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炯

一

丁玲是我國二十世紀傑出的革命女作家，也是世界知名的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作為中國人民的好女兒和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她為中國革命事業和中國革命文化事業艱苦奮鬥了一生。

丁玲原名蔣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於湖南臨澧縣。她從小便受到富於新思想的母親及其女友向警予等的影響，萌生了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後到桃源、長沙等地中學讀書，接受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熏陶。1922年到上海求學，認識了李達、瞿秋白等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其後又到北京，認識了後來成為她的丈夫的胡也頻。1927年她在《小說月報》發表了處女作《夢珂》，緊接着又以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轟動文壇，從此成為著名的作家。1931年，她的丈夫、共產黨員作家胡也頻被捕，並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龍華，這促使年輕的丁玲堅定地走向革命。在嚴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左翼作家聯盟的黨團書記和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當時她為廣泛團結知名作家，培養青年作者，發展革命文藝，反擊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魯迅旗幟下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3年5月14日她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囚禁在南京城內和郊區，三年間閱盡了魍魎世界。其間，國內外著名人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柳亞子和巴比塞、瓦揚·吉久里、羅曼·羅蘭等曾發起抗議並開展營救活動。敵人對她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他們做事，都被她拒絕。1936年她終於通過曹靖華、魯迅與黨取得聯繫，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逃出敵人監視的樊籠，輾轉到達陝北保安，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當時毛**曾贈她一首詞《臨江仙》：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足見革命營壘對這位女作家的重視。按照她自己的願望，她被派到前線紅軍部隊去擔任團政治部副主任。此後她就成為人民革命根據地的文藝界領導人之一。新中國建立后，她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和中國文聯**團委員、黨組副書記、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副**兼黨組書記。然而，1955年和1957年她卻先後被打成所謂文藝界“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又遭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在共達二十一年的時間裏，她不但失去發表作品的權利，而且受到“*****”的衝擊，被囚禁過，還被轉移到山西長治的農村去。1979年她的錯案經中共中央批准平反改正，才回到了北京。雖然，那時她已達七十五歲高齡，卻仍以積極的姿態和充沛的熱情投身於革命文學工作，不但發表了許多新作，而且創辦了大型文學期刊《中國》，整理出版了自己的大批著作。1986年，過度的辛勞終於奪走了她的生命，終年八十二歲。

丁玲的逝世無疑是我國文壇的重大損失。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北大荒人民特地製作一面紅旗覆蓋在她的遺體上，紅旗上大書四個大字：“丁玲不死”。這可以說是集中地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她的崇高評價和深切懷念！

現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全集》十二卷，展現了這位作家光輝一生的文學創作的實績，使廣大讀者有可能通過閱讀全集來了解她的創作全貌，以利於更好地繼承她的寶貴的精神遺產，應該說，這不僅是對我國革命文學事業建設的一個貢獻，而且也是對這位傑出作家和卓越文化戰士的最好的紀念。

二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上，作為一個傑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文化戰士，丁玲對本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幾個重要的階段都做出自己的貢獻。

丁玲登上文壇之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當時，新的思潮衝擊神州大地，新文學經過“文學革命”的提倡和“革命文學”的論爭，從“為革命”的文學到“唯美的”文學等各種浪潮都在涌動和推進。但大革命因蔣介石的叛變而失敗，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工農遭到大批屠殺，白色恐怖籠罩着中國。作為愛好文學並同情革命的青年女性，丁玲的內心充滿了苦悶，她投身於文學，開頭不過是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視角去抒發自己苦悶的情思。於《夢珂》中她發出女性對於男權社會的抗議；於《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她喊出女性對於男性極度失望的內心絕叫。顯然，作為女作家，當時她對女性的生活境遇懷有出於感同身受的同情與不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人們反封建的個性解放意識高漲的年代裏，女性解放思潮的崛起並在文學中尋求自己的表現，是很自然的。茅盾曾把莎菲看作“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在創作的初期把關注點放在婦女問題和婦女生活的體驗上，與那個時代的歷史潮流和她本身的思想狀態是相關的。她那時雖然接觸過革命者，但自己還不是個革命者。她仍然停留在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個人主義的世界觀里，而當時的革命低潮，使她一時還看不見歷史的光明前景。她在1928年前後所寫的一系列描寫女性生活遭遇和命運的作品，包括《在暑假中》、《阿毛姑娘》、《歲暮》、《小火輪上》、《自殺日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等所刻畫的形形**的女性形象，從落寞無聊的女教師、失落愛情的城鄉少女到沉淪於屈辱而不知屈辱的妓女，筆墨間既滿含對社會黑暗的憤懣，又透出無可奈何的絕望的色調。這時期她最出色的作品無疑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它以一種異常坦白而真摯的細膩筆觸，描畫出一個少女無法從異性獲得情感和思想寄託的失望心理，這既在題材上是一種大膽的拓展，也在文學對性心理描寫的真實無忌方面超越於前人。

《韋護》是丁玲思想發展和創作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這部以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愛情悲劇為素材的中篇小說，不僅是最初一批表現革命和戀愛相矛盾的作品，而且是表現戀愛應該服從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題的積極性正標誌着丁玲從自己思想苦悶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攏和決心投身革命。而小說那異常真實細膩的筆觸，更把這幕動人的愛情悲喜劇描寫得淋漓盡致。小說主人公麗嘉從失去愛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準備投入革命的浪潮，與原型王劍虹悒悒以終不同，這正說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躍進。事實上從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頻的影響下，世界觀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們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胡也頻還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了左聯執行委員和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三十年代伊始，丁玲的創作可謂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頻等左聯五烈士犧牲后，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編《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產黨，還陸續推出《在一個晚上》、《從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白》、《死人的意志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田家沖》、《一天》、《給我所愛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小說和詩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戀愛”的時代性題材的開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寫工農並為此而親身去體驗工農生活的作家之一。為她帶來巨大聲譽的以十六省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水》以及《田家沖》、《法網》、《消息》、《某夜》等作品，標誌丁玲的筆觸從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轉向了工農勞動人民。儘管這種描寫還欠深刻，畢竟她和當時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魯迅當年《阿Q正傳》、《祝福》等作品所開拓的道路上又邁出有重要意義的一步，即正面描寫和歌頌了勞動人民的革命反抗與鬥爭。就丁玲個人來說，更標誌她的視野從女性的**悲歡和不滿的個人性題材轉向了表現廣闊的社會苦難和階級矛盾；也可以說作為女作家，她從最初性別鮮明的寫作轉向了無性別寫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擔任左聯黨團書記期間，她已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著名革命作家。魯迅曾經這樣評價左翼文學運動：“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的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魯迅還預言：“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魯迅：《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包括左翼文學運動，當然也有它的缺點和局限。但它確實代表着中國前進的方向，代表着中國文藝和文學的未來。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因而，丁玲為左翼文學所做出的貢獻，人們自然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評價。

國民黨反動派對丁玲的綁架並沒有動搖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與敵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終拒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或拋頭露面，也不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被拘禁的後期，國民黨特務機關表面上讓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國民黨特務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實際暗中還被監視。這當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和《團聚》等作品中描寫了這段生活及其心情。這個集子還附錄有她寫於被捕前的《莎菲日記第二部》、《不算情書》、《楊媽的日記》。關於南京這段生活經歷的回憶，後來她曾詳細寫在出版於八十年代的《魍魎世界》一書中。

使丁玲的聲名再次鵲起，是在她到達陝北以後。從1936—1945年，她大部分時間生活於革命聖地延安，雖然其間多次到過抗日前線，包括率領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開赴山西前線。1942年她有幸親身參加毛**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過毛**那篇後來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的著名講話。從此，她堅定地沿着這篇講話指引的文藝道路前進。在這十年間，丁玲在從事革命工作的同時，創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速寫和報告文學。這確實都是如毛**所號召的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學。例如，初當紅軍時所寫的《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東村事件》、《一顆未出膛的子彈》；挺進山西時所寫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臨汾》、《孩子們》、《馬輝》、《西安雜談》、《壓碎的心》、《重逢》、《河內一郎》；在延安後方所寫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入伍》、《十八個》、《二十把板斧》、《在醫院中》和《田保霖》、《三日雜記》、《記磚窯灣騾馬大會》以及《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等。在這些作品裏，她為讀者展現了自己所耳聞目睹的紅軍將領和戰士，前線的幹部和受盡苦難與屈辱卻勇於反抗、不怕犧牲的人民，還描寫了後方欣欣向榮的景象和勞動模範，還有反戰的日本士兵。她的這些作品，雖然大都寫得匆匆，來不及精雕細琢，卻皆滿懷戰鬥的激情，充盈着對筆下人物的同情和熱愛，洋溢着凜然的大氣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精神。對於當時廣大的中國讀者，它們不但是來自前線、來自新世界的寶貴信息，而且是鼓舞他們信心和勇氣的飄揚自北方的獵獵戰旗。

在陝北，丁玲先後擔任過中國文藝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主任委員等領導工作，主編過《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她通過自己的工作，跟當時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一起，不僅把左翼文藝運動的努力繼續往前推進，而且在毛**文藝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為中國人民革命文藝的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石。

而抗日戰爭的勝利帶來丁玲創作的又一轉折，使她有可能開拓新的題材，把握新的樣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丁玲隨軍到了張家口。本來要到關外，但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交通一時中斷，她便參加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到了河北懷來、涿鹿一帶，最後在溫泉村參加了土改的全過程。這是中國長期受到封建統治的地域所經歷的深刻變革，是使地主階級被推翻，而受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卻翻身做主人的偉大變革。它深深激動着丁玲的靈魂，促使她產生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強烈願望。這就是1948年她完成並出版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過去只寫過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那其實是紀實性的作品。因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當時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在人民解放戰爭的背景中展開了北方農村階級矛盾和衝突的圖畫，廣泛地描寫了具有典型意義的農村的許多不同的人物，鮮明而生動地刻畫了他們性格各異的形象。至今人們讀到這部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歷史氛圍，彷彿這是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這部小說鍛煉了丁玲駕御宏大題材的能力，並為她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1951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周立波同樣描寫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榮獲蘇聯**頒發的斯大林文藝獎金。

新中國成立時，丁玲正當年富力強，在創作上她本應有更出色的成就，但她大量的時間都被文藝界的領導工作所佔。她不僅擔任黨的文藝領導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副**，還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名為中央文學講習所），為國家培養青年創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國文壇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鄧友梅、瑪拉沁夫等都在這個文學講習所學習過，親自聽過丁玲講課，並得到她的輔導。她還主編過《人民文學》和《文藝報》。雖然如此，她還寫了《歐行散記》和《糧秣主任》等作品，並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裏》寫出了部分成稿，發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來到她的頭上。1955年，她被作為“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擴大化中，她又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開除了黨籍。從1958—1979年，長達二十一年的漫長歲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長治的農村度過，其間還曾被“***”一度關押到監獄裏。

然而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新的歷史時期揭開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的燦爛前景，也為丁玲的晚年開拓了文學創作的再度輝煌。

1979年丁玲獲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滿當年的熱情投入文學事業中去。她除了創辦大型刊物《中國》，出國到西歐、北美訪問，短短數年中，她寫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訪美散記》和緬懷瞿秋白、魯迅、宋慶齡、賀龍、史沫特萊、茅盾、柯仲平、馮雪峰、胡也頻等人的系列散文，寫出了《魍魎世界》這樣的回憶性作品，還重新寫出原稿丟失的《在嚴寒的日子裏》二十四章。此外，她還寫了不少評論和理論文章，闡明自己復出后的文藝主張，對後進的青年作家勉勵有加。也在這短短數年中，她還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風雪人間》、《魍魎世界》、《生活·創作·時代靈魂》、《我的生平和創作》等作品集和理論批評集。她彷彿不死之鳥——火中再生的鳳凰，在我國文壇銷聲匿跡多年之後，又煥然發出耀目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為之矚目。連美國文學藝術科學院也授予她名譽院士。她的作品被譯為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

新時期是建國以來社會主義文學發展得最好、成績也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勤的創作為文壇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開放、各種文學思潮的衝撞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文藝方向，堅持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

三

丁玲從投身革命起，始終是一位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家。

1979年7月1日，她在一篇短文中寫道：

“黨啊，母親！我回來了，今天，我參加了政協的黨員會。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這一天。為了今天，我度過了艱難險阻；為了今天，我熬盡了血淚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滿希望，昂首前進，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時能見到親娘呵！哪年‘七一’，周圍的同志們都興高采烈，擁擠着去開會，慶祝黨的誕辰。每當這時，我就獨自徘徊在陋巷樹陰，回想那過去戰鬥的幸福歲月，把淚灑在長空，滴入黑土。在那動亂的日子裏，我是飽受磨難。好心人對我說：‘你死了吧，這日子怎麼過？’我的回答：‘什麼日子我都能過。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不失去希望。我會回來的，黨一定會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爛，希望的火花，永遠不滅。’

二十一年過去了，我看見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進黨的行列，可是山高路遠，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黨里來呵！？

二十一年，我被攆出了黨，我離開了母親，我成了一個孤兒！但，我不是孤兒，四處有黨的聲音，黨的光輝，我可以聽到，看到，體會到。我就這樣點點滴滴默默地吮吸着黨的奶汁，我仍然受到黨的哺養，黨的教導，我更親近了黨，我沒有殞沒，我還在生長。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親近了勞動人民。勞動人民給我以溫暖，以他們的純樸、勤勞、無私來啟發我，使我相信人類，使我更愛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為他們服務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滿喜悅的心情回到黨的懷抱，我飽含戰鬥的激情，回到黨的行列，‘黨呵！母親，我回來了’！”

這真是句句血淚，情真意摯，感人肺腑的文字！它真切地表達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崇高胸懷和光明磊落的心聲。也許後人會認為這是她的歷史局限。但歷史就培育過這樣的人，一個無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黨和人民事業的大寫的人！儘管她受到那麼多的委屈和傷害，她對黨對人民始終滿懷熱愛和信賴，而且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去表明自己的這種熱愛和信賴！她始終不倦地宣傳毛**文藝思想，主張文藝家應該深入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並堅持以自己的作品去描寫和歌頌人民及其偉大的鬥爭，真誠地為人民服務。她始終關心人民的命運，特別是廣大婦女的命運，始終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去描寫他們。她後期的散文，筆墨於秀麗中見質樸，於自然中顯洗鍊，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充沛的革命激情，莫不見於字裏行間。讀來，感人至深。她最後重寫的《在嚴寒的日子裏》，不論在細節刻畫的真實上，還是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的描繪上，都更見成熟，於藝術上更為爐火純青。可惜天不假以年，這部比《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更見功力，也更具史詩規模的現實主義長篇未能最後完成。這不僅是作家自己的遺憾，也是我國文學事業的遺憾！

陳明同志在《丁玲文集》第八卷《〈風雪人間〉前言》中，這樣寫到丁玲的晚年：

……經過**的十年浩劫，她痛切感到，在大難之後，國亂民窮，歷史賦予這一代革命作家的責任不是鳴冤訴苦，不是怨懣**。有良心、有責任感、重新獲得了工作權利的作家、藝術家，在痛定思痛之餘，應該總結教訓，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統一認識，統一步調，動員和團結千百萬人民，為黨分憂，為民解愁，為振興中華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在生命的最後七年裏，她爭分奪秒，拿起擱置了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的纖筆，先後寫作並出版了八本共九十萬字的新作。雖然這還沒有完全實現她的創作宿願，長篇《在嚴寒的日子裏》沒有能完稿，但我實在應該說，丁玲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她因勞累而倒在自己的崗位上，她無愧於黨和人民。

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崇高的事業。因為文學作品訴諸廣大的讀者，並以自己所傳達的情操去感染人、影響人，去陶冶和美化人們的心靈。人們把作家看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是沒有原因的。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原始時代思想情感的貧瘠、粗陋，到今天內心世界的如此豐富與優美，與幾千年來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陶冶和影響分不開。所以，一個真誠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對於廣大讀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的時代，丁玲正是這樣一個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她對於黨、對於人民、對於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忠誠和不管什麼情況下都堅持自己信念的堅韌品格，以及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奉獻精神，都真正足以成為後世文學藝術工作者的風範。

四

我國文學評論界在新時期曾對革命文學的歷史價值和歷史地位發生過爭議。由於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有的評者認為革命文學缺乏文學價值，藝術性不高，認為丁玲的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記》，那才是丁玲創作的高峰。而丁玲參加革命后的作品的藝術水平就下降了，多屬概念化、公式化云云。我以為這種評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當然，這種認知的分歧包含着價值取向的分歧。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通過語言所描繪的形象傳達人們的思想和感情。文學的價值從來不限於語言描繪的藝術性，更在於它所表達的思想和感情的時代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思想和感情是否崇高、優美和豐富。歷史上優秀的文學作品都不僅以語言描繪的卓具創造性的色彩鮮明和形象生動，以及想像的豐富和構思的巧妙等形式因素取勝，更以作家所表現的時代風貌是否廣袤和深刻，所傳達思想情感是否具有時代的高度，是否有助於拓展人們豐富的心靈，陶冶人們崇高的人格，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更加優美而定高下。注重文學形式的唯美主義雖非沒有一定的道理，畢竟是片面的。我們固然不應忽視形式的藝術追求，但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僅僅因為形式的完美而顯得偉大。文學作品的品格高下，永遠與它所傳達的思想情感的高下、與作家個人品格的高下相聯繫。《莎菲女士的日記》固然是丁玲的成名作，也是卓具個性特色的感人之作。但丁玲如果僅僅停留在“莎菲”式的創作上，她就很難成為大家。丁玲的傑出正在於她以自己的全部作品寫出了自己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精神歷程，並且廣闊地反映了自己所處的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人民。丁玲的時代無疑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艱難、最有戲劇性的偉大變革的時代。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歲月里，受盡欺壓和蹂躪的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困苦卓絕、前仆後繼的鬥爭，推翻了壓在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翻身做了主人，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丁玲的全部創作正從方方面面反映了這樣的歷史過程，並且凝聚了為這場鬥爭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仁人志士和普通群眾的不怕犧牲、無私無畏的崇高感情與美好理想。她筆下的革命領袖、紅軍將帥、民主人士和工人、農民、兵士，乃至於在苦難中掙扎的各種小人物，都正構成一個時代形形**的人物畫廊，構成一個時代為民族和人類解放而獻身的堅忍不拔的偉大而崇高的情感波濤，在她的作品中始終閃耀着不滿現實，追求人類美好未來的理想精神。這正是丁玲作品的重要價值所在。在表現時代的過程中，她不斷開拓自己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使自己的藝術表達能力走向成熟，走向爐火純青。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時期和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初期，由於應鬥爭的需要和寫作的匆忙，有些作品確有藝術加工不夠，乃至存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但作品中洋溢的激情仍然衝擊讀者的心靈。而像《母親》中所刻畫的自強不息的母親的形象，《我在霞村的時候》所刻畫的忍辱負重的貞貞的形象，《在醫院中》所刻畫的力求改變現實環境的陸萍的形象，以及《彭德懷速寫》中的樸實匆忙的彭總的形象，《一顆未出膛的子彈》中的臨危不懼的小戰士的形象，等等，都十分感人，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從《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起，丁玲躍向宏大敘事，以舒展的畫卷描寫農村社會形形**的人物典型，再現一定時代的歷史風雲。小說中的支部書記張裕民、農會主任程仁、婦女主任董桂花，以及地主錢文貴和李子俊及其女人，還有黑妮等，都見出個性的鮮明，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他們的關係正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極具普遍性的階級關係。丁玲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裏》則展開解放戰爭的畫圖，雖從農村寫起，從已發表的二十四章來看，其宏偉性遠超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至於她後來的散文，更多是使人精神升華的閃光篇頁，寫來樸實、自然，彷彿沒有雕飾，卻呈現一種心靈純真、明爽和壯闊的美。無論敘事、抒情、記人，都有更濃的詩意。如丁玲自己所說，“我以為一篇散文也能就歷史的一頁、一件、一束情感，留下一片艷紅，幾縷馨香。……能引起讀者的無窮思緒，燃起讀者的一團熱情，給人以高尚的享受，並從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實，凈化，升華，使人得到力量，推動社會前進”（《我也在望截流》）。這些散文中有許多字字珠璣的篇什，堪稱藝術成熟的精品。

五

丁玲還是一位熱情的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她寫過許多文字，提攜後進，評論新人新作。她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堅持毛**文藝思想，但她又是從作家的身份，從自己生活和創作實踐的具體經驗出發，從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出發，在自己的評論和理論文章中闡發自己的理論見解。她的評論和理論文章深入淺出，與當時的文藝創作實踐結合得十分緊密，很有說服力。當然，有些文章難免受到一定時代的歷史局限和認識局限，有些批評別人的文章，今天看來並不都正確，如批評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和批評蕭軍的《批判蕭軍錯誤思想》以及五十年代對胡風問題表態的文章等，有的甚至基本錯誤。但她的大多文章至今仍不失有歷史的認識意義。特別是新時期，她的評論文章，如《我讀〈東方〉》、《一朵新花》、《一首愛國主義的讚歌》、《贊〈陳毅市長〉》、《我讀〈洗禮〉》、《漫談〈牧馬人〉》、《我讀〈高山下的花環〉》等，都充滿喜悅的激情，對新湧現的佳作，作出卓有見地的評述和推薦。她的評論力求顧及作家作品的全人和全文，做到“知人論世”。她的評論文字還往往具有一種豪邁的氣勢，這是為她的思想和風格所決定的。她走向革命后便看重文學反映壯闊的歷史現實，描寫人民的豐功偉績，鼓舞群眾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而對於過多描寫家務瑣事、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總不以為然。她的評論很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但她並不忽視藝術性。她不把藝術性簡單地理解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而着重分析形式和技巧如何有力地表現了正確的思想內容。

丁玲的文藝觀經歷了從早期的人文主義、現實主義到後來馬克思主義的演變。特別是到達延安以後，她成為革命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思想，學習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她完全把辯證唯物史觀作為文藝理論的基礎。從那時起，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她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都一貫強調現實生活是文藝的源泉，強調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贊成毛**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工農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把立場轉到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這邊來。她的文藝理論文章中還總結了自己作為作家的許多藝術經驗，對藝術形式和技巧，包括語言的運用等許多方面，也作了卓有見地的論述。她在自己的文章中總不渝地宣傳文藝與人民保持緊密的聯繫，要為人民的革命事業、為社會主義服務；她反覆闡明文藝與生活的辯證關係，提倡文藝應該把反映現實鬥爭和表現革命理想結合起來；她十分重視文藝的特性和規律，倡導藝術創新，倡導典型化、民族化和大眾化，反對墨守成規，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和脫離生活的胡編亂造。儘管丁玲不是專業性的文藝理論家，對文藝理論的許多問題她並非都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在文藝的社會作用，文藝的特性，文藝與政治、人民、生活的關係，以及文藝的繼承和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上，她都捍衛和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由於她以作家的經驗現身說法，她的理論文章更有親切、樸素的特點，娓娓而談，自然流暢，對於青年作者尤有說服的力量。應該說，她的理論批評文章跟她的文學創作一樣，也是我國文學界的重要思想遺產。後人會從她的評論和理論論述中，得到有益的營養和智慧的啟發。

六

這部十二卷的全集，是在十卷本《丁玲文集》的基礎上加以增補編成的，另外，我們在編排上作了必要的調整，對內容重新進行了註釋。增加的內容主要是過去未發表的講話和文章，以及部分過去雖發表過但未曾收入文集的講話和文章，還增補了丁玲親屬提供的部分日記和丁玲給子女和親友寫的書信，以及她遺稿中清理出來的若干隨感性文字。她未發表的講話和文章，如在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授獎儀式上的講話和在莫斯科廣播電台所作的《蘇聯文學在中國》的講話等，以及雖發表過但未收入《丁玲文集》的，如《序〈胡也頻詩選〉》和《批判蕭軍錯誤思想》及對胡風問題表態的《敵人在哪裏？》等。后兩篇文章今天看來自有不妥之處，為保存原來的歷史，都一如原貌未加改動。此外，為了方便讀者檢閱和研究，還編寫了丁玲生平與創作年表附於全集后；為了使讀者更好地了解丁玲的《母親》這部作品，全集中還附錄了她母親余曼貞女士遺下的回憶錄和舊體詩詞。這些詩篇樸實無華，卻無不出於真情，並饒有詩意，從中不僅可以看到老人高潔的生活情懷，也可以領略到老人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富於想像的詩才。讓人感到，她的女兒所以能走上文學之路並取得傑出的成就，與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是分不開的！

我所以被推為全集的主編，這是中國作家協會副**張鍥同志的主意。原先出版社請他擔任主編，他卻因為我是丁玲研究會的會長，便力薦我來做這個工作。丁玲是我所敬重的老一輩作家，又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的原副**，我跟我的愛人王淑秧兩人於八十年代確曾寫過一本研究丁玲創作的著作，因此，我似乎也不好再作推託。幸虧丁玲同志的兒子蔣祖林和對丁玲著作素有研究的王中忱同志作為副主編，承擔了全集的大部分編輯工作，這就大大減輕了我的負擔。河北人民出版社為順利出版這部全集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這裏我尤應表示自己由衷的謝意！

2001年11月於首都望京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