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關尹、環淵

老聃、關尹、環淵

《道德經》成書甚晚的一個問題,近年來由梁任公提出,經過多數學者的討論,雖然還沒有得到最終的結論,但成書的年代約略在戰國中葉是為多數的人所一致看的。本來這個問題在漢朝初葉便是有的,並非首發於梁任公;我們試把《史記》的《老莊申韓列傳》拿來研究,便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的古遠的歷史。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

這兒所節錄的一些文字,關於老子的鄉里和姓字是經過後人所改竄的,已經有人論定,在這兒不必多生枝節。在這兒所成為問題的,便是老子這個人的存在和他的年代。關於老子的存在,司馬遷竟提出了三種解說來,一個是老聃,一個是老萊子,一個是太史儋。而關於老子的年代,則前兩說以為是和孔子同時,后一說直在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看他引了好幾個“或曰”,便可以知道這些問題在漢時是怎樣的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司馬遷很想把三種主張都調和起來,故爾加上了一句“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的蓋然的推測,又謂“或言二百餘歲”,可見在司馬遷之外還有主張調和說的人。在三種異說之外更加上這種調和說,關於老子的存在和年代可算有四五種異說。然而調和說也並不曾把問題解決,看司馬遷在自己的推測上加上一個“蓋”字便夠明白了。但是問題還要進一境,漢初距春秋、戰國時並不甚遠,何以關於老子這個人竟生出了這樣多的疑問?這豈不是在漢時的學者看見《老子》書中所用的筆調以及所含的內容的確是滿呈着戰國時代的風味,故才生出懷疑而提出新的解說的嗎?

細考老子即是老聃,略先於孔子,曾經教導過孔子,在秦、漢以前的人本來是沒有問題的。《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是絕好的證據。

《莊子·天下篇》裏說: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這兒所引的老聃的話,“知其雄,守其雌”云云,在今存《老子》第二十八章,其他所撮述的大意也散見於《老子》書中,這兒表明着老聃便是老子。而老子和孔子有過師徒的關係,則散見於《德充符》、《天道》、《天運》諸篇。除掉《德充符》之外雖然不儘是莊子的手筆,但都是秦、漢以前人的。

《呂氏春秋》一書言老聃者凡五見:

一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貴公》)

二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當染》)

三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去尤》)

四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不二》)

五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即老聃)是也。(《重言》)

由后三則看來,所說的“若植木而立”,“貴柔”,“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都是《道德經》中所表現的老子,而由前二則看來,則老子分明與孔子同時,且曾為孔子之師。

《韓非子》有《解老》、《喻老》諸篇,所解所喻均和今本《老子》無甚出入。而《六反篇》裏說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見今本《老子》第四十四章。《內儲說下·六微》裏說:“權勢不可以借人。……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下面的說明引出“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俱見今本《老子》第三十六章。《喻老篇》裏也有一條同解這一章的文字。可見在韓非子眼中老聃和老子並不是兩人。

由上三種秦、漢以前的典籍,可知老子即是老聃,曾為孔子之師,在秦、漢以前人並不曾發生過問題。然而一落到漢人手裏便生出了問題來。我們須得考察這所以發生了問題的原故。答案在這兒是很明顯的,便是《老子》一書,其文筆和內容——如並言“仁義”,如言“萬乘之主”等——的確不是春秋末年人所能有,因知其書必系晚出。漢人蓋早見及此,故或則疑老子非老聃,而以老萊子或太史儋為解,或則言老子長壽,至戰國中葉猶存,這便結果成為了司馬遷的那篇支離滅裂的列傳。司馬遷那篇文章僅僅提出了一些對於問題的答案,而沒有提出發生問題的原因,後來的人便一直迷糊了下去,直到梁任公又才把問題重新提了出來。故我說問題不是由梁任公所首發的。

埋沒了二千年的問題又重見了日光之後,經大家討究的結果,《老子》成書甚晚的這個事實大抵是為一般人所認定了。但由這個事實所派演出來的問題仍然是漢初的問題之重演,便是老子這個人的存在和其年代。

有人說老子即是太史儋,如此則成書之年代與《史記》言老子後人的一節均相合無間。主張這一說的可以羅根澤為代表。

有人說老子固是老聃,但老聃年代當在楊朱、宋鈃之後,經其學徒們的宣傳使之成為孔子師,而《老子》之成書或尚在秦、漢間。主張這一說的可以顧頡剛為代表。

又有人說老子即是孔子之師老聃,《老子》書是老聃的語錄,其成書年代當與《墨子》同時。至於老子後裔的一段插話是漢人假造的家譜。主張這一說的可以唐蘭為代表。

在這兒我不妨先說出我自己所得到的結論。我的見解是以唐說為近是。老子確是孔子之師老聃,《老子》書也確是老聃的語錄,就和《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墨子》是墨翟的語錄一樣。特集成《老子》這部語錄的是楚人環淵。環淵集成這部語錄時,沒有孔門弟子那樣質實,他用自己的文筆來潤色了先師的遺說,故爾飽和着他自己的時代色彩。這種態度在墨家弟子中也未能免。真正的墨翟遺說只有今存《墨子》中分成了上中下三篇的《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那些篇,那是墨家三派所分別著諸竹帛的。但我們請把那上中下各篇來比較一下,便可以知道那詳略是怎樣的不同。《論語》雖然不是孔子的手筆,《墨子》雖然不是墨翟的手筆,但其中的主要思想我們不能不說是孔子和墨子的東西。同這一樣,《老子》雖然不是老聃的手筆,但其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聃的創見,秦、漢以前的人都是我們的證人,漢人所提出來的老萊子和太史儋實在是不能冒牌的。

孔子曾以老子為師,除上述《莊子》及《呂氏春秋》之外,在儒家典籍中已是自行承認的。《禮記》的《曾子問》裏面有四處引到老聃的話,都是孔子自己說,“吾聞諸老聃。”《論語》的《述而篇》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當是老子與彭祖,而馬敘倫更以為一人,謂即老聃。足見孔子及其弟子們並不以孔子師事老聃為恥辱,我們用不着採取后儒的狹隘的門戶之見,要把老子的存在來抹殺。其實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無愧色的,而老子有過孔子那樣的一個弟子在秦、漢以前也並不見得是怎樣的光榮,道家一派用不着冒充,儒家一派也用不着隱諱。韓愈《原道》上所說的“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這樣無征而必的翻案文字,真可以說是絕頂的偏見。

老子的時代本來還沒有着書的風氣的,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所有的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作。但是老子是有弟子的人,孔子正是他的不甚得意的弟子之一。老子既有弟子,其弟子之傑出者如楊朱,在戰國初年與儒墨之徒曾三分天下。誰能斷定他沒有象孔、墨那樣的微言大義流傳?他的微言大義不能象《論語》和《墨子》一樣,由他的再傳弟子或三傳弟子筆錄傳世?《老子》書是老子的語錄這種說法實在是盡情盡理的。但我要更進一步說《老子》是作成於環淵,也正有我的根據。

《史記》的《孟荀列傳》上說: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這裏把關於環淵的話摘錄出來,便是:

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

這所著的“《上下篇》”不就是“《道德經》”的上下篇嗎?太史公所錄的這些史事應當是有藍本的,藍本應當是齊國的史乘。太史公把它照錄了,在他自己顯然不曾明白這“《上下篇》”就是“《道德經》”,故爾他在《老子傳》裏又另外寫出了一筆關於“《上下篇》”的傳說。不嫌重複,再把那一段話摘錄在下面: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這段文字不用說完全是後起的傳說,而這傳說之起且當在漢初。這兒所說的“關令尹”就是《莊子·天下篇》和《呂氏·不二》的關尹。關尹即是環淵,關環尹淵均一聲之轉。《天下篇》中與關尹並列的是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老聃、莊周、惠施、公孫龍,《不二篇》中與關尹並列的是老聃、孔子、墨翟、子列子、陳駢、陽生、孫臏、王廖、兒良,都是直稱人的姓名,或存其姓,而加以尊稱,斷不至於對關尹獨稱其官職。只因環淵或寫為關尹,漢人望文生訓說為“關令尹”。又因“《上下篇》”本為環淵即關尹所著錄,故又詭造出老子過關為關令尹著書的傳說。造這傳說的人大約是主張太史儋一說的人,因為太史儋由周入秦路必經關,故混淆史實與誤解與推測而成此莫須有的一場公案。到了《漢書·藝文志》更說出了關尹名喜的話來,那又是誤解了《史記》的“關令尹喜曰”一句話弄出來的玄虛。其實《史記》的“喜”字是動詞,是說“關令尹”歡喜,並非關令尹名喜也。故環淵著“《上下篇》”是史實,而老子為關尹著“《上下篇》”之說是訛傳,但訛傳亦多少有其根據,所根據者即是環淵著“《上下篇》”的這個史實。現存老子《道德經》是環淵所著錄,由史實與訛傳兩方都算得到了它的證明。

環淵這個人是有很多的異稱的。

《漢書·藝文志》道家中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云:“名淵,老子弟子。”這蜎淵自然就是《史記》的環淵,蜎環亦一音之轉。但《史記》說他“著《上下篇》”,此說“《蜎子》十三篇”似乎又相矛盾。取巧的人或者又會說“《上下篇》”即“十三篇”之字誤。但這矛盾是容易解決的,用不着去兜圈子,因為“《上下篇》”是他所錄的師說,而十三篇則是他自己的作品,《史記》上也明說過他“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述與作是并行不悖的。可惜的是那十三篇書已經亡了。

《藝文志》又有“《關尹子》九篇”,班固自注云:“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我們現在知道關尹就是環淵,這九篇書則當是漢初人的依託。漢人所依託的已亡,今存的《關尹子》更是唐以後所偽托。

環淵在《淮南·原道訓》上又稱娟嬛。

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茫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在《文選》所錄的枚乘《七發》上又稱為便蜎。

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

李善注云:

《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

在這注中又添出了蜎蠉、玄淵兩種異稱。而同是《文選》所錄的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亦云:

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贊善,便嬛稱妙。

李註:

《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蜎蠉、詹何之倫。”

李注兩引《淮南子》而一作蜎蠉,一作便嬛,而後注又雲《七發》作蜎蠉,可知李實隨文取便,不主《淮南》,而今本《文選·七發》作“便蜎”,殆是後人所改。

以上環淵之名有關尹、玄淵、蜎嬛、蜎嬛、便蜎、便蠉等各種異稱,然而其變幻之烈尚不僅此。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言: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它囂自來無考。但在《韓詩外傳》上有一段非斥十子的言論: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

通體抄襲《荀子》,只是除掉了子思和孟軻,把莊周來代替了史,田文當即《非十二子篇》的陳仲,則范雎自是它囂。但它囂與魏牟並舉而有“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的品評,可知必是道家者流,而范雎自來無道家之稱,據我的推察,《荀子》本文必然作“范睘”或“范蜎”,即是便蜎,亦即是環淵,因字壞,后錄書者便誤成“它囂”。韓嬰所見尚非誤本,因不知有范睘或范蜎其人,故又改校為名字熟悉的“范雎”,遂與《荀子》的原文了不相屬,此所謂書經三轉者也。

環淵的異名由音變及傳訛多到了十種以上,這真是一件驚人的事。但我們在這裏也應該以秦為分水嶺而判別出它們的孰正孰訛。大抵玄淵、關尹、范睘、范蜎(《荀子》它囂所由誤)是秦前的,而環淵、蜎淵以下則是秦后的,距古愈遠者則變化愈烈,玄淵見《宋玉集》,同是屬於楚國的人,大率以這個名字為正,其它均是訛變。

再來檢查環淵的年代也是異說紛紜的。《宋玉集》言“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則玄淵似乎與宋玉同時而先於宋玉,但文系託辭,不能據為典要。班固說娟子為老子弟子,又關尹亦與老子同時,高誘以為白公時人,但這些都是秦以後的人的說法,同一不足據。最可靠的怕還是《史記·孟荀列傳》,環淵與田駢、慎到等同為齊國的稷下先生,大約與孟子是同一時代的人物,這由他所著錄的《上下篇》的文體和內容即可以得到一個內證。而由先秦諸家序錄如《莊子》、《荀子》、《呂氏》等亦可以得到一些旁證。《呂氏》序關尹於墨翟之次,列子、陳駢、陽生(此人說者多以為楊朱,余疑是庄生)之前。《荀子》序它囂於魏牟之上,則它囂自先於荀子與魏牟,而冠以“假今之世”云云,知相去亦不甚遠。《莊子》所敘列者為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公孫龍,除老聃為例外而外,都是戰國時人,而年代亦顯有次第。惟《莊子》序關尹於老聃之上,於行文似欠嚴密,蓋因老聃之書本由關尹所輯錄,故作《天下篇》的人先出之以示異。至其稱為“古之博大真人”者,“古之”乃形容“博大真人”之語,六字當聯為一辭,不是說關尹、老聃是古代的人。

余之所欲論者,意已盡於此,今更撮述其要點如次:

一、《老子上下篇》乃環淵所錄老聃遺訓,唯文經潤色,多失真之處,考古者須得加以甄別。

二、環淵即關尹、它囂,因音變與字誤而成為數人。

三、環淵生於楚而游於齊,大率與孟子同時,蓋老聃之再傳或三傳弟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追記

此文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於滬上《新文學》雜誌之後即失其蹤跡,今承李可染兄自《古史辨》第六冊中抄寄,得以編入本書,甚為感紉。

今案范環之名又見《戰國策·楚策》,楚懷王欲相甘茂於秦,以問范環,范環以為不可。《史記·甘茂傳》亦載其事,則作范蜎。徐廣雲,“一作蠉。”此乃楚懷王二年事,於時范環必已年老,故得參預國家大事之諮詢。假定於時七十,則上推三十年,正當齊威王二年,四十著書,於理無間。本文中未及引列此事,補志之於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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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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