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貫徹黨的出版方針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認真貫徹黨的出版方針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註釋標題本文原載《四川日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四川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全省出版社由一家發展到二十一家。出書品種和印數都有較大增長。僅1985年，即出書一千八百多種，五億八千多冊。幾年累計，發行到海外的圖書有一千五百多種，六十多萬冊。更重要的是出版了一批質量較高、在全國有影響的好書，其中有不少在全國獲獎。

我們深切地感到，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是貫徹出版方針的一個關鍵問題。出版工作對“兩個文明建設”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理所當然地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早在1980年，社會上公案、偵破、言情、打鬥等幾類小說開始泛濫，有一個省外古舊書店要我省出版社出版這類小說，雖然從中可以得一筆錢，但從社會效果考慮，我們一本也沒有出。相反，我們卻出版了有關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老作家的近作，還出版了滿足農村和青少年需要的圖書。1980年出版詩集賠錢，我們卻出了二十三種。著名詩人馮至曾熱情讚揚我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說我們的工作“換來了金錢所買不到的東西——百花齊放、文藝繁榮”。這對我們鼓舞很大。

1986年全國書展川版圖書的宣傳廣告

1986年全國書展銷售大廳一角

1986年，陳翰伯（左）在全國書展與李致交談

不當出版商，並不是不講經濟效益，而是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1981年我們提出這樣的原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賺則賺，該賠就賠。賺，是薄利多銷，而不是越多越好；賠，能不賠就不賠，能少賠就不多賠。實行統一核算，以盈補虧。不以賺錢多少作為考核幹部和出版社工作成績大小的主要標準。後來，我們又加了一句話叫“用之有方”，也就是說把盈利的一部分，用於降低再版書書價，把書籍裝幀搞得更好些；花點錢培養本省作者，以繁榮我省的出版事業。

1986年，李致與作家唐弢（中）和蕭乾（右）在全國書展

我們十分注意出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較好的書和畫。如1982年在美人頭像充斥年畫市場的時候，我們創作出版了年畫《敬愛的元帥》。這套年畫獲第六屆全國美展金獎和第三屆全國年畫一等獎，發行量為建國以來所罕見。又如受少年兒童歡迎的“小圖書館”叢書，開始出版時，略有虧損，但堅持出版，現已出七十五種，已轉虧為盈。當然，也有些書，例如“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受到中外出版界的好評，讀者也歡迎，但它印數不大，多有虧損。對這類書我們就撥款支持它的出版。

我們工作中也有一些問題。例如，一段時期由於過多考慮經濟效益，有的不該出的書也出了，而該出的書卻沒有出；有的書雖然允許出版，但印數失控；有的社超越專業分工出書；出版社與書店的關係曾一度緊張，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及時加以解決和糾正，領導還作了自我批評。

全國書展正在北京舉行，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全國各兄弟出版單位貫徹黨的出版方針和出好書的經驗，把我省出版工作再向前推進一步，對“兩個文明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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