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貞觀之治（5）

外交

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后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裏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中亞和東亞各國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7]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文化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

設館興學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有十八學士，即位后更在京設弘文館，徵集圖書二萬餘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擴充京師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並接受新羅、吐蕃、日本等的君長皆派子弟來華求學，由是時文教生員背景多元，復興卓然有成。

撰經修史

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歷史的風氣。

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外國君長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傳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社會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影響

成就

奠定國基

貞觀年間，太宗的各項善政，使官吏廉能，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解決溫飽，經濟發展迅速，造成中興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業。

確立制度

貞觀年間，經太宗的苦心經營，延續了隋代的多種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堪稱完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政風沿襲

太宗施政有方，選賢問廉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歷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仕的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不足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后開始的。事變后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着***和功利主義的特徵。Z.br>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裏學的。」太宗聽后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着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着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