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轉折――“大鳴大放大辯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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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級，離大學也只有一年的時間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數理化基礎好，報考理工科是無疑的。我的理想是從事科研工作，當一名科學家。我尤其喜歡化學，它簡直象魔術師手中的道具，變幻莫測，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經讀了不少化學專業方面的書，還在學校化學興趣小組裏成功地做過幾次實驗。我的化學老師陳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師。她終身未嫁，一心一意獻給她鍾愛的化學教學事業。她提問學生的方式也十分特別，總是按學生座位的順序一個接着一個，今天問幾位，下一堂課接下去再問幾位，使你有了思想準備，會更積極去學習。不夠，有時也會突然變個花樣，從最後一位倒着數提問，或從中間某位開始，再順着號或倒着號提問。遇到答不上來的同學，她不是接着去提問另一位，而是停在那裏，一直啟發到你有了正確的答案為止。課堂上既不顯得緊張又十分有趣，同學們都能自覺地提前複習好功課。也許是因為她，我才最終選擇化學專業。我們畢業的那一年，她就被調到大學去任教了。
大學是神聖的，是決定一個人終身事業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是離不開它的。那時更是躊躇滿志地期待着走進去的一天，滿有把握地準備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然而，現實卻跟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條艱難坎坷，充滿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道，令我遍體鱗傷，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其轉折點就起因於當年的一場政治運動。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提出曾經使當年文藝界出現過少有的繁榮。人們帶着解放初那股獲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繼續寄於極大的熱情，暢所欲言，推陳出新，無所顧忌。但由於許多肺腑之言切中時弊，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場不可避免的反擊開始了。《人民日報》相繼發表評論文章。1957年7月1日《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的社論正式拉開反右鬥爭的序幕。後來又被嚴重地擴大化。烏雲密佈的天空隨即給人帶來不安。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更是以“善於破壞一切”的姿勢把一片生機盎然，正在爭妍鬥豔的百花，瞬間打得七零八落，滿目蕭條。只見可憐的花瓣飄散在泥土裏任人恣意踐踏。一個出盡風頭的藝術家頓時成為垂頭喪氣，被人吆喝着的“四類分子”；一個才華橫溢，經常出入社交場所，“紅”極一時的青年幹部剎時跌落下來，滾到泥坑邊去挖糞土，跟那些“不純”的人呆在一起；一個聰明過人的大學優等生被打成“右派”后，成了瘋子，流浪在街頭，被一群無知孩子追趕着，戲弄着。一夜之間他們都成了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這，到底是為什麼？作為一名中學生，當時還很不理解，只是感到可怕。
一天，“噹噹當，噹噹當”……急躁的鐘聲驚恐地響徹校園上空。同學們停下手中的功課趕到操場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於演講的洪老師被人連推帶拖地架到台上去。幾年前他在那裏精神抖擻、幽默風趣地給大家講《我的兒子》。那天卻狼狽不堪地站在一邊，在宣佈他為“右派”之後，立即被捆綁起來，被永遠帶出校園。聽說僅僅為了他在會上說過幾句逆耳的話，竟遭到如此嚴厲打擊。其實人們對一種不良的現象提出批評，不等於是對政黨或制度懷有敵意。換成另一個國度，同樣的劣跡，人們也同樣要深惡痛絕。我開始感到周圍是那麼狹窄，“解放區的天”並不都是“明朗的天”。但畢竟這是社會上的事，是長輩們遇到的，跟自己的學習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錯了，緊接着在大多還是年幼無知的中學生當中也要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運動，實際上是“反右”鬥爭的延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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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級，離大學也只有一年的時間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數理化基礎好，報考理工科是無疑的。我的理想是從事科研工作，當一名科學家。我尤其喜歡化學，它簡直象魔術師手中的道具，變幻莫測，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經讀了不少化學專業方面的書，還在學校化學興趣小組裏成功地做過幾次實驗。我的化學老師陳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師。她終身未嫁，一心一意獻給她鍾愛的化學教學事業。她提問學生的方式也十分特別，總是按學生座位的順序一個接着一個，今天問幾位，下一堂課接下去再問幾位，使你有了思想準備，會更積極去學習。不夠，有時也會突然變個花樣，從最後一位倒着數提問，或從中間某位開始，再順着號或倒着號提問。遇到答不上來的同學，她不是接着去提問另一位，而是停在那裏，一直啟發到你有了正確的答案為止。課堂上既不顯得緊張又十分有趣，同學們都能自覺地提前複習好功課。也許是因為她，我才最終選擇化學專業。我們畢業的那一年，她就被調到大學去任教了。
大學是神聖的，是決定一個人終身事業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是離不開它的。那時更是躊躇滿志地期待着走進去的一天，滿有把握地準備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然而，現實卻跟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條艱難坎坷，充滿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道，令我遍體鱗傷，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其轉折點就起因於當年的一場政治運動。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提出曾經使當年文藝界出現過少有的繁榮。人們帶着解放初那股獲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繼續寄於極大的熱情，暢所欲言，推陳出新，無所顧忌。但由於許多肺腑之言切中時弊，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場不可避免的反擊開始了。《人民日報》相繼發表評論文章。1957年7月1日《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的社論正式拉開反右鬥爭的序幕。後來又被嚴重地擴大化。烏雲密佈的天空隨即給人帶來不安。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更是以“善於破壞一切”的姿勢把一片生機盎然，正在爭妍鬥豔的百花，瞬間打得七零八落，滿目蕭條。只見可憐的花瓣飄散在泥土裏任人恣意踐踏。一個出盡風頭的藝術家頓時成為垂頭喪氣，被人吆喝着的“四類分子”；一個才華橫溢，經常出入社交場所，“紅”極一時的青年幹部剎時跌落下來，滾到泥坑邊去挖糞土，跟那些“不純”的人呆在一起；一個聰明過人的大學優等生被打成“右派”后，成了瘋子，流浪在街頭，被一群無知孩子追趕着，戲弄着。一夜之間他們都成了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這，到底是為什麼？作為一名中學生，當時還很不理解，只是感到可怕。
一天，“噹噹當，噹噹當”……急躁的鐘聲驚恐地響徹校園上空。同學們停下手中的功課趕到操場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於演講的洪老師被人連推帶拖地架到台上去。幾年前他在那裏精神抖擻、幽默風趣地給大家講《我的兒子》。那天卻狼狽不堪地站在一邊，在宣佈他為“右派”之後，立即被捆綁起來，被永遠帶出校園。聽說僅僅為了他在會上說過幾句逆耳的話，竟遭到如此嚴厲打擊。其實人們對一種不良的現象提出批評，不等於是對政黨或制度懷有敵意。換成另一個國度，同樣的劣跡，人們也同樣要深惡痛絕。我開始感到周圍是那麼狹窄，“解放區的天”並不都是“明朗的天”。但畢竟這是社會上的事，是長輩們遇到的，跟自己的學習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錯了，緊接着在大多還是年幼無知的中學生當中也要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運動，實際上是“反右”鬥爭的延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