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最後的冤案②

朱元璋的所謂洪武功臣的下場無外乎三種，第一是獲罪被殺；第二是無罪賜死；第三是僥倖逃脫。而第三種在洪武一朝為數極少，僅僅限於湯和、鄧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幾人而已。其中，鄧愈早死，兒子還是沒有逃過，沐英遠鎮雲南，郭英則因寧妃的緣故，耿炳文雖則逃過暫時，可是，永樂時終難免橫死。所以，包里歸堆，也只有湯和一個人罷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業和規模來論，在宋tai祖之上，他之後的兩位號稱是一時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爺爺對朱元璋的評價都不低，康熙本人儘管有借朱元璋緩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圖，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話，也沒有必要對這位開國tai祖說出“治隆唐宋”一類標語口號式的評語，而毛爺爺一向目無餘子，唯獨對朱元璋情有獨衷，想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當於亂世，適時，群雄並起，情形並不下隋末，朱元璋沒有門蔭可依，也沒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奪取天下，所以，他後來以此自驕並非虛誇。朱元璋親手創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於影響到近現代，長達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說其人的能力出類拔萃。朱元璋在歷代開國帝王中也是以勵精圖治著稱的，他精於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國家方面力矯元朝之失，贏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執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誠屬難得。然而，很多史家並不以此來買朱元璋的帳，朱元璋雖敬業勞著，可是，獲得的評價實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個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爺爺時代，上層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聽到許多來自不同層面的對這位明tai祖的冷嘲熱諷，毛爺爺死後，大罵朱元璋的作品接連上市，時至今日，朱元璋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是面目可憎。為什麼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殺功臣留給後世的陰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場對於整體了解朱元璋的為人行政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眾所周知，朱元璋為了鞏固一姓之天下，興起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屠殺，也就是著名的胡藍黨獄，經過這兩次集中殺戮之後，活躍在十四世紀中國政壇長達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團土崩瓦解、不復存在。然而，這兩次屠殺也只不過是朱元璋殺戮功臣的龐大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章節，並非全部，其實，如果細細讀來，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開始有計劃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為那時候數量較少、手段比較隱蔽、方法比較柔和，所以，並不引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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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後一共殺害了兩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劉伯溫算上，則有三個。他們是：淮安侯華雲龍、德慶侯廖永忠。他們兩個人的罪名都是違制。華雲龍是因為“據元相脫脫第宅，僭用故元宮中物”得罪，《明史》上沒有說明華雲龍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說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語焉不詳的道出了一點細節－－“召（華雲龍）還，命何文輝往代。”，何文輝是何許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傳就知道了，這是一個和李文忠等人齊名的軍事特務，是朱元璋的義子，長年負責代替朱元璋監臨統軍諸將的類似於後來的錦衣衛頭子似的人物，以他這樣的身份被派到北平顯然是特別具有深意的。據談遷考證，華雲龍是被賜死的，死的也還算是體面，因為隨後朱元璋讓他的兒子華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沒有除爵，應該是洪武朝的“善終”。

德慶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輔佐朱元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為朱元璋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鑿沉小明王韓林兒的坐船，給朱元璋解除了後顧之憂，然而，朱元璋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居然沒有封給廖永忠上賞，當然，理由還是老一套，就是親近儒生、窺測朕意等。曾幾何時，廖永忠幾乎殺身於鄱陽湖，朱元璋手書：“功超群將，智邁雄師”賜給廖永忠，而後平蜀，以永忠軍功最高，呼之為“傅一廖二”（意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五年之後，兒子廖權才被允許襲爵，而廖永忠的孫子廖鏞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後來奉命勸降方孝孺，不果被殺（理由居然是給方孝孺收屍）。

同參軍國事右御史大夫領台事兼太子諭德衛國公鄧愈（洪武十年，討吐番還。道病，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嗣，改封申國公，其妻，李善長外孫也，善長敗，坐奸黨誅。）

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塗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廣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賜敕誅之。）

同參軍國事加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召還京。洪武二十七，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尋副宋國公勝分行山西，屯田於大同、東勝，立十六衛。是冬再練軍山西、河南。明年，偕召還。又明年賜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雲南巡撫都御史何孟春請立祠祀友德。詔可，名曰“報功”。）

參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趙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將軍從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兒不花。還，坐胡惟庸黨死。爵除。）

湖廣行省平章營陽侯楊璟（鎮北平，練兵遼東。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國公，謚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帥降軍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揮使。二十三年，詔書坐璟胡惟庸黨。）

中書平章同知詹事院事臨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長敗，帝手詔條列奸黨，言美因長女為貴妃，偕其子婿入亂宮禁，事覺，子婿刑死，美賜自盡雲。）

山東行省平章政事東平侯韓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子勛襲。二十六年坐藍黨誅，爵除）註：病薨。兒子跑不了

大都督同知濟寧侯顧時（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鐘山。追封滕國公，謚襄靖，祔祭功臣廟。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論胡惟庸黨，榜列諸臣，以時為首。）

吳王左相兼僉大都督府事靖海侯吳禎（洪武十一年，奉詔出定遼，得疾，輿還京師。明年卒。追封海國公，謚襄毅，與良俱肖像功臣廟。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論禎胡惟庸黨，爵除。）

秦王武傅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鞏昌侯郭興（洪武十六年巡北邊。召還，逾年卒。贈陝國公，謚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黨，爵除。）

署河南行都督府府事臨江侯陳德（洪武十一年卒。追封杞國公，謚定襄。子鏞襲封。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黨，爵除。）註：病薨，兒子跑不了。

雲南布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洪武十五年卒，賜葬鐘山之陰。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黨，滅其家。）

…………就不一一列舉了。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間疾苦，所以，比較痛恨官吏違反的事情，他執政期間處分貪污、挪用、空印、盜餉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駭人聽聞的剝皮實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興等人以功亂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駙馬因為亂法而被處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話下。可是，唯獨像所謂的僭越龍鳳這一類的事情最為模糊，類似於莫須有，比如後來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陳瑛以這樣的罪名揭發耿炳文，以致於炳文自殺，可見，這種罪名其實完全可以說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過有本質的區別。不過，聯繫到華雲龍賜死當年朱元璋頒發的《資世通訓》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話語時也就不難理解廖永忠和華雲龍的取死之道了。

劉伯溫的死是比較離奇的，劉伯溫和楊憲都是淮西集團的眼中釘，所以，劉伯溫雖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還鄉了。按照朱元璋和劉伯溫的次子劉璟的對話，劉伯溫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劉伯溫死的時候，胡惟庸正是寵信正隆、如日中天，劉伯溫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說法是胡惟庸離間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張廷玉同時比較晦澀的指出：“帝雖不罪基（劉伯溫），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劉伯溫活着的時候就被奪取爵位，處分顯然相當嚴重，劉伯溫佐命朱元璋，屢出奇謀，朱元璋當然不能不考慮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劉伯溫能夠受之胡惟庸推薦的醫生之葯而不疑，自然是醫生來的有背景。這點，劉伯溫自己有過預見：“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后，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所以，劉伯溫的後人見到朱元璋從來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語不及朱元璋，聯繫到後來的徐達、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蹺，得證劉伯溫之死也應該不是胡惟庸這一層面人物能夠下手解決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態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tai祖實錄》卷五九）從朱元璋稱吳王時期，李善長、徐達就是中書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開國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讓李善長致仕，徐達雖然還一直兼任着中書省的丞相，但是，徐長年領兵在外，並不參與朝政，這時，朱元璋的親信是汪廣洋、楊憲這幾個人，隨後，楊憲被淮西集團構陷遭殺頭，汪廣洋成為朱元璋的實際辦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張良一流的人物。此時，胡惟庸進入了宰執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遠人，是淮西集團核心的籍貫，李善長也是定遠人，沐英也是定遠人，當時有人寫詩比喻淮西集團是：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縣主簿，但是，後來由於李善長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書省參知政事，而後又代替汪廣洋出任中書省左丞，楊憲死後，胡惟庸逐步得寵，朱元璋問策於劉伯溫關於宰相的人選時已經把胡惟庸列在其中，這還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見，胡惟庸當時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長在內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實早就不想設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讓李善長罷相，貶逐汪廣洋，並不是為了給胡惟庸騰出空間，而是給自己兼任宰相製造口實，這點只有聰明的汪廣洋讀懂了，所以，朱元璋讓他回來做右丞相以鉗制胡惟庸的時候，汪廣洋只是喝酒，不問政務，聯繫到汪廣洋之前的“屢獻忠謀”，幾乎很難令人理解，而實際上，汪廣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為此，朱元璋後來才下決心整死汪廣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並不完全是李善長的功勞，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從來都是不肯假手與人的，何況像宰相這樣重要的位置，朱元璋雖然依靠淮西集團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這個羽翼豐滿的政治軍事集團就成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文臣的頭子，經年經營地盤，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勢力，所以，朱元璋雖然口頭上說善長“功甚大，宜進封大國。”而暗中則指使汪廣洋、陳寧彈劾李善長，敗壞李善長的政治聲譽。胡惟庸不過是朱元璋原來帳下的一個文書，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並無黨羽而且又是李善長陣營的力量，才決定把胡惟庸抬起來以制約善長的，然而，他沒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體會皇帝的本意不過是想把宰相變成高級秘書、幫辦的宏偉戰略意圖，反而加緊和李善長搞好個人關係，這讓朱元璋不能不緊張，不能不惱火，不能不重視了。史稱胡惟庸“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逕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胡惟庸的所作所為和朱元璋的骨子裏的的指導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已經完全南轅北轍了，皇帝不殺他已經不行了，有點時不我待的感覺。

朱元璋的步驟很緊湊，先是殺了他一直覺得不對勁的汪廣洋，然後讓塗節上表告變，說是胡惟庸聯絡陳寧等人準備造反，就此殺掉了一大批功臣宿舊，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而後在洪武十九年窮治胡黨，竟然編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證據，就此又殺了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最後連李善長也成了胡黨最後的黨徒。其中，吉安侯陸仲亨十七歲開始追隨朱元璋起義，朱元璋說他是“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而後在所謂的謀反審訊過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陸仲亨並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編造了一個借口說：“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這簡直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了。平涼侯費聚連兒子費超的命都給朱元璋賠進去了，反過頭來還要被朱元璋說是胡黨，朱元璋說費聚是“聚曩使姑蘇不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陳年的老帳都翻了出來，可見，費聚不死都不行。這點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過眼去。

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毅然廢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謀已久的真實想法。

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雖然和胡惟庸有姻親的關係，但是，並沒有把李善長牽連進來，只是貶斥了李存義而已，但是，李善長不知是什麼緣故居然沒有謝恩，這讓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聯繫到洪武初年李善長的種種驕橫的做法，朱元璋準備對李善長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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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李善長這樣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對付胡惟庸那樣簡單，偏偏李善長因為建造府邸的緣故向湯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讓湯和給告發了，善長又給丁斌求情，這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嚴酷的刑訊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義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請李善長加入謀反同盟的所謂的證據，還有李善長不舉報胡惟庸勾結倭寇的旁證，總之，一個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內說的話都舉到了御前。

朱元璋這樣才從容的下命令說：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然而，還是不殺善長，直到有司說星變，需要殺大臣消災，於是，善長為了朱元璋做了最後一次貢獻，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時被殺，李善長時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賜死給予全屍，算是朱元璋對這位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的多次稱之為“賽蕭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勞。

整個案件看，這一切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對於這件案件，《明史》記載，李存義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遊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初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後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後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說兄長，李善長嘆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後，你們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吧。”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長家的幾個奴僕，也紛紛告發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於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定罪的時候，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老譜，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理由來清除他不喜歡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當年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總體來，李善長似乎也可以的定上被“謀反”的罪名，但細心人一看，卻是不然，這一切，很容易讓人忽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李善長的封賞。

第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拜李善長為右相國，時猶承元制尚右。李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擅長辭令，朱元璋有所招納，往往由他代草。幾次大的戰鬥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兩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豐（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討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長留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戰事頻起，命將四征，百萬供給，皆由李善長轉調。又請征兩淮鹽稅，立茶法，皆根據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復請制錢法，開鐵冶，定漁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

吳元年（1367）九月，平吳，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為左相國，賞賜無算。時懲元縱弛，頗用重典，法律有三條關於“連坐”的款文，李善長建議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與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中外。不久，李善長又率群臣上表勸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稱帝后，命李善長為大禮使，定追封祖、父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事宜。置東宮官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余仍舊。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式。監修《元史》，主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岳瀆神祗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爵賞，存恤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淫祀。總之，明初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各種典章制度，事無大小，皆由李善長和劉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賞，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長是位極人臣，這樣的榮耀，的確沒有謀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歲高齡的李善長真的會造反嗎？這個疑團沒等到今人來破解。就在李善長被處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寫了一份《論韓國公冤事狀》，為李善長鳴冤。上書開門見山地寫道：“善長和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謀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愛自己的兒子必然超過兄弟的兒子，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萬全富貴的人，必不會懷僥倖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的富貴。李善長與胡惟庸是子侄輩之間的親戚，而他與皇上卻是親子女之間的親戚。假如他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也不過是功臣第一人，難道還會比今天更加富貴嗎？況且李善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僥倖取得嗎？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結果沒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長為什麼在年輕時親身經歷親眼見到的這種情況，卻又在衰老的年紀去重蹈殺身之禍呢？……上書的最後寫道：“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嗜殺的朱元璋看后，竟沒有加罪王國用。可見，朱元璋心裏是很清楚的，李善長沒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長不會造反也沒有造反，那麼，朱元璋為什麼還要殺死李善長呢？“

對於這個問題，一直也是諸位書友們糾結的所在，到底李善長算不算造反呢？

對於這一點，小景多方查閱資料，最終認為，他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理由。這純粹是朱元璋要剷除宰相這個職位。

自秦始皇一統六國，天下一統，設置百官，丞相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連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樞。據記載如下：“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後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丞相可以說，是負責管理軍事大計或其他要務，並輔佐皇上處理國家大事。逢有機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議，避免專斷。一般政務，則由丞相決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諮詢，丞相有時可封駁詔書，表示對皇帝命令持保留態度。丞相具體職權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薦舉人才；對於地方官的有考課和黜陟、誅賞的權力；主管律、令及有關刑獄事務；地方上若有暴動等事，丞相派屬官前往鎮壓；在軍事或邊防方面也承擔一定的責任；全國的計籍和各種圖籍等檔案都歸丞相府保存。西漢時御史大夫輔佐丞相，職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務常由丞相、御史共同出面處置。

丞相之秩為萬石，月俸之谷三百五十斛，錢六萬。屬官有長史二人，為丞相的助手。另有少史、征事等。又設西曹、東曹、奏曹、集曹、議曹等機構，分管官吏遷除、郡國事務、章奏謀議、徵集租谷等事。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又置司直，專司刺舉百官不法者，從而加強了丞相的監察職能。唐宋元一直沿用。

隨着宰相的權利日益擴大，必然與皇權有了爭鬥，以我看，正是這個要了李善長一家七十幾口的性命。

朱元璋生性多疑，對丞相權力過大早就心存疑慮，隨着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給後代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李善長作為開國丞相，功臣第一，其對皇權的威懾力、影響力和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須被除掉的那個“刺”。

為了避免皇權旁落，自胡惟庸陰謀造反后，朱元璋即廢除了中書省，分相權於六部，六部尚書執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其後，進一步宣佈永遠不許再提議設置丞相一職。秦漢以來行之1000餘年的丞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的膨脹超過已往歷朝歷代，達到極至。而當相權被弱化，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後，恐怕皇帝也會因為太繁雜的公務和太大的壓力而崩潰，因為任何人都沒有管理、處理全國一切事務的興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面，皇權高度集中后，各級官僚特別是中央高級官僚也就沒有了處理政事和國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那麼他們就只剩下想法設法謀求私利這一件事可做了。相權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後期出現了一個非常荒唐的局面，統治機構自行渙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後就不見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沒向大臣們發一句話；明神宗30年內只見過群臣1次；連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積如山，不審不批；群臣們在大殿上高聲喧嘩、隨地吐痰；大臣辭職時也不見皇帝，僅上一封辭呈便棄官回家；各部無人上班，衙門上鎖，院子裏長滿青草，所有公事全都無人辦理。難怪有人感慨地說，明朝並不亡於崇禎，而亡於洪武。這恐怕是朱元璋在誅殺明朝最後一個丞相李善長時沒想到的吧。

前面說過，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加之淮西集團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過霸道，樹敵必不在少數。他的徹底倒台，因此便具有雙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針對朱元璋的，二是針對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許因為李善長一家的死難太過慘烈給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為受儒家熏陶的知識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面對君主的淫威。在李善長死的第二年，即有人上書訴其冤。

這封替李善長申冤的奏摺，據說出自著名才子解縉的手筆。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紀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委，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鬍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說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於，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夠想得到的一點常情常理。李善長當年冒萬死，才有了後來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經是勛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兒子當了駙馬，親戚都當了大官，一個做臣子的到了這一步已是頂點。如果他像別人指控的那樣，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過仍是勛臣第一，能超過他現在已得到的一切嗎？何況，李善長又不是小孩子，他難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亂中，起來爭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飛煙滅了嗎？這些李善長當年都曾目睹和親歷，他怎麼可能在即將“翹辮子”的高年，卻非要去冒這種危險？

解才子真是大手筆，駁論痛快淋漓。對此，朱元璋有何反應呢？史書上說：“tai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規，既是欽定的大案，是決不會容忍異議，更不用說翻案了。朱元璋此處的沉默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也許，是同樣處於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麼？

李善長獄案出自聖裁，而羅織最有力者則是當時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傳說詹徽“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長及其家口七十餘人在五月坐誅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的寶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藍玉案發，“詹徽受命鞫藍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吾黨’，遂並殺徽。”《明史》下了個結論，“徽好窺上旨，終及於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