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誰動了我的祖廟 楊干院律政風雲
一說起黃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
大明嘉靖年間，在這座絕景黃山的腳下，曾發生過一起民間官司。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複雜，卻被訴訟雙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國律政劇的風采。這起官司的奇崛跌宕之勢，比起天都、蓮花、玉屏等奇峰亦不遑多讓。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墳。
明代南直隸地區有一個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轄六縣：休寧、歙縣、黟縣、婺源、績溪、祁門——其中歙縣最大，黃山正好位於歙縣的最北端。
從黃山南麓的湯口鎮一路南下，大約走上三十公里，地形會陡然一變。在連雲疊嶂的山區之間，多出一段狹長如紡錘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帶，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樸小鎮。
小鎮很美，唯獨呈坎這個名字有點怪。如果你現在去旅遊，千萬別相信導遊說的什麼“游呈坎一生無坎”，那只是附會的吉祥話。
那麼這個名字，到底怎麼來的呢？
其實在漢代，這個地方本來是叫龍溪。到了晚唐，有兩個不速之客忽然來到此間，再也不走了。這是一對堂兄弟：堂兄叫羅天秩，號秋隱；堂弟叫羅天真，號文昌。
這哥倆本是豫章的柏林羅氏。唐懿宗在位期間，天下局勢一天比一天糟糕。哥倆一合計，得早做準備，找一處能躲避戰亂的安穩地方。羅秋隱是個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黃山考察了一圈，最終選定了黃山以南六十里處的龍溪落腳，並將其改名叫作呈坎。
這是用的漢武典故。當年漢武帝為了求長生，在建章宮裏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銅仙人，雙手舉起銅盤，用來承接早晚露水，飲之可獲長生。龍溪周圍這片盆地，恰好有一條潨川河流經，俯瞰全景，豈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盤裏嗎？
對此《羅氏族譜序》裏的解釋是“蓋地仰露曰呈，窪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坎”在八卦中屬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水旁平地之意。
羅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遷到了呈坎。羅文昌選擇在盆地東南的上溪東、下溪東居住，成為呈坎前羅氏的始祖；羅秋隱則選擇了盆地西部的后崗居住，成為呈坎后羅氏的始祖。
羅秋隱對呈坎很滿意，他特意寫了《定居》《定志》二賦，告誡子孫，不要輕信別人言辭遷徙他處，然後溘然去世。他的墓地，選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處河岸。這裏背靠黃龍山，面對潨川河，乃是一處絕佳的風水寶地。
這個地方，現在還有。從呈坎鎮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有一個依山傍水的村子，叫作楊干，即羅秋隱埋骨之地。嚴格來說，楊干是一個大地名，它包括了位於佛子嶺附近的下楊干、潨川河畔的中楊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楊干。羅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楊干旁邊。
楊乾的這個“干”字，作“水邊”講，正如《詩經·伐檀》裏說：“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於“楊”字，便無從考據了，也許從前在這裏住着楊姓什麼人。
羅秋隱下葬之後，這裏便成為後羅氏一族祭拜祖墳之地，立有墓祠，四時香火，羅氏還撥出專門的田地用來支應日常開銷——叫作膳塋。
不得不說，這座墳的風水確實好。從那以後，呈坎后羅氏人才輩出，在宋代比較著名的有羅秋隱八世孫、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的羅汝楫——不過這位親附秦檜，參與迫害岳飛，所以後人不太願意提，倒是他有兩個兒子，都是大才。
四子羅頌精通法律，判決迅捷準確，經手的案子從無冤滯，在民間得了一個外號，叫作“羅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嶺，即從其得名。
五子羅願，是方誌典範《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筆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強，一直以父親為恥，從來不敢進岳飛廟。《宋史》裏有記載，說羅願一生兢兢業業，致力於民生，到老覺得善政攢得差不多了，才有臉去拜祭岳飛。結果他剛拜完，還沒出廟就猝死了。雖說這個結局荒誕不經，但也能從側面看出羅願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對羅頌、羅願兩兄弟十分欣賞，曾給過一句批語：“呈坎雙賢里，江南第一村。”“雙賢”即指羅頌、羅願兄弟，一句話把呈坎提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羅氏一族亦成為當地顯貴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間，呈坎后羅氏的當任家主，是羅秋隱直系十三世孫羅鼐。他在主持祭禮時發現一個弊端，呈坎羅氏自唐以來繁衍興盛，四處開枝散葉，每年祭禮“老者遠莫來，來者幼莫時”，長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於是羅鼐召集族中眾人，提出了一個辦法：在祖墳的外圍建起一座禪院，割出部分田地作為寺產，請來僧人住持。一來祖墳時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毀壞；二來寺內誦經不斷，香火繚繞，也等於為祖先烘托陰德。
這種性質的寺院，被稱為墳寺。宋代崇佛之風興盛，很多大族都選擇為祖墳修建一座墳寺，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做法。
聽了羅鼐的建議，族人紛紛表示贊同。羅氏一族家風親厚，成員素來團結。他們有錢的捐錢，有田的捐田，實在沒錢沒田的，也會表示我家出兩個壯丁，參與營造，很快就解決了禪院基建和資金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找和尚了。
羅氏歷代與徽州當地大族聯姻，羅鼐娶的是歙縣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鳳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羅鼐請程元鳳推薦一位靠譜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寧泰鄉仁佑里也有一座楊干禪院，遂推薦其中一個叫覺曉的僧人。羅鼐過去聊了一下，覺曉同意過來，索性把楊干院整個遷了過來。
羅氏在墓右邊的開闊地修起了六間大屋，正中間供奉如來，右邊供奉後土，左邊供奉羅秋隱的牌位，再左邊則又是三間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邊的河坡，成為楊干禪院的基本格局。
這是個挺有意思的組合，如來是釋家的，後土是傳統民間神祇，後來被道家吸納，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說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於一身，應了王重陽那句話：“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
南宋寶祐六年（1258年），楊干院正式建成。羅鼐又請來程元鳳，專門撰寫了《羅氏新建楊干院碑記》，把建院的前因後果寫清楚，請祁門人方岳負責篆蓋、歙縣人方回進行書丹——這兩位都是進士出身，方回後來在元代做到建德路總管。可見羅鼐為了建這個禪院，真是動用了不少人脈。
從此以後，羅氏祖墓旁邊多了一座禪院。僧人們日日誦祈，羅氏年年拜祭墳冢，興寺護墳。時光流轉，世勢推移。轉眼二百七十年過去，曆書從大宋寶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在這期間，很多事情不曾改變。羅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發展成為歙縣大族之一。而楊干禪院的香火也從未中斷，始終繚繞在古墳四周。
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很多事情還是發生了變化。比如羅氏對祖墳疏於祭掃，來的人越來越少。到楊干院上香的人卻越來越多，它慢慢從一座羅氏的守墓禪院變成面向公眾的名剎。
本該相敬相安的羅氏一族和楊干禪院，在嘉靖七年突然起了齟齬，彼此攻訐，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鬥。
爭鬥的起因，還得從楊干禪院的一位“高僧”說起。
這位“高僧”的法號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於弘治八年（1495年），籍貫是歙縣鄰近的休寧縣。此人的來歷十分可疑，據說是絕戶家的獨子。
大明對於戶籍管理特別重視，每一百一十戶人家編為一里，一里造黃冊一本，寫明各戶的丁壯、事產，憑此科稅。一戶人家如果壯丁斷絕，會被歸類為絕戶，自然也不用繳稅了。
因此民間有一種作弊手段，就是讓家裏的丁壯逃離原籍，再向官府報備絕戶，從此家人可安享免稅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這麼一種情況。
正德元年（1506年），年僅十一歲的法椿逃離了家鄉休寧。雖然他距離法律規定的成丁年齡還有五年，但此時地方戶籍方面腐敗嚴重，經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惡吏強行登記為壯丁，藉此要百姓多承擔稅徭。
能逃，還是早點逃的好。
法椿離家之後，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成為沒有戶口的流民，四處遷徙，除非買通一地官吏假造戶籍，才能合法落腳；第二個選擇，就是出家為僧、道，只要有寺觀肯接收他，並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註釋]度牒：亦稱“祠部牒”。唐朝設立試經度僧制度，經過考試合格的僧尼、道士，由國家管理機構祠部發給其度牒，作為合法出家者的證書，可憑此免承徭役。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數量，規定每三年發放一次度牒。並且，男子不到四十歲、女子不到五十歲，不得出家。《大明律》中對沒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嚴厲的處罰。
徽州崇佛之風十分濃烈，境內大小寺院有幾十座。法椿理所當然選了出家這條路。不過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寧，跑到臨近的歙縣，投拜到楊干院門前。
寺廟對於這種投拜來的逃戶，一般持歡迎態度。畢竟逃戶沒戶籍，寺院將其收留，形同大戶人家多了幾個隱戶奴僕。至於這種行為是不是違法，出家人慈悲為懷，人家求上門來，怎麼能忍心趕走呢？
事實上，徽州一帶的諸多寺廟，一直在偷偷招納逃流軍民，這已是行業內的潛規則。僅楊干院在正德年間，就先後招納了四十多人，法椿不過是其中一個罷了。
當時楊干院的住持叫佛海，他大概是看對了眼，欣然收這個十一歲的少年為徒，還給他起了一個法號叫“法椿”，使他成為楊干院中的一個小沙彌。
“椿”本意是大椿，乃是一種傳說中的長生古樹，引申為壽高不衰之意。法椿這個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師父希望法統延續綿長的祝福。
現在法椿與真正的和尚之間，只差一張度牒了。
明代對於度牒管理，頗有一套辦法。從洪武十七年（1384年）開始，朝廷規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沒過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駕照還嚴格。
不過就像其他政策一樣，官僚們很快就發現其中的利益所在。從景泰年間起，只要僧、道捐納五石糧食，便直接頒發度牒。再後來，朝廷乾脆把這個制度當成開源之術，一遇災害，乾脆簽發幾萬張空白度牒給當地官府，拿去換糧食賑災。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資聰穎能順利通過佛典考試，還是他師父格外疼愛他，替他出了一筆費用，總之在兩年之後，法椿順利獲得了度牒，正式成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時休寧縣已經覺察法椿逃戶的事。法椿是家裏的獨子，依大明律，單丁不得出俗。縣衙屢次下發文書，要求他立刻還俗應差，否則嚴懲不貸。可惜在大明體制里，這卻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為什麼呢？
前面說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頗有創新，講究兩個字——意識形態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換句話說，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駕於國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門的管轄。
洪武年間，朱元璋在禮部設立了僧錄司，總管大明佛教事務。這個機構在各地每一級都有分部：府一級有僧綱司，州一級有僧正司，縣一級有僧會司，逐級向上彙報。這些部門的官員都有僧人身份，謂之僧官。
用現在的話說，寺廟屬於條管機構，地方縣府是塊管機構，兩條線。當法椿獲得度牒之後，進入條管單位，休寧縣明知他是逃戶出身，卻再也無可奈何。
法椿徹底擺脫了俗世糾紛，開始在楊干院裏大顯身手。他運氣特別好，跟對了人。他的師父佛海在當地頗有影響力，在正德年間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綱。
[註釋]都綱：為梵語“大經堂”之音譯，自唐代始有此稱謂。明初，在禮部之下設立僧錄司，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在外府，則設僧綱司，掌管該府佛教事務，包括頒發度牒、決斷僧尼詞訟等。僧綱司主官為都綱，從九品，由政府選擇精通佛教經典、嚴格遵行戒律的有德之僧人出任。
都綱是僧綱司的主官，司掌整個徽州府的宗教事務，從九品。它看似是個最低級的芝麻官，實際權柄可不低。當地僧人違法犯戒、寺廟的爭端訴訟，都交由都綱來裁決調解。
不過這個職位雖有官身，卻無俸祿，手下辦事的皂吏僕役一應費用，還得僧官自己掏錢。所以這個職位的選拔方式，是誠德者任之。什麼是“誠”？捐納一大筆銀錢就是誠，證明自家有財力勝任。什麼是“德”？你必須得到本地諸寺住持的認可，有大德聯名作保，才有資格擔當。
說白了，這個官位得買。
買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實也有它的道理。鄉紳鄉宦為什麼能在基層一言九鼎？一是有錢可以左右經濟，二是有聲望可以上達天聽。這兩個條件，是基層權力的來源所在。釋門雖然清凈脫俗，可也一樣要遵循這個規律。一個寂寂無聞的窮和尚，就算佛法造詣再高，坐上都綱的位子，也沒法開展工作。
法椿的師傅佛海能當上都綱，可見身家和聲望都不低。佛海退下來以後，稍微運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1523年）把法椿也推上了這個位置。
法椿入寺不過十七年，剃度不過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綱，着實是個人物。
此時的楊干院，風氣已大不如前，廟裏幾乎沒有認真修佛的。僧人們除了斂財誆騙之外，沒事還勾搭民間婦女，幾成淫窟。與楊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來的就有滿真、七音、保弟、葉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釋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蓮教，時常在寺里起香聚會，藉機姦淫婦女，搞得烏煙瘴氣。
羅氏一族跟楊干院關係密切，看到和尚們這麼亂搞，自然心生不滿。有一次楊干院又搞起白蓮秘法，這次居然公然立壇詛咒。羅家人嚇得夠嗆，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響，找到里老抗議。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戶人家合為一里。一里之內，管理者除了里長和甲首之外，還有里老。這個職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擔任，負責調解里內爭端。只有當里老調解不果，百姓才能去縣衙提起訴訟，不得擅自越級上告。
立壇詛咒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羅家人不好直接去縣衙上告，便先請來里老呂社英調停。
呂社英去楊干院轉了一圈，回來勸羅家息事寧人。羅家問那詛咒的事咋辦，呂社英真能和稀泥，請來一個叫胡禛的術士，燒了幾張紙，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這件小事並沒鬧得多大，可羅家人對楊干院的不滿溢於言表，積怨日深。尤其是羅家這一代的家主羅顯，知道朝廷對白蓮教的態度，懼怕萬一哪日楊干院事發，把羅氏一族也牽連進去。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楊干院的佛殿發生了損壞，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師弟、法椿的師叔佛熙和尚負責。這個和尚指揮工匠修理時，把一大堆瓦礫廢料蓋到了羅秋隱的墳頭之上。等到工程結束之後，他沒收拾，把垃圾扔在那裏再也沒管。
嘉靖七年三月，羅顯偶然進入楊干院，看到祖墳被一堆瓦礫死死壓在下面，登時氣得夠嗆。再一打聽，發現主使者是佛熙，羅顯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間，那是早有積怨。
從前楊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屢次為洪水所侵。楊干院的和尚們遂把佛殿移到了羅秋隱的墳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墳后的坡頂。經過這麼一改，格局和宋代時大為不同，羅秋隱的墳本來在寺旁，這回被包納進了院牆之內，與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間，位於墳后坡頂的墓祠發生坍塌，當時負責修理的正是佛熙。這和尚自作主張，非但沒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機在原地起了五間大屋，修了個觀音堂，還造起了鍾、鼓二樓以及廠廳、廊房等設施，楊干院儼然成了一座大寺的規模。
當時羅氏雖然對佛熙不滿，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讓一步。沒想到這個和尚得寸進尺，如今居然用垃圾來羞辱羅家祖墳。
羅顯帶着無比的憤怒，叫來幾個族人，把祖墳上的瓦礫清理乾淨，等佛熙回來理論。佛熙沒露面，只派了個小沙彌回話，提出一個要求：讓羅顯把祖墳遷出楊干院。
相信羅顯聽到這個要求時，內心是崩潰的。整個楊干院是為了給我家祖先守墳才建的，你們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好不好？！羅顯把來人罵走，準備好好跟和尚們算算賬。
不料佛熙卻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這座殿後孤墳不順眼，這次既然挑起了衝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絕，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裏一翻，準備了一份狀書，直接送到了歙縣知縣高琦的案頭。
在這份狀書里，佛熙聲稱羅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好風水，設了一個假墳在此，妄稱年代久遠，偽造方誌文書，其實護墳是假，謀奪寺產是真。
猛一看，這狀書簡直就是胡言亂語，全無憑據。可佛熙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他背後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師侄、時任徽州府都綱的法椿禪師。
都綱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熟知大明律。整個訴狀，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可不要小看佛熙這次提告的動作，裏面的門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狀，得先請里老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再行告官。楊干院屬於寺廟體系，因此不受這個流程的限制，可以徑直去找知縣。換言之，羅顯要告楊干院，將會是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楊干院告羅顯，卻可以立刻進入審理階段。
這樣一來，羅顯將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與楊干院對簿公堂。
知縣高琦接到訴狀之後，立刻派人把羅顯提來。羅顯一頭霧水趕到縣衙，看到佛熙旁邊居然還站着法椿。
原來，佛熙主動提訴，還有這麼一層用意。
在《金陵梵剎志》裏，關於都綱的權限是這樣說的：“若犯奸盜非為，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在外即聽有司斷理。”翻譯過來就是：如果訴訟是寺廟之間的，交由都綱仲裁；若訴訟發生在寺廟和普通民眾之間，則須通過當地官府來審理。
楊干院起訴羅顯，屬於宗教人士與民間的衝突，自然應該交給歙縣知縣審理。但因為楊干院是原告，身為徽州都綱的法椿，也有權參與進來。
種種跡象表明，這一次起訴是楊干院精心策劃的，目的就是讓法椿站在公堂之上，與羅顯對質。
羅顯本來信心滿滿，法椿是都綱又怎麼樣？我家祖墳先於楊干院而起，這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有實物、有人證，還有府志、縣誌、碑文等文獻為證，怎麼可能把白的說成黑的？
沒想到，雙方一對質，情況卻大大出乎羅顯的預料。
法椿上來就扔了三枚大炸彈。
第一，他宣稱羅秋隱墳墓的所在早已湮滅無聞，現在的墳頭是羅顯偽造的。理由是：這尊墳墓的形制狹小，墳邊又沒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層磚圍，分明是臨時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縣誌記錄簡略，裏面所說的羅氏墳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楊干院裏的這座，因此不足為憑。
第三，楊干院的建立，與羅氏無關。目前這所禪院始建於唐咸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縣孝女鄉，先後經歷三次遷移，方才落於楊干。而那篇所謂程元鳳撰寫的碑記里，說楊干院自寧泰鄉遷來，顯然指的不是這一所楊干院。院內的墳頭，自然也就不是羅秋隱的——羅家人拜錯墳頭了。
羅顯被這三枚炸彈給炸蒙了。這三條雖是強詞奪理，可一時之間不易辯駁。
沒等羅顯辯解什麼，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彈。
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編號“賓一千九百九十九號”。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廟道觀的土地也要登記造冊。楊干院名下的所有寺產，就登記在這份文書里，並寫明所屬人是楊干禪院。
法椿的主張很簡單：流水保簿是最具權威性的官方證明，足見官府承認楊干院的產權在寺僧手中，並無與羅氏有關的字樣。禪院內的建築該如何處置，只有寺僧有權決定。
如果說前三條還屬於強行碰瓷的話，那這一條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楊干院和羅氏在唐、宋、元期間有什麼淵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後，法律上認定楊干院是獨立經營的，而非羅家私產。
羅顯這下子可慌了。
他連忙申請同鄉做證。知縣發牌調來排年、里老、鄰佑來問話。
里老的身份剛才解釋過了，鄰佑即鄰居，這個排年，說來有些複雜。
明代的里長並非終身制，是由十戶富裕人家輪換充任，每戶輪值一年。輪值的人戶，稱為現年，不當值的九戶，則稱為排年。他們有義務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證詞或擔保。
這三類人，都是最熟悉羅氏和楊干院關係的外人。羅顯以為他們肯出來做證，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兩個早已從呈坎后羅分出去的族人——羅承善和羅互社，跳出來代表分家指斥羅顯。
看來法椿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銀錢去收買關鍵證人，還挖出兩個跟羅顯有仇的閑漢。楊干院是遠近知名的富戶，都綱這級別的官職說買也就買了，賄賂幾個小小百姓自然沒問題。
羅顯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極為被動。他唯一的希望是知縣能稍微講點道理，做出公正的裁決。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見是知縣高琦，心裏明白徹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縣誌》和《徽州府志》裏有傳，他是山東武城人，進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擔任歙縣知縣。當地人對他的評價非常糟糕：“性剛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則乘怒加杖，遂令立斃，且復黷貨無厭。尋以貪酷敗。”
以法椿的手段，不會不去重金賄賂這位“黷貨無厭”的主官，補上最後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審理時，表現出了極其露骨的偏袒，對法椿、佛熙一方言聽計從，對羅顯卻屢屢訓斥。羅顯嚇壞了，他知道高琦的名聲有多壞，除了“貪”之外，還有一個“酷”，動輒動刑，被當場打死也不是沒先例。
羅顯年紀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會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淚認（屍上從下）。
高琦一見被告服軟，立刻敲釘轉腳，發下判決：羅顯和那兩個幫忙搬瓦礫的羅氏族人問罪發落，縣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墳剷平。
楊干院一方大獲全勝。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綱，熟知司法流程不說，又膽大心黑，盤外着一着接一着，更有楊干院的財力支撐。他以有心算無心，硬是把一樁沒道理的官司給打贏了。羅顯輸得冤枉，可也輸得不冤。
羅顯回到家裏，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氣憤。
倘若還在宋代，羅氏一族裏世代簪纓，人脈深厚，連興建楊干院都能請來當朝右丞相撰文，哪個宵小敢來動歪腦筋？可惜進入明代之後，羅氏的官運卻大不如前。
準確地說，是后羅的官運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羅與后羅兩脈。前羅在明代出過幾個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羅小華、隆慶進士羅應鶴、著名清官羅尚錦等等；后羅一脈則與官場斷了緣分，他們家出了不少商人和舉人，但再沒見到什麼朝廷大員。
要知道，官員數量與家族地位密切相關。沒了官身護佑，你繁衍得再興盛，也不過是一塊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無忌憚，高琦之所以敢貪贓枉法，還不是覺得后羅好欺負唄！
羅顯擔心這場官司一輸，後面的麻煩無窮無盡。他召集了各房家長，說咱們不能坐以待斃，得把這場官司打下去。
族人們深知其中利害，紛紛出錢出力。現在有文獻記載的，羅顯惠、羅儀、羅權、羅興等八人負責跟隨羅顯當助手，處理官司事宜。在活動經費方面，羅昌璽捐了720兩，羅斯昌、羅斯齊兩兄弟，羅儀儒、羅良璽、羅珂珊等身家比較富庶的族人，每戶捐了650兩銀子。次一等的羅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較困難的，只捐了十幾兩。
總之羅氏一族“莫不各隨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樂輸以為助”，齊心協力要渡過這次危機。羅顯對此很是激動，感慨說：“將以見一時舉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後世知孝於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勵雲耳。”
羅家足足湊出差不多4000兩銀子，按當時的物價，可以買8000石大米。打個官司而已，用得着這麼多錢嗎？
還真需要。
《近事叢殘》裏有這麼一段隆慶年間的往事。一個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壇居住，遭遇強盜打劫，懷疑是揚州一個叫韓嘉言的鹽商乾的。曹大章把韓嘉言告到了應天府。官司開打之後，兩家各顯神通，不是買通應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彈劾，行賄的行賄，收買的收買，銀錢潑水一般使出去。最終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終於判定韓嘉言與強盜案無關。
可憐韓嘉言為了上下疏通打點，百萬身家花了個罄盡。雖然結局他還了清白之身，卻已被這無妄之災折騰到破產的邊緣。
可見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層環節都得使錢，不多準備點銀子是不成的。拿這4000多兩去對撼楊干院的和尚，還遠遠不夠呢。
羅顯收得了銀子，聚齊了人手，族裏問他下一步打算怎麼翻案，羅顯想了想，去歙縣擊鼓鳴冤肯定沒戲，鬧到徽州府也意義不大。
他一咬牙，說咱們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訴去！
巡按察院是個什麼地方？為什麼羅顯覺得去那裏上訴會更有勝算呢？這還得從大明的上訴制度說起。
大明朝廷有規定，打官司要一級一級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糾紛，先讓里老調解，不成則去州縣裏打官司；州縣解決不了，再上訴到府里；府里不滿意，再上訴到省級最高司法機構——按察使司。這個次序不能亂。如果有人膽敢越級上訴，擾亂司法秩序，無論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說。
歙縣的上級主管是徽州府。羅顯要循正規途徑，必須先在歙縣提告，然後再去徽州府上訴。這官司一打起來，怕是會曠日持久。
但凡事總有例外。
明代有一個官職叫作“巡按御史”，該官員代表皇帝定期巡視各地，檢查地方政務。可以把其理解為一個空降的司法兼紀委官員，上可通天，只對皇上負責，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雖然只是七品官，但權柄極大，地方上舉凡民政司法的庶務，有問題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更可怕的是，巡按還有兩把尚方寶劍。
第一把寶劍，是對地方官員有獎懲之權，可以保舉“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貪官。所以就連四品知府看見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氣氣的。
第二把寶劍，巡按除了監察之外，還自帶法院屬性，有權接受軍民詞訟。如果老百姓覺得縣衙處斷不公，又不願意上訴到府衙，那麼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去找巡按上訴。
巡按是中央官員，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訴。而且巡按的身份獨立於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證審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擾，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條申冤的通道。老戲文里經常看到，動輒戲台上出來一個“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風凜凜，所有人都得跪。雖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職，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間的威名。
徽州府隸屬於南直隸地區，歸中央直轄，沒有省一級的按察使司，但屬於應天巡按御史的巡查區。
羅顯在歙縣這裏吃了虧，又不想驚動徽州知府，自然就該去應天巡按那裏找回場子。
說來有趣，徽州府的辦公地點，就在歙縣的縣城裏頭。羅顯從歙縣縣衙出來以後，一拐彎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東邊走上幾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寬闊的公署，這裏就是應天巡按御史的辦公室——徽州巡按察院。
這是洪武三年（1370年）興建的建築，有正廳耳房五間、泊水三間、直舍一間、後堂三間、左右廊各六間、門屋七間、聽事廳左右各三間，算得上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沒有固定駐地，要巡視遍歷各地，各地都會設有一座“察院”作為辦公室。歙縣是附郭縣，縣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縣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併一處，一個單位，掛兩塊牌子。
不，嚴格來說，是三塊牌子。
這座公署本來還有一塊牌子，叫作“應天巡撫徽州都院”。
巡撫這個官職，比巡按級別更高。在大明國初，行省一級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軍事，號稱“三司”。但三司彼此獨立，運轉起來特別麻煩，後來朝廷設了一個“撫政安民”的巡撫，節制三司，軍政一肩挑，比現在的省長權力還大。
比如在隆慶年間，海瑞就曾巡撫應天十府，威名震懾，嚇得整個南直隸官場為之簌簌。
巡撫的頭銜里既然有個“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設下辦公地點，稱為“巡撫都院”，也有受理訴訟的職能。南直隸巡撫一共有兩個，一個叫“鳳陽巡撫”，負責鳳陽、廬州、淮安和揚州四府，兼漕運總督；還有一個叫“應天巡撫”，負責應天、蘇州、松江、徽州、安慶等十府政務。它在徽州府的辦公室，叫巡撫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辦公。
弘治十四年，應天巡撫彭禮來到徽州，覺得一起辦公太麻煩了，徽州府趕緊在府學左邊建了個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舊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稱之“兩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羅顯寫好上訴的狀書，帶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
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剛來，此人叫劉乾亨，是河南洛陽人。劉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為，對這件案子頗為重視，遂接下了羅顯的訴狀。
羅顯這份訴狀，也是請了高人指點。裏面先不提楊干院和羅秋隱墳的事，而是指責楊干院“招集流民偽僧為非”“習演白蓮教法，聚散無常”，說佛熙姦淫婦女並“謀死姦婦父男”，說法椿“夤緣官府，交通賄賂”，總之先給人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這闔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話必不可信。
說完這些，狀書才開始講述羅家祖墳的事，引用大量文獻來論證羅氏“因墳建寺”的緣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惡行。最後還不忘把知縣高琦捎進來，說他貪贓枉法，濫用酷刑，事後還派人平墳，簡直罪大惡極。
劉乾亨看完羅顯的訴狀，覺得這案子沒什麼疑問，勝負立判。不過正因為勝負太明顯了，反而比較麻煩。
巡按雖然可以接軍民詞訟，但並非能事事親審。《大明會典》裏說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縣官吏，則發該府；若告本府官吏，則發佈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則發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轉委，必須親問。”
可見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級轉發，只有當按察司官吏涉案時，巡按才能親自出手。
羅顯這個案子涉及歙縣知縣高琦，按正常流程，劉乾亨應該將其轉發給徽州府，由府屬推官來處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決，人家何必跑來察院多此一舉？
劉乾亨再看了看，發現狀書里提及了一個細節：羅顯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賄賂之外，還濫用酷刑，將其屈打成招。
這回好辦了！
《大明會典》裏關於巡按親審的條件，有一則特殊條款：“伸訴各司官吏枉問刑名等項，不許轉委，必須親問。”就是說，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鍛煉成獄的情節，巡按不得再轉發出去，要親自審問。
按照我們的想像，接下來應該就是劉青天親自升堂了吧？驚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紛紛跪下認罪云云。
不，並沒有。接下來劉乾亨做出一個特別奇怪的決定——轉寧國府提弔文卷審理。
這個寧國府，不是《紅樓夢》裏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東北方向的鄰府，治所在宣城。劉巡按這一腳皮球踢得夠遠，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這個決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細一琢磨，可謂深得官場真味。
一個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來就親審拘拿一個知縣，未免有點駭人聽聞。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塵，抓了高琦不要緊，惹得徽州官場抱成一團，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劉乾亨把案子轉交寧國府異地審理，自己就安全了。寧國府跟歙縣沒關係，可以保證審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場。將來他們若是查出歙縣知縣有問題，也怪罪不到巡按頭上。
更妙的是，這並不違反大明律。羅顯狀告知縣高琦，按規矩是該轉交府級衙門來審。只不過這個“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寧國府罷了。在大明的司法實踐里，異地審案的情況很多，誰也無法指摘。
劉乾亨這是在隱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們對異地審理有意見，那我就要援引“伸訴各司官吏枉問刑名”的條款，動用巡按的權限來親自審理了，屆時大家面上定不好看。
“巡按親問”在劉乾亨手裏，變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處不是毀滅，而是威懾，放在發射架上引而不發，才最有力量。
所以這一招“轉寧國府審理”，看似踢皮球，其實蘊藏着無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讓案子順利推進，同時又保護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後，什麼也沒說，也沒什麼能說的，等結果就是了。只有法椿顯得有些狼狽，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力不能及。
寧國府派來審理楊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態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獄工作的推官，俗稱“刑廳”，也叫“四爺”。
這個四爺叫郭鳳儀，河南人。他相當認真負責，把案卷供狀、古今郡志、寺碑家譜等一干卷宗調過去，細細研讀，把所有里老、鄰居等相關人證重新審問，還派了太平縣的典史、巡檢親自趕赴楊干院勘查現場。太平縣即現在的黃山區，明代歸寧國府管理，與歙縣隔黃山相鄰，過來一趟很方便。
結果並沒什麼懸念。無論文獻還是鄉人證言，都證明了羅氏祖墳的存在。而寧國府的調查人員在楊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舊磚廓，更證實了祖墳絕非浮土堆成。
寧國府的判決如下：
1.斷令佛熙修築墳還羅顯摽祀。
[註釋]摽祀：亦稱標祀、標掛，俗稱清明吊子。標，農村用白紙剪成的祭祀用品。每年清明節，各家各族掃墓祭祖，祭掃完畢，往往插一標杆於墓前或墳頭上，其上糊上長條白紙或楮錢，表明已行祭祀。南方的標杆多用竹，北方的標杆則用柳枝，這些柳枝往往有可能活為樹。
2.仍將觀音堂東邊一間與羅顯蓋造祠堂一間，豎立碑記，供奉羅秋隱神主。
3.以後不許羅顯因而賴為己地，再有埋葬。
4.追查佛熙、滿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還俗。
5.（佛熙）供擬羅顯奏事不實，杖罪。
這個判決，可以說羅家大獲全勝。羅顯不僅保住了祖墳，可以如常祭祖，而且還追回了觀音堂的一間房屋，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誣告罪，狠狠挨了一頓板子，強制還俗。
唯獨第三點對楊干院有利，判定羅氏對寺產並無所有權，也不得添加新墳進去。這條聊勝於無，羅顯本來也沒有爭寺產的心思，更不會把新墳挪進去。
可惜知縣高琦並沒受什麼影響，大概寧國府不願無端得罪一位官員吧，算是一點點遺憾。
按照程序，寧國府把結果回報徽州府察院，請巡按覆審。劉乾亨大筆一揮，直接批准，還添了一條，責令佛熙親自把祖墳堆回去。
還墳現場一度十分尷尬——對佛熙來說，不光太平縣的典史和巡檢來壓陣，還強制要求楊干院的和尚，以及附近里老、甲首、鄰人都來圍觀。眾目睽睽之下，佛熙紅着一張老臉把墳土堆回去，堆完以後，倉皇而去。
一應事項完成以後，羅顯和楊干院雙方“各取甘結”。
甘結是一種特別的法律文書。當官司做出最終判決之後，雙方都要在甘結上簽字畫押，以表示服從判決，不再翻案。甘結一簽，證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結。
可有一個人，仍舊不服。
法椿。
寧國府審案之時，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睜睜看着判決下來。可是他並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轉過來。
不過這件事若再從祖墳入手，難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餘，想出一條毒計來。
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十五日，楊干院對外宣佈，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節法會，無論僧俗男女都可以來參加。遠近鄉人聽說之後，紛紛聚攏過來，一時楊干院內外熙熙攘攘，分外熱鬧。
呈坎距離楊干不遠，后羅氏的年輕族人們見到如此好玩，也紛紛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羅良璽、羅偉，以及羅顯的干侄子鄭來保。鄭來保還帶着自己媳婦尚金宗以及媳婦閨密葉氏、鄭氏、徐氏等人，興緻勃勃地來到楊干院。他萬萬沒想到，這是自己過的最後一個中元節，也是人生最後一個夜晚。
具體怎麼回事，史書里並沒有提及。總之，在當晚發生了一次蓄謀已久的鬥毆。在爭鬥中，鄭來保被僧人們活活打死，屍體被一個叫智燈的和尚搶走，直接燒毀。
消息傳回到呈坎，羅顯無比震驚，怎麼一個人去看個法會就平白無故地死了，而且連屍體都找不到？他還沒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更大的麻煩已經降臨了。
楊干院突然宣佈要狀告羅氏。
這一次，法椿的控訴比上一次更加陰狠。他宣稱后羅一族的羅良璽圖謀楊干院土地，唆使羅偉在法會上挑釁，打死了楊干院僧人能霓、佛圓，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狀書里精心做了設計，把這次訴訟設計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牽連到羅氏謀奪土地的動機。新案帶着舊案，便無翻案之嫌了。
不過法椿沒有把狀紙遞到歙縣縣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撫都院。
注意，是巡撫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剛才說了，這裏是巡撫在徽州的辦公地點，它和巡按察院一樣，也可以接民間的訴訟官司。
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個特點：無論是布政使、按察使還是巡按、巡撫，他們都可以接待上訴民眾或複查案情。萬曆年間有一位大儒叫呂坤，他曾經評價這一特點：“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相與平反耳……蓋眾官同勘一事，原為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為此人生死。”意思是對於同一案子，由幾個互無統轄的部門來勘問，可以最大限度保證審判的公正。
尤其是“數批檢問”四個字，要求斷案時十分謹慎，多次批駁、考查、詢問，盡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錯案。
“數批檢問”這個辦案原則，對百姓來說，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比如法椿這次選擇了巡撫，就包藏了心機。
上一次羅顯之所以能翻盤，一是因為他選擇了上訴巡按；二是在狀子裏把知縣高琦也給告了。一涉官員，巡按便有理由要求異地審判，導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敗。
法椿不想重蹈覆轍，所以這次他越過歙縣和徽州府，繞開應天巡按，把這樁案子送到了應天巡撫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撫都院有個規矩，如果巡撫碰到上訴案件是純民間糾紛，無須親自審理，而是“發與所在有司”，讓地方司法部門去調查。
那一年的應天巡撫叫毛斯義，他接到訴狀，一看這是歙縣民間鬥毆事件，不涉官員，便按規矩轉發給徽州府，責成他們儘快處理。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法椿終於如願以償，讓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別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綱司的都綱，也屬於官員之列，這裏算自己的半個主場，打點起來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裏也沒閑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個叫容嶺的地方擺下酒宴，請來了李廷綱、范瓊隆、王琳、李文浩、胡通進、吳永升、汪寧、羅檟、羅延壁等九人，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被告羅良璽所在里的排年裏長。
同席的，還有汪招才、汪社貴、汪寄壽等人。汪姓是歙縣大姓，比羅姓還要強大，叫他們幾個過來，可以一壯聲勢。
法椿知道，這件案子一旦開審，一定會把九個排年叫去問話，得事先買通，串好口供。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便委託了佛熙來充當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個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護。”意思是案子要開審了，哥兒幾個可得記住說什麼話。然後他掏出了三十兩銀子和三兩一錢的金子，交給出席者平分。眾人把錢收下，紛紛表示絕無問題。
法椿這邊摩拳擦掌，羅顯那邊可也沒坐以待斃。
他是個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個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襲擊坑得太苦，這次羅顯多少吸取了點教訓。
羅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來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劉乾亨提訴，狀告楊干院和尚毆死干侄子鄭來保並誣告羅良璽、羅偉。劉乾亨和巡撫毛斯義的反應完全一樣，把這個案子直接轉發徽州府，與楊干院訴羅良璽、羅偉案合併為一案，統一審理。
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
或者咱們問得再專業一點：巡撫或巡按遇到民間糾紛提告，不親自審問，而是轉發徽州府處置，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訴，有什麼區別嗎？這條規定的意義何在？
《大明會典》裏關於巡按的職責里，有這麼一句描述：“受軍民詞訟，審系戶婚田宅鬥毆等事，必須置立文簿，抄寫告詞，編成字號，用印關防。立限發與所在有司，追問明白，就便發落，具由回報。”
也就是說，找巡按上訴的民間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記留底，然後才會轉發徽州府。巡按察院會設定一個審結限期，如果逾期未結，巡按要追究官員責任。等有司審完之後，還要把結果回報給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結。
無論案情登記、審結限期還是具由回報，其實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這件案子在我們巡按察院掛上號了，你可別敷衍塞責啊。
所以羅顯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訴，是有意義的。此舉能給徽州府製造壓力，逼迫他們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過偏袒。
更何況，巡撫是一省之長，日理萬機，這種小案子不可能特別關注，轉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負責司法監察，對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對徽州府來說，應天巡撫轉過來的案子，可以稍微動點小心思，若是巡按轉來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來不敢出錯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轉發，頭都大了，這成了兩院都關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來審，更換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稱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負責“清軍伍，督糧稅”，是僅次於知府的大人物，俗稱“糧廳”或者“軍廳”。碰到州縣無法解決的案子或者兩院轉發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審官，以示重視。
對法椿來說，搞定一個推官相對容易，如今主審突然換成了同知，賄賂的成本和難度直線上升。無形之中，羅顯把法椿的主場優勢給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開庭。
開審的流程千篇一律，無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陳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證、人證。可就在法椿準備叫那九個排年裏長出庭做證時，羅顯突然亮出了殺招。
羅顯當場指控，說佛熙和尚收買了這九個人，而且說出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受賄金額：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嶺，三兩一錢黃金和三十兩白銀，受賄人為李廷綱等九人。
佛熙宴請之事，做得十分隱秘，羅顯是怎麼知道的？
原來這九個排年之中，有一個叫胡通進的人，他此前欠了別人的債，拿到佛熙的賄賂之後立刻去還錢。而羅顯靠着族裏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張開了一張監視大網，盯着這些和案子密切相關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賄賂人證，差點讓羅顯祖墳不保。再笨的人，這次也該長記性了。
胡通進一還錢，羅顯這邊立刻覺察，帶人打上門去，三下五除二全問出來了。
羅顯在公堂上當眾喝破這件事，李廷綱、王琳、范瓊隆幾個人嚇得面如土色。他們不過是些升斗小民，哪兒吃得住如此驚嚇，紛紛捧出受賄金銀，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萬萬沒想到，羅顯看着老實巴交，卻把自己的幾個殺招全給拆解掉了。
到了這份上，同知李邦覺得不用再繼續審了，可以直接宣判。羅顯趁熱打鐵，把一個人扶上公堂——死者鄭來保的兒子鄭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謀打死自己父親。
這種直接告來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親自出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來，讓他繼續審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並要求召來當晚行兇時的兩個重要證人：楊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裏做雜活的小和尚——汪仁堅，以及楊干院的火頭吳塔監。
眼看羅顯即將大獲全勝，可徽州府派去找證人的皂吏回報，說汪仁堅、吳塔監兩人突然病故，已經下葬。
案子到這裏，突然一下卡殼了。
曹世盛忽然發現，他們沒理由繼續拘拿法椿。因為法椿起訴的是羅良璽毆斃僧人案，他賄賂證人，是為此案做偽證。而羅顯起訴的是楊干院僧人毆斃鄭來保案，如今證人絕滅，無法證明法椿跟這件案子有什麼關係。總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錯，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兇手吧？
只好暫時把他放了。
要說法椿，可真是意志堅韌之輩。明明處境極為不利，他居然還沒放棄，恢復自由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機宜。
佛熙得了師侄的提點，再赴巡撫毛斯義處上訴。這次上訴不為勝負，只為拖延時間。巡撫接了這案子，一定會轉發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復巡撫都院，文書來回，怎麼也得幾天時間。
接下來，佛熙馬不停蹄地找到吳永升、汪寧、羅檟、羅延壁、胡通進幾個人，對他們說：“你侮受我金銀事已發覺，今就首官，難免本罪，莫若誣稱羅顯情虧，妄將金銀詐稱是僧買求，再告一詞，替我遮飾，得贏官司重謝。”
這不是筆者的原創，而是供狀文獻里的原話。看到這裏時，真是服了法椿了，虧他能從絕路中挖出這麼一條縫來。
反正那九個排年已承認收受賄賂，乾脆讓他們改一下口供，誣稱這些錢是羅顯給的，也是羅顯教他們說是佛熙賄賂。為什麼羅顯這麼做？因為他心虛啊。
這套說辭並不求邏輯嚴密，只求把水攪得足夠渾。
吳永升、汪寧等人得了佛熙保證，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記刁狀，詐稱那筆金銀是羅顯給的。
羅顯一聽這幾個人居然還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讓自己的侄子羅興去了巡撫都院，找毛斯義毛老爺申訴。你不是要鬧大嗎？那我就再鬧大一點。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這條訴訟線，這次走一回巡撫衙門，把兩院補齊，聲勢搞得大大的。
巡撫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轉給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煩又來了，推官曹世盛連忙請到同知李邦，按程序這事還得您來審啊……
李同知打開案卷一瞧，好傢夥，一樁案子變成了四樁案子：羅顯、鄭文訴楊干院僧人毆死鄭來保兼誣告羅良璽、羅偉案，法椿訴羅良璽、羅偉毆死楊干院僧人謀奪風水案，九排年訴羅顯賄賂排年偽證案，羅顯訴九排年誣告案。
這四樁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牽連，有來有回。本來挺簡單一事，現在硬是被法椿攪得錯綜複雜。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這個地方以“健訟”著稱，民間特別愛打官司。能在這個地方當父母官的，都是久經考驗之輩。他展卷一捋，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到了關鍵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羅氏祖墳案。
那樁案子雖然審結，後續餘波卻漣漪不斷。要了結眼下的四樁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並沒有關於此案的資料。
當時羅氏祖墳案一審是在歙縣，二審涉官，由巡按劉乾亨安排，轉去寧國府異地審問。結案后的執行，也是由寧國府太平縣負責。此案所有的相關檔案，都存在那邊，徽州府沒有經手，自然也沒記錄。
李邦想要了解羅氏祖墳案的情況，還得去寧國府找。於是他便派遣一個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寧國府調閱檔案。
法椿覷到這個機會，又出手了，還是盤外着數。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筆錢。潘元心領神會，假裝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請調閱卷宗的文書和自家身份憑證，給了楊干院一個叫能儒的和尚。這個能儒和尚沒有剃度，拿着潘元的憑證，大搖大擺去了寧國府。
那時候身份證沒照片，寧國府哪裏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頂替，一看文書勘驗無誤，便把檔案找出來，交給了能儒。
能儒拿到檔案之後，直接把它給了佛熙。佛熙偷偷打開，發現裏面分成兩卷。一卷是歙縣知縣高琦判案的文件，對楊干院有利；一卷是寧國府推官郭鳳儀判案的文件，對羅顯有利。當年寧國府二審之時，曾把歙縣一審卷宗調過來對照，因此並在了一處。
佛熙把寧國府卷宗偷偷抽出來，只留下歙縣卷宗在裏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藉此瞞天過海。
可惜李邦並不糊塗。他看了看卷宗，發現只有歙縣高琦的手筆，便多留了個心眼，召來羅顯詢問。羅顯一聽就急了，懷疑卷宗被人偷換，他大叫大嚷，要求徹查。
可這怎麼徹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丟失，誰也沒轍。明代這種手段很流行，本來案情清楚，結果被人故意湮滅檔案，最終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見過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膽如此施為。
可法椿沒料到，羅顯這一嚷嚷，自己的同夥佛熙倒先心虛了。畢竟這是竊取官府文書，算是重罪。佛熙把寧國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亂之時，過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頭就走。
有一個叫程寬的推廳小吏，他收拾公堂時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開一看有寧國府字樣，遂送到清軍廳。
清軍廳是徽州府同知的辦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來了，又把羅顯喚來。羅顯仔細檢查了一下，發現還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結。
前面說了，甘結是結案后雙方簽署的文件，表示服從判決。這份文件若是丟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認判決結果，又把案子拿出來重審。
李邦沒有尋找遺失文書的義務，他只能依照現存文件做判斷。羅顯沒辦法，只能自力更生。
這件事倒是不難查，羅顯略做詢問，很快便發現是快手潘元找人頂替的緣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換文書湮滅證據的罪過。
巡按照例轉發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現在成了五樁案子了。
不，不止五樁。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寧國府卷宗遺失案發生的同時，楊干院又出事了。
楊干院有個小和尚叫仁膏，氣不過羅氏作為，提了兩桶大糞潑到羅氏祖墳和祠堂，搞得污穢不堪。恰好這一幕被羅顯的族弟羅時看到了，跟仁膏兩個人廝打起來，鬧到歙縣公堂。知縣責令一個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種做婚姻訴訟生意等中介的職業，類似於牙人——去調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沒看住，讓仁膏跑掉了。
羅時把這事告訴羅顯，羅顯大怒。祖墳被潑穢物，這誰能忍？他大張旗鼓去到巡撫都院那裏，又一次提告。佛熙聽說這件事之後，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個仁膏被羅時尋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撫、巡按分別把狀書轉至徽州府時，同知李邦手裏剛好湊夠七樁案子，可以召喚神龍了……
李邦沒有召喚神龍的能耐，只好召喚休寧縣知縣高簡、黟縣知縣賴暹兩個人，讓他們合議併案審理。
上級移交下級司法機構審案，是明代一種常見的做法。尤其是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案子裏牽連着歙縣知縣，為了確保順暢，最好是讓鄰縣來審。
這案子本身，真沒什麼好審的。兩位知縣調取了過往卷宗，又到楊干院現場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結論：祖墳歸屬無誤，維持原判。至於那幾樁毆斃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圓、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沒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並無謀殺情節。
從這份判決中可以看出來，兩縣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斬亂麻儘快結案，不要深究細枝末節。所以判決大原則上對羅家有利，但像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鄭來保的——居然報成了病故，顯然是不願深究。
總體來說，這次判決維護了好人利益，但也沒讓壞人受罰。
法椿的攪亂之計，終究還是發揮了作用。
他深悉官場心態，知道官員最怕的就是混亂。一旦發現混亂開始趨向失控，官員們便會下意識地去彌縫、抹平，把事情儘快了結，哪怕中間有些許不公正也無所謂。秉持着這個認知，法椿硬是把一場敗仗，攪成了一場亂仗。
當然，官府對羅氏一族，也不是沒有愧疚之心。兩個知縣特意委託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將楊干院內的墳祠範圍重新測量了一下：“東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橫闊六丈五尺，墳右空地一丈六尺，墳前以溝，墳后以街沿各為界，聽從羅秋隱子孫永遠摽祀，不許浸損。”
這算是把羅氏墳祠的歸屬徹底坐實，與楊干院劃出了明確界限，辦成一樁鐵案。
兩縣的判決還沒完。
羅顯和法椿，都判了個“奏事不實”，李廷綱等九個排年收取賄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賄、竊換文書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強制還俗（上一次未得執行）；其他諸如羅興、羅時、義珍、能儒等次一級的參與者，也俱各受罰。
你們這麼折騰官府，多少也得付出點代價吧？
當然，這個判決，還是留有餘地的。羅顯和法椿年紀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頓板子只怕會當場死掉，兩縣准許他們用繳納米糧的方式來贖刑。九個排年裏的胡通進、吳永升家裏闊綽，也採用同樣的方式抵扣刑罰。義珍和尚沒錢，就用勞動的方式來抵扣——叫作“折納工價”。
接下來，徽州府給兩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們那兒把案子銷掉，先後得到巡按御史劉乾亨、巡撫都御史陳軾的批准（毛斯義已調任），同意李同知的判決。這件事從程序上算徹底完結。
可這時有一個人，仍舊不甘心。
還是法椿。
他居然還沒放棄。
法椿注意到一個事實。那九個受罰的排年裏，李廷綱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罰的待遇；胡通進、吳永升納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個人，只能乖乖挨打。
這裏頭，仍有可乘之機。
法椿找到那六個倒霉蛋，又撒出銀錢去，聯絡了其他里的十四個排年，湊足了二十人聯名具表，去告羅顯。
告羅顯什麼呢？
告他為了隱瞞實情，賄賂了那九個排年，給了每人50兩銀子，一共450兩。
這個數目，對普通百姓來說可以說是天價了。那麼有證據嗎？
有啊。
當初李廷綱自首的時候，掏出了佛熙給的3兩銀子作為證據，我們也有。然後汪寧等六人分別掏出了50兩白花花的紋銀，上繳官府。
不用問，他們拿出來的這300兩是法椿給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筆，一抬手就扔進300兩銀子打水漂，再加上額外送他們六人的酬勞以及收買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這些銀子花得相當值。
汪寧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50兩白銀，這些錢肯定是別人給的。別人怎麼會無緣無故給你錢？一定是要換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麼在官司上，誰最後得利了？自然是羅顯嘛。按這個思路想下去，簡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寧提告的，是羅顯賄賂了九個排年。他們六個現在已經把贓款交了，那麼剩下的三個人——李廷綱、胡通進、吳永升，也會被官府催繳贓款，可他們哪兒有啊，這不等於平白多了50兩債務嗎？
活該，誰讓你們逃過一劫，我們卻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義，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羅時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狀，聲稱找到新的證據，能霓、佛圓並非如兩縣判決時說的那樣病故，而是被羅顯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兇手叫羅祿，楊干院已經掌握了他“圍捉嚇騙銀兩、卷擄家財”的證據。
證人不可靠，又冒出一個兇手，法椿如此安排，等於是要徹底否定兩縣的判決。只要這樁七合一的案子翻轉過來，連帶着羅氏祖墳祠堂也就能剷除了。
此時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裏換了新主人。新來的巡按叫作詹寬，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紛爭，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許翻案，而且要求這種性質的案子必須去異地審結。既然此前休寧、黟縣兩縣判決是來自徽州府同知的委託，那麼這個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寬想了想，決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隸屬於南直隸，範圍與現在的池州、銅陵二市相當，緊鄰徽州府的西側。
詹寬為什麼選擇池州府，而不是寧國府，這個史無明載。但從種種跡象推測，法椿應該是暗中使了力氣。
賄賂巡按是件高難度的事，但也得看賄賂巡按做什麼。法椿沒讓詹寬枉法，只是讓巡按大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出一個法椿想要的選擇罷了。這對詹寬來說，毫無成本與風險。
池州府對這個案子很重視，由知府侯緘親自提吊人、卷，着一個姓楊的推官負責具體審理。
法椿在侯緘或者楊推官這裏，也使了大錢。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規則內的小聰明，是扳不回局面的，還得花錢。畢竟在大明，銀錢最能通神，這一點連遠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知道。
因為原本丟失了……
是這樣的，這一系列案子的檔案文書，收錄在一本叫《楊干院歸結始末》的書里。而這本書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頁。所以池州府到底怎麼審這個案子的，已經沒法知道了。
我們只能翻到第十五頁，看看池州府審問的結果如何。
這裏有羅顯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積年打點衙門鋪戶唐文魁，賄囑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計延傍晚到所，不審鄰佑，不詳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夾打。”
可以想像，羅顯面臨著多麼絕望的局面。
首先，這個開庭時間定在傍晚就很蹊蹺。因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點敲響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點敲響晨鐘后才開禁通行。一更三點就是現在八點左右，等你傍晚開庭時，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沒人圍觀，才好方便做事。
然後上頭這位主審官，也不問證人，也不查卷宗，也不聽辯解，直接擲下一個結論，你不畫押就打。
這都是些什麼結論？
要羅顯承認行賄，給了李廷綱等人每人50兩白銀來做偽證；還要羅顯承認，羅氏祖墳是偽造的，與楊干院無關。
羅顯自然打死不從，要看供狀。沒想到楊推官直接買通了幾個書手小吏，每人一兩銀子，直接把卷宗里鄰居的證詞給改了。所有“有墳”字樣均改為“無墳”，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說這位楊推官，絕對是個老於案牘的刀筆吏，他寫了一篇長長的判詞，極為精彩，好似推理小說一般。這段文字近乎白話，筆者就不翻譯了，特抄錄如下。
對於羅氏祖墳真偽問題，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舊志書，俱載楊干院在歙縣孝女鄉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額及洪武丈量籍冊與本寺奠基文簿備載今寺見產，並不曾開有羅秋隱墓。又查《新安文獻志》，載有程丞相行狀，明開女適羅鼐，亦不曾開有建寺守墳緣由。止有羅顯宗譜並伊執出《程丞相碑記》開有羅秋隱葬在通德鄉楊干寺后……備查各執書丹文簿，眾執羅秋隱並無墳墓實跡。”
然後楊推官又質問道：
“楊干寺自唐迄宋已經三遷，羅秋隱死於唐末，縱葬楊干，未必在遷處所。且羅氏前朝代有顯宦，傳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遠祖葬地，緣不遞年摽祀？豈無故老相傳？查自洪武至弘治，節次修蓋法堂，與前殿相去不滿四步，中果有墳，當必侵壓，本家何無言論？”
他還去現場親自勘查了一圈：
“況既系古墳，必有顯跡，今泥磚亂砌，內實黃土，長止三尺，高廣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磚內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豈類廓形？傍鋪細碎石子，審是本寺階路。且歙本山鄉，縱使薄葬，焉無斗灰、片石粘砌？”
楊推官從文獻、行為邏輯和墳墓形制三個角度，完全否定了羅秋隱墓的存在。
那麼現在那座祖墳是怎麼來的？楊推官腦洞大開，給了這麼一段故事：
“羅顯見寺有風水，要得吞謀，捏伊始祖羅秋隱葬在本寺，令羅昝、羅文殊強搬瓦礫，修理砌墳。差委趙典史修墳建祠，羅顯等暗造墓誌一塊，帶領弟侄，假以修墳，乘機於觀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賴，置酒邀請李廷綱、范瓊隆、王琳、李文浩吃。羅顯對說：‘每人且將金三錢一分、銀三兩送你，出官之時，只說佛熙買求你贓，汪寧等俱有。比李廷綱等聽從接受，羅顯又將銀兩、衣帛等物約共一百二十兩作為謝禮，與李廷綱、范瓊隆、王琳，各分五十兩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錢來賄賂楊推官，但這錢絕對值。這篇判詞推理層層推進，有憑有據，合情合理。楊推官這一支如椽大筆，生生將一樁鐵案給翻過來了。
不過他建構的整個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破綻，那就是羅秋隱墓。
楊推官的理論基礎是，羅秋隱墓系羅顯偽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於這一點發揮。反過來說，如果羅秋隱墓是真的，這篇精彩的判詞不攻自破。
此前糾紛，楊干院毀掉的只是墓頂土堆，並未往下深入。羅顯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開墓驗棺，挖出祖先屍骸，這場官司就贏定了。
而楊推官心思縝密，不會不補上這個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當地豪強三百多人，在楊干院裏夤夜舉火，打着勘查的旗號將墳當頂掘挖，居然真在裏面挖出了磚墎、墓誌，可是並沒有找到棺槨屍骸之類。
[註釋]磚墎：用磚塊砌成的牆。
這個結果，有點模稜兩可，怎麼解釋都合理。
不過到了第二天，情況又變了。那一干豪眾次日清晨早早過來，使鍬用鏟，轉瞬間就將羅秋隱墓的痕迹徹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後一個漏洞，也補上了。
很快楊推官得意揚揚地扔出了結論：“（羅顯）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舊斷。裝捏眾詞，平占風水。”
羅顯怎麼也沒想到，池州府的這次審判如此不加遮掩，讓局勢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轉。自己滿滿的優勢，瞬間化為烏有。
怎麼辦？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寧國府。
當年這個案子，正是在寧國府異地審訊，才讓羅氏獲勝。現在池州府做出的判決，是在打寧國府的臉，如果他們能參與進來，案情一定會有轉機。
可惜寧國府顯然不打算蹚這場渾水。羅顯的訴狀告過去，負責人直接轉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轉委池州府審理，不好駁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樣轉到池州府審理。
轉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時已經是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月份，將近兩年時間過去。羅顯別無選擇，又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去找巡按詹寬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數次官司，羅顯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辦法，佔盡優勢，這一次他覺得還會被福星關照。可他也不想想，當初把整個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這一位詹寬。羅顯找他，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羅顯在這一次的訴狀里聲稱：池州府審判不公，楊推官貪贓枉法，法椿毀壞祖墳，請求秉公處理。
詹寬一看，哦，這案子涉官了。
之前說過，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樁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這裏，案件要轉到被涉官員的上級機構。告縣官，則轉府處理；告府官，則轉布政使司處理；告布政使官員，則轉按察使司處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員時，轉無可轉，巡按才能親自審問。
池州府也隸屬南直隸，南直隸不設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級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機構，只有應天巡按御史。因此這次羅顯的案子，詹巡按可以親自過問。
詹寬也不客氣，先提拿了太平縣的趙典史過來，問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楊干院築墳的事。趙典史不知是被嚇的，還是得了什麼暗示，說話支支吾吾，說當時羅顯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築墳，本人只是旁邊監督，羅顯曾經說在地下發現磚墎什麼的，本人只是聽說，並未親見云云。
詹寬又潦草地審問了幾句，直接判了案。不過這次判決的結果，無論羅顯還是法椿，誰也沒預料到。
判詞如下：
“夫崇正辟邪，為政首務。欺公蔑法，難長刁風。切照羅顯祖墳，就依其宗譜等書所載，果在寺后，不應今在寺中。今果在於寺中，則修造梵宮時，助緣題名於梁楣者，羅氏如許多人，又不應忍棄其祖，與僧直據其後耳。實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競為立一赤幟耶？合平其土。”
詹寬一上來，就否定了祖墳的合法性。即便如羅顯主張的那樣，祖墳在先，佛寺在後，如今也該拆掉。楊干院現在是公眾寺廟，捐款的外來居士很多。你們把祖墳留在廟裏，別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還是供奉佛祖？
然後詹寬筆鋒一轉，連羅秋隱都罵上了：
“秋隱，唐時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專祠獨祀於百世之下，實為僭越，法當立毀。再照楊干院創雖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跡類淫祠，又系今時例禁，尤當一切毀去。”
等一等，你罵羅秋隱也就算了，怎麼連楊干院也要毀掉？你到底哪邊的？別著急，咱們再往下看看詹寬給的解決方案：
“將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鳳，為舊有神主頁。配以羅鼐、迪威、賢孫，為碑載檀越也。左右兩堂，遍祀勸緣，助緣人氏，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觀音堂改與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舊，為寺有僧田，尚供稅賦也。候本院另行平毀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無負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沒想到，沒想到詹寬的判決竟然是這麼一個離奇的結果。
羅氏祖墳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倖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鳳等先賢，一半留給楊干院。
這有點莫名其妙了。程元鳳是羅鼐的岳父，在建立楊干院的過程中出了大力氣，但也不至於把羅家祖宗搬走，祭一個外人吧？
詹寬這麼判決，也是有原因的。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隨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大明集禮》有明文規定：“庶人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於居室之中間，或以他室奉之。”也就是說，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沒有官身的話，他沒資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孫只能把牌位擺自己家裏拜拜。
試想，如果無論什麼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豈不是大明滿地都是祠堂？
羅秋隱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寬認為楊干院裏的羅秋隱墳和墓祠，算是淫祠，理應禁絕。相比之下，為羅家寫碑文的程元鳳，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寬覺得與其祭羅，還不如祭程呢。
詹寬比楊推官高明之處在於，他不糾結於那些細枝末節的推理，直指禮法核心，拿意識形態泰山壓頂，讓人辯無可辯，駁亦不敢駁。要知道，大明以禮立國，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層面，就沒道理好講了。
當然，詹巡按對楊干院也沒什麼好臉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過一道《歸併令》，要求天下寺院要進行歸併，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還得是歸併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雖然楊干院屬於老寺，但佛殿裏的佛像卻是新修的，也算“跡類淫祠”。詹寬援引《歸併令》，要求他們必須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產。
法椿沒想到，眼看見到成功的曙光，卻惹出這麼一位一身正氣、兩不偏幫的大神。判詞裏有一句“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正是法椿夢寐以求的結果，可以徹底把羅氏一族趕出楊干院——只是代價實在太大，半座寺廟沒了。
除了祖墳之事，還有九位排年涉及賄賂之事等着處理。
詹寬也懶得仔細分辨，給羅顯、法椿以及九個排年統統判了杖、徒之刑。好在這些刑罰很快得到了赦免，因為正趕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個兒子，起名為朱載基，大赦天下——他們的運氣是真不錯，趕上了好時候，若是晚兩個月判，結果恐怕會大不相同，因為朱載基出生不到兩個月就夭折了。
至於是誰賄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沒查清楚，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應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給徽州府，責成他們按照判決書，儘快去楊干院平墳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這道公文上還有巡撫都御史陳軾批示的“照巡按衙門批詳施行”，立刻明白，兩院已就這個問題達成共識。
其實陳軾在徽州同知李邦審結之後，也批示過同意。現在他再同意詹寬的判決，有點打自己的臉。可陳軾也沒辦法，巡按雖然比巡撫品級低，可畢竟不在一條行政線上，真要在司法領域頂起牛來，巡撫也得讓巡按三分。
有了兩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個姓張的通判在楊干院壓陣，把羅秋隱的墳墓第二次剷平。然後，他們將佛殿拆毀，只留下觀音堂供僧人們禮佛。
法椿和羅顯看着這一切，百感交集。兩人從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卻是這麼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面對這一結局，法椿大概是放棄了，而羅顯卻在一年之後，重新振作起來。
因為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小真相。
在鄭來保被毆死的那一夜，楊干寺的和尚堅稱有佛圓、能霓兩個僧人被羅家毆死，但一直不見屍首；後來休寧、黟縣兩縣斷案時，認定兩人病故；再後來池州府斷案，法椿又拿這兩個和尚說事，指控是羅祿所殺，后被詹巡按證實子虛烏有。
那麼這兩個人到底去哪兒了呢？羅顯自己也做了一番調查，調查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還記得法椿的來歷嗎？他本是休寧縣的絕戶長子，逃戶至楊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寧縣曾經找上門來，要他回去落戶，不知為何沒有追究到底。
羅顯找到的真相是：佛圓、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楊干院卻一直在虛造僧籍，讓他們活在冊籍里。休寧縣給楊干院發來文書，要求法椿還俗回去落戶，法椿或佛海便買通了休寧縣的一位里老鄭彥儒，把佛圓、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銷掉，偽托還俗，虛落在鄭彥儒的里冊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賬面上做平，足可以給休寧縣一個交代。
經過這麼一番運作，死和尚進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脫出來。
這次與羅氏對決，法椿故技重施，讓佛圓、能霓兩位勞模再“死”一次，藉此誣陷羅氏。
羅顯認為這是一條絕好的證據，憑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擻起精神，打算繼續上告，可寫完狀書卻發現，無路可走了。
此案最後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寬親自審結，巡撫都御史陳軾附署，可以視為終審判決。羅顯想要上訴，地方上已經找不到比兩院更高的司法機構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沒有，那麼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還有一廠一衛，還有閣老們，再往上……還有皇上嘛。
羅顯冒出一個極其大膽的想法：要不咱們上訪去吧！
上京告御狀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漢稱“詣闕”，唐有“投匭狀”“邀車駕”，宋叫“詣台省”，清稱“京控”。在大明朝，上訪有個專門的術語，叫作“京訴”。
越級訴訟已經很犯忌諱，京訴更是敏感至極。
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曾經給老百姓頒發大誥，頭頂大誥可以直接進京喊冤。不過很快“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從此以後，大明曆任皇帝對京訴格外謹慎。民眾可以上訪，但甭管申訴事實是真是假，上訪者都得被問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訟傳統，百姓法律意識和常識都很豐富。羅顯和羅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這麼一條：
“各處軍民奏訴冤枉事情，若曾經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問理……令家人抱齎奏告者，免其問罪，給引照回。”
就是說，如果上訪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過，那麼上訪者可以免罪。這在法理上說得通，因為被這三處衙門拒絕之後，百姓沒有能再上訴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羅顯這個高興。楊干院這個案子，終審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這個規定。可沒高興多久，他發現這條規定還有個適用範圍：
“軍役戶婚田土等項干己事情，曾經上司斷結不明，或親身及令家人老幼婦女抱齎奏告者，各問罪，給引照回，奏詞轉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問。”
朝廷日理萬機，不能什麼雞毛蒜皮的上訪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適用於剛才那條免罪的規定；如果你上訪是為了田產婚姻戶籍之類的，對不起，一樣問罪，還得打回原籍。
楊干院這個案子，核心糾紛是羅家祖墳的位置，歸到田土一類，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歡喜一場。
順便說一個無關的趣事，大明律有時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問刑條例》裏有一條關於“京訴”的規定：“江西等處客人，在於各處買賣生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落。若有驀越赴京奏告者，問罪遞迴。奏告情詞不問虛實，立案不行。”特別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許上訪，否則問罪不說，還不予立案。
為什麼這麼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裏已有揭示：“兩浙江西等處人民，好詞訟者多，雖細微事務，不能含忍，徑直赴京告狀。”不是不接你們的案子，實在是你們太喜歡打官司了，屁大點事也跑來京城上訪，朝廷實在忙不過來啊……
書歸正傳。
羅家人研究了半天，發現無論如何得犧牲一人，才能把上訪這事完成。羅顯年紀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獄之災，法律上也不允許老人京訴，得派個身強力壯抗打的年輕人去京城。最後羅顯的侄子羅興站出來，毅然決然地說我去吧。
於是羅顯精心準備了一份狀書，將整個紛爭的前因後果、證據辯駁詳細地寫下來，最後還附了法椿虛造戶口、改換身籍的新犯罪事實。
羅興揣着這份狀紙，從歙縣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時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尋常百姓看慣了戲文，以為告御狀就是望見皇帝車仗，高舉狀紙，大喊一聲冤枉啊，迎頭一攔。
其實這麼做的風險極高。且不說你往前一衝，有很大概率會被護衛直接打死，就算僥倖未死，《大明律·兵律·宮衛》對於這種攔御駕的行為也有嚴厲規定：“若沖入儀仗內而所訴事不實者，絞。”
其他性質的京訴，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這種就直接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頭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門、長安等門內叫訴冤枉，奉旨勘問得實者，問罪，枷號一個月；若涉虛者，仍杖一百，發口外衛分充軍。”
可見皇城喊冤也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京訴這事，需要上訪者有極大的勇氣，同時也需要一些技巧。羅興大約在二三月間抵達京城，他顯然得到過高人指點，既沒攔車駕，也沒去城門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訴唯一的正確門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幹什麼的？它“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以聞”。這有點類似於中央辦公廳和信訪局的合體，負責朝廷以及地方各類文書的接收、審核、分配轉發等等，職責範圍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訴冤滯”這一類的上訪。
雖然通政司只管把文書轉發給有關部門，本身沒有斷事之權，但這是一道必要的審核程序。如果沒有通政司蓋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會受理你的狀子。
羅興找對了門路，把這份狀子順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審核之後，收下文件，正式進入京訴流程。然後通政司把羅興一捆，扔牢裏了……別忘了，京訴是違法行為，不問所訴案情虛實，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陳經於奉天門把楊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讀完這件案子的前因後果，驀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剛登基那會兒，爆發過一次“大禮議”事件。簡單來說，嘉靖本是興獻王的兒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後，沒有子嗣，大臣們便把他請來京城當皇帝。嘉靖登基之後，朝臣們說您這算改嗣，得認伯父弘治皇帝為父親，對親爹興獻王改稱皇叔，不然祭太廟不成體統。嘉靖不幹，堅決不改口，還想把親爹追認成皇帝。他跟朝臣們鬥了幾年，最終獲得勝利。興獻王得了個“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名號，神主牌擺進了皇城觀德殿中。
嘉靖是個孝順兒子，對於統嗣奉先之類的事情懷有情結。楊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無從判斷。但他對於羅氏一族拚命保護祖宗祠墳這個行為，很有好感，甚至頗有共鳴。朕當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親生父親的牌位嗎？
而且……這個案子，實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羅興進京上訪這個時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給親爹再弄個廟號，好讓他老人家名正言順地入享太廟。此時他的政治手段日漸成熟，知道這種事不宜強行推進，一定得按部就班地來操作。
一切都已經規劃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計劃，在接下來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書夏言將上一道奏疏《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連續提出三條建議——“定功臣配享”“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建議放鬆宗廟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許子民祭祀自己幾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則，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請。”這是夏言的原話，未嘗不是嘉靖皇帝的心聲。夏言上疏之後，嘉靖皇帝立刻順坡下驢，下旨准許民間聯宗立廟，祭祀始祖。
這個消息只要一傳出去，全國宗族一定歡欣鼓舞，熱烈響應。朝中臣工無法反對，誰敢說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開禁祭祖的大潮掩護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給親爹追尊廟號了。
這個羅氏祖墳，正好是因為違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寬毀去。對嘉靖皇帝來說，這可謂是瞌睡時送來一個枕頭。他可以借這件案子隱晦地點明一下態度，提前吹吹風，為明年的開禁祭祖宣傳造勢。
再說了，羅顯告的是楊干院，那是釋教的寺廟，對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來說，也沒什麼好顧慮的，說不定還會在心裏暗爽一下。
想到這裏，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處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誰都看得出來嘉靖的態度，否則特意下旨幹嗎？於是楊干院這樁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飛快，從都察院轉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對羅興的處理意見。
羅興越訴上京，論律當罪。都察院廣西道——這是部門名稱，並非專指地域——判定對該犯施以杖刑，但法外開恩，減了一等。具體的執行工作，交給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門——順天府。順天府對羅興施完杖刑，給了他一張路引，讓他回原籍候審聽理。
緊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發佈了對羅顯、羅興所訴楊干院侵毀羅氏祖墳案的處理意見：轉發應天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親自審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嗎？
這種上訪案子，朝廷一般並不會做出判定，而是發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員進行審理，是官場慣例。
但如果真以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們的用心了。為官之道，講究“默會於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於口，只能在細微處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麼打。
在這份看似冷漠的文書里，都察院寫了這麼一段叮囑：“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親自虛心鞠審，毋拘成案，果有虧枉，即與辯理。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不得轉委別項官員，以致推調淹滯。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
這段批示，每一個字看着都是標準官腔，不帶任何傾向，可仔細琢磨味道，就能發現深意。
“遵照近奉欽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這是個大帽子，讓讀者知道發話的到底是誰。
“毋拘成案”，是讓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決，等於說皇帝對詹寬的判決不滿意，必須反過來；“果有虧枉，即與辯理”，誰最虧枉，自然是上京告狀的苦主羅家；“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調子，你要是不按上頭的心思判，那上頭便認為你是固執、羅織。
在明眼人眼裏，這態度已表達得足夠明顯，朝廷就差明着說一句我支持羅家。
如果受理官員還不明悟的話，再想想，有幾個上訪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頭頭鄭重其事地呈給皇上？那個流程本身就傳遞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態度，都察院“默會”；都察院的文書，應天巡按御史也“默會”。宋茂熙是個老油條，他覺得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關注，還是別沾手的好。他隨即下文，把這案子又轉到了寧國府，重新審過。
這套流程，看起來和上一次沒區別，可背後蘊藏的政治意義，卻截然不同。原來只是一樁地方鄉民訴訟，現在卻儼然成了配合中央宣傳形勢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為第一位，司法什麼的走走過場就好。對此寧國府自然也是深為“默會”。
司法問題，政治解決，這場官司的勝負，其實在開審前就定好了。
寧國府這次審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幾日判決便出爐了。和詹寬當年所判相比，可謂是一個華麗的急轉身：
“斷聽羅顯等照舊修築墳堆，並埋立志石，墳前摽祀，不許在墳左右別行修理。”
羅氏祖墳，又一次華麗麗地回到楊干院內。
九排年收受賄賂一案也順便審結，系佛熙所為，各自追贓。至於池州府審出的那個所謂“羅顯賄賂九排年每人五十兩”，純屬栽贓陷害。
對於楊干院裏的羅氏祖墳內沒發現棺槨的問題，寧國府也十分貼心地做出了解釋：“因前墳自歷唐宋至今數百餘年，喪制厚薄，葬埋深淺，委不可知。原遺骸年久，消滅已盡，化為泥土，理亦有之。”
好嘛，羅顯還沒解釋呢，他們已經自動腦補了，真是太貼心了。
寧國府的判決書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滿意，批示道：“寺因墳而建，墳因寺而廢，以理言之，毀寺而存墳可也，廢墳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對於轉委案件，巡按批個准字就夠了，宋茂熙寫這麼多，是把羅秋隱墳和楊干院的性質明確下來，使姦邪無從翻案。再說了，這案子是走京訴的，判決結果得往都察院上報，皇上一定會看見，趁這機會多寫幾筆，顯得忠勤用心。
於是這一件前後持續八年、興訟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羅氏的勝利落下帷幕。羅顯百年之後，可以無愧於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這八年以來的艱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羅氏一族的勝利，當然要靠羅顯和族人們的自我奮鬥，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哪。
對了，還有一個人的下落沒交代。
法椿。
他徹底失敗了，不是敗給了羅顯，而是敗給了嘉靖皇帝。在寧國府的壓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寫了一篇超長的招供，從他的角度交代了整個紛爭的緣由、過程。
不過法椿不知使了什麼招，居然逃過了責罰。
在寧國府的那份判決里，羅顯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實的行為，前者杖九十，後者杖八十，但准許罰款抵銷。羅顯的罪名，居然比法椿還重一些。後來羅顯繳納了30石米，才算抵銷了刑罰；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羅氏祖墳保住了，楊干院也沒受什麼影響。寧國府判決里有一條：“本寺觀音堂佛殿並地土，仍聽寺僧法椿等照舊營業梵修。”
把觀音堂、佛殿退還給楊干院，是因為羅氏從頭到尾都沒有主張過對楊干院的所有權；對法椿的罪行懲罰如此之輕，是因為他一直隱在幕後，大部分行動都是通過佛熙等人來進行的。
不過，也許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寧國府這次判決面面俱到，唯有一個案子——鄭來保被毆身死案——被遺漏掉了。按說這次判決對羅顯如此偏袒，這麼重要的人命官司怎麼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寧、黟縣兩縣合審時，曾經判定鄭來保屬於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見無論徽州府還是寧國府，在這個案子裏都不支持羅顯的主張。
所以，有沒有可能，鄭來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卻被羅顯拿來給楊干院潑污水，而徽州、寧國兩府沒有被羅顯蒙蔽，認為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沒有被重判？
更不要說羅顯被先後判了數次“奏事不實”，說不定都和鄭來保案有關。
對於整個楊干院事件，我們得保持一個清醒的認知：所有關於這件案子的資料，都是出自羅顯編撰的《楊干院歸結始末》，內容不可避免地從羅氏主觀立場來敘事。他們是否文過飾非，是否誇大其詞，無從知道。法椿未必有那麼邪惡到底，而羅顯，也絕非一隻善良的小白兔。
歷史的複雜性和迷人之處，也許就在這裏了。
無論如何，折騰了一大圈，局勢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點。楊干院的僧人們，照舊在寺內誦經禮佛；羅氏一族，照舊每年來墳前祭拜。孤墳與古寺終究沒有分開，一如從前。
楊干院的官司結束了，可歷史的進程，還在繼續。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議開禁祭禮。民間祭祖立廟之風大盛，令宗族社會形態進一步鍛成，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當地保存文獻的好習慣，羅顯把這場官司的相關文書，纂成了一部《楊干院歸結始末》，留給子孫後代，希望他們“未必不興感警創以動其孝思，亦期保久遠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願以償地為父親追尊廟號，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廟。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將楊干院的興建時間定於宋寶祐六年，為護羅秋隱墳而起，為這起爭訟畫上最後的句號。
羅氏一族繼續在呈坎繁衍，綿延至今；楊干院也始終坐落在楊干，不曾遷移。遠山近溪，晨鐘暮鼓，幾百年來，那座孤墳依舊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揚的鐘聲始終相伴。當地至今還流傳着一句俗話：“陰塢口的風，楊干院的鐘。”兩者皆是興旺不衰的象徵。
楊干院在明末尚存，兩朝領袖錢謙益還曾寫過一首《三月七日發灊口，經楊干寺，逾石砧嶺，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後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賦》裏提及，楊干院敗落於清末，只有建築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裏烘烤球鞋，不慎點着了蚊帳，把這座空寺徹底焚盡，只有一道灌斗磚牆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