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節 局勢危急，倉皇出逃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後，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間徐蚌會戰又起，江南局勢越來越緊，風聲鶴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張淦兵團在搭口佈防，４日，國民黨政府遷廣州，國共戰事已經接近長江北岸，從這個時候開始，麇集而來的難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間，就達到了數十萬。

１９４８年陰曆年前，浦口戰雲密佈，首都南京一夕數驚，於是，連南京的商賣百姓，升斗平民，也都爭先恐後地擠進了逃難行列。而這時逃難的目標只有上海一隅，因為往上海逃難有錢人可以乘飛機、輪船，逃赴國外香港或台灣，中等人可以沿滬杭南、浙贛、粵漢鐵路逃到廣州或西南，無錢的人萬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討飯討到上海也不怕”，就是為求解決生活、衣食，上海也遠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時間南京下關車站一片紊亂，車站外的大廣場，難民餐風露宿，或坐或卧，也不曉得擠了若干萬人，月台上，更是萬頭攢動，揮汗如雨，車站秩序完全破壞無遺，用不着買票、驗票與剪票，火車站的司乘人員，面對着蠕蠕而動的人潮束手無策，難民們惟有從車站廣場盡頭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擠，好不容易等來一列火車，月台就近的人一擁而上，直到車頂、車銜頭，甚至車廂下火車輪子兩旁，都綁滿了急於到上海的難民，火車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時間地向東駛走。

就這麼一車車的難民往上海市送，數日之間上海難民多達十數萬人，有錢的住旅館或者出黑市高價買機、車、船票，繼續登上逃難的旅程，有親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還有大多數走不了，也無親友可投的，便迫於無奈，他們在嚴冬季節不能困馬路，睡水門汀，於是只好紛紛住進廟宇，祠堂、公廟、學校……轉瞬之間，上海凡有屋頂的公眾場合全部住滿，可是，還有大批的難民，在源源不斷地來。

難民涌到上海，開始還只是住處的恐慌，隨後不久便演變成嚴重的衣食問題。上海市政府雖然可以眼睜睜地望着他們凍餒而死，但是，卻怕這些難民瀕臨饑寒交迫的邊緣會去鋌而走險，有十萬以上的饑民出現上海街頭，上海灘的治安馬上出現了問題。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來龐大的救濟經費？這時上海已是物價飛騰，幣值一日數落，許多機關為了解決職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發，還得到處籌措，煞費張羅。時任上海市社會局長的吳開先，他為救濟難民問題四處奔走，幾乎精疲力竭，便是，卻什麼辦法也沒有想出來。於是，吳開先往訪杜月笙，他告訴杜月笙難民問題空前嚴重，吳開先說：

“不得了，上海已經變成一個大收容所，而各地難民還在繼續不斷地湧來，現在所有的公共場合全部住滿，眼看再來的難民只有露宿。難民之來無法限制，今天是１０萬人，明日就會增加到１１萬，莫說市政府沒有錢，即使有錢的話，也是無法造預算。我去請示吳市長，吳市長說他毫無辦法，幣值天天跌，物價時時高，他說市政府根本無能為力！”

杜月笙聽后，浩然長嘆，他雙眉緊皺地說：

“這件事，的確傷腦筋，老實不客氣說，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見這麼棘手的問題。”

吳開先明知他說這些話並非推託，而是在有所焦慮與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請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麼好辦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這副重擔———

“只有勸募銅鈿。”

“但是，”吳開先實事求是，坦坦白白地說，“救急容易救窮難啊。”

“開先兄，”杜月笙搖頭苦笑，無可奈何地答道，“我們只好做到哪裏算哪裏了，事實上想造預算也沒法造，想籌的款又無處可籌，但是我們偏又不能見死不救，所以我們惟有做了再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明天的事，誰能保證？”

吳開先見杜月笙斜倚病榻之上，多說幾句話，便就咻咻喘息，不勝感慨不已，心情矛盾之餘，坐在一旁默默無言。

室中一片寧靜，過了一會兒，杜月笙又輕聲地問：

“時局究竟怎麼樣啊？”

吳開先一聽，便知杜月笙這話有其弦外之音，他其實是在問我們究竟能支持多久？照管這十多萬人生活的重擔，將要挑到何時為止？吳開先覺得他自己應該一如往常，實話實說，也好給老朋友一個心理準備。

“當然希望能夠支持下去，”他語言黯然，“不過共產黨目前已經渡江騷擾，上海保衛戰可能打幾次勝仗，但是……”

杜月笙又是一聲苦笑，他打斷了吳開先地話說：

“開先兄，不管這些了，從今天起，我們和那些難民一樣，有飯吃飯，有粥吃粥，凡事都不必打什麼長遠算盤。你說對嗎？”

吳開先笑着點點頭，又將話題拉回難民救濟事宜上面來，他再問一聲杜月笙：

“杜先生，你答應幫忙了？”

杜月笙奮力欠身而起，他斷然答道：

“言話一句，我一定儘力。”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自從杜月笙答應協助解決難民衣食問題以後，他雖然殫智竭慮，悉力以赴，籌款、募糧、發動上海市民捐獻衣物棉被，但是，他抱病在身，莫說出外奔走聯絡，即使躺在床上撥幾隻電話也會累得汗出如雨，上氣不接下氣，所謂他說話算話，救濟難民也多是空話一句了。要捐無可捐，募無可募，青黃不接，他杜月笙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了。

大上海保衛戰正在積極部署，因為共產黨４０萬軍隊即將包圍上海灘，守軍急需構築城防工事，於是由守上海的國軍統帥是淞滬警備總司令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和上海市長吳國楨聯合出面，請杜月笙再為家鄉盡一次力，出面籌組“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築委員會”。他們的用意是借杜月笙的聲望便於籌募款項，同時，也想請他負責“籌款購料”，從拿錢到付款一手包辦，讓他也賺點。

但是，杜月笙並不贊成城防工事募款，因為募款目標高達兩百億金圓券之巨，上海的有銅鈿朋友，能飛的飛了，能走的走了，剩下來的小市民眼見大局急轉，共軍已經渡江，南京且告易手，而幣值日貶、物值飛漲，大家都在生死關頭，誠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如何能夠捐得出城防巨款？此其一。再則南京龍蟠虎踞，長江號稱天塹，上海灘只不過一處蘆花盪，南京和長江守不住，上海一片平陽連座城牆也沒有，這個“城防戰”竟是如何打法？再加上軍政當局構想雖好，可是負責城防工事的人員，利欲熏心，混水摸魚，城防工事募捐還沒開始，負責構築城防工事的貪官污吏就已經開始動手了。於是儘管杜月笙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募款效果並不好。這樣外間謠言又起，逐漸形成對杜月笙不利的空氣，杜月笙聽說了，着實吃了一驚，他認為時值亂世，自己又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人物，謠言造到他身上來，一個弄不好會起絕大的風波，所以他一聽到謠言，彷彿大禍臨頭，１８層樓寓所那兩扇大門緊緊的關着，除非國民黨軍政首要，至親友好，心腹智囊，親信學生，他任何人都不接見。隨即杜月笙即使病軀沉重，無法起床，他為了止謗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想盡辦法來攤派捐款，力使籌募的目標得以順利完成，而且必須如此，才能表明他跟國民政府步調始終一致，尤其具有領導民眾協助國軍保衛大上海的決心，他咬緊牙關這麼做，對於他的病體和心理都曾形成極沉重的負擔，不過，杜月笙的表現終於使他可能投共的謠言總算因此不攻而自破。

儘管如此，局勢還是一日不如一日，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蔣介石發表文告，決定身先引退，當日離京飛杭，轉赴奉化溪口，同日，李宗仁宣佈代總統職，全國各地同胞看到報紙，得知這一消息，無不有天崩地裂、五內如焚的感覺，大家都知道，大陸局勢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就從這一天開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幾次緊急會商。然後，大家分頭做撤離上海的準備，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個個依然裝着若無其事，甚至裝着是在徘徊觀望，以免引起懷疑，釀成意外。

對於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親信，以及要好相關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則上是大家一道走，不過，由於各人情形不同，環境各異，他在勸促那許多人早日離滬時，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親近的，關係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說聲走，就動身。”

對稍微有點隔閡者，他用淺顯俚俗的比喻，一語破的，促成他們離滬的決心，杜月笙曾經和許多人語重心長地說過：

“跟國民黨走，好歹還有一碗稀飯吃；跟共產黨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個字加起來恰好是“糞”。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語在杜氏親友之間口耳相傳，繪聲繪影，像黃金榮家、金廷蓀家、顧嘉棠家……婦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準備行裝。

這時黃老闆８２歲了，他捨不得上海灘上那龐大的產業，又怕自己風燭殘年，受不了旅途的勞頓，但是他叫他的媳婦李志靖領着他長孫黃啟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灣，他留幼子伴他暫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記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寫好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要他媳婦到香港后，替他申請台灣入境證，以備萬一，這些照片現在猶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蓀、顧嘉棠，萬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馬首是瞻，他們都決定舉家離滬，隨杜月笙共進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閑談，王新衡因外間風風雨雨，謠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別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聽后，笑了，他告訴王新衡說：

“你放心，我會走的。但是現在何必喊出來說我要走呢？謠言讓他滿天飛，落得共產黨對我放心，免得臨時節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來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皺着眉說：

“黃任之（炎培）來過三次了，邀我到一個秘密地點，跟周恩來碰一次頭，我怕不妥，黃任之說絕不礙事，而且只是見一次面而已，並不討論任何問題。”

王先青一聽，着起急來，他雙手直搖，神情嚴重地說：

“老夫子，這件事萬萬不可，即使雙方見了面不作任何商談，但是一見面就是鐵的事實，共產黨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謠言來了。”

杜月笙寬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華也會談過，他們也是你這個說法，所以，我已經拒絕了。”

聽到這裏，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杜月笙在對他加以試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鈞一髮的時期，意志有所動搖。

杜月笙要離開上海，他所急於辦理的事情，相當的多。第一，他要盡量調集現金，作為他龐大家族長期逃難的生活準備；第二，他一手創辦盡人皆知的中匯銀行，人欠欠人，他希望賬目能夠結得清清楚楚，不至於因中匯的未了事宜留人口實話柄。這時，杜月笙彷彿已有自知之明，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可能再回上海，重振中匯銀行的業務，既不會再開中匯，他便極想作一個漂漂亮亮的結束。

中匯銀行的歷史夠悠久了，它創辦歷時２０餘年，自戰前以至勝利以後，杜月笙一直自己做着總經理，而以徐懋棠以副經理的名義，負責主持業務，可惜徐懋棠沒能利用中匯銀行悠久的歷史及有利的環境，中匯的業務始終打不開。和中匯同年開張的新華銀行２０年來分隸行業已遍佈全國各地，而中匯卻一向多數只有愛多亞路一爿總行和天津路的一爿分行而已。直至１９４７年，杜月笙下定決心，加強中匯銀行的陣容，自己擔任董事長，而使浦新雅出任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副之，中匯銀行才算是在南京中山東路２４號開了第二家分行。但是，杜月笙所希望的能在撤退以前結清賬目，這一項願望卻是始終未能達成。

１９４９年４月，李宗仁的和平計劃宣告全面失敗，４月２１日，解放軍發動全面攻擊，自安徽荻港渡過長江，２３日李宗仁悄然飛往桂林，南京棄守；２８日宜興，吳興、長興國民黨軍相繼撤離，４０萬解放軍正向上海四郊集中，淞滬大戰將起，杜月笙不能不動身了。

陸根記營造廠老闆陸根泉和杜月笙是浦東同鄉，又是交往多年、彼此不拘形跡的老朋友。１９４９年春，陸根泉為了便於跟杜月笙連繫，也搬來邁而西愛路１８層樓，和他同住在一座公寓裏，碰到杜月笙精神好時，也邀幾個搭子，陪他打打牌消遣。一日，這位同鄉老友一本正經的來見杜月笙，坐定以後，劈頭便說：

“杜先生，你該可以動身了。”

“嗯，”在陸根泉面前，杜月笙倒也無須隱瞞，他決斷地說，“我是在準備要走。”

陸根泉很高興，便問：

“杜先生問準備到哪裏？台灣呢還是香港？”

“我很想去台灣，”杜月笙坦然地說，“只不過，那邊天氣比較熱，比較潮濕，對我的氣喘病，大不相宜。”

“那麼，杜先生是決定到香港了？”

“大概是這樣，”杜月笙點點頭說，“問題是房子還沒有找好。這一次，我不但拖家帶眷，還有不少的人要跟我去，住旅館不是長遠之計，找房子，尤其還要找一幢相當大的。”

“這個杜先生只管放心，”陸根泉一拍胸脯，慨然承允，“香港方面，做房地產的朋友，我認得不少，杜先生所需要的房子，由我負責去找。”

信電往還，用不了幾天，陸根泉便來報訊，香港房子找好了，座落堅尼地１８號，大小保險夠住，房費只要港幣六萬元。

１９４９年１月底，調任新職的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離滬赴台，然後到廣州就任新職，臨行前，他到福履理路１８層公寓去見杜月笙，談到了杜月笙迫在目睫的動向問題，吳開先認為杜月笙即使無法去台灣，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離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攏共產黨。但是，他也知道當時共產黨已有大批潛伏人士，暗中遊說若干杜門相關人物。杜月笙未來行止如何，事關重大，吳開先趁臨別之際，以２０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來提醒杜月笙，他說：

“杜先生，你不要忘記１９２７年清黨的時候你那一幕，你殺過什麼人？共產黨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曉得‘血債血還’是共產黨一直在喊的口號，而且共產黨居心險惡，他們報起仇，算起賬來，以命抵命之外，還要給人極痛苦的侮辱和折磨。他們殺一個人不但要叫那人死，尤其還要那人在死前吃足苦頭。”

杜月笙深深領首，答道：

“這些，我都曉得。開先兄，你放心，我絕不會讓我的頭顱跟心肝，給共產黨去祭他們的烈士！”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解放軍４０萬人圍攻上海前夕，宜興、長興、吳上興三處外圍據點國民黨軍撤離上海，上海草木皆兵，情勢驟形危急，杜月笙不能不走了，他起先還想坐飛機，一腳到香港去。

但是，給他看病的醫生一致反對，他們認為杜月笙健康情形太壞，坐飛機有生命危險。醫生的話不能不聽，迫於無奈，杜月笙只好決定乘船。

這時，急於逃出上海的人太多，買一張去香港或台灣的船票，簡直難於登天。杜月笙走時，太太、朋友、保鏢、傭人，還要跟上一大群，急切之間難於買到理想的艙位，所以當這大隊人馬登上一萬多噸的荷蘭渣華公司客輪寶樹雲號時，艙位都是分散開來的，杜月笙、姚玉蘭和孟小冬，三個人只有一間頭等艙，艙內兩張單人床，外帶三等床位一張。

因此，姚玉蘭和孟小冬商量好，排定時間，兩個人輪流值班，招呼杜月笙，一人一班幾個鐘頭，辰光一到就去那張三等鋪上困一歇。

時值杜月笙喘疾大發方告小痊之後，大病初癒，他身體極為衰弱，在此情形之下匆匆就道，大有“扶上雕鞍馬不知”之慨。這次離開土生土長、血肉相連的上海灘，他早就曉得今生今世不會再回來，國事如麻，大局難逆轉，此情此形，以他的精神體力都不容許他有所作為了，英雄末路，他內心中有着無限的凄涼感慨。

寶樹雲荷蘭輪通過黃浦江，直駛吳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東高橋轉眼即過。別矣，上海，艙外的步聲雜沓，人語喧嘩，杜月笙木然的表情稍微鬆弛，他轉動眼珠望了望侍坐一旁的姚玉蘭，發出一聲長嘆，然後滿臉苦笑地說道：

“我守了一輩子的寡，差一點就失了節。”

姚玉蘭懂得，杜月笙系指他終於毅然決然，掙出重圍而離開上海。

“就是嘛，”姚玉蘭順着他的心意說，“可見得一個人凡事都該自己有主張。”

因為在杜月笙老一輩的朋友中，黃金榮遲疑復遲疑，遷延又遷延，最後終於決定拚死留在上海。楊虎則聽信了他海員工會老部下王寄一等人的一派言語，跟杜門距離越拉越遠，而且行動詭秘，頗有投共的跡象，這兩位老弟兄的作為都使杜月笙深感絕望，卻是又無可奈何。對於個人進退出處、當前大局環境，頭腦“最清楚的”還數金廷蓀金三哥，金三哥在杜月笙撤離上海之前，即曾不止一次地語重心長地說：

“月笙，你不能上人家的當啊，我們跟共產黨的恩怨你心中要有數目。”

金廷蓀所指“我們跟共產黨的恩怨”，除了殺汪壽華之外，還有早在１９２７年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上海“三大亨”黃、杜、張加上了金廷蓀，響應蔣介石的號召，組織共進會，加入“清黨”，攻克工人武裝糾察隊的據點多處。除此以外，“剿共”戰事時期，抗戰前與勝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利用地利、人和之便，對肅奸防諜，曾有相當的貢獻，凡此，也都被共產黨認為是必須“血償”的“血債”。

於是，杜月笙每次都對金三哥回答：

“三哥，我曉得，我心裏當然有數目。”

回到內室。杜月笙頗覺心知肚明，還不勝感慨地告訴姚玉蘭說：

“他們要騙我留下來，目的就在於把我弄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