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起點――天真美好的年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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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我初中畢業。當時班上有個保送生名額，論成績和各方面的條件，班主任極力推薦我。但因為我有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符號，最後被校方否決了。後來憑藉招生考試，我還是順利地再次走進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離大學不遠，也知道自己已經長大，我開始有了理想和目標。此時，在學校里，我仍是順風順水，受到老師的讚賞和同學的羨慕。那年我光榮加入青年團，通過勞衛制二級考查，還擔任班級體育委員，我的一篇小說在全校作文競賽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獲得二等獎。那一學年結束，我是屈指可數的幾位“三等甲學生”之一。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陽光燦爛，美好遠大的未來。尤其在我讀高一、高二這兩年時間裏，有幸得到我的班主任孫鯤化老師的教誨，他同時又是我們的生物老師。他的智慧和教書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終身難忘。
還在我讀初中時，就常聽高年級的同學談到孫鯤化善“抓題”，每年高考的生物題，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難怪一中每年報考醫農科的學生十分踴躍。還說孫鯤化老師特“怪”，給學生評分，從不給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滿分等於到頂，難道就沒有不懂得？無形中讓你對知識有一種永不滿足的鞭策，不能不說是“老謀深算”。同樣，他也從不給學生記零分。理由是學生上他的課，不可能一無所獲。這真是“通情達理”，充滿自信。也許基於這種“怪”，學生背地裏總直呼他的大名“孫鯤化”，卻又毫無戲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親近。叫“孫老師”的有許多人，凡姓孫的教師皆然，唯獨“孫鯤化”才是他的專利。
當我有幸直接聆聽他的教誨時，才知道“孫鯤化”三個字確實名不虛傳。上他的課特別輕鬆愉快，不會有一種令人厭倦的感覺。有時他一進教室會“東拉西扯”，捧個標本，指指點點，說長論短，偶而摻雜幾句俏皮話，讓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圖，“談天說地”，問這問那，讓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覺下課鈴響了。按當時凱洛夫教學五環節衡量，這根本不象“上課”。可是回家打開課本瞧瞧，會驚喜地發現，老師講的全在書本上，印象特別深。難怪學生常說“生物課好學”，而不說“孫老師教學好”是有道理的。說一位老師“教學好”，可能指他在課堂上才氣橫溢，頗有教者風度，但未必學生都“學得好”。而能讓學生覺得這門學科“好學”，就不光是要“教得好”，還必須善於將學科知識化為學生易懂又喜歡的東西，應該說是一種更高的藝術。
孫老師在檢查學生掌握知識方面也有一套與眾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們“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直徑多少？”我一看題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氣，認為這是“怪題”，反問老師，為什麼不考種牛是怎樣培育成功？有哪些優點？我認為這才是重點。孫鯤化老師高高的額頭閃着亮光，眯細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後不緊不慢地對我說：“科學從來是重視數據的。凡教科書上有的，都是重點，是專家們經過反覆討論研究才編進去的，句句千鈞呀！”
孫老師的教誨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從此我養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不光對文科教材，連數理化課本也一一細讀，不敢妄抓“重點”。尤其數學，覺得數學家編課本，對數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卻特別小氣。所以別人是“做”數學，我更喜歡“讀”數學。這算不算一條經驗，我不敢肯定。但孫鯤化老師的啟發，我永遠記住了。這是一位良師不光善於教學，更會育人的所在。此外，孫鯤化老師有不少口頭禪，如“各有千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年常在學生中作為戲語留傳，卻不究其深意。直到離開學校以後，細加咀嚼，才覺得頗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裏，我終於有一段難忘的回憶。這一段回憶曾經登載在母校出版的《校友報》上，得到許多認識孫鯤化老師的校友們的認同。
這就是我的人生起點，應該說是純真，美好的，並富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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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我初中畢業。當時班上有個保送生名額，論成績和各方面的條件，班主任極力推薦我。但因為我有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符號，最後被校方否決了。後來憑藉招生考試，我還是順利地再次走進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離大學不遠，也知道自己已經長大，我開始有了理想和目標。此時，在學校里，我仍是順風順水，受到老師的讚賞和同學的羨慕。那年我光榮加入青年團，通過勞衛制二級考查，還擔任班級體育委員，我的一篇小說在全校作文競賽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獲得二等獎。那一學年結束，我是屈指可數的幾位“三等甲學生”之一。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陽光燦爛，美好遠大的未來。尤其在我讀高一、高二這兩年時間裏，有幸得到我的班主任孫鯤化老師的教誨，他同時又是我們的生物老師。他的智慧和教書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終身難忘。
還在我讀初中時，就常聽高年級的同學談到孫鯤化善“抓題”，每年高考的生物題，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難怪一中每年報考醫農科的學生十分踴躍。還說孫鯤化老師特“怪”，給學生評分，從不給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滿分等於到頂，難道就沒有不懂得？無形中讓你對知識有一種永不滿足的鞭策，不能不說是“老謀深算”。同樣，他也從不給學生記零分。理由是學生上他的課，不可能一無所獲。這真是“通情達理”，充滿自信。也許基於這種“怪”，學生背地裏總直呼他的大名“孫鯤化”，卻又毫無戲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親近。叫“孫老師”的有許多人，凡姓孫的教師皆然，唯獨“孫鯤化”才是他的專利。
當我有幸直接聆聽他的教誨時，才知道“孫鯤化”三個字確實名不虛傳。上他的課特別輕鬆愉快，不會有一種令人厭倦的感覺。有時他一進教室會“東拉西扯”，捧個標本，指指點點，說長論短，偶而摻雜幾句俏皮話，讓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圖，“談天說地”，問這問那，讓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覺下課鈴響了。按當時凱洛夫教學五環節衡量，這根本不象“上課”。可是回家打開課本瞧瞧，會驚喜地發現，老師講的全在書本上，印象特別深。難怪學生常說“生物課好學”，而不說“孫老師教學好”是有道理的。說一位老師“教學好”，可能指他在課堂上才氣橫溢，頗有教者風度，但未必學生都“學得好”。而能讓學生覺得這門學科“好學”，就不光是要“教得好”，還必須善於將學科知識化為學生易懂又喜歡的東西，應該說是一種更高的藝術。
孫老師在檢查學生掌握知識方面也有一套與眾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們“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直徑多少？”我一看題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氣，認為這是“怪題”，反問老師，為什麼不考種牛是怎樣培育成功？有哪些優點？我認為這才是重點。孫鯤化老師高高的額頭閃着亮光，眯細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後不緊不慢地對我說：“科學從來是重視數據的。凡教科書上有的，都是重點，是專家們經過反覆討論研究才編進去的，句句千鈞呀！”
孫老師的教誨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從此我養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不光對文科教材，連數理化課本也一一細讀，不敢妄抓“重點”。尤其數學，覺得數學家編課本，對數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卻特別小氣。所以別人是“做”數學，我更喜歡“讀”數學。這算不算一條經驗，我不敢肯定。但孫鯤化老師的啟發，我永遠記住了。這是一位良師不光善於教學，更會育人的所在。此外，孫鯤化老師有不少口頭禪，如“各有千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年常在學生中作為戲語留傳，卻不究其深意。直到離開學校以後，細加咀嚼，才覺得頗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裏，我終於有一段難忘的回憶。這一段回憶曾經登載在母校出版的《校友報》上，得到許多認識孫鯤化老師的校友們的認同。
這就是我的人生起點，應該說是純真，美好的，並富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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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我初中畢業。當時班上有個保送生名額，論成績和各方面的條件，班主任極力推薦我。但因為我有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符號，最後被校方否決了。後來憑藉招生考試，我還是順利地再次走進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離大學不遠，也知道自己已經長大，我開始有了理想和目標。此時，在學校里，我仍是順風順水，受到老師的讚賞和同學的羨慕。那年我光榮加入青年團，通過勞衛制二級考查，還擔任班級體育委員，我的一篇小說在全校作文競賽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獲得二等獎。那一學年結束，我是屈指可數的幾位“三等甲學生”之一。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陽光燦爛，美好遠大的未來。尤其在我讀高一、高二這兩年時間裏，有幸得到我的班主任孫鯤化老師的教誨，他同時又是我們的生物老師。他的智慧和教書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終身難忘。
還在我讀初中時，就常聽高年級的同學談到孫鯤化善“抓題”，每年高考的生物題，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難怪一中每年報考醫農科的學生十分踴躍。還說孫鯤化老師特“怪”，給學生評分，從不給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滿分等於到頂，難道就沒有不懂得？無形中讓你對知識有一種永不滿足的鞭策，不能不說是“老謀深算”。同樣，他也從不給學生記零分。理由是學生上他的課，不可能一無所獲。這真是“通情達理”，充滿自信。也許基於這種“怪”，學生背地裏總直呼他的大名“孫鯤化”，卻又毫無戲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親近。叫“孫老師”的有許多人，凡姓孫的教師皆然，唯獨“孫鯤化”才是他的專利。
當我有幸直接聆聽他的教誨時，才知道“孫鯤化”三個字確實名不虛傳。上他的課特別輕鬆愉快，不會有一種令人厭倦的感覺。有時他一進教室會“東拉西扯”，捧個標本，指指點點，說長論短，偶而摻雜幾句俏皮話，讓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圖，“談天說地”，問這問那，讓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覺下課鈴響了。按當時凱洛夫教學五環節衡量，這根本不象“上課”。可是回家打開課本瞧瞧，會驚喜地發現，老師講的全在書本上，印象特別深。難怪學生常說“生物課好學”，而不說“孫老師教學好”是有道理的。說一位老師“教學好”，可能指他在課堂上才氣橫溢，頗有教者風度，但未必學生都“學得好”。而能讓學生覺得這門學科“好學”，就不光是要“教得好”，還必須善於將學科知識化為學生易懂又喜歡的東西，應該說是一種更高的藝術。
孫老師在檢查學生掌握知識方面也有一套與眾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們“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直徑多少？”我一看題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氣，認為這是“怪題”，反問老師，為什麼不考種牛是怎樣培育成功？有哪些優點？我認為這才是重點。孫鯤化老師高高的額頭閃着亮光，眯細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後不緊不慢地對我說：“科學從來是重視數據的。凡教科書上有的，都是重點，是專家們經過反覆討論研究才編進去的，句句千鈞呀！”
孫老師的教誨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從此我養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不光對文科教材，連數理化課本也一一細讀，不敢妄抓“重點”。尤其數學，覺得數學家編課本，對數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卻特別小氣。所以別人是“做”數學，我更喜歡“讀”數學。這算不算一條經驗，我不敢肯定。但孫鯤化老師的啟發，我永遠記住了。這是一位良師不光善於教學，更會育人的所在。此外，孫鯤化老師有不少口頭禪，如“各有千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年常在學生中作為戲語留傳，卻不究其深意。直到離開學校以後，細加咀嚼，才覺得頗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裏，我終於有一段難忘的回憶。這一段回憶曾經登載在母校出版的《校友報》上，得到許多認識孫鯤化老師的校友們的認同。
這就是我的人生起點，應該說是純真，美好的，並富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