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
經此一役之後，劉淼決定更換檢查方式，畢竟給自己找氣受的滋味不舒服，他又不是受虐狂。
即將迎來國慶假期，回來后不久就要進行期中考試，故劉淼決定還是趕趕進度，抓緊講新課。
每一位教師都要練就一個至關重要的技能，那就是，即使台下一個觀眾也沒有，也要酣暢琉璃得講下去。因此，劉淼也發覺自己有了一個新習慣，那就是在獨處的時候，不自覺的自言自語。后發后覺，突然些懵逼，待看辦公室其他教師，即使不是在與人交流，自己做事的時候，嘴裏也習慣去念叨幾句。
可以肯定的是這就是教師的通病。在暑假時，劉淼參加了其他招聘類考試，監考員是小學教師，在市新華小學校區筆試。開考前，監考員就不止一遍的重複正確書寫個人信息，在結束前5分鐘進一步強調，重點是口吻，做過調查的劉淼很明顯就分辨出帶有哄孩子的傾向性，有了之後的一系列推論。
每個職業，因其特性，都或多或少養成一些職業習慣。以前的職業讓劉淼養成了一種懷疑一切的習慣，也可以簡單認為是犟種。
調整好心態劉淼，重新站在講台上。閑話少敘，今日的課題是《洋務運動》。
前文講到，清經歷外戰——兩次鴉片戰爭，內戰——太平天國運動，真可謂是內憂外患。當時，清真正的掌權者不淡定了，原因很簡單，他是利益的最大損失者。怎麼辦？必須自救。
軍機會議多次召開，一群土埋半截的老頭，表現出與其年齡不服的姿態，可以參考現英國下議院議員們唇槍舌戰，諾沫橫飛的場景。辯論分為兩派，一是以老八旗****為首的保守派，一是以恭親王奕?為首的改革派。
最終的以奕?（曾與皇位失之交臂。道光帝立儲時，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間猶豫不決。但於道光二十六年下定決心由皇四子繼位，寫下遺詔，並於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園寢內為恭王之母靜貴妃修墓，親令靜貴妃死後必須葬於妃園寢，不得更改，變相暗示恭王爭儲失敗。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卯刻，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啟錦匣，內有御筆兩諭，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桂良之女為嫡福晉。這往往被認為是道光屬意恭王之舉，而實際上，這個指婚發生在道光下定決心寫下遺詔之後，最多只能視為對恭王的補償，況且恭王福晉並非桂良愛女，而僅為側室所生的庶女之一。
公元1860年（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內患為先，然後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媚外之策為後來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觀察，他認為外國人並非“性同犬羊”，英國“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清政府把列強只當作“肢體之患”，認為“可以信義籠絡”。摺子還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稅；要求將軍督撫辦理國外事件互相關照，避免歧誤；要求廣東、上海各派兩名懂外語的人到京以備詢問；將各國商情和報紙彙集總理處。十二月十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出現了軍機處以外的另一中樞政府機構。自此，
總理衙門取代理藩院，成為專門的外事機構，使清代的外交產生重大突破。
咸豐帝去世后，奕訢成為實力派人物。他協助慈禧太后政變，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咸豐帝授權恭親王辦理與各國換約事宜的上諭，同治元年開始，軍機處里原來的顧命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職，換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樞機關。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從而控制皇族事務和宮廷事務大權。他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的職務主管王朝外交事務，自此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權勢赫赫。）勝出，決定進行改革。效仿西方，進行洋務運動。
可以大膽的推斷，若沒有奕?，也就沒有接下來的洋務運動。
運動是由洋務派領導和管理的。洋務派是二鴉后，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強兵富國，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分成中央和地方。奕?當仁不讓的成為中央的代表，地方上是有權有勢大臣，分別是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
整場洋務運動圍繞口號“自強，求富”展開。
自強。
軍事上強大，才是真正的強。開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
1、安慶內軍械所：1861年由曾國藩創設於AH懷寧黃石磯、安慶大觀亭，是清末最早官辦的新式兵工廠、清政府創辦最早的以手工製造近代武器的軍工作坊。製造子彈、火藥、槍炮。科學家華蘅芳曾在此主持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安慶”號。1864年遷天京（江蘇南京），改建為金陵內軍械所。
2、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簡稱江南製造局或江南製造總局，又稱作上海機器局，成立的近代軍事工業生產機構，為晚清中國最重要的軍工廠，是清政府洋務派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事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早期廠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廠之一。為江南造船廠的前身，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軍火工廠。
3、福州船政局：又名福建船政局、馬尾船政局（今福州馬尾造船廠），清末由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於1866年，是華夏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李鴻章贊其為“開山之祖”。后在繼任船政大臣沈葆禎的苦心經營下，船政成為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
4．天津機器局：簡稱“天津機器局”。官辦軍用企業。清同治六年（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設於天津。初名“軍火機器總局”。開辦經費二十餘萬兩，規模僅次於江南製造局。九年由直隸總普李鴻章接辦，易名“天津機器製造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