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們說起，只怕還要吃驚哩！在他們模糊的心裏，大約只有“生兒子”、“多生兒子”兩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卻不是責任。雖然那些已過三十歲而沒有生兒子的人，便去納妾，吃補藥，千方百計的想生兒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責任。所以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裏糊塗給了他們一條生命！因此，無論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權利。
近代生物科學及人生科學的發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進。“人的責任”的見解，因而起了多少的變化，對於“父母的責任”的見解，更有重大的改正。從生物科學裏，我們知道子女非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卻大部分是為子女而生存！
與其說“延續宗祀”，不如說“延續生命”和“延續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關聯的，又有“擴大或發展生命”的要求，這卻從前被習俗或禮教埋沒了的，於今又抬起頭來了。所以，現在的父母不應再將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們做“肖子”，應該讓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發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於子與女的應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學所說明，以及現實生活所昭示，更其是顯然了。這時的父母負了新科學所指定的責任，便不能像從前的隨便。他們得知生育子女一面雖是個人的權利，一面更為重要的，卻又是社會的服務，因而對於生育的事，以及相隨的教養的事，便當負着社會的責任；不應該將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後嗣而教養他們，應該將他們看作社會的后一代而教養他們！這樣，女兒隨意怎樣待遇都可，和為家族與自己的利益而教養兒子的事，都該被抗議了。這種見解成為風氣以後，將形成一種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輕率的、容易的事；人們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將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沒有父母的能力而貿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養成身體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將受社會與良心的制裁了。在這樣社會裏，子女們便都有福了。只是，慚愧說的，現在這種新道德還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們的標準看，在目下的社會裏———特別注重中國的社會裏，幾乎沒有負責任的父母！或者說，父母幾乎沒有責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瘋人，白痴都可公然結婚，生育子女！雖然也有人慨嘆於他們的子女從他們接受的遺傳的缺陷，但卻從沒有人抗議他們的生育的權利！因之，殘疾的、變態的人便無減少的希望了！
窮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卻可生出許多子女；寧可讓他們忍凍挨餓，甚至將他們送給人，賣給人，卻從不懷疑自己的權利！也沒有別人懷疑他們的權利！因之，流離失所的，和無教無養的兒童多了！這便決定了我們后一代的悲慘的命運！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負着生育之社會的責任的結果。也便是社會對於生育這件事放任的結果。所以我們以為為了社會，生育是不應該自由的；至少這種自由是應該加以限制的！不獨精神，身體上有缺陷的，和無養育子女的經濟的能力的應該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會所需要而教育他們的，也當受一種道德的制裁。———教他們自己制裁，自覺的不生育，或節制生育。現在有許多富家和小資產階級的孩子，或因父母溺愛，或因父母事務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致不能養成適應將來的健全的人格；有些還要受些祖傳老店“子曰鋪”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會有新鮮活潑的進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這些傾向！這種生育的流弊，雖沒有前面兩種的厲害，但足以為“進步”的重大的阻力，則是同的！並且這種流弊很通行，———試看你的朋友，你的親戚，你的家族裏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那個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將也為他們的———也可說我們的———運命擔憂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現在生活程度漸漸高了，在小資產階級里，教養一個子女的費用，足以使家庭的安樂縮小，子女的數和安樂的量恰成反比例這件事，是很顯然了。那些貧窮的人也覺得子女是一種重大的壓迫了。其實這些情形從前也都存在，只沒有現在這樣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資產階級里，新興的知識階級最能銳敏的感到這種痛苦。可是大家雖然感着，卻又覺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讓命運去決定了。直到近兩年，生物學的知識，尤其是優生學的知識，漸漸普及於一般知識階級，於是他們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順夫人來華，傳播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影響特別的大；從此便知道不獨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當事人不願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於是對於子女的事，比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於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顯明的責任了。父母對於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權力，則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齣子女而不能教養，便都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應該受良心的責備，受社會的非難！而且看“做父母”為重大的社會服務，從社會的立場估計時，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責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責任反要大哩！以上這些見解，目下雖還不能成為風氣，但確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識階級里。我希望知識階級的努力，一面實行示範，一面盡量將這些理論和方法宣傳，到最僻遠的地方里，到最下層的社會裏；等到父母們不但“知道”
自己背上“有”這些責任，並且“願意”自己背上“負”這些責任，那時基於優生學和節育論的新道德便成立了。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在最近的將來里，我希望社會對於生育的事有兩種自覺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舉花柳病者等，該用法律去禁止他們生育的權利，便是法律的制裁。這在美國已有八州實行了。但施行這種制裁，必須具備幾個條件，才能有效。一要醫術發達，並且能得社會的信賴；二要戶籍登記的詳確（如遺傳性等，都該載入）；三要舉行公眾衛生的檢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會的寬容。這五種在現在的中國，一時都還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暫難實現；我們只好從各方面努力罷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雖然還不可能，勸止“做父母”的事，卻是隨時，隨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責任，教人知道現在的做父母應該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人們於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負責及不能負責的父母是怎樣不合理，怎樣損害社會，怎樣可恥！這都是愛作就可以作的。這樣給人一種新道德的標準去自己制裁，便是社會的道德的制裁的出發點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現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設的。並且在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見些。況不適當的生育當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項，將來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餘幾種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見效，而且是更為重要；我們的努力自然便該特別注重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將來雖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時而窮，仍非靠道德輔助不可；況法律的施行，有賴於社會的寬容，而社會寬容的基礎，仍必築於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現在法律的制裁未實現的時候，尤其是這樣！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們希望他們自己覺得身體的缺陷，自己懺悔自己的罪孽；便藉著懺悔的力量，決定不將罪孽傳及子孫，以加重自己的過惡！這便自己剝奪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權利。但這種自覺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的家族，親友，時時提醒他們，監視他們，使他們警覺！關於瘋人、白痴，則簡直全無自覺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們保護人，家族，親友的處置了。在這種情形里，我們希望這些保護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會的責任及他們對於后一代應有的責任，而知所戒懼，斷然剝奪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護者的做父母的權利！這幾類人最好是不結婚或和異性隔離；至少也當用節育的方法使他們不育！至於說到那些窮到連“養育”子女也不能的，我們教他們不濫育，是很容易得他們的同情的。
只需教給他們最簡便省錢的節育的方法，並常常向他們懇切的說明和勸導，他們便會漸漸的相信，奉行的。但在這種情形里，教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法這過程，要比較難些；因為這與他們信自然與命運的思想衝突，又與傳統的多子孫的思想衝突———他們將覺得這是一種罪惡，如舊日的打胎一樣；並將疑惑這或者是洋人的詭計，要從他們的身體裏取出什麼的！但是傳統的思想，在他們究竟還不是固執的，魔術的懷疑因了宣傳方法的巧妙和時日的長久，也可望減縮的；而經濟的壓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壓迫，他們難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傳的得法，他們是容易漸漸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資產階級，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極難侵入的！他們有相當的經濟的能力，有固執的傳統的思想，他們是不會也不願知道生育是該受限制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是不適當的生育！他們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傳統的態度與方法待遇他們，結果是將他們裝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犧牲！這樣盡量摧殘了兒童的個性與精神生命的發展，卻反以為盡了父母的責任！這種誤解責任較不明責任實在還要壞；因為不明的還容易納入忠告，而誤解的則往往自以為是，拘執不肯更變。這種人實在也不配做父母！因為他們並不能負真正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人，雖覺得很不容易使他們相信我們，但總得盡我們的力量使他們能知道些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的道理，使他們能以兒童為本位，能“理解他們，指導他們，解放他們”；這樣改良從前一切不適當的教養方法。並且要使他們能有這樣決心：在他們覺得不能負這種適當的教養的責任，或者不願負這種責任時，更應該斷然採取節育的辦法，不再因循，致誤人誤己。這種宣傳的事業，自然當由新興的知識階級擔負；新興的知識階級雖可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里，但關於生育這件事，他們特別感到重大的壓迫，因有了徹底的了解，覺醒的態度，便與同階級的其餘部分不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留着：現存的由各種不適當的生育而來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將怎樣為他們負責呢？我以為花柳病者等一類人的子女，只好任憑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許謬種再得流傳便了。貧家子女父母無力教養的，由社會設法盡量收容他們，如多設貧兒院等。但社會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還是要任憑自然先生去處置的！這是很悲慘的事，但經濟組織一時既還不能改變，又有什麼法兒呢？我們只好“盡其在人”罷了。至於那些以長者為本位而教養兒童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良，前節已說過了。還有新興的知識階級里現在有一種不願生育子女們的傾向；他們對於從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覺得冷淡，甚至厭惡，因而不願為他們儘力。在這裏，我要明白指出，生物進化，生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前一代犧牲於後一代，犧牲是進步的一個階梯！願他們———其實我也在內———為了后一代的發展，而犧牲相當的精力於子女的教養；願他們以極大的忍耐，為子女們將來的生命築堅實的基礎，願他們牢記自己的幸福，同時也不要忘了子女們的幸福！這是很要些涵養工夫的。總之，父母的責任在使子女們得着好的生活，並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會上得着些健全的、優良的、適於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隨意的。
為使社會上適於生存的日多，不適於生存的日少，我們便重估了父母的責任：父母不是無責任的。
父母的責任不應以長者為本位，以家族為本位；應以幼者為本位，社會為本位。
我們希望社會上父母都負責任；沒有不負責任的父母！
“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這是生物學、社會學所指給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責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則由不正確到正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總在我們的努力，比較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尤其重大的，這是我們對一切幼者的責任！努力努力！
1923年2月3日。
笑的歷史
你問我現在為什麼不愛笑了，我現在怎樣笑得起來呢？
我幼小時候是很會笑的。娘說我很早就會笑了。她說不論有人引逗，無人引逗，我總常要笑的。她只有我一個女兒，很寵愛我，最喜歡看我笑；她說笑像一朵小白花，開在我的臉上；看了真是受用。她甚至只聽了我的格格……的笑聲，也就受用了。她生性怕雷電。但只要我笑了，她便不怕了。她有時受了爸爸的委屈，氣得哭了。我笑了，她卻就罷了。她在擔心着缺柴米的日子，她真急得要尋死了。但她說看了我的笑，又怎樣忍心死呢？那些時我每笑總必前仰後合的，好一會才得止住。娘說我是有福的孩子，便因為我笑得容易而且長久。但是，但是爸爸的意見如何呢？你該要問了。他自然不能和母親一樣，然而無論如何，也有些兒和她同好的。不然，她每回和他拌嘴以後，為什麼總叫我去和他說笑，使他消消氣呢？還有，小五那日在廚房裏花琅琅打碎兩隻紅花碗的時候，她忙忙的叫郭媽媽帶我到爸爸面前說笑。她說，“小姐在那裏，我就可以不挨罵了。”這又為什麼呢？那時我家好像嚴寒的冬天，我便像一個太陽。所以雖是十分艱窘，大家還能夠快快活活的過日子。這樣直到十三歲。那年上，娘可憐，死了！郭媽媽卻來管家了！我常常想起娘在的時候，暗中難過；便不像往日起勁的笑了。又過了三四年，她們告訴我，姑娘人家要斯文些，笑是沒規矩的。小戶人家的女兒才到處哈哈哈哈的笑呢！我曉得了這番道理，不由的又要小心，因此忍了許多笑。可是忍不住的時候，究竟有的；那時我便不免前仰後合的大笑一番。她們說這是改不掉的老毛病了！我初到你家，你們不也說我愛笑么？那正是“老毛病”了。
初到你家的時候，滿眼都是生人！便是你，也是個生人！我孤鬼似的，只有陪房的小王、老王，是我的人。我時時覺得害怕，怕說錯了話，行錯了事。他們也再三教我留意。這顆心總是不安的，那裏還會像在家時那樣笑呢？便是有時和他們兩個微笑着，聽見人聲，也就得馬上放下面孔，做出莊重的樣子。———因為這原是偷着笑的。那時真是氣悶死了。我一個愛說愛笑的人，怎經得住這樣拘束呢？更教我要命的，回門那一天，我原想家裏去舒散舒散的；那知道他們都將我作客人看待，毫不和我玩笑。我自己到家裏，也覺得不好意思似的，沒有從前那樣自在！———這都因為你的緣故吧？我想你家裏既都是些生人，我家裏的，也都變了些生人，似乎再沒有和我親熱的！———便更覺是孤鬼了！幸而七八天後，你家人漸漸有些熟了，不必仔細提防了，———不然，真要悶死呢！在家天天要笑的，倒也不覺得怎樣快樂。可是這七八天裏不曾大笑一回，再想從前，便覺得十分有滋味！這以後，我漸漸的忍不住了，我的老毛病發作了，你們便常常聽見我的笑了。不上一個月，你家裏和孫家、張家，都知道我愛笑了；我竟在笑上出了名了。我自己是不覺得，我真比別人會笑些么？我的笑真和別人不同么？可是你家究竟不是我家，滿了月之後，我的笑就有人很不高興了。第一便是你！那天大家偶然談起筷子。你問：“在那裏買？”我覺得奇怪，故意反問你：“你說在那裏買？”你想了想，說：“在南貨店裏。”大家都笑了，我更大笑不止！你那時大概很難為情，只板著臉咕嘟着嘴不響。
好久，才冷冷的向我說：“笑完了罷？”等到了房裏，你卻又說：“真的，我勸你少笑些好不好？有什麼叫你這樣好笑呢？而且笑也何必這樣驚天動地呢？”———這些話你總該還記得；我不冤枉你罷？———這是我第一回受人的言語；爸爸和娘一口大氣也不曾呵過我的。那時我頗不舒服，但卻不願多說什麼；只冷笑了一聲，低低的說：“你管我呢？”說完，我就走出去了。那句話卻不知你聽見了沒有？但我到底還是孩子氣，過了一兩日，又常常的笑了。有一回，卻又惱了姨娘；也在大家談話的時候。她大概疑惑我有心笑她，所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其實我的笑是隨便不過的，那裏會用心呢？我只顧笑得快活，那裏知道別人的難為情呢？我在她瞪眼的時候，心裏真是悔恨不迭；想起前回因笑惱了你，今天怎麼又忍不住了呢！我立時便收了笑容，痴痴的坐着。大家都詫異說：“怎麼忽然不響了？”我低頭微笑，答不出什麼。過了一會，便赸赸的起來走了。走到房裏，聽見姨娘說：“少奶奶太愛笑，也不大好；教人家說太太沒規矩似的！我們要勸勸她才好。”這自然是對婆婆說的！
我聽了，更覺不安了！第二天，婆婆到我房裏閑談，漸漸說起我的笑。她說：“也難怪你，你娘死得早，爸爸又不管事，便讓你沒規沒矩的了。但出了門和在家做姑娘時不同，你得學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不能再小孩子似的。你在我家，我將你和自己女兒一般看待；所以我特地指點你。———以後要忍住些笑；就是笑，也要文氣些，而且還要看人！你說我的話是么？”婆婆那時說得很和氣，一點沒有嚴厲的樣子；比你那冷言冷語好得多了。我自然是很感激的。我說：“婆婆說的都是好話，我也曉得的。只因為在家笑慣了，所以不容易改。以後自然要留意的。”那幾日裏，傭人們也常在廚房裏議論我的笑；這真教我難為情的！我想笑原來不是一件好東西！———不，不，小孩子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但你在客廳里和你那些朋友常常哈哈哈哈的笑，他們也不曾議論你！———曉得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沒規矩的。我經過兩回勸戒，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漸漸的少了。他們都說我才有些成人氣了。但我心裏老不明白，女人的笑為什麼這樣不行呢？
滿月後二十天，那是陰曆正月十二，你動身到北京上學去了。我送你到門口，但並沒有什麼難過。你也很平常的，頭也不回走了。那天我雖覺有些和往日不同，卻也頗輕微的。第二天便照常快活了。那時公公正在榷運局差事上，家裏錢是不缺的；大家都歡歡喜喜的過着。婆婆們因為我是新娘，待我還算客氣的。雖然也有時勸戒我，有時向我發怒，有時向我冷笑，但總不常有的。我呢，究竟還是孩子，也不長久記着這些事。所以雖沒有在家裏自在，我也算是無憂無慮的過着了。這些日子，我還是常常要笑的，只不大像從前那樣前仰後合，那樣長久罷了。他們還是說我愛笑的。但婆婆勸過我兩回，我到底不曾都改了；他們見慣不驚，也就只好由我了。所以我的笑說不自由，卻也自由的。到暑假時，你回來了，住了五十天。你又走了，這一回的走可不同了。你還記得吧？———那夜裏我哭了一點多鐘，你後來也陪我哭。我們哭得眼睛都紅了；你不是還怕他們笑么？走的時候，我不敢送你，並且也不敢看你；因為怕忍不住眼淚，更要讓他們笑了！但是到底忍不住！你才走，我便溜到房裏哭了。四弟、五妹都來偷看我，我也顧不得了。自從娘死後，我不曾哭過，因為我是愛笑不愛哭的。在你家裏，這要算第一回了。從那日起，我常覺失掉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心裏老是不安了。我這才嘗着別離的滋味了！你們男人家在外面有三朋四友的說笑，又有許多游散的地方，想家的心自然漸漸的會淡下去。我們終日在家裏悶着：碰來碰去，是這些人；轉來轉去，是這些地方！沒得打岔兒的，教我怎不想呢？越想便越想了，真真有些痴了。這一來我的笑可不容易了。好笑的事情，都覺淡淡的味兒，彷彿酒里攙了水。———我的笑的興緻也是這樣。況且做了一年的媳婦，規矩曉得的多了，漸漸的脫了孩子氣了；我也自然的不像從前愛笑了。這些時候笑是很文氣了。微笑多了，大笑少了。他們都說老毛病居然改掉了。
第二年冬天，公公從差事上交卸了，虧空好幾百元———是五百元罷？湊巧祖婆婆又死了；真是禍不單行！公公教婆婆和姨娘將金銀首飾都拿出來兌錢去。我看她們委委屈屈的將首飾匣交給公公，心裏好凄慘的！首飾兌了回來，又當了一件狐皮袍，才湊足了虧空的數目，寄到省里去了。第二天，婆婆便和公公大吵一回。為何起因，我已忘記；———你記得么？———只知道實在是為首飾的緣故罷了。那一次吵得真是利害！我到你家還是第一次看見呢。我覺得害怕，並且覺得這是一個惡兆；因為家裏的光景真是大不同了！那回喪事是借的錢辦的。在喪事裏，我只哭了兩回；要真傷心，我才會哭，我不會像她們那樣哼哼兒。我的傷心，一半因為祖婆婆待我好，一半也愁着以後家裏怎樣過日子！我曉得愁，也是從前沒有的；年紀大了，到底不同了。喪事過後，家裏日用，分文沒有；便只得或當或借的支持着。這也像嚴寒的冬天了。而且你家的人還要嘔氣。只說婆婆那樣嫌着公公，說他只一味浪用，不知攢幾個錢兒！又和姨娘吵鬧，說她只曉得巴結公公，討他的好！這樣情形，還能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么？我也常給他們解勸，但毫沒有用的。這樣過了一年多，我眼看着這亂糟糟的家，一天天的衰敗下去，不由得不時時擔心。婆婆發脾氣的時候，又喜歡東拉西扯的牽連着別人。我更加要留意。你又在北京；連一個訴說的人也沒有！我心裏怎樣不鬱郁的呢？我的心本來是最寬的；到你家后便漸漸的窄了；彷彿有一塊石頭壓着似的。你說北京有甜井、苦井，我從前的心是甜的，後來便是苦的。那些日子，真沒有什麼叫我笑了，我連微笑也少了。有一天我回到家裏，爸和娘娘他們說：“小招真可憐！從前那樣愛笑的，現在臉上簡直不大看見笑了！”那時我家人待我的情形也漸漸不同了，這叫我最難過的！———誰想自家人也會勢利呢？我起初還不覺得；等到他們很冷淡了，我方才明白。你看我這個人糊塗不糊塗？———娘娘他們不用說，便是郭媽媽和小五等人，也有些看不起我似的。只除了爸爸一個人！他們都曉得我們家窮了，所以如此。其實我們窮我們的，與他們何干呢！本來還家去和他們說說笑笑，還可以散散心的。這一來，我還家去做什麼呢？這樣又過了半年。這一年半里，公公雖曾有過兩回短差事，但剩不了錢，也是無用的。好差事又圖謀不到！家裏便一天虧似一天了！起初人家不知就裏，還願意借錢給我們。後來見公公長久無好差事，家裏連利錢也不能夠按期付了，大家便都不肯借了；而且都來討利錢、討本錢了。他們來的時候，神氣了不得！你得先聽他討厭的話，再去用好話敷衍他。敷衍得好的，便怏怏的走了；不好的，便狠狠的發話一場。你那時不在家，我們就成天過這種日子！你想這是人過的日子么？你想我還有一毫快樂的心思么？你想我眼淚直向肚裏滾，還有心腸笑么？好容易到了七月里，你畢業了，而且在上海有了事了。那時大家歡喜，我更不用說了，———娘娘他們都說我從此可以出頭了！我暗中着實快活了好幾日，不由的笑了好幾回，———我本想忍住的，但是忍不住，只好讓他們去說吧。這樣的光景，誰知道後來的情形卻全然相反呢？
自從公公那回交卸以後，家裏各人的樣子，便大不同了。———我剛才不是和你說過么？婆婆已經不像從前客氣。她不知聽了誰的話，總防着我爬到她頭上去。所以常常和我講究做媳婦的規矩，又一心一意的要向我擺出婆婆的架子。更加家境不好，她成天的沒好心思，便要尋是生非的發脾氣。碰着誰就是誰。我這下輩人，又是外姓人，自然更倒霉了！她那時常要挑剔我。她雖不明明的罵我，但擺着冷臉子給你看，冷言冷語的譏嘲你，又背地裏和傭人們議論你，就盡夠你受了！姨娘呢，雖不曾和我怎樣，但暗中挑撥着婆婆，也甚是利害！你想，我怎能不鬱郁的！———只有公公還好，算不曾變了樣子。我剛才不說過那時簡直不大會笑么？你想，愁都愁不過來，又怎樣會笑呢？況且到了後來，便是要笑也不敢了。記得有一回，不知誰說了什麼，引得我開口大笑。這其實是偶然又偶然的事。但婆婆卻發話了。她說，“少奶奶真愛笑！家裏到這地步，怎麼一點不曉得愁呢！怎麼還能這樣嘻嘻哈哈呢！”她的神氣嚴厲極了，叫我害怕，更叫我難堪！———當著眾人面前，受這樣的責備，真是我平生第一回！我還有什麼臉面呢？我氣得發抖，只有回房去暗哭！
你想，從此以後，我還敢笑么？我還去自討沒趣么？況且家裏又是這個樣子！一直等到你上海有事的時候，我才高興起來，才又笑了幾回。但是後來更不敢笑了！為什麼呢？你有了事以後，雖統共只拿了七十塊錢一月，他們卻指望你很大。他們恨不得你將這七十塊錢全給家裏！你自然不能夠。你雖然曾寄給他們一半的錢，他們那裏會滿意！況你的寄錢，又沒有定期，家裏等着用，又是焦急！婆婆便只向我羅唆，說你怎樣不懂事，怎樣不顧家，怎樣只管自己用。她又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他想不問嗎，怎能夠哩！”她說這些話，雖不曾怪我，但她既不高興你，自然更不高興我了！從前她對我雖然也存着心眼兒，但卻不恨我，所以還容易相處。
現在她似乎漸漸有些恨我了！這全是因為你！她恨我，更要挑剔我了。我就更難了！家裏是這樣艱窘，你又終年在外面，婆婆又有心和我作對。這真真逼死我了！
那知後來還要不行！前年暑假你回來了，身邊只剩兩個角子。婆婆第一個不高興。
她不是盡着問你錢到那裏去了么？你在家三天，她便嘮叨了三天。你本來不響的，後來大約忍不住了，也說了幾句。她卻和你大吵！第二天，你賭氣走了。———我何嘗不勸你，但怎麼勸得住呢？午飯的時候，他們才問起你。我只好直說。婆婆聽了，立刻變臉大罵，又硬說是我挑唆你的！她飯不吃了，跳到廚房裏向傭人們數說。接着又和左右鄰舍說了一回。晚上公公回來，她一五一十告訴他。她說：“這總是少奶奶的鬼！我們家真晦氣，媳婦也娶不到一個好的！自從她進門，你就不曾有過好差事，家境是一天壞似一天！現在又給大金出主意，想教他不寄錢回家；又挑唆他和我吵，使你們一家不和，真真八敗命！”———她在對面房裏，故意的高聲說，教我聽得清楚。———後來公公接着道：“不寄錢？———哼！他敢！讓我寫信問他去。我不能給他白養活女人、孩子！———現在才曉得，少奶奶真不是東西！”
……以後聲音漸低，我也再不能聽下去了！那天我不曾吃飯。我又是害怕，又是寒心！我和他們彷彿是敵國了，但是我只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怎樣來呢？我在床上哭了半夜，只恨自己命苦！從第二天起，我處處提防着。果然第四天的下午，公公便指着一件不相干的事，向我大發脾氣。他罵我：“不要發昏！”這是四年來不曾有過的！他的罵比婆婆那回更是兇惡。但是我，除了忍受，有什麼法子呢？我那晚又哭了半夜。現在是哭比笑多了。世間婆婆罵媳婦是常事；公公罵，卻是你家特別的！
你看你家的媳婦可是人做的！從那回起，我竟變了罪人！婆婆的明譏暗諷，不用說了。姨娘看見公公不高興我，本來只是暗中弄鬆我的，現在卻明明的來挑撥我了！
四弟、五妹也常說我的壞話了！婆婆和姨娘向我發話的時候，他們也要幫襯幾句了！傭人們也呼喚不靈了！總之，“牆倒眾人推”了。那時候，他們的眼睛都看着我，他們的耳朵都聽着我，誰都要在我身上找出些錯處，嘲弄一番。你想我怎樣當得住呢？我的臉色、話語、舉動，幾乎都不中他們的意，幾乎都要受他們的挑剔。———真成了“眼中釘”了！我成日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出來時也不敢多說，不敢多動，只如泥塑木雕的一般！這時那裏還想到笑？笑早已到爪哇國里去了。連影子也不見了！本來我到家裏住住，也可暫避一時。湊巧那年春天，爸爸過生日，郭媽媽要穿紅裙，和他大鬧。我幫着爸爸，罵了她一頓。她從此恨我切骨！本就不甚看得起我，這一來，索性不理睬我了！我因此就不能常回去了！到這時候，更不願回去仰面求她，給她嗤笑了！我真是走投無路。要不是為了你和孩子，我早已死了。那時我差不多每夜要哭，彷彿從前要笑一樣。思前想後，十分難過，覺得那樣的活着，還是死了的好。等到後來你來信答應照常寄錢，這才稍微好些。但也只是“稍微”好些罷了，和從前總不相同了！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自從大前年生了狗兒，去年又生了玉兒。這兩個孩子可也真累壞了我！你看我初到你家時是怎樣壯的，現在怎麼樣了？人也老了，身子瘦得像一隻螳螂———儘是皮包着骨頭！多勞碌了，就會頭暈眼花；那裏還像二十幾歲的人？這一半也因為心境不好，一半也實在是給孩子們磨折的！我從前身體雖然不好，那裏像現在呢？我自己很曉得，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將來一定活不長的！———你不信么？以後總會看見的。說起來我的命只怕真不好！不然，公公在榷運局老不交卸，家裏總可以雇兩個奶娘。我又何至吃這樣的辛苦呢？呀！領孩子的辛苦，真是你們想不到的！我又比別人格外辛苦，所以更傷人！記得狗兒生的時候，我沒有滿月，就起來幫他們做事，一面還要領孩子。才生的孩子，最難照管。穿衣服怕折了胳膊，蓋被又怕捂死了他。我是第一胎，更得提心弔膽的。那時日裏夜裏，總是懸懸不安！吃飯是匆匆的，睡覺也只管驚醒！婆婆們雖也歡喜狗兒，但卻不大能領他。一天到晚，孩子總是在我手裏的多！還得給家裏做事，所以便很累了。那時我這個人六神無主，失張失智的。沒有從前唧溜，也沒有從前勤快了。婆婆常常向我嘮叨，說我沒規矩，一半也因為此。等到孩子大起來了，哭呀，吵呀，總是有的。你們卻又討厭了，說孩子不乖巧，又說我太寵他了！還要打他。我攔住了，你便向我生氣。其實這一點大的孩子，曉得什麼？怎忍心怪他、打他！但你在家的時候，既然常為了孩子和我羅唆，婆婆後來和我吵，也常常借了孩子起因。我真氣極了，孩子不是我一個人私生的，怎麼你也怪我，他也怪我呢？我真倒霉，一面要代你受氣，一面又要代孩子受氣！整整三個年頭，我不曾吃過一餐好飯，睡過一夜好覺，到底為了什麼呢？狗兒的罪，還沒有受完，又來了玉兒！你又老是這個光景，不能帶我們出去。我今生今世是莫想抬頭的了！———唉，我這幾年興緻真過完了！我也不愛乾淨了，我也不想穿戴了，我也不想出去逛了。終日在家裏悶着；悶慣了，倒也罷了。我為了兩個孩子，時時覺着有千斤的重擔子在我身上。又加上你家裏人，都將我看作仇人。我彷彿上了手銬腳鐐，被囚在一間牢獄裏！你想我還能高興么？我這樣冷冰冰的，真還要死哩！你在家時還好，你不在家時，我寂寞透了！只好逗着孩子們笑着玩兒，但心思總是不能舒舒貼貼的。我此刻哭是哭不出，笑可也不會笑了；你教我笑，也笑不來了。而且看見別人笑，聽到別人笑，心中說不出的不願意。便是有時敷衍人，勉強笑笑，也只覺得苦，覺得很費力！我真是有些反常哩！
好人，好人，幾時讓我再能像“娘在時”那樣隨隨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
1923年4月28日作完，載《小說月報》第14卷第6號。
文藝的真實性
我們所要求的文藝，是作者真實的話，但怎樣才是真實的話呢？我以為不能籠統的回答；因為文藝的真實性是有種別的，有等級的。
從“再現”的立場說，文藝沒有完全真實的，因為感覺與感情都不能久存，而文藝的抒寫，又必在感覺消失了，感情冷靜着的時候，所以便難把捉了。感覺是極快的，感覺當時，只是感覺，不容作別的事。到了抒寫的時候，只能憑着記憶，敘述那早已過去的感覺。感情也是極快的。在它熱烈的時候，感者的全人格都沒入了，那裏有從容抒寫之暇？———一有了抒寫的動機，感情早已冷卻大半，只剩虛虛的輪廓了。所以正經抒寫的時候，也只能憑着記憶。從記憶里抄下的感覺與感情，只是生活的意思，而非當時的生活；與當時的感覺感情，自然不能一致的。不能一致，就不是完全真實了———雖然有大部分是真實的。
在大部分真實的文藝里，又可分為數等。自敘傳性質的作品，比較的最是真實，是第一等。雖然自古哲人說自知是最難的，雖然現在的心理學家說內省是靠不住的，研究自己的行為和研究別人的行為同其困難，但那是尋根究底的話；在普通的意義上，一個人知道自己，總比知道別人多些，敘述自己的經驗，總容易切實而詳密些。近代文學裏，自敘傳性質的作品一日一日的興盛，主觀的傾向一日一日的濃厚；法朗士甚至說，一切文藝都是些自敘傳。這些大約就因為力求逼近真實的緣故。作者唯恐說得不能入微，故只揀取自己的經驗為題材，讀者也覺作者為別人說話，到底隔膜一層，不如說自己的話親切有味，這可叫做求誠之心，欣賞力發達了，求誠之心也便更覺堅強了。
敘述別人的事不能如敘述自己的事之確實，是顯然的，為第二等。所謂敘述別人的事，與第三身的敘述稍有不同。敘別人的事，有時也可用第一身；而用第三身敘自己的事，更是常例。這正和自敘傳性質的作品與第一身的敘述不同一樣。在敘述別人的事的時候，我們所得而憑藉的，只有記憶中的感覺，與當事人自己的話，與別人關於當事人的敘述或解釋。———這所謂當事人，自然只是些“榜樣”Model。
將這些材料加以整理，仔仔細細下一番推勘的工夫，體貼的工夫，才能寫出種種心情和關係；至於顯明性格或腳色，更需要塑造的工夫。這些心情，關係和性格，都是推論所得的意思；而推論或體貼與塑造，是以自己為標準的。人性雖有大齊，細端末節，卻是千差萬殊的，這叫做個性。人生的豐富的趣味，正在這細端末節的千差萬殊里。能顯明這千差萬殊的個性的文藝，才是活潑的，真實的文藝。自敘傳性質的作品，確能做到一大部分；敘述別人的事，卻就難了。因為我們的敘述，無論如何，是以自己為標準的；離不了自己，那裏會有別人呢？以自己為標準所敘別人的心情，關係，性格，至多只能得其輪廓，得其形似而已。自敘憑着記憶，已是間接；這裏又加上了推論，便間接而又間接了；愈間接，去當時當事者的生活便愈遠了，真實性便愈減少了。但是因為人性究竟是有大齊的，甲所知於別人的固然是浮面的，乙丙丁……所知於別人的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差異；因此大家相忘於無形，對於“別人”的敘述之真實性的減少，並不覺有空虛之感。我們在文人敘述別人的文字裏，往往能覺着真實的別人，而且覺着相當的滿足，就為此故。———這實是我們的自騙罷了。
相像的抒寫，從“再現”的立場看，只有第三等的真實性。相像的再現力是很微薄的。它只是些凌雜的端緒Fringe，凌雜的影子。它是許多模糊的影子，依着人們隨意起的骨架，構成的一團雲霧似的東西。和普通所謂實際，相差自然極遠極遠了。影子已經靠不住了，何況又是模糊的，凌雜的呢？何況又是照着人意重行結構的呢？雖然想像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性質總是類似的。無論是想像的實事，無論想像的奇迹，總只是些雲霧，不過有濃有淡罷了。無論這些想像是從事實來的，是從別人的文字來的，也正是一樣。它們的真實性，總是很薄弱的。我們若要剝頭髮一樣的做去，也還能將這種真實性再分為幾等；但這種剖析，極難“銖兩悉稱”非我的力量所能及。所以只好在此籠統地說，想像的抒寫，只有第三等的真實性。
從“再現”的立場所見的文藝的真實性，不是充足的真實性；這令我們不能滿意。我們且再從“表現”的立場看。我們說，創作的文藝全是真實的。感覺與感情是創作的材料；而想像卻是創作的骨髓。這和前面所說大異了。“創作”的意義決不是再現一種生活於文字裏，而是另造一種新的生活。因為說生活的再現，則再現的生活決不能與當時的生活等值，必是低一等或薄一層的。況說生活再現於文字裏，將文字與生活分開，則主要的是文字，不是生活；這實是再現生活的“文字”，而非再現的“生活”了。這裏文藝之於生活，價值何其小呢？說創作便不如此。我前面解釋創作，說是另造新生活；這所謂“另造”，驟然看來，似乎有能造與所造，又有方造與既造。但在當事的創作者，卻毫不起這種了別。說能造是作者，所造是表現生活的文字，或文字裏表現的生活；說方造是歷程，既造是成就：這都是旁觀者事後的分析，創作者是不覺得的。這種分析另有它的價值，但決不是創作的價值。創作者的創作，只覺是一段生活，只覺是“生活着”。“我”固然是這段生活的一部，文字也是這段生活的一部；“我”與文字合一，便有了這一段生活。這一段生活繼續進行，有它自然的結束；這便是一個歷程。在歷程當中，生活的激動性很大；劇烈的不安引起創作者不歇的努力。歷程終結了，那激動性暫時歸於平衡的狀態；於是創作者如釋了重負，得到一種舒服。但這段生活之價值卻不僅在它的結束。創作者並不急急地盼望結束的到臨；他在繼續的不安中，也欣賞着一步步的成功———一步步實現他的生活。這樣，歷程中的每一點，都於他有價值了。所以方造與既造的辨別，在他是不必要的；他自然不會感着了。總之，創作只是渾然的一段生活，這其間不容任何的了別的。至於創作的材料則因生活是連續的，而創作也是一段生活，所以仍免不了取給於記憶中所留着的過去生活的影像。但這種影像在創作者的眼中，並不是過去的生活之模糊的副本，而是現在的生活之一部———記憶也是現在的生活；所以是十分真實的。這樣，便將記憶的價值增高了。再則，創作既是另造新生活，則運用現有的材料，自然有自由改變之權，不必保持原狀；現有的材料，存於記憶中的，對於創作，只是些媒介罷了。這和再現便不同了。創作的主要材料，便是，創作者唯一的嚮導———這是想像。想像就現有的記憶材料，加以刪汰，補充，聯絡，使新的生活得以完滿地實現。所以寬一些說，創作的歷程里，實只有想像一件事；其餘感覺，感情等，已都融冶於其中了。想像在創作中第一重要，和在再現中居末位的大不相同。這樣，創作中雖含有現在生活的一部，即記憶中過去生活的影像，而它的價值卻不在此；它的價值在於向未來的生活開展的力量，即想像的力量。開展就是生活；生活的真實性，是不必懷疑的。所以創作的真實性，也不必懷疑的。所以我說，從表現的立場看，創作的文藝全是真實的。
至於自敘或敘別人，在創作里似乎不覺有這樣分別。因為創作既不分“能”
“所”，當然也不分“人”“我”了。“我”的過去生活的影像與“人”的過去生活的影像，同存於記憶之內，同為創作的材料；價值是相等的。在創作時，只覺由一個中心而擴大，其間更無界划。這個中心或者可說是“我”；但這個“我”實無顯明的封域，與平常人所執着的我廣狹不同。憑着這個意義的“我”，我們說一切文藝都是自敘傳，也未嘗不可。而所謂近代自敘傳性質的作品增多，或有一大部分指着這一意義的自敘傳，也未可知。———我想，至少十九世紀末期及二十世紀的文藝是如此。在創作時，只覺得擴大一件事。擴大的歷程是不能預料的；惟其不能預料，才成其為創造，才成其為生活。我們寫第一句詩，斷不知第二句之為何———誰能知道“滿城風雨近重陽”的下一句是什麼呢？就是潘大臨自己，也必不曉得的。
這時何暇且何能，斤斤斟酌於“人”“我”之間，而細為剖辨呢？只任情而動罷了。事後你說它自敘也好，說它敘別人也好，總無傷於它完全的真實性。胡適的《應該》，俞平伯的《在鷂鷹聲里的》，事後看來，都是敘別人的。從“再現”方面看，誠然或有不完全真實的地方。但從“創作”方面看，則渾然一如，有如滿月；那有絲毫罅隙，容得不真實的性質溜進去呢？總之，創作實在是另闢一世界，一個不關心的安息的世界。便是血與淚的文學，所辟的也仍是這個世界。（此層不能在此評論）在這個世界裏，物我交融，但有竊然的嚮往，但有沛然的流轉；暫脫人寰，遂得安息。至於創作的因緣，則或由事實，或由文字。但一經創作的心的熔鑄，就當等量齊觀，不宜妄生分別。俗見以為由文字而生之情力弱，由事實而生之情力強，我以為不然。這就因為事實與文字同是人生之故。即如前舉俞平伯《在鷂鷹聲里的》一詩，就是讀了康白情的《天亮了》，觸動宿懷，有感而作。那首詩誰能說是弱呢？這可見文字感人之力，又可見文字與事實之易相牽引了。上來所說，都足證創作只是渾然的真實的生活；所以我說，創造的文藝全是真實的。
從“表現”的立場看，沒有所謂“再現”；“再現”是不可能的。創作只是一現而已。就是號稱如實描寫客觀事象的作品，也是一現的創作，而不是再現；因所描寫的是“描寫當時”新生的心境（記憶），而不是“描寫以前”舊有的事實。這層意思，前已說明。所以“再現”不是與“創作”相對待的。在“表現”的立場裏，和“創作”相對待的，是“模擬”及“撒謊”。模擬是照別人的樣子去製作。
“擬古”，“擬陶”，“擬謝”，“擬某某篇”，“效某某體”，“擬陸士衡擬古”，“學韓”，“學歐”，……都是模擬，都是將自己撳在他人的型里。模擬的動機，或由好古，或由趨時，這是一方面；或由欽慕，或由愛好，這是另一方面。欽慕是欽慕其人，愛好是愛好其文。雖然從程度上論，愛好比欽慕較為真實，好古與趨時更是浮泛；但就性質說，總是學人生活，而非自營生活。他們懸了一些標準，或選了一些定型，竭力以求似，竭力以求合。他們的製作，自然不能自由擴展了。撒謊也可叫做“捏造”，指在實事的敘述中間，插入一些不諧和的虛構的敘述；這些敘述與前後情節是不一致的，或者相衝突的。從“再現”的立場說，文藝里有許多可以說是撒謊的；甚至說，文藝都是撒謊的。因為文藝總不能完全與事實相合。在這裏，浪漫的作品，大部分可以說完全是謊話了。歷史小說，雖大體無背於事實，但在詳細的節目上，也是撒謊了。便是寫實的作品，謊話誠然是極少極少，但也還免不了的。不過這些謊話全體是很諧和的，成為一個有機體，使人不覺其謊。而作者也並無故意撒謊之心。假使他們說的真是謊話，這個謊話是自由的，無所為的。因此，在“表現”的立場裏，我們寧願承認這些是真實的。然則我們現在所謂“撒謊”
的，是些什麼呢？這種撒謊是狹義的，專指在實事的敘述里，不諧和的，故意的撒謊而言。這種撒謊是有所為的；為了求合於某種標準而撒謊。這種標準或者是道德的，或者是文學的。章實齋《文史通義古文十弊》篇里有三個例，可以說明這一種撒謊的意義。我現在抄兩個給諸君看：（一）“有名士投其母行述，……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卧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熏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
（二）“嘗見名士為人撰志。其人蓋有朋友氣誼；志文乃仿韓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嘆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為經理者也。詰其何為失實至此？
則曰，仿韓志終篇有雲，……今志欲似之耳。……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
第一例是因求合於某種道德標準（所謂“得體”）而捏造事實，第二例是因求似於韓文而附會事實；雖然作者都系“名士”，撒謊卻都現了狐狸尾巴！這兩文的漏洞（即衝突之處）及作者的有意撒謊，章實齋都很痛快的揭出來了。看了這種文字，我想誰也要覺着多少不舒服的。這種作者，全然犧牲了自己的自由，以求合於別人的定型。他們的作品雖然也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但這種生活是怎樣的局促而空虛喲！
上面第一例只是撒謊；第二例是模擬而撒謊，撒謊是模擬的果。為什麼只將它作為撒謊的例呢？這裏也有緣故。我所謂模擬，只指意境，情調，風格，詞句四項而言；模擬而至於模擬實事，我以為便不是模擬了。因為實事不能模擬，只能捏造或附會；模擬事實，實在是不通的話。所以說模擬實事，不如說撒謊。上面第二例，形式雖是模擬而實質卻全是撒謊；我說模擬而撒謊，原是兼就形質兩方而論。
再明白些說，我所謂模擬有兩種：第一種，裏面的事實，必是虛構的，且諧和的，以求生出所模擬之作品的意境，情調。第二種，事實是實有的，只仿效別人的風格與字句。至於在應該敘實事的作品裏，因為模擬的緣故，故意將原有事實變更或附會，這便不在模擬的範圍之內，而變成撒謊了。因為實事是無所謂模擬的。至於不因模擬，而於敘實事的作品裏插入一些捏造的事實，那當然更是撒謊，不成問題的。這是模擬與撒謊的分別。一般人說模擬也是撒謊。但我覺得模擬只是自動的“從人”，撒謊卻兼且被動的“背己”。因為模擬時多少總有些嚮往之誠，所以說是自動的；因為嚮往的結果是“依樣葫蘆”，而非“任性自表”，所以說是“從人”。
但這種“從人”，不至“背己”。何以故？從人的意境，字句，可以自圓其說，成功獨立的一段生活，而無衝突之處。這是無所謂“背己”的；因為雖是學人生活，但究竟是自己的一段完成的生活。———卻不是充足的，自由的生活。至於從人的風格，情調，似乎會“背己”了，其實也不然。因為風格與情調本是多方面的，易變化的。況且一切文藝里的情調，風格，總有其大齊的。所以設身處地去體會他人的情調而發抒之，是可能的。並且所模仿的，雖不盡與“我”合，但總是性之所近的。因此，在這種作品裏，雖不能自由發抒，但要諧和而無衝突，是甚容易的。至於撒謊，如前第一例，求合於某種道德標準，只是根於一種畏懼，掩飾之心；毫無什麼誠意。———連模擬時所具的一種傾慕心，也沒有了。因此，便被動的背了自己的心瞎說了。明明記着某人或自己是沒有這些事的，但偏偏不顧是非的說有；這如何能諧和呢？這隻將矛盾顯示於人罷了。第二例自然不同，那是以某一篇文的作法為標準的。在這裏，作者雖有嚮往之誠，可惜取徑太笨了，竟至全然犧牲了自己；因為他悍然的違背了他的記憶，關於那個死者的。因此，弄巧成拙，成了不誠的話了。總之，模擬與撒謊，性質上沒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程度相差卻甚遠了。我在這裏將捏造實事的所謂模擬不算作模擬，而列入撒謊之內，是與普通的見解不同的；但我相信如此較合理些。由以上的看法，我們可以說，在表現的立場裏，模擬只有低等的真實性，而撒謊全然沒有真實性———撒謊是不真實的，虛偽的。
我們要有真實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實而自由的文藝，須得創作去；只有創作是真實的，不過創作兼包精粗而言，並非凡創作的都是好的。這已涉及另一問題，非本篇所能詳了。
附註：本篇內容的完成，頗承俞平伯君的啟示，在這裏謝謝他。
1923年11月17日。
文藝之力
我們讀了《桃花源記》，《紅樓夢》，《虯髯客傳》，《灰色馬》，《現代日本小說集》，《茵夢湖》，《盧森堡之一夜》……覺得新辟了許多世界。有的開着爛漫的花，綿連着芊芊的碧草。在青的山味，白的泉聲中，上下啁啾着玲瓏的小鳥。太陽微微的笑着；天風不時掠過小鳥的背上。有的展着一片廣漠的戰場，黑壓壓的人都凍在冰里，或燒在火里。卻有三兩個戰士，在層冰上，在烈焰中奔馳着。那裏也有風，冷到刺骨，熱便灼人肌膚。那些戰士披着發，紅着臉，用了鐵石一般的聲音叫喊。
在這個世界裏，沒有睏倦，沒有寂寞；只有百度上的熱，零度下的冷，只有熱和冷！有的是白髮的老人和紅衣的幼女，乃至少壯的男人，婦人，手牽着手，挽成一個無限大的圈兒，在地上環行。他們都踏着腳，唱着溫暖的歌，笑容可掬的向著；太陽在他們頭上。有的全是黑暗和陰影，彷彿夜之國一般。大家摸索着，挨擠着，以嫉恨的眼互視着。這些閃閃的眼波，在暗地裏彷彿是幕上演着的活動影戲，有十足的機械風。又像舞着的劍鋒，說不定會落在誰的頸上或胸前的。這世界如此的深而莫測，真有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有的卻又不同。將眼前的世界剝去了一層殼，只留下她的裸體，顯示美和丑的曲線。世界在我們前面索索的抖着，便不復初時那樣的儀態萬方了。有時更像用了X光似的，顯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絡等等，我們見其肺肝了，我們看見她的血是怎樣流的了。這或者太不留餘地。但我們卻能接觸着現世界的別面，將一個胰皂泡幻成三個胰皂泡似的，得着新國土了。
另有詞句與韻律，雖常被認為末事，卻也醞釀著多樣的空氣，傳給我們種種新鮮的印象。這種印象確乎是簡單些；而引人入勝，有催眠之功用，正和前節所述關於意境情調的一樣———只是程度不同吧了。從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說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這可見詞句能夠引起人的新鮮的筋肉感覺。我們讀晉人文章和《世說新語》一類的書遇着許多“雋語”，往往翛然有出塵之感，真像不食人間煙火似的，也正是詞句的力。又如《紅樓夢》中的自然而漂亮的對話，使人覺得輕鬆，覺得積伶。《點滴》中深曲而活潑的描寫，多用擬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經的顫動。《誘惑》中的：
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
彷彿地正顫動着，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
便足顯示這種力量。此外“句式”也有些關係。短句使人斂；長句使人宛轉；鎖句（periodicalsentence）使人精細；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說到“句式”，便會聯想到韻律，因為這兩者是相關甚密的。普通說韻律，但就詩歌而論；我所謂韻律卻是廣義的，散文里也有的。這韻律其實就是聲音的自然的調節，凡是語言文字裏都有的。韻律的性質，一部分隨着字音的性質而變，大部分隨着句的組織而變。字音的性質是很複雜的。我於音韻學沒有什麼研究，不能詳論。約略說來，有剛音，有柔音，有粗澀的音，有甜軟的音。清楚而平滑的韻（如“先”韻）可以引起輕快與美妙的感覺；開張而廣闊的韻（如“陽”韻）可以引起舉與展擴的感覺。濁聲（如勹，ㄉ，ㄍ）使人有努力，衝撞，粗暴，艱難，沉重等印象；清聲（如夂，雲，ㄋ）則顯示安易，平滑，流動，穩靜，輕妙，溫良與嫻雅。濁聲如重擔在肩上；清聲如蜜在舌上。這些分別，大概由於發音機關的變化；舊韻書里所謂開齊合撮，陰聲，陽聲，弇聲，侈聲，當能說明這種緣故。我卻不能做這種工作；我只總說一句，因發音機關的作用不同，引起各種相當而不同的筋肉感覺，於是各字的聲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但這種力量也並非一定，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減。在句子裏，因為意思與文法的關係，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種種的不同。其間輕重疾徐，自然互異。輕而疾則力減，重而徐則力增。這輕重疾徐的調節便是韻律。
調節除字音外，更當注重音“節”與句式；音節的長短，句式的長短，曲直，都是可以決定韻律的。現在只說句式，音節可以類推。短句促而嚴，如斬釘截鐵，如一柄晶瑩的匕首。長句舒緩而流利，如風前的馬尾，如拂水的垂楊。鎖句宛轉騰挪，如天矯的游龍，如迴環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實，如戰場上的散兵線，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台。偶句停勻而凝鍊，如西湖上南北兩峰，如處女的雙乳。這隻論其大凡，不可拘執；但已可見韻律的力量之一斑了。———所論的在詩歌里，尤為顯然。
由上所說，可見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都能移人情；兩者相依為用，可以引人入勝，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在這些境界裏，沒有種種計較利害的複雜的動機，也沒有那個能分別的我。只有渾然的沉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feeling）。
這便是所謂“忘我”。這時雖也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等的波動，但是無所附的，無所為的，無所執的。固然不是為“我自己”而喜怒哀樂，也不是為“我的”親戚朋友而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只是喜怒哀樂自己，更不能說是為了誰的。
既不能說是為了誰的，當然也分不出是“誰的”了。所以，這種喜怒哀樂是人類所共同的。因為是共同的，無所執的，所以是平靜的，中和的。有人說文藝里的情緒不是真的情緒，縱然能逼緊人的喉頭，燃燒人的眼睛。我們閱讀文藝，只能得着許多鮮活的意象（idea）吧了；這些意象是如此的鮮活，將相聯的情緒也微微的帶起在讀者的心中了。正如我們憶起一個惡夢一樣，雖時過境遷，仍不免震悚；但這個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所以文藝里的情緒的力量也是微薄的；說它不是真的情緒，便是為此。真的情緒只在真的衝動，真的反應里才有。但我的解說，有些不同。文藝里既然有着情緒，如何又說是不真？至多只能加上“強”，“弱”，“直接”，“間接”等限制詞吧了。你能說文藝里情緒是從文字裏來的，不是從事實里來的，所以是間接的，微弱的；但你如何能說它不是真的呢？至於我，認表現為生活的一部，文字與事實同是生活的過程；我不承認文藝里的情緒是間接的，因而也不能承認它是微弱的。我寧願說它是平靜的，中和的。這中和與平靜正是文藝的效用，文藝的價值。為什麼中和而平靜呢？我說是無“我執”之故。人生的狂喜與劇哀，都是“我”在那裏串戲。利害，得失，聚散……之念，縈於人心，以“我”
為其樞紐。“我”於是糾纏、顛倒，不能已已。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現；生活的趣味就在於此。但人既執着了“我”，自然就生出“我愛”，“我慢”，“我見”，“我痴”；情之所發，便有偏畸，不能得其平了。與“我”親的，哀樂之情獨厚；漸疏漸薄，至於沒有為止。這是爭競狀態中的情緒，力量甚強而範圍甚狹。至於文藝里的情緒，則是無利害的，泯人我的；無利害便無爭競，泯人我便無親疏。因而純凈，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頃，一碧如鏡的湖水。湖水的恬靜，雖然沒有濤瀾的洶湧，但又何能說是微薄或不充實呢？我的意思，人在這種境界裏，能夠免去種種不調和與衝突，使他的心明凈無纖塵，以大智慧普照一切；無論悲樂，皆能生趣。———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文藝中的悲哀是享樂。愈易使我們流淚的文藝，我們愈願意去親近它。有人說文藝的悲哀是“奢華的悲哀”（luxurioussadness）正是這個意思。“奢華的”就是“無計較的享樂”的意思。我曾說這是“忘我”的境界；但從別一面說，也可說是“自我無限的擴大”。我們天天關閉在自己的身分里，如關閉在牢獄裏；我們都渴望脫離了自己，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我們為此而憂愁，掃興，陰鬱。文藝卻能解放我們，從層層的束縛里。文藝如一個俠士，半夜裏將我們從牢獄裏背了出來，飛檐走壁的在大黑暗裏行着；又如一個少女，偷偷開了狹的鳥籠，將我們放了出來，任我們向海闊天空中翱翔。我們的“我”，融化於沉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痴的渾不覺了。在這不覺中，卻開闢着，創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廣大的同情與純凈的趣味的基礎上。前面所說各種境界，便可見一斑了。這種解放與自由只是暫時的，或者竟是頃刻的。但那中和與平靜的光景，給我們以安息，給我們以滋養，使我們“煥然一新”；文藝的效用與價值惟其是暫而不常的，所以才有意義呀。普通的娛樂如打球，跳舞等，雖能以遊戲的目的代替實利的目的，使人忘卻一部分的計較，但決不能使人完全忘卻了自我，如文藝一樣。故解放與自由實是文藝的特殊的力量。
文藝既然有解放與擴大的力量，它毀滅了“我”界，毀滅了人與人之間重重的障壁。它繼續的以“別人”調換我們“自己”，使我們聯合起來。現在世界上固然有愛，而疑忌，輕蔑，嫉妒等等或者更多於愛。這決不是可以滿足的現象。其原因在於人為一己之私所蔽，有了種種成見與偏見，便不能了解他人，照顧他人了。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真的，各人獨有一個世界。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便不成個氣候；災禍便紛紛而起了。災禍總要避除。有心人於是着手打倒種種障壁；使人們得以推誠相見，攜手同行。他們的能力表現在各種形式里，而文藝亦其一種。文藝在隱隱中實在負着聯合人類的使命。從前俄國托爾斯泰論藝術，也說藝術的任務在藉著情緒的感染以聯合人類而增進人生之幸福。他的全部的見解，我覺得太嚴了，也可以說太狹了。但在“聯合人類”這一層上，我佩服他的說話。他說只有他所謂真正的藝術，才有聯合的力量，我卻覺得他那斥為虛偽的藝術的，也未嘗沒有這種力量；這是和他不同的地方。單就文藝而論，自然也事同一例。在文藝里，我們感染着全人類的悲樂，乃至人類以外的悲樂（任舉一例，如葉聖陶《小蜆的回家》中所表現的）。這時候人天平等，一視同仁；“我即在人中”，人即在自然中。
“全世界聯合了喲！”我們可以這樣絕叫了。便是自然派的作品，以描寫丑與惡著名，給我們以夜之國的，看了究竟也只會發生聯合的要求；所以我們不妨一概論的。這時候，即便是一剎那，愛在我們心中膨脹，如月滿時的潮汛一般。愛充塞了我們的心，妖魅魍魎似的疑忌輕蔑等心思，便躲避得無影無蹤了。這種聯合力。是文藝的力量的又一方面。
有人說文藝並不能使人忘我，它卻使人活潑潑的實現自我（self－realization），這就是說，文藝給人以一種新的刺激，足以引起人格的變化。照他們說，文藝能教導人，能鼓舞人；有時更要激動人的感情，引起人的動作。革命的呼聲可以喚起睡夢中的人，使他們努力前驅，這是的確的。俄國便是一個好例。而“靡靡之音”使人“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使人“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卻也是真的。這因環境的變遷固可影響人的情思及他種行為，情思的變遷也未嘗不能影響他種行為及環境；而文藝正是情思變遷的一個重要因子，其得着功利的效果，也是當然的。文藝如何影響人的情思，引起他人格的變化呢？梁任公先生說得最明白，我且引他的話：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而神經為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台而據之，成一特別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此節措辭雖間有不正確之處，但議論是極透闢的。他雖只就小說立論，但別種文藝也都可作如是觀。此節的主旨只是說小說（文藝）能夠漸漸的，不知不覺的改變讀者的舊習慣，造成新習慣在他們的情思及別種行為里。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所謂“實現自我”，也便是這個意思。近年文壇上“血與淚的文學”，愛與美的文學之爭，就是從這個見解而來的。但精細的說，“實現自我”並不是文藝之直接的，即時的效用，文藝之直接的效用，只是解放自我，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調換了讀者的自我；這都是閱讀當時頃刻間的事。至於新刺激的給予，新變化的引起，那是片刻間的擴大，自由，安息之結果，是稍後的事了。因為閱讀當時沒有實際的刺激，便沒有實際的衝動與反應，所以也沒有實現自我可言。閱讀之後，憑着記憶的力量，將當時所感與實際所受對比，才生出振作，頹廢等樣的新力量。這所謂對比，自然是不自覺的。閱讀當時所感，雖同是擴大，自由與安息，但其間的色調卻是千差萬殊的；所以所實現的自我，也就萬有不同。至於實現的效用，也難一概而論。大約一次兩次的實現是沒有多大影響的；文藝接觸得多了，實現的機會頻頻了，才可以造成新的習慣，新的人格。所以是很慢的。原來自我的解放只是暫時的，而自我的實現又不過是這暫時解放的結果；間接的力量，自然不能十分強盛了。故從自我實現的立場說，文藝的力量的確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周啟明先生說得好：我以為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因此除了真不道德的思想以外（資本主義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詩》一卷四號通信）他承認文藝有影響行為的力量，但這個力量是有限度的。這是最公平的話。但無論如何，這種“實現自我”的力量也是文藝的力量的一面，雖然是間接的。它是與解放、聯合的力量先後並存的，卻不是文藝的唯一的力量。
說文藝的力量不是極大無限的，或許有人不滿足。但這絕不足為文藝病。文藝的直接效用雖只是“片刻間”的解放，而這“片刻間”已經多少可以安慰人們忙碌與平凡的生活了。我們如奔馳的馬。在接觸文藝的時候，暫時鬆了韁絆，解了鞍轡，讓嚼那青青的細草，飲那凜冽的清泉。這短短的舒散之後，我們仍須奔馳向我們的前路。我們固願長逗留於清泉嫩草之間，但是怎能夠呢？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怎能夠脫卸呢？我們固然要求無憂無慮的解放，我們也要求繼續不斷的努力與實現。生活的趣味就在這兩者的對比與調和里。在對比的光景下，文藝的解放力因稀有而可貴；它便成了人生的適量的調和劑了。這樣說來，我們也可不滿足的滿足了。至於實現自我，本非文藝的專責，只是餘力而已；其不能十分盛大，也是當然。又文藝的效用是“自然的效用”，非可以人力強求；你若故意費力去找，那是鑽入牛角灣里去了。而文藝的享受，也只是自然的。或取或舍，由人自便；它決不含有傳統的權威如《聖經》一樣，勉強人去親近它。它的精神如飄忽來往的輕風，如不能捕捉的逃人；在空閑的甜蜜的時候來訪問我們的心。它來時我們決不十分明白，而它已去了。我們歡迎它的，它給我們最小到最大的力量，照着我們所能受的。我們若拒絕它或漠然的看待它，它便什麼也不丟下。我們有時在偉大的作品之前，完全不能失了自己，或者不能完全失了自己，便是為此了。文藝的精神，文藝的力，是不死的；它變化萬端而與人生相應。它本是“人生底”呀。看第一第二兩節所寫，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說大致依據高斯威賽（Galsworthy）之論藝術（art）；所舉原理可以與他種藝術相通。但文藝之力就沒有特殊的彩色么？我說有的，在於豐富而明了的意象（idea）。他種藝術都有特別的，複雜的外質，———繪畫有形，線，色彩，音樂有聲音，節奏———足以掀起深廣的情瀾在人們心裏；而文藝的外質大都只是極簡單的無變化的字形，與情潮的漲落無關的。文藝所恃以引起濃厚的情緒的，卻全在那些文字裏所含的意象與聯想（association）（但在詩歌里，還有韻律）。文藝的主力自然仍在情緒，但情緒是伴意象而起的。———在這一點上，我贊成前面所引的Puffer的話了。他種藝術里也有意象，但沒有文藝里的多而明白；情緒非由意象所引起，意象便易為情緒所蔽了。他種藝術里的世界雖也有種種分別，但總是渾沌不明晰的；文藝里的世界，則大部分是很精細的。以“忘我”論，他種藝術或者較深廣些，“以創造新世界”論，文藝則較精切了；以“解放聯合”論，他種藝術的力量或者更強些，“以實現自我”論，文藝又較易見功了。———文藝的實際的影響，我們可以找出歷史的例子，他種藝術就不能了。總之，文藝之力與他種藝術異的，不在性質而在程度；這就是淺學的我所能說出的文藝之力的特殊的調子了。
1924年1月28日。
《梅花》的序
平平的生，不如無生。
你看那無知的海潮，
他們至少也要留此痕迹在岸上呢！《一夜》正如海潮留了痕迹在沙灘上，李
無隅君留下這一卷詩在人間，當海潮還是一日兩度的來着，李君卻一去不復返了！這一卷詩是他二十年來僅剩的痕迹。我們睹物懷人，怎不興無窮之感呢。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師範時的學生，去年我來溫州教書，他從故鄉平陽出來，將他的詩集叫《梅花》的交給我刪改。我因事忙，隔了許多日子，還未動手。而他已於八月間得了不知名的急病，於一二日內死在上海！我不能早些將他的詩修改，致他常懸懸於此，而終不得一見，實是我的罪過，雖悔莫追的！現在我已將他的全稿整理一番；共刪去二十四首，改了若干處———便是這一卷了。
我刪改的時候，總以多存原作為主；因作者已死，無可商量，但憑己見，恐有偏蔽的地方。
李君的身世，我原是不甚詳悉的。他死後我才從他的朋友處曉得一些。他家從前還富裕的，後來不知因何中落。故他在外求學，經濟總是很窘急的。他又因病及其他的緣故，不能安心在一處讀書。我們給他計算，五年之中，共轉了五個學校！
他的徨而無所歸的光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輾轉徨中，他卻有一種鍥而不捨的努力，這就是求愛。他八年前曾愛過一個故鄉的女子。因為她家貧，沒有成功。這是他所極傷心的。他的求愛，便起於那時，後來他家給他娶了妻；他也愛她，但總不十分滿足，所以仍努力的求愛。在徨的幾年中，他也曾碰着幾個女子，有的和他很好，但因種種緣故，終於也沒有結局！有的卻拒絕他，將他的事傳為笑柄！總而言之，這都是些悲劇，在求愛若渴的他，這都是些致命傷！他於是覺着人生的空虛了。
現在我們可以論李君的詩了。從作品的年月里，我們知道他是1921年1月起才作新詩的。並且他的兩年半的詩，大部分是在上海寫的。上海本是個“狹的籠”，滿裝着人生的悲劇；經濟的巨鉗，“人生的簾幕”，在上海比在別處是分外顯明的。
李君恰巧又是那樣的窘急，不安定，又懷着一腔如火的熱誠，自然十二分容易失望的！他沉淪於煩悶之深淵了。但他還在掙扎着，還在呻吟着；於是有了這些詩。故他的詩多是批評人生的；流連景物之作，極少極少。只在回到故鄉，情思略覺寬鬆的時候，偶有一二篇；但也是融情入景，並非純摹自然，這可見他的心時時有所系了。他的詩的質地，只是緊張的悲哀；有時攙入一些纖徐，愉悅的空氣，卻是極稀薄的，他實在被現代纏繞得苦了。
現代呀，我底朋友！
當我澄心靜慮的神遊於光明之國的時候，你切勿跟着我背後，
而且露出你的臉來！
你不知你的臉是黑灰色的，
你口中所吐出的氣，是能變成瘴霧的么？
那像黎明般的希望之光，
恐怕要被你弄成地獄般的黯淡了！
（《現代的臉之二》）
現代雖怎樣的纏繞他，他起先何嘗甘心屈服呢？他雖然覺着人間有種種隔膜，雖然“走遍天涯地角，找不到一些諒解”，但他總“願把人生一重重的簾幕揭開，給他們嗅一些愛的空氣，嘗一些美的滋味”，他明知“時間天天引他到日暮里去，年年引他到死國里去”，但“有愛的網籠住了他”，他便依戀着而不覺了。他勉自慰藉着，“假裝着不看見的樣子對着人說，世界還燦爛的很呢”，因此他固不願和這世界撒手，也不願袖手旁觀這“顛顛倒倒的人生，渾渾噩噩的世界”；這便成就了他的“看得破，忍不過”了。就此點而論，他的態度是積極的，那時他對於現狀，頗有激烈的抗議，顯出勇者的精神，我最愛讀他的《革命》，那是一篇力的詩。
他豢養資本家，
來壓迫我們的貧乏，
他豢養強暴者，
來征服我們的無力，
他又豢養智慧者，
來玩弄我們的愚拙；
財產，軍政，學術———
所有的一切，
無一不是殺天下殺後世的啊！
我們雖貧乏，
但荒田裏還有些收穫；
我們雖無力，
但還有幾顆頭顱，萬根怒發；
我們雖愚拙，
但破曉的明星還能在眼前照着；
我們還有這許多的所恃，
怎麼不起來和他一決？
我們要大布革命的宣言了：
“推倒他底資本家，
推倒他底強暴者，
推倒他底智慧者！”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革命之二》）他的革命是徹底的；但他對於將來，卻沒有分明的見解。他希望光明，希望春天，希望赤子之心；這便是他所謂“生命底正路”。雖然這條正路未免太簡單些，但都是他如饑似渴的希望。他的這種強硬的抗議，熱烈的希望，卻又隱隱的奠基於性愛；我們從種種的對比可以推知。那時他的愛似乎已有所寄託，只還有一些些隔膜就是了。他很高興的說：
使我能夠快活地做我底工作的，
都是伊給我安慰啊，
不然，我的心定要脫卻禁錮而逃了。
（《安慰》）
她翱翔於太清之上，
可望而不可即，
人間是塵土的家鄉，
你不敢要她下降，
因為她的身是潔白的一顆玉。（《她之四》）但他求愛的努力終於成為徒然了！他倆“雖各有幻想的雙翼，但怎能飛得出這個現實的牢籠？”他倆“的愛情將永遠藏在夢幻的境界裏了”。而他“為她心碎，她怎麼知道呢？”於是他覺着“住在灰色圈兒內”的他，離愛情實在太遠了！到這時候，他不能再承認世界是燦爛的了；他覺得他是“錯誤”了！
我一時錯誤了，把滿盈盈的愛帶給人間，卻兌來人間底痛苦，而且還要負着他直到於老死。
……
……
我將拚卻我底一身給痛苦壓碎了！
我只得傴僂着我底背，躑躅着我底兩腳，一步一步地，
把他負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宮”里去了。（《錯誤》）他這時覺得“人間只有乞兒和強盜”；“他們能握得住人間的一切，所以就驕傲非常了”。在這種世界裏，雖有花和光，但人們怎能得着呢？他們只能“握着一片墓場底黑暗”！他滿腔蘊積着愛與憎，仍和從前一樣；但從前的愛與憎使他奮發，現在的卻只能使他絕望。他看見了，“人生最後的光明”，“分明是一盞鬼燈！”“現實給人生以安慰的，不過只有個夢罷！”但一般人都“喝了智者的醇酒”，“昏昏大醉了”，那裏肯掙破他們的夢呢？他於是急切的，哀矜的問着：“什麼時候，他們才會覺醒呢？”他這時真寂寞極了，“只有個灰色的影子是他唯一的伴侶”，他的靈魂耐不住了，便“展開了夢的雙翼，開始了他的尋覓”。他徨了幾個所在，最後到了一處；“幽玄而沉默，沒有半點死底殘留和生底記憶”。他如失了自己了；他彷彿說，“他的靈魂將在這兒安居了”，這就是說，他將逃避於空虛了！接着他就死了。
他的死彷彿是詩的完成似的，這也奇了。
我勉力用李君自己的話解釋他的詩，我希望我不至於太穿鑿了。他的表現自然而率真，故平易近人，雖不見得十分精深，但卻有厚大的魄力。它們表現一種愛與生活的糾紛，我想必能引起青年們的同情的。李君留下這樣的痕迹，他的死雖是十分可惜，但也不全是徒然了。還有，他自己對於自己的作品，也有些重要的意見，我們也不容忽略。他起初相信“創造的生命是無限的”。去年上半年他寄給我的一封信說：
我總覺得中國人缺少創作的膽量。近幾年來從胡適之先生直到汪靜之君，我都很佩服。雖不能勉強說他們是成功，但是這種精神———勇氣和力量———實在是很可取的！我明知自己底詩未曾成熟，而我卻深信這種妄思創造的念頭總是對的。……
這種創造的勇氣大概與他求愛的努力是相伴而行的，所以覺得是無限的。但“微弱的詩人歌哭聲，人們那裏聽見呢？”他漸漸的因失望而憤憤了。
你看這時候大家正在發痴，作狂，而且有些長醉着，
他們豈能聽見我的弱小的呼聲呢？
（《覺醒后的悲語》）
那時他已決定，將逃遁於空虛了，他否定一切；便是他以為“無限生命”的文學，他也要否定了。
朋友們！
我到現在才知道了：
“文學真是沒用，
除非天天催人去死里？”
文學始終是生底輓歌啊；
但是我們總是天天在這兒苦唱着。
（《覺醒后的悲語》）
他的否定究竟不曾成功，因為他還不免“天天在那兒苦唱着”。他雖倡言“覺醒”，而實在不願意“覺醒”；我們從這裏可以體會他的苦心了！
抄錄這一卷詩，給它編了目錄，又供給我許多關於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謝林醒民君！他是一個最忠誠的朋友！
1924年2月23日，於溫州。
春暉的一月
去年在溫州，常常看到本刊，覺得很是歡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頗別緻，更使我有一種美感。今年到寧波時，聽許多朋友說，白馬湖的風景怎樣怎樣好，更加嚮往。雖然於什麼藝術都是門外漢，我卻懷抱着愛“美”的熱誠。三月二日，我到這兒上課來了。在車上看見“春暉中學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鞦韆架似的路牌，我便高興。出了車站，山光水色，撲面而來，若許我抄前人的話，我真是“應接不暇”了。於是我便開始了春暉的第一日。
走向春暉，有一條狹狹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細小的顆粒，腳踏上去，便發出一種摩擦的騷音，給我多少輕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橋。橋黑色，由這邊慢慢地隆起，到那邊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長。我最愛橋上的闌干，那變形的??紋的闌干；我在車站門口早就看見了，我愛它的玲瓏！橋之所以可愛，或者便因為這闌干哩。我在橋上逗留了好些時。這是一個陰天。山的容光，被雲霧遮了一半，彷彿淡妝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來，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裏，白馬湖裏，接着水光，卻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個小湖，左手是個大湖。湖有這樣大，使我自己覺得小了。湖水有這樣滿，彷彿要漫到我的腳下。湖在山的趾邊，山在湖的唇邊；他倆這樣親密，湖將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綠的，那軟軟的綠呀，綠的是一片，綠的卻不安於一片；它無端的皺起來了。如絮的微痕，界出無數片的綠；閃閃閃閃的，像好看的眼睛。湖邊繫着一隻小船，四面卻沒有一個人，我聽見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詩，真覺物我雙忘了。
好了，我也該下橋去了；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彎了兩個彎兒，又過了一重橋。當面有山擋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極狹極狹的小徑。挨着小徑，抹過山角，豁然開朗；春暉的校舍和歷落的幾處人家，都已在望了。遠遠看去，房屋的佈置頗疏散有致，決無擁擠、局促之感。我緩緩走到校前，白馬湖的水也跟我緩緩的流着。
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過了一座水門汀的橋，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過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這種空曠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悅！鄉下人初進城，往往有許多的驚異，供給笑話的材料；我這城裏人下鄉，卻也有許多的驚異———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於初進城的鄉下人。閑言少敘，且說校里的房屋、格式、佈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裏面的用具，也無一不顯出巧妙的匠意；決無笨伯的手澤。晚上我到幾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書有畫，佈置井井，令人耐坐。這種情形正與學校的佈置，自然界的佈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暉給我的第一件禮物。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我到春暉教書，不覺已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裏，我雖然只在春暉登了十五日（我在寧波四中兼課），但覺甚是親密。因為在這裏，真能夠無町畦。我看不出什麼界線，因而也用不着什麼防備，什麼顧忌，我只照我所喜歡的做就是了。這就是自由了。從前我到別處教書時，總要做幾個月的“生客”，然後才能坦然。對於“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會的遺形物，其故在於不相知。
這在現社會，也不能免的。但在這裏，因為沒有層迭的歷史，又結合比較的單純，故沒有這種習染。這是我所深願的！這裏的教師與學生，也沒有什麼界限。在一般學校里，師生之間往往隔開一無形界限，這是最足減少教育效力的事！學生對於教師，“敬鬼神而遠之”；教師對於學生，爾為爾，我為我，休戚不關，理亂不聞！這樣兩橛的形勢，如何說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說得到“造成健全人格”？這裏的師生卻沒有這樣情形。無論何時，都可自由說話；一切事務，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協治會而沒有自治會。感情既無隔閡，事務自然都開誠佈公，無所用其躲閃。學生因無須矯情飾偽，故甚活潑有意思。又因能順全天性，不遭壓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較純正。———也有太隨便的地方，如有幾個人上課時喜歡談閑天，有幾個人喜歡吐痰在地板上，但這些總容易矯正的。———春暉給我的第二件禮物是真誠，一致的真誠。
春暉是在極幽靜的鄉村地方，往往終日看不見一個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學生的修養上卻有了問題。現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鄉村。鄉村生活的修養能否適應城市的生活，這是一個問題。此地所說適應，只指兩種意思：一是抵抗誘惑，二是應付環境———明白些說，就是應付人，應付物。鄉村誘惑少，不能養成定力；在鄉村是好人的，將來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擋不住。從前某禪師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鬧市，“看見粉白黛綠，心便動了”。這話看來有理，但我以為其實無妨。就一般人而論，抵抗誘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齡、學識、經濟力等有“相當”的關係。除經濟力與年齡外，性格、學識，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這樣增加抵抗誘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說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養成優良的習慣，使不良的動機不容易有效。用了這種方法，學生達到高中畢業的年齡，也總該有相當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畢業時者，因初中畢業，仍須續入高中，不必自己掙扎，故不成問題。）有了這種抵抗力，雖還有經濟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禪師所以不行，一因他過的是孤獨的生活，故反動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強，便“虎兕出於神”了！這豈可與現在這裏學生的鄉村生活相提並論呢？至於應付環境，我以為應付物是小問題，可以隨時指導；而且這與鄉村，城市無大關係。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會乘電車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血流；這與鄉下諸公又差得幾何呢？若說應付人，無非是機心！什麼“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訓。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這種機心，有無養成的必要，是一個問題。姑不論這個，要養成這種機心，也非到上海這種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鄉村一樣，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凡以上所說，無非要使大家相信，這裏的鄉村生活的修養，並不一定不能適應將來城市的生活。況且我們還可以舉行旅行，以資調劑呢。況且城市生活的修養，雖自有它的好處；但也有流弊。如誘惑太多，年齡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學生，或者轉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鍊定力，反早早的將定力喪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養不一定比鄉村生活的修養有效。———只有一層，鄉村生活足以減少少年人的進取心，這卻是真的！
說到我自己，卻甚喜歡鄉村的生活，更喜歡這裏的鄉村的生活。我是在狹的籠的城市裏生長的人，我要補救這個單調的生活，我現在住在繁囂的都市裏，我要以閑適的境界調和它。我愛春暉的閑適！閑適的生活可說是春暉給我的第三件禮物！
我已說了我的“春暉的一月”；我說的都是我要說的話。或者有人說，讚美多而勸勉少，近乎“戲台里喝彩”！假使這句話是真的，我要切實聲明：我的多讚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勸勉，或是觀察時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載1924年4月16日《春暉》第27期。
白馬讀書錄
孫亻良工在《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制》裏說，“道爾頓制實行后，學生對於各科都是自作筆記或批評，練習雜文學中所含有的文體的機會正多，所以這時的國文科唯有純文學有永久獨立存在的價值。……”我覺此話頗可商量。如孫先生所說，道爾頓制在初級中學裏實現以後，學生多有練習實用文的機會，這是真的。但這種練習只是一種“試行錯誤法”TriasandErrormethod的學習，效力是不易見的。因為除國文外，各科的筆記之類，教者閱時，只能負實質上考察的責任，無暇再顧到文字方面。雖然這樣練習，日子久了，或也許有一部分人因了偶然的機緣，能悟出作文的理法；但費了多少力而不能得着效果，或只得着微細的效果，也是可能的。並且后一種的機數或者還要大些。因此，我想練習實用文，仍以在國文科做為宜；在這裏可以有自覺的努力，按着明確的步驟去努力，效力自然容易見了。但這並不是說全不需要文藝，我極主張應該養成學生們的欣賞力，因為這是豐富的人生的源泉之一；不過不主張以文藝為國文教材的主體吧了。況且極端喜歡文藝的究竟是少數，若以文藝為國文主體，恐於一般學生的趣味也不相宜。我意仍贊成舊部章的精神，即以使學生能自由了解或領解普通文章和一般文藝，並能自由發表自己的思想與情緒為主，領解一般的文藝，便是所謂“涵養文學的興趣”。自由發表情緒一層，也只概括的說：“發表”含“敘述”意，不專指描寫，但我們自然希望這種敘述多少有幾分是文學的。這從另一方面說，也是所謂涵養文學的興趣。
所以我主張初級中學國文教授，當以練習各體實用文，即練習從各方面發表情思的方法為主，而以涵養文學的興趣為輔。至於高級中學，那又應當別論。
一九二三年三月記。
前兩年曾和江紹原君談及，哲學上實證主義與理想主義，正如鐘擺之往複，迭為興衰。但每一往複，擺幅必較前增廣，這就不是循環了；後讀Marvin哲學史，也持此說。今日讀該書“論宗教與科學相互之影響”一節（P．57），也有闡明此義的話。他說宗教與科學都代表着人類永遠的趣味，所以各為全人生之一部。在理論上，可以有純宗教或純科學的社會，但事實上是不會有的。一個社會裏宗教太發達了，幾乎沒有科學立足的餘地了，那時候前者便自然要漸漸衰頹，讓後者取而代之。從幾千年的歷史看來，都是如此的；極端的智慧期之後，常是跟着一個浪漫期的。這大概可說因人性求得其平而然。但這兩者就這般永遠地互代么？有沒有調融的一日呢？那卻是難說了。
同年八月記。
Marvin書第六章內，論古代文明———大河時代的文明———的基礎不是科學，而是些經驗的，實用的知識Jnformatiun。在這裏他加了一條注（P．61），大意說，由此可以知道現在我們的一班巧匠，機師，政治家，裁判官，商人，銀行老闆，軍士，醫生———他們的技能大部分是由試行錯誤法而得，由練習的方法而得，並不由於科學；雖然因科學之故而我們許許多多技能才可成立，是確然的事。這些話的意思是說，現在許多的技能因科學而始成立；但一般人卻還不能明白科學的用處，不能應用它去經濟地得着技能，而仍用那老法子與低等的法子———這是可笑而又可慨的。因此我們對於科學的努力，要格外加勁，方可望有幾微之效；實際上的進步，絕不同我們想的那樣容易！
同年八月記。
《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與胡適之論寄託詩的價值的話，可以互相發明；都很精警，足以解去許多糾紛，開示許多法門。胡先生說：
我以為寄託詩須要真能“言近而旨遠”。……我想“言近而旨遠”是說：從文字表面上看來，寫的是人人可懂的平常實事；若再進一步，卻還可尋出一個寄託的深意。……言近則越“淺”“近”越好，旨遠則不妨深遠。言近，須要不倚賴寄託的遠旨也！能獨立存在，有文學的價值。（《文存》一集二二頁）
同年九月記。
1924年6月1日，《春暉》第30期。
《水上》
《水上》是一冊新詩集，我不久才讀了的。署名的是“沙剎”；內容是詩文兩輯，而詩的一輯更有意思。我現在只論這一輯。
《水上》裏的詩有兩個特色：它們的題材全是戀愛；它們的背景全是西湖。這是很大膽的辦法！一般的說起來，這冊詩必很單調，使人厭倦，不能終卷；但實際並不如此———我曾費了半天的工夫，一氣將它讀完了。可知它必有一種吸引的力量，超乎“單調”以上的。這就是它的作者的純一的心！
現在的新詩集很多很多，我得寓目的卻是甚少。以我所見的而論，它們最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淺薄”。印在紙上，好像沒有神氣，念在嘴邊，也像沒有斤兩；這就是沒味。有味的便不同：譬如，有濃濃的顏色，有清清的音響，便是有味了。
味在題材的深處，須細意尋探，才可得着；得着了味，題材的範圍與性質卻不成問題了。味是什麼？粗一點說，便是真的生活，純化的生活！便是個性，便是自我！
現在一班詩作家，不能體會這一層，只將他們小範圍的特殊的生活反覆的寫個不休，乾燥而平板，自然使人覺得十二分的單調！有人說，這是生活的量範圍太小之故，我說這是生活的質太疏之故。證據便是《水上》！
《水上》的取材真是最單調了：戀愛與西湖這兩項，竟能寫成一冊詩！但它的每首詩有每首詩的意境，引起相似而微微不同的趣味，使人時時得些新鮮的東西，以防止疲倦的來臨。詩不算偉大，但寫景寫情的活潑天真，音調的諧婉，都顯示着一個清新雋逸而富於愛情的“自我”；那春花輕放般的愛情，便是作者的真的生活！
因了題材的單一，不但不使作者的情感陷入單調，且反加增它純化的程度；我們因此更易接觸着他那純一的心了！若問如何可以把捉這個“自我”，這個“味”（自然不是限於戀愛的），我想還是去向自己的生活上打主意———培養深厚的同情，豐富的生活。
可惜《水上》不在手邊，不能引一些來證明以上的話！
1924年10月1月，《春暉》第33期。
教育的信仰
教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為教育只是技能的事。
有了辦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長，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師；至其為人到底如何，卻以為無關得失，可以存而不論。在這種情形之下，做校長的至多是辦事嚴明，會計不亂，再請幾位長於講解的教師；便可邀譽一時了。做教師的呢，只要多少有相當的根柢，加以辯論的口才，也便可邀譽一時了。這還是上等教育人材。等而下之，那些蠅營狗苟，諂媚官紳者流，也未嘗不可以做校長！那些憑藉官紳勢力，不學無術的鄙夫，也未嘗不可以做教師！———這班人在五四運動以後，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學生的手段。於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達他們“有飯大家吃”的目的！讀者或者覺得我說的太過，其實決不會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論，內地里盡多這種情形呢！
至於教育行政人員，那就連技能和才幹都在可有可無之列了。只要有援引的親朋，應酬的工夫，乃至鑽營的伎倆，那就廳長也行，科長也行，科員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說有研究了———與否，原是不必論的！至於提倡士氣，以身作則，那更非所論於這班徵逐酒食的群公了！他們只知道趨炎附勢，送舊迎新罷了！如此而言教育，怎樣會有進步？
但教育行政人員多少總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圓滑又懶惰的東西，我們本不能屬望太奢的。教育的責任，十有八九究竟是應該由校長教師們擔負的。但現在的校長教師們究竟怎樣盡他們的責任呢？讓我就浙江說罷，讓我就浙江的內地說罷。
那校長一職，實在是一個缺！得了這個缺時，親戚朋友的致賀，餞行，正和送一個新官上任一般。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長確和教師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個中學的教務主任，家裏人寫信給我說，你升了級了。照這樣算來，校長竟比教員升了兩級了；無怪乎一般校長都將校長當“三等縣知事”做了！
無怪校長公司（是杭州某團體的雅號）諸公千方百計的去謀校長做了！這樣的校長，受命之後，先務之急是“串門子”；凡是學校所在地的議員，紳士，在省里的，必得去登門拜訪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後才敢上任。上任后第一是安插幾個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紳士所薦的人；第二是向什麼大學裏請一兩個畢業生，裝裝門面，新新耳目；第三是算帳，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長特別注意這件事！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謂教育了！這是經始的時候如此，至於平常日子，校長除了“教育”以外，也還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應酬官紳和迎送客人！有一個地方的校長，因該地紳士有甲乙兩派，互相水火，校長決不能有畸輕畸重之嫌；於是費盡心機，想出一條妙計，每星期請一次客，甲乙派輪流着。這樣，兩派都不得罪了。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這層辦妥貼了，校里的事自然便能為所欲為了！名利雙收，全靠這種應酬的本領呢。但五四以後，學生也常會蹈瑕抵隙的和校長搗亂；這也很利害的！校長卻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籠絡各個首領，優加禮遇，以種種手段誘惑他們，使為己用！也有假手於教師的。各樣情形，不實不盡！總之，教育是到“獸之國”
里去了！
至於教師們盡他們責任的方法，第一是在於植黨。植了黨便可把持，操縱了。
這種教師大約總有靠山———地方勢力；憑了靠山，便可援引同類。有了同類，一面便可挾制校長，一面便可招徠學生；而招徠學生，更為他們的切要之圖！他們的手段，說來令人驚嘆！在招考的時候，他們便多方請託，多取自己同鄉（同縣），乃至親戚故舊之子弟，俾將來可以調動裕如。至於平日呢，或誘學生以酒食，或誘學生以金錢，或誘學生以分數，尤其是無微不至！我知道有一個學校的教師，他每星期必請學生吃一次，香煙，瓜子而外，還有一桌一元錢的和菜，這種惠而不費的辦法，竟可收着指揮如意的效果呢！可憐一班心胸坦白的青年只因見識短淺，定力缺乏，遂致為人犬馬而不自知，真是悵惋了！金錢誘惑，比較少些；因為究竟太顯明了，不敢明目張胆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只借借貸為名。分數的誘惑行之最易，因為這是教師們高下隨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費一錢的。但太容易了，誘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這種種手段，教師們植黨的目的完全達到了；他們正如軍閥一般，也可擁“學生軍”以自衛了！於是威嚇校長，排除異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驚人的學潮，給予重大的犧牲於學校與學生！———而他們仍揚揚無恙。他們的教育的全過程，如是如是！
在這種教育現狀里，在實施這種教育的學校里，校長與教師間，教職員與學生間，一般的關係又如何呢？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異等”！有操縱的實力的教師與有教授的實力的教師，校長前程有關欲相倚重，自然特別看待；其餘卻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了！雖是可有可無，在校長卻也不無有用。別人送十二月薪俸，這類人不妨和他們說明，少送一個月或兩個月；別人照關約所定數目送薪，這類人有時不妨打個扣頭———若反抗時，下學期可以請他走路！這些油，不用說都是校長來揩了；豈不是“有用”么？至於教師與教師之間，當然也無善狀可言。他們決不讀書，更無研究，課餘之暇，只有嫖嫖，賭賭，吃吃，以遣時日，在內地里，教師們的嫖賭，是沒有什麼的；他們更可猖狂無忌了。此外還有討小老婆，也是近來教師們常有的事。再說教師之於學生，往往依年級為寬嚴，視勢力為厚薄。四年級學生，相待最是客氣，三年級就差了，二年級一年級更差了！一班之中，會搗亂的，會說話的，常能得教師的青睞，遇事總讓他三分！這種種情形，我想可以稱為“階級教育”吧！
以上所述的現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將教育看作一種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長教師們既將教育看作權勢和金錢的階梯；學生們自然也將教育看作取得資格的階梯；於是彼比都披了“教育”的皮，在變自己的戲法！戲法變得無論巧妙與笨拙，教育的價值卻已絲毫不存！教育的價值是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這已成了老生常談了。但要認真培養起來，那卻談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須有“培養”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溫熱的，忠於后一代的心！有了“培養”的心，才說得到“培養”的方法。像以上所說的校長教師們，他們口頭上雖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裏絕沒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們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縱橫捭闔的心！如何利用別人，如何愚弄別人，是他們根本的態度！他們以教育為手段，同時也以別人為手段。以“人”為手段，實在最可惡！無論當做殺人的長刀，無論當做護身的藤牌，總之只是一件“東西”而已！這樣，根本上取消了別人與自己對等的人格！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損傷；看別人是東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再進一步說，他自己的人格也只作為權勢與金錢的手段罷了！所以就“人格”而論，就“健全的人格”而論，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結果是兩敗俱傷！康德說得好，人總須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視作“手段”；他希望將來的社會是一個“目的國”。我想至少學校是“目的國”，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與言教育的，我們內地里有些校長與教師，我們真也不能與言，不必與言了。但前文所謂上等教育人材的，又如何呢？我意現在有許多號稱賢明的校長教師，都可列在這一等內。他們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語括之：課功，任法，尚嚴。
課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設備求其完善，學業成績求其優良，畢業生願升學與能升學（能考入大學專門）的，求其多，體育成績於求優良之外，更求其能勝人：都是所謂課功。事功昭著於社會，教育者之責便已盡了。因為要課功，便須講效率，便不得不有種種法則以督促之。法則本身是沒有力量的，於是必假之以權威。權威有鞭策之功；於是愈用愈愛用，而法則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權信法的環境中，尚嚴是當然的。因為尚嚴，所以要求整齊劃一；無論求學行事，無論大小，差不多都有一個定格，讓學生們鑽了進去。江蘇有一個學校，乃至連學生剪髮的事都加規定；他們只許剪平頂。不許剪他種樣子，以表示樸實的校風。抱以上這三種見解而從事於教育的人，我也遇過幾個。他們有熱心與毅力，的確將教育看作一件正正經經的事去辦，的確將教育看作一種目的。他們的功績，的確也不錯。我們鄰省的教育者，有許多是這種人。但我總覺他們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壓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顏色。我總覺得“為學”與“做人”，應當並重，如人的兩足應當一樣長一般。現在一般號稱賢明的教育者，卻因為求功利的緣故，太重視學業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於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遠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遠一樣。功利是好的，但是我們總該還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這便是要做一個堂堂的人！學生們入學校，一面固是“求學”，一面也是學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義，他們只曉得學生應該“求學”罷了！這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誤會，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認學生的知識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學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實“完人”是沒有的；所謂“不完足”，指學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無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較的說法。）他們說到學生品性不好的時候，總是特別搖頭嘆氣，彷彿這是不應有的事，而且是無法想的事。其實這與學業上的低能一樣，正是教育的題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設法輔導，這也可以設法輔導的，何用特別搖頭嘆氣呢？要曉得不完足才需來學，若完足了，又何必來受教育呢？學生們既要學做人，你卻單給以知識，變成了“教”而不“育”，這自然覺得偏枯了。為學生個人的與眼前浮面的功利計，這原未嘗不可，但為我們后一代的發榮滋長計，這卻不行了。機械的得着知識，又機械的運用知識的人，人格上沒有深厚的根基，只隨着機會和環境的支使的人，他們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們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進路上，他們只能亂轉一回，不能向前進行；發榮滋長，如何說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漸培養的，不是可以按鐘點教授的。所謂“不言之教”，“無聲之誨”，便是說的這種培養的工夫。要從事於此；教育者先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對於教育，須有堅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說，也應該超乎功利以上。所謂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說，不但要做一個能幹的，有用的人，並且要做一個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為的人！———教育者有了這樣的信仰，有了這樣的人格，自然便能夠潛移默化，“如時雨化之”了；這其間也並無奧妙，只在日常言動間注意。但這個注意卻不容易！比辦事嚴明，講解詳晰要難得許多許多，第一先須有溫熱的心，能夠愛人！須能愛具體的這個那個的人；不是說能愛抽象的“人”。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那時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沒有說不通的事；感化於是乎可言。但這樣的愛是須有大力量，大氣度的。正如母親撫育子女一般，無論怎樣瑣屑，都要不辭勞苦的去做，無論怎樣哭鬧，都要能夠原諒，這樣，才有堅韌的愛；教育者也要能夠如此任勞任怨才行！這時教育者與學生共在一個“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與尚嚴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們不能以全身奉獻於教育，所以不能愛———於是乎只能尋着權威，暫資憑藉。但權威是冷的，權威所寓的法則也是冷的；它們最容易造成虛偽與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竊的學生，是各校常見的。循規蹈矩，而庸碌無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學生，也是各校常見的。這都是任法尚嚴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權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誤會；它不但不能使人相親相愛，反將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見過江蘇一個校長，他的熱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嚴，卻使他的熱心毅力一概都埋沒了！同事們說他太專，學生們說他太嚴；沒有說他好處的！他於是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後來還起了一次風潮，要驅逐他去職！這就是權威的破壞力！我以為權威絕對用不得；法則若變成自由的契約，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還可存；總之，最要緊的還是人，是人的心！我對於那些號稱賢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見解，不以為不好，而以為不夠；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的意思，再簡單的說一說：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
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願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
1924年10月16日，《春暉》第34期。
課餘
從前某校的學生曾和我說：“我們的國文先生的學問，我們已給他計算出來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這自然是誇張而刻毒的話！但這句話卻頗能道着近幾年來“一般的”趨向。一般的趨向是什麼呢？我可總名之曰：“雜誌之學！”
在文明先進諸國，雜誌里所載的原都是最新的學說而尚未成定論或尚未成系統的；所以雜誌之學確乎是大學裏很重要的科目。———“雜誌之學”的名字，可是我杜撰的。———中國“五四”以來的雜誌，雖也有些介紹西洋新學說的，但雜湊材料，東拉西扯的卻非常的多！只看近日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盡，便可以知它們價值之如何了！這些雜誌，那裏能成人之學？便是那些純正的介紹新思想的雜誌，也決不能使人成一個學人。因為西洋日本各國研究雜誌的人總先有了充實的根柢，正確的判斷力，再去從雜誌里找補些，自然能消化它們，自然能相得而益彰。中國研究雜誌的人，是想做全知全能的上帝！在這個知識飢荒的時代，他們想博覽些東鱗西爪的知識，便可以眩示於人，做社會的導師。別人問到那裏，他們便答到那裏；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好在現在問的人的能力是可以曉得的，他們總不至於露出馬腳來的！這種情形，說得恭維一些，可以說和希臘的詭辯時代有一點點兒相像。但虛空與盲從卻是別人家所沒有的，若以屠格涅夫所說的“虛空的鼓槌子”相比，或者倒切實些。
他們的看書，也是很妙的。他們既要涉獵群言，自然便不屑專讀一書。但束書不讀，又難乎其為八面鋒論師！於是想得一個簡便的法子：將一本書翻開，先讀序文，次讀目錄，再次讀緒論，再次讀結論；於是乎功成圓滿，可以囂囂於人了。他可以演講這本書的要旨；他可以教授這本書的要旨；他可以演繹這本書的要旨，成為論文，成為書籍。一舉而百利備焉；天下有這等容易事，誰不樂為呢？這種情形，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目錄之學（不是舊日的目錄之學），首尾之學！這種人不用說，也是“空虛的鼓槌子”了！
但我們也不必搖頭嘆氣，這是過渡時代所不可免的現象！一兩年來，已有人漸漸覺悟，改了方向了；近來學術界的沉寂，或即以此。我在此將這些情形拈示出來，只是警告我們自己以及後來者不要再蹈這種覆轍，在黑暗裏混戰。曙光已來了，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路！什麼是我們自己的路，我說是“窄而深的研究”，待我下次再論。
舊日看Marvin哲學史。第七章里論希臘文化衰頹，歸因於政治的和經濟的糾紛。因此各城市國家始失掉它們的獨立而先後作馬其頓，羅馬的附庸。因此一班學者都窮無所歸，在地中海沿岸作教師口。他說作了教師以後，知識即無進步。這是古今的通例；於是乎希臘的文化便上了衰頹之路了。他的意思大約是，以教師為職業，將知識零碎切了出賣，便“無視”了知識的價值而失了研究知識的嚴肅了；於是只能成功一個空虛的人！我讀到他論教師知識不能進步等語，深為自己致慨；運命已決定我，我也只有空虛的努力吧了！
1924年11月1日，《春暉》第35期。
團體生活
有人說，中國社會只是一盤散沙；有社會實質的絕少，只可稱為“群眾”罷了。因為有能力，有生機的社會，總要有細密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而中國社會很少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所以社會的效率便不能增進；而個人的效率也因之減少了。你看，我們的社會裏所有的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照例而行，新事業的創發，何其少呢？就使有人開了一個新的端倪，不是旋被摧殘，就是橫遭擱置，成功的又何其鳳毛麟角呢？這可以深思其故了。
有心人“叔
心焉憂之”，於是在教育上提倡“群育”，想從根本上設法，培養我們后一代人的團體生活的習慣和能力；俾將來的社會有充實的基礎和健全的發展。
這是近幾年來的事；我佩服他們能見其大。但實施群育，卻不容易！中國家庭的勢力太大；在普通的人，家庭便是一切，便是全世界。在一般青年，家庭也有籠罩他們的力量；他們大部分的性習都在家庭里養成，他們在家庭里最長久，所見所聞，自以家庭里為較親切，而對於家庭以外，就不免疏隔了！疏隔就不關心了！這種青年，群覺是有的，但太狹了，太束縛定了，不能遂其自然的發展。現在要轉移他們已成的性習，使他們注意於大群的生活，這自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還有，我前面提起過，我們的社會太散漫了，太沒有活力了，也不能示範於青年人，使他們有所觀感；那麼，我們現在施行群育，是要無中生有的創作起來的，這自然要很大的力量了！群育本來是不容易的，在現在的中國，尤其是難上加難！
群性原是一種本能，人人都具有；群覺卻因人而異，有廣狹深淺之分。群育的目的，便是要培養一種深而廣的群覺，替代那淺而狹的。在提倡群育之前，一般學校里的德育往往偏重個體的修養，對於群體，只消極的求大家能守那靜的秩序而已；群體的機能的發展，是不曾顧着的。那時學校的辦事人，百凡以“只求無事”
為主，學生的動，他們是最怕的；他們以為一動就不穩了。他們不重群體發展的結果，是很明白的；個體也得不着正當的發展，所保存的，只是一些德育之形式而已。須知群體沒有好好的發展，無論如何美麗的信條或嚴厲的教訓，對於個體，都不能發生多大效力的！而且學校原來就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只是具體而微的群體，只是預備的社會！惟其學校就是社會，所以群育是一日不可無的，而非專為“將來”應用計；惟其學校就是社會，所以群育須在群的生活里直接體驗，而非紙上談兵，可以了事。但我們雖大吹大擂的抬出群育的名字，群育卻實在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群育的意義，只是要叫大家知道並且覺得兩件事：一，在社會中做事的方法，必如何才最有效率？二，在社會中對人的態度，必如何才最能相安？只是要叫大家知道並且覺得：做事的第一要義，須忠實而有條理；做人的第一要義，須誠懇而富同情。有了這兩個信條，才能有細密的組織和健全的活動力，才能有非群眾的社會，才能有充實的，進步的團體生活。
我現在所要論的，是中等學校的群育，是中等學校的團體生活，我說的是中等學“校”的生活，並非只是中等學“生”的生活。這裏我有一個意思：我很懷疑，一個學校應該是一個團體，而現在的學校卻總是“一而二”，教職員與學生儼然為對峙的兩個部分！因此造成了許多隔膜，誤會，是不用說的！在中等學校，差不多都是這種情形。我以為這是群育上一個根本的癥結；不除了它，群育是無從講起，行起的！因為教職員本居於指導的地位，現在卻和學生分了家，還有什麼指導可言？就是要去指導，自己在學生外面，不明學生生活的真相，又何從措手呢？又何能得着實效，幫助學生生活的進展呢？所以我說中等學“校”的生活，就是說師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生活。這實是群育的第一義。現在談教育的，只知所教育的是學生，自己是施教育的人———自己是無須受教育的了。其實這是錯的：世界上何嘗有完人？自己教育是要終身以之的；隨時改善自己，隨地改善自己，這都是教育了。至於“教育者”，自己受教育的機會更加多些；古語所謂“教學相長”，便是這種意思。談到群育，也正須如此。現在中等學校的教職員，據我所知，也正和學生一樣，並沒有深而廣的群覺，並沒有堅強的團體生活的習慣和能力。他們自己先是一盤散沙，如何能粘合學生，呵成一氣呢？我是不贊成教職員與學生分家的；但我卻相信，必須教職員先自能團結，然後才能使學生們與他們團結的。關於這一點，我想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法；我只有兩個希望：一，中學校聘請教職員，應該慎重，應該特別著眼於“志同道合”———“對於教育有信仰”———這一點上。二，我們教職員應該看了學校里散漫的情形而自覺，尤其應該看了學生散漫的情形而自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培養自己的團體生活的習慣和能力，自己聯合起來，再去與學生聯合起來；這樣，學校便成了有生機的一個團體了。這第二個希望是尤其重要的！
中等學校學生的團體生活怎樣呢？我且分層來說。說學生們完全沒有團體生活，自然是不對的。他們上課，吃飯……都是在團體生活的形式內的。便除了這些形式，他們也還有許多團體生活，只是效率極小罷了。第一，他們有自然的群，或因鄉誼而結合，或因友誼而結合，往往是頗強固的；而前者為尤多。但這種群不是有意的結合，只是自然的安排，所以是不自覺的。這種群沒有一定的計劃和目標，也沒有顯明的效率。所做的事，大抵是談天，散步，聚食，遊戲，以及通通有無之類，如是而已；至於研究學問，辦理事務，是絕無僅有的！而這種群又帶有排斥性，只少數人各自結合，對於此外的人，一例漠視或歧視；本省省立各校常常鬧什麼縣界，有時連教職員也牽纏在內，波譎雲詭，綿綿無已，甚至釀成風潮，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因友誼而結合的自然群，影響卻沒有如此之大；但以親疏不同，也容易與其外的人誤會，妒爭，甚至各分門戶，以私情妨害公誼。所以這種群在群育上積極的價值很少，消極的害處倒很多。遏抑自然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只當因勢利導，使成為自覺的，有計劃的，併當擴充範圍，使不以私情的聯絡為限———如研究學問，可以多少減除些我見；辦理公共事務亦然———這樣，慢慢可以去掉狹隘偏私之見，使之純化。
第二，中等學校的學生也有一種大規模的組織，便是學生自治會。這是“五四”運動以後才有的。這自然是一個好氣象，學生知道自己的責任了，能為自己努力了！但據我所知，自治會成績好的卻極少！“五四”的時候，學生團結起來，參預政治及一般社會的事，收穫了很優的結果；但“五四”以後，他們回過頭來，參預自己的事，卻反覺艱難了。幹事的操縱，權限的濫用———有些自治會並不重自治，卻重在治人，治學校辦事人———是常有的事，而紛爭，怠惰之習的養成，更比比皆是。大抵有能力的學生便從事於妒爭與握權，沒有能力的學生便滋長他們的惰性；兩者皆借自治會之名而行，結果卻同床而異夢，仍然是散沙的局面！為什麼“五四”之時如彼，“五四”之後卻又如此呢？我想“五四”運動是全國合力以行的，風聲所播，莫有二言，所以成事較易。其所以能至此，則又因目標甚大，又是破題兒第一遭，群眾感情，一時奮興，如火之燎原，不可復遏，於是任情而行，不計利害。所以嚴格的說，這次運動實多含群眾性，而非全是有計劃的。自治會便不同了，範圍只有一校，目標又小，卻又不是暫時的事；得有詳密的永久的計劃才行，得有長期的忍耐與努力才行。而一班中等學校學生，從未受過團體生活的訓練，驟然與這種大規模的制度———制度與運動不同———交手，自然不能措置裕如，而呈“尾大不掉”之狀了。他們何嘗沒有詳明的計劃？但大部分是些不能兌現的計劃！他們沒有普遍的不斷的努力！總之，他們並不覺得自治會“真”是他們自己的，“真”是他們自己所必需的！這並不是自治會制度的不好；這是他們不會運用！
我以為這種大規模的團體生活，有其存在的價值；但總須以自由組織的小團體為基礎，才能有效。這層容後面再論。
在自治會之前，還有一種校友會制度，總算是師生合作的。但連已去職的教職員和已畢業的學生包括在內，規模是更大了！這些已離校的人，是分明不能負責的；在校的人受了這個暗示，也不免減輕了責任心。師生合作原是很好的事；但因彼此不願負責，所以也是徒存形式，並無實際。總之，在現在的中等學校里，校友會的目標實在覺得太大了，又太空了，便是在校的人也以為這不過是照例應有的東西，責任是很遠的，可有可無的，比自治會又隔一層，決不曾有人覺着它是自己的東西！自治會沒有小團體作基礎，尚且不能應用，校友會更不用說了。但並非這制度的不好，也是顯然的。
在自治會之後，有我們校里的協治會的制度。“協治”的意思，就是師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意思。這沒有自治會的偏枯，沒有校友會的空廓，自然是較好的辦法。但行了好久，雖有些成績，總是很少。最苦的是學生對於這個會，也是沒有愛！他們並不曾覺着自己的責任，並不曾覺着這個會是自己的；和別校學生對於自治會或校友會一樣！凡做一事，總須教師們督着；沒有人督着，就沒有人管了！這樣，教師們負的責任未免太重，而且趣味也要減少；實不合於協治的本旨。這種情形的原因，最重要的我想還是不曾有小團體的訓練的緣故。
第三，我且來談談自由組織的小團體。杜威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曾說及發展民治的方法，內中有一條是“私人自由組織的團體之發達”。他說：美國民族有一種特別性質，就是私人結會的眾多。從小孩子到老年人，從小學到大學，從極瑣屑的宗旨到極重大的主張，從“舊郵票收集會”到“國際聯盟會”：———沒有沒有會的。這些無數的結會，乃是民治國家各分子之間的一種絕妙粘土。這種私人自由結會的團體，有兩層大功用：（1）養成國民組織能力……（2）這種私人的自由組織往往是改良社會政治先鋒。……
杜威說的是民治的國家；但我想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到中等學校的生活。在現在中等學校里實施群育，要有良好的團體生活，第一要能夠“細大不捐”。從前的教育者能見其大，而未能見其細，所以不能得着健全的團體的發展。我們現在當使學校里有許多許多教師組織的，學生組織的，教師學生共同組織的，自由的小團體，為大團體的基礎，為團體生活的基礎。這種小團體不必有什麼偉大的目的，只須是一種共同的生活，便可為組織的核心。而且這種小團體，也不必一定很長久的，須看所持目的的性質如何；非協治會等大團體有永久的性質可比。現在學校里組織團體，大概總將“研究學術，聯絡感情”標為宗旨。這八個字真成了老生常談了，真成了口頭禪了！但真正能夠做到這兩項中的一項的，有多少呢？十分之八九，只是拿來裝裝門面吧了！我的意思，研究學術，固然是很好，但組織團體，卻不一定是為了研究學術；非研究學術不能組織團體，實在是謬誤的信條；結果每個團體都名為研究學術，每個團體實在都不研究學術，這又何苦來呢？還有，學術的範圍是極廣泛的，籠籠統統的說研究，究竟從何處下手，又怎樣下手呢？下手的方法不曾曉得，還能研究什麼？至於聯絡感情一句話，因無具體的目的可以從事，因無具體的事可做，大家接觸的機會極少———除了開什麼討論章程會時囂囂一番，開什麼照例的常會時默默一番之外，大家是沒有彼此剖示心懷，解說性格的機會的！———所以也是只說而不行的。這樣的團體自然難有效率了！我說的小團體，都要以具體的事為目的，而不以學術為限。我們可以共同去遠足；我們可以共同去聚餐；我們可以共同練習英語；我們可以共同練習音樂；我們可以共同去寫生；我們可以共同去演戲；我們可以共同去買書，大家各買不同的書，共同觀看；我們可以共同去讀書，大家同讀一部書。或各讀一部書，共同討論或交互報告；……諸如此類，多多益善！這種團體以“事”為主，不以“人”為主，所以可久可暫，可合可分；凡事大家商量，不必有什麼規則，章程。譬如遠足，聚餐等事，原是一時的，不必說了；就是練習英語，共同讀書，也可一單元一單元的做去。一單元完了，可以另行組織或解散。如共讀一本書，讀畢之後，再讀他書亦可，另做別事亦可；彼此分開，另組新團體亦可。只是在一單元完畢之前，卻不能自由分散。我想這一點限制總要有的；若說連這一點忍耐都沒有，我想是不至於的。況且還有教師的勸導和同學的慫恿呢。說到教師的勸導，這是最要緊的。這種勸導應該就是參預，並非從外遙控。組織團體究竟比散漫的生活要麻煩些，若無教師的誘掖，學生自己也許很懶得去做的。教師應該常常造出機會來，造出困難來，使學生覺着有組織團體之必要與可能。這時教師即參加在內，共同進行，隨時指示適當的方法。平常學生團體容易有界域，而以鄉誼友誼自封；教師應該使平常不多接觸的人，有合作的機會，使他們彼此認識，彼此了解，不致永為路人。這種小團體並不要固定，變化愈多愈好。這種小團體也有三層好處：（1）養成學生組織能力於不知不覺之中———從極簡單切近處下手。（2）養成運用大規模組織之能力。（3）有緊要的事臨時發生，可從容應付，不至張皇失措。———關於這種小組織，本校前曾有過“黃昏音樂會”，成績是很好的；正是一個有力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