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走入巴金心靈的人

※一個走入巴金心靈的人

蕭祖石註釋標題蕭祖石：作家。曾與李致同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後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一

1967年5月10日，在李致的記憶中，是最難忘的一天，比造反派宣佈他靠邊站，強迫勞動，打掃廁所還難以接受。因為這一天，“權威”報紙點名批判巴金，羅織了許多罪名，駭人聽聞，把他一向崇敬的四爸，誣衊成了十惡不赦的人。這爆炸性的新聞震動了中國文壇，震動了北京市正義路三號大院的團中央機關。

聞風而動的造反派，馬上貼出大字報，大標語，勒令當時任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社總編輯的李致與巴金劃清界限，交代與巴金的黑關係，揭發巴金的罪行，等等。除了大標語，李致什麼都沒看清。他滿腦子都在為巴金一家的安危擔心：四爸頂得住這來勢兇猛的壓力嗎？蕭姍媽媽和小林、小棠是否受到了牽連？他們還住在武康路嗎？

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堯枚（小說《家》裏覺新的生活原型）的兒子，是巴金的親侄子。巴金供養過他，幫助他上好的中學讀書。按父輩排行，巴金行四。李致叫他四爸。往事，溪流般緩緩地從眼前流過：李致原名李國輝。巴金給他取了個洋名叫Peter（彼得）。李致後來才知道，Peter是四爸年輕時信仰的為勞苦大眾而獻身的俄國革命者克魯泡特金的名字。顯然，巴金希望李致長大以後，成為一個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革命者。1941年，李致第一次見到巴金時，正上小學。因他患過虐疾，四爸以後為他買來一種叫‘撲虐母星’的葯。第二年，四爸回來，李致與他同睡一張大床。那時，李致非常貪玩，常常是到了吃飯的時間，家裏人把他從外面抓回來。四爸風趣地對他說：“你就改名字叫李國飛吧！”李致不知道四爸是在批評他，還想着要真能飛起來才好玩哩！李致看見青年人請巴金題字，趕快仿照。巴金為李致題寫了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心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

1947年，十七歲的李致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在重慶被捕。住在上海的巴金，鞭長莫及，就拜託好友、四川有名望的教育家吳先憂把李致保釋出來；1955年，李致因所謂的‘胡風反革命事件’受牽連，被隔離審查，半年沒有結論。巴金趁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向同在四川團的人大代表、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打聽李致的情況。李致本來就沒有問題，不久就恢復了工作。

李致像株風雨搖曳中的小樹，巴金像呵護他成長的園丁，關注着他。如今，在災禍橫飛、大難臨頭的緊急時刻，他怎麼能不為遭劫的四爸擔憂呢？李致一直心繫巴金。1968年的一天，關在“牛棚”里的李致從《魯迅全集》的《且介亭雜文續編》中，再次看到早在1930年魯迅就讚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時，何等高興，何等激動啊！他在心裏怒斥“四人幫”冒充魯迅信徒，欺騙世人，幹着傷天害理、陷害好人的勾當，天理難容！李致對“文化大革命”極不理解，看見造反派殘酷迫害胡耀邦，曾難過地流過眼淚。他想造反派敢如此殘暴地對待一個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有高度威望的高級幹部，對權威報紙點名批判的四爸必然會更肆無忌憚了。四爸的處境，想必是更艱難更危險了。他無時不在惦記遭大劫的四爸啊！

1971年的一天，團中央在河南黃湖“五七”幹校，放映了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李致心想，這也許是改善四爸處境的先兆，但令他失望的是，片頭片尾都沒有出現“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字樣。由失望變成了擔心，這也許是不祥不測之兆啊！唉，遠離北京的“五七”幹校，閉塞得像只密封的大木桶，什麼風都吹不進去，什麼消息也聽不到。自1966年“文革”以來，六年了，巴金和李致像斷了線的風箏，李致沒得到四爸一星半點消息。苦惱的李致考慮了好久，決定“曲線救國”，先給巴金的女兒李小林寫封信，他想，萬一信落在別人手裏，也涉及不到四爸。發出信，等了漫長的一個月，終於收到了小林的回信，拆開一看，大吃一驚：巴金的夫人——蕭姍媽媽患癌症未得到及時治療而去世了！真是屋漏又遭連夜雨！惡劣的生存環境，失去親人的不幸，多麼沉重的打擊！四爸那受到重創的心靈，多麼需要安慰！李致恨不能馬上衝出這牢籠般的幹校，飛到四爸的身邊，替他分擔一份悲傷，減輕一分痛苦，但是不能，只能望洋興嘆，望月而念了！

二

上蒼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來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1972年，政治形勢稍一緩和，李致趁過完春節從北京返回幹校的機會，悄悄地繞道去了上海，探望日夜思念的四爸。他有地下工作的經歷，宣稱去上海的原因是看眼病，第二天的確去醫院挂號看病，以便對付萬一出現的盤查。四爸一家對李致突然而至，又驚又喜。六年了，大災大難的六年，宛如相隔了一個世紀，能見一面多不易啊！雖是骨肉至親，雖有千言萬語，在那萬馬齊喑，只允許用一種口徑說話的殘酷年代，他只好把話埋在心裏，欲言又止。此時此刻，李致既有劫后重逢、無法形容的驚喜，又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尷尬。他環視着這個昔日寧靜、幽雅的客廳，想起同四爸、蕭姍媽媽在這裏歡聚，暢談歡笑的情景。那是1964年，巴金擔任《收穫》復刊后的主編，每期樣本不多。蕭姍媽媽要過，巴金沒全給，現在給了李致。蕭姍媽媽嗔怪地說巴金“偏心”，那氣氛，那情景，還歷歷在目。

看着眼前這個顯得有些零亂，堆放着雜物，擺了床的大“居室”，李致感慨萬千。但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想法：四爸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政治上受到高壓，身心受到摧殘，被封的書房沒有啟封，被凍結的存款沒有解凍，每月只許取出最低生活費用的惡劣環境中，挺過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還有什麼更高的奢望呢？李致強忍着激動的熱淚，安慰自己：四爸人健在，精神沒有垮，這就是勝利！這就有希望！

望着四爸那期待和詢問的眼神，李致迫不及待向他報告了成都、北京的一些老讀者、老朋友的關心和問候。這些問候，這些信息，猶如嚴冬的一縷春風，黑暗中的一線光明，給了他溫暖的陽光。一向尊重讀者，重視與讀者神交的巴金，“啊、啊”了兩聲，露出久違了的笑容。這就是作家巴金。

晚上，在客廳里與四爸共睡一張床的李致，想起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老家時，他們也是同睡一張床，四爸處處關照他，他對四爸的印象是：身體健壯，滿頭黑髮，和藹可親，每夜寫作到很晚才睡。這個印象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革”前夕。時隔六年，短暫的歲月，四爸居然連一根黑髮也沒有了，是“四人幫”摧殘的啊！

躺在四爸身邊，李致失眠了。他不知道國家的前途在哪裏？民族的前途在哪裏？這黑暗的日子還要繼續多久？四爸還經受得起這殘酷歲月的折騰嗎？蕭姍媽媽又離四爸而去，四爸是何等孤獨！為了不引起四爸的傷感，他強忍悲痛，在四爸面前，從沒有提起過蕭姍媽媽。

時間飛快地過去了，李致多麼想多待些時間，陪陪四爸，讓他高興，哪怕這高興是短暫的也好。況且他這次離開，不知何時才有機會再跨進武康路這個家，何時才能再見到四爸。但是，又不能不離開，因為軍代表規定返回“五七”幹校的時間是不能違背的。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下午。李致在二樓走廊上對四爸說：“回到幹校，我準備要求調回成都。”又說，“如果你的問題解決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勞動供養你！”性格內向，不善言辭的巴金，聽了這擲地有聲的話，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這年，巴金六十八歲，李致正值旺年，四十有三。為了避免離別時的痛苦，李致決定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不驚動任何人。沒想到，為了送他，次日凌晨，四爸幾乎和他同時起床。看見四爸那行動遲緩的身影，看見他那一頭白髮，他的心又急促地跳起來。不巧，天下雨了。俗話說：下雨天，留客天。但是四爸知道，李致是不能留的，趕快拿出雨衣讓李致穿上，相互叮囑“保重”，然後匆匆握手而別。李致在去車站途中滿臉是水，有雨水，也有淚水。

李致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的散文寫的就是這次來滬看望巴金的情景。作家李累看后說：“李致想見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國統區做地下工作一樣，悄悄地相會；叔侄同睡一張床上，也‘不敢深談’。難道這僅僅是巴金與李致兩人的遭遇嗎？不！這個側面，這個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華民族的悲劇。”作家徐開壘則在《巴金傳》中讚揚李致是“患難中見真情”。

三

由於“十年動亂”的共同經歷，由於對很多深層次問題的共識，兩人的心靠得更近，書信往來更加密切了。李致從團中央“五七”幹校調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這時，巴金也已恢複名譽，落實了各項政策。李致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都要他住在家裏。為了便於交談，巴金給予了李致“特殊待遇”，為他在書房支了張摺疊床。總有說不完的話，交流不盡的情況，兩人常常促膝長談到深夜，直到家人多次提醒，李致也催四爸該休息了，巴金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在巴金看來，李致不僅是自己的子侄晚輩，更是可以傾吐心聲的親人。他們每次談及“十年動亂”，談及“四人幫”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的時候，巴金總是痛心疾首，卻從不涉及個人的利益得失；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始終充滿着感情和信心。他說：世界上還是好人多，壞人少，人類社會總是要前進的。我有信心，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奮鬥。是啊，為了奪回失去的十年，他不顧年事已高，夜以繼日地寫作，像一支紅燭，燃燒自己，發出熱和光，溫暖和照亮別人。他以講真話、解剖自己為藝術特色的巨著《隨想錄》，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達到了又一個思想和藝術高峰。那些曾經從巴金作品中受到啟迪、吸取力量、獲得新生，如今又從《隨想錄》中受益的讀者，和那些到四川來旅遊的人們，出於對這位文學大師的熱愛、崇敬和感激，以不同的方式建議四川恢復他在成都故居的原貌，供人參觀。四川省因此成立了恢復巴金故居的籌備小組。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李致，受命轉達群眾的願望和呼聲，希望巴老接受。巴金不同意花國家的錢恢復他的故居，也不同意用他的名字成立文學基金會，即使基金會經費是他獻出來的稿費或是他在國外獲得的文學獎金籌集的。他不止一次地無限深情地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學工作者，讀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是他們養活了我；讀者給我的榮譽太多，受之有愧。我要以實際行動做到言行一致，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好多好心的朋友和讀者，以各種方式，祝他健康長壽。他感慨地說：到了不能工作的時候，長壽又有什麼意義？他始終堅持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不是索取。他懇切地請李致向有關方面說清楚：讀者的好心，故鄉的情義他領了，故居不要恢復，基金會不要以他的名義。李致了解四爸的為人，理解他金子般的心，照辦了。

四

幕幕往事，似影子一樣伴隨着老人。

巴金常常回憶起多次與李致相聚交談的愉悅，回憶起1987年回到他嚮往已久的故鄉——成都，度過愉快的十七天。在那裏，他見到了很多親朋好友，情緒很好，很高興。唯一沒有盡興的遺憾是與李致交談得不多。李致當時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動，又要保證他休息好，沒有見縫插針地與四爸聚談。

李致調到省委宣傳部后，成了“大忙人”，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機會，巴金期盼與李致相聚的願望常常落空。1989年7月，住在上海華東醫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寫信給李致說：“八九月我回家，會感到寂寞。你有機會來上海，找我談談，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燒的火，它有時也會發光，一旦錯過就完了。”李致很激動，他多麼希望有更多與四爸交談的機會，但離不開，條件不允許。於是，他以調侃的方式掩飾自己的歉意，在信上開玩笑說他想去上海，但飛機票太貴，以後只有多吃鹹菜，省下錢買飛機票去看四爸。巴金回信風趣地說：“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請你來上海，買飛機票，實報實銷，不用吃鹹菜。”一來一往，親切、有趣。

五

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使巴金體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嚴重的語言障礙。在說話很困難的情況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開口說：“前幾年，李致他不來，現在晚了，我說話困難了。”惋惜思念之情，溢於言表。李致又何嘗不思念四爸呢！四爸是他行動的楷模。四爸的言傳身教，讓他受益無窮，四爸信仰人生在於奉獻的信條，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說真話”“做好人”一樣，深深地根植於他腦海里，影響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幫助他挺過了“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敢於在造反派的拳頭面前高呼口號反抗對他的污衊。更令他欣慰的，是對那些來向他外調的造反派的軟硬兼施，他從容以對，沒有說一句違心不該說的話、寫過一份與事實不符的材料。因此造反派說他態度惡劣，頑固不化，是團中央機關最後一批解放的幹部。同李致一起關在“牛棚”里的一位團中央負責人曾伸出大拇指稱讚李致是一條硬漢。誠然，說真話不僅是李致一貫堅持的處世原則，也是他要求每個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家規。無論兒子女兒，或是外孫孫女，不管誰犯了錯誤，只要說真話，就會得到諒解減輕處罰或免於處罰。

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從小就愛好文學，自1945年十五歲開始，在成都、重慶、自貢的大型報刊上發表過詩歌、散文、小說等文藝作品一百多篇。解放后，由於頻繁的政治運動和緊張的公務，停止了寫作。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逐漸寬鬆的政治環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審視數十年來的風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長期積累的感情感受，以隨筆散文的形式，如陳釀的老酒，源源不斷地流淌出來。三聯書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內就印了兩次。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學者張問陶“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練工純始自然”兩句詩評價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從小讀巴金的書，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辦文化出版社時“積累中國文化，培養新人”的影響，擔任四川人民出版總社總編輯時，力排眾議，堅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出版方針。但他從不打着巴金的旗號，借用巴金的聲譽結識名人名家，去拉稿子，也從不做巴金代言人，代表巴金髮表意見和看法。他以出版社總編輯的身份，廣泛聯繫作家，親自組稿，組織出版了很多很有保留價值，很有品位的名家名作，又由於出書速度快，質量高，裝幀精美而譽滿全國，李致也因此成了入選中宣部編輯出版的《出版家列傳》中的人物。

李致不斷向名家組稿，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與曹禺、李健吾、沙汀、艾蕪等著名作家成了知心朋友，還寫了不少有關這些名家的回憶文章，這無疑對研究這些名家，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史，是一份可貴的資料，連李致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是他又一份意外的貢獻。

六

是啊，除了叔侄親情，巴金和李致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心靈上的信賴。一向不願意麻煩人請人幫忙的巴金，曾經提出過，當他體力不支，不能堅持工作的時候，希望李致退下來，幫助整理他的日記、書信、佚文，代替他編好全集的最後部分。沒想到，不久，李致被選為四川省政協秘書長，巴金的願望落空了。李致窘迫得不知如何面對四爸才好。慈父般的巴金，非常理解李致的處境，鼓勵他在本職工作崗位上努力做出成績。還幽默地說根據他的表現，要給他打分呢！李致是與巴金聯繫最多、關係最密切的人之一。巴金說他一生中給兩個人送書最多，其中一個就是李致；給兩個人寫信最多，其中一個也是李致。不包括“文革”被抄走、至今沒有找回來的五十封信，李致現存巴金給他的二百五十多封信，信里滲透着關愛和殷切的希望。更讓李致感動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他介紹四川省電視台去上海拍攝專題節目《奔騰的激流——作家巴金》。雖然，事先與電視台商量好，不讓巴金勞累，每天拍攝不要超過一小時，然而巴金畢竟年事已高，感到勞累。一天下午，巴金不幸在書房裏摔壞了腿。李致多次道歉說這與自己考慮不周有關。巴金反而寬慰他：“我摔跤，與你無關，不要你負責，是我自己不小心！”多麼寬厚多麼慈祥的老人啊！

巴金對李致的呵護和體諒，甚至引起了李致的二姐李國煒的“妒忌”，她開玩笑寫信給巴金說他偏愛李致。巴金回了封有趣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國煒：

兩封信都收到，沒有早寫回信，因為寫字困難，我身體比八七年返川時差多了。托李舒愛人帶回日本漆盒一個，是日本一位作家送我的。那是二十七八年前的禮物，雖然成了舊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斷，現在把它作為紀念品送給你，也是很有意義的，從這一點看，我又不像偏愛李致了。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許不能接受，那麼再虛心地反思，我承認我對李致的確有所偏愛，我們見面交談的機會不少，而他又會講話、出主意，經常說服我，打動我，沒有辦法，只有請你原諒了。

還有，李舒日內回家，托他帶去漆盤三套，這是送給你們三姊妹的禮物，一樣的東西，不會不公平。

祝好！

芾甘

7月6日註釋標題《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3頁。

雖是開玩笑的家庭趣事趣話，李致卻感受到了四爸的摯愛和深情，又深感愧疚。為了彌補與四爸見面、交談機會漸少的遺憾，在四爸患有帕金森病，兩手發抖、不能寫信、有嚴重的語言障礙的情況下，李致堅持同四爸通電話。怕四爸因為說不出話而焦急，李致要他只聽不說，讓千里之外的四爸享受到叔侄交談的天倫之樂。當聽到從話筒里傳來四爸平穩、輕鬆愉快呼吸的聲音，李致似乎得到了某種補償，一絲欣慰之情流入心間。在李致的心目中，四爸是一方凈土，走近他，接近他，心靈得到凈化，情感得到升華。日積月累的感情、感受在涌動，在迸發。李致拿起筆，接連寫出了二十多篇情文並茂、膾炙人口的隨筆散文。如《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心留巴金家》《兩個“最後一息”》《巴金的心》《不作盜名欺世的騙子》《白髮》《春蠶》等，把一個虛懷若谷、坦蕩無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一個堅守“做人信條是奉獻，不是索取”的巴金推到讀者的面前，沒有大話，沒有不實之詞，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實。這正是廣大讀者最想了解，最感興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作品後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讀者，不禁驚喜起來：啊！巴金原來是這樣子的。進一步拉近了讀者和巴金的距離。

這些不以宣傳為目的，沒有刻意要表現的主題，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一位頗有影響的文藝評論家稱讚李致深刻地揭示了巴金的內心世界，是走入巴金心靈的人。巴金曾在不同的場合，說過李致是理解他比較多的人。2004年11月，多次採訪過巴金的新華社記者趙蘭英在一篇文章中說：“在李致心裏，四爸巴金勝過親生父親。時常苦惱不被人理解的巴金也多次說李致是比較了解他的。”誠然，巴金和李致除了有無法分開的血緣親情，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共同信仰和風雨同舟時的一致。在那暗無天日的年代，“四人幫”不僅給巴金安上了“反動學術權威”“吸血鬼”等幾項罪名，張春橋還惡狠狠地說，沒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有人說，這下巴金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了。李致沒想這些，他更多的是擔心四爸的安危和健康，他想方設法與巴金取得聯繫后，冒着政治風險，悄悄地來到了四爸身邊。感情豐富的巴金，是何等感動啊！這大概是巴金向李致敞開心扉的思想基礎，也是李致走入巴金心靈的橋樑吧！

在李致看來，他遠沒有透徹地理解四爸那像海一樣寬廣和深邃的心胸。他知道的四爸，不過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理解、承傳四爸“人生是奉獻，不是索取；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需要不斷地學習和不斷地提高思想境界。四爸永遠是他學習的榜樣，是他人生行進的航向。

2005年5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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