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三化”是形勢發展需要

|突破“三化”|

※突破“三化”是形勢發展需要註釋標題本文系1979年12月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原載《出版工作》1980年第1期。

地方出版社的方針，過去局限在“三化”，即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上。出書強調八個字：字大、圖多、本薄、價廉。內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圍繞中心，配合運動，宣傳典型。其結果，二十多年，本版書出得不多，有保留價值的更少。好的文藝書、科技書源源外流，我們連一本中長篇小說都沒有出過，根本談不上團結本省作者。本版書在書店占的比例很小，書店搞本版圖書的同志感到很窩囊，不想干。讀者的意見更大，說我們“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長篇小說《春潮急》的作者是四川人，但書是在上海出的，許多人為此批評我們。出版社在省內沒有應有的地位，與上述情況分不開，因為你沒有出什麼有價值、引人注意的書嘛。

粉碎“四人幫”以後，群眾迫切要求解決“書荒”問題。特別是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群眾要求為實現“四化”貢獻力量的時候，對書籍的要求更加迫切。四川這麼大，一億人，全國哪一個出版社都包不了。全國分給我們的書有限，很多書拿不到門市部。當我們看見群眾通宵排隊買書，或進書店買不到需要的書的時候，作為出版工作者，心裏的確感到難過、內疚。

1979年12月，國家出版局在湖南長沙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李致（右一）和袁明阮（中）與遼寧省、吉林省的代表合影

認識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明確要突破“三化”這個束縛的，而是形勢發展、讀者和作者要求我們這樣做的。例如：1977年我們得到《周總理詩十七首》的書稿，但中央領導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呢？我們反覆研究，群眾對總理是這樣的熱愛，總理的詩是這樣的珍貴，下決心出版，出版後果然受到廣大讀者熱烈歡迎。接着又出版了《羅瑞卿詩選》，全國發行五十多萬冊。粉碎“四人幫”以後，許多老作家煥發革命青春，寫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有人建議我們出版老作家的近作。出不出？開初只出版了郭老、巴金的，因為他們是四川人，同我們挨邊。茅盾、周立波、嚴文井等不是四川人，出不出？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決定出。全國科技大會以後，不少專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來，如著名老中醫李斯熾的醫案、陳達夫的《中醫眼科六經法要》。我們能因為固守“三化”，而不出這些專著嗎？當然不能。這樣，就突破了“三化”這個框框，情況大有變化：不僅把本省作家團結住了，省外也有不少作者來稿。兩年來，我們還出版了曹禺、陳白塵、艾蕪、何其芳、葉君健、唐弢、臧克家、王朝聞、馬識途、柯岩、金近、包蕾、葉永烈等同志的書。真是路子寬了，書也多了。目前，本版書在省內書店比例增大，書店搞本版圖書的同志也高興了；有些縣店過去看不起本版書，訂貨少，現在感到吃了虧。聽說文代會期間，在北京王府井書店看到有二十一種川版文藝書。兩年來，國際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訂川版圖書共一百零六種。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省委宣傳部對出版社曾多次鼓勵。出版社的同志很受鼓舞，許多同志表示要熱愛出版事業，甘為他人做嫁裳，認真干十幾年，為四川留一兩百本“保留節目”。據我們所知，全國還有不少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搞得很好，很活躍。如果把全國所有地方出版社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開展競賽，對繁榮全國的出版事業會大有好處。

我們這樣做，會不會發生一些問題呢？

會不會忽視地方的特點？地方出版社當然要有地方特點。有特點，有個性，不一般化，才會受讀者歡迎。例如，我們根據毛澤東同志選讀過的有關四川的詩詞，出了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明朝詩人詠四川》，不僅省內歡迎，省外也銷了不少。四川的中醫、口腔科全國有名，我們出版的有關中醫和口腔的書很受歡迎，香港訂數不少，馬來西亞的華僑還來信要求函授。川戲劇本文學性強，富有幽默感，在本省有群眾基礎，在外省也受歡迎，甚至日本東京的書店也來購買。至於本省作家的創作或選集、革命回憶錄、旅遊圖書（從峨眉山到三峽），以及科學家的專著、畫家的畫集等，我們都要出版。

會不會忽視面向農村和青少年讀者？地方出版社應該把面向農村的讀物出好，並多出教育青少年的書。幾年來，我們有了“農業科技”叢書、“農業機械”叢書、公社生產隊會計教材。每年下鄉的曆書、年畫和春聯，數量都是很大的。最近出了農民識字課本，還準備出社員家庭副業小叢書。我們根據本省青少年的需要，出版了不少青少年讀物。如“數理化自學”叢書、《中學英語常用詞例解》《魯迅作品教學問答》等，發行十幾萬、幾十萬冊。至於中、小學教科書，我們是做到“課前到書，人手一冊”的。

會不會忽視抓本省作者和培養新生力量？我們今年出版的近三百種圖書，絕大多數是本省作者。工人、農民、解放軍中冒尖的業餘作者，我們都分別出了一些個人的專集。今年我們所出的幾本受歡迎的書，如《周總理青少年時代》《在彭總身邊》《高能物理入門》等，都是業餘作者搞的。

會不會造成出版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幾年，我們組稿面較寬，不只與中央一級出版社、上海的出版社發生關係，與一些地方出版社也發生關係。實踐證明，我們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基本上是互相支持的。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嚴文井、韋君宜同志就很支持我們，給我們鼓勵和指教。我們和江西人民出版社還共同出版了《朱總司令在井岡山》。有時也碰到矛盾。如我們和百花文藝出版社都準備出版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後來經過協商，我們只發行西南地區，把矛盾解決了，與百花的關係也密切了。我們遵循三條原則：一是虛心向各兄弟出版社學習；二是不用不正當的方法拉稿，堅決不“挖牆腳”；三是有了矛盾，本着互相諒解、互相支持的精神協商解決。如果說兄弟出版社之間要有一點競賽，主要應從定好選題、縮短出書周期、搞好裝幀設計、提高出版物質量等方面來努力。

會不會不量力而行，甚至粗製濫造？這的確是一個要注意的問題。戰略上要大膽敢幹，戰術上要小心謹慎。出《周總理詩十七首》的時候，為避免錯誤，我們一面派人查證、對原稿，一面把註釋拿去請教趙朴初同志。曹禺把《王昭君》交我們出版，有些同志擔心出不好（巴金同志還來信叮囑我們要認真），我們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領導、編輯、設計、校對、出版和印刷廠都下力氣，書出以後曹禺同志感到滿意。但最近由於出書多，加上麻痹大意，差錯增多，我們一定力求改進。

20世紀70年代末，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出版的幾種出版物：《周總理詩十七首》《詩詞若干首》《詩若干首》

總起來說：我們出書不局限在“三化”以後，不是不可能出現上述這些問題，但並不是必然會出現這些問題。關鍵是我們自己的指導思想要明確，工作要認真。

發揮地方出版社的積極性，是出版戰線解放思想的一個結果，也是出版戰線大好形勢的一個表現。通過這次座談會，更幫助我們弄清一些問題，有助於改進今後的工作。我們的工作也一定會出現某些缺點或錯誤，但只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原則，隨時總結經驗，改正缺點和錯誤，我們就能和兄弟出版社一道前進。

1979年12月

附記

1979年12月，國家出版局在長沙舉行的會議，在我國出版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明確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時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的許力以說：長沙會議的確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很重要的會議。回顧“文革”后，國家出版局主要是批“四人幫”和解決書荒問題。在會議之前，以湖南、吉林、四川為代表的一批地方出版社，在實踐中突破了“三化”方針的束縛。會議中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這篇發言（大會最後的一個發言），以四川省的實踐回答了這些不同的意見。曾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的劉杲同志曾撰文回憶，這次會議“四川的李致、湖南的胡真最活躍”。許力以曾回顧：“四川出版社的同志也慷慨陳詞，認為過去局限於‘三化’：出書強調字大、圖多、本薄、價廉。有保留價值的很少。李致同志認為應突破‘三化’方針的束縛，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他說：四川這麼大，一億人口，全國哪個出版社都包不了。他說四川不但要出四川人郭老、巴金的書，還要出不是四川人的茅盾、曹禺、周立波、嚴文井等人的書，而且現在正在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他論述了本省與全國的關係。他認為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點，要有個性，才不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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