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經典的永恆綻放
凡訓蒙，須講究。
詳訓詁，明句讀。
註釋
蒙：蒙童，古時指剛入學的兒童。
訓詁：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話來解釋詞義。
句讀：指語句中的停頓，短的停頓叫做“讀”，長的停頓叫做“句”。
凡是教育剛入學的兒童，一定要講究教育的方法。把每個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詞句講解清楚，使學童讀書時懂得原文的停頓。
心解
循序漸進
這四句話說的是兒童在啟蒙階段的學習內容和步驟。啟蒙教育對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習慣如自然。”意思是說：一個人小時侯養成的習慣是非常穩固的，終生都會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經》認為“訓蒙”“須講究”，而這一階段孩子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是：訓詁和句讀。
古代的兒童入學后，首先接受的是識字教育。識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我們經常在電視劇中可以看到，古時的兒童搖頭晃腦地跟着夫子讀《三字經》，反映的就是這一階段的情況。當兒童“能識兩千字”時，老師就開始“講書”了。“講書”就包括訓詁和句讀兩部分。所謂“訓詁”，就是解釋詞義的方法，也叫“訓故”、“故訓”、“古訓”、“解故”、“解詁”，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詞義叫“訓”；用當代的話解釋古代的語言叫“詁”。“訓詁”連用的說法，最早見於春秋時期魯國人毛亨註釋《詩經》的書，書名叫《詩故訓傳》。後來才將這門學問稱為“訓詁”。我國的漢字，是一種形體文字，每個字都包含形、音、義三部分，研究這三部分的學問分別叫做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訓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概念。廣義的訓詁學包括音韻學和文字學，狹義的訓詁學只是小學（學習的初級階段）中與音韻、文字相對的學科。訓詁學書籍有兩種，一種專為註疏某一本重要的書，逐字解釋全書的意義，如《論語註疏》、《毛詩註疏》、《韓非子集解》等；另一種是單純解釋古代的詞彙，搜集古代詞彙，分類註釋，如《爾雅》、《說文解字》、《方言》等。訓詁學研究方法有：互訓，用同義詞互相解釋，如“老，考也”；“考，老也”；聲訓，用聲音相似意義相同的字解釋，如“衣，依也”，說明這個“衣”在古書中是當做“依”的意思；形訓，用字形說明其來源和意義，如“小土為塵”，說明“塵”字的意思是“小土”；義訓，用當代的詞義解釋古詞的意義，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說“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訓，古代有的詞和現代意義相反，需要用反義詞註釋，如“亂而敬，亂，治也”，說明這個“亂”字，在此處作“治”的意思；遞訓，用幾個詞連續解釋，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說明這個“庸”字用聲訓是從“用”字來的，但意思實際是“得”的意思。
所謂句讀，就是對句子進行標點斷句。古時稱文詞停頓的地方叫做句或讀。連稱句讀時，句是語意完整的一小段，讀是句中語意未完，語氣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書寫上原本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設計，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傳達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書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註記號，這就是句讀的由來。一般是以句號（。）作為一個句子的終結，相當於現代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句中語氣承轉停頓以讀號（，或、）表示，則相當於現代標點符號中的逗號和頓號。像這樣加註句讀的動作，被稱為“斷句”又被稱為“圈點”，如果再加上註解或註腳的動作，則被稱為“圈注”。正確的圈點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顯現一個人基本的學識和涵養。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讀書，非常重視句讀能力的訓練。韓愈的名篇《師說》中說道：“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也道明了學習句讀的重要性。據說周總理在一次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把國民黨一方駁得體無完膚，國民黨代表惱羞成怒，破口大罵，叫嚷與共產黨談判是“對牛彈琴”。周恩來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樣以這四字作答，只是停頓有所不同。他說：“對，牛彈琴。”周恩來總理正是利用標點非常機智地回敬了對方。還有一個句讀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個書法家奉旨給慈禧太后題寫扇面，寫的內容是王之渙的《出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需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由於一時的疏忽和緊張，竟將“間”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這個書法家問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釋說：老佛爺息怒，這並不是王之渙的原詩，是用他詩的原意填的詞，併當場標點斷句，吟誦道：“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需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慈禧一聽，無言以對，那位書法家也撿回了自己的性命。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也足以認識到句讀的重要性了。
為學者，必有初，
小學終，至四書。
註釋
為學：進行學習。
初：開頭，開端。
小學：初等教育。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
作為一個學者，求學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礎，把小學階段的知識都掌握了，才可以讀“四書”。
心解
四書
這四句是說學習的具體階段，只有完成了小學的科目才可以讀“四書”。古時的小學和現在的小學有些不同。朱熹主張“古之教者，有小學，有大學”，他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心理特徵有了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並分別提出了兩者不同的任務、內容和方法。凡年齡在八至十五歲，不分貴賤，只要年齡和心理特徵正常便入小學，十五歲以後便入大（tài）學。
朱熹認為小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如果兒童時期沒有打好基礎，長大就會做出違背倫理綱常的事，那時再彌補，就極為困難了），因而，他認為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必須抓緊、抓好。古時小學的學習內容主要是“六藝”和洒掃進退的規矩。“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具體內容之前已經說過。日本將其變化為八道：茶道、藝道、花道、書道、劍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認為：“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師、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無違也……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洒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可見在朱熹看來小學應以教事為主，主要內容是倫理規範的訓練和基本知識技能的學習。大學是更為系統的教育。大學教育是在“小學已成之功”基礎上的深化和發展，與小學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還對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的關係進行了精闢的論述：“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學和小學教育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
經過了小學階段，就可以閱讀“四書”了。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書”。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彙集在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對於“四書”的學習，朱熹認為“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且強調“初學且須知緩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語》、《孟子》裏的精微之處：融貫了《論語》、《孟子》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裏的心法。和“四書”同樣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書”在我國思想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顆明珠，閃耀古今。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作，“四書”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思想精髓，是無數先賢實踐和思考的結晶，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多誦讀一些經典，不僅能讓我們懂得為人處事的道理，相信社會也能由此形成一種文化認同的新秩序。
論語者，二十篇，
群弟子，記善言。
註釋
論語：書名，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經典作品。
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美稱。
善言：具有教育意義的言論。
《論語》共計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們記載有關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一部書。
心解
《論語》
《論語》是我國儒家經典之一，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由孔子的弟子編輯而成的。它主要記載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對我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後人尊稱為“萬世師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貧寒，卻極為聰明好學，二十歲時，學識就已經非常淵博，被當時人稱讚為“博學好禮”。孔子三十五歲時，因魯國內亂而奔齊，受到齊景公的讚賞，但因齊相晏嬰從中阻撓，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魯國，繼續鑽研學問，培養弟子。孔子五十一歲時，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孔子五十四歲時，受季桓子委託，攝行相事。他為了提高國君的權威，提出“墮三都”、抑三桓（魯國的三家大夫）的主張，結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對，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戀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於是棄官離魯，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另尋施展才能的機會，這一年他五十九歲。六十八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後，他不再求仕，一面繼續整理文化典籍，修訂六經；一面廣收弟子，開展教育事業。相傳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歲時患病，不愈而卒。
《論語》書名的來歷就要追溯到我國古代人寫作的體例。古代書籍的寫作體例，大體分為“著作”、“編述”、“鈔（抄）纂”三大類。由鈔（抄）纂而成的書籍，古人稱為“論”。《論語》的“論”，就是排比資料、纂輯成編的意思，“語”者，語錄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論語》共計二十篇，一萬兩千多字，其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語言表達言簡意賅、含蓄雋永，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註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后，《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流失了。以後各代註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現代人對《論語》的註解則以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為最好。這本書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
《論語》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禮和仁。“仁”，仁德。《論語》的“仁”，不是通俗意義上仁愛那樣簡單的意思，它蘊含了君子所有必須具備的道德品性和個人修養。仁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禮是外在的表現，禮必須反映人們的仁德。孔子以禮來規定仁，依禮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說和禮說相聯繫。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認為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後人稱為“德治”或“禮治”。
《論語》中還有大量的篇幅是關於孔子的教育和學習主張。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面，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對於教育的目的，孔子認為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鑒。其一，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的關鍵在於愛學、樂學，即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另外，腳踏實地、專心致志、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學習的方法。孔子主張要“溫故而知新”，還特彆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並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其三，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其四，學習的目的。孔子明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論語》的教育思想對很多文化名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毛**就很喜歡《論語》，曾經借用《論語》中“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來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幾年國內逐漸興起了一種“國學熱”，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文化，並學習其中的精華部分。《論語》就是大家學習的“熱門”。我們現在學習《論語》不僅是呆板地背誦，因為其中並沒有詳細的準則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啟髮式的話語。在記憶之後，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碰到一件事，就會突然觸發了這一句話，從而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和靈感，也就獲得了解決事情的方法。對於個人來說，這也就是《論語》的價值所在。
孟子者，七篇止，
講道德，說仁義。
註釋
孟子：書名，記述戰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經典作品，據說是孟子本人親自編訂的。
《孟子》這部書，共計七篇，內容是有關品行修養、發揚道德仁義等優良德行的言論。
心解
《孟子》
相傳，《孟子》是戰國時期著名儒家學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的典範。孟子也不負眾望，勤奮讀書，終成一代大家。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一說孟子師承孔伋的學生），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不很高。自從韓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南宋孝宗時，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便是讀書人的必讀書目。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根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記載，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內容是：“講道德，說仁義”。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張。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他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認為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並認為循此一途，發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聖成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皆可成堯舜”。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學說。在孟子看來，道德教育對個人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夠保存天賦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復歸；二是能夠擴充或發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幫助人們知性知天。此外，重視道德意志的鍛煉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鮮明特點。孟子認為，一個人要成就大器，必須經過嚴格的鍛煉，即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論語》一樣，均為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但與《論語》簡約、含蓄的語言風格不同，《孟子》多善鴻篇大論，氣勢磅礴，發言凌厲雄辯，思維機智縝密，無論文采和思想，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作中庸，子思筆，
中不偏，庸不易。
註釋
中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子思：孔子的孫子，據說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經常、常道，永不變化的意思。這裏是說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養和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書，處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是永恆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全篇約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記載。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根據學者的考證，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后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孫，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子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中庸》是儒家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鄭玄的《中庸》注本這樣解釋“中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虧不盈，不急不緩，不驕不餒，不過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與為人做事較為完美的平衡點，才會達到可進可退、伸縮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於修養人性，從而具備理想的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
人們調節人際關係就需要具備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這三種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賢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儘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還要求自我修養要遵循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盡性者三條原則。
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講述的是以誠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誠而明悟了天理，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內心真誠，這叫做教化。真誠就會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會真誠。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鳴者就是希臘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譯就是“中庸”。他說：“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度與不及都是要遭受失敗的，而中道則受到稱讚，獲得成功。被稱讚和成功都屬於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種中道，因為它旨在達到中間。行惡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則只是單向的，這就是作惡日益，為善困難的原因：因為射不中目標很容易，而擊中目標則很難。由於這個道理，過度和不及屬於惡，中道屬於善。”
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端實、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大學，乃曾子，
自修齊，至平治。
註釋
大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曾子：名參，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養。
齊：齊家，整頓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國家。
曾子作了《大學》一書，他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心解
《大學》
《大學》原本是《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而且將它列為“四書”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平邑縣，一說山東嘉祥縣）人。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也是孔子最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子思師從曾子，又傳授給孟子。因此，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家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著述有《大學》、《孝經》（有人認為《孝經》是孔子的作品）等儒家經典，與孔子、孟子、顏子（顏回）、子思並肩共稱為五大聖人，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當代的曾姓後裔均把曾子作為自己的開派祖先。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極其寶貴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
關於“大學”的含義，現存在兩種說法。一說是廣博的意思；一說它是相對“小學”而言的，也就是“大人之學”，即君子達到從政之學。現多採用第一種說法，個人比較贊同第二種。
《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也”，全篇主要講述了如何通過修身、明德、得大道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理想，並提出了三條綱領和八個條目。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大學》的第一句就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現在很多高校的校訓就出自於這句話。例如河南大學的校訓就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明德是指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八個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之前已經談過。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齊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家的事。在八個條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所講的平天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整個鏈條的最終環節，是整個思想體系的最高層次，也是修身、治國所要實現的最高理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儒士們的至高人生理念，對我國民族性格和追求的形成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這也成為儒家思想的標誌，和道家、佛學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共同構成幾千年來人們的人生目標和追求。關於儒釋道三家學說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曾說過：“佛學像百貨店，裏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儒釋道三家的學說不僅是一門學問，其精華部分同樣也應該是我們的人生理念和追求。
孝經通，四書熟，
如六經，始可讀。
註釋
孝經：書名，儒家經典之一。
通：通曉、明白。
六經：儒家經典的總稱。
把《孝經》的道理弄明白了，四書讀熟了，才可以去讀六經這樣深奧的書。
心解
《孝經》
《孝經》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孝經》篇幅較短，全書只有一千八百字，分為十八章。書中主要講述“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各種身份的人如何來實行“孝道”。關於《孝經》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作者是孔子，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這是出於後人附會。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認為《孝經》的作者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同期的人則多贊同曾子記錄孔子的講述的說法。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現在一般的說法是，這部書的成書年代大約是公元前3世紀早期，出自戰國晚期的儒家學者。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註解者有百家之多。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的版本。現在西安碑林中保存最早、造型最特別、雕刻最華麗的碑石就是《石台孝經》。碑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書寫並加以註釋的《孝經》。《石台孝經》以奇特的形制、深刻的內涵、絕妙的書法成為西安碑林中的“迎客第一碑”。
《孝經》主張“孝悌”的思想，“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並認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並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繫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提倡“事君如事父”，因此受到各朝統治者的推崇——希望通過宗法血緣關係來達到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煩瑣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於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係與為封建專制君主服務聯繫起來，主張“孝”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並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該書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如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等。在古代，《孝經》承擔著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任務，在五四時期受到了批判。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的孝道，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三字經》的作者認為讀懂了《孝經》和“四書”，就可以來學習“六經”了。根據南宋學者朱熹的看法，“六經”的地位是高於“四書”的，即“四子，六經之階梯”（文中“四子”即四書）。古人還要求學習要循序漸進。朱熹在《書臨漳所刊四子后》中有這樣一段話：“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詩書易，禮春秋，
號六經，當講求。
註釋
詩：《詩經》。
書：《尚書》，也稱《書經》。
易：《周易》，也稱《易經》。
禮：《周禮》和《禮記》。
春秋：《春秋》。
經：經典，權威性著作。
《詩經》、《尚書》、《周易》、《周禮》、《禮記》、《春秋》統稱為“六經”，這是中國古代儒家的重要經典，應當仔細閱讀。
心解
六經
這四句話介紹的是“六經”。“六經”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六部經典的統稱。“六經”的說法最早源自《莊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稱之為“六藝”。“六經“中的《樂經》已經散失，只留存下來《樂記》一篇，併入《禮記》中，因此在漢朝，將這五本著作作為經典，稱為“五經”。西漢漢武帝時期設立有“五經博士”。《三字經》將《詩經》、《尚書》、《周易》、《周禮》、《禮記》、《春秋》稱為“六經”。相傳“六經”是孔子教授學生的教材，弟子三千習《詩》、《書》、《禮》、《樂》，七十二賢人兼習《易》與《春秋》。不可否認，“六經”正是經過了孔子的整理以及創造性的修訂、解說才得以傳之後世的。
“六經”不僅是儒家的經典，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內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歷史文獻。《周易》是我國第一部哲學著作。《周禮》是我國第一部組織管理和典章制度的著作，主要彙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期的各國制度。《禮記》是我國第一部文化資料彙編，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論著的彙編。《春秋》是我國第一本編年體史書。“六經”各有論述的重點。如《莊子·天下篇》中所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漢書·司馬遷傳》中的說法是：《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六經”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易》為總綱，《書》為政典，《禮》為禮書，《樂》為樂書，《春秋》為刑典，《詩》則將禮樂刑政綜合了起來。
古人認為熟讀“六經”是非常重要的。《禮記·經解》中曾記載孔子的有關言論：“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致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凈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庄靜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但是如果學習的方法不得當，也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學習呢？有一個和“六經”有關的著名論斷：“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一論斷出自宋朝心學鼻祖陸九淵，對我們學習“六經”有很大的啟發。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自己明白客觀的道理，把前人的理解作為參考，就是“六經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觀的道理，甚而至於沒有了解古人的意思，而只在語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經”。只有達到“六經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經”。這告訴我們一種學習經典的方法，值得深思。
由於漢朝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至東漢時，又在“五經”之外把《論語》、《孝經》定為讀書人必讀書目，這樣儒家的經典便擴大為“七經”了。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易》、《書》、《詩》，並稱為“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顯然在“七經”、“九經”中，已經把古代闡述經義的一些“傳、記”也包括到經的範圍之內了。在唐代，《論語》和《孝經》是要求所有讀書人都要研讀的，稱之為“兼經”。唐文宗年間（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經”以及《論語》、《孝經》、《爾雅》都刻在石碑上，總共十二部書，稱為“十二經”。這些經書刻石保存至今，就是西安碑林中著名的“開成石經”。在宋朝，理學家們把《孟子》也提高到經書的地位。北宋哲宗元佑年間的科舉考試內容中就包括《孟子》。從此儒家的經典便成了“十三經”。其成書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迄秦漢；其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哲學、文學、歷史、政治、經濟、語言文字、倫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作為儒家文化的經典，“十三經”地位之尊崇，影響之深遠，是其他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
有連山，有歸藏，
有周易，三易詳。
註釋
連山：相傳是夏代的《易》書。
歸藏：相傳是商代的《易》書。
分別成書於夏、商、周的《連山》、《歸藏》、《周易》，合稱“三易”，這樣《易》就更加完備詳盡了。
心解
《易經》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易經》，又叫《周易》。實際上，《易經》有三種，分別是夏代的《連山易》、商代的《歸藏易》和周代的《周易》，但是前兩部已經失傳了，因此現在來說《易經》就是《周易》。歷史傳說中，有伏羲畫八卦、周文王作周易，即“文王拘而演《周易》”（所以《易經》又被稱為《周易》）、孔子修《易》、連山易祖作《易》、九天玄女傳《易》等說法。綜合來說，《易經》是遠古眾多聖人根據大自然（或天道、生命）的發展變化規律經過很長的年代創作並不斷修改而成的。
《易經》全書共二萬四千多字，分為經部和傳部，經部的原名就是《周易》，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號與卦爻辭。所謂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兩兩相重而得，“八卦”則是由“陰”、“陽”二爻三疊而成。《易經》的“陰”、“陽”，分別呈中斷的與相連的線條形狀，即“––”與“—”。古人用陰陽範疇來表現寒暑、日月、男女、晝夜、奇偶等眾多概念，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陰”與“陽”的基礎上，聖人將其符號三疊而成八種不同形狀，分別命名為不同的卦名並擬取相應的象徵，稱為“八卦”。傳部實際上是闡釋《易經》經文的專著，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文言》、《繫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計七種十篇，漢人稱之為“十翼”，後世統稱《易傳》。其中，《彖傳》分別解釋六十四卦卦名、卦辭和一卦大旨。《象傳》闡釋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解釋卦象的部分稱為《大象傳》，解釋爻象的部分稱為《小象傳》。《文言》共兩節，分別解說乾、坤兩卦的意旨，因此也稱《乾文言》、《坤文言》，主要是在《彖傳》和《象傳》的基礎上作出進一步闡發與拓展。《繫辭傳》主要申說經文要領，貫徹卦爻辭的基本義理。文中對《周易》經文作了全面的辨析與闡發，一者抒發《易》理之精微，二者展示讀《易》之要例。《說卦傳》是闡述八卦取象大例的專論，也是探討《易》象產生於推展的重要依據。《序卦傳》是《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推衍綱要，揭示各卦之間的相承相受。前半段經《乾》至《離》共三十卦，主說天道；後半段自《咸》至《未濟》三十四卦，主說人倫。《雜卦傳》猶言“雜糅眾卦，錯綜其義”。將六十四卦重新編為三十二對“錯綜卦”，旨在闡發事物的發展在正反相對因素中體現出的變化規律。
《易經》堪稱我國文化的源頭。它的內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易經》是儒家中庸之道、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等思想的重要來源，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易經》的陰陽學說是中醫陰陽學說的基礎。《易經》的實時定位思想、與時偕行等思想對中醫有着至為重要的影響，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療原則就源於此。同時，《易經》對子午流注、八綱辯證、風寒暑濕燥火六邪等學說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易經》也對軍事理論有直接影響。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吳起、諸葛亮等，都根據《易經》原理排兵佈陣。《易經》對武術發展同樣有很大啟發。《易經》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辭，說“君子應整治兵器，以防不測”，對習武健身、防身觀念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八卦掌、太極拳等，都來自《易經》理論。《易經》對建築學的影響主要和“風水”學說緊密相關，古代的城建佈局、建築設計等都要以《易經》理論為指導。圍棋也是根據《易經》原理演變而成的，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簡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沒有《易經》就沒有中國的文明。
可以說，《易經》是世界上傳承非常完整、綿延不絕、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作為後人，我們要用科學合理的方式去學習和應用它。
有典謨，有訓誥，
有誓命，書之奧。
註釋
典：《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
謨：《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臣謀略的記載。
訓：《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賢臣訓導君王的言行的記載。
誥：《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王政令的記載。
誓：《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主訓誡士眾誓詞的記載。
命：《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主命令的記載。
《書經》的內容分六個部分：典、謨、訓、誥、誓、命，寫得很深奧。
心解
《尚書》
這一節介紹的是《尚書》。“尚”是年代久遠的意思，“書”就是歷史文獻。《尚書》意為“上古帝王之書”（《論衡·正說篇》），《左傳》等書籍都曾引用《尚書》中的文字，分別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總稱為《書》，到漢代改稱《尚書》。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官方史書，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彙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傳《尚書》是由孔子編撰而成，當時流傳下來的文獻有三千多篇，孔子選擇了一百多篇編成《尚書》，作為教授學生的教材。《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到孔子修《書》。《尚書》編成后不久就遭遇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西漢初存二十九篇，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為秦博士伏生所傳。根據朱自清先生的敘述，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里。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到漢定天下的時候，他才回家，發現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後來漢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但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向他學習。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還有一種說法是，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一段牆壁，發現另一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字體書寫的，所以稱《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典”是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謨”是記君臣謀略的；“訓”是賢臣開導君主的話；“誥”是勉勵的文告；“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歷史上很有影響。
《尚書》，在作為歷史典籍的同時，向來被文學家、史學家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作為我國古代散文形成的標誌。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尚書》中絕大部分應屬於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總集。書中的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後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秦漢以後，各個朝代的制誥、詔令、章奏，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尚書》的文字古奧迂澀，所謂“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就是指這個特點。只有少數文字比較形象、朗暢。《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如《盤庚》三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歷來註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二十卷等。
我周公，作周禮，
著六官，存治體。
註釋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姬旦，西周著名政治家。
周禮：書名。
著：設立、設置。
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治體：政治體制。
周公寫作了《周禮》，其中記載着當時的官制以及國家的組成情況。
心解
《周禮》
說起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禮樂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三禮”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這一節主要介紹《周禮》。
《周禮》又名《周官》、《周官經》，是周代職官禮法、物名制度的彙編，是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所著。周公，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後人稱為周公。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後，過了三年就病死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攝政當國。周公不但理政治國，還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國體，天下大治。周公在輔政期間，兢兢業業，惟恐失去天下賢人：洗頭時，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頭髮；吃飯時，亦數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賢士。這就是成語“握髮吐脯”的來源。曹操在《短歌行》也以周公的事迹來抒發自己求賢若渴的心情，寫下了“周公吐脯，天下歸心”的詩句。周公攝政七年後，成王長大成人，於是周公歸政於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周公為後世為政者的典範。孔子的儒家學派，把他的人格典範作為最高典範，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終生倡導的正是周公的禮樂制度。章學誠曾言：“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禮樂，孔子聞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禮》內容非常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的寶庫。《周禮》一書，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敘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傳周公設置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機構，每一官制下面再設不同的官職，每一官職都規定了具體的職務條例，這就確定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行政體系的大體框架，六部制的行政體系一直沿用至今。“六官”分別是：天官冢宰，稱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明清為吏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人事部；地官司徒，稱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明清為戶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和公安部戶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稱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明清為禮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夏官司馬，稱為政官，管理軍制、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明清為兵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秋官司寇，稱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明清為刑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和公安部；冬官司空，稱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明清為工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農業部、貿易部等的綜合。
《周禮》的許多禮制，影響百代。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主張對官員、百姓，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後代儒士感嘆：“非聖賢不能作”，絕非無稽之談。
大小戴，注禮記，
述聖言，禮樂備。
註釋
大小戴：漢代的儒家學者戴德（“大戴”）、戴聖（“小戴”），二人為叔侄關係。
禮記：書名，秦漢之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
聖言：聖人的言論。
戴德和戴聖整理並且註釋《禮記》，供人學習，使後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禮樂的情形。
心解
《禮記》
這一節主要介紹“三禮”中的《禮記》。《禮記》是一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儀，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等。《禮記》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面，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在先秦時代，儒家所稱的《禮經》是《儀禮》。據傳《儀禮》是孔子根據周代殘留的資料，彙編而成的，全書共17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後世歷代帝王制定禮法的依據。《儀禮》雖字數不多，但文字艱澀，內容枯燥，連治史者都對它望而生畏。因此，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學者對其內容進行解釋和闡述。《禮記》就是漢代學者根據這些材料編著而成的。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關門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禮記》的編定者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將漢初劉向收集的一百三十篇綜合簡化，一共得八十五篇，被稱為《大戴禮記》，流傳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後來其侄戴聖又將《大戴禮記》簡化刪除，得四十六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樂記》，一共四十九篇，被稱為《小戴禮記》，就是我們現在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的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將四十九篇分為通論、制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書目。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論述嚴謹，有的言簡意賅、意味深長，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畫，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闢而深刻。現在我們日常使用的很多名言和成語就出自《禮記》，如苛政猛於虎、放之四海而皆準、格格不入、天下為公等。《禮記》中的觀念已經深入到了我們的思維和行為中，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曰國風，曰雅頌，
號四詩，當諷詠。
註釋
國風：《詩經》的一部分，包括了當時十五個諸侯國和地區的一百六十篇詩歌。
雅：《詩經》的一部分，貴族士大夫的作品，分為“大雅”和“小雅”兩個部分。
頌：《詩經》的一部分，用於祭祀宗廟的樂歌，分為“周頌”、“商頌”、“魯頌”三部分，大約四十篇。
號：號稱。
諷詠：吟誦。
《國風》、《大雅》、《小雅》、《頌》，合稱為四詩，它是對當時社會的反應，值得我們不斷朗誦。
心解
《詩經》
這一節主要介紹“六經”中的《詩經》。《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約三百零五篇詩歌。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中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因此關於《詩經》的作者存在很多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漢書·藝文志》記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外一種說法為：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樂師搜集的。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的共有四家：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到南宋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的傳本。
提到《詩經》就必須要說一下“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前三個說的是《詩經》的內容；后三個說的是《詩經》的寫作手法。根據音樂的不同，《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共十五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74篇）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31篇）。《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喻。如《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興”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如《詩經》的開篇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孔子在教授學生時，非常重視“詩教”，使他們“溫柔敦厚”。“詩教”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漢代儒家對孔子文藝思想的一種概括，被後世引申為藝術原則。近代詞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提出“柔厚”說，要求詞在藝術表現上要蘊藉含蓄，微宛委曲；內容上要深郁厚篤，既不叫囂乖張，又不淺顯直露。
儒家還特彆強調詩歌的社會功用。《論語》：“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謂“興”，就是說詩歌可以讓欣賞者精神感動奮發。“觀”是說通過詩歌可以了解社會生活、政治風俗。還可以看出詩人的情志。“群”就是說，詩歌可以在社會人群中交流思想感情，促使社會保持和諧。“怨”是說詩歌可以引發欣賞者對社會生活的一種情感態度。
作為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和地位。《詩經》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在結構上多採用重章疊句的形式以加強抒情效果。每一章只變換幾個字，卻能收到迴旋跌宕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多採用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以及賦比興的手法來狀物。另外，《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面貌，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
詩既亡，春秋作，
寓褒貶，別善惡。
三傳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註釋
詩：《詩經》。
春秋：書名，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而成的。
寓：寄託、隱含。
褒貶：褒揚和批評。
別：分別、區分。
公羊：書名，《春秋公羊傳》。
左氏：書名，《春秋左傳》。
穀梁：書名，《春秋穀梁傳》。
後來由於周朝的衰落，《詩經》也就跟着被冷落了，所以孔子就作《春秋》，在這本書中寄託着孔子對現實政治的褒貶以及對善惡行為的分辨。用來解釋《春秋》的書有三本：羊高所著的《公羊傳》、左丘明所著的《左傳》、榖梁赤所著《穀梁傳》。
心解
《春秋》
西周第十二代君主周幽王荒淫無道，暴虐殘忍，寵信褒姒，上演了一出“烽火戲諸侯”的鬧劇。等到犬戎軍隊兵臨城下時，周幽王自食苦果，死於亂軍之中，西周滅亡。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為周平王，遷都洛陽，史稱東周。東周時代君弱臣強，五霸七雄各據一方，雖有周天子，但政教不興、號令不行，“禮崩樂壞”，周王室名存實亡。各國不再採風，諸侯不覲天子，天子不享諸侯，宗廟祭祀不繼，這樣《詩》的精神就喪失了。孔子看到這種混亂的情形，“是可忍，孰不可忍”。晚年時回到魯國后，根據魯國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歷史名著《春秋》。因此孟子才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在中國上古時期，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覲王室的時節。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書的統稱。《春秋》，又稱《麟經》（《麟史》），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的史書《春秋》加以整理修訂的。《春秋》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春秋》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只有16000多字。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孔子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通過細節描寫，修辭手法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他的主觀看法。經學家認為他每用一字，必寓褒貶，因此後人將曲折而意含褒貶的文字稱為“春秋筆法”或者微言大義。左丘明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就是說《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又能夠編寫？
由於《春秋》的文字過於簡潔，後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榖梁赤《春秋榖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公羊傳》和《榖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榖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因此，後世史學家比較重視《左傳》。
《左傳》的作者左丘明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是半師半友的關係。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孔子沒有來得及為《春秋》作註釋就逝世了，於是左丘明來為《春秋》作傳。另有相傳左丘明當時已雙目失明，《左傳》是由他口述，經弟子們紀錄成書的。
《左傳》以敘事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經”，後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傳”，全書側重於以史實配合經文，文筆簡明生動，具有極強的表達力，對後世影響最大。《左傳》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學巨著，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左傳》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相斫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其聲律兼有詩歌之美，言辭婉轉，情理深入，描寫入微，是中國最為優秀的史書之一。
經既明，方讀子，
撮其要，記其事。
註釋
經：儒家經典。
方：方才。
子：諸子百家的著作。
撮：撮取。
要：要點、主要觀點。
讀熟了經傳然後讀子書。子書繁雜，必須選擇比較重要的來讀，並且要熟習事情的來龍去脈。
心解
諸子百家
《三字經》認為讀書的順序是：“詳訓詁，明句讀”，之後學習“四書”和《孝經》，然後才可以讀“六經”，當儒家的經典全部通曉以後，才能涉獵諸子百家。
我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方法是將圖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經”是指古代社會中的政教、綱常倫理、道德規範的教條，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我們之前已經作了詳細的介紹。“史”是各種體裁歷史著作，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十五類，我們下一章會介紹。“子”是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著作，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諸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十四類。“集”是收錄歷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駢文、詩、詞、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學評論、戲曲等著作，分為楚辭、別集、詩文評、詩詞五類。
從春秋中期開始，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間，聚眾講學、著書立說的風氣開始形成。春秋戰國時期，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層之間的鬥爭複雜而又激烈。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於是出現了一個思想領域裏的“百家爭鳴”局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大家。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十家九流”的說法就是從這裏來的。諸子百家的學術觀點太過龐雜，所以《三字經》認為應該“撮其要，記其事”。撮是概括、歸納的意思，也就是把主要學術流派的主要觀點，總結歸納起來，記住要點就可以了。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在政治上，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孟子、荀子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吸收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使儒學體系更加完整，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國後期的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大宗。
道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又稱“道德家”。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在他看來，道是凌駕於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發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天命”的絕對權威。老子的哲學包含着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守靜”。其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老子以後，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
墨家學派創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戰國初期魯國人。墨子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政治上反對世卿世祿制度，主張“尚賢”“兼愛”、“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為“巨（鉅）子”。墨翟死後，墨家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兩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後期法家韓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集大成者。韓非是荀子的大弟子，出身於韓國的貴族家庭。《韓非子》一書是他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韓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學派的長處，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傑出的軍事家孫武。當時著名的兵書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名家因從事論辯名（名稱、概念）實（事實、實在）為主要學術活動而被後人稱為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應該是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曆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雜家是戰國末期的綜合學派。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雜家著作集。
農家因注重農業生產而得名。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注意記錄和總結。《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
小說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他們採集民間傳說議論，藉以考察民情風俗。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五子者，有荀揚，
文中子，及老莊。
註釋
荀：荀況，戰國後期思想家。
揚：揚雄，西漢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
文中子：隋代哲學家王通。
老：老子，春秋時期思想家。
庄：莊子，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
五子是指荀子、揚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
心解
五子
這一節主要介紹古代五位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揚雄、文中子、老子和莊子。《三字經》之所以選擇這五位思想家，是緣於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承遵循的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以繼承、整理傳統文化為主，也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述”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保留傳統文化的種子，使其能夠以本來面目流傳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創作、不對傳統文化加註自己的觀點，以保持其純潔性。第二條路線，是以發展創新為主，這裏說的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在傳統學術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絕不是東抄西抄的大雜燴。其中有在全面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如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另外，還有就傳統文化的某一點進行創新，發展出另外一種全新的學術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禮”的部分進行創新，融合自己“性惡論”的觀點，發展出後世的法家學派。因此，宋代學者孫明復在《孫氏小集·信道堂記》中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前者是繼承派，後者是發展創新派。
荀子（約公元前325—前238年）名況，時人尊其號為“卿”，故又稱荀卿，漢代避宣帝諱而改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早年遊學於齊，學問博大，曾三次擔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約公元前264年，應秦昭王聘，西遊入秦。后曾返回趙國，與臨武君義兵於趙孝成王前。後來荀子受楚國春申君重用，為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令。晚年從事教學和著述。
現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學、邏輯、政治、道德許多方面的內容。荀子學識淵博，繼承了儒學並有所發展，綜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在儒學中自成一派。之前已經說過，荀子在人性問題，主張性惡論，認為人性善是教化的結果。在天道觀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荀子對禮很重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政治思想上，他堅持儒家的禮治原則，同時重視人的物質需求，主張發展經濟與禮治法治相結合。《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語言豐富多彩，善於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風格，對後世說理文章有一定影響。
揚雄（公元前53—18年）一作“楊雄”，字子云，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友愛鎮）人，西漢學者、辭賦家、語言學家。揚雄少時好學，博覽多識，酷好辭賦。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家貧，不慕富貴。四十歲后，始游京師。揚雄以文章詞賦聞名於世，與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並稱“漢賦四大家”。
揚雄早年非常崇拜司馬相如，曾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為已處於崩潰前夕的漢王朝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揚雄晚年對賦有了新的認識，在《法言·吾子》中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於是轉而研究哲學。他仿《論語》的體裁作《法言》，仿《易經》體裁作《太玄》。在《法言》中，他主張文學應當宗經、徵聖，以儒家著作為典範。揚雄關於賦的評論，對賦的發展和後世對賦的評價有一定影響。對於後來劉勰、韓愈的文論，頗有影響。揚雄還著有語言學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漢語言的重要資料。
文中子是指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是他的學生給他的稱號。王通（584—617年），字仲淹，萬榮縣通化人，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學家。出身書香門弟官宦之家，自幼勤奮好學，知識淵博。十歲時，仿孔子《春秋》而作《元經》。十九歲上奏《太平十二策》，施展為國抱負。後讀《詩》、《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又講藝於龍門，受業者千餘人。著名學生有唐初名相功臣房玄齡、李靖、魏徵等。他的孫子正是“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說》。
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復王道政治為目標，倡導實行“仁政”，主張“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有進步性；在哲學上，王通致力於探究“天人之事”，圍繞“天人”關係這個核心，闡述了他關於自然觀、發展現、認識論和歷史觀等方面的思想，表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傾向和主變思想；在文學上，王通論文主理，論詩主政教之用，論文辭主約、達、典、則，提倡改革文風。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老子（約公元前57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dā
），楚國苦縣人，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曾在東周國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向老子問禮。傳說他晚年乘青牛西去，並在函谷關前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最後不知所終。
老子的思想主張是“無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以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為客觀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恆意義。老子思想的精華是樸素辯證法。例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講究性命雙修、虛心實腹、不與人爭。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對後代影響深遠。例如：漢初的統治者一度把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信條，採取“與民生息”的政策。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我國兩千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說子沐），戰國時代宋國蒙（今安徽省蒙城縣）人，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經》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闡揚、詮解《道德經》最清晰、最正確，發揚道家思想最透徹、最徹底的則是莊子。他的學說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於老子的哲學。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莊子和他的門人以及後學者著有《莊子》（被道教奉為《南華經》），也是道家的經典之一。
莊子主張“間世主義”，視天地萬物之有若無、視功名如糞土、視帝王如蔽履，熱愛自然、珍視生命、不走極端、不感情用事。這種間世思想是充滿智慧的人生哲學，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結晶。他的思想包含着樸素辯證法因素，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主張“無為”，放棄生活中的一切爭鬥。又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追求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按時處順，逍遙自得。莊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強，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並採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諷刺的意味，在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方面，都可以致用。對個人修道、養氣，以及立身、處世、建功立業等諸多方面，也有大用處，對後世的影響深遠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