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
李致：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
◎阮長安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的兒子。在與巴老幾十年的接觸中，李致對巴老有不少獨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給李致的信中說：“我離開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著名評論家廖全京曾這樣評論李致：他走過了一段很長的路，這幾十年裏，他漸漸悟出了人生和藝術的真諦，他把自己在這幾十年裏這一點、那一點的感情，認真記錄下來，積累起來，漸漸變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這就是李致，平靜的、樸素的李致。從這些文字裏，我慢慢咀嚼出一種味道，一種既複雜又純粹的味道，那就是愛。
他是作家巴金的侄子，也是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還是一位從17歲就參加革命並曾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老幹部。
他學生時代就發表文章針砭時弊揮斥方遒，但1955年因文章被隔離審查后，數十年間幾乎沒有再動筆寫東西；爾後又長期在出版界、文藝界工作，少有作品問世；退休后在巴金的鼓勵下才再次拿起筆寫作，他的那些“傾訴自己的情感，剖析自己的人生”的散文和隨筆，深得圈內好評，熟悉他的人都說，他其實是一位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
他小時候與巴金同睡一張床，數十年間，巴金給他寫過300封信，深入交流探討親情人生，被巴金稱作“理解我多一些的人”。他個子不高，滿頭銀髮，和藹親切的目光中，很有幾分巴金的風貌。
“文革”中為了“劃清界限”，他貼過胡耀邦的一張大字報，“這是我人品上的一個污點”，晚年寫就的隨筆中，他毫無諱言地不止一次反省和剖析自己，筆墨間清晰可見巴金《隨想錄》中“說真話”的風骨。
他就是李致。
“做人要有一個道德底線”
李致目前住在成都。5月16日下午，華西都市報記者來到位於成都芳草西一街的李致家裏，和這位80多歲、滿頭銀髮的老人促膝長談。
房間的客廳很小，擺着一套老式沙發，有些地方已經褪皮了，坐上去一蹭，碎皮就往下掉。這套不大的房子裏，到處堆滿了各種書，李致和巴金的幾張照片擺放在很顯眼的位置。客廳牆上掛着一幅書法橫幅，上書“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時，巴老送給李致的贈言，李致請人寫好裝裱后掛上去的，“這是我的座右銘。”
談話從巴金對李致的影響說起。
作為巴金的侄子，李致一直喊巴金為“四爸”，還曾經寫過一本名為《我的四爸巴金》的回憶錄。李致說：“我這一輩子，受四爸影響很多。巴老先後給我寫過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寫到，‘我離開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橫幅上這兩句話，是巴老90多歲的時候對我講的，”李致回憶說，1997年他到杭州去看四爸，“他那次頭腦還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說，下午我們還可以認真談一談。”
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斷斷續續談了很多，李致至今還記得，巴老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這句話，李致不斷反思自省，後來乾脆就當做自己的座右銘了。
“巴老當時說，在舊社會人都是要做點功德的事情，修橋補路，積陰德嘛。聯繫到現在，任何東西都有一個道德底線，不管你是賣酒的，賣葯的，做什麼事兒都應該有一個道德底線，不能損人利己。假藥、假酒、假奶粉這麼一弄，大家都有一個恐懼心理了，社會就會亂套，所以我就覺得，做人要有一個道德底線。”
“巴老影響了我一生”
“文革”后，巴金提出“講真話”，《隨想錄》出版后影響很大，其中也與他“講真話”有關。當時提“講真話”，是針對“文革”中講假話、講空話、講套話的，當然主要針對的是講假話。
但實際上，巴金主張講真話，並不是從七十年代開始，而是早在1942年。李致說：“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書中提到，巴金給我題字，是在1942年，就說到了‘講真話’，應該說，‘講真話’是巴金一生一以貫之的主張。”
李致還回憶了巴金給他題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於成都北門鎣華寺街的家，當時只有12歲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張大床上。那時候李致見有許多青年學生都來找巴金在自己的紀念冊上題詞，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紀念冊”請四爸題詞。巴金並沒有對年幼的侄子應付了事，而是非常認真地用毛筆給他寫下了：“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這四句話，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響一生的烙印。
李致說，這四句話，他的理解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小時候最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讀書”。長大了才懂得，這四句話中，關鍵是后兩句，核心問題是“講真話，做好人”。李致說，這四句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他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子輩。
“講真話，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寫照，也是李致畢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說，他在‘文革’中講了許多違心的話，這些，他自己也在《隨想錄》中做了反思。可以說，巴金做到了講真話。至於‘做好人’這一點，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總是講，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給我講‘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鬥，關牛棚的前一天，他對愛人說：“第一，我不會自殺，更不賣友求榮，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會承認。”他總結說，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
李致說：“別的我不敢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間，不管我談我自己的問題，或者要一定要我去談別人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講一句假話，這個我是堅持了。可以說，巴老影響了我一生，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文革”中貼過胡耀邦的大字報“這是我人品上的一個污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往事隨筆”的總題下，李致先後寫了幾百篇隨筆和散文，隨後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顧》《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終於盼到這一天》《銘記在心的人》等。
李致開始寫這些隨筆的時候已經70多歲了，“一生中接觸了不少人，也經歷了不少事件，這些人和事與時代的變遷分不開，也可以說是時代的某些縮影或者折射，我需要傾訴自己的感情，回顧自己走過的路，並對這些經歷作出一些剖析，儘管這種剖析並不深刻。”
可是，就在這些他自認為“自我剖析並不深刻”的書里，讀者也能看到一個既複雜又純粹的李致，看到字裏行間充滿的樸素、平靜和愛，巴金倡導的“說真話，做好人”，以另外一種形式體現的淋漓盡致。
在《終於盼到這一天》這本他自譽為“我個人的文革博物館”的隨筆集裏，他講述了一個個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小故事，其中的一篇談到自己曾貼過胡耀邦的大字報。
“文革”爆發時，李致剛剛到團中央工作不久，擔任《輔導員》雜誌總編輯，與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有過一些接觸。“那陣子我們的壓力很大，中層幹部都必須要劃清界線。在這個壓力之下，我也貼了一張胡耀邦的大字報，揭發他‘反對毛澤東思想’。”
時至今日，李致依然在自責，採訪當天，滿頭銀髮的李致誠懇地再次提到這件事，並重複了幾次，“貼胡耀邦的大字報，這是我人品上的一個污點。”
李致認為，“要把自己這些經歷抹殺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真正有自信的，有勇氣的人，過去的錯誤是應該承認的。”
夢想做演員的李致最終卻只能當個“振興川劇”積極分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以寫作出名的李致，最開始的人生夢想卻是“做個演員”。
李致17歲入黨，做地下工作那些艱難歲月里，他也是曹禺的戲迷，最喜歡曹禺的戲劇。作為四川人，“看了《柳蔭記》，從此愛川劇”，李致也是個地道的川劇迷。
李致說：“剛解放時，組織上問我想做什麼。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文藝，當時就回答說‘最想當個演員’，卻被當時的一個領導呵斥了一頓：現在這麼缺幹部，你讀過書，當什麼演員啊，就去做共青團工作吧。於是，我的演員夢想就這樣破滅了。”
“一輩子沒有登過台表演一回”，這成為文藝愛好者李致經常念叨的遺憾。但巧合的是，此後的生活中，他和川劇結下了不解之緣。
七十年代後期，李致回到成都，在出版部門工作，工作之餘，李致也認識很多作家和藝術家，其中一些也成為很好的朋友。轉眼到了80年代，李致到了四川省委宣傳部工作。1982年，四川省提出“振興川劇”的號召，並成立了領導小組，李致這個“文藝愛好者”是這個小組的副組長，負責起了“振興川劇”工作。
1985年，李致曾經帶着川劇團，來到西柏林（那時候德國還沒有統一）、荷蘭、瑞士、意大利，巡迴演出四十多天，這是川劇第一次大規模出訪歐洲並進行商業演出，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
1987年、1990年，李致先後兩次帶着川劇團到日本演出，在日東京一共是有11萬人次看了四川的川劇。
由於這層關係，李致和很多川劇界的名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在他的《銘記在心的人》這本書中，記載了與多位川劇名人的交往歷程。
10年前，李致寫過一本《我與川劇》的隨筆，記錄了他與川劇界交往的各種軼事。今年是四川提出“振興川劇”口號30周年，這本《我與川劇》也將出版增訂本。李致這幾天正忙着看新書的版式，預計很快就會這本書與讀者見面。
他說：“振興川劇，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我都坦率的說，過去很多老一輩的很多同志都還在，鄧小平同志、楊尚昆同志、張愛萍同志，也是很重視川劇，他們曾在不同場合說過，川劇如果在你們這一代消亡的話，你們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當然現在川劇列入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真正來講目前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
平時閑暇的時候，李致也會去看看川劇演出，“現在川劇演出不多，但是凡是有重要的演出，大家都很願意請我去，因為我是振興川劇的積極分子嘛。”
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
詩人沈重曾經說過，李致是一位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
情況確實如此。
出生於1929年的李致，從小就在成都長大。14歲時，李致在一家教會學校讀書，在校刊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偷營》。解放前，艾蕪主編《半月文藝》，李致也投稿在上面發表過文章。受五四新文學影響，他1946年就參加學生運動，加入了地下黨，這期間發表過100多篇“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文章。
1955年，因為在文章中引用過胡風一句話，李致被隔離審查半年，“把思想搞亂了，自此不再寫作”。
這一擱筆就是將近40年。
偶有例外的是，1960年，李致在擔任《紅領巾》雜誌總編的時候，接受任務採訪劉文學，寫出了那篇有名的通訊《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
“這是一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的產物，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篇通訊也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如今的李致這樣評價這篇曾引起全國轟動的通訊。
六十年代，李致調到北京，在團中央工作，任《輔導員》雜誌總編。“文革”中被關牛棚，恢復工作后回到四川，先後在出版界和宣傳部工作，這期間少有作品問世。
李致重新提筆，是因為受到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勵。離休了做什麼，當然是搞寫作，這是他在一篇文章當中講過的。
1993年，李致賦閑在家，愛人又長期生病，他的重心以照料愛人為主，也有了更多時間來思考和寫作。“我還算不上世紀老人，但是離世紀老人也不算太遠了，也經歷過這麼一些階段，對人生也算是有些感悟。所以我就以一個總的題目，叫做《往事隨筆》，來寫我的一生。”李致說，自己的本意是想借寫這些東西，重新審視和剖析自己，使自己再受到教育。
筆杆子一動起來就不可收拾，已過花甲之年的李致，在不長的時間內寫出了十幾本書，包括《往事》《回顧》《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終於盼到這一天》《銘記在心的人》等。
這些書里，李致以樸素的筆調，飽含感情地記錄了諸多親人、戰友、藝術家的生活點滴，筆墨大量着眼於他們怎麼做人。由於他出版家的身份，以及後來分管文藝的官員身份，他與茅盾、曹禺、李健吾等文學家，與諸多藝術家甚至胡耀邦、賀龍、張愛萍等國家領導人交往的點滴也都反映在書稿中，這些也成為研究中國那段歷史的難得史料。
著名評論家廖全京曾這樣評論李致的文字：他走過了一段很長的路，這幾十年裏，他漸漸悟出了人生和藝術的真諦，他把自己在這幾十年裏這一點、那一點的感情，認真記錄下來，積累起來，漸漸變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這就是李致，平靜的、樸素的李致。從這些文字裏，我慢慢咀嚼出一種味道，一種既複雜又純粹的味道，那就是愛。
“資深電腦迷”李致
令人沒想到的是，今年83歲的李致，是個地道的電腦迷。每天在電腦上看新聞、收發郵件、寫日記、和子女QQ視頻聊天，成了李致的“必修課”。
李致說：“在我們這個年齡的作家中，我所知道的，馬識途馬老是第一個用電腦的，我可能是第二個，我的‘腦齡’已經有十三四年了，從1998年就開始用電腦寫作了。”
提起剛開始學電腦，李致還有很多好玩的小插曲，“我是在關愛和訓斥中間把電腦學會的”。
李致學電腦的“啟蒙老師”是自己的外孫和女兒。今年已經32歲的外孫先後就讀於成都樹德中學讀書、清華大學和美國普渡大學，自小就是電腦高手。“我說要學電腦，可是不會拼音，五筆輸入也太麻煩，女兒幫我買來寫字板，一下子就解決了輸入問題。剛開始我連鼠標都不會用，外孫覺得我簡直沒有辦法教，急了也會訓斥我。”
為了學電腦，李致從開機關機開始，將需要的步驟一步步記在筆記本上，幾經折騰，終於掌握了使用電腦的各種技巧。
李致在電腦上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懷念著名川劇演員競華的，那是1998年9月2日，寫完了之後，不知道按錯了什麼鍵，文章一下子都沒有了，但“還好是剛剛寫完，思路還沒有斷，馬上又重寫了遍。”
除了用手寫板寫作，李致還堅持每天在電腦上寫日記，記錄每天的生活和感想。每天晚上把當天的日記寫完后，李致還通過電子郵件群發功能同時發給在美國的兒子、女兒、外孫、外孫女。由於時差的關係，第二天，李致才會在電子郵件中查看到兒女們的回復，“兒女們回復的一般很及時，但同時發給外孫們的日記，他們年輕人回復的比較少，只是偶爾回復一下。”
此外，寫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需要查資料，他也能上網自己查東西了，“基本上要用的都會了。”
李致目前是標準的“空巢老人”，兒女們都在美國，只有他一人在國內，老伴去世后，只剩下一個保姆照顧他。為了方便和兒女聯絡，李致還每天都要在網上跟兒女通一次視頻電話。
從早上六七點到晚上十二點，李致泡在電腦前的時間差不多有七八個小時。
不過，這段時間，“資深電腦迷”李致受到了醫生的嚴厲批評：每天上網時間過長，下肢運動量太少，83歲的李致雙腿已經有些水腫了，檢查完身體，醫生給他開了些必備的對症葯，同時還開出了藥方——少上網。
“老了，要聽醫生的話，”李致說，這段時間，他每天上網比以前少了很多，除了寫日記、與子女聊天、寫點東西以外，他基本不上網。
聞酒香解饞
“空巢老人”李致，其實日常生活安排的挺滿的。
早起到小區圍着花壇轉三圈，已成為李致多年養成的習慣，只要天氣條件允許，他基本沒有間斷。
孫女去美國前給他留下一隻小狗，這條小狗已經陪伴了他4年多，李致很喜歡它，出門鍛煉時也會帶上它一起。“它看門很厲害，有時候客人來敲門了，我耳朵不太好聽不到，它聽到了就會跑到我跟前來，朝着門口的方向一直叫，提醒我有人來了。”
上至百歲老人馬識途，下至80后的文友，李致都能談得來。
日常除了寫寫文章，在家裏會會朋友也是經常的事情，“我以前在青年團工作的，在出版社工作的，還有文藝界的朋友，另外就是文友，他們都喜歡到我加來，一個星期總有兩三次吧，差不多隔天就有朋友來。”
此外，馬識途馬老將近百歲了，“他是我的老師，也是忘年交，我們年齡都大了，很快就要面對死亡這個話題了，得抓緊時間多看看他。”李致說，現在基本每隔10天去看一次馬老，“我去就和他講清楚，每次不超過一個小時，時間長了，我怕他身體吃不消。”
“但是馬老的精力好，我每次去，不管我一個小時還是一個半小時，90%的時間是他在跟我講話。”
李致非常喜歡喝白酒，但由於身體原因，他已經十多年沒有喝過了，就連葡萄酒，也只是在實在推不掉的時候偶爾喝一口。
“有一段時間特別想喝酒，但身體不允許，醫生不讓喝啊，怎麼辦？我就把白酒拿出來聞，想喝了就敞開瓶口深吸幾口氣，聞香味解解饞了。”但即便如此，李致還是做到了管好自己的嘴，“醫生說身體不好不能喝，我就堅決不喝，這一點我經常和別人開玩笑，我說一個人不能改變世界，但是能改變自己。”
就靠着這樣的信念和方法，一輩子喜歡酒的李致，最近十多年已經煙酒不沾了。
剪字補書的故事
出版家出身的李致，對文字和出版物的要求極高。因為出版的原因，李致的一本書中有幾個錯別字。因為暫時不能重新印刷，為了這幾個錯別字，李致可費了功夫。
“我對書的要求很高，這麼明顯的錯誤，肯定不行。”李致說，家裏存有的這批書，每一本他都要重新“修訂”了才行。
他在電腦上將正確的字按照原來的字號打出來，再一個個字的剪成黃豆大小的字片，戴着老花鏡，將這些帶字的字片仔細地貼在書上原來的位置。
因為字片實在太小了，李致經常向保姆求援才能完成最後的粘貼。
李致遞給記者的樣書上，每張粘貼的小紙片都一絲不苟，和原文嚴絲合縫，僅憑肉眼很難發現這些字居然是粘貼修補過的。不過，如果你用手指輕輕劃過頁面，補過的痕迹就能“瞭然於指”了。
李致滿含歉意地說：“這個確實很遺憾，只能等到以後有修訂版出來再更正過來了。”
李致的普魯斯特問卷
問您認為最完美的快樂是什麼樣的？
答對社會有貢獻。
問您最希望擁有哪一種才華？
答剛開始的時候想當演員，沒成功；現在因為我在用筆，我最希望能夠用最樸實的語言表達最真摯的感情。
問您最恐懼的是什麼？
答最怕人們喪失了道德的底線。
問您目前的心境怎樣？
答還可以。（笑）這個問題其實要你們來回答，你覺得我心境怎麼樣，是不是還可以嘛？
問還在世上的人中，你最敬佩的是誰？
答欽佩的多了。以前我最敬佩的胡耀邦、巴金、張愛萍、汪道涵，這些現在都不在世了。目前還在世的這些人，最敬佩的……應該就是那就是馬識途馬老了。
問您認為自己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麼？
答不是說偉大，這輩子我自己積极參与了三件事情，有一點影響：第一件事情，（上世紀）六十年代我與人合著的報告文學《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在全國少年兒童中掀起一場學習劉文學的運動，包括當時的蘇聯、朝鮮、越南、蒙古，都轉載了這篇報告文學。當然，當時這件作品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現在看來，還是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所以這個事要一分為二。
第二件事情就是80年代早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總編輯，當時整個四川包括重慶在內僅有一家出版社，我們突破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國”，這個方針被國家認可，並迅速在全國各地出版社推行。我們及時出版了一大批好書，特別是我們當時出版的“現代作家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等影響很大，得到了全國出版界和廣大讀者的廣泛認可。
還有一個就是振興川劇，當時讓川劇走出國門，在歐洲、日本等地巡迴商業演出，這個事是在國際上起了很大的影響。
問您自己的哪一個特點讓您覺得痛恨？
答我有一個弱點，有時候不太敢很明確的說“不”字，有很多事礙於情面，我不得不做，但本來很多時我可以不做的。
問您最喜歡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1992年4月到1993年1月，那時我還在美國，去看兒子和孫女。我和老伴從美國西部到東部，最後還到加拿大去了。這趟旅行，我是以一個老百姓的身份去的，體會到旅行的自由和美妙。
問您最痛恨別人的什麼特點？
答虛偽。包括有一些官員口上說一套，實際做的是另外一套。
問您最珍惜的財產是什麼？
答書，我的藏書在公務員裏面恐怕算是比較多的。我的書大部分都在東城根中街家裏，那邊起碼有30個書櫃，大概有多少冊恐怕我也說不上來。
問您最奢侈的是什麼？
答想不出來，我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
問您認為程度最膚淺的痛苦是什麼？
答被別人誤解，我本身是對的，被人家誤解了，我覺得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的，雖然有時候覺得不舒服，但應該是很淺的。
問您認為哪一種美德是被過高的評估的？
答（沒有回答）
問您最喜歡的職業是什麼？
答之前是演戲，現在是寫作。
問您對自己的外表哪一點不滿意？
答外表？我沒有想過，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問您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答說起來那就是貼胡耀邦大字報的事。“大批判”的高潮中，大概是1966年，我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胡耀邦同志“反對毛澤東思想”。這種胡亂上綱上線的大字報，既是我當時思想混亂的表現，也是我人品污點的暴露。我沒有頂住當時的壓力，想藉此劃清界限，保自己。我對不起耀邦同志，此後雖然我也多次自責、懺悔，但我都不會原諒自己。
問還在世的人當中，你最鄙視的是誰？
答這個難以回答。
問您最喜歡男性身上的哪一種品質？
答敢於承擔責任。
問您用過的最多的單詞，或者哪一個詞語，或者哪一個句子是什麼？
答這個說不出來，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的。
問您最喜歡女性身上的哪一種品質？
答能夠共患難。
問最讓你覺得傷心的事情是什麼？
答當然就是親人的離世了。我的母親，還有巴老，還有我的老伴，他們的離世都讓我覺得非常傷心。
問您最看重朋友的什麼特點？
答表裏如一。
問您一生中最愛的人，或者是東西是什麼？
答最愛的人實際上我已經回答了，在我的一本回憶錄上，裏面寫了幾十個人，他們都是我一生中難以忘記的人。除了家人以外，我最愛的人是周恩來和胡耀邦。
問您希望以什麼樣的方式死去？
答快速的死亡，越快越好。我不喜歡人受痛苦太多，而中國又不許安樂死嘛，明明已經不行了，還拚命用各種方式。過去我們老一輩就叫“吊命”，最後用各種辦法吊著命。我最近有一個親戚，心臟病突然發了，15分鐘就死掉了，我覺得這是最愉快了。
問何時何地讓你感覺最快樂？
答不一定要何時何地嘛，如果我做了對人家有幫助的事，我就感到快樂。比如我現在這樣，我的朋友中間有人來找我，給我傾訴很長時間，各種各樣的煩惱之類的，我給他提出一些建議，對疏散他的鬱悶有好處啊，這個我會得到快樂。
問如果你可以改變你的家庭的一件事情，那會是什麼？
答我的家庭，我的子女兒孫分佈在各個地方，我很希望能夠有團聚的時候。
問如果你能夠選擇的話，你希望讓什麼事情重現。
答現在我這麼大年紀，很難再有選擇。如果非要說，政治上呢，我希望胡耀邦他們執政的時候那種風氣能夠重現，自己的事業上的事嘛，我希望川劇能再次輝煌。
問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答就是這句話（指着客廳牆上的橫幅）：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要做人。這是巴老對我講的，我感悟很深。我把這句話摘錄出來，請人寫了貼在牆上，每天都能看一看，作為我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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