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動蕩人生――不該發生的事(2)

七、動蕩人生――不該發生的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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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的那位在縣革委會任職的同學被“五不準”在“學習班”里,他曾經在我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同情和幫助。我這人雖無馮諼為孟嘗君設計之才,卻有侯生為信陵君殺身祭義之德。知恩必報是人之常情,也是道義上應該做的。我便經常到他家裏去,安慰他的兩位年邁的雙親。我認為地方上的“清查資產風”往往帶有派性的報復。那幾年的政治**,責任不在基層幹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領導層的權力爭鬥造成的。現實就是如此,無論誰置身於那種環境都免不了要犯錯誤。當時對其他人的攻擊我尚不明事理,沒有發言權,唯獨對我同學的誣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來為他辯護。這就難免在學校中跟個別人產生舌戰,由舌戰而動了氣,有人就說我是“幹部的附庸”,“抱幹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稱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勢利”。其實有的人雖從知識界來,在社會上受到幾年世俗的污染,又極少認真讀書,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個“衣衫襤褸的秀才”,表面清貧,又見財就愛;說是疾世,卻一心響往官場。這種人是真正害怕權勢的,雖對敢於反抗暴政的英雄,也會稱讚幾句,卻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後,一者準備走散時跑得快;二者預備追查時,可以說是“受蒙蔽”。然而大家勝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準”了;大家失敗了,他可以反過來罵別人“傻瓜”,慶幸自己“好幸運”。正是一旦主子陷入困境,奴才也會顯得比主人更高明,甚至瞧不起他平日奉承的人主來。跟這樣的人交鋒,我從心底里動起怒來,我也就在他們當中變得十分孤立,成為嘲弄的對象。

不久,隨着兩報一刊連續發表的一篇篇社論文章,我敏銳地料到將有一場新的運動。我也希望看到一場暴風雨來打破這沉悶的空氣。果然,1976年2月,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了。作為一名群眾,理所當然對政府發動的運動寄於厚望,以為它將打破一個陣舊的世界,把社會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像它有時竟是一場倒退。我一方面為同學的“解放”高興,一方面為自己預見的準確沾沾自喜。不夠,我心裏還是充滿着矛盾,作為一名順從的國家幹部,理應聽從當時中央的號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來的,誰敢懷疑。但是現實總令大家搖頭,看不慣一些人的胡作非為。我曾經勸同學乘此擺脫政治舞台上無聊的爭鬥,雙方的作為群眾看了都噁心。歷來“官場如戲場”,這“戲”的含義,演員最清楚,台上的敵人並非真正的敵人,台上的朋友也遠非真正的朋友。可是他在喘過一口氣后,由驚恐失望轉為發泄和報復。我以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難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對。何況我的話在他的心目中還是輕的,他自有一幫官僚派友,他們更常在一起商討策劃。

後來我也產生一個想法,何不藉助他的關係擠進官場的一角?我以為憑藉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幹得比當一名教師更出色。歷來那些當官的就因為他們眼裏老盯着官場,一有機會就爬了上去,並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時另一個更大的目標隱藏在我心裏,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許在官場上我將更有機會找到發表我的文章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同學。他明確表示不會將我忘記,那時縣裏正需要幾位搖筆桿的人。我決定創造一個供他推薦的理由,同時也出於當時認為是對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擁護,出於對**的絕對崇拜和聽從,包括對黨的忠誠,我投進那場一時分不清黑白是非的運動中去,走進動蕩的人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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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的那位在縣革委會任職的同學被“五不準”在“學習班”里,他曾經在我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同情和幫助。我這人雖無馮諼為孟嘗君設計之才,卻有侯生為信陵君殺身祭義之德。知恩必報是人之常情,也是道義上應該做的。我便經常到他家裏去,安慰他的兩位年邁的雙親。我認為地方上的“清查資產風”往往帶有派性的報復。那幾年的政治**,責任不在基層幹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領導層的權力爭鬥造成的。現實就是如此,無論誰置身於那種環境都免不了要犯錯誤。當時對其他人的攻擊我尚不明事理,沒有發言權,唯獨對我同學的誣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來為他辯護。這就難免在學校中跟個別人產生舌戰,由舌戰而動了氣,有人就說我是“幹部的附庸”,“抱幹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稱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勢利”。其實有的人雖從知識界來,在社會上受到幾年世俗的污染,又極少認真讀書,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個“衣衫襤褸的秀才”,表面清貧,又見財就愛;說是疾世,卻一心響往官場。這種人是真正害怕權勢的,雖對敢於反抗暴政的英雄,也會稱讚幾句,卻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後,一者準備走散時跑得快;二者預備追查時,可以說是“受蒙蔽”。然而大家勝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準”了;大家失敗了,他可以反過來罵別人“傻瓜”,慶幸自己“好幸運”。正是一旦主子陷入困境,奴才也會顯得比主人更高明,甚至瞧不起他平日奉承的人主來。跟這樣的人交鋒,我從心底里動起怒來,我也就在他們當中變得十分孤立,成為嘲弄的對象。

不久,隨着兩報一刊連續發表的一篇篇社論文章,我敏銳地料到將有一場新的運動。我也希望看到一場暴風雨來打破這沉悶的空氣。果然,1976年2月,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了。作為一名群眾,理所當然對政府發動的運動寄於厚望,以為它將打破一個陣舊的世界,把社會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像它有時竟是一場倒退。我一方面為同學的“解放”高興,一方面為自己預見的準確沾沾自喜。不夠,我心裏還是充滿着矛盾,作為一名順從的國家幹部,理應聽從當時中央的號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來的,誰敢懷疑。但是現實總令大家搖頭,看不慣一些人的胡作非為。我曾經勸同學乘此擺脫政治舞台上無聊的爭鬥,雙方的作為群眾看了都噁心。歷來“官場如戲場”,這“戲”的含義,演員最清楚,台上的敵人並非真正的敵人,台上的朋友也遠非真正的朋友。可是他在喘過一口氣后,由驚恐失望轉為發泄和報復。我以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難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對。何況我的話在他的心目中還是輕的,他自有一幫官僚派友,他們更常在一起商討策劃。

後來我也產生一個想法,何不藉助他的關係擠進官場的一角?我以為憑藉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幹得比當一名教師更出色。歷來那些當官的就因為他們眼裏老盯着官場,一有機會就爬了上去,並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時另一個更大的目標隱藏在我心裏,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許在官場上我將更有機會找到發表我的文章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同學。他明確表示不會將我忘記,那時縣裏正需要幾位搖筆桿的人。我決定創造一個供他推薦的理由,同時也出於當時認為是對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擁護,出於對**的絕對崇拜和聽從,包括對黨的忠誠,我投進那場一時分不清黑白是非的運動中去,走進動蕩的人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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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的那位在縣革委會任職的同學被“五不準”在“學習班”里,他曾經在我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同情和幫助。我這人雖無馮諼為孟嘗君設計之才,卻有侯生為信陵君殺身祭義之德。知恩必報是人之常情,也是道義上應該做的。我便經常到他家裏去,安慰他的兩位年邁的雙親。我認為地方上的“清查資產風”往往帶有派性的報復。那幾年的政治**,責任不在基層幹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領導層的權力爭鬥造成的。現實就是如此,無論誰置身於那種環境都免不了要犯錯誤。當時對其他人的攻擊我尚不明事理,沒有發言權,唯獨對我同學的誣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來為他辯護。這就難免在學校中跟個別人產生舌戰,由舌戰而動了氣,有人就說我是“幹部的附庸”,“抱幹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稱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勢利”。其實有的人雖從知識界來,在社會上受到幾年世俗的污染,又極少認真讀書,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個“衣衫襤褸的秀才”,表面清貧,又見財就愛;說是疾世,卻一心響往官場。這種人是真正害怕權勢的,雖對敢於反抗暴政的英雄,也會稱讚幾句,卻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後,一者準備走散時跑得快;二者預備追查時,可以說是“受蒙蔽”。然而大家勝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準”了;大家失敗了,他可以反過來罵別人“傻瓜”,慶幸自己“好幸運”。正是一旦主子陷入困境,奴才也會顯得比主人更高明,甚至瞧不起他平日奉承的人主來。跟這樣的人交鋒,我從心底里動起怒來,我也就在他們當中變得十分孤立,成為嘲弄的對象。

不久,隨着兩報一刊連續發表的一篇篇社論文章,我敏銳地料到將有一場新的運動。我也希望看到一場暴風雨來打破這沉悶的空氣。果然,1976年2月,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了。作為一名群眾,理所當然對政府發動的運動寄於厚望,以為它將打破一個陣舊的世界,把社會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像它有時竟是一場倒退。我一方面為同學的“解放”高興,一方面為自己預見的準確沾沾自喜。不夠,我心裏還是充滿着矛盾,作為一名順從的國家幹部,理應聽從當時中央的號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來的,誰敢懷疑。但是現實總令大家搖頭,看不慣一些人的胡作非為。我曾經勸同學乘此擺脫政治舞台上無聊的爭鬥,雙方的作為群眾看了都噁心。歷來“官場如戲場”,這“戲”的含義,演員最清楚,台上的敵人並非真正的敵人,台上的朋友也遠非真正的朋友。可是他在喘過一口氣后,由驚恐失望轉為發泄和報復。我以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難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對。何況我的話在他的心目中還是輕的,他自有一幫官僚派友,他們更常在一起商討策劃。

後來我也產生一個想法,何不藉助他的關係擠進官場的一角?我以為憑藉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幹得比當一名教師更出色。歷來那些當官的就因為他們眼裏老盯着官場,一有機會就爬了上去,並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時另一個更大的目標隱藏在我心裏,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許在官場上我將更有機會找到發表我的文章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同學。他明確表示不會將我忘記,那時縣裏正需要幾位搖筆桿的人。我決定創造一個供他推薦的理由,同時也出於當時認為是對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擁護,出於對**的絕對崇拜和聽從,包括對黨的忠誠,我投進那場一時分不清黑白是非的運動中去,走進動蕩的人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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