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遇故知
我年輕時學習寫小說，總想找些奇談巧遇，寫出來令人“拍案驚奇”。近年來認識到真實和樸素的價值，就想極力避免那些太過於戲劇性的事件。所以遲疑再三，不願寫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東重訪少年時工作的地方，住在某縣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間客房，不兩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識了。我隔壁住着兩夫妻，男的有六十多歲，女的四十多歲。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聲，女的有說有笑，滿院子都是她的聲音。男的早出晚歸，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過分入時，在這小縣城裏頗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買雞，買肉，買蘋果，就在門前一個煤火爐上燒菜或是在井邊洗衣服，再不就湊到人堆里扯閑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傳達室和看門的於老漢閑談。於老漢認識字，從《新觀察》上讀過我寫的訪日短文，就跟我打聽日本的情形。談話中間，那女人來了，於老漢招呼她坐，她搖搖頭仍在門邊站着，滿有興趣的聽我閑聊。我對她沒多少好印象，這時正和老漢談日本的吃食，並沒睬她。可是我正談到興頭上，她兜頭來了一句：
“你凈是胡扯，那地方不怎麼樣！”
咦，這真奇了。我既不是對她說的，她又沒到過日本，怎麼能說我胡扯？
“他們日本人好東西也做不出好味兒來，挺好的魚，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噁心！做湯連點油也不放，放些小乾魚兒，惡腥氣！”
我有點生氣的問：“還有啥不怎麼樣的？”
“見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還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腳丫子衝著門！”
“這麼說你去過日本？”
“才回來沒半年。本來說住到年底的，我說啥也不住了，俺老頭沒法，跟我提前回來了。”
這時候於老漢才插嘴告訴我：她的老頭，就是那個滿身油垢，整天不出聲的人，是日本人，大夥叫他城山先生。地區汽車修造廠的技術員，到這兒的汽車修理廠幫忙來了。我這才明白為什麼她的裝束有點扎眼，毛衣和筒褲都是貨真價實日本產，比北京街頭留長發蓄鬍須的哥們身上地道的多。
儘管對這人印象不好，但覺得自己態度也過於不遜了。我忙向她讓坐，並打聽她怎麼會嫁給個日本人的。
“我三十歲時死了男人，想找個沒結過婚的，工資高點的，人老實點的，年紀大點的。中國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適。”
“你在哪兒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個廠。我沒進廠他就在那個廠了，從一解放他就在那個廠工作，是從解放區進城來的。”這時一陣劈劈啪啪的泥水聲，城山先生從外邊回來了，打着一把破傘，鞋子夾在腋下，赤着兩隻腳走到門口，朝我們看了一眼，幾乎看不出的點點頭，又朝里走了進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聲，把頭伸出門去，“你把傘在外邊先落，把腳涮乾淨再進去！”
城山先生站住腳，畢恭畢敬地聽完，一聲不響地走到井邊涮腳去。夫人說是要給老頭子打酒，趕到井邊，一邊數落城山先生出門不帶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從他手裏把傘奪了過去。進屋拿了酒瓶，一陣風跑出了招待所大門。
城山先生引起我職業性的興趣。我請縣委開了介紹信，去汽車修配廠訪問他。
汽修廠的廠長老薑，原來在地區廠里和城山同事，請城山來幫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紹信很高興，倒象要訪問的是他本人，一口氣介紹了城山許多好處：在戰爭時期就參加我們工作了。不怕危險，認真苦幹，責任心強……總之，是個有覺悟的國際朋友。他有日本國籍，可是拒不接受額外照顧，只和中國工作人員拿同樣的工資，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後，四處幫忙，從不要補差之類。
我問：“日本僑民有幾次分批回國，他怎麼不走？”
老薑說：“戰爭年代他為什麼沒走我不知道，建國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時他說中國才開始建設，正需要技術人員，他不能走。後來生產上正軌了，他從一個老鄉那裏得知當時日本生活很困難，失業的人不少，他又沒走。再以後，他在這兒成了家，而且離退休的年紀也不遠了，當然就更不走了。”
“現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為他是先去看看情況，安排一下，以後回國。可是一年的護照，他三個月就回來了。”
“為什麼，就為他愛人過不慣那兒的生活？”
“據他愛人說是這樣，可也不象，也許中國這點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頂用，也許……誰知道呢，這個人近幾年越來越沉悶了，一句正經話也說不出來！”
等姜廠長領我到現場去找城山的時候，已經離中午吃飯的時間不遠了。城山正躺在一輛舊福特下邊修車。老薑喊了好久，他才把頭仰面朝天地從車下探出來，說：“正幹着活，你叫啥哩？”——說的是地道的魯中土話。
“有記者訪問你！”
“這是幹活的時候，又不是會客的時候。”
他說完不等回答，又把頭縮了進去。
碰了個釘子，我有些掃興，對老薑說：“咱們回辦公室等他吧！”
老薑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車間。這時城山在身後喊了一聲，滿臉油污的追了出來。我倆就站住了腳。人們總有點好奇心。院子裏幾個幹活的人看見日本技術員喊住我這個生人，都停下活來觀看。這時他走近了，笑笑說：“剛才正在節骨眼上，停不下手來，對不起。”
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語說：“能見到你很高興，我不算採訪，只想和你談談心……”
他臉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聲。
我又說：“我也才去日本回來不久。”
他搖搖頭，用山東話說：“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關西口音我聽不懂，咱們說中國話吧！”
我又一次有些掃興。我的日語水平雖然很低，但這幾句話還不致於說錯。他既聽出我有關西口音，怎麼會聽不懂內容？我又用中國話重複了一遍，和他交談的興緻已經淡多了。老薑要去向幹活的工人交代什麼事，我便約城山下午再談，再次和他告別。城山忽然有點遲疑地看着我說：“你小時候是不是在輕金屬工廠當過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說：“是啊！”
“認識個城山信一郎嗎？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細地看他。他說：“在招待所我就懷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談，我去找你！”
我懷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臉相依稀還象，可是神態、性格完全不是那一個人。
輕金屬工廠，是日本人掠奪中國礦藏的一家工廠，技術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學徒是中國人。我是到那裏當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樁跟在測量的人後邊釘樁子。日本人給多少工資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給我兩角五分錢，扣了住席子窩鋪和吃窩頭鹹菜的錢，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錢，干幾個月不夠買雙鞋。穿苦力們不夠用度怎麼辦？把頭教我們偷，偷了工廠的東西他負責收買，不必自己拿出去賣，這樣少點危險，可是他收價很低，偷一把鉗子只給五個雞蛋，偷一個小電機也不過給一條藍布褲子再加一雙鞋錢。我年紀小，不敢偷大傢伙，只能撿點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場外邊幹活，我進車間裏閑逛，看見窗台上，放着一隻新電筒，隨手揣到了懷裏，急忙溜了出來。約摸快到下班時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樁打成捆扛回窩鋪，一個小鬼子氣的滿臉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來！”
我害怕了，兩腿發抖，臉漲的象火燒，求救的眼光投向把頭。把頭原來在指揮我把木樁捆好，現在他自己卻看也不看我，搶過我手中的木樁用繩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無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並不抓着我，只是在前邊領路，不時回頭看看我。他有十八九歲，穿一身戰鬥服，洗的發白了，又落滿了黑砂。戴一頂戰鬥帽，帽子前角一個窟窿，後邊毛了邊，掛着線頭。穿一雙分指的水襪子，也露出了小腳趾，只有屁股上別的那毛巾是新的。我還沒見過這麼窮的日本人。他一句話不說，領我繞過辦公室，往石灰礦那邊空曠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見打兩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東西，送勤勞部、警備隊，那是要灌涼水上老虎凳的。他現在不打我，當然是要送我進那裏去了。
這時正下中班，人們紛紛往廠外走，我不好執拗。過了會兒，看看周圍沒人了，我停住了腳。他走出四五步，聽到後邊沒有腳步聲，也停下了，回過頭對我說：“走！”
我說：“不！”
“走！”
“你要把我帶到哪兒去？”
“不要問，跟我來！”
“先生！”我哭了，把手電筒從懷裏掏了出來，“我還給你，還給你不行嗎？”
他走近了我，扠開兩腿，伸開胳膊，擺出副角力的姿態：“你這麼小，為什麼學干下流事？”
“我，我沒有錢，媽媽病了，來信叫我寄錢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來，扠腰站在我對面。“你們家沒別人掙錢嗎？買葯靠你這個小東西？”
“我沒有爸爸了，家裏還有三個弟弟妹妹，靠媽媽給人洗衣補衣生活，媽媽一病沒人掙錢了！”
他沉默了一會，把腿收攏了，稍息站着，指指那個電筒。
“這個你能賣多少錢？”
“把頭也許給三角，也許給五角，由他給。”
“這夠買葯的嗎？”
“我不敢偷值錢的東西。這個也不是偷的，我見它放在窗台上，隨手拿的！”
“嗯！”他找一塊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撓着頭，想了一陣，擺擺手說：“你坐下！”
我規規矩矩的在他對面坐了下來。等着他教訓我。
他把屁股後邊的新毛巾拽了下來，想了想，又從上衣兜里掏出兩塊錢，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隨手拿起那個電筒：“這是公家的，不能給你，這毛巾和錢是我自己的，送給你吧。以後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東西還給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錢。”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裏卻流下淚來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淚說，“我也沒有父親，媽媽把我給了伯父。後來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趕出來了。我是一個人在安東半工半讀學的技術。我也沒有錢，錢寄給媽媽了，不然我還會多給你一點。我們作朋友吧！”
我驚奇的看着他，連感謝的話都忘了說。原來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媽媽，也會痛苦，也會同情別人。我以前是把他們看作只會打人、罵人，沒命的喝酒撒瘋，也沒命的幹活的獸類的！我間他剛才要把我送到哪裏去？想怎麼處置我？他說想把我拉到沒人地方，審問我是不是偷了電筒，誰知還沒問，我自己就掏出來了。我說，在哪裏不能問我？幹嗎要到沒人的地方？他說他丟電筒這事不敢叫工長知道，工長知道了也要揍他的。這又是一個意外，原來日本人也會揍日本人，而且他們也怕挨揍。
這以後我再和他見面，總是笑着互相點個頭，互相說句“噢哈友斯”，並按習慣把“斯”字拉的很長，但並沒成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幹活，年齡也相差一大塊，怎麼交朋友？——十二歲和十八歲之間的差距和四十二與四十八歲之間的差距是不一樣的。後者相差年齡的十分之一，不算什麼。前者相差是年齡的三分之一，完全是兩個人生階段呢！
過了幾個月，到了秋天。人們發現日本人運來的潤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來炸窩頭吃。這晚上我們窩棚里有人也弄來一瓶，派了一個人放哨，大家擠在窩棚里炸窩頭，我管燒火。正說笑得熱鬧，放哨的在外邊吹了聲口哨，通知有日本人來了。人們站起來就跑，有的臨跑還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窩頭片往嘴裏塞。我壓上火站起來時，人已經跑光了。等我從窩棚門鑽出去，這個小日本人手裏提個包袱正站在不遠處對着窩棚觀望。他沖我招招手說：“來！”
我仍然有點緊張，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點羞愧了。可是他並不問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說：“小朋友，我向你告別。”
“你要上哪兒去？”
“我應召了！”他挺了挺胸說，“明天就入營，也許我們不能再見面了，這些東西我用不着了。送給你吧。”
他把包袱交給了我。我連謝字也沒有說，因為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在心裏攪動。不是惜別，也不是為他前途擔憂，那時我還小，不大體會到這種感情。只是覺得可憐他，由可憐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過來，由於自己的悲苦，也可憐他的處境。這種心情當晚使我許久不能合眼。第二天，聽到工廠門口軍樂聲，喊“萬歲”聲，知道日本人在送他們入營，同伴們幸災樂禍地說：“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槍子兒去了！”我不僅沒有象慣常那樣附和着咒罵，心裏還攪動着說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幾件舊衣服，一雙新水襪子，還有一支電筒——不是那一支，是新買的一支。所有的東西上都寫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襪子我勉強能穿，別的我用不上的東西，後來分贈給別人有的賣了，剩下一個電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來粗疏，又年幼，生活變動頻繁，終於不知什麼時候連電筒也不見了，唯一沒有丟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軍里當通訊員，戰鬥在沂蒙山區。有一天，我們休息，我和一個戰友去四五裡外的鎮上趕集，路過一個山坳時，看到村頭停了四五輛十**卡車，上邊用樹枝偽裝着。那時十輪卡車是稀罕物，何況是我們自己的，門上塗了紅五星的。我們兩個一輛一輛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連好久。卡車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機和助手。也有幾個人坐在樹下打撲克，補衣服。他們也穿軍裝，可軍風紀很不講究，敞着懷的，歪戴帽的，什麼洋相都有。只有一個人，領扣扣的挺嚴，綁腿打的規矩，悶聲不響精神貫注在修一隻破排球。我們兩個看車也看人，把這些人當稀罕看。看了一陣，我們發現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們看了。我的夥伴說：“這興許是個首長，咱快走吧，別等着挨擼！”我倆急忙逃開了。
中午趕集回來，汽車仍在那兒停着。除去一個站崗的，別的人都不在。我倆又放心大膽的看汽車。一會工夫，不知從那輛車上跳出一個人來，年紀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樣的嘴上叼根煙捲，問我說：“你認識個陳三同志嗎？”
我被他那副派頭鎮住了。連忙搖頭。
他用了個我熟悉的姿勢招招手說：“來！”
他領我往村裡走，我的夥伴見來勢突兀，不聲不響的溜了。那汽車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隻手，領我拐進一條巷子。先聽到年輕人嘻嘻哈哈的笑鬧聲，再走進一個牆豁口，就看見一群光膀子穿短褲衩的人，在圍觀一個人爬在地上用頭拱球。那人用頭拱一下，球滾出去十來步，他追上去再用頭拱，每拱一下，場上就爆炸似的響起一片笑聲。
領我的小戰士喊：“老陳同志。”
“別咋呼！”一個戰士說，“他打球輸了，正挨罰呢！”
這時那人拱着球已繞場快一圈了，有幾個人喊：“行了，行了！算通過了！”也有人喊：“不行，說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個身子，滿臉通紅的笑着說：“不行，非拱完不算。你們輸了也別想耍滑！”說完他又一本正經的拱起來。
人們又笑。我也加入到這個歡樂的旋渦中來了。那球終於滾滿三圈。拱球的人搖搖晃晃的站起來，高舉兩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樣子好像不是挨完罰，倒象得了拱球冠軍。人們給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領我來的小戰士趁機過去對他說了什麼，他擦着汗朝我這望了望，急忙跑了過來說：“真是你！剛才你看汽車時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車上等你回來，沒想真是：忘了我了嗎？城山信一郎！”
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還懷疑這人是不是那個城山信一郎，他個子高了，嘴上長了短短的鬍子，滿口山東話，穿着一身和我一樣的軍衣軍鞋，連一點日本人的氣味都沒有了。
我說：“你叫我們中國人同化了。”
他說：“沒有。同志們開玩笑還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說：“唉，你沒看他幹活時候那股犟勁，還象個鬼子兵！”
他從牆根石碾上抓起軍裝，迅速的穿好，打上綁腿，繫上皮帶，請我到他住處去。路上我問他：“你入伍當兵，怎麼到了這裏？”
他詳細地把怎樣被俘，怎樣參加了解放軍的汽車隊來到了山東的經過告訴了我。他現在除去開車，還兼技術教員。
我說：“看來，你短期內不回國了？”
他說，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區服務的僑民回去，組織上徵求他的意見，他拒絕了，因為從參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歷史，共產黨並沒把他看作敵人，甚至也不把他當作俘虜。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責來。他是知恩必報的。他願一直服務到全國解放再回國，這一生總算作了件有價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兩人住在臨街的一家民房裏。汽車隊不用背着背包行軍。他又有技術津貼，組織上分到戰利品也會照顧他這個國際戰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頓比過年還豐盛的午飯：美國罐頭，花旗桔子汁，燉了一隻雞，還有他們車隊帶來的熟牛肉。我頭一次見到划根火就能把罐頭底點燃燒湯的美國軍用罐頭。那盒裏除去餅乾、果醬、牛排，還掏出來兩支香煙一包湯料。除去我們三人，城山又招呼來了隊長和指導員，後來又拉上了房東老大爺，來了次熱熱鬧鬧的真正的會餐。
吃飯時，為了增加點歡樂氣氛，我說起在輕金屬廠認識城山的歷史。誰知剛提個頭，城山臉紅着把我打斷了，連說：“別提那個，再說你要把我這點歡喜心情破壞了！”臨走時，他送我出村，我問他：“你為什麼不讓我講咱們過去的友誼？這並沒什麼不好嘛，你那時對我的態度就和別的日本人不同。”
“沒什麼不同！也許更可恥些。侵略者還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該用偽善來騙人！”
我奇怪的說：“你那時是偽善的嗎？你只是個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為什麼不在日本幹活要到中國來？因為中國工資高。一樣的技術日本工人比中國工人多拿幾倍錢！這錢是從中國工人手裏搶來的！再說乾的什麼活呢？不是為帝國主義者掠奪中國的資源嗎？我不認為只有日本軍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國人的血。我這樣的人手上也不幹凈。可我還同情你，勸你不要偷東西，我有什麼資格這麼想？這麼作？你說起那些事來我難過！這兩年我學習不少東西，開始學着作好人了，別再提過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
對這次見面，我和同志們議論了好幾天。第一次看到一個外國人思想轉變，所以很興奮。本來是約好互相通信的。但我因為忙，一直沒給他寫，也沒接到過他的信。不知是他也沒寫，還是寫了我沒有收到。時間一長，我以為他會回國的，也就不寫了。
我從汽車修配廠出來，又走了一兩個地方，在外邊吃過飯剛回招待所，城山便來敲門了。他叫我上他那屋去談，說喝水方便。我以為他夫人會招待我們一下。過去一看，茶、煙雖擺好了，她卻不在。我問：“夫人呢？”他說：“趕廟會去買東西了。她走了倒好，免得我們說話她瞎打岔。”
我開宗明義就問他：“上午在廠里，為什麼我用日語跟他打招呼他那麼不安，而且說聽不懂我的話？”
“我習慣了，從不在人前說日語。在地區廠里還有一個日本人，我們倆見面也不說日語。”
“怎麼會養成這個怪習慣？”
“*****。”
“*****也衝擊到你頭上了？”
“沒有，大家對我很客氣。領導上，包括軍宣隊，對我也很客氣。不過是朋友們都遠離開我了，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敢跟我來往。廠里只我們兩個日本人，當然還要談談說說，可一說日語，旁邊的人都瞪圓了眼睛盯着你，充滿了懷疑和反感。我們就約定不再用日語。一個外國人，事事要人提醒多不好！”
“這麼說，你當真把日語全忘了？”
他搖搖頭：“我思索的時候還用日語。我只有這一點還是日本的了，不能把它忘記。”
說完，他沉默下來，目光有點黯然。
為了打破沉寂，說起我去年到日本時的觀感，講那裏的工作效率，管理方法，新型建築，物質文明。他聽着，偶爾也附和着說一兩句：“是啊，變了，全變了！”但興緻始終沒有重打起來。我說：“你也變了。戰爭年代我見到你，你是很開朗，很活躍的，怎麼現在這麼鬱悶？”
他笑笑說：“老了，我六十多了。”
我說：“我也五十多了，可心情還很年輕，常常忘記自己是年過半輩的人。以致孩子們總說我不象個爸爸！”
“你不是在自己的國家裏嗎？”他脫口而出說，“我總是作客人！從小時送給伯父起就作客人，整整一生。有時候是不受歡迎的客人，有時候是受到親切關懷的客人。可總是客人。”
說完，他又沉悶起來。
我在咀嚼他這幾句話的含意，沒有再向他提問。身在異國，總有一種作客的心理，這不難理解。但他為什麼不回去呢？當真是由於女人的原故？
“我不久前回去了一次！”他彷彿聽到我心中無聲的提問。“發現我在日本，也還是客人，也許比在中國作客人更糟。我在這兒到底是熟客呀！而且主客之間相處的還融洽。在海那邊，我卻是生客。唔，實在是比客人的地位更糟。”
我不再提問。我發現這個人越問他越不肯開口，讓他沉默他反會自己耐不住講起來。
果然，不一會他又慢吞吞地說起來。
中日建交之後，他聯繫上了自己的母親，得知他的兩個弟弟都在戰爭中死去，只剩下母親一個人。他想回去奉養她，可是他有了老婆，並且抱了一個孩子。帶兩個外籍親屬回去費點事，他老婆也不大放心。女人再粗，也有她精細的天性，她建議先辦理探親，回去看個究竟。
今年春天，他和妻子兩人回去了。母子相見，抱頭痛哭。沒見過面的兒媳按日本風俗鄭重地行了初見禮，鄰居們、親戚們輪流的來探看，請宴，熱情是夠熱情的了。可他總覺得這熱情後邊還有點什麼冷冷的東西。人們總是找個題目跟他打聽舊事：大正年間這村着過一次火，是從你家燒起的吧？噢，不是，是昭和三年呀。不是從你們家，那是誰家？對了，是谷川家，谷川是你們東鄰吧！怎麼，是西鄰？瞧你這記性，真好。我記得你那時還小得很，常在你家南邊那地里撿稻穗！怎麼，你家南邊沒有地……人們查來問去，仍不放心。寫信把他在北海道的伯母找來了。伯母見面之後，一下就肯定他確是城山信一郎，同時提出他早已過繼在她的名下，應當去繼承她的宗祧。因為伯母的兒子也在戰爭中失去了，需要有人照顧晚年。於是兩個老妯娌吵得不可開交。一個說你當年養不起時給了我，現在要人扶持了又想要回去，這不合法；一個說你早已把他攆出去了，從小一個人流浪到中國，怎麼現在還有臉來認親？城山表示兩位老人可以同住，都是自己的母親，可是兩個老人卻都說：“人只有一個母親，你說你承認誰？”他很為難，只好回中國來，讓他們去協商出頭緒來再說。
我聽了笑起來。
他問：“你笑什麼？”
我說：“這些家務瑣事，值得你情緒如此灰暗嗎？”
他嘆了口氣：“你把事看簡單了……”搖搖頭把下邊的話又咽了回去。這時從門外傳來了城山夫人的說笑聲：
“這些老農啊，可真不怕錢扎手，就這麼一隻鵝，要我九塊錢，還說不定是黃鼬咬死的！韭菜呢，簡直是論根兒賣了……”
她推門進來，先朝我點點頭，轉臉就問城山：“爐子捅開沒有？”
城山有點緊張了，站起身說：“我以為還早，現在捅也不晚吧！”
“你看看，哪個老爺們象你！支一支動一動，撥一撥轉一轉，我告訴你，你們日本那套大男子主義在我們這兒可行不通，我們是解放婦女！”
城山笑笑，拿起鐵筷捅火去。這女人一邊從草籃里往外掏東西，一邊對我說：“要不是看這個老實頭孤零零的可憐，我真想跟他散了！外國人，就是跟咱們的人不一樣！”
我本來就對她印象不好，便毫不客氣的頂他一句說：
“工資掙的多，又沒負擔，又是頭婚，不好找呢！”
“工資多是前兩年，現在一個社員種半畝韭菜就比他掙的多！沒負擔？他媽現在就揭不開鍋了！我叫他接到中國來，他說老人生活不習慣。回日本？這點退休金在中國是個錢，到那兒連十顆白菜都買不到！喝西北風啊！日本的西北風比中國的稠乎啊？”
我問：“老太太以前怎麼生活的？怎麼一下會揭不開鍋？”
她說：“以前不是說他戰死了嗎？政府發撫恤金哪！他忽然活着回去了！人家不光不發了，還叫賠以前發的三十多年的，加在一塊一二十萬，把我賣了還不夠還帳的呢！上回有個地方來信，叫他寫材料，說明他是怎麼離開軍隊的，為什麼沒進俘虜營。我告訴他，就說真城山死了，他是冒充的。叫他們接着替死城山發撫恤金。他不去日本，不當日本人，這些年不也活過來了？”
這時城山進來，報告火已捅好，她提着鵝走出去。對我說：“他上午告訴我了，你們是老朋友，你在這吃飯吧，難得有個他願意說話的朋友來，你多開導開導他。”
城山顯然已經聽到她剛才對我講的話了。坐下后慢慢地說：“過去他們估計我死在戰亂中沒有統計，現在發現我還活着，認為我算是自動離隊……”
我說：“你可以解釋一下。”
“我解釋什麼？”他呼的一下站起來說，“我一家人弄成這樣，應當是發動戰爭的人向我解釋！我什麼材料也不寫！你開除我的國籍嗎？你能把我身上的日本民族的血液抽出去換上別的什麼嗎？我大不了在這世界上永遠作客人，可我還是日本人！”
他坐下來，緩了口氣，有點頹唐地說：“我愛日本！”
我說：“你也並不總是作客人。在解放戰爭中，在你的工作崗位上，你沒拿你自己當客人，我們也沒拿你當外人。”
“是的！所以我退了休還工作，不要補貼。工作的時候，我安心，我滿足，我踏實，這比錢可貴。我為工人階級工作……”
他們預備了好幾樣菜。夫人一個人確實忙不過來。我們就一起動手。女人一邊數落他，一邊給他挽袖子，打下手，甚至擰熱毛巾替他擦汗，把沾在胸前的肉屑替他攝下來。我發現這女人雖然粗俗，倒是當真體貼他，愛護他的，所以到吃飯時，我端起一杯酒來說：“朋友，你說你到處作客是不對的，在這個屋裏，你不是主人嗎？”
“是的，是的！”城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嫁給個外國人，是件煩惱事，我很感謝她！”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扯這些幹什麼？”女人帶點撒嬌地說，“反正我不叫你一個人回去！”
“我回哪兒去呀？”城山喝了酒，用力的搖搖頭，長嘆了一口氣。
這晚上，我好久好久沒有合眼，想把它寫下來，又覺得太戲劇性了，不象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