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擔待的領導,講真話的老師

有擔待的領導,講真話的老師

有擔待的領導,講真話的老師註釋標題本文摘自筆者所著《影像故事》。

◎包川

1980年羅蓀夫婦入川,李致老師和我陪同他們參觀杜甫草堂。參觀草堂之前,我們先去參觀了武侯祠。武侯祠還專門派了一個解說員陪同,那是個個子高高的年輕姑娘,可能剛剛高中畢業不久,還十分稚氣。她在講解中難免出現一些失誤,我猜想大家也許沒太在意。但就在行進途中,李致老師故意落在我們三人之後,悄悄對小姑娘說著什麼……看見小姑娘頻頻點頭,我猛然明白了,他是在糾正她的某些失誤,又考慮到小姑娘的自尊心,給她留面子,刻意不讓其他人聽見,多麼周到!那時他還是四川人記出版社的總編輯。

大約是1983年左右吧,李致老師調到省委宣傳部后發生的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全軍的部隊作家來川參觀訪問,因宣傳部長許川和李致要來和他們座談,作協就安排我們本省一些人去參加,我也去了。我的同學李雲良是海軍的,海波是從四川大學出去的,熟人難得見面,所以我們就坐在一起,這樣也就認識了喬良和黃其卉。聽完兩位部長的講話后,大家開始提問,兩位部長也一一作答,氣氛十分融洽。突然,有人問道:“你們四川的反自由化開展得怎麼樣?”這是個在當時非常敏感的問題,怎麼

回答呀?我都替兩位部長捏了把汗。不料,李致部長隨即回答說:“我們四川存在的問題,我看,主要還是思想解放的問題……”當時,我們坐在一起的幾個人都很感慨,記得是喬良吧,他悄悄跟我說:“有這麼開明的宣傳部長,你們四川作家真幸福!”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李致部長,講真心話的李致老師!

開明的宣傳部長令我們覺得有幸福感的是1984年,我們《四川文學》準備再辦一個大型紀實文學刊物《人世間》,這個刊物能夠順利地在1985年初出版發行,並首發創出六十萬冊的高紀錄,多虧了李致部長的支持。因為,那個頭條《十年動亂》還未發表,就已經引起了很多人的異議。但是,李致部長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當過出版社總編輯的他,豈肯讓好稿子從自家手中流向他處?所以他讓我們把稿子送審,他親自逐字逐句審完稿后,同意發表。他這是為了保護我們,為我們承擔責任啊!果然,一經發表,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受大家喜歡;但是,也有那麼一些“報告文學作家”的作品,雪片般飛到省委宣傳部。我完全能想像,當時李部長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弄不好,那是要丟官的……他就是這樣一個有擔待的事業型的官!難怪,喬良會說“有這麼開明的宣傳部長,你們四川作家真幸福”。

而開明的宣傳部長讓我直接感受到幸福的是一件小事。大概是1989年初,之光老師生病住院了,化石老師和我去醫院看望。碰巧,李致部長也來了,他見到我就說:“小包川,我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會很感動。有一天我去看沙老,他問我:包川為什麼還待在編輯部不下去寫東西?是因為沒錢嗎?要是有困難,我借錢給她,等她今後拿了版稅再還我;若是還不起的話,就算了。”他的話音剛落,化石老師馬上接嘴道:“沙老這話哪是給包川說的,他是說給你聽的,說給你聽的!”李致部長一愣,恍然明白地“啊”了一聲,我敢肯定沒停頓三秒鐘,立即表態說:“好,小包川,你打一個創作計劃的報告,直接交到宣傳部來,我來處理這件事。”我想,他知道黨組幾年前就決定不再設專業作家,而作協的年輕人都想搞創作,明白我這事黨組很為難,他又用自己的肩膀,為黨組把責任承擔了。不到一個月,我的創作假就獲准了。

沒錯,他是官——是個勇於擔待的官,卻更是出版家、作家、跟作家們心靈相通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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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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