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極寒夜

一

這次考察歐洲，本來是想進一步為中華文明尋找對比坐標的。但是，歐洲果然太厲害了，每次踏入都會讓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淺一步地往前走，處處都有感受，每天也寫了不少，卻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歐洲旅行，還可以在各地讀不少資料。我在佛羅倫薩讀美第奇，在布拉格讀哈維爾，在冰島讀《薩迦》，都讀得非常入迷。這一來，離中華文明就越來越遠了。

直到此刻，在北歐的夜行火車上，我才回過神來。這趟火車除了我們幾個人外，沒有別的乘客，我一個人佔了一間設備齊全的卧室。車窗外是延綿不絕的雪原，而這雪原的名字又沒有在地圖上找到。路那麼長，夜那麼長，一種運動之中的巨大陌生，幾乎讓自己消失。我靜下心來，開始整理一路上與中華文明有對比關係的感受。

歐洲圖像太多，話題分散，很難簡明地歸納出與中華文明的邏輯對比。我只能放棄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圖像具有對比價值。從行李里抽出兩張紙來，寫了三十多個，覺得太多，刪來刪去，刪成了七個對比性圖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圖表；

一座城堡；

一群閑人；

一塊巨石；

一面藍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M-E-D-I-C-I，在街邊、門牆、地上都有。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寫。

按照中國文化的習慣思維，一個有錢有勢的貴族門庭，大多是歷史前進的障礙，社會革命的對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讓我們吃驚了。

最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文藝復興，世界的現代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美第奇家族，佛羅倫薩和文藝復興都是不可設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營造了一個新文化的中心，把財富和權力作為匯聚人文主義藝術大師的背景，構成了一個既有挑戰性質，又有示範性質的強大存在。歷史，就在這種情況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紀。哐、哐、哐，腳步很重，腳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們家裏，米開朗琪羅和達·文西的蹤跡處處可見，大衛的雕像驕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輝已開始照亮那一條條堅硬的小方塊石子鋪成的狹窄巷道。儘管當時的佛羅倫薩還沒有產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這座城市卻為近代歐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國的歷史轉型期，總是很難看到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良性集結。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更多地想到剝奪，這種剝奪即便包含正義，也容易使歷史轉型在搖擺晃蕩中降低了等級。

這中間，最關鍵的是文化資源。美第奇家族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他們不是把文化創造的權力緊握在自己手上隨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誠的態度去尋找真正的創造者。他們對於一代藝術家的發掘、培養、傳揚、保護，使新思想變得感性，使新時代變得美麗。

這座城市的市民長期追隨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卻在追隨藝術大師，這兩度追隨，就完成了一次關及人類的集體提升。

中國的一次次進步和轉型，都容易流於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礎的建立，還誤以為暫時犧牲文化是必要的代價。其實，社會轉型的成功關鍵，恰恰在於必須集中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一起開創一種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說的是德國柏林費希特、黑格爾的墓地。其實，歐洲可供游觀的學人墓地很多，隨之還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讓後人領略一個個智者的靈魂。

同樣是知識分子，德國的同行在整體上遠比中國同行純粹，並因純粹而走向宏偉。歷代中國文人哪怕是最優秀的，都與權力構架密切相連，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種密切的反向聯結。因此，他們的“入世”言行，解構了獨立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出世”言行，則表現出一種故意。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蠹式的寂寥間徘徊，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德國學者很少有這種情況，即使像歌德這樣在魏瑪做大官，也不影響《浮士德》的創作。黑格爾龐大的哲學架構和美學體系，更不可能是應時之作。他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算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了，卻也堅守大學創始人威廉·馮·洪堡的宗旨，實行充分學術自由，不許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是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索着宇宙和人類的奧秘。

但是，即便這樣，康德也反對知識分子偽裝出拒絕社會、擺脫大眾的清高模樣。他以法國啟蒙主義者為例，提出了知識分子的行為標準：“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這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即便是我們尊敬的前輩知識分子，他們留給“公共領域”的精神財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總是比較冷落。

當代歐洲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我認為是曾經當了十多年捷克總統的哈維爾。我在美麗的布拉格居然好幾天都把自己鎖在旅館裏，讀他近年來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寫進了《哈維爾不後悔》一文的第四節，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讀者能仔細閱讀。

四

再說那一份圖表。

圖表在法國里昂的一家博物館裏，列出了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的創造和發明。我細細看了三遍，每一項，都直接推動了全人類的現代化步伐，從紡織機械到電影技術，多達十幾項。

這還僅僅是里昂。擴而大之，整個法國會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紀結束，無論是法國的各級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於美國和德國的創造發明，法國遠遠落後了！

正是這份圖表提醒我們，中國人再也不要躺在遙遠的“四大發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國由於長期封閉，不僅基本上沒有參與人類近代文明的創造，而且對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的創造態勢也知之甚少。結果，直到今天，組成現代生活各個側面的主要部件，幾乎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更刺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並不能感受此間疼痛，仍在一些“國粹”中深深沉醉。這種情形，使文化保守主義愈演愈烈，嚴重阻礙了創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早期發明的高度評價，常常會被我們誤讀。因此，我在牛津大學時曾借英國李約瑟先生的著述《中國古代科技史》來提醒同胞：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只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部籠罩在中國古代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創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部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佈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華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危機之中，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陳詞和鐵血拚殺，感染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後來，他們甚至不知道法國社會最終安定在什麼樣的體制下，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復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作理想主義加以歌頌。即便是在經歷了“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後，還有不少人把“窮批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對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義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對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這次在深秋季節進入溫莎堡和伊頓公學東張西望地漫步長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說服。

我寫道：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然而細細一想，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進步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現代社會該有的觀念人家也都有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只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着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六

現在要面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閑人。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閑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閑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打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面。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與當地的一些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閑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又重複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於貧困，後來即便擺脫了貧困也還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頭苦幹來積累財富。

問題在於，當這種無休止的苦幹由群體行為演變成心理慣性，就陷入了盲目。而這種盲目的最大危機，是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態的隔膜。本來，他們是可以在那裏擺脫這種危機的。

我在羅馬時，看到絕大多數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溶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讀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說休假的時候，着眼點不在休假，而在於“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卻最容易被盲目的實用主義慣性所遮蔽。因此，悠閑很可能是一種清醒，而忙碌則很可能是一種糊塗。中華文明注重實用理性，絀於終極思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於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使悠閑成為一種廣泛的可能。

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了一段話：

我學着概括了他們這裏的一系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想到這裏，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應該被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嘲笑。

那麼，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閑人群，也值得我們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於降臨，你們會在哪裏？

七

接下來，是那塊巨石。

在冰島，我去看了辛格韋德利火山岩間的那塊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時候那裏非常寒冷，卻咬牙忍凍站了很久。初一聽，那是北歐海盜們自發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於好奇。但是站在那裏，我卻想到了中華文明的一大隱脈，回到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後花幾天時間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

中華文明的這一大隱脈，就是武俠精神。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至今爆紅，證明這一隱脈的潛在力量至今猶存。往往是以家族復仇為起點，各自設定正義理由，行為方式痛快、壯烈，貫串着對“好漢人格”的崇拜。但是，這一隱脈在本性上是無視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華文明與近代社會的嚴重阻隔。無數事實證明，“好漢人格”很容易轉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會。

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法律石”前，我發現了當年北歐好漢們如何花費幾百年時間，痛苦地更換榮譽坐標，改寫英雄情懷。

更換和改寫的結果，是放下長劍和毒誓，去傾聽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鐘聲。這就與中國好漢們遇到的“招安還是不招安”的問題判然有別了。如果也要用“招安”這個詞，那他們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寫道：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別注意的，是北歐的好漢們通過這個精神險關時的掙扎過程，《薩迦》對於這個掙扎過程有細緻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國好漢們心中的“社會公平”，一直是單向的，復仇式的，因此與法律的關係始終是對立的，衝撞的。

《薩迦》記載，“好漢中的好漢”尼雅爾和貢納爾等人既看到了以復仇為基礎的老榮譽，又看到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榮譽，而且，還看到了當時法律的代表者是一個小人。但他們還是願意為新榮譽和法律，獻出生命，並忍受譏笑。

這樣的人物形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故事中找不到，於是後來也就更難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當作了一個重要的對比點。

這裏發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非常興奮，但是，由於海險地荒，他們都未能到冰島來看看。我有幸來了，並在這裏想着中華文化。

八

最後一個主要對比點，是一面藍旗。

這面藍旗，就是歐盟的旗幟，在歐洲到處都可以看到，卻更權威地飄揚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大堂門口。離歐盟總部僅四十公里，便是改寫了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這種近距離的對接，讓我不無震撼。

不朽的偉業、成敗的英雄，總是維繫在滑鐵盧和其他許多戰場上。永久的目光，總是注視着在炮火硝煙間最後升起的那面勝利者的旗幟。然而，歐洲終於告訴我們，最後升起的旗幟無關勝負，無關國家，無關民族，而是那面聯合的旗，與藍天同色。

我們中國人已經關注到了這個現實，但對這個現實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卻還比較漠然。

就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而言，歐洲特別有聲有色。從古代到近代，世界歷史上最傳奇、最殘酷的篇章，大半發生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對此，歐洲居然有更宏偉的良知，提出了反證。

中華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種開闊無垠的天下意識。民族國家的概念，則產生於遭受內亂和外力的威脅之時。目前，當中國終於大踏步走向國際社會的時候，既有可能因視野打開而顯出氣度，又有可能因競爭激烈而倒退回狹隘。

於是，我覺得有一些話，應該從歐洲的土地上寫給中華文化：

康德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我當然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任何一個高貴的民族，都應該是這些共同原則的制定者、實踐者和維護者。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併合力予以戰勝。否則，人類將面臨一系列共同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災難，已經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課”。

九

在歐洲考察，當然不會像上次考察北非、中東、南亞那樣恐怖，但也不是預想的那樣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集團在不斷地製造事件，我們在那裏時天天受到人們緊張的提醒；德國的“新納粹”專挑外國人動手，這又要讓我們一直處於警覺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帶，我們被告知，即便是在街邊停車吃一頓飯，出來時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車輪；一個當地人說：“我們這個區，至少有一半人進過監獄”，這可能有點誇張，但追捕黑手黨的凄厲警笛卻確實常在耳畔；歐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盜事件的發生如家常便飯……

我們車隊的重大失竊發生在巴黎，車上的幾個大箱子都沒有了。後來經過細緻的回憶，發覺由於我們不熟悉市內交通而臨時雇來的司機有極大的疑點。他很可能是盜竊集團的成員，停車時故意沒有把車門鎖住。

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們停在不同停車場的幾輛車，車窗全被砸得粉碎，幾台手提電腦不見了，連我的數碼相機也不翼而飛，包括彌足珍貴的考察照片。去警局報案，警察平靜地說，那是吸大麻的人沒錢了才這麼乾的，但這樣的案子天天發生，從來沒有破過。

這一切說明，儘管我一路都在以歐洲文明為坐標來尋找中華文明的短處，但歐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煩也很多。人類的很多災難是互滲的，我在中東和南亞看到的種種危險，也都在歐洲有明顯的投射。連法國圖盧茲這樣原以為最平靜的城市，我們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優秀的歐洲，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已經失去敏感和關切，對於已經來到身邊的危機也缺少應對能力。我寫道：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歐洲的旅途，使我對弗蘭西斯·福山（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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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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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oJeve）的觀點產生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已進入了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我覺得，這種觀點，是一種躲藏在自己價值系統里的閉目塞聽，也是對各地實際存在的危機、積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歐洲的這種心態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不安全，因為當一種文明不能正視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結果只能削弱自己的體質。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在學習歐洲文明的時候，不能繼續像文化前輩那樣一味抱歆羨和追慕的態度，而應該作一些更深入的總體思考。

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差別很大，但既然都稱為“文明”，就必須應對所有文明的共同敵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污染、自然災害……

這也正是我不贊成亨廷頓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有可能產生的衝突。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最根本衝突，產生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守護全人類的整體文明，是迫在眉睫的當代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