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鎮14

1570年（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后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着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1571年（隆慶五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1573年（萬曆元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佈的政令“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1576年（萬曆四年）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1579年（萬曆七年），明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

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1580年（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1580年（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1571年（隆慶五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着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1580年（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1571年（隆慶五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着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