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戰略（原書序）

我的小說戰略

——《廢話藝術家-王三豐》前言

我的小說戰略是：空地植樹。

一棵樹，植大森林裏，傍着王O蒙O、O張O賢O亮O那些主兒，或跟在O外O國O人O屁O股O后O面“現代”、“魔幻”，何年何月才有出頭的日子？種在空地上，哪怕是棵小樹，也是唯我獨尊！

小說已有數千年的歷史，還有“空地”嗎？下面就是我尋找和開闢“空地”的過程。

我邁出的第一步是“學”。

這我得感謝雷達、曾鎮南、高嵩三位先生。1998年，我的《一朝縣令》在京開討論會，雷達先生說：“更使我稱奇的是作者具有一種內在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種帶有民間智慧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能。他把那一段嚴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劇——不少人想寫卻寫不出的喜劇。”曾鎮南先生說：“書中充滿了活生生的人物，充滿了真實的生活內容，充滿了又辛酸又幽默又動人的東西，讀起來讓人想到一些諷刺幽默大師的作品，如《儒林外史》、果戈理的《死魂靈》、馬克•吐溫的一些小說等。中國當代文學中，長篇巨作，足稱諷刺之書的，我覺得這是一部。它的獨特的藝術價值在於它那種諷刺藝術的美，而這種美又是真實的美。”高嵩先生則說：“就世界文學而言，現代小說的無論哪個流派，都缺少喜劇作品。”

諷刺喜劇小說，一個全世界都缺少的小說品種！中國就更缺少。魯迅先生說，從公元前300年到1923年的2000多年，能稱得上“諷刺喜劇小說”的長篇只有一部《儒林外史》。而1947年《圍城》之後，則確確實實地空白了半個多世紀。

“喜劇小說”是只“文學熊貓”啊！吳敬梓、魯迅、錢鍾書走的，是一條與大多數作家不同的道，只要踩着這些大師的腳印走，自然就和大多數中國作家區別開了。

2002年，我拿出了學步的長篇——《只好當官》，得到了何鎮邦、江曾培、韓石山、曹文軒等文壇大家的肯定。曹文軒先生說：“大同小異的長篇看得太多，現在來看《只好當官》，覺得新鮮至極。”“新鮮至極”是極重的詞，要不是出自文軒先生這樣的大家之口，我大約不敢拿出來示人。這更堅定了我的信心。

我邁出的第二步是“變”。

學大師，不是為了“像”，即使開始免不了“像”，但也是為了最終的“不像”。《儒林外史》沒有中心人物，《阿Q正傳》、《圍城》裏重點描寫的對象，是被嘲諷、調侃的。散見於其他作家作品中的正面形象，雖然偶有諷刺筆法的閃現，但作為長篇中心人物是正面形象的，卻還未見用“黑筆畫白”筆法貫穿始終的。這是“喜劇小說”諷刺和幽默的基本特徵所決定的。要是用諷刺喜劇手法刻畫出正面形象的中心人物，不就和這些巨人區別開來了么！這當然是件難事，然而，越是難攀登的山峰，攀登的人才越少，登上去才更有意義。

於是，我決定了，用諷刺喜劇手法來刻畫正面形象——用黑筆畫白人。這個“空白”的時間段，是2000多年。

我邁出的第三步“探”。

邁出第二步，空白的“時間段”就已經拉長了，但“區域”還只局限於中國。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以諷刺喜劇手法刻畫正面形象的長篇是有的，比如《好兵帥克》。那麼如何才能把“帥克”也劃到圈外，讓你的地盤真正成為古、今、中、外都沒有的“空白”？這就需要探索。我想到了目前十分走俏的一個文字樣式——段子。

諷刺喜劇小說，我把它形容為“文字的漫畫，紙上的相聲，長篇的小品，抒情的雜文”，天生和“段子”有親緣關係。當今的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生活壓力加大，使得人們的閱讀耐心減少，因而喜歡短小，喜歡幽默，以節約時間減輕精神壓力，才使得段子走紅。如果把小段子組織成隊伍，再賦予它小說的靈魂，豈不就是一個新的小說形式——段子小說？每個段子都是“小”的，“完整”的，“幽默”的，是一個獨立的“兵”（細節），幾個“兵”合起來就是一個“班”（情節），一群“班”合起來就是“隊伍”（故事），隊伍組成“連”、“營”，就是短篇；組成“團”、“師”，就是中篇；組成“軍”、“兵團”，就是長篇。小說的全部優點它都保留着，還多了項與時俱進的“新”形式，它是不是就有了“空前”的品質？哪怕以後這塊土地上長出一片大森林，總還是“第一枝”最珍貴。

這便是我的小說戰略。世界是比較大的，每個作家都想摘得東風第一枝，誰能捷足先登，就看上帝保佑誰了，阿門！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