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

——抗日戰爭回憶錄

一脫離孤島

上海成了孤島之後，在抗戰初期的宣傳工作上起過很大作用的《救亡日報》，首先被迫停刊。各報都改變了論調，各種救亡刊物和活動都先後停止了。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各處街頭巷口的小書攤也完全改變模樣。上海是癱瘓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這樣的地方已經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慮着並計劃着怎樣脫離這個孤島。有的北赴革命聖地——延安，有的則轉移到大後方去繼續工作。後者有採取了集體行動的，如像戲劇界的朋友們便組織了十個救亡演劇隊，分別向後方出發；也有採取個別的行動。我就是后一種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上海的，這個日期在我可記得很清楚：因為它和我從日本逃回到上海時的日期巧合，那是盧溝橋事變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個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經到過南洋的廣東人，北伐時在總政治部做過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那時有過這樣一種打算，想到南洋去，向僑胞募集一些款項來辦報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選擇了這樣的一位同路人。

離開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隻法國郵船。這船是靠在公和祥碼頭的，不能夠直接到達，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黃浦灘邊分批送去。

郵船靠的地方和當時日寇的有名的主力艦“出雲號”毗鄰。當載着我們一批的小划子到達郵船的時候，出雲艦附近飛起了一隻水上敵機，飛到郵船的頭上來，故意地十分低飛，繞船三匝而去。這樣耀武揚威的惡作劇不知道為的是什麼，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們要求乘客們躲進艙里。據說，要出了吳淞口之後才能安全。

其實這隻郵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幾枚炸彈的，而它卻沒有投。出了吳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滿載着國民黨的所謂黨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謂上海聞人，都在這隻船上。我們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鄒韜奮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這隻船上。

二遙望宋皇台

到了香港之後，我住在六國飯店。一個人在三樓臨海的一間房間裏住定了，情緒相當寂寞。

南京政府的抗戰態度，住在上海的四個月是已經領略夠了的。在軍事上雖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卻只時而做些姿態，絲毫也沒有改變作風的誠意。尤其對於民眾動員工作，他們是死不放鬆的。你要說他們不動員吧，“抗敵後援委員會”的組織到處成立了，但無非是借故斂錢，包而不辦，佔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雖然有決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沒有把握。南洋不曾去過，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僅僅靠着文筆的宣傳，又會有什麼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悵。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緒又會是完全兩樣的。我很失悔，為什麼沒有和周揚同志一道去延安？

這些情緒為那陰鬱的天氣成了內應，夾攻着我。我站在騎樓上望着煙霧迷濛着的海，煙霧迷濛着九龍對岸的遠山，不知不覺地成了兩首舊詩。

十載一來複，兩番此地游。

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其一）

遙望宋皇台，煙雲郁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我是到過香港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從神泉乘帆船浮海而來。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將近一個月，曾經往宋皇台去遊覽過，也曾發過一些感慨。爾來已經整整十年了，中國的情形進步了多少呢？十年內戰，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並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像海嘯一樣，幾個月期間席捲了半個中國。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們絲毫也不知道悔過呢！

宋皇台不又成為了時代的象徵嗎？

我的古物學的知識也曾經告訴過我：那三兩個堆積在一段高地上的龐大的頑石，說不定會是冰河時代的孑遺，其中會包含有更豐富的科學的意義；然而它們所關聯着的一段歷史悲劇，卻沉重地壓抑着我。

歷史在它長期停滯的期間，就像流水離開了主流一樣，只是打洄漩。

宋朝在南邊攪完了，明朝又到南邊來攪完，現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時代了嗎？

衝破那種洄漩，不讓歷史重演，正是我們當今的急務。

三街頭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經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香港為中繼站，在這兒停留一會之後再轉入內地。因此，在這並不怎麼寬大的島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隨處都可以碰見熟人。

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我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回來，在皇后大道轉雪廠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從日本被迫回國的林林、姚潛修、葉文津，和兩位沒有到過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另一位是我現在的愛人於立群。他們在上海時在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里工作，我們是時常見面的。尤其是立群，我們有好幾次還一同上前線去慰問過抗戰將士。就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別的朋友們同車上過前線，我在中途分了手，到崑山去了。她們折回上海，車過大場時便遇着敵人的大舉進攻，幾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報》的駐日記者於立忱的胞妹，她們是于式枚的侄孫女。原籍雖然是廣西賀縣，但她們都生長在北平。她們的家庭悲劇，由官宦人家成為破落戶的經過，立忱在日本時曾經告訴過我。立忱為了貧病交迫，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四個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殺了。她的喪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經手措辦的。在那時，立群已經和林林他們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我認識了立群，頓時感到驚異。僅僅二十來往歲，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對一般時髦的氣息，卻絲毫也沒有感染着。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一個被陽光曬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

當大家正籌劃着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她聽從了我的勸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

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但我為保密起見，卻沒有告訴他們。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幾天之後，一定可以在香港會面。幾天之後，果然遇見了，在他們卻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見了我，向來不大說話的她，首先叫了出來。

“哦，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風接過去，帶着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

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商量的結果，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

四輾轉反側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當時也相當緊張，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進行着出國的事，連護照都已經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勸告：到南洋去並沒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國內先搞好一個基礎，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

這意見我採納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報》提前恢復。假使這一着成功，那麼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但要把《救亡日報》恢復，根據地最好是設在廣州，可能時就使它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吧。假使設在香港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這樣，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廣州去。林林、潛修、文津、郁風、立群，也都同路。

廣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過三個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舊地重遊了。市面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在郊外聽說多開拓出了一些住宅區。我得到朋友的介紹，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養甫下邊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時的漢口我們是時常見面的。

那是兩層樓的房子，還有些附屬建築和庭園，相當闊氣。是兩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諶小岑，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他和我是第一次見面，但他對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國共合作的恢復，是我和曾養甫的功勞。”——這話，他以後還向我提說過好多次。我也問過朋友，據說他們經過間接的關係最初送達過一封信，倒是事實。

主人派了一間小樓房給我，小巧玲瓏，應該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覺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頭一天晚上，在那樣清靜的別墅里，卻輾轉反側地怎麼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個受過舊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兒醞釀著詩了。這次做的卻是一首七律：

竟隨太歲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業難成嗟北伐，長纓未系愧南遷。

雞鳴劍起中宵舞，狗吠關開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過，帝秦誓不有臣連。

五碰壁之餘

有什麼辦法呢？為了要辦報，不能不打通黨政軍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還希望他們出些錢。這種工作，照我的性格來說，是有點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卻主動地來擔任了。

儘管是怎樣化了石的廣州，經受着抗戰的大風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脈搏在鼓動。時而有敵機的空襲。市面上偶爾有畫著虎皮般的裝甲小炮車出動。防空設備雖然十分簡陋，但也總在設備了。軍隊裏也在開始恢復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開短期訓練班，想火迫地訓練出一些宣住人員。至少為抗戰而宣傳，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好些次歡迎會、講演會，也被官方的訓練班請去講演過。廣州無線電台也請我去廣播，我的廣播詞是《動員民眾之必要》。這倒真是一個核心問題，然而這個核心卻和在上海、南京一樣，根本沒有被人重視。並不是民眾不肯動，而是當局害怕民眾，害怕民眾動。這樣能夠抗戰嗎？抗戰能有前途嗎？

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紹，去見過一次曾養甫（那時的廣州市長兼財政廳長）。我把恢復《救亡日報》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說是希望他津貼一點。他對我說：你最好向吳**提出，只要他答應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吳**是吳鐵城。湊巧得很，隔不幾天，他請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飯。席面是很豐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談到抗戰如持久，將來各種物資都會缺乏，白報紙的來源也會大成問題。因此，他說廣州的報刊實在太多了，應該取締一下才行。這樣，先給我一杯閉門羹，使我連開口的餘地都沒有了。

我想，這一定是曾養甫乾的鬼，他們是串通好了的。看來這廣州之行，只會是一張畫餅。廣州都是這樣，到南洋去又會怎樣呢？本來並沒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這兒倒認真地開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無希望的地方卻又鑽出了希望來！

那是一位“軍人”在他看見我四處碰壁的時候，卻向我開出了一個條陳：你何不去見見余幄奇（余漢謀）呢？

余幄奇，我無一面之識。那位“軍人”便自告奮勇，替我當了說客，而居然也就說通了。

余漢謀請我到他軍部裏面去見了面。他沒有等我開口，便說他願意支持《救亡日報》，每月願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從十二月便開始，可以作為開辦費，容易周轉一些。

他能這樣“慷慨”，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直系，為了好買空賣空，不免也來小試一下兩面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報》的復刊有了着落，朋友們的工作崗位也就定下來了。林林、潛修、文津、郁風都決定暫時留在廣州幫忙編輯，同時打電去上海，請總編輯夏衍迅速趕來。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來，把一切關係接頭好了，便慢慢動身。

荏苒之間快要過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軍人”的邀約，索性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和他同住。在那時他還為我介紹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會關係。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灣，逛六榕寺，聽廣東戲，訪蛋戶船，日子倒也過得着實古怪。南京城的淪陷，“國民政府”的西遷，軍事陣地的轉移，在廣州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卻接到了一通由武漢打來的電報。內容倒很簡單：“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就只有這麼幾個字。自京滬失守后，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陳誠在那兒擔任着警備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麼“要事”要和我商量呢？這倒是一個悶葫蘆了。

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到武漢去一趟。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邊去看了一趟，再轉赴南洋並不算遲。八路軍已經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都出來了，多年闊別，很想去看看他們。

這樣一來，立群可有伴了。她本來是要到武漢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們分開，也搬進了新亞酒樓。她一搬來，不聲不響地整天價只是讀書寫字。她寫一手黑頓頓的大顏字，還用懸肘。這使我吃驚了。我從前也學寫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工夫的。我便問她，是什麼時候學過書法？她告訴我：是他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寫了幾天大顏字。

夏衍是在五號這天趕到的，我們也歡迎他住到新亞酒樓。一切關係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報》在元旦已正式復刊，在長壽東路還找定了一個社址。我留在廣州的任務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號的晚上，我們便乘粵漢路的火車，由黃沙車站動身。我和立群，另外還有一位姓蘇的青年同路，這也是“軍人”介紹給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們。

很多朋友都到車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嚀地說：“到了武漢，千切不要做官啊！無官一身輕，希望你早些回廣州來！”這話使我很受感動。——但這位朋友，在廣州淪陷后他卻變了節，真真是一件遺憾的事。他是應着“當事者昏，旁觀者清”的老話，他懂得“無官一身輕”，卻沒有懂得“無產也一身輕”的。

在昏黃中火車快要開了，我們從窗口伸出頭去向朋友們一一惜別，握了不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後，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告訴立群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嗎？我在精神上已經緊緊地把她“拍拖”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