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動蕩人生――不該發生的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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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里聯絡了兩位教師。開始轉抄省里和縣裏的大字報，張貼在公社門前的牆上。我以為這個行動十分穩妥，因為是轉抄，可以不負完全的責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積极參加“運動”。但是當時農村對這場運動的反映比較滯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舉動就很看不慣，冷眼相視。倒不是他們對運動本身有所反對，而是他們不敢抄，我們敢。他們又是多數，我們卻是少數。他們習慣於聽從，也最知趣，從來不走在前頭，只在暗地裏放冷箭，把我們的行動說成是“出風頭”，“想當官”。也許有一批聰明人對當時的形勢確有正確的估計，看透了權力層的明爭暗鬥，相信他們不會長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對政治失去了熱情，對政局不抱希望，採取冷漠的態度。
面對這種岐視和冷笑，我忽然覺得是在真正參加一場需要衝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頓時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為了把“最新消息”儘快告訴人們，我甚至放棄休息，連夜抄寫。但領導上並不支持我們。公社裏有一位領導，聽說在1975年曾隨政治風勢，帶頭攻擊提拔過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運動”一開始，他又“反戈一擊”，“負荊請罪”，彌合了跟舊上司的裂痕，居然還當上公社“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辦主任。因為這個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別人出來“革命”。我們幾個不經他的同意就動了起來，他便疑心重重，以為我們是衝著他來的，便步步對我們壓制，增加我們的課時，不供應我們抄大字報的紙張筆墨。一面又召開一次由他的人組成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積極分子大會，故意把我們排擠在外。
也許沒有下場，可以不關心其痛癢。既然做了就希望有個結局。我們認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攤開。六月份公社舉辦“反擊右傾翻案風”學習班。我們寫了一封給公社黨委會的“公開信”，闡明自己的觀點看法，不同意那位領導當“運動辦”主任。我們的大字報獲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開表態的人投來興奮的目光。那位領導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運動辦”主任的地位，在教師大會上一面為自己辯解，一面指名道姓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我們針鋒相對又寫了一張大字報，並找上他本人，當面批駁他的無理。他沒料到我們敢如此“膽大妄為”，等於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龐然大物，一時也露出原形：“別誤會，別誤會，我是想平日跟你們無冤無仇，對你們也不錯，你們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想不通就在會上說了。”可事後，他惱羞成怒，竟指使個別教師對我們圍攻，企圖揭我們的所謂”老底“，散佈我是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人，沒有一點政治資本可談，只配規規矩矩，不該在政治運動中有所顯露。把我們的行為說成是“階級報復”。我感到詫異，這哪象是個**的幹部？一點政治水平都沒有。可是幾個膽小的人動搖了，他們開始從權衡利害關係去選擇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開了，有人說我們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總之，從理論上的是非到現實中的好壞還有一段距離。一些人眼裏，有權有勢就有理，真正的好壞同公開的是非統一不起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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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里聯絡了兩位教師。開始轉抄省里和縣裏的大字報，張貼在公社門前的牆上。我以為這個行動十分穩妥，因為是轉抄，可以不負完全的責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積极參加“運動”。但是當時農村對這場運動的反映比較滯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舉動就很看不慣，冷眼相視。倒不是他們對運動本身有所反對，而是他們不敢抄，我們敢。他們又是多數，我們卻是少數。他們習慣於聽從，也最知趣，從來不走在前頭，只在暗地裏放冷箭，把我們的行動說成是“出風頭”，“想當官”。也許有一批聰明人對當時的形勢確有正確的估計，看透了權力層的明爭暗鬥，相信他們不會長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對政治失去了熱情，對政局不抱希望，採取冷漠的態度。
面對這種岐視和冷笑，我忽然覺得是在真正參加一場需要衝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頓時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為了把“最新消息”儘快告訴人們，我甚至放棄休息，連夜抄寫。但領導上並不支持我們。公社裏有一位領導，聽說在1975年曾隨政治風勢，帶頭攻擊提拔過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運動”一開始，他又“反戈一擊”，“負荊請罪”，彌合了跟舊上司的裂痕，居然還當上公社“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辦主任。因為這個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別人出來“革命”。我們幾個不經他的同意就動了起來，他便疑心重重，以為我們是衝著他來的，便步步對我們壓制，增加我們的課時，不供應我們抄大字報的紙張筆墨。一面又召開一次由他的人組成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積極分子大會，故意把我們排擠在外。
也許沒有下場，可以不關心其痛癢。既然做了就希望有個結局。我們認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攤開。六月份公社舉辦“反擊右傾翻案風”學習班。我們寫了一封給公社黨委會的“公開信”，闡明自己的觀點看法，不同意那位領導當“運動辦”主任。我們的大字報獲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開表態的人投來興奮的目光。那位領導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運動辦”主任的地位，在教師大會上一面為自己辯解，一面指名道姓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我們針鋒相對又寫了一張大字報，並找上他本人，當面批駁他的無理。他沒料到我們敢如此“膽大妄為”，等於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龐然大物，一時也露出原形：“別誤會，別誤會，我是想平日跟你們無冤無仇，對你們也不錯，你們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想不通就在會上說了。”可事後，他惱羞成怒，竟指使個別教師對我們圍攻，企圖揭我們的所謂”老底“，散佈我是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人，沒有一點政治資本可談，只配規規矩矩，不該在政治運動中有所顯露。把我們的行為說成是“階級報復”。我感到詫異，這哪象是個**的幹部？一點政治水平都沒有。可是幾個膽小的人動搖了，他們開始從權衡利害關係去選擇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開了，有人說我們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總之，從理論上的是非到現實中的好壞還有一段距離。一些人眼裏，有權有勢就有理，真正的好壞同公開的是非統一不起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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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里聯絡了兩位教師。開始轉抄省里和縣裏的大字報，張貼在公社門前的牆上。我以為這個行動十分穩妥，因為是轉抄，可以不負完全的責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積极參加“運動”。但是當時農村對這場運動的反映比較滯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舉動就很看不慣，冷眼相視。倒不是他們對運動本身有所反對，而是他們不敢抄，我們敢。他們又是多數，我們卻是少數。他們習慣於聽從，也最知趣，從來不走在前頭，只在暗地裏放冷箭，把我們的行動說成是“出風頭”，“想當官”。也許有一批聰明人對當時的形勢確有正確的估計，看透了權力層的明爭暗鬥，相信他們不會長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對政治失去了熱情，對政局不抱希望，採取冷漠的態度。
面對這種岐視和冷笑，我忽然覺得是在真正參加一場需要衝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頓時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為了把“最新消息”儘快告訴人們，我甚至放棄休息，連夜抄寫。但領導上並不支持我們。公社裏有一位領導，聽說在1975年曾隨政治風勢，帶頭攻擊提拔過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運動”一開始，他又“反戈一擊”，“負荊請罪”，彌合了跟舊上司的裂痕，居然還當上公社“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辦主任。因為這個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別人出來“革命”。我們幾個不經他的同意就動了起來，他便疑心重重，以為我們是衝著他來的，便步步對我們壓制，增加我們的課時，不供應我們抄大字報的紙張筆墨。一面又召開一次由他的人組成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積極分子大會，故意把我們排擠在外。
也許沒有下場，可以不關心其痛癢。既然做了就希望有個結局。我們認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攤開。六月份公社舉辦“反擊右傾翻案風”學習班。我們寫了一封給公社黨委會的“公開信”，闡明自己的觀點看法，不同意那位領導當“運動辦”主任。我們的大字報獲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開表態的人投來興奮的目光。那位領導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運動辦”主任的地位，在教師大會上一面為自己辯解，一面指名道姓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我們針鋒相對又寫了一張大字報，並找上他本人，當面批駁他的無理。他沒料到我們敢如此“膽大妄為”，等於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龐然大物，一時也露出原形：“別誤會，別誤會，我是想平日跟你們無冤無仇，對你們也不錯，你們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想不通就在會上說了。”可事後，他惱羞成怒，竟指使個別教師對我們圍攻，企圖揭我們的所謂”老底“，散佈我是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人，沒有一點政治資本可談，只配規規矩矩，不該在政治運動中有所顯露。把我們的行為說成是“階級報復”。我感到詫異，這哪象是個**的幹部？一點政治水平都沒有。可是幾個膽小的人動搖了，他們開始從權衡利害關係去選擇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開了，有人說我們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總之，從理論上的是非到現實中的好壞還有一段距離。一些人眼裏，有權有勢就有理，真正的好壞同公開的是非統一不起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