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爸給我寫了三百多封信——巴金侄兒李致的懷念

※四爸給我寫了三百多封信

——巴金侄兒李致的懷念

趙蘭英註釋標題趙蘭英：新華社記者。

10月24日報道：李致從成都趕來，與他的四爸見上最後一面。他洗了洗手，沉重地走進病房。病床上的巴金到了彌留之際。他握了握四爸的右手，軟軟的，還很溫暖。然後，靜靜地在四爸的床前坐了半個小時。這時候的李致，心在流淚，思緒卻紛雜得很。他想到往昔，想到四爸的這隻手，曾經為讀者寫過那麼多巨著，四爸的這隻手也曾經給自己寫過三百多封信啊！

往事歷歷在目。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兒子。父親那年在老家自殺，李致才一歲多。巴金曾說，大哥是愛他最深的人。大哥將最愛的三弟堯林、四弟堯棠送出去讀書，獨自擔起一個沒落大家庭的生活重擔。在家庭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他又支持四弟去法國。巴金回國后，大哥從老家趕來，他們兄弟度過一段最愉快的日子。分別那天，兄弟倆痛苦萬分，淚流滿面。巴金的《家》，就是為大哥寫的。但是，巴金沒有想到，他的小說星期六在報紙上發表，星期天就收到大哥死訊的電報。巴金後來寫過《呈獻給一個人》《做大哥的人》《喚醒被遺忘的青春》《覺新與大哥》等文章，懷念他的親愛的大哥。

巴金也許將對大哥的感情，放在了李致的身上。他供養李致上學。李致十二歲那年得了瘧病，巴金買來昂貴的葯，治好了他的病。1942年，巴金回川，與李致同睡一張床。他為李致題下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心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70年代，李致偷着去看四爸，他們又睡在了一張大床上。1993年，李致去杭州探望巴金。他們叔侄相談，巴金的第一句話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李致回川后，將四爸的這句話當家訓，請人書寫后掛在牆上。

一幕幕，怎能讓李致忘懷？在李致的心中，四爸比自己的父親還要親。李致最傷心的是，四爸早期給他的信，有五十多封在“文革”中被抄去丟失了。保存下來的二百五十多封信，全是巴金在70年代以後寫的。那時，巴金不能發表文章。再後來，疾病纏着他，使他難以寫更多的文章。這時候，巴金對李致說：“我以寫信的方法，表達我的觀點。”

難忘這些信。1987年4月29日，巴金在信中說：“對我來說，我按計劃寫《隨想錄》，而且出齊兩種版本，想說的話都說了，該滿意了吧！可是想到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溫順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寧。對，人怎麼能只考慮自己呢？不管怎樣，我提出來：大家要講真話，為了這個，子孫後代一定會寬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儘力而為。”在1988年冬，巴金又在給李致的信中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又老又病，活下去總有些痛苦，但對我的國家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終放不下這筆。”

1991年冬，李致來上海，向巴金轉達一些出版社想出版他日記的願望，巴金當時有些猶豫。李致回到成都不久，收到了四爸的信。巴金在信中寫道：“關於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行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你剛來信說你尊重我的人品，那麼你就不該鼓勵我出版日記，這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對讀者我也有責任。我出一本書總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日記不另出單行本。”

四川人民一直想在成都正通順街恢復巴金故居。巴金堅決不同意，為此，他有多封信給李致，表達自己的觀點。1986年10月3日，巴金寫道：“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關於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只有極少數的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裏的火就不會熄滅。”10月21日，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信，表述相同的觀點。30日，李致再次收到四爸的信，巴金又一次寫道：“關於故居的事就這樣說定了。不修舊宅，不花國家的錢搞這樣的紀念，印幾本《選集》就夠了。”……

10月15日中午，小林給李致打電話，告訴他父親病危了。今天的李致也已過了古稀之年，和巴金一樣，一頭白髮。他患有心臟病，巴金多次關照他，出遠門一定要有人陪。這回，他沒有聽四爸的話，下午即買了票，一個人飛來上海。這幾天，他的遠在美國的兒子、孫女和女婿等，都趕來了，向巴金——他們至親的長輩告別。

四爸的這隻手，在李致的心裏今天還溫暖着，永遠不會涼下去。李致對記者說：“我們不可能有四爸那樣崇高的境界，那樣博大的胸懷。但是，起碼要像他那樣，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是我們對他老人家最好的懷念和紀念。”

200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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