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和她相識，很不情願。是在戰戰兢兢、猶猶疑疑、不愉快甚至沮喪的心情下見的面。想想看，清理階級隊伍的旋風還在盤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藝黑線骨幹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中”，正在“以觀後效”的時候，突然通知我：一個日本學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見我。
我說：“我從來不認識什麼喜多村秀美，不見她！”
專政組長叫章德正，習慣性地把個舌頭從嘴角舔出來，斜着眼看我說：“你隱瞞了海外關係，現在暴露了，想不認這壺酒錢嗎？拿我們當‘老憨’嗎？不行！必須見。為了對你負責，我陪你去。記住，就說我是你的朋友！”
在賓館會客室里，我見到一個身材苗條，穿玫瑰色裙，潔白上衣的姑娘。臉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來就彷彿全身都閃出了光彩，把周圍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帶山東口音的漢語說：“爸爸叫我務必來看看您。他說我可以稱呼你哥哥！”
“您父親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對不起！我不記得在哪裏見過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書本內夾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遞給我。章組長立即伸長脖子湊近來看。布面上用毛筆寫着我的名字，還有“O型”兩個字，墨色已經淡了。
我壓制住激動。面對秀美、而實際卻是說給章組長聽的：
“如果沒記錯，這是我當華工時佩帶的血型符號。可是請原諒，我仍想不起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麼關係？”
“您和他在岩國一個小食堂見過面。在場的還有孫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襯衫，你換襯衫時把這個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記得像是有過這麼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時我還沒出生。爸爸和媽媽是在那以後才結婚的。”
模糊的記憶開始清楚了一點。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問她爸爸身體情況怎樣？她說她爸爸中風了，半身不遂，終日躺在床上，媽媽很健康。
“你在上大學嗎？”
“學法文，也學英文，還自學了中文。本來想考語言學位的，現在不想了。”
“為什麼？”
“我想革命。”
“於革命就不需要學問嗎？”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這時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國來是取革命經的。你倒向人家販賣資產階級的知識至上論。什麼學問？世界上只有一門學問，那就是階級鬥爭！”又對秀美說：“我看你只要學會中文，能讀‘紅寶書’，就夠用一輩子的了！姑娘，我贊成你一心鬧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無畏的徹底革命精神，要用我們的雙手把舊世界打個稀巴爛！要決心打出世界一片紅！”
我本以為這些話會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沒料到她竟十分讚賞，點着頭連連稱是。她說她早就不滿意日本那個腐朽的社會了。人們一心追求物質享受，從而成了物質的奴隸。青年人給毀了，不是不顧一切地學習謀生手段，就是看破紅塵、醉心於燈紅酒綠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負、人類的理想都在物質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讀過革命文藝書籍的青年，不滿意這個狀況，立志改造日本的社會，要恢復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滅罪惡的剝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從哪裏入手。各種政黨提出的各種政綱，她認為都是荒謬的，不是欺騙就是吃語……
“很簡單！”章組長把手一揮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槍杆子底下出政權！方向路線問題，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們干不幹！當然我們只能幫忙、不能代替，因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嘛。”
我疑心對一個日本青年說這些話是否得體，但又無權阻止他。只好說：“章組長說的是中國的道理，日本的事怎麼辦，當然只有你們才最懂得……”
章組長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話給堵住了：
“毛**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這時秀美的幾個同伴也到會客室來了。從她們的神色和笑聲中，我看出她們都是贊同章組長的宏論的。她們叫秀美當翻譯，熱烈地和章組長交談起來。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後來，她們又請他簽名。他答應領她們去某個紅衛兵司令部參觀訪問。只是在我告辭的時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個包袱來給我，說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廣播中聽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懷疑是不是我，后又擔心我的安全怎麼樣，所以要她打聽一下我的地址，務必來看我。
“看見你安全，我們放心了，希望你繼續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問我：“章先生說的話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論家吧？對我們很有教益。”我說：“話都是書本上印着的。不會不對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況，你要自己考慮。”章組長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懷疑這兩句日文的內容。
“我告訴她，你講的全是書上印着的。不會錯！”
秀美笑着點點頭，章組長這才不無懷疑地和我一同告辭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組長“交公”了。他打開來看，見是一隻脫胎漆的花瓶和一張名片，便鼻子裏哼着說：“不送一些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資產階級的虛偽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沒給我。但我看了一眼，地點是岩國的一個什麼地方。
這天晚上，章組長宣佈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審查。並召開了第一次複審批鬥會。
批鬥會一開始，先由章組長介紹我在外國人面前散佈“資產階級知識至上論”和他打退妖風、宣傳毛**革命路線，並取得徹底勝利的經過。隨後就要我老實交代隱瞞了的重大海外關係，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麼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個小城鎮作童工。我推着車去醫院給住院的工友送飯。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葉堂飯鋪的門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戰敗的前夕，飯鋪里除了豆腐渣已沒什麼東西可賣，上班時間，又下着雨，客人是極少的。可是一個侍者卻過來攆我。我說：“我避避雨就走，這有什麼妨礙呢？”他就用日本人專罵中國人的下流話罵我。我和他吵了起來。這時從飯廳里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一身舊西裝，戴一頂戰鬥帽，聽我們爭吵了幾句，就拿出一點小費，把侍者支走了。他輕聲問我：“你是中國人？”我說：“是的。怎麼樣？”他沉吟了一下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請你吃杯酒好嗎？”我說：“我沒工夫，還要去醫院宋飯呢！”他說：“那回來時總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說：“回來時再龕吧！”我根本沒打算他會真請我。說完，看看雨小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推着車走了。送飯回來，還沒到落葉堂門口，那個攆我的侍者就迎了出來。滿面堆笑地說：“剛才衝撞了您，很對不起老闆請您去坐一坐。他已經等候很久了。”說著搶過車把，把車推進飯鋪。
飯廳里很冷清，只有一個朝鮮老太太在彎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領我穿過飯廳和後院，來到三間日本式居室門前，報告說：“客人到了。”居室的門拉開，那個四十多歲的人和一個穿和服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就迎了出來，一邊說“請！請！”一邊把我讓進屋內。“榻榻米”上放了圓桌，擺了滿滿一盤炸魚、幾盤小菜，還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來我是滿不在乎的，這一下可害怕了。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要請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藥怎麼辦？會不會騙你喝醉了酒，然後讓你在他們的賣身契約上捺上手印啊？所有聽過的兇險故事一下全在腦子裏記了起來。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歲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說：“請隨便！這裏都是自己人。”我就問：“自己人是什麼意思？”
“中國人！”穿和服的老頭把嘴湊到我耳邊說：“我們倆也是中國人，想跟你打聽點家鄉的情況。”他用的是純粹山東半島的鄉音。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們一邊向我勸酒，一邊打聽中國的種種情形。問得詳細而凌亂：日本到底都佔了哪些地方？棒子麵多少錢一斤？女人還裹腳嗎？八路軍到底是不是都會飛……我一一地述說著、解釋着。他們不斷發出一半中國話、一半日本腔的感嘆聲：“這樣子嘎？”“想不到吶！”“歐謀西婁枯哪！”
輪到我問他們的來歷了。他們倆就結結巴巴、斷斷續續而又十分熱情地向我敘說：他們有隻個夥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山東去法國當勞工的。大戰結束，他們就失了業。回國呢，無房無地，逃不出一個餓字。聽說德國戰敗后很缺勞動力，二人就把得的紀念章、獎章賣了作路費，到了德國。到了那裏才知道，招人的地方雖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蘇聯搞武裝干涉的雇傭軍。管他是軍是工，不是管飯嗎？管飯就去！他們就穿上軍裝到了蘇聯。和紅軍接了兩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個人就商量：“咱們是賣力來的，又不是賣命來的。冒這個險幹啥？聽說紅軍對俘虜不錯，乾脆投降算了。哪裏不是混飯吃？”在法國他們就聽說過，紅軍是為工人階級打仗的。三人鑽出戰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紅軍那一邊。紅軍聽說是中國人，十分優待，沒讓他們進俘虜營，把他們直接編進西伯利亞兵團跟日本軍去作戰。可是不湊巧，西伯利亞兵團打了敗仗。一個夥伴受了傷，兩個夥伴抬着他。三個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虜，押送到日本四國島上去。戰爭結束后，要遣返戰俘。俄國人全送走了，因為他們不是俄國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來。這三人除了老孫念過幾年私塾，那兩人全不認字。想進工廠當工人也不夠格。幸虧三人前後當過四個國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個始終在伙房打下手，學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藝，就拿遣散費，擺個小攤賣起街頭西餐來。賣了幾年，多少攢下點錢，把飯攤搬進屋子，算是有個店面。有了錢，三個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廚師的那一位總覺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個大使館當廚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孫，兩人覺得決不能再分開，就抱着團活下來。靠了省吃儉用，官面上打點得周到，買賣興旺了一陣，就在這個小城又開了個分號。平時老李在這坐鎮，隔三差五老孫也來瞧瞧，兩人都沒家口，在財產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謙我讓，過得相當和氣。眼下因為戰爭生意冷清了，只是對付着過日子。
我問：“你們不想回國了嗎？”
他倆互相看了看。老孫低下頭，擦了下眼說：“回去我們沒有飯碗。在這兒混吧！哪塊黃土不埋人呢？”
儘管給病友送飯佔用的是我休息的時間，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說到這兒我就匆匆告別了。但從此以後，一有機會我就到落葉堂來小坐一會兒。舊曆年，工廠放了兩天假，並准許外出兩小時，我又去了，恰好老孫也在，正在吃年酒。他們就留我吃酒。吃過幾杯后，老李親熱地對我說：“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我攀個大輩，叫你聲侄子，今天我對老侄說句體己話，要不合適你也別在意，我不知你家鄉還有老人沒有，也不知跟工廠訂的是活合同還是死契？如果家鄉還有老人，又訂的活合同就算作罷。如果沒有牽挂了，想在日本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從工廠贖出來。咱們合到一起過。你有個落腳處，我老了也有個依靠。也免得我兩眼一閉，掙下點家當全便宜了外國人。”
我告訴他我家中還有一家人。工廠訂的是兩年合同。期滿送我回國。雖不能遵命，對他的厚意還是感激的。
他們倆便用日語議論起來。我日語說不好，聽還是能聽懂大半。聽老孫勸老李說：“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個女人娶下吧！入贅就入贅，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業是正經大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老孫大幾歲，指望你照顧我；你老李老了，誰照顧你呢！”
他倆議論一陣，又勸我一杯酒。老李從衣櫃裏拿出件新襯衣叫我換上，說是表一表鄉親之情。那時日本紡織品奇缺，三年的配給票加在一起才能買一件人造絲襯衣。這禮物是很貴重的。我高興得再三稱謝。是否就在這一陣忙亂中把血型符號掉了，已記不清楚。
造反派聽了，很不滿意。他們說喜多村等三個人，明擺着是國際間諜。同時為德日兩個法西斯服務，很可能還和蘇聯的克格勃有關係！他們請你吃飯，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這個邀請，頭一天就出賣了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情報，連榛子面多少錢一斤都說了！那件襯衣，就是你出賣情報的報酬，你自己也說了，那是件貴重禮品。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會白送你貴重禮品？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愛嗎？你應當交代你回國后還跟他們有什麼聯繫，拿白布條作聯絡記號是什麼時候約定的？這一次喜多村秀美來找你是什麼任務？
這件事給我帶來的麻煩，沒興緻細說它。奇怪的是章組長一邊要我承認是特務，一邊卻去陪秀美他們串連，而且連一起吃飯的發票都拿來向我“報銷”，說是替我招待了外賓。一個月後他給我送來一張照片：說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給我作紀念的。這張照片也實在妙，確有紀念價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紅衛兵的假軍裝，戴着紅袖標，高舉紅寶書作“三忠於”的姿態，日本婦女那副溫良恭儉讓派頭，一個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確已是“不愛紅裝愛武裝”了。只是仔細審視，比純牌紅衛兵們眉宇間尚少幾分殺氣。更妙的是，她還在照片後面題了字：“兄長！祝你繼續革命不落伍。”我這裏在交代怎樣向她出賣情報，她那裏卻在表示要“三忠於”，已經有點牛唇不對馬嘴了，這“特務聯絡員”竟然鼓勵我繼續革命，豈不古怪？我問章組長這該怎洋認識？他得意地說：“你看看，經過我們造反派耐心的工作，連她都在毛**革命路線的感召下覺悟了，你還堅持反動立場嗎？徹底交代吧！想一想後果！”
一晃就過去了好幾年。“狗打石頭人咬狗”的局面也並沒有維持多久。“***”垮台了，比他們上台所用的時間少得多。而在後期，章組長又忙於跟自己老婆離婚和追求一位香港來的打字員，對我放鬆了追問，這筆糊塗帳終於往“***”頭上一推了事。
從牛棚出來之後，在待分配的閑暇中，翻看過時的“參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時小報上，登了一些外國紅衛兵武裝鬧革命的事。其中也有來自日本的消息。我雖不敢和外人議論，可心中頗有懷疑“槍杆子底下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法寶。在地窄人密，通訊、交通很現代化的日本，當真也“放之四海而皆準”嗎？一看到秀美那張穿綠軍裝、舉紅寶書的照片，我就憂慮：她會不會貿然參加那些扔炸彈、劫飛機之類的事去？會不會碰到什麼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歲的父親又怎麼樣了？女兒會不會和他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像我們中國許多家庭那樣演一出悲喜劇？
我注意閱讀來自日本的每一行新聞。可是找不到有關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復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門打來電話，說一個日本來訪團體和翻譯要見我，問我見不見。我急不可待地問：“是喜多村秀美嗎？”
“對！”
“能馬上見她嗎？”
“馬上可不行。她後天才有時間。到時候我們派車來接你吧！”
我答應了。可是這一天我心亂得什麼也沒幹下去，急於想知道她近兩年的情況。
從恢復工作以來，為了把我這半殘的身體弄硬朗點，我堅持步行上班，起得相當早。早晨路靜人稀，常會看到大白天不易見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門打電話來的第二天，是個有霧的清晨。我上班時經過天安門前，走過金水橋旁，聽見有個女人的哭聲。無意間向哭聲起處望了一眼，發現坐在地上的竟是個穿墨綠色連衣裙，頭髮蓬亂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錯路找不到賓館了？是不是錢包叫人偷走了？雖說忌諱仍然很多，心有餘悸，但總還有一點中國公民的責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裝不懂日本話。我就走過去問了一聲：“您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嗎？”
女人抬起頭，擦擦淚看了我一眼，隨即叫了聲：“兄長！”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來。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沒辦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見面總要把我放到個尷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個樣，這一次更蹊蹺，天剛亮，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外國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簡直手足無措了，有點着急地問：“你怎麼啦？說你明天才有時間見我，怎麼今天倒有空在這裏哭，你瘋了？”
“幻滅了。哭我自己，可憐我自己！”
“說明白一點不行嗎？”
“還用說嗎？”她指指東西長安街說：“紅海洋沒有了！語錄牌沒有了！揪鬥牛鬼蛇神的紅衛兵隊伍沒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國人說這些話，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頂回去，更可能一個耳光打得她頭腦清醒些（我沒真打過人，可是在想像中打過人，而且把人打倒了。這種想像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從我挨章組長的第一個耳光時開始產生的）。
我說：“原來我以為你是個有志於革命的青年，是善於思索的人。沒想到竟這麼輕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輕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簡單。”這一句帶責備的話，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來問我：“這是你說的嗎？我是稱呼你兄長的！”
“我就是以兄長的身份來指責你的！”見她沒有說話，我又問：“你在中國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個城市，總共二十天。”
“你在這二十天裏把你的眼睛轉到普通中國老百姓身上去：工人，農民，老幹部，知識分子，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和你上次來時有什麼變化！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問問他們對現在黨中央的政策是什麼態度！你可以從我開始。你上次來時，為了囑咐你自己分辨章組長的話，我得冒險說日語，現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門前充分闡述我的觀點！你不覺得有什麼變化嗎？我身邊還有監視的人嗎？”
“唔！章組長？是你那個朋友吧？後來領我們和紅衛兵串連的、給我們講革命道理的那個人？”
“對。”
“我倒想再和他談談。聽聽他的看法。”
“你見不到他了！”
“怎麼？被監禁了？”
“監禁他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見不到？”
“他不在國內了。”
“你說什麼？”
“他隨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時請了一年探親假。已經兩年半了，連信也沒來過。”
“世界上有這種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靜些了。說九點鐘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訪問參觀，要我送她到賓館去。路上我問她近年的情況。她說上次回去后，就放棄了學位考試，全力搞革命了。她們一伙人處處打先鋒。她自己曾兩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監視。而普通的日本群眾，卻不理解她們，怨她們過左、過激，破壞了鬥爭的統一部署。她們很苦悶，認為這麼干不是解決日本問題的好方法，想單獨組織游擊隊，準備武裝鬥爭。她們幾個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沒吃過苦，身體也不強，所以決定先從鍛煉身體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體力不支時就集體背語錄、背毛**詩詞：“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時，她腳一軟從半山上跌了下來，造成腦震蕩，進了醫院。在醫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書就頭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療養院。一住整整三年。出來時世界變了樣子，原來一塊準備拉游擊隊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讀書，大都認為那是狂想了。還有幾個堅持這條路線的，卻轉入了地下活動，總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該怎麼辦好，所以找機會再到中國來取經。可沒想到，中國已成了這樣。
過了一會兒，她像想起了什麼，站住腳問我：“那位章組長真去香港了？”
“走了兩年了。”
她怔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要是真的，我還得大哭一場。”
“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賓館就知道了。說不定有個奇迹在等着我們呢！”
她拉着我進了賓館，直奔飯廳。進了飯廳，有許多空位置，她卻不坐，領着我到坐滿人的幾個桌跟前去轉悠。轉着轉着嗓子裏“嗯”了一聲，領我徑直走到靠屏風的一個桌前站住了腳。
那桌上，一個穿米色西裝，留長發、大鬢角的男人正專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後有人在注視他，停下刀叉回過頭看看，隨即滿臉笑容地站起來說：“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覺得眼熟。吃過飯我想來打聽一下，您已經走了。”
秀美回過頭來向我作個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轉到我身上，這次是放聲地笑了：“文學家先生！從報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拈出兩張名片，給了我們每人一張：“兄弟這次是代表岳父來談生意的。請多關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龍風貿易公司駐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漲紅了臉問：“這真是您？”
“不會錯，不會錯。昨天晚上在這兒我們不是碰見過嗎，當時您沒認出我來，我也沒敢認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說：“我們先去吃飯吧！”
“我在反胃，還能吃得下飯嗎？”她用手當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飯廳。
章組長有點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說：“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麼都不在乎，還計較這點小事？”
我把名片插進他兜里，走出飯廳，當真也有點噁心。
秀美正站在大廳的樓梯口。我要說話，她攔住了我。
“再見吧！讓我自己去想想。我會把想的結果告訴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不想聽任何人的說教了。”
她不等我告別，自己就往樓上走。上了幾階，又轉身下來對我說：“這是我父親的祖國，我不能說他不好，可今天看見的這一切，你叫我回去說什麼好？”
我說：“你說中國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騙子、強盜像排膿似地擠出去了。肌體恢復健康了！”
她什麼也沒說。擺擺手，自己上了樓梯。
我告別了她，趕緊往機關走，我頭暈，血壓上來了。必須去吃藥。
半個月後，她臨回國前夕，從上海給我寫來一封信。說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觀察了許多人，也詢問了許多人，結果我否定了自己。並由此又產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這一年因為倒春寒，櫻花開得晚。四月中間到東京，還趕得上去多摩川賞櫻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櫻花，並且告訴我，有幾個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將在多摩川等候我。
從新宿到多摩川，總要走一個多小時吧。汽車一輛接一輛，還要不時停下來交過路費，高速公路實際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車的背後跟上來一輛硃紅色的豐田王冠小轎車。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點寸步不離的勁頭！陪我的朋友回頭看看說：“很妙，我們長了尾巴了！”我也回頭看看，笑着說：“總不致於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說：“中日是朋友，警視廳對中國朋友倍加保護，出專車警衛的事當然有。可你還不夠那個地位呀！”我說：“會是誰呢？”他說：“不論是誰，對你都沒威脅，只有一家除外。”我問：“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說：“手舉語錄本，把你們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過你放心，對他們來說，你的目標也還小了點！”
到了多摩川，幾個老朋友聚在入口處外邊等我。寒暄的時候，有人說：“還有一位要見你的人，不知為什麼遲到了！”
我還莫名其妙，那輛硃紅色小車拐了個急彎，吱地一聲停了下來。前車窗探出個女人的頭說：“我陪客人一起來了！保護着他來的！”
大家喊她：“調皮鬼，快下來！”
她卻把車開走了。開到老遠的停車場停放好，才飛也似地跑來。因為穿了身粉色西裝，頭髮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陽鏡后，竟顯着比上次見面時還年輕了。
“秀美！”我板著臉說，“我一到東京就提出要去岩國看你們一家。你知道我來，不來照面，反而跟我的蹤！”
“叫你嘗嘗日本紅衛兵的厲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搖了半天，對大家說：“他是我的哥哥，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愕然了。問她出於什麼典故？
“你問他：我爸爸差一點把遺產交給他！幸虧他想家，回國了，不然這世界上有沒有喜多村秀美還說不定！”
大家又紛紛問我：“到底怎麼回事？”
我把向章組長們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們說：“寫下來，寫下來，一篇好小說呢！”
多摩川滿城櫻花。各種膚色的孩子們，乘着懸空翻轉的遊戲列車，在半空中發出又害怕又高興的尖叫聲。那條仿照江戶時代舊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們在圍觀武道館裏武士們的劍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兩步，落在人群後邊，問她：“你早就知道我來了？”
“我是日中友好運動的中堅分子，當然知道。”
“你在幹什麼？”
“溫習功課，準備重上大學，應付學士入學試驗。”
“重回書齋了？”
“不。為了弄懂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去學德文。我體會出一條真理：革命者，要尋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別人給你開一條現成的路！革命是關係到幾億人的命運，要講科學，要作刻苦的研究、實驗。光憑浪漫主義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幾十年沒有見面的機會，現在有了卻見不到了。我心裏很難過，問她：“你靠什麼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飯館。”
“你結婚了？”
“我媽不願作生意，我又不會幹。不結婚怎麼辦？吃什麼？”
“你丈夫原來作什麼？”
“我們是當初紅衛兵的同志。可他現在的興趣轉到搞事業上去了。我們兩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來的生活資料和我得來的精神收穫兩人同享，共同為日本革命奮鬥！”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邊的朋友聽到笑聲向我們招，責問我們：“你們兄妹見了面，只顧說私房話，把我們作朋友的扔在一邊，太失禮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