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

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

——抗日戰爭回憶錄

一脫離孤島

上海成了孤島之後,在抗戰初期的宣傳工作上起過很大作用的《救亡日報》,首先被迫停刊。各報都改變了論調,各種救亡刊物和活動都先後停止了。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各處街頭巷口的小書攤也完全改變模樣。上海是癱瘓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這樣的地方已經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慮着並計劃着怎樣脫離這個孤島。有的北赴革命聖地——延安,有的則轉移到大後方去繼續工作。後者有採取了集體行動的,如像戲劇界的朋友們便組織了十個救亡演劇隊,分別向後方出發;也有採取個別的行動。我就是后一種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上海的,這個日期在我可記得很清楚:因為它和我從日本逃回到上海時的日期巧合,那是盧溝橋事變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個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經到過南洋的廣東人,北伐時在總政治部做過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那時有過這樣一種打算,想到南洋去,向僑胞募集一些款項來辦報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選擇了這樣的一位同路人。

離開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隻法國郵船。這船是靠在公和祥碼頭的,不能夠直接到達,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黃浦灘邊分批送去。

郵船靠的地方和當時日寇的有名的主力艦“出雲號”毗鄰。當載着我們一批的小划子到達郵船的時候,出雲艦附近飛起了一隻水上敵機,飛到郵船的頭上來,故意地十分低飛,繞船三匝而去。這樣耀武揚威的惡作劇不知道為的是什麼,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們要求乘客們躲進艙里。據說,要出了吳淞口之後才能安全。

其實這隻郵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幾枚炸彈的,而它卻沒有投。出了吳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滿載着國民黨的所謂黨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謂上海聞人,都在這隻船上。我們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鄒韜奮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這隻船上。

二遙望宋皇台

到了香港之後,我住在六國飯店。一個人在三樓臨海的一間房間裏住定了,情緒相當寂寞。

南京政府的抗戰態度,住在上海的四個月是已經領略夠了的。在軍事上雖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卻只時而做些姿態,絲毫也沒有改變作風的誠意。尤其對於民眾動員工作,他們是死不放鬆的。你要說他們不動員吧,“抗敵後援委員會”的組織到處成立了,但無非是借故斂錢,包而不辦,佔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雖然有決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沒有把握。南洋不曾去過,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僅僅靠着文筆的宣傳,又會有什麼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悵。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緒又會是完全兩樣的。我很失悔,為什麼沒有和周揚同志一道去延安?

這些情緒為那陰鬱的天氣成了內應,夾攻着我。我站在騎樓上望着煙霧迷濛着的海,煙霧迷濛着九龍對岸的遠山,不知不覺地成了兩首舊詩。

十載一來複,兩番此地游。

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其一)

遙望宋皇台,煙雲郁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我是到過香港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從神泉乘帆船浮海而來。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將近一個月,曾經往宋皇台去遊覽過,也曾發過一些感慨。爾來已經整整十年了,中國的情形進步了多少呢?十年內戰,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並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像海嘯一樣,幾個月期間席捲了半個中國。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們絲毫也不知道悔過呢!

宋皇台不又成為了時代的象徵嗎?

我的古物學的知識也曾經告訴過我:那三兩個堆積在一段高地上的龐大的頑石,說不定會是冰河時代的孑遺,其中會包含有更豐富的科學的意義;然而它們所關聯着的一段歷史悲劇,卻沉重地壓抑着我。

歷史在它長期停滯的期間,就像流水離開了主流一樣,只是打洄漩。

宋朝在南邊攪完了,明朝又到南邊來攪完,現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時代了嗎?

衝破那種洄漩,不讓歷史重演,正是我們當今的急務。

三街頭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經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香港為中繼站,在這兒停留一會之後再轉入內地。因此,在這並不怎麼寬大的島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隨處都可以碰見熟人。

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我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回來,在皇后大道轉雪廠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從日本被迫回國的林林、姚潛修、葉文津,和兩位沒有到過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另一位是我現在的愛人於立群。他們在上海時在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里工作,我們是時常見面的。尤其是立群,我們有好幾次還一同上前線去慰問過抗戰將士。就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別的朋友們同車上過前線,我在中途分了手,到崑山去了。她們折回上海,車過大場時便遇着敵人的大舉進攻,幾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報》的駐日記者於立忱的胞妹,她們是于式枚的侄孫女。原籍雖然是廣西賀縣,但她們都生長在北平。她們的家庭悲劇,由官宦人家成為破落戶的經過,立忱在日本時曾經告訴過我。立忱為了貧病交迫,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四個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殺了。她的喪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經手措辦的。在那時,立群已經和林林他們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我認識了立群,頓時感到驚異。僅僅二十來往歲,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對一般時髦的氣息,卻絲毫也沒有感染着。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一個被陽光曬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

當大家正籌劃着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她聽從了我的勸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

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但我為保密起見,卻沒有告訴他們。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幾天之後,一定可以在香港會面。幾天之後,果然遇見了,在他們卻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見了我,向來不大說話的她,首先叫了出來。

“哦,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風接過去,帶着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

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商量的結果,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

四輾轉反側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當時也相當緊張,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進行着出國的事,連護照都已經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勸告:到南洋去並沒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國內先搞好一個基礎,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

這意見我採納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報》提前恢復。假使這一着成功,那麼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但要把《救亡日報》恢復,根據地最好是設在廣州,可能時就使它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吧。假使設在香港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這樣,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廣州去。林林、潛修、文津、郁風、立群,也都同路。

廣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過三個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舊地重遊了。市面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在郊外聽說多開拓出了一些住宅區。我得到朋友的介紹,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養甫下邊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時的漢口我們是時常見面的。

那是兩層樓的房子,還有些附屬建築和庭園,相當闊氣。是兩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諶小岑,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他和我是第一次見面,但他對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國共合作的恢復,是我和曾養甫的功勞。”——這話,他以後還向我提說過好多次。我也問過朋友,據說他們經過間接的關係最初送達過一封信,倒是事實。

主人派了一間小樓房給我,小巧玲瓏,應該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覺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頭一天晚上,在那樣清靜的別墅里,卻輾轉反側地怎麼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個受過舊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兒醞釀著詩了。這次做的卻是一首七律:

竟隨太歲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業難成嗟北伐,長纓未系愧南遷。

雞鳴劍起中宵舞,狗吠關開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過,帝秦誓不有臣連。

五碰壁之餘

有什麼辦法呢?為了要辦報,不能不打通黨政軍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還希望他們出些錢。這種工作,照我的性格來說,是有點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卻主動地來擔任了。

儘管是怎樣化了石的廣州,經受着抗戰的大風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脈搏在鼓動。時而有敵機的空襲。市面上偶爾有畫著虎皮般的裝甲小炮車出動。防空設備雖然十分簡陋,但也總在設備了。軍隊裏也在開始恢復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開短期訓練班,想火迫地訓練出一些宣住人員。至少為抗戰而宣傳,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好些次歡迎會、講演會,也被官方的訓練班請去講演過。廣州無線電台也請我去廣播,我的廣播詞是《動員民眾之必要》。這倒真是一個核心問題,然而這個核心卻和在上海、南京一樣,根本沒有被人重視。並不是民眾不肯動,而是當局害怕民眾,害怕民眾動。這樣能夠抗戰嗎?抗戰能有前途嗎?

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紹,去見過一次曾養甫(那時的廣州市長兼財政廳長)。我把恢復《救亡日報》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說是希望他津貼一點。他對我說:你最好向吳**提出,只要他答應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吳**是吳鐵城。湊巧得很,隔不幾天,他請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飯。席面是很豐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談到抗戰如持久,將來各種物資都會缺乏,白報紙的來源也會大成問題。因此,他說廣州的報刊實在太多了,應該取締一下才行。這樣,先給我一杯閉門羹,使我連開口的餘地都沒有了。

我想,這一定是曾養甫乾的鬼,他們是串通好了的。看來這廣州之行,只會是一張畫餅。廣州都是這樣,到南洋去又會怎樣呢?本來並沒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這兒倒認真地開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無希望的地方卻又鑽出了希望來!

那是一位“軍人”在他看見我四處碰壁的時候,卻向我開出了一個條陳:你何不去見見余幄奇(余漢謀)呢?

余幄奇,我無一面之識。那位“軍人”便自告奮勇,替我當了說客,而居然也就說通了。

余漢謀請我到他軍部裏面去見了面。他沒有等我開口,便說他願意支持《救亡日報》,每月願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從十二月便開始,可以作為開辦費,容易周轉一些。

他能這樣“慷慨”,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直系,為了好買空賣空,不免也來小試一下兩面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報》的復刊有了着落,朋友們的工作崗位也就定下來了。林林、潛修、文津、郁風都決定暫時留在廣州幫忙編輯,同時打電去上海,請總編輯夏衍迅速趕來。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來,把一切關係接頭好了,便慢慢動身。

荏苒之間快要過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軍人”的邀約,索性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和他同住。在那時他還為我介紹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會關係。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灣,逛六榕寺,聽廣東戲,訪蛋戶船,日子倒也過得着實古怪。南京城的淪陷,“國民政府”的西遷,軍事陣地的轉移,在廣州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卻接到了一通由武漢打來的電報。內容倒很簡單:“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就只有這麼幾個字。自京滬失守后,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陳誠在那兒擔任着警備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麼“要事”要和我商量呢?這倒是一個悶葫蘆了。

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到武漢去一趟。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邊去看了一趟,再轉赴南洋並不算遲。八路軍已經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都出來了,多年闊別,很想去看看他們。

這樣一來,立群可有伴了。她本來是要到武漢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們分開,也搬進了新亞酒樓。她一搬來,不聲不響地整天價只是讀書寫字。她寫一手黑頓頓的大顏字,還用懸肘。這使我吃驚了。我從前也學寫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工夫的。我便問她,是什麼時候學過書法?她告訴我:是他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寫了幾天大顏字。

夏衍是在五號這天趕到的,我們也歡迎他住到新亞酒樓。一切關係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報》在元旦已正式復刊,在長壽東路還找定了一個社址。我留在廣州的任務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號的晚上,我們便乘粵漢路的火車,由黃沙車站動身。我和立群,另外還有一位姓蘇的青年同路,這也是“軍人”介紹給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們。

很多朋友都到車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嚀地說:“到了武漢,千切不要做官啊!無官一身輕,希望你早些回廣州來!”這話使我很受感動。——但這位朋友,在廣州淪陷后他卻變了節,真真是一件遺憾的事。他是應着“當事者昏,旁觀者清”的老話,他懂得“無官一身輕”,卻沒有懂得“無產也一身輕”的。

在昏黃中火車快要開了,我們從窗口伸出頭去向朋友們一一惜別,握了不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後,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告訴立群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嗎?我在精神上已經緊緊地把她“拍拖”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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