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敔簋孟鼎

17.筆者按：“大師”是誰，學者有樂師、太公望等不同看法，見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文史》第二輯，BJ，中華書局，1963年。本文採納大師是太公望的觀點。

18.簋，西周中期，《集成》8.4322。

19.敔簋，西周晚期，《集成》8.4323。

20.小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9。

筆者按：本文對於小盂鼎銘文的隸定與句讀，主要採納了李學勤先生的見解，見氏著《小盂鼎與西周制度》，《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同時，在個別字詞的隸釋上，借鑒了劉雨先生的主張，見氏著《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BJ，科學出版社，1998年。請讀者明鑒。

21.大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7。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BJ，中華書局，1986年，第160、171、176頁。

22.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BJ，中華書局，2017年，第145頁。

23.張懷通：《小盂鼎與amp;amp;lt;世俘amp;amp;gt;續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4.《世俘》記載“庚戌”、“乙卯”兩天武王獻俘活動的主語是“武王”，而與記載“癸巳”、“戊辰”、“壬子”等天武王伐紂、封黜諸侯等活動的主語“王”，有顯著區別。對此，章寧依據西周金文中周王生稱王而死稱謚的通例，認為：“（該段文字）是後世史官為了實現某種特定的撰寫目的，通過整理既有材料改編撰寫而成的記事專篇”，“粗放地說，……（該段文字）整體追述於兩周之際”。見氏著：《amp;amp;lt;世俘amp;amp;gt;編纂考》，載《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筆者認為，章先生的觀點大致可以接受。後世作者“整理既有材料”與此處所講“《世俘》可信”協調統一。再，下節開頭所引“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一句話，其中的“天宗”，不見於西周金文，而見於較晚的《禮記?月令》，可能是作者將後世詞語帶入。章先生依據其中的主語“武王”，將這句話歸入“庚戌”、“乙卯”類型，認為其性質是“改編撰寫”。可以成為筆者判斷的佐證。

25.筆者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在城濮之戰勝利后，“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楊伯峻先生說：愷，愷樂、愷歌，愷也作凱。見氏著《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471頁。該段儀節中反覆出現的“奏庸；大享三終”等，可能是與愷樂愷歌一樣性質的音樂及其演奏活動。

26.李學勤：《amp;amp;lt;世俘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27.師同鼎，西周晚期，《集成》5.2779。

對於“造”字的隸定，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

BJ，中華書局，2007年，第1446頁。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BJ，中華書局，2001年，第48頁。

28.夨令方尊，西周早期，《集成》11.6016。

29.鄭玄注、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4、968、969頁。

30.李學勤：《amp;amp;lt;世俘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31.李學勤：《amp;amp;lt;世俘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32.司馬遷：《史記》，BJ，中華書局，1982年，第126-127筆者按：《史記?周本紀》所載武王對於先聖王之後的封建，可能源於《禮記》。《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見王文錦《禮記譯解》，BJ，中華書局，2001年，第555頁。可以互相參考。二者所載雖然略有出入，但無關本文論證的大局。

33.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BJ，科學出版社，1998年。

筆者按：劉先生說：“告成：有費伯、明伯、繼伯等接受盂的告成功禮儀”，“飲至：王親自為盂祝賀，‘王呼獻盂’，以示榮寵，以慶勝利，這實際上是進行一次大饗禮”。在盂與費伯等人的關係上，似有誤解。由其他儀注都是王與盂的互動看，告成應該是王接受盂等人的報告。

再，李學勤先生說：“小盂鼎的情況有些差別，王沒有親自出征，而是命盂率軍征伐；盂戰勝歸來，是告於王，不是告於宗廟，所以不能稱為飲至。不過，王也為此事舉行了在廟中飲酒為樂的典禮，和飲至還是近似的。”見氏著《青銅器與古代史》，台北，經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47-248頁。李先生的觀點值得重視。

34.李學勤：《小盂鼎與西周制度》，《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

筆者按：其中的贊，是李學勤先生的隸定，他說：“按‘贊’字從‘口’旁，和‘獻’字從‘口’旁相通，所以這裏的‘贊’也可讀為‘獻’。”唐蘭先生認為該字假為獻，他說：“鬲為甗之本字，此讀為獻，金文也常借獻為甗。周代典禮中常有獻賓的儀節，《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註：‘獻，進也。進酒於賓。’”見氏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BJ，中華書局，1986年，第186-187頁。二位學者的隸定雖然不同，但在禮制的認定上則完全相同，對於本文的論證是一個有力的支持。後來，李學勤先生對於此處的隸釋有所修正，他說：“（該）字讀為‘贊’，是對的，但過去以之與飲至聯繫，恐不正確。”見氏著《畯簋銘文讀釋》，《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如果李先生的后說正確，那麼小盂鼎所載飲至儀注可能只有策勛而沒有舍爵，這與下文所論《世俘》記載的武王舉行的飲至儀注中只有策勛而沒有舍爵完全符合，更加凸顯了小盂鼎之於《世俘》的重要價值，以及本文將二者聯繫起來進行比較的學術意義。鑒於“贊”字及小盂鼎含義有待進一步揭示，此處兩說兼采。

35.筆者按：虢季子白盤云：“桓桓子白，獻馘於王，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宣榭，爰饗。王曰：‘伯父孔揚有光，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彤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西周晚期，《集成》16.10173）可以與鼎前後互證，說明獻俘禮有較大的保守性，這為本文利用春秋時代材料印證西周獻俘禮中的“飲至”儀注提供了條件。

36.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BJ，中華書局，1986年，第41頁。筆者按：個別字詞的隸釋間以己意，請讀者明鑒。

3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91頁。

38.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BJ，中華書局，1986年，第41、44頁。

3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91頁。

40.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463頁。

41.筆者按：陳夢家先生認為這裏的“宥”就是小盂鼎中的“贊”，他說：“‘贊賓’‘王乎贊’……當為王享宴諸侯邦賓”，“‘贊賓’即‘宥賓’”，“贊與宥同訓助”。見氏著《西周銅器斷代》，BJ，中華書局，2004年，第111頁。

42.筆者按：“武王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是朱右曾的校訂，朱氏可能依據了《漢書?律曆志》的記載（班固《漢書》，BJ，中華書局，1962年，第1016頁）。但顧頡剛先生卻將其校改為“武王乃以庶國馘祀於周廟”，認為“‘庶國馘’，即伐越戲方、宣方、磿、蜀諸國所得之馘，非殷馘”。見氏著《〈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文史》第二輯，BJ，中華書局，1963年。顧先生沒有注意這裏的“庶國”與告成飲至儀注中“庶國”的聯繫，從而將上下兩個儀節割裂開來了，不可取。

43.李學勤：《amp;amp;lt;世俘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44.筆者按：《春秋》、《左傳》記載的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後的獻俘禮，一共有兩個，即晉文公向周襄王獻俘的典禮與晉文公為確立霸權而在回到晉國后舉行的獻俘典禮（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448—475頁）。前者舉行於五月，後者舉行於七月。文本所論是前者，請讀者明鑒。

4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448、463、463-466、466-467頁。

筆者按：個別句讀依據西周青銅器銘文的文例4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989-990頁。

筆者按：此處的“司慎”是皋陶，清華簡《四告》（一）記載周公舉行祭祀皋陶的典禮，一則說：“拜手稽首，者魯天尹皋繇配享茲馨香”，再則說：“先告受命天丁辟子司慎皋繇”。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110-111頁。天尹、司慎、皋陶，三位一體，證明會盟誓詞中的“司慎”就是皋陶。

50.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2頁。

51.筆者按：《墨子?明鬼下》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BJ，中華書局，2001年，第233頁）墨子沒有說明該事的具體時間與場合，但足以成為本節的佐證與參考。

再，王玉哲先生說：“西周、春秋以來，周人為了團結更多的群體，除了用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組織’把姬姓同族的人群組成一個大的群體以外，最重要的還創造出一種‘宗盟’組織，用以團結那些與周沒有血緣關係的其他群體。‘宗盟’組織不知初起於何時，至少自周時即已廣泛流行了。用這種組織去團結，不是靠血緣關係，而是依靠向鬼神盟誓，請鬼神作保證。”見氏著《中華民族早期源流?自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巴新生先生說：“宗盟的確立，應在周人克殷踐奄以後的宗法大分封之際。”見氏著《西周“宗盟”初探》，《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筆者認為，武王此次與諸侯的盟誓典禮和“宗盟”的形成或有一定的關係。

52.王文錦：《禮記譯解》，BJ，中華書局，2001年，第48頁。

53.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BJ，中華書局，1980年，第1266頁。

54.孔晁注、盧文弨校勘：《逸周書》，《叢書集成初編》，BJ，中華書局，1985年，第116頁。

55.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2頁。

56.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57頁。

57.筆者按：朱氏的進一步解釋，即武王“戒諸侯”，則沒有把握這次活動的實質。即使在“戒”之後加入下文的“於誓社”之“誓”，作“戒誓”，也與本文揭示的“盟誓”不同其性質。

58.張懷通：《“尚書”源於禮儀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月11日。

59.筆者按：李學勤先生說：“段末所說各種祀典用牲之數，可能是總計前後所用，不一定都是乙卯一天的事情。”見氏著《amp;amp;lt;世俘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李先生沒有充分認識到乙卯日武王典禮性質的特殊性，因而這個觀點不能成立。

60.李學勤：《amp;amp;lt;商誓amp;amp;gt;篇研究》，《古文獻叢論》，BJ，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61.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69頁。

62.筆者按：《左傳》庄公二十三年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226頁。可以作為參證。

再，武王與天的關係，由祭祀所用較多犧牲看，仍然充滿了神性，因而此時武王對於天的認識是天命觀，與周公東征之後的天道觀，有較大區別。武王與諸侯的關係，由翼即佐助的字眼看，是諸侯對於武王的逑、匹、耦，與周初誥命接近，而與《召誥》中召公開始自稱“予小臣”，有較大區別。這正表明武王的思想觀念與政治作為處於商末與周公攝政後期的中間過渡狀態。

63.筆者按：《逸周書?殷祝》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146-147頁）《殷祝》的許多詞彙有戰國時代特徵，政治思想也有戰國時代色彩，可能是一篇形成於戰國時代的文獻。但其所藉以成篇的史實梗概或有一些史影，湯即位之後與諸侯盟誓，和《世俘》相互對照，應是開國的政治舉措，可以謹慎肯定。

6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BJ，中華書局，1990年，第1250、1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