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中國文學常識》（13）

20世紀初期文學

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月刊上發表他的《文學改革論》后，中國的文壇起了一個大變動。

文字從拘謹的古文、對偶的駢文，一變而為活潑潑的運用現代人的言語的語體文；文體從固定的小說、戲曲、詩、詞的舊格律下解放了，而為自由的盡量發揮作者個性、盡量採納外來影響的新的文體。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國的文學，在新世紀處於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一方面是舊式的作家在並不衰頹地寫作着；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於西洋文藝的介紹，努力於新的作品的創造，這些嶄新的著作與介紹引起了古舊文壇的全盤的混亂。

新世紀之小說家，承襲了傳統的文格者，有李寶嘉、吳沃堯諸人。

李寶嘉（1867—1906），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上元人。曾在上海辦《指南報》《遊戲報》及《海上繁華報》。所作小說有《文明小史》及《官場現形記》，而《官場現形記》尤為有名。

《官場現形記》第三編刊行於1903年，體裁似《海上花列傳》，結構極鬆散，然其敘寫卻皆為日常的生活，其人物卻皆為我們日常遇見的人物，故特能逼真動人。清末為吏治最昏暗之時代，平民正苦於官，此書盡量揭發官之罪惡與私行，極諷罵之能事，故一出版即傾動一時。

吳沃堯（1867—1910），字趼人，號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1903年時始為小說，成《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刊於《新小說》中。

后又作《恨海》《近十年之怪現狀》等。這兩部“怪現狀”，亦為《官場現形記》同類，乃揭發現社會之種種黑暗者，而所寫範圍較廣，不僅限於官場。

這一類結構鬆散、以諷罵世人、揭發黑暗為能事的小說，在這時候發現了不少，大都皆模擬《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者，無特敘的必要。

其超出於這時的諷罵小說範圍之外者，有《老殘遊記》及《孽海花》。

《老殘遊記》題洪都百鍊生著，實為劉鶚的作品，出版於1906年。

鶚（1857—1909），字鐵雲，江蘇丹徒人。

《老殘遊記》敘鐵英號老殘者之經歷，並述其言論與所遇見的人物，時有很好的描寫，時亦落於空想的敘述。

《孽海花》稱東亞病夫編述，實乃曾樸所作。

朴字孟朴，江蘇常熟人。

《孽海花》以洪鈞（改名金汮）與傅彩云為主人翁，多敘當時文士逸事，敘事嚴整，描寫也很真切，有異於當時單以諷罵為能事之小說。惜僅成20回（一本有24回，至洪鈞死時為止）。後有續作者，然不及原書遠甚，作者曾聲明過反對這些續作。

舊的戲曲在這時作者絕少，但戲曲的研究在這時卻極發達。不易見的古劇本在翻刊着，戲曲研究的資料在傳播着，如王國維之《曲錄》、吳梅之《顧曲麈談》《詞餘講義》等，皆為很好的參考資料。

王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人，是新世紀中很重要的一個文藝批評家，其所作《人間詞話》，很有特見。

吳梅，亦善於作劇，乃是這時代里作古劇的文士的中堅。

詩人在這時代卻不少，其造就也很有可述者。如鄭孝胥、陳三立、陳衍、沈曾植諸人是一派，都是宗向宋詩的。此外，易順鼎、樊增祥，卻是另一派的詩人。

鄭孝胥字蘇盦，號太夷，福建閩侯人，有《海藏樓詩》，思精筆健，與陳三立同為舊詩人中之雙璧。

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有《散原精舍詩》。

陳衍字石遺，福建閩侯人，有《近代詩鈔》及《石遺室詩話》。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浙江嘉興人，為近代有名的學者。

易顧鼎字實甫，號哭庵，湖南龍陽人，與樊增祥齊名。

增祥字嘉父，號樊山，湖北恩施人。

此二人之詩，皆以清麗婉秀著，無宋詩派之沉着深刻，而時有佳句。

“詞”的作家，在這時亦不少，而朱祖謀、況周頤、馮煦、曹元忠、王國維等為最著。

祖謀字古微，編《彊村叢書》。

周頤字夔笙，廣西臨桂人。

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

王國維之詞，作品不多，而皆為珠玉。

元忠字君直，江蘇吳縣人。

在散文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已成強弩之末，無甚可稱之作家。

林紓頗欲重振古文之頹波，然其功績乃在翻譯，卻不在他的古文。紓的譯文，凡150餘種，以小說為最多，史格得、狄更斯、大仲馬諸人，皆由他的介紹而始為中國讀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國語，他的譯文皆由另一人口譯後由他筆述的，所以有時不大與原文吻合。

繆荃孫字筱珊，號蓻風，江陰人，有《蓻風堂文》。經他編輯的書亦不少，在當時很有影響。

嚴復字又陵，號幾道，侯官人，以譯《原富》《天演論》諸書著，在中國思想界的改造上是很有功的，他的文字亦謹嚴不苟，暢順秀美。

康有為字長素，號更生，廣東南海人，以提倡新學著名，在新世紀頭幾年的思想界很有勢力。

章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著《章氏叢書》，在文壇上亦為有力的人物之一。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善作古拙之文，其古學亦甚為人所稱。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有《飲冰室文集》。啟超為有為之弟子，其文字流利暢達，聲氣灝大，勇於採用新語，頓使拘謹的古文界，為之放一線新的光明。其論列時事之文尤為明白易曉，可為中國新聞文學之祖。

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月刊上發表他的《文學改革論》后，中國的文壇起了一個大變動。文字從拘謹的古文、對偶的駢文，一變而為活潑潑的運用現代人的言語的語體文；文體從固定的小說、戲曲、詩、詞的舊格律下解放了，而為自由的盡量發揮作者個性、盡量採納外來影響的新的文體。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現在這個新運動正在進行。

新的詩人、小說家、戲曲家，都在努力於寫作他們的著作。雖然沒有什麼大傑作可見，然這條新路，卻無疑的是引他們進了成功之宮的一條大路。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必將為一個空前的燦爛的新時代。本書即終止於這個希望、這個預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