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朱光潛美是一生的修行》（6）
第二十四章《朱光潛美是一生的修行》（6）
成長的態度
“條條大路通羅馬”，實現人生和改良社會都不必只有一條路徑可走。
每個人所走的路應該由他自己審度自然條件和環境需要，逐漸摸索出來，只要肯走，遲早總可以走到目的地。
無論你走哪一條路，你都必定立定志向要做人。
談中學生與社會運動
朋友：
第一信曾談到，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和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危險。這個問題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以再拿它來和你商量商量。
你還記得葉楚槍先生的演講吧？他說，如今中國在學者只言學，在工者只言工，在什麼者只言什麼，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在國言國的人，而國事之糟，遂無人過問。葉先生在這裏只主張在學者應言國，卻未明言在國亦必言學。惲代英先生更進一步說，中國從孔孟二先生以後，讀過二千幾百年的書，講過二千幾百年的道德，仍然無補國事，所以讀書講道德無用，一切青年都必須加入戰線去革命。這是一派的主張。
同時你也許見過前幾年的上海大同大學的章程，裏面有一條大書特書：“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這並不是大同大學的特有論調，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鋪里，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現大家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因為這是可以深憂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頓學風！”
這又是一派的主張。
葉、惲諸先生們是替某黨宣傳的。你知道我無黨籍，而卻深信中國想達民治必經黨治。所以我如果批評葉、惲二先生，非別有用意，乃責備賢者，他們在青年中物望所系，出言不慎，便不免貽害無窮。比方葉先生的話就有許多語病。國家是人民組合體，在學者能言學，在工者能言工，在什麼者能言什麼，合而言之，就是在國言國。如今中國弊端就在在學者不言學，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拋棄分內事而空談愛國。結果學廢工弛，而國也就不能救好，這是顯然的事實。惲先生從中國歷史證明讀書無用，也頗令人懷疑。法國革命單是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功勞，而盧梭、伏爾泰沒有影響嗎？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實現。辛亥革命還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
中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誘勸人“類我類我”！
比方我喜歡談國事，就藐視你讀書；你歡喜讀書，就藐視我談國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成鬧台戲。要撐起中國場面，也要生旦凈丑角俱全。我們對於鼓吹青年都拋開書本去談革命的人，固不敢贊同，而對於懸參與愛國運動為厲禁的學校也覺得未免矯枉過正。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會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裏，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着學生去干預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國，又另有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督政府，也並不算越職。總而言之，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妥的座右銘。
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着社會運動家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罷？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裏摩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鬨而散。住在租界談革命的人不也是這樣空擺威風么？
五四以來，種種運動只在外交方面稍生微力。但是你如果把這點微力看得了不得的重要，那你就未免自欺。“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侮”的成分一日不減絕，你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你應該回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看看政府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看看人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民。向外人爭“臉”固然要緊；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記你自己的家醜！
家醜如何洗得清？我從前想，要改造中國，應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體，近來覺得這種見解不甚精當，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所以整頓中國，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須得同時並進。不過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家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細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
我記得在香港聽孫中山先生談他當初何以想起革命的故事。
他少年時在香港學醫，歡喜在外面散步，他覺得香港街道既那樣整潔，他香山縣的街道就不應該那樣污穢。他回到香山縣，就親自去打掃，後來居然把他們門前的街道打掃乾淨了。他因而想到一切社會上的污濁，都應該可以如此清理。這才是真正革命家！別人不管，我自己只能做小事。別人鼓吹普及教育，我只提起粉筆誠誠懇懇的當一個中小學教員；別人提倡國貨，我只能穿起土布衣到鄉下去辦一個小工廠；別人喊打倒軍閥，我只能苦勸我的表兄不為非作歹；別人發電報攻擊賄選，吾儕小人，發電報也沒有人理會，我只能集合同志出死力和地方紳士奮鬥，不叫買票賣票的事在我自己鄉里發生。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我不敢說別人做的不如我做的重要。但是別人如果定要拉我丟開這些末節去談革命，我只能敬謝不敏（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裏那位少年虛無黨臨死時所說的話，最使我感動，可惜書不在身旁，不能抄譯給你看，你自己尋去吧）。
總而言之，到民間去！要到民間去，先要把學生架子丟開。
我記得初進中學時，有一天穿着短衣出去散步，路上遇見一個老班同學，他立刻就豎起老班的喉嗓子問我：“你的長衫到哪裏去了？”教育尊嚴，哪有學生出門而不穿長衫子？街上人看見學生不穿長衣，還成什麼體統？我那時就逐漸覺得些學生的尊嚴了。有時提起籃子去買菜，也不免羞羞澀澀的，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根本改變。學生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御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么？
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處。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吞剝捐款聚賭宿娼的是否沒曾充過代表，赴國大會？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是否沒曾談過教育尊嚴？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是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覺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己！”
話又說長了，再見吧！
你的朋友孟實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天才與靈感
知道格律和模仿對於創造的關係，我們就可以知道天才和人力的關係了。
生來死去的人何只恆河沙數？真正的大詩人和大藝術家是在一口氣里就可以數得完的。何以同是人，有的能創造，有的不能創造呢？在一般人看，這全是由於天才的厚薄。他們以為藝術全是天才的表現，於是天才成為懶人的借口。聰明人說，我有天才，有天才何事不可為？用不着去下功夫。遲鈍人說，我沒有藝術的天才，就是下功夫也無益。於是藝術方面就無學問可談了。
“天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它自然有一部分得諸遺傳。有許多學者常歡喜替大創造家和大發明家理家譜，說莫扎特有幾代祖宗會音樂，達爾文的祖父也是生物學家，曹操一家出了幾個詩人。這種證據固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它決不能完全解釋天才。同父母的兄弟賢愚往往相差很遠。曹操的祖宗有什麼大成就呢？曹操的後裔又有什麼大成就呢？
天才自然也有一部分成於環境。假令莫扎特生在音階簡單、樂器拙陋的蒙昧民族中，也決不能作出許多複音的交響曲。“社會的遺產”是不可蔑視的。文藝批評家常歡喜說，偉大的人物都是他們的時代的驕子，藝術是時代和環境的產品。這話也有不盡然。同是一個時代而成就卻往往不同。英國在產生莎士比亞的時代和西班牙是一般隆盛，而當時西班牙並沒有產生偉大的作者。偉大的時代不一定能產生偉大的藝術。美國的獨立，法國的大革命在近代都是極重大的事件，而當時藝術卻卑卑不足高論。偉大的藝術也不必有偉大的時代做背景，席勒和歌德的時代，德國還是一個沒有統一的紛亂的國家。
我承認遺傳和環境的影響非常重大，但是我相信它們都不能完全解釋天才。在固定的遺傳和環境之下，個人還有努力的餘地。遺傳和環境對於人只是一個機會，一種本錢，至於能否利用這個機會，能否拿這筆本錢去做出生意來，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些人天資頗高而成就則平凡，他們好比有大本錢而沒有做出大生意；也有些人天資並不特異而成就則斐然可觀，他們好比拿小本錢而做出大生意。這中間的差別就在努力與不努力了。牛頓可以說是科學家中一個天才了，他常常說：“天才只是長久的耐苦。”這話雖似稍嫌過火，卻含有很深的真理。只有死功夫固然不盡能發明或創造，但是能發明創造者卻大半是下過死功夫來的。哲學中的康德、科學中的牛頓、雕刻圖畫中的米開朗琪羅、音樂中的貝多芬、書法中的王羲之、詩中的杜工部，這些實例已經夠證明人力的重要，又何必多舉呢？
最容易顯出天才的地方是靈感。我們只須就靈感研究一番，就可以見出天才的完成不可無人力了。
杜工部嘗自道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所謂“靈感”就是杜工部所說的“神”，“讀書破萬卷”是功夫，“下筆如有神”是靈感。據杜工部的經驗看，靈感是從功夫出來的。
如果我們借心理學的幫助來分析靈感，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靈感有三個特徵：
一、它是突如其來的，出於作者自己意料之外的。根據靈感的作品大半來得極快。從表面看，我們尋不出預備的痕迹。
作者絲毫不費心血，意象湧上心頭時，他只要信筆疾書。有時作品已經創造成功了，他自己才知道無意中又成了一件作品。
歌德著《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經過，便是如此。據他自己說，他有一天聽到一位少年失戀自殺的消息，突然間彷彿見到一道光在眼前閃過，立刻就想出全書的框架。他費兩個星期的工夫一口氣把它寫成。在復看原稿時，他自己很驚訝，沒有費力就寫成一本書，告訴人說：“這部小冊子好像是一個患睡行症者在夢中作成的。”
二、它是不由自主的，有時苦心搜索而不能得的偶然在無意之中湧上心頭。希望它來時它偏不來，不希望它來時它卻驀然出現。法國音樂家柏遼茲有一次替一首詩作樂譜，全詩都譜成了，只有收尾一句（“可憐的兵士，我終於要再見法蘭西！”）無法可譜。他再三思索，不能想出一段樂調來傳達這句詩的情思，終於把它擱起。兩年之後，他到羅馬去玩，失足落水，爬起來時口裏所唱的樂調，恰是兩年前所再三思索而不能得的。
三、它也是突如其去的，練習作詩文的人大半都知道“敗興”的味道。“興”也就是靈感。詩文和一切藝術一樣都宜於乘興會來時下手。興會一來，思致自然滔滔不絕。沒有興會時寫一句極平常的話倒比寫什麼還難。興會來時最忌外擾。本來文思正在源源而來，外面狗叫一聲，或是墨水猛然打倒了，便會把思路打斷。斷了之後就想盡方法也接不上來。謝無逸問潘大臨近來作詩沒有，潘大臨回答說：“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這是“敗興”的最好的例子。
靈感既然是突如其來，突然而去，不由自主，那不就無法可以用人力來解釋么？從前人大半以為靈感非人力，以為它是神靈的感動和啟示。在靈感之中，彷彿有神靈憑附作者的軀體，暗中驅遣他的手腕，他只是坐享其成。但是從近代心理學發現潛意識活動之後，這種神秘的解釋就不能成立了。
什麼叫做“潛意識”呢？我們的心理活動不儘是自己所能覺到的。自己的意識所不能察覺到的心理活動就屬於潛意識。
潛意識既不能察覺到，我們何以知道它存在呢？變態心理中有許多事實可以為憑。比如說催眠，受催眠者可以談話、做事、寫文章、做數學題，但是醒過來后對於催眠狀態中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往往完全不知道。此外還有許多精神病人現出“兩重人格”。例如一個人乘火車在半途跌下，把原來的經驗完全忘記，換過姓名在附近鎮市上做了幾個月的買賣。有一天他忽然醒過來，發現身邊事物都是不認識的，才自疑何以走到這麼一個地方。旁人告訴他說他在那裏開過幾個月的店，他絕對不肯相信。心理學家根據許多類似事實，斷定人於意識之外又有潛意識，在潛意識中也可以運用意志、思想，受催眠者和精神病人便是如此。在通常健全心理中，意識壓倒潛意識，只讓它在暗中活動。在變態心理中，意識和潛意識交替來去。它們完全分裂開來，意識活動時潛意識便沉下去，潛意識湧現時，便把意識淹沒。
靈感就是在潛意識中醞釀成的情思猛然湧現於意識，它好比伏兵，在未開火之前，只是鴉雀無聲地準備，號令一發，它乘其不備地發動總攻擊，一鼓而下敵。在沒有偵探清楚的敵人（意識）看，它好比周亞夫將兵從天而至一樣。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拿一件淺近的事實來說明。我們在初練習寫字時，天天覺得自己在進步，過幾個月之後，進步就猛然停頓起來，覺得字越寫越壞。但是再過些時候，自己又猛然覺得進步。進步之後又停頓，停頓之後又進步，如此輾轉幾次，字才寫得好。學別的技藝也是如此。據心理學家的實驗，在進步停頓時，你如果索性不練習，把它丟開去做旁的事，過些時候再起手來寫，字仍然比停頓以前較進步。這是什麼道理呢？就因為在意識中思索的東西應該讓它在潛意識中醞釀一些時候才會成熟。功夫沒有錯用的，你自己以為勞而不獲，但是你在潛意識中實在仍然於無形中收效果。所以心理學家有“夏天學溜冰，冬天學泅水”
的說法。溜冰本來是在前一個冬天練習的，今年夏天你雖然是在做旁的事，沒有想到溜冰，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卻恰在這個不溜冰的時節暗裏培養成功。一切腦的工作也是如此。
靈感是潛意識中的工作在意識中的收穫。它雖是突如其來，卻不是毫無準備。法國大數學家彭加勒常說他的關於數學的發明大半是在街頭閑逛時無意中得來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人向來沒有在數學上用功夫，猛然在街頭閑逛時發明數學上的重要原則。在羅馬落水的如果不是素習音樂的柏遼茲，跳出水時也決不會隨口唱出一曲樂調。他的樂調是費過兩年的潛意識醞釀的。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兩句詩是至理名言了。不過靈感的培養並不必限於讀書。人只要留心，處處都是學問。藝術家往往在他的藝術範圍之外下功夫，在別種藝術之中玩索得一種意象，讓它沉在潛意識裏去醞釀一番，然後再用他的本行藝術的媒介把它翻譯出來。吳道子生平得意的作品為洛陽天宮寺的神鬼，他在下筆之前，先請斐曼舞劍一回給他看，在劍法中得着筆意。張旭是唐朝的草書大家，他嘗自道經驗說：“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后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王羲之的書法相傳是從看鵝掌撥水得來的。法國大雕刻家羅丹也說道：“你問我在什麼地方學來的雕刻了在深林里看樹，在路上看雲，在雕刻室里研究模型學來的。
我在到處學，只是不在學校里。”
從這些實例看，我們可知各門藝術的意象都可觸類旁通。
書畫家可以從劍的飛舞或鵝掌的撥動之中得到一種特殊的筋肉感覺來助筆力，可以得到一種特殊的胸襟來增進書畫的神韻和氣勢。推廣一點說，凡是藝術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範圍之內用功夫，須處處留心玩索，才有深厚的修養。魚躍鳶飛，風起水涌，以至於一塵之微，當其接觸感官時我們雖常不自覺其在心靈中可生若何影響，但是到揮毫運斤時，他們都會涌到手腕上來，在無形中驅遣它，左右它。在作品的外表上我們雖不必看出這些意象的痕迹，但是一筆一劃之中都潛寓它們的神韻和氣魄。這樣意象的蘊蓄便是靈感的培養。它們在潛意識中好比桑葉到了蠶腹，經過一番咀嚼組織而成絲，絲雖然已不是桑葉而卻是從桑葉變來的。
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我學國文，走過許多迂迴的路，受過極舊的和極新的影響。
如果用自然科學家解剖形態和窮究發展的方法將這過程做一番檢討，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十五歲左右才進小學，以前所受的都是私塾教育。從六歲起讀書，一直到進小學，我沒有從過師，我的惟一的老師就是我的父親。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親處在八股文和經義策論交替的時代。他們讀什麼書，也就希望我讀什麼書。
應付科舉的一套家當委實可憐，四書五經綱鑒、唐宋八大家文選、古唐詩選之外就幾乎全是闈墨制義。五經之中，我幼時全讀的只是《書經》《左傳》。《詩經》我沒有正式地讀。家塾里有人常在讀，我聽了多遍，就能成誦大半。於今我記得最熟的經書，除《論語》外，就是聽會的一套《詩經》。我因此想到韻文入人之深，同時讀書用目有時不如用耳。私塾的讀書程序是先背誦后講解。在“開講”時，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讀成誦，一句一句地在舌頭上滾將下去，還拉一點腔調，在兒童時卻是一件樂事。這早年讀經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罵過，平心而論，其中也不完全無道理。我現在所記的書大半還是兒時背誦過的，當時雖不甚了了，現在回憶起來，不斷地有新領悟，其中意味確是深長。
父親有些受過學校教育的朋友，教我的方法多少受了新潮流的影響。我“動筆”時，他沒有叫我做破題起講，只教我做日記。他先告訴我日間某事可記，並且指示怎樣記法，記好了，他隨看隨改，隨時講給我聽。有一次我還記得很清楚，宅旁發現一個古墓，掘出兩個瓦瓶，父親和伯父斷定它們是漢朝的古物（他們的考古知識我無從保證），把它們洗乾淨，供在香爐前的條几上，兩人磋商了一整天，做了一篇“古文”的記，用紅紙楷書恭寫，貼在瓶子上面。伯父提議讓我也寫一篇，父親說：“他！還早呢。”言下大有鄙夷之意。我當時對於文字起了一種神秘意識，彷彿此事非同小可，同時也渴望有一天能夠得上記古瓶。
日記能記到一兩百字時，父親就開始叫我做策論經義，當時科舉已廢除，他還傳給我這一套應付科舉的把戲，無非是“率由舊章”，以為讀書人原就應該弄這一套。現在的讀者恐怕對這些名目已很茫然，似有略加解釋的必要。所謂“經義”，是在經書中挑一兩句做題目，就抱着那題目發揮成一篇文章，例如題目是“知恥近乎勇”，你就說明知恥何以近乎勇，“恥”與“勇”須得一番解釋，“近乎”二字更大有文章可做。所謂“策”
是在時事中挑一個問題，讓你出一個主意，例如題目是“肅清匪患”，你就條陳幾個辦法，並且詳述利弊，顯出你有經邦濟世的本領。所謂“論”就是議論是非長短，或是評衡人物，劉邦和項羽究竟哪一個高明，或是判斷史事，孫權究竟該不該籠絡曹操。做這幾類文章，你都要說理，所說的儘管是歪理，只要能自圓其說，歪也無妨。翻案文章往往見得獨出心裁。這類文章有它們的傳統的作法。開頭要一個帽子，從廣泛的大道理說起，逐漸引到本題，發揮一段意思，於是轉到一個“或者曰”
式的相反的議論，把它駁倒，然後作一個結束。這就是所謂“起承轉合”。這類文章沒有什麼文學價值，人人都知道。但是當作一種寫作訓練看，它也不是完全無用。在它的窄狹範圍內，如果路走得不錯，它可以啟發思想，它的形式儘管呆板，它究竟有一個形式。我從十歲左右起到二十歲左右止，前後至少有十年的光陰都費在這種議論文上面。這訓練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註定我的寫作的命運。我寫說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說得出，很難說的理我能用很淺的話說出來。這不能不歸功於幼年的訓練。但是就全盤計算，我自知得不償失。在應該發展想像力的年齡，我的空洞的頭腦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結果我的想像力變成極平凡，我把握不住一個有血有肉有光有熱的世界，在旁人腦里成為活躍的戲景畫境的，在我腦里都化為乾枯冷酷的理。我寫不出一篇過得去的描寫文，就吃虧在這一點。
我自幼就很歡喜讀書。家中可讀的書很少，而且父親向來不准我亂翻他的書箱。每逢他不在家，我就偷嘗他的禁果。我翻出儲同人評選的《史記》《戰國策》《國語》《西漢文》之類，隨便看了幾篇，就覺得其中趣味無窮。本來我在讀《左傳》，可是當作正經功課讀的《左傳》文章雖好，卻遠不如自己偷着看的《史記》《戰國策》那麼引人入勝。像《項羽本紀》那種長文章，我很早就熟讀成誦。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也有些地方使我很高興。父親沒有教我讀八股文，可是家裏的書大半是八股文，單是祖父手抄的就有好幾箱，到無書可讀時，連這角落裏我也鑽了進去。坦白地說，我頗覺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
它的佈置很勻稱完整，首尾條理線索很分明，在窄狹範圍與固定形式之中，翻來覆去，往往見出作者的匠心。我於今還記得一篇《止子路宿》，寫得真惟妙惟肖，入情入理。八股文之外，我還看了一些七雜八拉的東西，《試帖詩》《楹聯叢話》《廣治平略》《事類統論》《歷代名臣言行錄》《粵匪紀略》，以至於《驗方新編》、《麻衣相法》、《太上感應篇》和《牙牌起數》用的詞。家住在窮鄉僻壤，買書甚難。距家二三十里地有一個牛王集，每年清明前後附近幾縣農人都到此買賣牛馬。各種商人都來兜生意，省城書賈也來賣書籍文具。我有一個族兄每年都要到牛馬集買一批書回來，他的回來對於我是一個盛典。我羨慕他去牛王集的自由，尤其是有買書的自由。書買回來了，他很慷慨地借給我看。由於他的慷慨，我讀到《飲冰室文集》。
這部書對於我啟示一個新天地，我開始嚮往“新學”，我開始為《意大利三傑傳》的情緒所感動。作者那一種酣暢淋漓的文章對於那時的青年人真有極大的魔力，此後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熱烈的崇拜者。有一次報紙誤傳他在上海被難，我這個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裡為他傷心痛哭了一場。
也就從飲冰室的啟示，我開始對於小說戲劇發生興趣。父親向不准我看小說，家裏除一套《三國演義》以外，也別無所有。
但是《水滸傳》《紅樓夢》《琵琶記》《西廂記》幾種我終於在族兄處借來偷看過。因為讀這些書，我開始注意金聖嘆，“才子”、“情種”之類觀念開始在我腦里盤旋。總之，我幼時頭腦所裝下的書好比一個灰封塵跡的荒貨攤，大部分是破銅爛鐵，中間也夾雜有幾件較名貴的古董。由於這早年的習慣，我至今讀書不能專心守一個範圍，總愛東奔西竄，許多不同的東西令我同樣感覺興趣。
我在小學裏只住了一學期就跳進中學。中學教育對於我較深的影響是“古文”訓練。說來也很奇怪，我是桐城人，祖父和古文家吳摯甫先生有交誼，他所廩保的學生陳劍潭先生做古文也曾享一時盛名，可是我家裏從沒有染着一絲毫的古文派風氣。科舉囿人，於此可見一斑。進了中學，我才知道有桐城派古文這麼一回事。那時候我的文字已粗清通，年紀在同班中算是很小，特別受國文教員們賞識。學校里做文章的風氣確是很盛，考歷史地理可以做文章，考物理化學也還可以做文章，所以我到處佔便宜。教員們希望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鼓勵我做，我越做也就越起勁。讀品大半選自《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抄》。各種體裁我大半都試作過。那時我的摹仿性很強，學歐陽修、歸有光有時居然學得很像。學古文別無奧訣，只要熟讀范作多篇，頭腦里甚至筋肉里都浸潤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調，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態，等你下筆一搖，那些“骨力”“神韻”就自然而然地來了，你就變成一個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動作起來。桐城派古文曾博得“謬種”的稱呼。依我所知，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沒有，大毛病也不見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謹嚴典雅，它忌諱浮詞堆砌，它講究聲音節奏，它着重立言得體。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離不掉這幾個條件。它的惟一毛病是就文言文，內容有時不免空洞，以至謹嚴到乾枯，典雅到俗濫。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並不主張如此。
興趣既偏向國文，在中學畢業后我就決定升大學入國文系。
我很想進北京大學，因為路程遠，花費多，家貧無力供給，只好就近進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武昌待了一年光景，使我至今還留戀的只有洪山的紅菜薹，蛇山的梅花和江邊幾條大街上的舊書肆。至於學校卻使我大失所望，裏面國文教員還遠不如在中學教我的那些老師。那位以地理名家的系主任以冬烘學究而兼有海派學者的習氣，走的全是左道旁門，一面在靈學會裏扶乩請仙，一面在講台上提倡孔教，講書一味穿鑿附會，黑水變成黑海，流沙便是非洲沙漠。另外有一位教員講《孟子》，在每章中都發現一個文章義法，章章不同，這章是“開門見山”，那章是“一針見血”，另一章又是“撥繭抽絲”。一團烏煙瘴氣，弄得人啼笑皆非。我從此覺得一個人嫌惡文學上的低級趣味可以比嫌惡仇敵還更深入骨髓。我在武昌卻並非毫無所得，我開始發現世間有那麼多的書。其次，學校里有文字學一門功課，我規規矩矩地把段玉裁的《許氏說文解字注》從頭看到尾，約略窺見清朝小學家們治學的方法。
塞翁失馬，因禍可以得福。我到武昌是失着，但是我因此得到被遣送到香港大學的機會。這是我生平一個大轉機。假若沒有得到那個機會，說不定我現在還是冬烘學究。從那時到現在，二十餘年之中，我雖沒有完全丟開線裝書，大部分工夫卻花來學外國文，讀外國書。這對於我學中國文，讀中國書的影響很大，待下文再說，現在先說一個同樣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新文化運動”。大家都知道，這運動是對於傳統的文化、倫理、政治、文學各方面的全面攻擊。它的鼎盛期正當我在香港讀書的年代。那時我是處在怎樣一個局面呢？我是舊式教育培養起來的，腦里被舊式教育所灌輸的那些固定觀念全是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目標。好比一個商人，庫里藏着多年辛苦積蓄起來的一大堆鈔票，方自以為富足，一夜睡過來，滿市人都喧傳那些鈔票全不能兌現，一文不值。你想我心服不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話文一點於我更有切膚之痛。當時許多遺老遺少都和我處在同樣的境遇。他們咒罵過，我也跟着咒罵過。《新青年》發表的吳敬齋的那封信雖不是我寫的（天知道那是誰寫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靈！），卻大致能表現當時我的感想和情緒。但是我那時正開始研究西方學問。一點淺薄的科學訓練使我看出新文化運功是必需的，經過一番劇烈的內心衝突，我終於受了它的洗禮。我放棄了古文，開始做白話文，最初好比放小腳，裹布雖扯開，走起路來終有些不自在，後來小腳逐漸變成天足，用小腳曾走過路，改用天足特別顯得輕快，發現從前小腳走路的訓練工夫，也並不算完全白費。
文言白話之爭到於今似乎還沒有終結，我做過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就個人經驗來說，究竟哪一種比較好呢？把成見撇開，我可以說，文言和白話的分別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第一就寫作的難易說，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難，白話也並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說，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濫板滯，白話也並非天生地可以免除這些毛病。
第三，就表現力說，白話與文言各有所長，如果要寫得簡煉，有含蓄，富於伸縮性，宜於用文言；如果要寫得生動，直率，切合於現實生活，宜於用白話。這只是大體說，重要的關鍵在作者的技巧，兩種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裏都可運用自如。我並沒有發現某種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現，或者只有白話可表現。第四，就寫作技巧說，好文章的條件都是一樣，第一是要有話說，第二要把話說得好。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至枯澀，高華不至浮雜。文言文要好須如此，白話文要好也還須如此。話雖如此說，我大體上比較愛寫白話。
原因很簡單，語文的重要功用是傳達，傳達是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交際，必須作者說得痛快，讀者聽得痛快，傳達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為作者着想，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固不大，為讀者着想，白話確遠比文言方便。不過這裏我要補充一句：白話的定義很難下，如果它指大多數人日常所用的語言，它的字和辭都太貧乏，決不夠用。較好的白話文都不免要在文言裏面借字借詞，與日常流行的話語究竟有別。這就是說，白話沒有和文言嚴密分家的可能。本來語文都有歷史的賡續性，字與詞有部分的新陳代謝，決無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歡喜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我以為這話語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讀者們誤信只要會說話就會做文章，對於文字可以不研究，對於舊書可以一概不讀，這是為白話文作繭自縛。白話文必須繼承文言的遺產，才可以豐富，才可以着土生根。
因為有這個信念，我寫白話文，不忌諱在文言中借字借詞。
我覺得文言文的訓練對於寫白話文還大有幫助。但是我極力避免用文言文的造句法，和文言文所習用的虛字如“之乎者也”
之類。因為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空氣，白話文有白話文的空氣，除借字借詞之外，文白雜糅很難得諧和。俞平伯諸人的玩藝只可聊備一格，不可以為訓。我對於白話文，除着接收文言文的遺產一個信念以外，還另有一個信念，就是它需要適宜程度的歐化。我從略通外國文學，就時時考慮怎樣採取外國文學風格和文字組織的優點，來替中國文創造一種新風格和新組織。我寫白話文，除得力於文言文的底子以外，從外國文字訓練中也得了很不少的教訓。頭一點我要求合邏輯。一番話在未說以前，我必須把思想先弄清楚，自己先明白，才能讓讀者明白，糊裏糊塗地混過去，表面堂皇鏗鏘，骨子裏不知所云或是暗藏矛盾，這個毛病極易犯，我總是小心提防着它。我不敢說中國文人天生有這毛病，不過許多中國文人常犯這毛病卻是事實。我知道提防它，是得力於外國文字的訓練。我愛好法國人所推崇的明晰。第二點我要求合文法。文法本由習慣造成，各國語文都有它的習慣，就有它的文法。不過我們中國人對於文法向來不大研究，行文還求文從字順，說話就不免隨便。中國文法組織有兩個顯著的缺點。第一是缺乏邏輯性，一句話可以無主詞，“雖然”“但是”可以連着用。其次缺乏彈性，單句易寫，混合句與複合句不易寫，西文中含有“關係代名詞”的長句無法譯成中文，可以為證。我寫白話文，常盡量採用西文的文法和語句組織，雖然同時我也顧到中國文字的特性，不要文章露出生吞活剝的痕迹。第二點在造句佈局上我很注意聲音節奏。我要文字響亮而順口，流暢而不單調。古文本來就很講究這一點，不過古文的腔調必須哼才能見出，白話文的腔調哼不出來，必須念出來，所以古文的聲音節奏很難應用在白話文里。近代西方文章大半是用白話，所以它的聲音節奏的技巧和道理很可以為我們借鑒。這中間奧妙甚多，粗略地說，字的平仄單復，句的長短驕散，以及它們的錯綜配合都須得推敲。這事很難，成就距理想總是很遠。
我主張中文要有“適宜程度的”歐化，這就是說，歐化須有它的限度，它不應和本國的文字的特性相差太遠。有兩種過度的歐化我頗不贊成。第一種是生吞活剝地模仿西文語言組織。
這風氣倡自魯迅先生的直譯主義。“我遇見他在街上走”變成“我遇見他走在街上”，“園裏有一棵樹”變成“那裏有一棵樹在園裏”，如此等類的歪曲我以為不必要。第二種是堆砌形容詞和形容字句，把一句話拖得冗長臃腫。這在西文里本不是優點，許多作者偏想在這上面賣弄風姿，要顯出華麗豐富，他們不知道中文句字負不起那樣重載。為了這個問題，我和一位朋友吵過幾回嘴。我不反對文字的華麗，但是我不歡喜村婦施朱敷粉，以多為貴。
這牽涉到風格問題，“風格就是人格”。每個作者有他的特性，就有他的特殊風格。所以嚴格地說，風格不是可模仿的或普遍化的，每個作者如果在文學上能有特殊的成就，他必須成就一種他所獨有的風格。但是話雖如此說，他在成就獨有的風格的過程中，不能不受外來的影響。他所用的語言是大家所公用的，他所承受的精神遺產來源很久遠，他與他的環境的接觸影響到他的生活，就能影響到他的文章。他的風格的形成有他的特異點，也有他與許多人的共同點。如果把這共同點叫做類型，我們可以說，一時代的文學有它的類型的風格，一民族的文學也有它的類型的風格。這類型的風格對於個別作家的風格是一個基礎。文學需要“學”，原因就在此。像其它人類活動一樣，文藝離不開模仿，不模仿而能創造，那是無中生有，不可想像。許多作家的厄運在不學而求創造，也有許多作家的厄運在安心模仿而不求創造。安於模仿，類型的風格於是成為呆板形式，而模仿者只是拿這呆板形式來裝腔作勢，裝腔作勢與真正文藝毫無緣分。從歷史看，一個類型的風格到了相當時期以後，常易變成呆板形式供人裝腔作勢，要想它重新具有生命，必須有很大的新的力量來震撼它，滋潤它。這新的力量可以從過去另一時代來，如唐朝作家撇開六朝回到兩漢，十九世紀歐洲浪漫派撇開假古典時代回到中世紀，也可從另一民族來，如六朝時代接受佛典，英國莎士比亞時代接受意大利的文藝復興。
從整個的中國文學史看，中國文學的類型的風格到了唐宋以後不斷地在走下坡路，我們早已到了“文敝”的階段，個別作家如果株守故轍，雖有大力也無能為力。西方文化的東流，是中國文學復蘇的一個好機會。我們這一個時代的人所負的責任真重大，我們不應該錯過這機會。我以為中國文的歐化將來必須逐漸擴大，由語句組織擴大到風格。這事很不容易，有文學天才的人不一定有時間與精力研究西方文學，有時間精力研究西方文學的人也不一定有文學天才。假如我有許多年青作家的資稟，再加上豐富的生活經驗，也許多少可以實現我的願望。無如天註定了我資稟平凡，註定了我早年受做時文的教育，又註定了我奔波勞碌，不得一刻閑，一切願望於是成為苦惱。
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一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所觸藉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獨到的風格，世間也只有這種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除着這個基點以外，如果還另有什麼資稟使文人成為文人的話，依我想，那就只有兩種敏感。一種是對於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樂可以變成自己的哀樂，事事物物的奧妙可以變成自己的奧妙。“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
有了這種境界，自然也就有同情，就有想像，就有澈悟。其次是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語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濫的貨幣，可是每個字在每一個地位有它的特殊價值，絲毫增損不得，絲毫搬動不得。許多人在這上面苟且敷衍，得過且過，對於語言文字有敏感的人便覺得這是一種罪過，發生嫌憎。只有這種人才能有所謂“藝術上的良心”，也只有這種人才能真正創造文學，欣賞文學。詩人濟慈說：“看一個好句如一個愛人。”在戀愛中除着戀愛以外，一切都無足輕重；在文藝活動中，除着字句的恰當選擇與安排以外，也一切都無足輕重。在那一刻中（無論是戀愛或是創作文藝），全世界就只有我所經心的那一點真實，其餘都是虛幻。在這兩種敏感之中，對於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種。古今有許多哲人和神秘主義的宗教家不願用文字泄露他們的敏感，像柏拉圖所說的，他們寧願在詩里過生活，不願意寫詩。世間也有許多匹夫匹婦在幸運的時會中偶然發現生死是一件沉痛的事，或是牆角一片陰影是一幅美妙的景象，可是他們無法用語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觸說出來，或是說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文人的本領不只在見得到，尤其在說得出。說得出，必須說得“恰到好處”，這需要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有這敏感，他才能找到恰好的字，給他一個恰好的安排。
人生世相的敏感和語言文字的敏感都大半是天生的，人力也可培養成幾分。我在這兩方面得之於天的異常稀薄，然而我對於人生世相有相當的了悟，運用語言文字也有相當的把握。
雖然是自己達不到的境界，我有時也能欣賞，這大半是辛苦訓練的結果。我從許多哲人和詩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時能學屈原、杜甫的執着，有時能學莊周、列禦寇的徜徉凌虛，莎士比亞教會我在悲痛中見出莊嚴，莫里哀教會我在乖訛醜陋中見出雋妙，陶潛和華茲華斯引我到自然的勝境，近代小說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徑幽室。我能感傷也能冷靜，能認真也能超脫。
能應俗隨時，也能潛藏非塵世的丘壑。文藝的珍貴的雨露浸潤到我的靈魂至深處，我是一個再造過的人，創造主就是我自己。
但是，天，我能再造自己，我不能把接收過來的世界再造成一世界。莪菲麗雅問哈姆雷特讀什麼，他回答說：“字，字，字！”
我一生都在“字”上做工夫，到現在還只能用“字”來做這世界裏面的日常交易，再造另一世界所需要的“字”常是沒到手就滑了去。聖約翰說：“太初有字，字和上帝在一起，字就是上帝。”我能了解字的威權，可是我常懾服在它的威權之下。原來它是和上帝在一起的。
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給現代中國青年
我在大學裏教書，前後恰已十年，年年看見大批的學生進來，大批的學生出去。這大批學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數，英俊有為者亦復不少。我們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訓練出來，到畢業之後，他們變成什麼樣的人，做出什樣的事呢？他們大半被一個共同的命運註定。有官做官，無官教書。就了職業就困於職業，正當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陰，人事的應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陰。他們所學的原來就不很堅實，能力不夠，自然做不出什麼真正事業來。時間和環境又不容許他們繼續研究，不久他們原有的那一點淺薄學問也就逐漸荒疏，終身只在忙“餬口”。這樣一來，他們的個人生命就平平凡凡地溜過去，國家的文化學術和一切事業也就無從發展。還有一部分人因為生活的壓迫和惡勢力的引誘，由很可有為的青年腐化為土豪劣紳或貪官污吏，把原來讀書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換過，為非作歹，恬不知恥，使社會上頹風惡習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哪裏呢？
想到這點，我感覺到很煩悶。就個人設想，像我這樣教書的人把生命斷送在粉筆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幾個人才出來，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復一年地見到出學校門的學生們都朝一條平凡而暗淡的路徑走，毫無補於文化的進展和社會的改善。這種生活有何意義？豈不是自誤誤人？其次，就國家民族的設想，在這嚴重的關頭，性格已固定的一輩子人似已無大希望，可希望的只有少年英俊，國家耗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來培養成千成萬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們將來能擔負國家民族的重任，而結果他們仍隨着前一輩子人的覆轍走，前途豈不很暗淡？
青年們常歡喜把社會一切毛病歸咎於站在台上的人們，其實在台上的人們也還是受過同樣的教育，經過同樣的青年階段，他們也曾同樣地埋怨過前一輩子人。由此類推，到我們這一輩子青年們上台時，很可能地仍為下一輩子青年們不滿。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變成屈服於事實而拋棄理想的墮落者。章宗祥領導過留日青年，打過媚敵辱國的蔡鈞，而這位章宗祥後來做了外交部長，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汪精衛投過炸彈，坐過牢，做過幾十年的革命工作，而這位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漢奸的領袖。許多青年們雖然沒有走到這個極端，但投身社會之後，投降於惡勢力的實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很可傷心的現象。社會變來變去，而組成社會的人變相沒有變質，社會就不會徹底地變好。這五六十年來我們天天在講教育，教育對於人的質料似乎沒有發生很好的影響。這一輩子人睜着眼睛蹈前一輩子人的覆轍，下一輩子人仍然睜着眼睛蹈這一輩子人的覆轍，如此循環輾轉，一報還一報，“長夜漫漫何時旦”呢？
社會所屬望最殷的青年們，這事實和問題是值得鄭重考慮的！時光向前疾駛，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轉眼青年便變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許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厄運。這厄運是一部悲慘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懸一個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會；第二部是發現理想與事實的衝突，意志與社會惡勢力相持不下；第三部便是理想消滅，意志向事實投降，沒有改革社會，反被社會腐化。給它們一個簡題，這是“追求”、“彷徨”
和“墮落”。
青年們，這是一條死路。在你們的天真爛漫的頭腦里，它的危險性也許還沒有得到深切的了解，你們或許以為自己決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們沒有徹底的覺悟，不拿出強毅的意志力，不下堅苦卓絕的工夫，不作腳踏實地的準備，你們是不成問題地仍走上這條路。數十年之後，你們的生命和理想都毀滅了，社會腐敗依然如故，又換了一批像你們一樣的青年來，仍是改革不了社會。朋友們，我是過來人，這條路的可怕我並沒有誇張，那是絕對不能再走的啊！
耶穌宣傳他的福音，說只要普天眾生轉一個念頭，把心地洗乾淨，一以仁愛為懷，人世就可立成天國。這理想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可是也深刻到不能再深刻。極簡單的往往是正途大道，因為易為人所忽略，也往往最不易實現。本來是很容易的事而變成最難實現的，這全由於人的愚蠢、怯懦和懶惰。世間事之難就難在人們不知道或是不能夠轉一個念頭，或是轉了念頭而沒有力量堅持到底。幸福的世界裏決沒有愚蠢者、怯懦者和懶惰者的地位。你要合理地生存，你就要有覺悟、有決心、有奮鬥的精神和能力。
“知難行易”，這覺悟一個起點是我們青年所最缺乏的。大家都似在鼓裏過日子，閉着眼睛醉生夢死，放棄人類最珍貴的清醒的理性，降落到豬豚一般隨人飼養，隨人宰割。世間寧有這樣痛心的事！青年們，目前只有一樁大事——覺悟——徹底地覺悟！你們正在做夢，需要一個晴天霹靂把你們震醒，把“覺悟”兩字震到你們的耳里去。
“條條大路通羅馬”，實現人生和改良社會都不必只有一條路徑可走。每個人所走的路應該由他自己審度自然條件和環境需要，逐漸摸索出來，只要肯走，遲早總可以走到目的地。無論你走哪一條路，你都必定立定志向要做人；做現代的中國人，你必須有幾個基本的認識。
一、時代的認識——人類社會進化逃不掉自然律。關於進化的自然律，科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依達爾文派學者，生物常在生存競爭中，最適者生存，不適者即歸淘汰。依克魯泡特金，社會的維持和發展全靠各分子能分工互助，互助也是本於天性。這兩種相反的主張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國際政治理想。一種理想是擁護戰爭，生存既是一種競爭，而在競爭中又只有最適者可生存，則造就最適者與維持最適者都必靠戰爭，戰爭是文化進展的最強烈的刺激劑。另一種理想是擁護和平，戰爭只是破壞，在戰爭中人類盡量發揮殘酷的獸性，愈殘酷愈貪摧毀，愈不易團結，愈不易共存共榮；要文化發展，我們需要建設，建設需要互助，需要仁愛，也需要和平。這兩種理想各有片面的真理，相反適以相成，不能偏廢。我們的時代是競爭最激烈的時代，也是最需要互助的時代。競爭是事實而互助是理想。無論你競爭或是互助，你都要拿副本領來。在競爭中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在互助中最不適者也不見得能坐享他人之成。
所謂“最適”就是最有本領，近代的本領是學術思想，是技術，是組織力。無論是個人在國家社會中，或是民族在國際社會中，有了這些本領，才能和人競爭，也才能和人互助，否則你縱想苟且偷生，也必終歸淘汰，自然鐵律是毫不留情的。
二、國家民族現在地位的認識——我國數千年來閉關自守。
固有的文化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四圍諸國家民族的文化學術水準都比我們的低，不曾感到很嚴重的外來的威脅。從十九世紀以來，海禁大開，中國變成國際集團中的一分子，局面就陡然大變。我們現在遇到兩重極嚴重的難關。第一，我們固有的文化學術不夠應付現時代的環境。我們起初懾於西方科學與物質文明的威力，把固有的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主張全盤接收歐化；到現在所接收的還只是皮毛，毫不濟事，情境不同，移植的樹常不能開花結果，而且從兩次大戰與社會不安的狀況看來，物質文明的誤用也很危險，於是又有些人提倡固有文化，以為我們原來固有的全是對的。比較合理的大概是兼收並蓄，就中西兩方成就截長補短，建設一種新的文化學術。但是文化學術須有長期的培養，不是像酵母菌可以一朝一夕製造出來的。我們從事於文化學術的人們能力都還太幼稚薄弱，還不配說建設。
總之，我們舊的已去，新的未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和其他民族競爭或互助，幾乎沒有一套武器或工具在手裏。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局勢。其次，我們現在以全副精力抗戰建國。
這兩重工作中抗戰是急需，是臨時的；建國是根本，是長久的。
多謝賢明領袖的指導與英勇將士的努力，多謝國際局面的轉變，我們的抗戰已逼近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的空前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我們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做一個光榮的分子，從此我們可以在歷史上開一個新局面。但是這“可以”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由“可能”變為“必然”，還需要比抗戰更艱苦的努力。抗戰後還有成千成萬的問題急待解決，有許多惡習積弊要洗清，有許多文化事業和生產事業要建設。我們試問，我們的人才準備能否很有效率地擔負這些重大的工作呢？要不然，我們的好機會將一縱即逝，我們的許多光明希望將終成泡影。我們的青年對此須有清晰的認識，須急起直追，抓住好時機不讓放過。
三、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關係的認識——世界處在這個劇烈競爭的時代，國家民族處在這個一髮千鈞的關頭，我們青年人所處的地位何如呢？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第一，國家民族如果沒有出路，個人就決不會有出路；要替個人謀出路，必須先替國家民族謀出路。
第二，個人在社會中如果不能成為有力的分子，則個人無出路，國家民族也無出路。要個人在社會中成為有力的分子，必須有德有學有才，而德行學問才具都須經過堅苦的努力才可以得到。
以往我們青年的錯誤就在對這兩個前提毫無認識。大家都只為個人打計算，全不替國家民族着想。我們忙着貪圖個人生活的安定和舒適，不下工夫培養造福社會的能力，不能把自己所應該做的事做好，一味苟且敷衍，甚至用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去求個人安富尊榮，鑽營、欺詐、貪污，無所不至，這樣一來，把社會弄得日漸腐敗，國家弄得日漸貧弱。這是一條不能再走的死路，我已一再警告過。我們必須痛改前非，把一切自私的動機痛痛快快地斬除乾淨，好好地在國家民族的大前提上做工夫。我們須知道，我們事事不如人，歸根究竟，還是我們的人不如人。現在要抬高國家民族的地位，我們每個人必須培養健全的身體、優良的品格、高深的學術和熟練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會中一個有力的分子。
這是三個最基本的認識。我們必須有這些認識，再加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去循序實行，到死不懈，我們個人，我們國家民族，才能踏上光明的大道。最後，我還須着重地說，我們需要徹底的覺悟。
談青年與戀愛結婚
在動物階層，性愛不成問題，因為一切順着自然傾向，不失時，不反常，所以也就合理。在原始人類社會，性愛不成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大體上還是順自然傾向的，縱有社會裁製，習慣成了自然，大家也就相安無事。在近代開化的社會，性愛的問題變成很嚴重，因為自然傾向與社會裁製發生激烈的衝突，失時和反常的現象常發生，倫理的、宗教的、法律的、經濟的、社會的關係愈複雜，糾紛愈多而解決愈困難。這困難成年人感覺到很迫切，青年人感覺到尤其迫切。性愛在青年期有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性慾在青年期由潛伏而旺盛，力量特彆強烈；一方面種種理由使青年人不適宜於性生活的活動。
先說青年人不適宜於性愛的理由：一、戀愛的正常歸宿是結婚，結婚的正常歸宿是生兒養女，成立家庭。青年處學習期，在事業上尚無成就，在經濟上未能獨立，負不起成立家庭教養子女的責任。戀愛固然可以不結婚，但是性的衝動培養到最緊張的程度而沒有正常的發泄，那是違反自然，從醫學和心理學觀點看，對於身心都有很大的妨害。
結婚固然也可以節制生育，但是尋常婚後生活中，子女的愛是夫妻中間一個重要的聯繫，培養起另一代人原是結婚男女的共同目標與共同興趣，把這共同目標與共同興趣用不自然的方法割去了，結婚男女的生活就很乾枯，他們的情感也就逐漸冷淡。
這對於種族和個人都沒有裨益，失去了戀愛與婚姻的本來作用。
二、青年身體發展尚未完全成熟，早婚妨礙健康，盡人皆知；如果生兒養女，下一代人也必定比較羸弱，可以影響到民族的體力，我國已往在這方面吃的虧委實不小。還不僅此，據一般心理學家的觀察，性格的成熟常晚於體格的成熟，青年在體格方面儘管已成年，在心理方面往往還很幼稚，男子尤其是如此。在二十餘歲的光景，他們心中裝滿着稚氣的幻想，沒有多方的人生經驗，認不清現實，情感遊離浮動，理智和意志都很薄弱，性格極易變動，尤其是缺乏審慎周詳的抉擇力與判斷力，今天做的事明天就會懊悔。假如他們鍾情一個女子，馬上就會陷入沉醉迷狂狀態，把愛的實現看得比世間任何事都較重要；達不到目的，世界就顯得黑暗，人生就顯得無味，覺得非自殺不可；達到目的，結婚就成了“戀愛的墳墓”，從前的仙子就是現在的手鐐腳銬。到了這步田地，他們不是犧牲自己的幸福，就是犧牲別人的幸福。許多有為青年的前途就這樣毀去了，讓體格性格都不成熟的青年人去試人生極大的冒險，那簡直是一個極大的罪孽。
三、人生可分幾個時期，每時期有每時期的正當使命與正當工作。青年期的正當使命是準備做人，正當工作是學習。在準備做人時，在學習時，無論是戀愛或結婚都是一種妨害。人生精力有限，在戀愛和結婚上面消耗了一些，余剩可用於學習的就不夠。在大學期間結婚的學生成績必不會頂好，在中學期間結婚的學生的前途決不會有很大的希望。自己還帶乳臭，就靦顏準備做父母，還滿口在談幸福，社會上有這現象，就顯得它有些病態。戀愛用不着反對，結婚更用不着反對，只是不能“用違其時”。禽獸性生活的優點就在不失時，一生中有一個正當的時期，一年中有一個正當的季節。在人類，正當的時期是壯年，老年人過時，青年人不及時，青年人戀愛結婚，與老年人戀愛結婚，是同樣地反常可笑。
假如我們根據這幾條理由，就絕對反對青年談戀愛，是否可能呢？我自己也是過來人，略知此中甘苦，憑自己的經驗和對旁人的觀察，我可以大膽地說：在三十歲以前，一個人假如不受愛情的攪擾，對男女間事不發生很大的興趣，專心致志地去做他的學問，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他可以多得些成就，少得些苦惱。我還可以說，像這樣天真爛漫地過去青春的人，世間也並非絕對沒有，而且如果我們認定三十歲左右為正當的結婚年齡，從生物學觀點看，這種人也不能算是不自然或不近人情。
不過我們也須得承認，在近代社會中，這種渾厚的青年人確實很少，少的原因是在近代生活對於性愛有許多不健康的暗示與刺激，以及教育方面的欠缺。家庭和學校對男女間事絕對不準談，彷彿這中間事極神秘或是極不體面，有不可告人處。只這印象對兒童們影響就很壞。他們好奇心特彆強，你愈想瞞，他們就愈想知道。他們或是從大人方面窺出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或是從一塊兒遊戲的頑童聽到一些淫穢的話。不久他們的性的衝動逐漸發達了，這些不良的種子就在他們心中發芽生枝，好奇心以外又加上模仿本能的活動。他們開始看容易刺激性慾的小說或電影，注意窺探性生活的秘密，甚至想自己也跳到那熱鬧舞台上去表演。他們年紀輕，正當的對象自無法可得，於是演出種種“性的反常”現象，如同性愛、自性愛、手淫之類。
如果他們生在都市裏，年紀比較大一點，說不定還和不正當的女人來往。如果他們進了大學，讀過一些謳歌戀愛的詩文，看過一些甜情蜜意的榜樣，就會覺得戀愛是大學生活中應有的一幕，自己少不得也要湊趣應景，否則即是一個缺陷，一宗恥辱。
我們可以說，現在一般青年從幼稚園到大學，沿途所受的性生活的影響都是不健康的，無怪他們向不健康的路徑走。
自命為“有心人”的看到這種景象，或是嗟嘆世風不古，或是詛咒近代教育，想拿古老的教條來鉗制近代青年的活動。
世風不古是事實，無用嗟嘆，在任何時代，世風都不會“古”
的。世界既已演變到現在這個階段，要想回到男女授受不親那種狀態，未免是痴人說夢。我個人的主張是要把科學知識盡量地應用到性愛問題上面來，使一般人一方面明白它在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上的意義，一方面也認清它所連帶的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責任。這問題，像一切其他人生問題一樣，可以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索，不必把它擺在一種帶有宗教性的神秘氛圍里。神秘本身就是一種誘惑，暗中摸索都難免跌跤。
就大體說，我贊成用很自然的方法引導青年撇開戀愛和結婚的路。所謂自然的方法有兩種。第一是精力有所發揮，精神有所委託。一個人心無二用，卻也不能沒有所用。青年人精力最彌滿，要他閑着無所用，就難免泛濫橫流。假如他在工作里發生興趣，在文藝里發生興趣，甚至在遊戲運動里發生興趣，這就可以壟斷他的心神，不叫它旁遷他涉。我知道很多青年因為心有所用，很自然地沒有走上戀愛的路。第二是改善社交生活，使同情心得到滋養。青年人最需要的是同情，最怕的是寂寞，愈寂寞就愈感覺異性需要的迫切。一般青年追求異性，與其說是迫於性的衝動，毋寧說是迫於同情的需要。要滿足這需要，社交生活如果豐富也就夠了。一個青年如果有親熱的家庭生活，加上溫暖的團體生活，不感覺到孤寂，他雖然還有“遇”
戀愛的可能，卻無“謀”戀愛的必要。
這番話並非反對男女青年的正常交接，反之，我認為男女社交公開是改善社交生活的一端。愈隔絕，神秘觀念愈深，把男女關係看成神秘，從任何觀點看，都是要不得的。我雖然贊成叔本華的“男女的愛都是性愛”的看法，卻不敢同意王爾德的“男女間只有愛情而無友誼”的看法。因為友誼有深有淺，友誼沒有深到變為愛情的程度是常見的。據我個人的觀察，青年施受同情的需要雖很強烈，而把同情專註在某一個對象上並不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無論在同性中或異性中，一個人很可能地同時有幾個好友。交誼愈廣泛，發生戀愛的可能性也就愈少。一個青年最危險的遭遇莫過於向來沒有和一個女子有較深的接觸，一碰見第一個女子就愛上了她。許多在男女社交方面沒有經驗的青年卻往往是如此，而許多悲劇也就如此釀成。
在男女社交公開中，“遇”戀愛自然很可能，但是危險性比較小，雙方對於異性都有較清楚的認識。既然“遇”上了戀愛，一個人最好認清這是一件極自然極平凡而亦極嚴重的事。他不應視為兒戲，卻也不應沉醉在詩人的幻想里，他應該用最寫實的態度去應付它。如果“戀愛至上”，他也要從生物學觀點把它看成“至上”，與愛神無關，與超驗哲學更無關。他就要準備作正常的歸宿——結婚，生兒養女和擔負家庭的責任。
柏拉圖到晚年計劃第二“理想國”，寫成一本書叫做《法律》，裏面有一段話頗有意思，現在譯來作本文的結束：“我們的公民不應比鳥類和許多其他動物都不如，它們一生育就是一大群，不到生殖的年齡卻不結婚，維持着貞潔。但是到了適當的時候，雌雄就配合起來，相歡相愛，終身過着聖潔和天真的生活，牢守着它們的原來的合同：——真的，我們應該向他們（公民們）說，你們須比禽獸高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