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三部)
余漢謀
“南海名將”的無聲撤退
余漢謀出身粵系，跟隨陳濟棠多年，為報一箭之仇，亦出於民族大義，關鍵時刻反陳投蔣。抗戰中先失守於廣州，后兩戰粵北大敗日軍，威震全國。戰後被奪兵權，到台後避之郊外，過着種菜、賭棋的生活，后皈依基督，篤聽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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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號：余漢謀，字幄奇
籍貫：廣東高要（今肇慶市）
生卒年月：1896年9月22日——1981年12月27日，卒年85歲
畢業院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軍銜：陸軍一級上將
最高軍職：陸軍總司令
家庭：
父親——余起鵬，清末秀才，曾任廣東地方縣政府職員，去職后遭遇經營失敗，賦閑在家
髮妻——上官德賢
如夫人——吳桂瓊、林秀珍
兒女——長子余國棟、次子余國梁，長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
簡歷
1896年——9月22日出生於廣東高要（今肇慶市）。
1902年——入私塾讀書。
1905年——在肇慶城西門正街圖始小學讀書。
1910年——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
1916年——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第六期。
1918年——分配到皖軍當步兵排長。
1919年——投入粵軍魏邦平的第三師任第六連連長。
1924年——任廣東憲兵司令部副官長。
1925年——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第十一師三十一團團長。
1927年——任第四軍第十一師副師長、師長、副軍長。
1930年——任第一集團軍第一軍軍長。
1931年——任廣州政府軍事委員會員委員，兼第一集團軍軍長。
1932年——任贛湘閩粵第六綏靖區縱隊指揮官。
1936年——授陸軍中將，任中央軍校校務委員會委員。同年特派為廣東綏靖主任，兼任第四路軍總司令，加上將銜。
1937年——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1939年——兼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
1946年——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授陸軍二級上將。
1948年——任陸軍總司令。
1949年——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華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海南特區行政公署副長官。
1950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中央”評議委員等職。
1965年——晉陞陸軍一級上將。
1981年——12月27日因癌症病逝於台北，終年85歲。
一、暫露頭角，粵軍中起家
1.私下裏抵制清黨
在粵軍將領中，余漢謀以熟諳兵法、謀略過人而著稱。他14歲踏上從軍之路，22歲始上戰場，開始經歷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戰役，其率兵打仗的軍事指揮才幹，在此時便已開始展現。
余漢謀之所以過早踏上從軍之路，源於家道中落。
余漢謀出生於風光秀麗的廣東省高要縣（今肇慶市），父親余起鵬是清末秀才，曾任廣東地方縣政府職員，余漢謀幼年時，家境尚好，6歲入私塾、9歲在肇慶城西門正街圖始小學讀書。
然而，1910年，民國成立前，余漢謀的父親余起鵬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又遭遇經營失敗，而賦閑在家。由於家中人口眾多，失去經濟來源，立即陷入困境。
在這種境遇下，余漢謀決心從軍，同年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後繼升武昌南湖陸軍軍官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第六期，與鄧演達、顧祝同、張發奎、葉挺等人為同學。其間所需費用都是由他已出嫁的四姐支付。
1918年，余漢謀從保定軍校畢業，被分配到皖軍當步兵排長，開始踏上戰場。第二年回到廣東，投入粵軍魏邦平的第三師任第六連連長。
1920年，正是孫中山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革命力量的時期。余漢謀跟隨粵軍參加了討伐桂軍陸榮廷的戰役。孫中山平定兩廣后，余漢謀因戰功升任少校營長。
當時的粵軍總司令是陳炯明，因與孫中山政見不和與之分道揚鑣，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的親信葉舉在廣州“炮轟總統府”，余漢謀是否參加了該軍事政變不得而知。但1923年，陳炯明兵敗離開廣州，7月余漢謀便調升粵軍第一師第二旅任中校主任參謀，可見他是忠於孫中山的。
1925年2月1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一部，東征討伐陳炯明。
7月，廣東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駐粵各部隊統編為國民革命軍，統一受國民政府指揮。粵軍第一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第二旅擴編為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余漢謀被任命為第十一師第三十一團上校團長，從此走上了國民革命的道路，余漢謀也迎來了他指揮的第一場有名的戰役——驅鄧之役。
這年9月初，陳炯明又合兵謀犯廣州，蔣介石任東征軍總司令，指揮第二次東征，余漢謀所在的第十一師隨軍出發。
10月14日，東征各軍力克惠州城，第十一師向東追擊陳炯明軍殘部。開始時，陳部鄧本殷乘虛由南路進犯西江，第十一師採取分兵會剿，余漢謀率領所部在11月連克高州、雷州、欽州、廉江各地，迫使鄧部南逃瓊州。
接着，余漢謀率部南進，聯合第十二師渡海登陸瓊州，迫使鄧部敗走海外，收編了其殘部。到12月，平定了海南島。
廣東統一后，余漢謀被任命為高要警備司令，率部駐防高要地區。高要地區是余漢謀的故鄉，當時，該地區是廣東省內土匪最多最猖狂的地方，余漢謀到任后，率部清剿土匪，除暴安良．發展生產，取得了一些成績，受到地方人士和廣東軍政當局的好評。
1926年6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原本準備率部大幹一場，卻偏偏在這個時候，因政治上的右傾遭到多方指責；而他的五兄陳濟湘利用他的職權，在海南以走私等方式謀取暴利，讓陳濟棠的處境更加困難。在此情況下，陳濟棠只得以退為進，於1926年末辭職出國，前往蘇聯考察。余漢謀仍駐防高要地區。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此，余漢謀對部下說：
“北洋軍閥還未打倒，國家尚未統一，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革命陣營內部卻發生分裂，此兆實屬不祥。”
余漢謀彷徨不已，但心中傾向共產黨。
就在此時，陳濟棠從蘇聯趕回追隨蔣介石。
與此同時，第四軍軍長李濟深與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在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派兵包圍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殺害鄧培、肖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崧等大批共產黨人。並派兵搜捕黃埔軍校，抓捕左翼人士。
4月17日，余漢謀接到廣東當局發來的密電，命令他在高要地區實行“清黨”，搜捕“赤色分子”。
余漢謀見電報中所列黑名單中的人物，有一些曾協助過當局工作，因而頗感為難，認為若將黑名單上的人抓捕，未免太傷情誼，於是將電報交給團政治指揮員梁應能，對他說：
“你快秘密通知中共負責人黃學增等人，要他們立即離開城鎮。”
第二天，余漢謀才派人裝模作樣展開搜捕，查封各地工會、農會和工人糾察隊，以敷衍上級。
2.粵桂戰爭聲名起
1928年2月，李濟深將粵軍整編為三個軍，任陳濟棠為第四軍軍長，余漢謀升任第十一師師長，仍駐防高要，一面編練軍隊，一面清剿土匪，同時改組基層組織，還修築公路，建設城鎮，在家鄉口碑頗佳。
蔣介石率領南京國民政府從形式上統一全國后，於1929年1月召開編遣會議，要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奉還大政”、“歸命中央”，結果可想而知，不僅遭到各派消極抵抗，而且新的軍閥混戰，由此醞釀而爆發。
談判桌上擺不平的，勢必付諸武力，首先爆發的是蔣桂戰爭。
由於桂粵為同盟，為了解除粵軍威脅，同時切斷桂軍退路，蔣介石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誘至南京，軟禁於南京湯山；並拉攏陳濟棠，陳濟棠趁機投蔣，被任命為廣東編遣區主任，兼討逆第八軍總指揮，取代李濟深掌握廣東軍權，與擁蔣的的陳銘樞分治廣東。
3月27日，蔣桂戰爭爆發，余漢謀曾率部與桂軍作戰。4月21日，桂系主力將領胡宗鐸、陶鈞、夏威被迫下野，桂系主力被全部瓦解。
然而，5月初，在蔣桂戰爭中落敗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桂系首領，率部向廣東發起進攻。由於廣西土地貧瘠，經濟落後，他們認為只有奪取廣東，才有實力與蔣軍相抗衡。
5月5日，李宗仁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討蔣”。隨即，白崇禧、黃紹竑率黃旭初、伍廷颺、呂煥炎的3個師15個團，分兩路東下，取道懷集、廣寧、四會、花縣等地，直指廣州。
曾擁戴李濟深、時駐東江的粵軍將領徐景唐叛粵投桂，與桂軍密謀夾擊廣州。
5月6日，陳濟棠就任第八路軍“討逆軍”總司令，任命蔣光鼐為前敵總指揮，抵禦桂軍。第一次粵桂戰爭爆發。
此時，經過編遣會議，原廣東境內的三個軍，名義上已縮編為師，師縮編為旅。原陳濟棠第四軍改編為第一師，轄余漢謀（第一旅旅長）、香翰屏、陳章甫三個旅；原陳銘樞第十一軍改為第三師，轄陳光遠、戴戟、蔡廷鍇3個旅，每旅3個團，加上陳漢光的獨立團，陳濟棠共有19個團的兵力。
在商議對敵策略的軍事會議上，余漢謀分析說：
“我們省內兵力不足，援兵未到，勞師遠征，廣州空虛，分兵則勢單力薄，必須要詳細考慮。”
余漢謀主張內線作戰，以廣州為核心，以北江一帶為防禦線。
陳濟棠接受了余漢謀的建議，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以蔡廷鍇旅牽制徐景唐部，將主力集中在廣州附近。其中余漢謀旅依北江西岸，守衛清遠；香翰屏旅依北江東岸守衛蘆包、三水；陳章甫旅為總預備隊，用於機動作戰。
5月11日，桂軍逼近四會。
就在此時，陳濟棠突然收到蔣介石的電令，稱余漢謀有通敵等罪，令陳濟棠立刻派人至前線扣押余漢謀。
“真想不到，幄奇（余漢謀）竟然通敵！”
陳濟棠聞訊大驚，氣惱不已，沒有多想，便立即奉命將余漢謀扣押。
原來，陳濟棠與省主席陳銘樞一直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為了扳倒陳濟棠，陳銘樞趁此機會，誣陷余漢謀暗中勾結徐景唐反對陳濟棠，以達到離間他與余漢謀的目的。陳濟棠信以為真，以通敵罪名將余漢謀關押起來。令陳濟棠更沒有想到的是，由於他的輕信與疏忽，為日後余漢謀投蔣代陳埋下了伏筆。
關押余漢謀后，陳濟棠調李揚敬代理第一旅旅長，余部舉軍嘩然。陣前易將乃兵家大忌，余漢謀旅全體官兵，悲憤不平，士氣沮喪，不願作戰。
李揚敬不得不召集緊急會議，敦促大家率部阻擊桂軍。第三十一團團長黃濤憤然說：
“如果幄奇（余漢謀字）死，大家就一齊死！”
在扣押余漢謀的第三天，即5月14日，桂軍越四會，分路向清遠和三水、蘆包進逼，余漢謀旅因士氣低落，毫無鬥志，連連敗退，一直退到軍田車站，傷亡慘重。
在軍田車站，余漢謀旅官兵強烈要求釋放余漢謀，讓余漢謀指揮作戰。李揚敬無奈，只好電呈陳濟棠。
此時，隨着桂軍距離廣州越來越近，廣州城內官民震動。陳濟棠擔心激起兵變廣州難保，在權衡利弊之後，於19日“令幄奇即刻到前方，以參謀長名義指揮各部，督率將士反攻”。
余漢謀被釋放后隨即啟程，很快抵達前線，部下官兵見他平安歸來，頓時群情激奮，余漢謀立即向官兵發表講話：
“桂軍此次興兵東犯，蹂躪吾粵，此種罪行令人不可容忍。希望全體官兵發揚鄧仲元（即鄧鏗）的忠勇革命精神，保衛桑梓，勿以小挫即氣餒，讓桂軍陰謀得逞。我與各級袍澤久共患難，保衛桑梓，責無旁貸，萬望我全體將士跟我來保障廣東安寧！”
為了鼓舞士氣，又高聲問：
“大家說，打不打？”
“打！”全場情緒高昂，齊聲高喊。
“好！”
余漢謀立即部署反攻。並率兵一排，親赴前線督陣，到白泥遇陳章甫旅長，二人大喜，隨後相議共同對敵之策。余漢謀說：
“我猜測敵人明天早上進犯，我們就地設下埋伏，必勝券在握。”
第二天即20日早晨，敵軍果然來犯，余漢謀指揮部隊作戰，向桂軍發起全面反攻，首先兵分三路圍攻桂軍主力，戰至21日黎明，雙方短兵相接，多次衝鋒肉搏，至上午7時，桂軍終於不支，開始全線崩潰。
白泥一戰，粵桂雙方均損失慘重，桂軍很快率兵全部撤回廣西，廣州轉危為安，余漢謀功不可沒。
此後，余漢謀還奉命率部從粵北進入贛南，協同自北而南的贛軍夾擊叛軍徐景唐部。7月上旬，徐景唐部被包圍，走投無路之下，向陳濟棠宣告投降。
而退回廣西的桂軍，遭到東面粵軍和北面湘軍的夾擊，只能不斷敗退。
7月15日，陳濟棠通電全國，第一次粵桂戰爭以粵軍戰勝而結束。經此一戰，余漢謀深得陳濟棠賞識。
3.蔣陳對立中觀望
第一次粵桂戰爭勝利后，陳濟棠在廣東的地位更加鞏固，同時博取了蔣介石的歡心。陳濟棠雖在此戰中損失慘重，但收編了叛軍徐景唐部和部分桂軍，又增補新兵，將廣東部隊整編為五個師加兩個獨立旅，余漢謀任第五十九師師長。
此後，廣東贏得了一段時間的穩定，但好景不長，很快被再次拉入戰爭之中。
當時，各地反蔣勢力紛紛崛起，爆發了一系列規模大小不一的反蔣戰爭，同汪精衛關係密切的張發奎，在湖北宜昌反蔣失敗，退入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這時返回廣西。於是，張、桂聯手反蔣。
為奪取廣東作為反蔣基地，12月初，桂軍再次進攻廣東，粵桂戰事再起。
第二次粵桂戰爭，規模和激烈程度均在第一次粵桂戰爭之上，雙方損失慘重，粵軍“單隻受傷運返廣州留醫官兵，即達8000人以上”。
張、桂聯軍兵敗退回廣西后，陳濟棠決定武力消滅張發奎部與桂軍，平定廣西。
1930年1月間，粵軍與張、桂聯軍在桂林形成對峙。一直到這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張、桂聯軍為配合中原戰場，決定進攻湖北，於是陸續向桂北、湘南移動，粵軍這才得以進入南寧。
接着，陳濟棠奉蔣介石之命，派粵軍入湘作戰。
但就在陳濟棠對撤退中的張、桂軍奮起直追之時，雲南的龍雲奉蔣介石之命，率滇軍兵分兩路向廣西南寧和柳州發起進攻。
此時中原戰場鏖戰正酣，陳濟棠突然意識到，一旦中原大戰以中央軍的勝利而結束，蔣介石下一個“削藩”的目標，說不定就是粵軍，很有可能調過頭來攻打廣東！意識到這點之後，陳濟棠開始走向聯桂反蔣的道路，卻為余漢謀投蔣代陳埋下伏筆。
在經歷第一次粵桂戰爭后，余漢謀雖然得到陳濟棠的賞識，但對陳濟棠戰時聽信他人誣陷關押自己耿耿於懷，不再真心擁護和追隨陳濟棠。看着陳濟棠和蔣介石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一些想法在余漢謀心中開始形成。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因胡漢民反對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將其軟禁，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反蔣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紛紛南下廣州，在“救黨救國”的旗號下，雲集廣州的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和兩廣軍人聯合起來，在廣州另立政府，與南京政府武力對峙。
余漢謀被任命為廣州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此時，陳濟棠已將軍隊擴編為第一集團軍，余漢謀升任第一軍軍長，統轄三師，成為陳濟棠手下最重要同時也是最信任的一員大將。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一致抗日，寧粵迅速由對峙走入和解。1932年春，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要求陳濟棠出兵入贛。陳濟棠派余漢謀率第一軍兩個師、一個獨立旅加桂軍一個師，於4月進駐贛南。
蔣介石任命余漢謀為江西第六綏靖區司令。余漢謀雖然表面聽命於蔣介石，執行蔣介石的“剿共”政策，實際上對“圍剿”紅軍並不賣力，而是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策略應對蔣介石，盡量避免與紅軍發生正面接觸，以保存實力。
余漢謀在贛南一待就是三四年，除在水口與紅軍彭德懷、林彪的部隊有過一次大的戰鬥，沒有再向紅軍發動過大規模進攻，有的只是小範圍接觸，其實力保存得完好無損。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命令余漢謀率部追擊堵截，余漢謀為了保存實力，也為防止蔣介石的軍隊乘機入粵，在紅軍長征北上后即返回了廣東。
余漢謀為自己保存實力的同時，也為陳濟棠保存了實力，因此得到陳濟棠的嘉獎和進一步信任。
二、倒陳投蔣，助蔣統一廣東
1.倒陳投蔣序曲
1932年夏，在陳濟棠的銳意經營下，陳銘樞的省政府保安隊被剷除、海空軍被收復、省政府被控制、海南被收回，廣東成為陳濟棠的“獨立王國”，陳濟棠因此得“南天王”之稱號。
蔣介石對於兩廣地區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深為不滿，為儘快“安內”，統一全國，蔣介石的特務機構三民主義力行社制定了一個計劃，即：瓦解兩廣、聯絡西南、穩定山東、控制華北，分別逐步進行。在這個計劃中，瓦解以陳濟棠為首的兩廣勢力首當其衝。
但由於胡漢民居住於廣州，成為兩廣軍閥的擋風牆，蔣介石一直無法對陳濟棠“下手”。
然而，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在廣州因腦溢血去世，兩廣實力派失去此關鍵人物，寧粵關係迅速發生改變。
蔣介石為安撫陳濟棠，特地將他召到南京，與他商議道：
“中央將趁此機會解決廣西，惟維持廣東現狀。”
陳濟棠不動聲色，但心中自然洞悉了蔣介石的想法，一旦桂亡，粵何能獨存？遂決定先發制人，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行動，以抗日為名，分兵北上。
5月16日，陳濟棠召集余漢謀等高級將領在梅花村秘密商議倒蔣事宜，向余漢謀等人宣佈他的反蔣意圖。參加會議的高級將領有的盲目服從，對陳濟棠的計劃拍手叫好；有的持謹慎態度，未予表態；有的即使持反對態度，為謹慎起見也未表示反對意見。
5月26日，陳濟棠又召余漢謀、繆培南、李漢魂、張達等20多名將領開會，重申他的主張。在場的將領聽后都默不作聲，余漢謀卻突然起身說：
“關於黨政方面，總司令很清楚，我現在只就軍事方面提些意見，供參考。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居於絕對優勢，又有平漢、粵漢、津浦、浙贛鐵路和海上運輸線，可以迅速運兵南下，和他較量，我們沒有必勝的把握，請總司令詳加考慮。”
但陳濟棠一意孤行，決計實施其反蔣計劃，以圖僥倖得勝，對余漢謀的意見未予理睬。
而粵軍其他將領，很多在經過深思熟慮后，認為陳濟棠在緊要關頭不顧國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為了爭權奪利準備發動內戰，越想越氣憤，便密謀倒陳。並特派李漢魂、鄧龍光、莫希德等粵軍將領為代表，找到余漢謀對他進行遊說：
“如今國家正面臨日軍的侵略，絕不能起內訌，發生內戰，因此我們希望您能站出來領導倒陳運動！”
余漢謀聽后，表情凝重起來，但心裏卻激動不已。“倒陳”的想法早就在他心中醞釀，而他一直以來缺少的，正是現在這樣一個機會！如今機會終於來到，余漢謀仍需做做對上級忠心的樣子，他說：
“我為他（陳濟棠）一手提拔，與他私交甚好，是他最信賴的部下之一，我若反他，他定然無法承受，讓我於心何忍？”
眾將聽后，趕緊對余漢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余漢謀經過再三斟酌，終於點頭。
於是，余漢謀決定從廣州回到第一軍軍部所在地大庾，部署軍隊，對陳濟棠實行兵諫。當然在那之前，他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向蔣介石請示報告。
蔣介石接到余漢謀的電報，大吃一驚，不禁感嘆：
“真是天助我也。”
並立即給余漢謀複電，對他的舉動表示讚揚，並說：
“將派專機到大庾，接你來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
2.掃除最後障礙
就在余漢謀與眾將領密謀倒陳，並與蔣介石取得聯絡時，陳濟棠和蔣介石之間你來我往，出招拆招，打了一場口水戰。
陳濟棠、李宗仁先於6月1日通電痛陳“九·一八”之創痕末復，“一·二八”之血腥猶存，遼吉黑熱四省之同胞，陷於敵人鐵蹄之下，已逾五裁，今年平津又繼之矣。表示“黃河以北，寸土不予敵人。”“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之機。”
2日，西南執行部再次致電南京政府，請求准予陳濟棠、李宗仁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同時陳濟棠的第一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分途向湖南進軍。
陳濟棠的目的是爭取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的支持，但最終聯湘計策未能實現。
7日，蔣介石致電陳濟棠稱：
“今日救國圖存，必以整個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若一隅獨標揭於先，則整個國家之尊嚴，即已喪失於國際之間”。
8日，蔣介石在國府紀念周致詞，稱：
“相信兩廣決不會脫離中央，單獨對外，亦不會借外交之名，作內戰之口實。”
9日，蔣介石致電陳濟棠、李宗仁，勸其“勿因輕率自由行動，致誤救亡之大計”，同日派陳誠到長沙，告知何健，中央軍已經自武漢南下。
10日，蔣介石派兩個軍抵達衡陽，切斷兩廣軍隊入湘道路，兩廣軍隊只能停止前進。
陳濟棠出師不利，已經沒有了之前的堅決，態度趨於緩和，聲稱兩广部隊沒有開入鄰省，只是“積極動員，陳師邊境”，“故欲以此催促中央耳”。
13日，陳濟棠還派員入京談判和平調解，表達兩廣對中央擁護之意。
但蔣介石這次是吃定了陳濟棠，公開發表講話，稱對此次事件處理，要以整個國家大局為前提，中央要行使統一權。同時，南京政府對兩廣展開一系列輿論攻擊，指責其“異動”、“內亂”。
在戰不成，和不易中，陳濟棠度過了燥熱的6月。余漢謀亦在與粵軍各將領的密謀中度過了燥熱的6月。
7月4日晚上9時，余漢謀借故從廣州返回大庾。次日抵達大庾后，余漢謀立即召集所部三名師長及軍部幾位幕僚，在他的住室秘密會商對時局應採取的方針政策。
會議上，除了一貫支持陳濟棠的師長葉肇，以沉默表示抗議外，其他人都認為服從南京政府，團結力量，一致對外，是最好的選擇和出路。
余漢謀則一副不忍如此的模樣，在會議中幾度眼淚奪眶。他的部下則義憤填膺道：
“決不能跟陳濟棠去倒蔣打內戰，我堅決主張靠攏南京，回師倒陳。事關國家民族安危，軍長要以大局為重，現在已顧不得那麼多私交。”
“對，請軍長負起倒陳的責任，以救危局。”
余漢謀抬眼看向葉肇，見他仍沒有表示，心中有些生氣。
葉肇可以說是余漢謀倒陳唯一的顧慮。就在上個月，余漢謀在廣州和眾將領醞釀倒陳時，便設法分散葉肇的兵力，命令葉轄屬部隊派出兩個團分駐贛州、上猶等縣。葉肇早就垂涎贛州地盤肥美，因此樂得接受這項命令。
於是，此時葉肇雖然不同意倒陳，卻無法集結兵力反對余漢謀，只能一言不發，沉默對之。李煦寰知道內里底細，便叫人拉開葉肇，警告他說：
“你的部隊在哪裏呢？如果你還不堅決表示跟軍長走，那麼只有逐團解決你。”
在李煦寰威脅下，葉肇感於大勢所迫，嘆口氣說道：
“我服從眾議，表示贊同。”
接着，李煦寰裝模作樣跪地，央求余漢謀答應倒陳，余漢謀這才擦乾眼淚，表示接受眾人提議，隨即部署回師廣東，並將各將領不盲從陳濟棠、李宗仁勾結稱兵的事實電告蔣介石。
3.公開倒陳投蔣
7月6日，余漢謀等人奉蔣介石之命飛赴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余漢謀向國民黨黨政軍首腦報告陳、李共謀倒蔣的陰謀和在廣州開會的經過，並表示了擁蔣的決心，彙報準備回師倒陳的計劃，得到南京各方的讚許。
與此同時，蔣介石對陳濟棠集團和部隊的收買、分化、瓦解開始發揮作用。
就在此前的7月4日，粵空軍48架飛機飛離粵境，叛離陳濟棠，經南昌至南京降落，宣稱效忠南京政府。
陳濟棠得訊后驚訝不已，為穩定空軍，次日即赴燕塘航校召集空軍飛行員訓話，勉以團結一致，共濟時艱。他聲淚俱下地說：
“廣東空軍人員應以整體為重，切勿妄動，若離開集體，投奔他處，寄人籬下，其結局是悲慘的，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
同時決定給校、尉級軍官增加月薪，准予周日休假，所有空軍飛行員均遞升一級。為防止再有人駕機外逃，陳濟棠規定飛機今後訓練時，限制攜帶電油重量，只准敷用半小時。
陳濟棠的這些措施，雖說及時，但卻沒有抓住空軍叛逃的根本原因，即激於民族大義。大多數粵軍將領對陳濟棠在緊要關頭不顧國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為了爭權奪利準備發動內戰十分氣憤，但陳濟棠在應對措施中沒有在這一點上表明態度，因而沒能阻止隨後出現的“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
就在余漢謀抵達南京當日，繼空軍首次集體叛逃后，廣東東區綏靖委員兼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秘密離開汕頭，前往香港，抵港后宣佈叛陳擁蔣。
7月9日，余漢謀通電廣東省各將領，呼籲大家服從南京，團結禦侮，共濟國難。
余漢謀叛陳投蔣，這是陳濟棠萬萬預料不到的，當他得知這個消息時，整個人癱坐在沙發上，久久吐不出一句話。
“幄奇跟隨我多年，我待他不薄啊！”
最終，陳濟棠喃喃自語。直到此時，他才意識到，余漢謀對他早已是貌合神離。
余漢謀的背叛，不僅對陳濟棠打擊甚大，對粵軍軍心影響更甚，陳濟棠絞盡心思，找借口掩蓋余漢謀叛逃真相，以穩定軍心。
然而，12日，粵海軍兩艘魚雷艇又逃至香港。
7月13日，余漢謀返回大庾。同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作出決議：撤消陳濟棠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為第四路軍總司令兼廣東綏靖主任。
余漢謀隨即在大庾通電就職，通電云：
“外患日亟，非禦侮不能圖存；非統一不能禦侮。中央之力圖和平統一，實為集中力量之救國要圖”，不料“我廣東當國難日亟之際，忽然稱兵，陰結外寇，進窺鄰省，發動內戰，破壞統一”，自己“忠言見拒，計智俱窮，用特飛京，請示挽救……”並敦請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以免同室操戈。
隨後，余漢謀即率部南下，向廣州進軍。
4.未能取而代之
余漢謀率部回粵之前，鑒於陳濟棠的第二軍駐防韶關，為避免衝突，余漢謀事先對第二軍軍長張達進行了疏通說服工作。張達則表示：
“我決不反對幄奇！”
但第二軍第四師師長巫劍虹是陳濟棠的心腹，余漢謀心知不易說服巫劍虹，好在巫劍虹部早在7月9日奉陳濟棠之命退守大坑口，所以余漢謀的部隊於7月16日安然進佔韶關。
余漢謀部的先頭部隊第一師彭霖生團到達韶關后，隨即撥電話與其師長莫希德聯繫，不料搭錯線，接電話的是第四師師長巫劍虹。
彭霖生隨機應變，和巫劍虹寒喧了幾句，之後便問他：
“您是否願意和莫師長通話。”
“可以。”巫劍虹回答。
於是，彭霖生又撥通莫希德電話，和他說明搭錯線的經過，並請他和巫劍虹通話，儘力說服巫劍虹。
莫希德隨即與巫劍虹進行對話，講了一通民族大義的道理，接著說：
“你如果贊同我所說的，贊同餘軍長的主張，就電請陳總司令離粵，並將你的部隊由大坑口向後撤退，以免發生衝突。”
巫劍虹竟然爽快同意。莫希德又問：
“伙食有無問題？”
“伙食是靠廣州補給的，如果後撤，補給可能中斷。”
巫劍虹說完，隨即提出供給伙食費20萬元。莫希德一口答應。
掛了巫劍虹的電話，莫希德便將此事告訴余漢謀，希望他撥付20萬元。余漢謀聽后大吃一驚，猶豫道：
“巫師長尚未有任何實際行動，怎麼能給他這麼大的一筆款呢？”
但最終，余漢謀只能為莫希德兌現諾言，派軍部中校副官彭廷光用卡車裝載20萬光洋運送到大坑口，交給了巫劍虹。
巫劍虹也說到做到，拿了錢便向後撤退，撤到江村后，於7月17日發電錶示贊同餘漢謀的主張，並電勸陳濟棠入京。
於是，余漢謀以20萬元，換來陳濟棠的心腹幹將巫劍虹。
隨着巫劍虹由大坑口逐步後撤，余漢謀也率部逐步推進，避免行軍過快，與巫劍虹部發生衝突。
當時，駐東江河源的第三軍第九師鄧龍光部王德全、李紹嘉兩位團長，也響應余漢謀，通電倒陳，團長黃世途緊接着舉起倒陳旗幟。
陳濟棠在此眾叛親離的情況下，不得不於17日給蔣介石發電，表示遵命下野，但出於對余漢謀的怨恨，他要求“粵事交幄奇主持，各將領均不服從，仍恐不免一戰”，希望蔣介石另派大員主持粵局。
蔣介石對陳濟棠的要求，只是回復道：“幄奇對兄耿耿在念，決無過甚之舉”。
陳濟棠雖已決定下野，但還有一個驚人消息在等着他，那就是廣東全體空軍，已經被蔣介石的特務成功收買，並於18日全體投奔南京。
南京政府曾答應廣東空軍，給每架出逃飛機兩萬元獎金，但空軍投蔣后，並未接受這筆獎金，並稱：“我們要走也是為了國家統一，並非為了金錢。”
這個消息，成為陳濟棠離開廣東前最後一個重擊。
18日晚，陳濟棠絕望地離開了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廣東，屈辱下野。
余漢謀則於24日抵達廣州，接受廣東軍權。
一場內戰風潮，至此以倒陳運動的勝利結束宣告平息，西南割據數年的局面亦同時宣告結束，余漢謀從此成為蔣介石南京政府的一名重要幹將。
余漢謀的倒陳，對蔣介石統一廣東起到了重要作用，論功行賞，蔣介石對余漢謀委以重任，但他不希望余漢謀成為陳濟棠第二、李濟深第三，因而以各種手段分化瓦解粵系實力，壓制余漢謀勢力。
蔣介石以“軍政分權，還政中央，軍人不干預政治”為由，對廣東省政府進行改組，並將南京政府的人安插在各級要害部門，以此控制廣東。
1937年，南京政府又在余漢謀的綏靖公署之上設立軍事委員長廣州行營，以何應欽、陳誠為正副主任，致使余漢謀的綏靖公署形同虛設。同時，蔣介石減縮粵軍經費，調嫡系部隊入粵，在廣東發展特務組織，削減余漢謀部在廣東的勢力；並挑撥余漢謀部內部矛盾，對其內部進行分化瓦解，致使身為第四路軍總司令的余漢謀，不僅不能像陳濟棠主粵時期那樣干預黨政，如今連自己的部隊也指揮不動，無法掌控。
對此，余漢謀深為不滿，卻又無可奈何……
三、“余漢無謀”，兩戰粵北顯神威
1.被迫放棄廣州
全面抗戰爆發后，余漢謀就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指揮閩、粵兩省軍事。
當時，粵省第四路軍經過1936年縮編后，僅有十個師和兩個旅，分別駐軍在廣東省沿海線及瓊崖各地，兵力嚴重不足。
“八·一三”抗戰爆發后，余漢謀奉蔣介石的命令，一口氣派出八個師以上的部隊北上抗戰，其後又陸續派出十三個團之多，大部分官兵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儘管後來蔣介石為其補充了兵力，並恢復建制，增編兩個步兵師，但余漢謀的嫡系部隊已元氣大傷。
1938年4月，余漢謀得到消息：日軍在台灣集結海陸空7萬餘人，準備對廣東大舉進犯。
於是，余漢謀全力以赴地佈置防禦，廣東軍政當局成立了國防工程委員會、抗戰動員委員會，在各地建造工事，發放國防公債，一派準備抗戰的景象。
但不久又有情報說：日軍改變戰略，已將主力師團調往長江地區作戰。
廣東軍政當局為此大鬆了一口氣，應戰警報解除，各界開始歌舞昇平，各級軍官將領紛紛擅離防地到廣州、香港等地遊玩。
然而，10月上旬，日軍為策動武漢會戰，牽制中方華南兵力，同時為切斷中方從內地經廣州至香港轉往海外的國際聯絡線，在台灣地區集結第十一、十八師團及一零四師團，編成第二十一軍，兵力約7萬多人，還集結了大小艦艇30多艘，飛機60架，由古庄干郎任司令官，開始向廣州發起襲擊。
而此時，廣東仍在歌舞昇平之中，毫無應戰準備。
10月11日晚，日軍艦艇出現在大亞灣海面，位於最前線的一五一師師長莫希德首先發現敵情，立刻驚慌失措地向上級報告，同時打電話到廣州和香港，請各電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屬軍官趕快返回駐地。
與此同時，日軍以軍艦及飛機作掩護，分別向廣東的大鵬、澳頭、平海、東涌、小龜各地猛攻。當時駐防在該處的部隊，僅有一五一師的一個旅，他們分別堅守陣地，與敵爭持，激戰通宵。
12日凌晨，日軍一個師團在強大海、空炮火掩護下，在大亞灣附近的下涌、鹽灶等處強行登陸；同日上午，日軍另一師團也在大亞灣東岸玻璃廠登陸。成功登陸的日軍立即開始圍攻惠陽。
一五一師該旅孤軍作戰，退守惠陽，急電增援。
余漢謀此時正奉命加強兵力，保護廣龍鐵路沿線，但由於水陸交通絕大部分遭日機空襲破壞，部隊集結調動困難。
15日，惠陽失守，一五一師該旅被全部殲滅。
接着，日軍先後攻陷淡水、惠州。17、18兩日，日軍以主力部隊約15000人向增城入侵，在羅浮山東南方被張瑞貴師之一旅所阻擊，旅長鍾芳峻帶兵衝鋒殺敵，負傷殉職；日軍另一支中隊3000多人，由龍門正果向增城陣地猛攻。
余漢謀得訊后，於20日上午，親臨前線，指揮各軍。他的到來，大大鼓舞了士氣，其部下英勇作戰，堅守陣地。
隨着戰況對己越來越不利，余漢謀離開前線，返回廣州，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決定防守新塘至石牌，以曾友仁師和近郊鄧琦昌旅增援前線。而市內憲兵、警察、稅警團匯同廣州警備司令李江，負責防衛廣州。
部署完畢，余漢謀當天即又返回前線指揮。
就在這時，日軍在增城集中飛機大炮，對余漢謀部進行射擊轟炸，其別動隊繞道進攻派潭，向余漢謀部後背包抄，又以大隊坦克沿廣增公路推進，直逼廣州，戰況危殆異常。
余漢謀認為殲滅正面敵人的時機已過，打算放棄廣州，但上報蔣介石后未予批准。於是，為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余漢謀將部隊撤至粵北粵漢路橫石兩側，佈防在清遠、橫石、新豐一線。
而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廣州市長曾養甫也急匆匆隨余漢謀轉移，廣州軍政兩界群龍無首，廣大群眾以及許多學校機關的撤退工作無人組織，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21日，日軍兵不血刃進入廣州城內。與此同時，日軍另一支部隊由淡水截斷廣龍路，越過石龍，進攻寶安，直插虎門要塞的後背，虎門重地也在23日失守。
由於余漢謀疏於廣州撤退的部署，成為失去廣州的“千古罪人”，時人皆譏諷當局道：“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粵語甫譜同音）
2.破釜沉舟抗敵
余漢謀帶領駐粵的黨政軍機關撤退至粵北曲江，作為臨時省會，開始設置防線，準備抵抗日軍，以雪丟失廣州之恥。
余漢謀經觀察研究發現，日軍正面防線過長過大，於是迅速調整部署，令九零四、九零五團在惠州、淡水、虎門、寶安等地區開展游擊作戰，牽制日軍後方。而正面各軍分頭反攻，並取得可喜戰績，先在鰲頭官莊重創日軍，隨後於11月24日收復從化，12月9、10兩日又先後收復惠陽、博羅、寶安。使得日軍被迫放棄大亞灣方面的連絡線，改由珠江水道向廣州補給。
日軍因過長過大的正面防線處處被余漢謀部威脅襲擊，在形勢對其不利的情況下，以廣州為中心，轉攻為守，與余漢謀部轉為對峙。
1939年2月24日上午，日軍出動20多架飛機，分批轟炸粵北南雄，余漢謀部的地面防空部隊奮起反擊，與日機鬥智斗勇，擊落日機兩架。二機分別墜落始興和增城兩地，機毀人亡。
同日下午三時，增城附近沙塘鄉上空又出現多架日機，正在低飛偵察，當地駐軍一六五旅官兵發現后迅速對其展開進攻，並擊中兩架，一架當場墜地，機毀人亡；另一架受傷急降，被一六五旅官兵虜獲，擊斃機師四名，生擒一名，因繳獲的飛機還可使用，便交給上級處理。
1939年末，日軍為了配合對廣西南部的攻勢，從廣州向粵北韶關進攻，企圖打開交通線。
11月上旬，日軍秘密抽調其精銳部隊混合成近衛團，聯同其十八師團、一零四師團、海軍陸戰隊等共約4萬人，在同月21日起，與余漢謀部在粵漢鐵路南段接觸，互有進退。
12月中旬，日軍分兵三路，大舉北犯。先以飛機大炮攻擊，企圖消耗余漢謀部力量，以一零四師團的一部分兵力為左路，沿粵漢鐵路北上，攻佔琶江。中路為日軍近衛團，在25日越過良口。右路以十八師團全部，從增城經龍門，在24日進犯到龍門北面的地派墟。
余漢謀部分頭迎擊，戰況異常激烈，敵我雙方傷亡均重。
就在25日這天，日機空襲韶關曲江，這是第一次粵北戰役最危險的時刻，倘若不能擊退日軍的進犯，廣東軍政高層只能再次搬家。
余漢謀為爭取主動，乘敵輕進深入之際，以破釜沉舟之決心，在26日率領所部，全線轉移攻勢，雖然武器方面比不上日軍，但依託粵北大山大嶺的有利地形，加上失守廣州一年帶來的恥辱，余漢謀和他的將士們鬥志衝天。
同時，余漢謀致電中央，彙報了一個多月來的作戰情況，和他誓死守衛粵北之決心，大意如下：
“本部隊自上月中旬，揮軍奮戰，在今月中，敵軍傾巢而出，我軍也全面動員。戰爭之初戰況是我攻敵守，源潭一役，鏖戰四晝夜，殲敵二千餘人。隨後敵軍蜂擁而來，全面進犯，加以空軍助戰，來勢更加猖狂。
“我軍總預備隊全部投入進攻決戰，其餘部隊暫時進行防禦。本周以來，傷亡過半。敵軍緊迫我方主力陣地，三面突進，我軍死守陣地，也難以遏阻敵軍進攻的凶勢，即使某一部反擊成功，但也無法挽救大局。
“以當前的情形，就算是僥倖能支持多幾天，然而後援部隊什麼時間到來也不知道，前途也難有進展，所以我本着求仁得仁的決心，實行破釜沉舟的決戰，力爭死中求生，亡中圖存。
“即日乘敵軍深入，部隊分散，山地崎嶇，後方空虛之際，全部轉移攻勢。
“以六十三軍張瑞貴率領一五一師、一五三師、一五四師、一八六師、獨立二十旅、教導團等部隊緊跟敵後，襲擊梅坑、呂田、良口的敵人，由南向北攻擊；以六十二軍黃濤率領一五二師、一五七師從佛崗附近先向東南方攻擊從化、增城敵軍的根據地，再與六十三軍協同，全力反攻；以繆培南副總司令指揮六十五軍，力守主陣地。
“漢謀率直屬部隊親赴前線，並發動民眾清空屋舍，以策劃全面作戰計劃，幸得成功，則上有依賴總理神靈保佑，被蔭總座之福，萬一中途挫折，也能達成求仁得仁的目的，而沒有辜負總座平時戰鬥犧牲到底的教誨！”
3.首次粵北大捷
發完電報，余漢謀即率部上火線，誓與日軍拼個你死我活！
在余漢謀的鼓舞下，其所部奮勇抗敵，右縱隊六十二軍的一五七、一五四師與日軍血戰一晝夜，終於在28日早上攻克良口北面的高地牛背脊墟，將日軍近衛師團一個聯隊全部殲滅，並將日軍存放的糧食、彈藥、車輛全部焚毀。
與此同時，一五二、一八六師亦進展順利，攻佔了龍井，並截斷了公路，包圍了良口墟。
就在右縱隊取得一系列勝利后，28日中午，左縱隊六十三軍主力獨立二十旅、教導團等部隊收復梅坑，殲敵無數。一五一、一五三、一五四各師則在分擊呂田、丹竹坑、沙田、龍頭各地。
然而，就在一五八師於高田阻擊日軍，戰鬥正酣時，日軍右路軍一部分兵力鑽隙迂迴，先頭部隊突然來到青塘、翁源之間。
軍長黃濤發現敵情，立即與余漢謀通電話，請示機宜。余漢謀當機立斷，指示道：
“敵要我韶關，我要廣州，應立即向敵後攻擊！”
原來，余漢謀看準日軍此次是傾巢北犯，廣州空虛，正是“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的大好時機。日軍處在中國軍民齊起而攻之的形勢下，既不能在戰鬥中從中國方面得到人力、物力支援，又處處被中國軍隊截擊，首尾不能相顧，勢必導致士氣大跌。在這樣大好的形勢下，余漢謀下令全面追擊。
就在此時，由湘調粵增援的第五十四軍十四師抵達粵省，並於1940年1月1日到達新江加入追擊，日軍各路部隊紛紛向南潰退。
余漢謀指揮十二集團軍左右縱隊，銜尾追擊。為達到殲敵的目的，余漢謀分別命令三十五集團軍第二軍由四會、清遠沿北江西岸夾擊；五十四軍第十四師由翁源向南攻擊前進；東江指揮所部隊由左潭向鐵崗堵截；第二游擊縱隊，積極襲擊新街、龍口、江村的日軍，進迫廣州。
9日，增城以北各地相繼被收復，余漢謀部繼續向增城攻擊。
與此同時，日軍左路軍的一部分部隊在英德、連江口、黎洞、高田、清遠等地頑抗，余漢謀部經過激烈戰鬥，以慘痛傷亡為代價，終於在5日早晨收復英德。
接着，余漢謀部乘勝追擊，10日，先後收復連江口、清遠等地。11日，收復從化縣城，日軍全線狼狽向廣州潰退。
至此，余漢謀部終於把日軍趕回戰前的陣地，完全恢復1939年11月20日前原有的態勢，徹底粉碎了日軍第一次進犯粵北的戰略企圖，贏得了廣東軍民自抗戰以來的第一場大勝利。
此次會戰作戰時間由1939年11月20日起到1940年1月21日止，歷時53天，總共擊斃日軍軍官236人，士兵9800多人：擊傷日軍軍官87人，士兵3700多人；俘虜敵軍軍官4人，士兵58人；繳獲火炮十門，炮彈800多顆，重機槍12挺，輕機槍33挺，步槍330枝，子彈35000多發，奪獲日軍軍馬80匹，擊傷擊斃日馬1000多匹，以及繳獲其他軍用品甚多。
會戰結束后，余漢謀隨即召集各部隊首長，在曲江召開軍事檢討會議，檢討此次會戰敵我優劣得失，總結經驗教訓。
第十二集團軍遵照上級指示，把此次粵北大捷的戰利品展示給民眾，並將各次戰役戰鬥經過情形、敵人傷亡人數等製作成圖表，公開展覽。遠近民眾紛紛到場參觀，此展會大大鼓舞了軍民的鬥志，增強了抗戰到底的信心與決心。
4.抗戰中再創佳績
國軍取得粵北第一次大捷后，日軍便龜縮廣州，並試圖擴充外圍據點，打算掃蕩國軍。
經過4個多月的準備，日軍於5月又派出十八、二十八、一零四師團共4萬精兵，第二次向粵北防線撲來。
5月13日，日軍主力及戰車數十輛，以飛機大炮為掩護，由神崗進犯從化街口。14日，又進犯從化東北的雞龍崗。
余漢謀部進行分路反攻，兩地失而復得數次。
此時，余漢謀借鑒第一次粵北會戰的經驗，為了遏制日軍鑽隙迂迴的伎倆，以重兵控制良口以北地區，作為多條戰線的縱深陣地；而正面兩側，配置相當兵力，準備腰擊敵人；另外以勁旅部隊，沿粵漢鐵路線，威脅廣州日軍。
20日，日軍攻入良口，22日憑藉飛機大炮助戰，並施放毒氣，進攻國軍良口以北的主陣地，余漢謀部奮力抵抗，損失慘重。
24日，余漢謀令所部分別由水頭墟、石嶺墟向日軍側面攻擊，日軍倉皇中應戰，戰鬥異常激烈。
31日，增城方面的日軍第十八師團的一部分部隊，向增城西側的派潭進攻，遭到余漢謀所部奮力阻擊，滯留河大塘、靈山一帶，無法前進，良口的日軍也被消耗得疲睏不堪。
與此同時，花縣、增城兩方面的日軍遭遇余漢謀部阻擊，無法協同增城、良口日軍作戰，增城、良口日軍遂陷入孤立無援的局面之中。
余漢謀為了徹底殲滅日軍，命令部下張貴瑞、黃濤率部分別向米埗、良口、雞龍崗東西兩側發起攻擊，而各縣民眾同仇敵愾，破壞日方交通，日軍進退兩難，節節敗陣。
6月1日，余漢謀部終於攻克花縣。兩天後，收復良口。
就在收復良口同日，進攻派潭的日軍，也在余漢謀部的阻擊下，全線向南潰退，接着又遭余漢謀部分路追蹤截擊，而疲憊不堪，其後近衛師團一大隊退至雞龍崗，被一八六師部隊伏擊，首領宮本少佐被當場擊斃，其餘300多名官兵也被全部殲滅。
此時，日軍廣播也不斷傳送日本皇軍遇襲慘敗的消息，被俘日軍官澤大佐在日記上寫道：
“全軍潰敗，自來華作戰，從未有過如此之慘敗。”
此次戰役，從1940年5月13日起至6月12日止，作戰整整一個月，日軍擴充廣州外圍的企圖又遭失敗，不得不龜縮回廣州。
余漢謀率第十二集團軍，接連取得兩次粵北大捷，不但粉碎了日軍的進攻，也為他自己恢復了聲譽。
第二次粵北會戰結束后，原屬第四戰區管轄的兩廣地區，被南京政府劃分為四、七兩個戰區，余漢謀被蔣介石提升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駐紮韶關，仍兼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統轄廣東全省的軍事力量。
四、一代將星，抗戰後被釋兵權
1.馳援湖南廣西
1944年，已走入窮途末路的日軍，突然先發制人，在東線戰場展開猛烈進攻。
此時，台灣海峽被中國盟國海軍控制，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已被切斷，在中國的長江補給線，也受到中美空軍的監視。為了挽救敗局，日軍決定孤注一擲，投入50餘萬兵力，做“最後一搏”，開闢一條由中國東北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維持其本土與南洋各地的聯繫，同時摧毀美國在華的空軍基地。
蔣介石雖然深知對日作戰的艱苦，但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日軍的“最後一搏”，主要在於打通粵漢、湘桂兩線，為其在緬甸、越南、中南半島，以及南洋海島上的各處日軍，開闢一條潰敗后的逃生之路。
同時，蔣介石明確斷定：“敵寇今日的狂妄行動，真是日暮途窮、計無復出的最後一擲。”
但蔣介石卻沒有料到，日軍的“最後一擲”，其規模之大，在侵華戰爭期間空前絕後。
這年4月18日，日軍突破中牟地區守軍防線，渡過黃河攻佔中牟，然後兵分三路向鄭州、密縣、尉氏與鄢陵等地大舉進犯。
僅僅近40天，日軍便以五六萬之兵力，在有三四十萬守軍的河南境內攻城掠地，連佔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中原重鎮在內的城市38座，不僅打通平漢線，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內隴漢線大部。
就在佔領洛陽的當天，日軍又以20餘萬兵力，配備1個騎兵聯隊、4個獨立炮兵聯隊、1個野戰炮兵聯隊、3個獨立工兵聯隊、兩個鐵道兵聯隊、戰車第三師團一部，以及汽車3000餘輛、飛機6000餘架，向第九戰區大舉進攻，長衡會戰爆發。
6月17日，長沙陷落。日軍繼續進犯衡陽，衡陽告急！
與此同時，余漢謀奉蔣介石之命，急遣六十二、六十五兩軍倍道馳援。其中六十二軍於15日突進六塘東南方。19日，鑽隙滲透到衡陽城郊。
然而，由於協同作戰的七十九軍進展緩慢，較遲渡過蒸水，六十二軍遭到腹背受敵，傷亡慘重，雨母山一役中，一五一師少將副師長餘子武壯烈殉職。
而衡陽守軍，頑強抵抗，以17000餘人的兵力，與五個師團的日軍進行拚死搏殺，在彈盡糧乏的情況下，苦戰48天，致使日軍慘遭重創，死傷19000餘人。
8月8日，衡陽失陷。日軍隨即沿着湘桂鐵路線西進。
余漢謀調派第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率黃濤的六十二軍、林偉濤的一五一師、鄧泊涵的一五七師、劉紹武的一五九師，入桂救援。
9月初，日軍發動了廣西戰役，先後佔領桂林、柳州，於11月24日進入南寧，並派二三千人追趕國軍至貴州，一度令貴陽、重慶嘩然。
這便是中日開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豫湘桂戰役。日軍雖最終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由於延誤了時間，其戰略價值已經大大減弱。而後，經過國軍大舉反攻，大挫日軍氣勢，黔桂戰局轉為穩定。
2.當了受降主官
1945年，是中國軍隊揚眉吐氣的一年。
這年年初，日軍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南段。當時，日軍佔領了衡陽、桂林兩個據點，還剩下韶關一個據點，於是集結20多萬兵力，憑藉飛機大炮等優良的武器，對韶關發起猛烈進攻。
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余漢謀冷靜應對。先是任命張澤深為韶關城防指揮官，部署守城，隨即準備將廣東省政府東遷。
1月中旬，日軍以提三樹男的六十八師團，由湖南沿粵漢鐵路南犯；以鈴水貞次的一零四師團，由廣州沿粵漢鐵路北犯；以宮澤四郎的四十師團，由湖南道縣進發，沿藍山、樂昌東犯。從三面合圍曲州。
1月23日，韶關城防守軍與北犯的日軍接觸，將其阻於河西醫院附近。
24日，日軍突襲韶關市區南端的飛機場，並進攻火車站和自力山，以及韶關市區北面十里亭的大王崗山，韶關守軍以及前來支援的一八七師與之多次短兵相接，展開肉搏，爭奪異常激烈。
其中爭奪大王崗山的血戰進行了整整一晝夜，大王崗山反覆被奪，又反覆失而復得，敵我傷亡均重，其中一位副團長黃遠謀在戰鬥中奮不顧身，壯烈犧牲。眼見守軍力不能支，余漢謀只好決定放棄韶關，下令城防部隊開始突圍，向始興、南雄方面集結，阻敵前進。
27日，余漢謀部撤守曲江，將第七戰區長官部轉遷至龍南，其間不斷派出有力部隊側擊粵漢鐵路交通線。
此後，日軍為了防護粵漢鐵路南端交通，同時侵佔龍南、定南、虔南，於5月間分三路進犯，先後攻佔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以及和平各地。而余漢謀率部緊跟其後，不斷將失地收復，致使日軍損失慘重。
到了6月中旬，三路日軍都遭到大舉反攻，狼狽潰退。
夏秋之間，中國軍隊進入全線反攻，取得節節勝利。
此時，太平洋美軍己成功登陸硫磺島，盟國空軍猛炸日本東京各地，日本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7月26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波茨坦發表聯合聲明，指令日本政府應立即宣佈無條件投降。
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日本舉國震驚。
14日，日本政府被迫宣佈無條件投降。
15日，中國政府接到日本宣佈投降的電文後，最高統帥部即電南京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示其有六項投降原則，並任命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降。
9月9日，受降典禮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舉行，岡村寧次代表日軍簽字。
陸軍總司令部遵照最高統帥的指示，按原戰區將全國分為15個受降區，指派就近的最高軍事長官分別接受日軍投降。
余漢謀被指定為廣東省曲江、潮汕及惠陽等地區受降主官，投降的日軍部隊有104D潮汕支隊及130D炮兵一大隊與步兵兩個半大隊。辦理受降地點在汕頭。余漢謀領命后立即着手準備受降。他先派人前往惠陽，設置前進指揮所，並將備忘錄送到日軍方面負責人、獨立步兵第八旅團長加滕奇少將手中，告知本戰區受降接收規定事項。
接着，余漢謀急電海豐縣長黃仲文，令他切實負責保護海豐縣日軍武器彈藥倉庫，嚴防奸匪破壞劫掠，聽候派員接收。
9月28日，受降典禮在汕頭舉行，儀式簡單嚴肅。余漢謀以受降主官身份指派第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徐景唐為受降官，與之坐於上方。日本投降主官為二十三軍軍長田中久一，以其軍部參謀長高田為代表，簽署受降書，並口頭陳述，絕對服從命令，遵照規定繳械。
然後，日方投降官及其隨員敬禮、退席。我方隨即鳴炮、奏國歌，粵省陷入抗戰勝利的一派歡騰中。
余漢謀率粵省度過難關，心中自是激動不已，事後，他為抗戰勝利總結經驗稱：
“不屈必勝，能戰必存。”
3.淪為光桿司令
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余漢謀以為終於可以重返廣州了。殊不料，蔣介石在任命他為廣東曲江、潮汕及惠陽等地受降主官，接受日本投降的同時，卻任命張發奎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從廣西前往廣州，接受日軍投降，掌管廣東軍事。
於是，廣東全省各地區，全部划入張發奎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轄區。粵軍期盼已久的大本營被鵲巢鳩佔。
余漢謀所部雖在抗戰前，便被蔣介石想方設法削弱、分化、瓦解，余漢謀也已習以為常。但如今不同往日，余漢謀在抗日中立下戰功，卻遭此對待，自有被“過河拆橋”的感覺，其所部官兵也都非常氣憤。
余漢謀無奈之下，只能對部下好言相勸：
“抗戰已經勝利，洗雪了我國甲午以來五十多年的奇恥大辱，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大家如能團結一致，遵照總理遺訓，做個老百姓也是光榮的。”
為了撫慰憤憤不平的官兵，余漢謀把部隊的大部分公積金以及可以公開變賣的東西，如運輸汽車、剩餘戰爭物資等，統統分給各級軍官，以防南京政府一旦解散粵軍，這些軍官們也可以靠着這些自謀生計。
而事實果然如余漢謀所料，1946年初，蔣介石下令同時撤銷了余漢謀的第七戰區、第十二集團軍，余漢謀的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也自動被解除。
而余漢謀所指揮的第六十三軍、六十五軍和閩粵邊區部隊，一部分被劃歸張發奎指揮，一部分被蔣介石調到江蘇、山東參加國共內戰，全部脫離了余漢謀的掌握，余漢謀苦心經營20多年的粵系軍隊至此被蔣介石徹底拆散。
余漢謀苦笑着搖頭嘆息：“我已淪為光桿司令了。”
為了安撫余漢謀，蔣介石晉陞他為二級陸軍上將，又委任他為有名無實的衢州綏靖公署主任，而這個綏靖公署主任的主要任務，就是看護浙贛鐵路，實際等於無事可做。
余漢謀也樂得清閑，認真為蔣介石看護起浙贛鐵路。
1948年春季，國民大會召開，余漢謀被委任為陸軍總司令。
這個職務乍聽之下，非常厲害，實際上有名無實，沒有實權。余漢謀既來之則安之，自我安慰道：連何應欽、顧祝同等人也不過是充當高一級的“傳聲筒”，自己一個被解除兵權的非嫡系將領，出任此等高級職務，應該知足了。
於是，上任后一副清心寡欲的樣子，做好本職工作。工作之餘，就在家讀讀報看看書。後來余漢謀回憶這段經歷說：
“在這段時間我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什麼都不想，也不容我想。”
4.大鬧救國日報
就在1948年春季國民大會期間，余漢謀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
當時，余漢謀和薛岳、張發奎等粵籍將領成立競選小組，為孫科競選副總統籌集經費、拉選票。孫科的競選對手主要是桂系首領李宗仁。
然而，經過眾人一番努力后，4月19日，競選副總統當天，各代表入場時，發現座位上擺着一份《救國日報》，頭版頭條赫然刊印着孫科與如夫人藍妮的醜聞！余漢謀頓感之前的努力已化為泡影，沮喪不已。
兩小時后，競選結果出爐，得票前三名為李宗仁、孫科、于右任，但因三人均不足法定當選票數，依照選舉法規定，三人將在24日進行第二輪選舉。
散會後，余漢謀等百餘名粵籍代表在休息室召開緊急會議，脾氣火爆的薛岳起身憤憤道：
“我們去找《救國日報》主編算賬。”
余漢謀心中雖覺不妥，但見張發奎、香翰屏、李揚敬等粵籍將領紛紛附和，覺得自己也沒有拒絕之理，於是，就由他們五名國軍上將挂帥帶頭，60多名粵籍代表緊緊跟隨，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位於太平路的《救國日報》社，將該報社一樓排字房和門面砸了個稀巴爛。
回到國民大會會議廳，薛岳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要“依法控訴《救國日報》捏造事實”之罪。
第二天，各報頭版均以“五國軍上將大鬧救國報”為頭條，驚動了蔣介石。
蔣介石亦反對李宗仁、扶植孫科參加副總統競選，但對薛岳、余漢謀等人將事情鬧大頗為不滿，還將“罪魁禍首”薛岳訓斥了一番。
4月24日，第二輪副總統競選投票，李宗仁票數又位居第一。
此時蔣介石見李宗仁勝利在即，也有些着急，於是如法炮製，令陳立夫散播消息，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就要逼宮，或三個月後就要逼迫領袖出國”，同時攻擊李宗仁夫人在北平貪污。
在形勢對李宗仁不利時，李宗仁以退為進，退出競選，使國民大會陷入停頓狀態，同時桂系在南京郊區的軍隊也在虎視眈眈，蔣介石棋錯一着，不得不對李宗仁讓步，請他重新參加競選。
然而桂系將與蔣介石的談話付諸報端，並稱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完全是想倡導民主作風，反而使李宗仁更獲民心，一些原本支持孫科的蔣系“國大”代表，因對陳立夫阻礙自由競選產生反感，反而站到李宗仁一邊。
4月29日，孫科最終敗給李宗仁，副總統的桂冠被李宗仁摘走。
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成功，也是國民黨黨內分裂的開始。雖然余漢謀此前支持孫科，但對於李宗仁出任副總統，也樂於接受。因為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來已久，而余漢謀表面對蔣介石毫無怨言，實際心中記恨不已，因此默默站到了李宗仁一邊。
李宗仁上台後，第一件事便是逼蔣介石下野，這點倒與蔣介石當初“造謠”內容一致。李宗仁採取了武力脅迫，由白崇禧在武漢散播言論：
“蔣氏如再堅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隊將退出武漢，讓開長江一線給中共。”
“如以政治方法不能成功，即以軍事行動達其目的。”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佈第三次下野。
下野前，為籠絡廣東地方要人，蔣介石任命余漢謀為廣州綏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張發奎為陸軍總司令。
但這遲到的安撫已無法打動余漢謀。回到廣東，余漢謀便公開站到了李宗仁一邊，並公開稱：
“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
“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五、為避猜疑，隱居郊區北投
1.不起義不抵抗
余漢謀就任廣州綏署主任后，同張發奎、薛岳商量，提出了幾個能打動、鼓舞廣東人心的口號：
“團結大廣東！”
“繼承粵軍第一師精神！”
“四、七、九戰區大聯合！（抗戰時，張發奎、余漢謀、薛岳分別是這三個戰區的司令長官。）”
與此同時，余漢謀還和薛岳一起，大力搜羅廣東舊軍政人員，擴充實力，同時積極整頓和擴大保安部隊，將原來15個保安團擴大為20個團，編成5個師，各師均配備重型大炮、戰車，以適應大兵團作戰，並把部隊調集到廣州附近和省內各重要鐵路沿線，企圖阻止解放軍進軍廣東。
余漢謀將舊部佈置在湛江、高要、海南等地，以圖萬不得已時，能退到湛江，以海南為基地，雷州半島為外圍，喘息待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南下，蔣家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中。華南各地都在積極準備迎接解放，余漢謀舊部羅梓材等人與中共方面取得聯繫，想利用他們與余漢謀的老交情，發動起義或設法保全廣東，以迎接解放。
但余漢謀對起義的事情疑慮重重，他對羅梓材說：
“這是談何容易的事，即使不顧念自己的歷史問題，單那幫特工人員就難以對付，行動上會有許多危險。只有將李振球的六十五軍調回廣州，有了可靠的兵力之後，在有利的條件下，才能考慮這些問題。”
最後又嘆息道：
“到時候我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
5月，余漢謀憑藉保安隊雄厚的軍事實力，鎮壓了吳奇偉在粵東的起義，打擊了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
10月，解放軍大舉入粵，並很快兵臨廣州城下。廣東國軍無力抵抗，余漢謀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自己是無能為力了，決定放棄廣州，他指揮部隊從粵北、花縣直到廣州，一槍不發，節節退卻，既不起義，也不抵抗。
此時，余漢謀內心十分矛盾，思想一片混亂，他曾想過掙扎到底，但又深知自己無法對抗解放軍；既知大勢已去，又不敢棄暗投明，甚至潛意識裏還抱有一絲希望，希望張發奎、薛岳能夠挽救敗局。
但形勢已定，余漢謀無奈下在廣州自掏腰包，發放三個月薪水的遣送費，把其綏靖公署的職員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他自帶部分隨從於10月13日從虎門坐海輪經湛江逃往海口。
此時的海南島，儼然成為國民黨的反共戰略基地和大西南逃台的空中航線中轉站，這個一向被南京方面冷落的中國第二大島頓時熱鬧起來。
余漢謀到海南后，自動請求取消了自己廣東綏靖主任的頭銜，表示願意當薛岳的副手，協助薛岳在海南島做最後掙扎。
薛岳將從大陸南逃而來的國民黨軍隊和海南的地方部隊，統一在防衛總司令部指揮之下，總兵力為10萬人左右。之後，薛岳制定了海南防衛作戰計劃，以現有的防禦工事為基礎，以進行持久防禦為作戰計劃的指導要領，配以海、空和戰車部隊，形成一個現代化的作戰體系。
對於該作戰計劃，薛岳特地召開作戰會議，親自進行解釋。他站在軍事地圖前，邊用指揮棒指點着邊說：
“根據我們的綜合分析、判斷，共軍必然利用夜晚、霧天渡海作戰，配合島內土共，採取外攻內合的攻勢，實行中央突破，將我軍分割壓倒於瓊山、文昌、儋縣、昌江平原地區而殲滅之。為此，制訂此防衛作戰計劃進行應對。我們將防衛地帶組成三道防線：由文昌縣的銅鼓嶺起，中經抱虎嶺、木蘭頭、七星嶺、鋪前、塔市、海口市、白蓮、花場、天尾、馬梟、臨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帶為第一道防線；由瓊東縣在長坡、煙礦、黃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紅石嶺、加萊、那大、白馬井等設二道防線；以海口市、白蓮、花場、天星、馬梟一線為核心防線。”
薛岳認為這三道防禦線堅如“銅牆鐵壁”，自稱為“伯陵防線”。
儘管這麼說，余漢謀和薛岳都深知海南守軍戰鬥力低下，不堪一擊。
1950年3月5日，解放軍發起海南戰役，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鄧華兵團在瓊崖縱隊和海南人民的支持下，於4月16日渡過瓊州海峽。
正如余漢謀心中所料，海南守軍一觸即潰。余漢謀、薛岳等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后，即組織撤退。由於計劃周密，解放軍又無制空權和制海權，余漢謀的撤退比較成功。
5月1日，“國軍”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灣。同日，海南解放。
2.晚年遠離政治
余漢謀和薛岳雖然丟失海南，但畢竟得到蔣介石的批准，蔣介石也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海南難以保住，因而沒有責怪余漢謀等人。反而因其撤退計劃周密，組織撤退有序，使得國民黨軍隊主力得以全部上船撤往台灣，而對余漢謀等人進行了表彰。
到台灣不久，余漢謀被晉陞陸軍一級上將，並被任命為“總統府”戰略顧問。
在國民黨改造運動中，余漢謀從海南帶到台灣的“粵軍”經過接二連三的整編，早已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混在一起，變得面目全非，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可以說“粵軍”已經不存在，余漢謀也已經一無所有了。
國民黨改造運動結束后，余漢謀除保留“總統府”戰略顧問外，1952年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儘管都是榮譽虛職，並無實際工作可做，但余漢謀仍樂於接受。
此時，大多數大陸時期的高級將領都與余漢謀一樣，包括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何應欽等人，也都賦閑在家，與余漢謀同樣的粵籍將領薛岳，也被任命為“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所謂戰略顧問，不過是榮譽職務而已，並無實質性工作可做。因此，余漢謀不僅沒有失落感，反而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欣慰。
為了躲避政壇紛爭，增加蔣介石的好感，余漢謀幹脆搬到台北的北投郊區居住，過着“種菜未容終老去，賭棋時約故人來”的閑適生活。
余漢謀戎馬大半生，戰場上揮師千軍萬馬、叱吒風雲，可脫下軍裝卻是一位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儒者。他不但熟諳古今兵法，且博覽群書，手不釋卷，極為推崇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論語章句，並對書法情有獨鍾。
余漢謀從小開始學習書法，數十年來鍥而不捨，觀摩古今名家精作，窮其奧秘，攫其精華，融匯貫通，最終“有志者事竟成”，他的一手端正遒勁的楷書，可謂造詣頗深。
世人有“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之說，余漢謀的書法端莊秀逸，結構嚴謹，從未給人有“火氣”之感，這與他的為人是非常一致的。曾有人這樣評價余漢謀：
“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感到，當你同將軍相處之時，你會深刻感受到他有尊長的慈愛，有摯友的熱誠，有藝術家的坦蕩胸懷。身為躍馬操戈的軍人，誠屬罕見。”
余漢謀為人寬宏大量，待人仁厚，無論部下、同僚，還是鄉人、朋友，對此都有深有同感。早在1929年冬第二次粵桂戰爭時，桂軍戰敗后，余漢謀指揮粵軍入桂追擊。其間，有次余漢謀來到賓陽附近，駐軍在公路上列隊歡迎，號兵正吹號為禮，余漢謀便下車答禮。不料，衛隊所乘大車忽然從後面駛來，司機剎車不及，車輪從余漢謀的腳面輾過。
這一幕令所有人大驚失色，大家一面圍着余漢謀查看傷情，一面請示拘留司機治罪。余漢謀雖傷勢很重，但還是制止眾人說：“是我不慎之過，算了。”
這件事不僅讓司機萬分感激，亦讓在場將士無不感嘆余漢謀的寬容與雅量。余漢謀此次腳部負傷，在廣州頤養院醫治多年，才恢復正常。
在大陸時期，還曾有一鄉人羅某凱覦余漢謀在北嶺山的先祖墳地風水，偷偷將自己先人的塋墳侵葬入余漢謀祖墳地界內數尺。
風水寶地對一個家族來說，可以說是命根子。因此余漢謀的親友發現此事後，均憤憤不平，打算藉助余漢謀的勢力找羅某興師問罪。余漢謀得知后，趕忙制止親友，對他們說：“讓他數尺又何妨。”結果避免了一場糾紛，鄉人對余漢謀更加佩服與讚賞。
正因為余漢謀隨和、寬容，宅心仁厚，余漢謀的晚年，便常有鄉人、屬下、舊日朋友往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梁寒操是余漢謀的小學同學，在余漢謀搬到台北北投郊區以後，梁寒操也搬到北投居住，與余漢謀比鄰而居，從此兩個悵懷故鄉的老人朝夕過從，聊慰寂寞。1975年，梁寒操因心臟病突發猝死，余漢謀十分難過，為此傷心了很久。
余漢謀晚年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運動。早在大陸時期，他便經常教誨下屬要持之以恆地鍛煉，不做弱者，爭做強者。他本人也堅持不懈地鍛煉身體，因此晚年仍保持神采奕奕，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耳聰目明。
余漢謀主要的體育運動便是登山，他認為這項運動既可鍛煉身體，又能錘鍊人的意志，把它隱喻為攀登高峰，不斷向前，激勵奮發上進的意思。
經常與余漢謀一起登山的，除了知已好友，還有夫人同行。每次登山，余漢謀都將它看作是一次任務，而且必須完成這項任務。當他站到山頂上時，這項任務便完成了，他便會心情愉悅地感受“會當凌絕項，一覽眾山小”絕妙佳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風光。
3.一切聽之天命
余漢謀有一妻二妾，夫人上官德賢是他的保定軍校同學兼密友上官雲相的胞妹。娶妻之後，又先後納如夫人吳桂瓊、林秀珍。其子女四人均學有所成，長子余國棟，次子余國梁，長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四人皆先後赴美國攻讀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
由於子女大多時候不在身邊，余漢謀縱然再樂觀，長期無所事事，也難免精神空虛，感到無所寄託。這時，余漢謀的妻兄上官雲相便建議他加入佛教。
上官雲相在台灣的命運和余漢謀相似，赴台後也是賦閑在家，終日無所事事，於是篤信佛教，自稱“古穆和尚”。見到余漢謀因空虛而沮喪，便以佛教中的“四大皆空”來開導安慰余漢謀。
儘管受到上官雲相的影響，但余漢謀沒有信佛，而是與夫人上官德賢一起皈依了基督，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企求上帝赦免他以往犯下的罪孽。
皈依基督后，余漢謀每天有了固定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到教堂中去唱聖歌、做禱告，他像當軍人時一樣嚴格遵守時間，風雨無阻。
1975年，蔣介石去世，余漢謀十分難過。1980年4月4日，台灣當局為紀念蔣介石去世五周年，在台北舉行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余漢謀作為軍界元老被邀請出席。
當時雖是春天，但烈日當空，炎熱如盛夏，會場上也沒有遮蔽陽光的帳篷，余漢謀以84歲高齡，全身戎裝，不肯用手仗，一直堅持至禮畢，冒着汗正襟危坐了兩個多小時。
集會結束后，余漢謀又進入紀念堂向蔣介石的銅像行禮，這時他已經感到體力不支，但還是勉強硬撐着參加完所有儀式。
回到家后，余漢謀感到胸部不適，次日便被家人送進榮民總醫院檢查，被確診為患了肺癌，隨即轉入三軍醫院作長期治療。
從此，余漢謀再也沒離開過醫院病床，在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病情時好時壞，雖身心受到痛苦煎熬，但每次有人來訪，余漢謀都笑容滿面，與客人聊天。無論談到世界前途或他久治不愈的痼疾，他都樂觀向上，從無悲觀情緒，更無厭煩疲憊的樣子。
余漢謀的親友曾形容他住院時的情形說：
“他有時因咳嗽不己，睡眠不佳而感沉悶，有時神采煥發，談笑風生，如無病者一樣。他想得開，看得透，從不諱疾忌醫，自謂革命軍人以身許國，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一切聽之天命。”
余漢謀去世前不久，其姻親賴景瑚夫婦到醫院看望他。當時，余漢謀已經非常消瘦，但仍滿面笑容，與賴氏夫婦閑話家常，還指着茶几上放置的賴景瑚新作《煙雲思往錄》，興緻勃然地對賴景瑚說：
“病中有此作伴，我很愉快，它使我有讀書之樂而無孤寂之感。”
余漢謀一向喜歡讀賴景瑚的文章，被賴景瑚視為“知音”。賴景瑚曾評價余漢謀說：
“他平日態度謙和，語言謹慎，和他初次見面的，總認為他是洵洵儒者，簡直看不出他是一位叱吒風雲的百戰英雄。”
此時，余漢謀感到自己大限將至，對大陸老家的思念更甚以往。就在這時，余漢謀在香港的姐姐余淑賢提出，要返回大陸定居。余漢謀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當即表示：
“落葉歸根是對的，我支持這一行動，一切困難可以幫助解決。”
余漢謀忍着癌症帶來的痛苦，為余淑賢回大陸定居作了周密安排，並派他的第三夫人林秀珍從台灣趕赴香港，幫助姐姐辦理相關事宜。在三夫人臨行前，他將為姐姐準備的生活費用請三夫人代轉，並囑咐說：
“姐姐曾遭遇車禍，行走困難，你去香港后，要為她購買輪椅及回國后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然後把這筆預備金交給她，作為她回大陸定居后的一切生活開支。”
那時，余淑賢已經98歲高齡，如果沒有餘漢謀的支持，她回歸故里的願望定然無法實現。
1981年底，余淑賢由香港順利返回廣州定居。余淑賢抵穗后，民革廣州市委領導同志登門慰問，並協助解決房屋問題和辦理有關定居手續。當她搬進廣州市東山百子橫路的舊居時，十分動情地表示：
“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照顧關懷！”
然而，余漢謀沒有等到姐姐回歸故里這一天。
1981年12月27日，余漢謀終因癌細胞擴散，病入膏肓，帶着對故鄉的思念，安祥地、毫無痛苦地離開了人世，享年85歲。
歷史評說
在粵軍將領中，余漢謀以文韜武略而著稱，不失為南海名將，並一度成為南京政府重臣，一領粵軍之風騷。
余漢謀早年的功績之一，便是對共產黨人的保護。北伐期間余漢謀所部留守廣東，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廣州隨之發生了“四·一五”政變，當時余漢謀率部駐防高要，接到廣東當局發來的“清黨”密電后，他見電報中所列黑名單中的人物，有一些曾協助過當局工作，在設法通知這些人後才展開搜捕。蔣介石在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時，余漢謀奉命出兵入贛，表面上執行蔣介石的“剿共”命令，實際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策略應付蔣介石，可以看出他對共產黨的態度。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余漢謀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倒陳投蔣，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內戰。但抗戰初期，余漢謀放鬆了防範，使廣州輕易落入日寇之手，余漢謀因此備受譴責。以後余漢謀兩戰粵北取得大捷，粉碎了日軍的進攻，也為他自己恢復了聲譽。此間，余漢謀部還前後參加了江蘇、河南、江西、湖南、廣西等各省的抗戰，有力地支援了各省友軍作戰。應該說，抗戰八年，余漢謀功不可沒。
解放戰爭期間，蔣介石排斥異己，余漢謀被解除兵權，一直居於閑職，直到蔣介下野才被任命廣東綏靖主任，得以重返廣東。但當解放軍兵臨廣州城下時，儘管余漢謀不願向解放軍投誠，但也未予抵抗，使廣東同胞免受戰禍。
值得肯定的是，余漢謀對部下宅心仁厚，抗戰勝利后曾把部隊的大部分公積金以及可以公開變賣的東西分給各級軍官，以防粵軍一旦被解散，這些軍官不至於一時生活無着。國民黨敗勢已定時，他又自掏腰包發放三個月薪水的遣送費，把其綏靖公署的職員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余漢謀在社會公益事業上，也盡顯菩薩心腸。當年駐軍贛南時，但凡興學、築路、修水利、建醫院皆悉力協助；同時他崇尚科學，興辦教育，注重保護生態環境。
到台灣后，余漢謀為避猜疑隱居郊區，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亦可謂明智之選。
縱觀余漢謀一生，“謀國之忠，料敵之明，器度之恢弘，臨戰之謀定，與人有讓而不爭”，盡顯一代儒將之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