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節 插手於金融業

經過“四·一二”事變后，杜月笙彷彿跳過了一座“龍門”，蔣介石繼聘他為司令部參議之後，又聘他擔任“國府諮議”，他成了上海灘上惟一一個勢力遍及法、英、華三界的大亨人物。黨國要人陳群、楊虎、王柏齡、陳希增等是他的結拜兄弟，一些黨部委員、黃色工會首腦們紛紛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會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灘上素來自視出身高貴，從不與“下三界”（流氓、賭棍、煙販子）打交道的金融實業界上層人物，也開始對他刮目相看，接連抬他出來擔任一些要職，如“法租界商界總聯合會”主席和“納稅華人會”委員兼首席顧問。

不久，法租界華董空缺，中外闊佬又捧他登上了５人華董首席的寶座。

但是，杜月笙卻有一塊心病，他總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蘊不香，總擺脫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響。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須要有實業作為“漲身價”的後盾。

正當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進實業界的時候，機會恰恰就來了。

１９２８年春節，大年初一，杜公館來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儲蓄會經理的錢新之。

錢新之，名永銘，浙江湖州人，留學過法國，在清末狀元張謇出任交通銀行總裁時，他就擔任了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前些日子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如今是“四行儲蓄會”的經理，堪稱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軍閥時代，私立的銀行很多。１９２７年５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蔣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銀行抬為銀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銀行及錢莊。原來的兩家公立銀行———中國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樣，由“四大家族”的另外兩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銀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來在北京、天津設立總行的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家銀行組成。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漸南移，並組織了四行準備庫，發行中南銀行名義的鈔票，成立四行儲蓄會，大量吸收存款。後來，還造了當時遠東最高的大樓———國際飯店。

錢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裏，有兩隻箱子失竊，內中有幾件“傳家之寶”。他向租界當局報案，巡捕房一連查訪幾天，杳無音訊，毫無辦法。

大前天，他轉幾道彎子託了個朋友，請杜先生幫忙。

杜月笙滿口答應：“我一定要想辦法。把東西找回來！”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１１點光景，兩口箱子由司機阿發送到了錢新之的住處，物歸原主，裏面的東西一樁不少。內中有兩樣已被當掉，是杜月笙派人贖回來的。錢新之要還贖款，司機不肯收，說是杜先生關照，交個朋友。

錢新之感激不盡，大年初一，特地來杜公館拜謝。

杜月笙一聽銀行界大名鼎鼎的錢經理來訪，一迭聲地吩咐：“快請，快請！”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後，杜、錢二人一見如故，在小客廳里談得十分投機。不到半小時，腦子活絡的錢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進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見，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後應大辦工商實業。名列工商業界后，您的名望會更大更重，地位更加鞏固，在上海灘更令人矚目。”

“噢———”杜月笙其實早就有這想法，此時卻裝起了糊塗，久久沒有表態做聲。

“這個長遠打算不知杜先生想過沒有？”錢新之坦誠地說。

“錢先生，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是要搞實業，也想干實業，只是那麼多行當，幹什麼呢？我杜某還有所不知，請錢先生賜教一、二。”

“要搞實業嗎？首先應有個銀行，先擠入財界。在上流社會站住腳跟，且不說爭身份，它也是發財的好門路，銀行一面吸收客戶的銀根一邊放債，做生意，借本生息何樂而不為呢？”

“開玩笑吧？錢先生，開銀行，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了。我到哪去搞那麼多資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經營着五爿賭枱，進賬一定不少吧，據我錢某所知，先生僅為法國領事那那齊亞每月的紅包就有１８萬之多，這還不包括總巡長費才爾、總探目喬萬士的１８萬。還有杜先生在閘北、南市經營的福壽宮、凌煙閣的煙館，也給市黨部的陳群５萬紅包，這數也不錯的吧！具體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籌劃。過兩天，我們再細談。這兩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東。”

錢新之當場表態願意出力。

杜月笙一聽，知道這事有望了，當即表示同意。錢新之一席話把杜月笙的心說活了。

送走貴客后，杜月笙上車去鈞培里。這一次給黃金榮拜年，除了禮節性的意義之外，又加上了一層實質性的東西———請兄長一道開銀行。

“月笙，這玩意能賺錢嗎？”黃金榮有些拿不準：

“你能不能拿得准？錢賠進去可捧不上來。”

黃金榮對於賺錢的行當，一向以為是販鴉片、開賭場、戲館為最，吃“黑”食吃慣了，大模大樣地辦銀行、開工廠，他覺得既出力又不保險。

杜月笙可不一樣，他已經認識到了現在弟兄們的社會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樣地辦些實業，難以在上流社會立足。雖然黑道也不能丟，但那畢竟是上不了檯面的，久了終會使人懷疑。

“大哥，我們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一樣了，光靠鴉片、賭場，上不了檯面，這銀行是最體面的，外國的許多大老闆都是銀行家。你入一股，掛個常務董事的名，不過問事務，到時分紅利，怎麼樣？”

黃金榮覺得這樣行。因為他知道，事情由杜月笙去做不會差的，杜月笙不可能做虧本的買賣。他不插手事務，只享受財香，何樂不為？

“我就聽你的，入一股。”

趁着拜年的機會，杜月笙又跑了幾家，拉了些股份。

到年初三，錢新之果然送來了一套籌款方案。他向杜月笙建議說：

“先生可以從三方面籌集資金：湊、堆、挖。”

“何所謂湊、堆、挖呢？”杜月笙問道。

錢新之卻笑而不答。但是，精明的杜月笙很快就悟出了他的真意。而錢新之卻不明其里，接着又解釋說：

“所謂湊，就是從鴉片行、賭場裏拼湊。在“黑”行業中，租界裏的１０家大土行，每家的流動資金少的十幾萬，多的幾十萬，而且盈利極高，為了給杜先生捧場，湊出幾十萬是沒什麼問題的。”

杜月笙自己所控制的上海最有名的５大賭場：富生、榮生、義生、利生及源利，每天進出的金額，動輒幾萬、幾十萬，提出一部分資金，還不是小菜一碟？於是他又問道：

“什麼是‘堆’呢？”

“這是銀行同業中的老規矩，凡有新銀行開張，各同業都需在開幕那一天向新行存進一筆巨款，名為‘堆花’，表示道賀。上海灘有十幾家銀行，這個數目也是很大的。以杜月笙的名望和勢力，誰敢不來‘堆’一‘堆’這錦上之‘花’呢？”

杜月笙點了點頭，至於“挖”呢，杜月笙更是心明如水，錢新之也不多說了。

不久，杜月笙就付諸實施“挖”了。

恰巧，這時一個姓吳的小子是上海第一個大財神，名叫吳耀庭。大概是得意忘形，或者色膽包天吧，父親剛去世，他便與父親的七姨太幹上了。

有一日，他和七姨太赤裸裸地在床上大戰三百回合，被家裏的其他姨太太當場捉住了。

“誰叫你天天理她不理我們？”眾人指着姓王的小子說。

“你想獨吞那１０００多萬遺產嗎？”眾人指着七姨太說。

一下子，家裏鬧得開鍋一樣，幾個遺產的共同繼承人趁這個機會，準備侵吞那１０００萬，便告他個忤逆，要剝奪他的繼承權。

但是，吳耀庭也不是個吃軟的人，死活不答應自己少要一分父親的遺產，一家子正鬧得不可開交時，其他姨太太們一下子把他告到了上海縣衙打官司。

杜月笙聽到這事，一拍大腿，對一個門徒說：“永銘，你去對姓王的說，這件事我來擺平，１０００萬遺產他穩拿到手，只是他要向銀行投資５０萬，我給他個董事名頭。”

“好，杜先生能幫忙，我想姓吳的正是求之不得的。”

果然雙方一拍即合，杜月笙連哄帶嚇，唬得幾個姨太太乖乖地縮了頭，５０萬大洋撈進了杜月笙手裏。

後來又有一個姓朱的，也是靠杜月笙擺平的，得了一宗遺產，把其三分之一入了股，成為銀行的大股東。不出一年，杜月笙如此巧妙地集資竟達２００萬之巨。這種資源來得很奇特，在金融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經過這麼一番籌劃，銀行當年就開張了，這就是有名的“中匯銀行”———中國由大亨開辦的第一家銀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長，黃金榮、張嘯林為常務董事，金廷蓀做了監事。

但是，杜月笙煙賭有道，實業無方，手下的弟兄不是昔日的流氓白相人，就是一些跑街結賬的小腳色，對經濟可以說一竅不通，結果開張幹了兩年，只獲利十幾萬元，勉強維持銀行職員的工資和業務交際費用。

儘管如此，杜月笙利用其明敲暗詐、月黑風高的慣技，在金融界還是迅速地打開了局面。

中匯銀行的北面是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杜月笙辦公室的窗子斜對着它。每日裏，杜月笙都能看見交易所門庭若市，生意興隆。

“讓我也來湊湊熱鬧吧。”

一天，杜月笙望着那車水馬龍般的人自語道。

不久，交易所內一群流氓起鬨、怪叫、吹口哨，交易所被迫停業。交易所明知是杜月笙在搗鬼，卻也無可奈何，只好叩開中匯的大銅門，請杜董事長出面鎮壓小流氓。

杜月笙彬彬有禮地答應了。

當然，中匯是從來不做賠本買賣的。不久，華商交易所的理事名單中，忽然冒出了杜月笙的大名。而中匯的金庫中，一下又增加了５０萬的儲金。

在“豪奪”的同時，杜月笙也常常“巧取”。

外國人發明汽車以後，人們發現汽車比馬車方便，既快又省力，而且乘坐舒適。因此，到了３０年代初，汽車不斷更新換代，輪胎需求量大增，一時使製造輪胎用的橡膠供不應求，市場上的橡膠價格也不斷猛漲。橡膠生意空前看好，外國幾家橡膠園和從事橡膠生意的商人獲得了巨額利潤。

做橡膠股票生意很賺錢！上海的外國人嗅覺十分靈敏，有個叫麥邊的英國流氓立刻找到杜月笙，說：

“杜先生，現在橡膠在國際上十分走俏，我想與你合作做這方面的生意。”

“怎麼做？”

“我們可以發行股票，你不是有個中匯銀行嗎？我們可以聯合起來炒股票。”

“這些花紙頭，炒到最後能賺錢嗎？”杜月笙不懂這玩意兒。

“這一點杜先生放心，有你這樣的人做後盾，我們是一定能賺大錢的。”

於是，麥邊與杜月笙聯合在上海開了一家從事橡膠生意的“藍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膠股票。

麥邊詭計多端，搞這樣的事很有一套。

一開始，他請人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幾家中外文報紙上，大肆吹噓橡膠怎麼好，用途怎麼廣，以聳人聽聞的言辭大做橡膠廣告。

然後，在杜月笙的幫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個禮拜召集他們開一次董事會，藉此機會，大造聲勢，宣揚他在國外的橡膠園大獲豐收的消息。他所做的這一切使人們相信，買麥邊的橡膠股票有靠山。

與此同時，這個洋癟三暗中向外國銀行借錢，擺噱頭，每隔三個月，用借來的錢發給一些持有橡膠股票的股東們一部分中間利息，給那些想發財的人嘗嘗甜頭，並以此標榜自己守信譽。

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麥邊僱用了大量人員冒充股票的認購者，虛張聲勢，一大早就涌到中匯銀行門口，排隊搶購橡膠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紛紛涌到中匯銀行，爭着搶購橡膠股票。

結果，中匯銀行因人多擁擠，秩序大亂，不得不停止營業。消息傳出，鬨動全市。麥邊和杜月笙就這樣變着戲法，乘機把橡膠股票一漲再漲。

他們看到股票價格一日比一日上漲，快漲到極限時，中匯銀行突然宣佈，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膠股票停止押款。

佈告貼出，猶如晴天霹靂，急得那些股東們想去跳樓。因為銀行拒絕股票押款，說明橡膠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張“空頭支票”。人們做夢也不曾想到，這些花花綠綠的橡膠股票一夜之間就成了一堆廢紙。而麥邊則帶着分得的近千萬元，拍拍屁股、捲起鋪蓋逃之夭夭了。

其餘的一半錢，則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來。

這次橡膠股票風潮致使上海灘幾十家商號、工廠、錢莊等紛紛倒閉。其中正元錢莊的老闆陳逸卿、北康錢莊的老闆戴家寶和謙余錢莊的老闆陸達生，挪用各自錢莊客戶存入的遠期支票，向其他錢莊調換巨額資金，套購了大量的橡膠股票，最後錢莊倒閉，三人手挽手在漲潮時在吳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騙弄錢，杜月笙縱橫金融界，還有絕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間，長江、黃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災，受災人口５０００餘萬，有近１５萬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曉籟等人發起、組織了“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大張旗鼓地舉行募捐，這倒也不失為一件善舉。

就在這期間，杜月笙聽說稱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投資的一宗食鹽生意在長江里翻了船，損失將近２００萬。杜月笙得信后，馬上指使手下人到該行去存款，等到商業儲蓄銀行把這些錢放出去后，便讓人四處傳播謠言，說“商儲”虧空了幾千萬元，銀根特緊，董事們正在挖肉補瘡云云。

這一謠言一出，市民們驚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湯”，紛紛連夜到商儲門口排起長隊，爭先恐後地擠兌現金，杜的手下也趁時起鬨，前去提款。

最初，商業儲蓄銀行的董事們仗着實力雄厚，不以為然。可三天下來，提取存款竟達總庫存的一半。這下董事長陳光甫急得滿頭大汗，再過幾天，存款定然會全部取光！因為這時擠兌的勢頭仍有增無減。

陳光甫感到背後有人在“拆台腳”，但他無法追查根原，要緊的是先剎住這股擠兌風，於是急忙向中國、交通兩行呼救，要求緊急借貸預付提款。多虧兩家總經理的支持，陳光甫緊急借來兩卡車銀洋，但擠兌之勢已如決堤洪水，他怎麼弄也無法遏制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陳光甫已無路可走，急電南京財政部次長錢新之設法解決。

錢新之將商業銀行的危機問個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說道：“你去華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說我請他出面幫個忙。”

當天晚上，陳光甫依照錢新之的指示來到杜月笙府上，好話說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領錢新之的情。他對陳光甫只說了一句：“明早在開門之前，在商儲見。”

次日上午，商儲門口突然來了一隊小汽車，為首的一輛牌號是“７７７７”。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車。杜月笙等跨出車門，申報存款３００萬元。

見此狀況，如潮擠兌的客戶頃刻作鳥獸散。

杜月笙只需亮個相，一場偌大的難關便闖了過來，這令金融巨子陳光甫驚嘆不已。

無獨有偶，四明銀行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四明銀行創立於清朝末年，名義上是銀行，但實際上是一家錢莊，該行由寧波人創辦，開始銀行行址在寧波路、江西路轉角，和廣幫的聯保保險公司為鄰。後來，四明銀行從寧波路，遷到北京路、江西路轉角的原上海華美書館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銀行的經理叫孫衡甫，他原來是一家錢莊的夥計，但是，工於心計，很會盤算，因而在業務上發展很快，銀行最高存款額曾經達到４０００萬元，成為上海較大的商業銀行之一。

然而，四明銀行以及孫衡甫本人卻倒也很有趣。該行經營作風完全沿襲錢莊那一套。孫衡甫性格怪僻，平時深居簡出，不大同人交往。孫自以為很有錢，凡事不求人，討了大小老婆七八個，個個如花似玉，妻妾們整天陪着他，家中人個個嗜好鴉片，煙槍林立。一到時候，老子、兒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雲吐霧。孫衡甫偶爾外出，必要坐上裝有防彈玻璃的汽車，外加四五名保鏢，前擁后簇，好不威風。

除了四明銀行之外，孫衡甫還辦了一個四明儲蓄所，花頭也很多，如開辦學費儲蓄，婚嫁儲蓄等，千方百計吸引客戶儲蓄。他對房地產經營也很感興趣，用大量資本投入房地產的購買。據說，單就裏弄房屋，最多時就曾達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孫衡甫還利用北洋軍閥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亂，發行鈔票，作為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四明銀行發行的鈔票，紙張和印刷很一般。紙張為棉料，浸水即可分為二層。然而，這時上海其他銀行發行的鈔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獨四明銀行印有２元券，故顯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銀行也有觸霉頭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銀行也發生了擠兌風潮。

由於孫衡甫將銀行資金大量收買房地產，一旦碰到這種急煞人的事情，銀行就難以招架子。然而，孫衡甫比陳光甫熟悉上海灘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現，他馬上隻身一人來到杜公館，把一張５０萬元的支票交給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匯銀行，條件是請杜月笙能調劑出一些現大洋，幫助平息擠兌風潮。

杜月笙便說：“這好辦，明天早上我就送銀元去，保證讓那些兌錢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親自押了１００多隻箱子送到四明銀行門口。

這時，四明銀行門口人很多，秩序很亂。杜月笙讓人從汽車上搬下一隻箱子，打開，說：“各位客戶，請不要擁擠，四明有的是錢，請放心！都能兌到大洋。”

說完，他揮了一下手，有一個手下人把箱子打開，人們一看，果然是一疊疊光亮的銀元。接着，銀行的職員和押送人員一起上陣，把那１００多隻箱子全搬進了倉庫。

擠兌的人一看，四明的實力這麼雄厚，怕什麼，錢放在這裏最保險。於是，人們紛紛離去了。還有些已兌過錢的人聽說了這事，馬上又回來，把錢重新存了進來。

其實，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幾箱是銀元，後面的箱子裏全是石頭。

杜月笙的聲譽在銀行界頓時鵲起，許多銀行紛紛來請這尊保護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東、國信、亞東等銀行的董事長，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和其他一些銀行的兼職。

陳光甫為答謝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萬元無息貸款存進了經營不善的中匯銀行，還將“商儲”的一部分業務轉送給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擴大“中匯”在實業界的經營範圍。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灘上的金融巨子們選為上海銀行分會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長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紳士長衫。

隨着中匯銀行的興旺發達，杜月笙的事業與名望躍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戰前夕，上海灘上請他列名為董事、監事的銀行、錢莊、信託公司多達７０餘家。有一些公司還請他出面任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