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友朱彤心

朱彤心雖然有點怪癖，可人緣不錯。我認識他的時候，算起來他也不過二十來歲，可給我的印象已經很老了。他又瘦又高，走起道來左右晃蕩。戴的那副深度近視鏡只有一條腿，另一條腿用納鞋底的線繩拴着。他從不用藥，哪兒破了或是長癤子長瘡，一律抹牙膏。他從不洗衣服，每過一些日子，就把軍裝脫下來按在煤油里泡一泡，然後晾乾，說是“這比你們洗的乾淨，不僅不招虱子，什麼菌也不招”。於是他的軍裝胸前、袖口和領邊都閃耀着鐵甲般的光輝，散發著真正“德士古”煤油的氣味。用煤油泡衣服，是他的特權。他是“燈光組長”，管着兩盞煤氣燈和一桶煤油。“燈光組長”是兼職，他的正職是創作組員。他一直在寫，但寫出來的劇本從來沒演出過，游擊環境中，沒有報刊雜誌可以登載，劇本若不能演，就算白寫了。創作組長是位女同志，有點母性的慈悲心腸，見別人睡了之後他還守着如豆的油燈，蹲在老百姓鍋台上邊寫；寫出來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進鍋台下邊去燒，實在太殘忍。組長就和隊長商量，每逢他寫出新作后，讓他在行軍出發前，或是駐軍閑暇時向全隊朗讀一遍，算作口頭“發表”。他對這種發表方法，極為重視。每次朗讀前都特意洗洗臉，還在他的日本水壺裏灌一壺熱水，每念完一場戲都往嘴裏擠一點牙膏，用水送下去。他相信這能保持嗓音清亮。同志們也很歡迎他朗讀作品，看成是一場娛樂。他的作品雖然沒法公演，讀起來卻常有驚人之筆。他有回寫了個快板劇，內容是抓特務，說兩個農民自衛隊員刨白薯，忽然從地里刨出個特務來（我已忘了那特務是怎麼鑽到地下去的了。只記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過日子）。特務想反抗，兩個自衛隊員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我的刀兒閃閃亮，我的槍口放銀光。你要還是不投降，堅決把你斃來槍，斃來槍那個斃來槍，哐來令哐一令哐！”大家問他什麼是“斃來槍”？他說：“白話就是槍斃。”

朱彤心的兼職工作倒是幹得十分出色，兩個汽燈六個紗罩和他形影不離。汽燈和他那“鐵甲”發出的氣味，會熏得同班的人睡不着覺，他因此常常單獨一人住在老鄉的牛棚上層（蘇北有些地方牛棚和豬圈是二層小樓，樓下養豬養牛，樓上放雜物）。隊長叫通訊員小江給他當燈光助手。這小江莽里莽撞，打氣時碰壞一個紗罩。從此他就再不許小江給燈打氣。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戲裏演個日本太君，正演到太君向漢奸隊長佈置機密任務，台上的汽燈忽然冒起了紅火苗。小江心想救場如救火，不顧他的禁令，搬個椅子上台來打氣。“日本太君”一見馬上擺擺手說：“你的不要，開路開路！”他解下洋刀，自己上了椅子，對漢奸隊長說：“你的扶着椅子！”他打完氣，把椅子拉開，掛上洋刀又接着往下演戲。演漢奸的隊員笑得答不上話來，朱彤心卻小聲說：“工作時間，你嚴肅一點好不？”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們住在蘇北一個水網地區的小村裡，半夜突然來了敵人。大家睡得懵里懵懂爬起來就跑。人們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那裏只有汽燈卻沒有人。敵人已進了村子，既不能大聲喊又不能仔細找，只好抱着汽燈先跑出去。我那年十二歲，本來就跑不動，有個熟識的偵察員又送給我一雙日本軍隊的大皮鞋。那鞋比我的腳要大個一寸多。也許那時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我穿着它心裏美得不行。組長說了我幾次，我也沒捨得脫下來。這下子糟了。跑起來不光沉得要命，而且帶子總開，一開了就絆腳，跑個三、二十步就停下結一回鞋帶。那地方溝汊多、樹木密，三結兩結，我看不到前邊人的影子了。先還聽得見腳步聲，順腳步聲去追卻總被河溝擋住去路。最後乾脆轉了向，轉來轉去總離不開一條深溝的堤岸邊。我精疲力竭，渾身是汗，只好順堤岸溜到溝里去。坐在溝底連歇氣帶辨別方向，順便哭一場。後來有些年，我也想哭過，可怎麼擠眼也掉不出淚來了，才體會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種享受。

我正在享受哭的樂趣，聽到了腳步聲，趕緊收拾起眼淚，想觀察一下來的是什麼人。就聽劈里啪啦一陣響，從堤上跌下一個人來。我拔腿就跑，溝里的冰凍得還不厚，我那皮鞋底子又硬，一踩上去馬上“喀嚓”一聲，就是一個水窪。我連着跑幾步，“喀嚓”“喀嚓”響了幾聲，兩隻腳就全濕透了，冰水扎得我腳生疼。

那跌翻在地的人說話了：“小鄧，你別害怕，我是朱彤心。”

我停住腳，問他：“剛才人們找你，你上哪兒去了？”

他說他鋪床時把稻穗錯當稻草鋪在身下了。那樓板矮，又有縫，底下的牛總伸頭去拽稻穗，還用舌頭舔他的腳。他睡不着，半夜搬到後院草棚里去睡，所以別人沒找到他。他被尿憋醒，出去撒尿，聽見前街上有人說話，有馬噴鼻，說的不是中國話，知道來了鬼子。他去找汽燈，見汽燈已不在了，這才翻后牆跑了出來。可跑得急，把眼鏡忘在草棚里了，一路上不是撞在樹上就是跌進溝里，這已是第三回進溝。他問我隊伍上哪兒去了？我說：“我要知道早就走了，還會在這兒蹲着嗎？”他說：“不要緊，咱先看看情況再行動。瞎跑不行，弄不好反會鑽進敵人窩裏去！”

我倆在溝里坐了一會兒，天麻花亮了，他說：“需要看看村裡動靜，要是敵人走了，我得回去找眼鏡去。”

這溝的堤岸很高，一個人站起來剛到半腰上。他叫我站到他肩上去看。我因為鞋裏進了水，這時脫下鞋把腳塞在棉帽子裏捂着。這腳一踩上他肩膀，被北風一吹，先就打個寒戰。另外，我心裏多少也有點害怕。既怕他把我摔下來，又怕敵人看見給我一槍，匆忙看了一眼就趕緊說：“看不見什麼，太遠了，”就跳下來了。他不死心又叫我扶着牆，他站在我肩膀上去看。我扶牆站好，他一踩上我的肩膀，就壓得我渾身直晃。我說：“不行，我挺不住。”他就雙手扒住溝沿，兩腳懸空又看了足有一分鐘，這才鬆手跳下來。

我問他看見什麼了？

他說：“他媽的，沒眼鏡我啥也看不見。”

這話剛說完，溝岸上有了沙沙的響聲。朱彤心抓住我的手，注意聽了聽說：“不好，有人向我們接近，快走！”

我拎起皮鞋要走，溝上邊有人說話了：“別跑，跑也來不及了。”

我倆趕緊貼着溝邊卧倒。朱彤心大聲問：“什麼人？不報番號我開槍了！”

溝上的人說：“要是敵人，早把你那架眼鏡的傢伙敲掉了！別嚇唬人，我知道你沒槍！”

來的是通訊員小江。

小江是隊長派來聯絡我們的。隊伍已經向海邊轉移了，叫他找到我們后，馬上去海邊一個村子找他們，那裏距離這兒有四十幾里地。

這小江是個漂亮角色。不論環境多艱苦，他的軍風紀總是整整齊齊，軍裝洗得乾乾淨淨。現在他還是頭緊腳緊，帽子上掛着副戰場上撿來的破風鏡，小背包打得方方正正，二指寬的背包帶把灰軍被分成了九個一般大小的方塊，中間兩個方塊中勒着一雙黑布面千層底的新鞋。鞋底朝外，為的是放下背包當坐物時，不致髒了被子。

既有了前進目標，就趕緊出發吧。我那雙皮鞋卻已經凍得梆梆硬，跟朱彤心的棉襖一個顏色了。把腳塞進去，就象塞進兩隻罐頭盒裏，又冷又硬，還拖拖拉拉叮叮噹噹亂響。

朱彤心對小江說：“你把背包上的鞋子解下來，給他穿吧！”

小江把眼睛睜得溜圓說：“咦，講得輕巧，吃根燈草！這雙鞋人家給我三發六五子彈我都沒捨得換呢。”

朱彤心說：“不就是一雙布鞋嗎？再發鞋我還你一雙。”

“布鞋？”小江轉個身把背包扭向一邊，使鞋離朱彤心遠一些，“這是直貢呢面子！”

朱彤心說：“那你也給他！”

小江說：“你發什麼命令？你又不是我的班長！他走不動我們兩人扶他好了！鞋子不能給！”

他們倆就架着我，拖着我走。走了里把路，我的腳磨破了，他倆也冒汗了，都想休息一會。

我們靠一個墳頭坐下。朱彤心忽然說：“現在脫離了部隊，單獨行動，我們得有個班長才行。有個班長才算有組織！”

小江說：“隊長不在這裏，誰能任命？”

朱彤心說：“沒人任命我們選一個！”

小江說：“能選自己不能？”

朱彤心說：“當然可以。”

小江說：“那我選我自己當班長！”

朱彤心說：“我也選我自己！”

我說：“我選朱彤心！”

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噘起了嘴。

朱彤心說：“好，少數服從多數，我當班長了。現在我就下命令，戰士小江，你把背包上的鞋子給小鄧穿！”

小江嘟嘟囔囔地說他軍閥主義，可還是無可奈何地把鞋拉了出來，扔給了我。我把布鞋換上，就把皮鞋丟在地上了。

鞋也穿好了，他們也歇夠了。朱彤心命令繼續前進。小江問我：“大皮鞋你不要了？”

我說：“這一輩子再不穿那敗家貨了！”

他說：“那我撿着它好了！滿好一雙皮鞋，要叫鬼子撿去，白便宜了他！”

這次回去，朱彤心對小江解除了禁令，不僅允許他給汽燈打氣，還教會他點燈，最後竟把燈光組長的重任交給了小江，自己專門從事寫作去了。但他保留了一項權力，每到清除剩油時，他還要去泡一次衣服，條件是演出時他給小江當助手。

那時候，我們那個部隊的文藝工作者還不會說“深入生活”這個詞。大家都管下部隊採訪叫作“搜集材料”。朱彤心頭一次採訪是在“宿北戰役”中到俘虜收容站幫忙。那個收容站在我軍第一線部隊後邊三里處，只有兩個保衛幹事看着三百多俘虜，臨時隱蔽；準備天一黑，敵機一回巢就把俘虜押送到後方去。可天黑之前，敵人一支騎兵突圍出水了，衝過我們防線直奔俘虜營而來。俘虜們一見他們的人來了，就立刻群起鼓噪，隨着騎兵逃跑。兩個保衛幹事有槍，一面還擊一面後撤，逃了出來。回來就報告說：作家叫敵人抓去了。這事傳到宣傳隊，大家很不安。有人擔心朱彤心會犧牲，也有人怕他失節。隊長和組長大姐甚至為他有兩三天臉色陰鬱，既不說笑也不打撲克。誰知過了半個月，我們正行軍時，忽然看見朱彤心在路旁一塊石頭上坐着，手裏在耍一根唱京戲的馬鞭。大家圍了上去，問長問短。他笑嘻嘻敬個禮，拿出封證明信交給隊長說：“誰帶乾糧了，給我一塊。我在這等你們等了半夜，餓草雞了。”

據他說，敵人出水時，他還在忙着給俘虜發給養。兩個人管三百多俘虜根本管不過來。天冷，俘虜們身上衣裳薄，就三一群倆一夥鑽到老鄉的草垛里、牛棚中、犄角旮旯里取暖。他發給養得到處找人。俘虜里有個人是隨軍劇團唱戲的，帶着個十來歲的小孩，皮帶上別著個馬鞭。他挺可憐那個小孩，發給養時沒見到這兩人，就端着幾個高粱餅子到處找，終於發現他們躲在一個空白薯窖里。他把餅子送下了地窖，除他倆之外，地窖里還有四五個俘虜，也沒領到吃食，看見餅子就上來搶。他把那幾個人喝退了。他答應出去再替他們找找。他從白薯窖出來，出水的敵人已到了村頭，大批的俘虜正亂喊着，要隨騎兵一塊逃走。有兩個廣西兵到地窖來招呼他們的老鄉，冷不丁看見他冒出頭來，就撲上來把他按倒，用綁腿綁了，重把他推下自薯窖，並和他一起下到地窖里。

綁他的廣西兵喊：“弟兄們，咱們的馬隊衝出來了，快跟着他們逃吧！”

地窖里的人站了起來，爭着往外爬。

朱彤心問：“這算怎麼回事？”

綁他的人說：“怎麼回事？你當了我們的俘虜了。”

朱彤心說：“你當我們的俘虜，我們是怎麼待你的？忘恩負義！”

唱戲的就對廣西兵說：“這位弟兄待咱不錯，把他放了吧！”

廣西兵說：“放開他，他可得跟咱走！”

唱戲的對朱彤心說：“你就答應跟我們走吧。”

朱彤心說：“你剛從槍子兒底下逃出條命來，還上哪兒去？你就不心疼孩子？你們那騎兵是自己逃命的，不是來接你們的，你兩條腿跟得上它四條腿嗎！我們的隊伍正追擊，追不上他們還追不上你們？安生呆這兒吃餅子吧！”

那唱戲的一聽，果然坐了下來。另外幾個人也猶疑了。

那倆廣西兵一看這情形，罵了句“孬熊”，扔下朱彤心，急忙鑽出了白薯窖。唱戲的就給朱彤心解了綁。朱彤心鬆鬆胳膊扭扭脖子說：“既這樣，你們等着，我還給你們找吃的去。”

唱戲的說：“現在還亂着，等一會再出去吧。”

另幾個人也勸他稍等一會。果然，沒出十分鐘，上邊又來人了。而且是直衝白薯窖來的。人們就叫朱彤心躲到他們身後去。來的還是剛才那兩個廣西兵。他們一下來就問：“剛才那個新四軍呢？”

唱戲的說：“你們跑你們的吧，還找人家幹什麼？他已經走了。”

廣西兵說：“不是，騎兵隊丟那媽跑出三里地去了，我倆追不上。求他別記前仇，還留我們當他的俘虜得了。”

朱彤心從人背後轉出來說：“我對你倆寬大處理了，坐下吧。不信你等着看，跑出去的那些人都還得抓回來。”

果然不到半夜，就又回來了四、五十人。朱彤心給他們編上隊，趁夜就領着往後方帶。可他不知道該送到哪裏去。路上碰見一個戰鬥連隊，他要交給人家，人家不要；但見他一個人赤手空拳領着六、七十俘虜不象回事兒，派了半個班幫他押送。他們轉了一整天，碰上了友鄰部隊的戰俘收容站，又央求人家留下這批俘虜。人家說：“我們人手不夠，要留得連你一塊留，把俘虜押到大後方你再歸隊！”他被迫當了十幾天的收容隊長，一直到了沂蒙山裡，才請收容站的同志給他開了個證明信，拿着歸來。臨走他用半斤黃煙換來了俘虜的那根馬鞭，他認為隊裏演出會有用處。

大家要給他報功。他很懊惱，說是：“凈跟這些龜孫惹麻煩了，沒顧上搜集材料。把創作計劃白瞎了。”

這件事之後不久，他入了黨。第二年春天打萊蕪，他又下去搜集材料。他隨着突擊隊衝進城裏，後續部隊被敵人封鎖住沒跟上來，突擊隊在敵人內外夾擊中傷亡很大。打到天亮，只好退到城角一個破廟裏隱蔽。這時連指導員也犧牲了。突擊隊長是個排長，對朱彤心說：“這裏就你一個穿吊兜軍裝。沒說的，你當政治隊長吧！”他問：“這合規定嗎？”排長說：“我還沒入黨，總不能叫我當指導員不是？”朱彤心說：“行，可我不會指揮打仗。”排長說：“戰鬥我指揮，你做政治鼓動工作。記住，衝鋒時你得跑在前邊，喊：‘同志們跟我來’，這就行了！”朱彤心說：“這我能喊。可我不知道該往哪兒沖呀！”排長說：“我緊跟在你後邊，叫你往哪頭沖，你就往哪兒帶就完了。”

他們在城裏隱蔽了一天。外邊的人聽見城裏沒了槍聲，以為他們全完了。不料天黑后發動總攻，外邊一拉響炸藥，他們就從破廟裏接應了出來，四處吶喊，八面放槍。敵人以為我軍已全進了城，軍心動搖，就把城門放開了。這一仗打完，部隊給他披紅挂彩，舉着立功喜報把他送回了宣傳隊。他埋頭苦寫，用二十天寫出個劇本來。隊長覺得這個劇本不演太不象話了，就下狠心排演了它。綵排的那天，連宣傳部長也來看。這個戲實在遠不如他以前朗讀的作品有趣。頭一場寫蔣介石和湯恩伯開會，兩人沒完沒了的發表**演說；第二場寫我軍指揮部開會，軍長作了個完整的動員報告；第三場寫戰鬥開始，幹部戰士一個個表決心；第四場寫攻城，兩邊的軍隊反覆衝過來打過去。人們耐着性子往下看，表情卻十分嚴肅。只有他自己，看得眉開眼笑，又點頭又咂嘴，還不斷對坐在身邊的創作組長作提示：“這裏我是說明我們戰士的政治覺悟的……這表明我軍勇敢精神……你聽，一句話就把蔣介石的反動本質揭出來了……下一場還精彩！”

這齣戲一共演出了兩場，幹部戰士們都說一看就打瞌睡，只好收起來。這時，打萊蕪的那個部隊來信商量，想調他去正式擔任連指導員。宣傳隊領導也認為他去那裏會更好地發揮他的才能，便找他談話，問他本人願不願意；並說明，他現在是排級，如去任職，可以破格提拔為正連級。朱彤心請求讓他考慮考慮。回到班裏就蒙上被子睡了下去，一連兩頓開飯都沒去吃飯。組長以為他病了，做了病號飯送來。他把碗推開說：“你別假關心了。你們商量好把我推出藝術界，那麼狠心，還給我送病號飯呢！”組長這才知道是鬧情緒，馬上彙報給隊長。隊長來找到他說：“我是徵求你的意見，並不是命令你走。你不願去，不去就完了，耍什麼性子！”朱彤心說：“我不去。我知道你們心裏看不起我，認為我沒有藝術天才。等着吧，我非作個樣兒給你們瞧瞧！我要求給我時間再下去搜集搜集材料。”

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獨立師去了。

這獨立師原是河南部隊，一九四五年夏天參加中原突圍來到華東。他去的時候，這部隊剛接到密令，要他們出擊到敵人後方，把戰線擴大到蔣管區去。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敵後，沒了消息。過了一年，我們打到河南，與獨立師會師了，我們去找他卻沒找到。師首長告訴我們：剛從沂蒙山打出來不幾天，朱彤心就叫敵人飛機打傷了腿。當時部隊正被十幾倍的敵人追擊堵截，情況緊急，無法帶重傷員走。只好給他二十塊銀元，把他交給了沿途一個村裏的老百姓埋伏起來。結果，我們前腳走，追擊的敵人後腳就到。蔣管區的群眾條件不同於根據地，估計他是犧牲了。師首長說：“當時的敵情老朱全知道，可這個同志很有黨性。組織和他談過話，他十分鎮定，既沒哭天抹淚，也沒有提什麼要求。他只說：請組織上放心，我決不做叛徒，給我留下顆手榴彈吧。”

許多人聽了都掉了淚。有人提議給他開個追悼會。隊長說，並沒確實犧牲的消息，追悼會是開不得的。

過了兩年，宣傳隊在六合地區等待渡江的時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幹部的制服，騎了匹馬，還帶了個警衛員，順着江邊威風凜凜地跑來了。看到我們在樹下排腰鼓，他老遠就跳下馬，大聲喊道：“奶奶的，到處打聽你們駐地，我騎着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來了。大家圍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來往天上扔，七嘴八舌問他怎麼還沒死。隊長拉着他上隊部去，那警衛員牽馬上來問：“縣長，這馬卸不卸？”他說：“送馬號去說我騎來的，叫老劉幫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聽了目瞪口呆，懷疑剛才是否聽真切了！組長結結巴巴地問他說：“剛才叫你什麼？什麼長？”

“縣長。臨時的！”朱彤心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找到你們了，我就要回來了。愛什麼長什麼長，叫別人干去吧，我還是寫我的劇本。”

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開了歡迎會，要他報告這兩年戰鬥經過。他說部隊把他留在老鄉家，當天晚上敵人就來了。可那家老鄉不錯，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過去。敵人是追擊我們的，一走一過，並沒久留。他養了個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換上便衣去追隊伍。但走錯了方向，找到豫皖蘇地區去了。地方武裝把他收留下來審查了些天，經過幾次戰鬥，發現他是個真幹革命的，提他當了區小隊隊長。革命形勢發展挺快，水漲船高，區小隊變縣大隊，縣大隊改獨立團。他當上豫皖蘇邊界上一個小縣的副縣長了，這回是帶民工隊來支援大軍渡江。

大家稱讚他幹得好，給宣傳隊露了臉。他說不行，他的創作始終也沒搞出來，另外他還犯過錯誤。在鎮壓土匪時，他要把一個被抓去才當了兩天土匪的人也槍斃。那人村裏的老鄉來作保，他說：“誰再來保，連保人也一塊斃！”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場時，專區領導趕來參加公審會，才把這事糾正了。領導同志問他：“明知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兩天，什麼罪行都沒有，你為什麼斃他？”他說：“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領導說：“你不會先押着他？”他說：“我天天打游擊，自己還沒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這區小隊總共九個人，再派一個看着他，不更拉不開栓了？”結果給了他個警告處分。

這晚上他大概跟隊長談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腫了。他對我們幾個老同志說，他要求回來；隊長說現在他在擔任支前的領導工作，不能調他，等渡過江去，安定了再說。他要我們渡江以後經常提醒隊長，叫他別忘了這件事。

他依依不捨地走了，不久我也離開了那個部隊。

一九五五年，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一天曹禺同志來講“莎士比亞戲劇”，我忽然發現旁聽席位上坐着個人，很象朱彤心。課間休息時，我走過去一問，果然是他。我問他在哪裏工作？他說他到底還是又回到老宣傳隊去了。不過宣傳隊已改為某軍文工團，他已是團級創作員兼副團長。這次請了一年假，專門來當旁聽生的。他早知道我在這兒學習，可因為他一直沒寫出象樣兒的作品，“無顏見江東父老”，沒好意思來找我。

這一年間，我們每逢聽課就見面，甚至學員開討論會他也來聽。他學得很認真，有些理論課幾乎都背了下來。而且信心十足，說以前搞了多年創作，始終沒明白什麼是文學，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幹一場，“非嚇你們一跳不可！”

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沒有來信，也沒見他有嚇人一跳的作品印出來。一九五七年，倒傳來了“嚇人一跳”的消息，西南來的熟人告訴我：他成了右派。

我問：“他怎麼會成右派？為什麼？”

“說是他從北京回去后，領導要他向本系統的幹部講講學習心得，他在講話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馮雪峰，極力販賣他們的修正主義黑貨。此外，他多年來念念不忘要當作家，這說明他個人主義的名利思想已發展到了極點，使他變質了。”

這以後我自顧不暇，再也沒打聽他，再也沒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問題，去西南採訪。偶然向人一打聽，聽說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處分改正了，黨籍恢復了，可分配不出去，沒單位要他。

“為什麼？”

“他得了癌症，醫院都不給治了，誰調這麼個幹部來專等着開追悼會呢？”

我聽到這消息，專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個電影院附近的小木樓上。只有一間屋子，中間拉個布簾，外邊住他女兒，裏邊住他夫妻二人，東西又多又亂又臟。他身上穿一件舊咔嘰幹部服，胸前、袖口、領邊仍煥發著“鐵甲”般的光輝；人很虛胖，臉色焦黃，眼神卻極活躍，但總是咳嗽。

我不知說什麼好，對坐着呆了半天，還是他先開了話頭。

“你近來寫的小說我都看了，好咧！他媽的我不行了，我得找點別的事做做！”

我說：“你該先養身體！”

他說：“我要是天天總想着肚裏的腫塊，活得太不耐煩。想不想反正它都丟不了，由它去！”

我問他怎麼得的？他說是十幾年來在一個鹽鹼地區勞動，喝那兒水喝的。先是腎結石，後來變成了胃癌，再後來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開刀，他見同屋住的三個人，兩個開過刀都死了，就不肯開。不開醫院叫他出院。他說：“出院就出院，現在我找個土醫生治。”

我問他：“見效嗎？”

他說有效，不過要吃點苦。這醫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種葯敷在他胳膊上，這胳膊敷上就發炎，潰爛，流濃血。胳膊一爛，肚裏就輕快，疼痛也輕了，咳嗽也弱了。這胳膊一收口，肚裏就又鬧騰起來。於是就用藥再敷另一條胳膊。

他說：“我查過古醫書，這辦法古已有之，屬於視由科。”

我裝作極有信心，勸他堅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極有信心，說決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來時，他哭了，我也哭了。我們都說“再見”，可誰也知道難得再見了。

果然，今年春天開中篇小說評獎會，雲南來了位作家。我問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況嗎？他怎樣了？”

“他死了！前兩三個月死的。我也才聽說。”

我說：“他那病能活這麼多年，夠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說：“是的，在國外，癌症病人多延長一年生命都是醫學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這消息說給一些熟人。熟人都並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說他要從政，可以當個不錯的地方領導；若從軍，至少也是副軍級的指揮員了。可惜鬼迷心竅，要當敗興的作家，不但一事無成，反搭了條命進去。

我把這事說給我愛人聽。她說：“你該寫篇文章紀念他，這人對自己理想的堅定勁，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臘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裏就構思這篇文章，剛想出個頭緒來，外邊有人敲門。我愛人去開了門，問了兩句什麼，便面色惶惑地說：“有人找你……”

我問：“誰？”

“他說叫朱彤心！”

“什麼？你聽錯了！”

可朱彤心已經進來了。瘦高的個子，晃晃蕩盪，一件舊軍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掛在衣架上。他的臉又恢復了瘦乾巴樣，卻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門說；“你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換汽車換了三次！”

我說：“你這是……”

“我出差來了，來看看你。”說著把一個紙盒放在桌上，“順便帶來點白木耳。”

我問：“你一個人就來出差了？”

他說：“是的，臨時幫忙，來參加個種植白木耳的經驗交流會。”

我問他：“你怎麼種起白木耳來了？”

他說：“這得感謝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兇險了一陣，我以為自己活不長了。我想：我的嚇人一跳的作品，費半天力也沒寫出來；眼看剩下這點時間，更沒指望；不如利用這點時間，干點力所能及，於國於民都有好處的事！我以前在下邊勞動時，摸索着種過白木耳，自信掌握了點訣竅。前兩年，有些熟識的社員進城找我打聽種白木耳的竅門，我就乾脆向組織申請，搬回到鄉下去。效果不錯，不少人家富起來了，群眾說還是共產***好，不光有撥亂反正政策，還有幫助農民勞動致富的共產黨員。這雖對我是過獎了，可我也覺得這兩年確實過得很值得，確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時間。”

我問：“那麼，你的病呢？”

他說：“還在肚子裏。摸摸還滿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樣兒又脫過去了！我這輩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認真去辦的事，多半辦不成；凡我無意去干，被形勢所迫去乾的事，多半倒都幹得還可以。連病也這樣！那一陣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兇險了。我下去后把精力全撂在幫大家種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說：“你可以總結一下，這裏或許有點什麼規律性的東西！”

“有的，有的！”他說，“只是還說不明白。你看，我參加打仗，是敵情逼的，不殺敵人他就殺我，結果仗倒打好了。開闢新區是政治形勢逼的，不開闢根據地我們沒法生存，結果新區就開闢出來了。種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幹點有實效的事，我這最後幾年要白過，死了無法向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種出來了！搞創作呢，總是在時間、條件都充裕的時候乾的，心想寫出篇嚇人一跳的東西，廢寢忘食、百折不撓而又不斷的憂慮顧忌，患得患失，結果什麼也沒寫成！”

我說：“是不是人在生死關頭，形勢所迫，那私字就被擠得很小了，反倒能調動起所有潛在的能動和優勢來，無形中處在最佳競技狀態，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條件都充裕了，隱蔽的私字就冒了出來，會被一些主觀願望所蒙蔽，反倒強迫自己選一條最不易發揮自己的優勢的道路走？”

他說：“也許是的，我以前常想，命運對我實在太寬大、太特殊照顧了；幾次死在臨頭，都又轉危為安。可我利用這生命為人民作了點什麼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無意要乾的。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放在那種情勢下都會象我那麼干，而且一定比我幹得更好。這算不上業績，真正的業績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總想寫一部能流傳後世的作品，認為那樣才不枉活一生。現在認為，也許我沒這個抱負，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樣總結一生，總會比現在作出的成績多些！”

我說：“看來你現在是絕對不再想寫作的事了！”

他說：“不。我不拿寫作當個什麼非要完成的事業幹了，追求了一生，這點愛好總還不能全丟掉。所以在種白木耳和治病之餘，也還寫一點作為自娛。既不求發表也不求嚇人一跳，只是信筆寫寫，念給老婆孩子聽聽。聽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樂。我帶了兩篇回憶咱們共同戰鬥的文章來，你看看可有記憶錯誤的地方？”

他臨走給我留下來厚厚的一疊稿子。晚飯後我拿出來翻閱，沒讀幾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這稿子一反他過去作品的常態，不拿架子嚇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帶點嘲弄自己的語氣講述他和我們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帶回逝去的歲月里，聽到了一個個普通共產黨員的心聲！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給他打電話，把他從床上拖了起來。我說：“老兄，你一共寫了多少？把其餘的也寄給我看看好不好？”

他說：“怎麼，可以給你提供點創作素材嗎？行，我回去馬上寄給你。若能對你有用，實在是意外的收穫。”

我說：“你寫得好極了，不僅僅對我有用，你這是真正的、難得的好作品！”

在電話里，他口吃起來了，他說：“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別這樣，別人對我這麼憐恤可以，你不要也來這個。這叫我難過，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學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着急地說，“我以一個黨員的名義起誓，我願拿我半生寫的東西換你這一篇。不換全部，就換我看過的這一篇！老兄，你總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價值在哪裏！”

“真的嗎？我……”

這麼大個人，竟在電話里抽泣出聲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