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與教化

一九九九年，我已經度過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出家？”我會回答：“為了圓滿人生，做個好人。”他若繼續問我：“如何圓滿人生，做好人呢？”我會毫不遲疑回答他：“行善與教化。”的確，回想起來，“行善”，是我這一生努力的目標，“教化”，是我們出家人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行善與教化”可以說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

仔細回憶起來，影響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劉王氏老太太；培養我“教化”責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師——志開上人。雖然我生長在農村的家庭，但我從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見到一個窮苦的人，我會心生憐憫，恨不得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掏出來給他；即使聽到山上一個老公公可憐的故事，我也當真地想盡辦法去救濟故事裏面的主人翁；對於小動物，如小貓、小狗、小鳥、小雞等等，我更是愛護有加，甚至經常為了它們的飲食，自己都忘記了吃飯，家人中只有外婆讚美我，說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雖做不到捨身救世的言行，但對一些小事小善，我確實喜歡周濟疾苦，予人方便，想來與外婆的鼓勵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出家以後，師父志開上人要求我勤於讀書、寫作，培養聰明智慧，並且告誡我立志將來要講經說法。記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燈籠為師父照路，師父指着微弱的燈光，說道：“我不希望你用燈光來為我照路，只希望你將來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後來我在焦山念佛學院，他在棲霞山，一聽說我寫了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馬上就叫人坐火車到鎮江購買這份報紙；他一知道我在哪個場合參加學生講演比賽得了獎狀，也寫信叫我將講稿寄給他看。有感於師父對於我的愛護與期望，當我在台灣把《釋迦牟尼佛傳》完成之後，馬上寄了第一本給他老人家評閱。後來聽說師父被列為批鬥的黑名單，不知與我寄書是否有關係；但他收到以後，仍設法將他的歡喜與欣慰寫在香煙的錫箔紙上，託人帶來給我。我接到他的音訊，真是感激涕零。此後，我對干外婆鼓勵我的慈悲及師父鼓勵我的教化度眾，更堅定誓願一生奉行到老死為止。

為了實踐“行善”與“教化”，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要勤行效法諸佛菩薩“福慧雙修”與“悲智雙運”的精神，因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廣度眾生。

所以，數十年人生一路走來，有人主張放生，我就舉辦放生法會，但是我覺得在放生之後，更要緊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熱中，等待着我們援助；多少人在饑寒交迫下，等待我們救護；多少單親家庭需要春風吹拂；多少孤獨老人等待暖流到來；多少四肢不全的傷殘人士，需要陽光；多少家遭急難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對放生行善的觀點，總覺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間。

有人說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診所醫院，為窮苦的人免費診療，但我覺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設立雲水醫院，不但送醫療到偏遠地區，而且派有善說佛法的法師隨隊出診，隨機、隨緣為病患解答生活疑難，做心理上的輔導及開示。因為我覺得，心病好了，會增進身體的健康。

有人說養老育幼很重要，我也辦養老院、孤兒院、託兒所、幼稚園，但是我覺得並不單養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問題，所以我開創佛光山的時候，決定要將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問題都能用佛法解決，讓佛光山的內容，可以成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勵大家應當今世往生佛光凈土，不必等到來生。

說到“教化”，有人說興學、出書很重要，我不但興建佛教學院，培養弘法人才；興建普通小學、中學、大學，培養社會人才；辦理佛教雜誌，弘揚佛陀的真理；開設佛教出版機構，宣揚佛陀的法音；我更覺得應該進一步效法佛陀的觀機逗教、應病與葯及觀音的普門示現、隨類應化的精神，關照到所有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眾生。因此，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為他們組織念佛會；對於喜歡參禪打坐的信徒，我為他們設立禪堂，開辦禪坐班；對於想要學習各種技藝的信徒，我為他們開設佛教插花、素食烹飪、書法抄經等班級，讓他們在學習的同時，也領略到佛法的奧妙；對於前來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頓兒女的信徒，我舉辦兒童班、安親班，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來道場，既不是來拜佛，也不是來求法，而是心中有苦悶，想要找人訴說，我就設立客堂、談話室、心理咨商，讓他們前來傾吐心事，並為他們解決煩惱。看到有些信徒只是來寺院喝茶參訪的，我就設立滴水坊，並且安排知客帶領他們參觀；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想來品嘗素齋的，我就設立會館餐廳，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標舉“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無非都是基於效法諸佛菩薩“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對於徒眾，我也是量才為用：長於慈悲心的，我都鼓勵他們從慈善事業；長於口才的，我就鼓勵他們從事各種教學；長於行政的，我就安排他們到各教會去服務。就這樣，各方的救災救難、養老育幼、急難濟助、家庭輔導、殘障關懷、社會教化、監獄弘法、學院教書以及各種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業興辦起來。我們積極從事的原因，為的就是要讓世間“行善”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對於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學子，他們的思想靈活，智慧見解過人，我就鼓勵他們著書立說，弘化十方，以實踐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我抱持着“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個眾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鳴，但最後總能讓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沒有白費。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經常有人將路邊撿到的小孩送來山上，因為他們的到來，必須要到戶政機關設立戶口，但因沒有人敢收養，我就叫他們登記在我的名下，跟着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現在他們都成家立業，不但沒有增加我的負擔，而且生活幸福美滿，令人欣慰。高雄縣設立約可以容納兩百個老人的崧鶴公寓，要交由我認養照顧，許多人都和我說：“這可是一項很大的負擔啊！”數年後一次供僧法會中，忽然看到許多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婆們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達開朗的樣子，經司儀介紹，才知道原來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讓大家看了都覺得感動不已。

與“教化”比較起來，“行善”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眾、辦學校、辦雜誌、發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見肘，“日日難過，日日過”，但是辦慈善事業卻可以讓我在緊急迫切的時候，得到及時多方的資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和“宜蘭仁愛之家”借了五十萬元，後來負責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種逼債火急的樣子，雖然讓人生氣，卻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緊要的關頭得到慈善事業資助，心中還是十分安慰。

記得多年前，朝山會館的服務小姐向我抱怨，許多信徒在朝山會館吃完了飯，卻將油香錢拿到育幼院去捐獻，我安慰他們：“‘行善與教化’都是度眾的法門，不要因為捐獻的去向而妄分彼此。”雖說如此，但是從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慈善事業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從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儘管有人行善後悔，慨嘆“善門難開，善事難做”，其實“行善”只要隨心隨力，不望報答，實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當大家看到生物學家將老虎、獅子養大之後，放回山林，那種歡喜踴躍的樣子，不正說明了“行善乃快樂之本”。

不久前，聖地亞哥動物園花了數百萬美金，將威鯨送回冰島的家鄉，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彩，成為大家茶餘飯後談論“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將被風吹落地面的小鳥拾起來撫養，將找不到媽媽的小松鼠撿回去保育，為它們取名為“滿天”、“滿地”，雖然它們長大之後，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遊，但是多少年來，心中的祝福歡喜仍然不減。“教化”就困難多了，不但要觀察眾生的性格，耐煩地應機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個人來學佛，但就因為一件事情不能順應他的心意，而前功盡棄。姑不論吾等凡夫福薄慧淺，即如大聖佛陀度眾何止千萬，但對於城東老母，雖然想盡辦法，種種教化，還是無法接引她得度。對於提婆達多，雖然佛陀也是諄諄教誨，循循善誘，也無法抑制他累劫以來貪婪私心的習氣，只有忍見他墮入地獄受苦受難。

雖說“教化”如此困難，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大德們仍不減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眾，這是因為唯有“教化”，才能從根本上濟助眾生渡過苦海，到達解脫的彼岸。

佛世時，善德居士在家中設立大施會，供養各類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貧窮、孤獨、下賤乞討的人，以為功德巍巍，但維摩詰尊者卻說：“真正的大施會，應該以法施為重，為什麼你卻只設立財施之會呢？”

印度闍婆國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請人京時，宋文帝親自拜見，並且向他請法，問道：“朕想要持齋戒殺，但是朕日理萬機，實在難以兩全啊！請示大師，我該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與凡夫的修持本來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別。君王擁有天下四海，地位超過世人之上，只要您一句好話、一項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這就是真正有意義的齋戒‘行善’。”

可見“行善”固然要緊，“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濟窮苦，但許多人拿了賑濟品之後，不但沒有謝意，而且丟下一句：“下一次東西要再多一點啊！”那種貪求無厭的樣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儘力養老撫孤，但一些人在舒適的生活起居中，仍經常爭吵不斷，那種嗔心熾盛的樣子，委實讓人嘆息。無怪乎西哲有云：“給他一張桌子，不如給他一塊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舉辦“送愛心到泰北”活動，藉著運送物資之便，發起“以設立工廠來代替救濟”，承蒙泰北第三軍軍長的女兒李健圓小姐深表贊同，多次為此到台灣來募款，我也鼓勵信徒給予支持贊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們，仍如杯水車薪，無法解決問題。我也曾經多次到蘭嶼、綠島、小琉球等地舉行冬令救濟，事後看到當地同胞心靈上的空虛仍然無法解決，令我體會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窮”，誠乃經驗之談，想起“慈濟功德會”在世界各處濟貧救苦，功德無量，應該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繼續給予鼓勵支持。

記得有一次信徒座談會上，陳秋琴師姐舉手發問：“‘行善’與‘教化’孰輕孰重？”慈容法師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鬧不乖的時候，父母塞給他一顆糖吃，使能暫時止啼；‘教化’則好比父母花時間耐心教導孩子做人處事的道理，讓他了解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陳師姐很有慧根，一聽就了解到“行善”與“教化”的分別，從此多少年來，與夫婿劉招明居士兩人出錢出力，護法衛僧，不遺餘力。

也有人問我：“從事救濟事業和建築寺院孰輕孰重？”我覺得不必互相比較，因為眾生各有所需，吃飯配菜固然可以當飽，喝牛奶吃麵包同樣也能充饑。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個道場，我覺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學校，一個灰心失意的人進寺院拜了佛之後，往往能夠鼓舞精神；一個事業受挫的人聽到法師的一句開示，或許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說：“寺院像加油站，能為人加油；寺院像發電廠，能為人充電；寺院像百貨店，能讓各人選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醫療所，能診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長養心靈所需的養分。”寺院對於一個人如此重要，難道不是在“行善”嗎？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來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間就是因為有很多分別，才會產生許多糾紛，如果能將“行善”與“教化”看成人之雙臂，鳥之兩翼，“行善”與“教化”不都是一樣的嗎？像我在荷蘭建寺的因緣，是因為當地一個即將臨終的老婆婆和兒子說：“如果沒有出家人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後來她的兒子找到羅老居士念經，羅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里迢迢請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許景河的女兒發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師給予種種支持，讓他感覺到佛寺道場對於當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後學佛更加虔誠；還有許多旅行的人到新西蘭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協會幹部們的各種協助，因而激發他們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業家陳正男夫婦也是有感於我為他的父親往生前往誦經祝福，後來不但資助佛光山各地道場及佛光大學圖書館的興建，而且對佛教的文教事業熱心捐輸。佛光山許多道場及事業的興建就這樣先從“行善”開始，能進一步達到“教化”的功用。

有鑒於“行善”的重要，我在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下設有“慈善委員會”、“急難救助委員會”，後來，台灣佛光總會裏面也成立“慈善委員會”、“急難救助委員會”。有人問我：“為什麼設立那麼多種慈善的單位？”我告訴他：“‘行善’還怕多嗎？”最近巴布亞新幾內亞因海嘯而造成災難，佛光會用直升機載救濟物品前往賑災，中南美洲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等國的風災，佛光會也幾次用貨櫃運送糧食前往濟苦。《華嚴經》云：“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這一點點的善心美意，能讓他們沽上一點法緣，能讓他們生起追求真理之心，從此尋得人生的方向。更祈願這一點點的財施迴向給十方一切眾生，讓大家能夠究竟離苦，共成佛道，則於願足矣！

總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階，“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們的社會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豐盛的物質，也不是繁華的街市，而是“行善與教化”的心意及行動，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運動”——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從彼此的關懷做到彼此的勸勉，從物質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流，從慈善的廣被做到文教的發展，從環境的美化做到心靈的凈化，相信我們的社會必定會更加安定和諧，我們的國家必定會更加富強康樂。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