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尾山屋
說明：
二十世紀最後一年，我在香港鳳凰衛視的幫助下，貼地歷險數萬公里，考察了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重大古文明的遺址。這中間，包括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來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人文學者的身份對這麼多文明的遺址進行整體性穿越，在我之前，國內外均無先例。
我在考察過程中每天都寫筆記，由於一路上險情重重，寫得非常艱難。最後，結集成了《千年一嘆》這本書。考察的終點是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南麓，我在那裏住了幾天，對考察的印象作了初步的整理、思考和總結。
這次考察，是我多年來考察中華文明遺址的自然延續。由此，構成了一系列宏大的對比，我可以在對比中更深入地了解中華文明，又可以反過來從中華文明更深入地了解其他文明。正因為這樣，我把寫於尼泊爾的思考筆記收入了新版《文化苦旅》。
後來我又花費極大的精力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寫成了《行者無疆》一書。這次考察的最後，同樣有一番思考和總結，同樣是通過其他文明來重新認識中華文明。因此，又出現了下一篇文章“北極寒夜”。
一
從加德滿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就到了一個叫博克拉（Pokha
a）的地方。
我們乘坐一種拉纜浮筏，渡過了一條清澈的雪水河，住進了山腳下一家叫魚尾山屋（FishTailLodge）的旅館。
我獃獃地看着周圍的風景。雄偉，雄偉到了無法再雄偉；柔和，又柔和到了無法再柔和。它們怎麼就這樣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草草地吃過晚餐，再來看，天色已經重了，先退去的是柔和，只剩下側光下暗森森的雄偉。很快，雄偉也退去了。立即覺得一股寒氣壓頂而來，便抱肩回到屋裏。
屋裏有爐子，我點上火，看着火焰。發現爐邊桌上有蠟燭，我也順手點上。忽然覺得這屋裏不必有電燈，便伸手關了。屋子立即回到古代，暗暗地聽任爐火和燭光一抖一抖，反而覺得溫暖和安全。但是我又拍着自己的頭站起身來，心想這間古代的小屋竟然是在喜馬拉雅山腳下，我竟然獨自躲在裏邊沉思和寫作！此情此景，連屈原、李白、蘇東坡知道了都會瞠目結舌，我是多麼奢侈。
到窗口看看，什麼也看不到。回到桌前坐下，剛想寫幾句便斷然擱筆。我歷來相信，身處至美之地很難為文，今夜又是一個證據。既然窗外黑黑，筆下白白，更兼一路勞頓，我很快睡著了。
清晨醒來，立即起身，推門出去，我抬頭看到，朝霞下的喜馬拉雅山就在眼前。但是，旭日染紅峰頂的景象，卻被另外一些山峰擋住了。我仔細打量，發覺只要越過前面的那條雪水河到對岸，就能看到。於是，立即趕到河邊，那裏，已經有早起的拉筏工人在忙碌。
我上了筏子，與工人一起拉繩索，但一拉就縮手了。因為繩索已經在河水裏浸泡了一夜，很冷。拉筏工人笑了，說：“我一個人拉就可以了。你真幸運，這山峰被雲霧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臉。”
看過了晶瑩剔透又泛着紅光的雪峰，我又乘筏回來，返回旅館的房間。這時我明白了，這魚尾山屋，就是我要整理一路感受的地方。
二
我頭頂的喜馬拉雅山，以極端的地理高度給了我一種思維高度。它讓我一再移位，設想着它俯視世界的清冷目光。在它的目光里，人類的出現，文明的構成，都是在最近很短時間裏發生的小事。它的記憶，無邊無涯，絕大多數與人類無關。
有了它，我們談論人世間的事，心情就可以放鬆了。
我這次，把中國之外的人類主要古文明，全都巡拜了一遍。這件事，以前沒有人做完過。一路上確實遇到過很多危險，居然全部奇迹般穿越，到今天終於可以說是安全通過了。其原因，說土一點，是我“命大”；說文一點，是此行合乎“天命”。
回想我所看到的那麼多古文明發祥地，沒有例外，都已衰落。在它們面前，目前世界上那些特別發達的地區，完全算不上年歲。而它們的年歲，卻成了當代文明地圖上的褐瘢。年歲越高，褐瘢越深，麻煩越多。
對於這種情況，完全不必傷感。一切生命體都會衰老，尤其是那些曾經有過強勁勃發的生命體，衰老得更加徹底。這正印證了中國古代哲學所揭示的盛極必衰的道理，對我來說，並不覺得難以理解。但是，當我從書本來到實地，看到那些熟悉地名與現實景象的可怕分裂，看到那些雄偉遺迹與當代荒涼的強烈對照，心中還是驚恐莫名。人類，為什麼那麼偉大卻又會那麼無奈？文明，為什麼那麼輝煌卻又會那麼脆弱？歷史，為什麼那麼精緻卻又會那麼簡單？……
我這次首先抵達的希臘文明遺址，從一開始就展現了人類古代文明的至全至美，幾乎到了無可企及的高度。巴特農神廟下，我所熟悉的古希臘悲劇、亞里士多德、維納斯，再加上遠處的奧林匹亞，幾乎把人類最健全的生命方式鑄造完滿。能看到這些蹤跡已是萬幸，誰知，我又拜見了比這一切更早一千多年的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王朝和荷馬史詩中的邁錫尼！如果說，古希臘悲劇與中國的老子、孔子同齡，那麼，克里特和邁錫尼就與炎帝、黃帝、堯、舜、禹的傳說時代連在一起了。不同的是，他們的傳說有了那麼完整的實證。
平心而論，像邁錫尼那樣的山間城堡，我還能想像，而讓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克里特島上的生活。平等、通透、舒適、神奇，處處顯得相當“現代”。其中，排水系統、衛浴系統的先進和時尚，使人覺得時間停滯了，我們可以一步跨入。但是，它們居然已經毀滅了幾千年。毀滅的過程姑且不論，它們至少已經表明，它們並不是因為“過時”才毀滅的。既然我們可以一步跨入它們，那麼，毀滅也可以一步跨入我們。
克里特島是古代地中海的貿易中心，它雄辯地證明了人類早期的交流水平。至今國際間還有不少學者否定它躋身人類幾個主要古文明的資格，理由就是它沉澱了很多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元素，算不上一個獨立的原創文明。但在我看來，它在本性上與那兩大文明有極大的區別，是一種“交流中的原創”。它如果無緣躋身人類主要古文明，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它毀滅得太早又太徹底。等到一千多年後雅典城邦里的那些文化盛事，與它已經沒有任何關係。而那些盛事，已進入公元前後，算不得嚴格意義上的“古文明”了。
克里特島上的古文明，毀滅原因至今無法定論，而我則偏向於火山爆發一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說過理由。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高度成熟文明的突然臨危，真不知它的最後狀態是莊嚴、悲壯的，還是慌亂、絕望的。天下任何一種文明都不能幻想自己長生不老，卻能在最後的日子裏選擇格調。也許有人說，都已經要滅亡了，還要什麼格調？我說，正因為要滅亡了，只剩下了格調。
古文明最堅挺的物質遺迹，莫過於埃及的金字塔了。金字塔隱藏着千千萬萬個令人費解的奧秘，卻以最通俗、最簡明的造型直逼後代的眼睛。這讓我們領悟，一切簡單都是艱深的；人類古文明，遠比人們想像的複雜。埃及文明所依賴的，是那條被沙漠包圍的尼羅河。被沙漠包圍，看起來像是壞事，卻使它有了遼闊的“絕地屏障”，處境相對比較安全，保障了一個個王朝的政治連續性。這與戰火頻頻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相比，就安定得多了。但長久的安定也使它越來越保守，並因保守而維持極權。由於極權，它可以集中驚人的力量營造雄偉的建築，卻似乎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因此也不必有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那種《漢謨拉比法典》；由於極權，它負責全體臣民的生活，卻不必建立與臣民進行理性溝通的機制，因此也使整個文明不具備足夠的可理解性。當時就很難理解，更不必說後來了。在雄偉的極權氣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會帶來一種自足的樂觀，因此，當年尼羅河聽到的笑聲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約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連歌聲都是憂傷的。
埃及文明中斷了，一種雄偉的中斷。中斷的原因還有待於探索，在我看來，主要原因可能是：過於極權的王朝必然會積累起世襲的官僚集團，而靠着漫長的尼羅河為生的農業經濟又必然使各個地方政權有資本與法老的極權統治對抗；法老“半神半人”的神秘光環又必然使他們缺少處理地方政權對抗的能力，於是，分裂頻頻發生，外族侵略也有機可乘……我從開羅到盧克索的一路上，沿着尼羅河穿行七個農業省，一直在體會着這種判斷。
埃及文明湮滅的程度相當徹底。不僅盧克索太陽神廟廓柱上那些象形文字早已與世隔絕，人們難於從文本中讀解古埃及，而且，更嚴重的是，由於外族入侵后的長久統治，人們從血緣到信仰都已經很少保留古埃及的脈絡。因此，儘管金字塔還會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撐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風中，無法尋找。
這種消失，一定是一件壞事嗎？倒也未必。因為，時間實在太長了。
三
我們“出埃及”的路線與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線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議的西奈沙漠。但是，這種神聖情懷很快就被憂慮和驚恐所取代。中東啊中東，從約旦河兩岸到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再從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亞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地區，麻煩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這個地方，擁擠着人類幾個特別輝煌的古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層層的馬蹄，敲擊着古代空曠的地球。它們都曾經以為，普天下的命運就維繫在自己手上的韁繩間。果然，它們都對人類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現在世界上那些後起的文明，不管有多麼得意，不管有多少發明，在宏偉的原創意義上，根本無法與它們相提並論。但是，這次我確確實實看到了，這麼一片悠久而榮耀的土地，全然被極端主義的衝突鬧得精疲力盡、遍地狼藉。
衝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鏗鏘的理由，極端主義的吸引力就在於痛切和鏗鏘，這就使任何一方都無法後退。這種群體性的極端情緒再與各自的宗教、歷史、文化一拌和，衝突立即變成了不可動搖的信仰。大家都拒絕理性，拒絕反思，有時看起來似乎出現了理性與反思，其實都只是鬥爭策略。這樣，每一方都被自己綁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強大而勇敢，實質上狹隘而氣悶。更麻煩的是，長期處於這種狀態之下的人群，是無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結果都因生態淪落而失去真正的個體尊嚴。失去個體尊嚴的人群，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價值評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動、自殺炸彈、綁架威脅，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興高采烈地進行。
極端主義說到底，只是一種極端的情緒加上極端的行為。因此，在這片曾經非常神聖的土地上，人們在抬起頭來仰望一個個世界級“王者”雄魂的同時，又不得不低下頭來俯視一場場不知所云的惡鬥，實在不勝唏噓。
如果要追根溯源，極端主義的產生，也與那些“王者”的跨國遠征有關。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間的征戰，十分殘酷。因為彼此都在艷羨、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須把對方的文明蹤跡全都蕩滌乾淨。例如，曾一再地出現過佔領耶路撒冷后縱火毀城，然後再挖地三尺來消除記憶的事；出現過佔領巴格達后開閘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來沖洗文明遺迹的事；甚至還出現過在佔領的土地上撒鹽和荊棘種子，使之千年荒蕪的事。正是這種文明之間的遠征和互毀，滅絕和復仇，埋下了極端主義的種子。於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帶，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帶。
難道，這就是“盛極必衰”的契機？
我由此產生的傷感，無與倫比。因為這等於告訴人們，大家為之畢生奮鬥的目標，本身極不堅牢，奮鬥的結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來，每一塊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來文明虔誠而充滿憂鬱，堅韌而缺少空間。它從一開始就受盡苦難，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處處滲透又處處受掣，永遠處於自衛圖存的緊張之中。希伯來文明充滿智慧，今天的現實生態在中東的各個族群中首屈一指，但這種緊張仍然揮之不去，散落在那麼多人的衣冠間、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邊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這種緊張瀰漫四周。一種文明處於這種狀態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氣象終究不大，或者說，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學術標準，阿拉伯文明遠遠算不上人類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紀之後以一往無前的氣魄征服過好幾個“古文明”，直到今天還保持着巨大的空間體量和嚴整的禮拜儀式，成為當代世界文明中特別重要的一員。它與其他文明之間的恩怨情仇，從古代到現代都顯得非常嚴峻。它自身的衝突，也十分激烈。我這一路，從埃及開始，能夠完全跳開阿拉伯文明的機會極少，因此對它特別注意。我發覺這是一種沙漠行旅者的強悍生態，與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樣，但最終卻又融合了其他各種文明。它有能力展開宏偉的場面，投入激烈的戰鬥，建立遼闊的王國，卻一直保持着一種全方位的固守和執着。它與其他文明的長久對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誤會，但這些誤會似乎已經無法全然解除。這是它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悲劇。
伊拉克的巴格達，曾經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那是一個極盡奢華的所在，統治着非常龐大的國土。其實誰都知道，在這之前二十多個世紀，這裏已經建立過強大的巴比倫帝國。從巴比倫帝國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這兒的蘇美爾人已經創造了楔形文字，發展了天文學和數學。這一切幾乎都領先於其他文明，因此後來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點。這種想法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其他幾個文明各有自己的起點，但這塊土地仍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初開拓地。遺憾的是，高度早熟引來了遠遠近近的覬覦，而這個地方又處於四通八達的開闊地帶，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這個極盛極衰的輪迴。例如巴格達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后終於入不敷出，日漸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東部的攻擊……總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來了最密集的征戰刀兵，這兒由反覆拉鋸而成了一個永久性的戰場，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類文明史的學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樣，不滿足於文本鑽研而寄情於現場感悟，那麼，最好能在安全形勢有了改善之後，爭取到巴比倫故地走一走。那兒的文物古迹已經沒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澤邊站一站，看着凄艷的夕陽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無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邊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體會文明榮枯的玄機，也就會有極大的收穫。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覆的征戰，不管是打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打，時間一長，必然會給人們帶來對殘酷的適應，對是非善惡界限的麻木。祖祖輩輩都缺少有關正常生活的記憶，災難時時有可能在身邊發生，自己完全無法掌控命運，根本無從辨別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參與者其實都放棄了思考，只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災難轉嫁並擴大為別人的災難，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滅絕性的盲目快感。在那個偉大的文明故地，幾乎上上下下都被這種精神陰霾所籠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遺留氣韻讓我大吃一驚。這又以此證明，文本認知和現場認知有天壤之別，儘管這種現場早就在兩千五百年前成為廢墟。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先後在居魯士、大流士的領導下建立了西起愛琴海、東到印度河的超級龐大政權，還曾經與希臘展開過好幾次大戰。它戰勝過很多國家，最後又被戰爭所滅，滅的時間太早，使它無法成為人類重要的幾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重要，不僅僅在於空間，還在於時間。
印度文明無疑是人類幾個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對它的感受卻非常凌亂。幸好我緊緊地抓住了佛教的纜索，沒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Mohe
jo-da
o），地處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內，我因深夜路過，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這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關係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達羅消亡之後由雅里安人入侵開始的，離現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歷史是不斷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斷分裂的歷史。在雅里安人之後，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西徐亞人、貴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繼侵入，其間也出現過一些不錯的王朝，但總的說來還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數學等方面對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它的發展歷史實在過於變幻莫測，讓人難於理出頭緒。其實，它自身的傳承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似乎隱隱約約都有一些脈絡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斷、跌碎、混合、異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過太多的“對手”和“主子”，有過太多的信仰和傳統，有過太多的尊榮和屈辱，有過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結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亞文明的時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義所在。中東的極端主義已經讓人頭痛，再往東走卻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與販毒集團和地方武裝互相融合，顯而易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滋生文明和威脅文明，全都起自於同一片土地，這是不是一種歷時數千年的報應？如果是，那麼，這種報應實在太使人沮喪，沮喪到甚至對人類失去信心。
對此，我們除了發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麼呢？
四
我考察了那麼多古文明遺址，包括遺址邊上的現實生態，心裏一直在默默地與中華文明對比。
算起來，中華文明成型的時間，在幾大古文明中不算早，應該是在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後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只有中華文明。
這個歷史事實，以前當然也知道，但是這次把別人家的遺址全都看了一遍，才產生全身心震撼。不是為它們震撼，而是為中華文明。
這種震撼中並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驚訝。那麼漫長的歷史，中斷和湮滅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斷也不湮滅，卻是異數中的異數，很讓人費解。
最直接的感性衝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駁駁地爬在種種遺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極少數的考古學家能猜一猜外，整體上與後代已經沒有關係。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種文字，本來也該以蒼老的年歲而枯萎了，卻至今還能讓億萬民眾輕鬆誦讀。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什麼“三人行，必有我師”，什麼“溫故而知新”，什麼“君子成人之美”……從詞語到意涵，都毫無障礙地從兩千多年前直接傳導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沒有地域界限地統一傳導，這難道還不奇怪嗎？
隨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維方式、倫理規範，也大多一脈相承，避免了解讀中斷。這與其他古文明一比，就顯得更奇怪了。
為了解釋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對比的眼光，尋找着中華文明既不中斷又不湮滅的原因。到今天為止，我的粗淺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這喜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華文化在地理環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馬拉雅山，往北，沿着邊境，還有昆崙山、天山、阿爾泰山，又連接着難以穿越的沙漠，而東邊和南邊，則是茫茫大海。這種天然的封閉結構，使中華文明在古代避免了與其他幾個大文明的惡戰。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後敗亡的。
我曾在幾萬里奔馳間反覆思忖：你看在中國商代，埃及已經遠征了西亞；在孔子時代，波斯遠征了巴比倫，又遠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時代，希臘的亞歷山大還在遠征埃及和巴比倫；而且無論是波斯還是希臘，都已抵達印度……
總之，在我們這次尋訪的遼闊土地上，幾大文明古國早已打得昏天黑地，來回穿梭，沒有遺落。說有遺落，只有中國。
各大文明之間的征戰，既是文明的“他殺”，又是文明的“自殺”。這與同一個文明內部的戰爭就完全不同了。中國曆來內戰不少，但內戰各方都只想爭奪文明的主導權，而不會廢除漢字、消滅經典，因此中華文明沒有遭受到根本性的傷害。中華文明也受到過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但它們都算不上世界級的大文明，與中華文明構不成文化意義上的等量級對峙，更不能吞噬中華文明。最後，反倒一一融入了中華文明。
這就牽涉到了文明體量的問題。文明的體量，包括地域體量和精神體量兩個方面。中華文明的精神體量，未必高於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邊少數民族所承載的文明高得多；中華文明的地域體量，如果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加起來，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體量總和還要大很多倍。也正因為這樣，它在相對封閉的情況下沒有陷於枯窘，還經常在域內進行大遷徙、大移民，躲過了很多毀滅性的災難。
不同的環境，造成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國互侵，一次次的集體被逐，無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關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學，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極端主義。相反，中華文明由於沒有被其他大文明徵服的危險，也缺少跨國遠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滿足於固守腳下熱土而不尚遠行的農耕生態。國土裏邊的內戰又總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論指向著王道大一統，時間一長也就鑄造了一種集體性格，保守達觀、中庸之道、忠孝兩全。中國歷史上也多次出現過極端主義暴民肆虐的時期，但都不長，更沒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嚴重灼傷。
說到宗教極端主義，就遇到了宗教問題。這個問題很大，我以後還要認真地作專題考察，但這次一路對比，已經強烈感受到中國在這方面的特殊性。不錯，中華文明缺少一種宏大而強烈、徹底而排他的超驗精神。這是一種遺憾，尤其對於哲學和藝術更是如此，但對於整體而言，卻未必全是壞事。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保持着一種實用理性，平衡、適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義所裹卷。中國先哲的理論，哪怕是最艱深的老子，也並不神秘。在中國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間化、生命化。因此，中華文明在多數時間內與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難因神秘而無助，因超驗而失控。
宗教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走向偉大。但是，當宗教走向極端主義，又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蒙上殺伐的陰雲。中華文明未曾在整體上享用前一種偉大，也未曾在整體上蒙上后一種陰雲。它既然失去了連接天國的森嚴的宗教精神結構，那麼，也就建立起了連接朝廷的森嚴的社會倫理結構。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權術為主導的有序管理，兩千多年來一以貫之。這中間，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餘年不間斷地選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舉制度。由於科舉考試總是以中華文明的精髓為核心，使得文化傳承因為有無數書生的生命滋養而生生不息。因此，僅僅一個科舉制度，就使社會管理的延續和文化體制的延續齊頭並進。
至此我們可以做一個概括了。中華文明能成為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賴仗於地理環境的阻隔，避開了古文明之間的互征互毀；
二是賴仗於文明的體量，避免了小體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賴仗於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避免了解讀的分割、封閉和中斷；
四是賴仗於實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
五是賴仗於科舉制度，既避免了社會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記。
上面這篇歸納性的粗淺感受，是在爐火旁熬夜寫成的。今天白天，從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個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藍毗尼（Lumbi
i），參拜釋迦牟尼的誕生地。
這條路漫長而又艱險，但幾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邊是碧綠的峭壁，一邊是浩蕩的急流，層巒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筆，一撇一捺都氣勢奪人。
可惜藍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讓人喜歡的景象又出現了。要進入佛祖誕生的那個園地非常困難，真該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國考古學家在這裏挖掘出一個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釋迦牟尼佛誕生於此”的字樣。阿育王離釋迦牟尼的時代不遠，應該可信。現在，園地水池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面用尼泊爾文和英文寫着：著名的中國旅行家玄奘到達這裏后，曾經記述藍毗尼所處的位置，以及見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禮拜台、佛塔。
可見，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聖地的主要證明人。
我在相傳佛母沐浴過的水池裏洗了手，逐一觀看了一個個年代古老的石磚禮拜台，又攀上一個高坡拜謁了紅磚佛柱。然後，離開這個園子，到不遠處新落成的中華寺參觀。中華寺還在施工，很有氣派。邊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對佛教聖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較系統了。
為了拜訪藍毗尼，我們來回行車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時間很充裕。夜間所寫的歸納性感受，就是路上思考的結果。
五
今天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天，也是我們在國外的最後一天。
車隊從加德滿都向邊境小鎮樟木進發。
在車上我想，尼泊爾作為我們國外行程的終點，留給我一個重要話題，一定要在結束前說一說。
那就是：沒有多少文化積累的尼泊爾，沒有自己獨立文明的尼泊爾，為什麼能夠帶給我們這麼多的愉快？
我們不是在進行文化考察嗎？為什麼偏偏鍾愛這個文化濃度不高的地方？
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國外行程結束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達羅，或印度的恆河岸邊，將會何等沮喪！
這個問題，我前幾天已經寫過：難道是文明造的孽？實際上，這是對人類文明的整體責問。而且，也可以說是世紀的責問。
世界各國的文明人都喜歡來尼泊爾，不是來尋訪古迹，而是來沉浸自然。這裏的自然，無論是喜馬拉雅山還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種人類文明要早得多。沒想到人類苦苦折騰了幾千年，最喜歡的並不是自己的創造物。
外來旅行者也喜歡這裏的生活氣氛，喜歡淳真、忠厚、慢節奏，喜歡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環境潔凈、空氣新鮮、飲水清澈。其實說來說去，這一切也就是更貼近自然，一種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現代文明的重鎮，除了工作需要，人們倒反而不願去了。那裏人潮洶湧、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離就逃離，逃離到尼泊爾或類似的地方。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本來，人類是為了擺脫粗糲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對立面是荒昧和野蠻，那時的自然似乎與荒昧和野蠻緊緊相連。但是漸漸發現，事情發生了倒轉，擁擠的鬧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蠻。
現代派藝術寫盡了這種倒轉，人們終於承認，寧肯接受荒昧和野蠻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蠻化的所謂文明世界。
如果願意給文明以新的定位，那麼它已經靠向自然一邊。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對手——自然。
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抹去或改寫人類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權利總結教訓。重要的教訓是：人類不可以對同類太囂張，更不可以對自然太囂張。
這種囂張也包括文明的創造在內，如果這種創造沒有與自然保持和諧。
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種表現。繁衍過度、消費過度、排放過度、競爭過度、佔據空間過度、繁文縟節過度、知識炫示過度、雕蟲小技過度、心理曲折過度、口舌是非過度、文字垃圾過度、無效構建過度……顯而易見，這一切已經構成災難。對這一切災難的總結性反抗，就是回歸自然。
我們正在慶幸中華文明延綿幾千年而未曾斷絕，但也應看到，正是這個優勢帶來了更沉重的累贅。好事在這裏變成了壞事，榮耀在這裏走向了負面。
因此，新世紀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是卸去種種重負，誠懇而輕鬆地去面對自然，哪怕這些重負中包含着歷史的榮譽、文明的光澤。
即使珍珠寶貝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也應該捨得卸下，因為當人力難以承擔的時候它已經是一種非人性的存在。
與貧困和混亂相比，我們一定會擁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麗和安適，也就是哲人們嚮往的“詩意地棲居”。我預計，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比賽，也將在這一點上展開。
我突然設想，如果我們在世紀門檻前稍稍停步，大聲詢問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哲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那麼我相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有太大分歧，對於文明堆積過度而傷害自然生態的現象，都會反對。
孔子會說，我歷來主張有節制的愉悅，與天和諧；墨子會說，我的主張比你更簡單，反對任何無謂的耗費和無用的積累；荀子則說，人的自私會破壞世界的簡單，因此一定要用嚴厲的懲罰把它扭轉過來……
微笑不語的是老子和莊子，他們似乎早就預見一切，最後終於開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們只選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賽什麼？要講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在最高層面上是一種做減法的文化，是一種嚮往簡單和自然的文化。正是這個本質，使它節省了很多靡費，保存了生命。
六
從尼泊爾通向中國的一條主要口道，是一個峽谷。峽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深深，山壁瀑布湍急。開始坡上還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勢越險，後來只剩下一種鬼斧神工般的線條，逗弄着雲天間的光色。這一切分明在預示，前面應該有大景象。
果然，遠處有天牆一般的山峰把天際堵嚴了，因此也成了峽谷的終端。由於距離還遠，煙嵐緲緲，瀰漫成一種鉛灰色。
今天陽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瀑布瀉落時無法全部納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們幾輛車乾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這冰冷的水把每輛車細細地洗了一遍。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煙繚繞，趕快下到河灘洗把臉，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我們要回去的地方已經很近，就在前面。我現在想的是，我在離別之後才讀懂了它。
離別之後才懂了它——這句話中包含着一份檢討。我們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卻又埋怨它、輕視它、責斥它。它花了幾千年的目光、腳力走出了一條路，我們卻常常嘲笑它為何不走另外一條。它好不容易在滄海橫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業、一份名譽、一份尊嚴，我們常常輕率地說保住這些幹什麼。我們嬌寵張狂，一會兒嫌它皺紋太多，一會兒嫌它臉色不好。這次離開它遠遠近近看了一圈，終於吃驚，終於慚愧，終於懊惱。
峽谷下的水聲越來越響，扭頭從車窗看下去，已是萬丈天險。突然，如奇迹一般，峽谷上面出現了一座橫跨的大橋，橋很長，兩邊的橋頭都有建築。
似有預感，立即停車，引頸看去，對面橋頭有一座白石築成的大門，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體金字，鐫刻着一個國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誰也沒有出聲。只聽峽谷下的水聲響如雷鳴。
我們這一代人生得太晚，沒有在你最需要的時候為你說話。我們這些人又過於疏懶，沒有及早地去拜訪你的遠親近鄰。我們還常常過於瑣碎，不了解粗線條、大輪廓上你的形象。但畢竟還來得及，新世紀剛剛來臨，今天，我總算已經及時趕到。
尼泊爾海關正在橋的這端為我們辦出境手續。我們踮腳望去，看到橋上還站着不少人，一打聽，原來藏族居民在電視上知道了我們的行程主動前來歡迎。由幾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鬍子的老人帶領着，似乎已經為我們準備了哈達和青稞酒。
這裏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過關後進樟木鎮，是兩千六百米。空氣已經很涼，我在車上換了羽絨衣。
車隊又開動了，越過峽谷，穿過人群，慢慢地駛進那座白石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