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最後的冤案
胡惟庸案發生在洪武十三年，是指洪武帝誅殺宰相胡惟庸事件，隨後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宿將，此案牽連甚廣。胡惟庸被殺，朱元璋罷左右丞相，廢除中書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設內閣供皇帝做為顧問。內閣大學士絲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擬」權力，先送宦官，再由其上呈與皇帝。從此中國再無宰相一職。
洪武十三年正月，塗節自首上告胡惟庸謀反。明tai祖隨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等人，並以“擅權枉法”罪加以處死。
胡惟庸被殺后，此案並未了結，他的罪名也在不斷升級。開始只是說胡惟庸“擅權植黨”，後來，又加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並不斷牽連、擴大化。該案的同謀犯越查越多，牽涉的面也越來越廣，株連蔓引，持續了數年也未能了結。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興大獄，有《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乘機又殺了幾十家的權臣勛貴。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金朝興、葉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與胡惟庸有勾結而被處死。其中位居“勛臣第一”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發時，因為元勛皇親，已免於追究，但十年以後，有人以李善長與胡惟庸共同謀反，朱元璋順水推舟，將李善長一家七十餘口一律處斬。
這就是所謂明朝四大案件的胡惟庸案，最近寫了不少胡惟庸，一些書友們就問我，胡惟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謀反，還是朱元璋為了剷除宰相這個千年制度，而設置的套兒。
對於這個問題，小景最近也翻閱了不少資料，也找到了蛛絲馬跡。胡惟庸案件記載最清楚的是在《明史•；；奸臣傳》上，整個傳記上，將胡惟庸謀反的起因、動機、活動、以及被殺過程都記載了下來，可謂詳細，最後也寫出了胡惟庸造反的罪證：“平諒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並及節。“
傳中只寫胡惟庸謀反在聯合了平諒侯費聚等人勾結邊關人馬，朝廷只是勾結了陳寧，坐鎮中書省好裏應外合，但尚未發動兵馬謀反，就被人告發，被朱元璋一網打盡。
從這一點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謀反之狀並沒有顯露出來，也就是說，這裏並沒有記載胡惟庸謀反的罪證，一切只不過是用了秦檜的招牌計量“莫須有！“
也許有的書友說我瞎掰，是不是瞎掰，這不是我說的算。《明史•；；胡惟庸傳》裏清楚記載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就是說，胡惟庸被處死的時候，他謀反的罪行還不清楚。但後來胡惟庸的罪狀倒是像後世流傳的故事一樣，被人一層一層的傳說，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來越大，逐步添枝加葉，越到後來越顯得完整。他的罪狀包括：謀刺徐達；毒死劉基；與李善長勾結往來謀逆；通倭（其實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時才發現的），甚至派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勾結日本，欲借兵為助；通蒙古（稱臣於元嗣君這一罪名，則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發現，派遣元故臣封績致書元嗣君稱臣，並約為外應，等等。到後來胡惟庸簡直可以用神通廣大來形容，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只要有事，你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而這些罪證，在後世很多史學家看來，純屬無稽之談。
嘉慶年間編寫《皇明吾學編》的史學家鄭曉就說過：“國初，李太師、胡丞相、涼國公，公諸獄未可知？“這句話說的比較含蓄，但意思很明顯，那就是他不相信，當初李善長、胡惟庸、藍玉的罪狀，而明末清初人傅維麟說得更清楚“其初獄亦何暖昧少證也，隱十年後發。”這就是說胡惟庸的謀反的罪證，還要等到十年之後才發現，可見這位老兄一點都不相信，還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貞就曾說：“史之紀茲事詳矣。”便是在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四史札記》中說：“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剃禽獮之計耳。”可見胡惟庸的上述罪狀不過是“莫須有”而已。
看到這裏，也許有不少人會問，不是還有一個離奇的“雲奇告變”。這個足以說明一切了吧？
所謂的““雲奇告變”在我看來，根本是無稽之談，但這件傳說，倒是多有記載，其中以《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記載更為詳細，“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沖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不能達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見聞雜記》稱“預知胡惟庸逆謀，力阻高皇帝行駕，死瓜槌下。”
這個傳說，小景只想問一下諸位，一，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第二，胡惟庸並不蠢，既然已經要謀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絕密之事，想來縱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門的城牆，未必也能看到刀槍林立。第三，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這足以讓人難以信服，第四，據《明tai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麼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
記載胡惟庸案件最為詳細的莫過於明朝的官方史書《明tai祖實錄》。修於建文元年，總裁為董倫、王景彰等；再修於永樂之初，監修為李景隆、茹瑺，總裁為解縉；三修於永樂九年，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官，胡廣、胡儼、黃准、楊榮為總裁官，這陣容不簡單吧，而這部《明tai祖實錄》可以算作是明朝最為重要的一部史書，其中記錄胡惟庸案件三次編修，都沒有關於胡家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看的事；雲奇作為一個太監，揭發胡惟庸謀反，這樣的功勞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實錄》中卻沒有記載，這就足以證明，根本就沒什麼所謂的雲奇告變，沒有這一節，那麼胡惟庸最有利的謀反罪證，從何而來。
就連晚明學者錢謙益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史家潘檉章更認為雲奇之事為“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謀反，他在家裏埋伏刀兵，能讓人在城牆上輕易看見嗎？就是後來的清末的史學家談遷，也認為這一連串的故事可能是虛構的，離奇的“雲奇告變”，也是無稽之談。所以胡惟庸的罪狀來自“雲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狀，談遷的《國榷》詳細地記載了胡惟庸被誅殺的前因後果。《國榷》是談遷鑒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徵博採，力求徵信。天啟元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書中敢於直書《明實錄》避而不談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實﹔對一些重要事件﹐常以個人和諸家的評論並列於後。其史實注意考訂精審﹐材料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參考價值。萬曆以後七十多年的歷史﹐以及建州女真的發展和后金同明的關係的記載﹐尤為他書所少見。根據邸報﹑方誌和官吏遺民口述材料編補的崇禎朝十七年的史實﹐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成為研究明代歷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書之一，書中說：“初，惟庸得上意，竊肆威福，橫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饋遺亡算，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竊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日：主上魚肉勛舊臣，何有我耶死等爾，寧先發，毋為人束死……遂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乃遣元臣封續致書漠北請兵，又使指揮林賢通倭使，俾載精兵千人偽貢，及期會府中，掩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武庫兵人海。惟庸因偽稱第中甘露降，請上臨幸，許之。會西華門內使雲奇走告變……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伏甲屏間數匝，亟髮禁兵擒之。””戊戌，誅左丞相定遠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陳寧，夷三族，盡誅其僚黨，凡萬五千人。”…？“
對此，談遷評論說；”胡丞相狷才竊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龍興，手剪群雄，如灶上掃除，事且大定，而逆黨不數人，藏甲不數百，覬專諸於窟室，冀聶政於東社，自非嬰儒，其敢任之。”
這裏也就說胡惟庸案時，胡惟庸最多“竊肆威福，橫甚！“而已，所謂的《明實錄》上的罪證，並沒有證據。
據說，王國據《明史胡惟庸傳》記載，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罪和謀逆罪處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謂胡惟庸“通倭”，“暴露”於他死後六年的林賢案。
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
“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帥兵守御，以備東海防倭。不期指揮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朕責指揮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戮，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
但這些罪證，在胡惟庸案發之時，並沒有浮出水面，也就是說，這些是不是真的，還很難說。說到這裏有人會說，不是還有一個塗節告密么？這算是一個證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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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節是胡惟庸的心腹，他的告密應該可信！但記載塗節告密的《明史•；；胡惟庸傳》說，在塗節上變與商嵩告密以後，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而據《明tai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但據記載，胡惟庸逮捕后，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審明白了，群臣報告，胡惟庸忍受不住酷刑，承認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處以死刑！但是，一時找不到罪名，最後的罪名被定為“枉法誣賢”、“蠹害政治”！而陳寧則是胡惟庸的同黨，受到同樣的懲罰。
《明tai祖實錄》記載，賜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說了一番義正言辭的話：
“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這就足以證明，塗節是告密了，但不是告胡惟庸否謀反，而是告胡惟庸毒死劉伯溫。
對於這一點清代夏燮《明通鑒》也有記載，《明通鑒》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結晶。他不滿記載頗失其真的官修《明史》，決意從事明史的研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參證群書，考其異同”，乃寫成此書。全書共一百卷，二百萬字，記載明朝一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歷史，另外《明通鑒》一書，還有它自己的一些特點，材料豐富，考訂詳實。夏燮仿照司馬光《通鑒考異》的辦法，另撰“考異”，並按照胡三省注《通鑒》的辦法，收“考異”分注於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鑒》和“考異”中所引用的資料，有的已經散佚了，但在此書中卻保存着，歷代都認為可信度比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種史書後，在《明通鑒》中說：“三編御批曰：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塗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戳，且以黨目之。揆之於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迹。“其虛實判然可見。”這裏明確說了塗節告胡惟庸謀害劉基及謀反是杜撰出來的。那麼，胡惟庸謀害劉基則不成立。如此一來，所謂胡惟庸謀反不過是後人杜撰出來的。
就連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發生后，牽連甚廣，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並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干人。李善長被朱元璋“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變，當移大臣，賜太師李善長自縊，誅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後朱元璋以肅清逆黨為名，大規模地屠殺，坐誅者三萬餘人，株連蔓引，十幾年未靖，並作《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這樣大的一個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二百多年的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
經過三次改稿，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誌、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誌藏於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餘冊之多。可見《明史》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張廷玉的繼承前人的成果編寫的，張廷玉是什麼人是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時以進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間受到重用，任順天鄉試主考官、入值南書房、《明史》總載官、禮部及戶部尚書，后又相繼升他為文淵閣、文華殿和保和殿大學士，並令其改兼吏部尚書，居官五十多年，這樣一個忠實的清朝大官，編撰前朝史書自然不會幫着前朝皇帝去刻意隱瞞這樣一個實情了，再說了，清朝皇帝當時入關，很需要人心，編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惡習才好證明他的統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這樣大案子，若當真有謀反之心，豈能不大書特書，但《明史》卻留下了一句“反狀未盡露”。這足以說明胡惟庸並非謀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殺的。因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於胡惟庸謀反，而是趁機廢除丞相，肅清權臣，為子孫後代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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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實錄》記載：“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改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久備顧問。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載：“先是，tai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統領眾職，置屬官參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中書舍人，分錢糧禮儀刑名營造四部，以條理管轄。十三年，正月誅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明tai祖實錄》載，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罷中書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佈告天下。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講求官制，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施號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興廢，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口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庶民於宇內，漢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明tai祖實錄》卷129載，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如何？”
《明史”職官志1”序》載：“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從這些不難看出，朱元璋大力製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緣由不是胡惟庸有謀反的跡象，而是認為丞相容易“張君之威福”，而作惡多端，又認為元亡的原因在於“政專中書”、“委任權臣”。因為這些認識再加上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多事專橫跋扈，大權凌駕百官之上，讓他心生不安，才決意廢相，這一點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跡象，當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大臣奏事時，中書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廢除丞相制度之舉，只是不許“關白”中書省的延續，意思是大權獨欖，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於一身，從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tai祖御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很顯然這一切朱元璋早有準備，否則不會在胡惟庸死了那麼幾年的功夫，就有了這樣的大手筆，說到這兒，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整個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國后，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人等的生殺升降，先閱內外諸司奏章，對己不利者，輒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物不可勝數。要說他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這不過是朱元璋的一個借口，這一點從他誅殺，告發的塗節，第一任錦衣衛指揮使毛驤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後來以此誅殺李善長一家就更加明顯，擺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所以胡惟庸案說穿了並不是胡惟庸有謀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對他朱家子孫有威脅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一併殺了。
這一點在李善長一家被殺后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最有說服力。
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這反過來也可以說，胡惟庸案的的確確是朱元璋一手炮製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