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認識我們的世界

首孝弟，次見聞，

知某數，識某文。

註釋

首：首要、重要。

次：其次、次要。

見聞：看到和聽到的事情。

知某數：認識數目。

識某文：明白文理。

做人首先要學的是孝敬父母和敬愛兄長的道理，接下來是學習看到和聽到的知識，並且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數學和文化知識。

心解

博聞強識

“首孝弟，次見聞”在全篇起着承上啟下的過渡作用，前一句是在總結之前的內容，后一句則引出下文。以數字來概括知識要點是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具有簡明扼要、容易記憶的特點，因此有了“知某數，識某文”。

古人認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因而人們應該在端正學習方向的前提下廣聞博知。“首孝弟，次見聞”正反映的是古人這種重視德育的思想。《論語》中有這樣的話：“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裏的“行”和“文”分別指的是道德行為和文化知識。孔子強調要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文化知識教育之前。除孔子外，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強調過這一點。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即一個教育者的職責，首先是“傳道”（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才是“授業”（傳授業務知識）和“解惑”（解決疑難問題）。隨之提出“好學”、“力行”、“知恥”三個步驟，特彆強調“知恥”是做好“好學”和“力行”的原動力。

在增長見識、認識世界方面，古人強調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禮記·大學》：“古人慾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段話，是儒家學派為實現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階段性行為目標。這一程序性行為綱領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見，這一思想在儒家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對於這個詞的解釋古人卻沒有定論，現在一般的解釋是：窮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更深層次的意思是：透過物質的表面而了解其本質，從而達到智慧的境地。這就給我們傳達出一個信息：看事看物，甚至看人都不能僅從表面入手，應該儘力了解其本質，這樣才能到達“至善”的境界。關於如何認識事物，《禮記·大學》有這樣的說法：“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以，要研究物象必定要知道物象的根源和枝末。要通達事理，就必定要明白事理的先後得失。那麼如何“知人”呢？古人認為首先就是要看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的歷史真跡，因為文學最可以反映一個人的自然狀態，而歷史真跡是最為客觀的存在。其次，就是要了解哲學，因為哲學是一個人思想的足跡。

除此之外，古人還認為外出遊歷是增長見識、開闊眼界的必要步驟。西漢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大約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為以後寫作《史記》積累了豐厚的素材。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思想。英國培根就說過：“對年輕人來說，遊歷是教育的一部分”，這和我國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說法不謀而合。這是我國古人治學的態度，也是古人對於做人的一種終極追求。生活在全新時代的我們，除了可以從自身的經歷以及書本中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工具——網絡，能夠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世界。俗話說“有得必有失”，確實不錯。功能強大、使用便捷的工具極易使我們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迷失方向。更為可怕的是，這讓我們養成了懶惰的習慣，不會主動地學習和思考。我曾經在網絡上看到在試題下面寫着“百度一下，就知道”的中學生的試卷。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萬。

註釋

我國採用十進位算術方法：數由一開始，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百，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萬。

心解

數

這四句話講的是數的基本知識。數學是我國從古至今的基本教學內容。《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中國古代儒家要求學生掌握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御、書、數，也就是所謂的“六藝”，數學就是其中之一。和我國類似，西方國家有“七藝”教育——文法、修辭、邏輯學、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這其中也包含了數學，可見人們對數學教育的重視。下面，我們就具體來介紹“六藝”的內容。

數學古稱算學，是中國古代科學中一門重要的學科，被古希臘學者視為哲學之起點。數學在希臘語中的意思就是“學問的基礎”。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以漢代《九章算術》的出現為重要標誌。656年，唐初統治者在國子監設立算學館，設有算學博士和助教。宋元時期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帶動了數學的發展，出現了計算技術改革的高潮。明清時期，我國數學的發展經歷了中西融合的階段。由此可見，數學在當時的重要地位。數學起源於人類早期的生產活動，是人類抽象思維發展的結果。人們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就同時受到歸納、推理思想方法的訓練。數學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動了許多重大的科學技術發展。特別是當前，隨着電腦應用的普及，信息的數碼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規模聯網，依據數學所作的創造設想已經達到即時試驗、即時實施的地步。數學技術將是一種應用最廣泛、最直接、最及時、最富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實用技術。

何謂“禮”？古人認為“禮”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管子·牧民》中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自古民間婚嫁、喪娶、入學、拜師、祭祀都有禮樂之官（司禮），孔子曾為司禮之官，且少即習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在國家宗廟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設太常寺、祠祭署等禮儀衙曹，設立讀祝官、贊禮郎、祀丞等禮儀官。如唐代設立有郊社、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六個部門，明代則設置太常司，太常司設卿、少卿、丞、典簿、協律郎、博士，贊禮郎。古時的“禮”並不僅指禮貌和禮儀，更是保持社會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稱之為“禮治”。西周時期禮治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尊親屬；尊尊就是要求奴隸和平民服從奴隸主貴族，不得逾越。孔子也主張“為國以禮”的禮治論。他認為剝削階級享受特權是“天下之通義”；人們必須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興，刑罰中；禮之用，和為貴。他還特彆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認為刑罰只是輔助手段。

關於“樂”的內容，我們在後面會專門講到。

“射”在這裏指的是射箭；“御”是指對駕馭戰車技術的培養。孔子在《論語》中說過：“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種體育活動，更是一種修身養性培養君子風度的方法。唐代武則天設立了武舉制度，在武舉制度里規定了九項選拔和考核人才的標準，其中五項是射箭，包括長跺、馬射、步射、平射還有筒射。由此可見古時人們對射箭的重視程度。同樣，由於戰車是當時重要的軍事裝備，因此駕馭技術在戰場上就非常關鍵。駕駛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更是現代企業管理學的重要內容。

“書”指的是在文字方面的學問。漢語是我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結晶，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認真學習，感受其魅力。

古人用這六藝來衡量人才，作為一個人立足的基本素質。“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在高級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之所需，是初級階段的必修課。當時，只給予庶民子弟以“小藝”的教育，只有貴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藝”的完整教育，也就是能受到自“小藝”至“大藝”的系統學習。在今天，人們又賦予了“六藝”以新的內容。禮，指的是禮儀、禮貌，類似今天的德育。知書更要達禮，力戒傲慢無禮，尤其不能因熟而失禮，一個有知識又彬彬有禮的人，在職場中會如魚得水。樂，指的是音樂，類似今天的美育。如古人工於琴瑟，意在加強修養，今人雖有高學歷，往往給人浮躁之感，就是因為底蘊不厚，內涵不深，缺乏後勁。射，指的是射箭，類似今天的技能。大學生不如中專生、技校生，其主要原因在於大學生眼高手低，光會說不會練，知識不能轉化為能力，就業難也就不足為奇了。御，指的是駕馭馬車的能力，類似今天擁有駕照。實際上不管是會開車，還是會外語，都會讓你視野開闊，從而在競爭中贏得先機。書，指的是書法繪畫，可引申為形象思維。文字不光是表情達意，還可鍛煉手的靈活性。手勤則腦靈，手巧則腦聰，可惜今人過分依賴電腦，手寫漢字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疏遠。數，指的是算法，可引申為邏輯思維。“六藝”的具體內容具有時代的印記，但是其文武並重，知能兼求以及注意到年齡的差異、學科的難易程度而區別教育的思想卻是永恆的。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註釋

才：基本的東西。

所說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個方面。所說的“三光”指的是日光、月光、星光。

心解

三才三光

這四句講的是我們需要認識的自然世界。“三才”的說法出自於《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思是，從前聖人創作《易》時，是要用它來順應自然變化的規律，所以確立天道為陰與陽，確立地道為柔與剛，確立人道為仁與義。天、地、人就是“三才”。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炎黃曰：所謂道生一，意即無極生太極；一生二，為太極生兩儀；二生三，為陰陽交感化合。由此形成了“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這樣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這也進一步成就了中國文化中天地人“三才”的基本框架。《易經》中強調三才之道，將天、地、人並立起來，並將人放在中心地位，這就說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於“始萬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於“生萬物”。人不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於“成萬物”。

如今“天地人”的思想也越來越多地融入到現代人們的生活當中。現在，在很多公司的辦公區的綠化區域經常可以看到分別刻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及“上善若水”的巨石。這三尊石刻，正蘊含著天地人的傳統人文思想。“自強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為天的運動剛強勁健，君子應像天宇一樣運行不息，剛毅堅卓，發憤圖強。“厚德載物”也出自《周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為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樣容載萬物。“上善若水”意思是說，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樣，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除此之外，2008年北京殘奧會的會徽也體現着這種思想。在會徽所使用的色彩中，紅色，寓意着太陽；深藍色，寓意着藍天；綠色，寓意着大地。三種顏色的三個筆畫綜合起來成為一個運動的人形，即為“天地人”，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了現代人追求運動的和諧，人的自身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理念。

日月星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發光天體，古人稱之為“三光”。太陽是陽的精華，月亮是陰的精華。在我國傳統中，星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行星，包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稱為五大行星。第二類是宿星，就是人們常說的二十八星宿。在中國古代最令妖邪膽戰心驚並且法力無邊的四大神獸就是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了。在上古時代，古人把天分為東西南北四宮，分別以蒼龍為東方之神；白虎為西方之神；朱雀為南方之神；玄武為北方之神。實際上是把天空分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個主要星宿連線成形，以其形狀命名。因此，有了二十八星宿。第三類是經星，是指上述兩類星星之外的恆星。古人還編著了《步天歌》將天上的星象串聯成琅琅上口、簡潔通俗的口訣。

古人不明白天體起源的科學道理，但是從來沒有停止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都是先民對天空的猜測，雖然沒有科學性，但它們依然是我們民族寶貴的文化和精神財富。從“地心說”到“日心說”，這裏有科學的進步，但是為堅持真理的而進行抗爭的人才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學習的對象。1969年7月16日，美國人率先登陸月球，完成了人類探索外太空的第一步。從此，月球上留下了人類清晰的足跡。1962年11月，蘇聯發射的“火星1號”探測器在飛離地球1億公里時與地面失去聯繫，從此下落不明，儘管結果不盡如人意，它卻是人類探測火星的開端，開啟諸多後來者。1965年7月，美國“水手4號”飛近火星，從距火星1萬公里處拍攝21幅照片，人們獲得了關於火星的理性認識。可以預見，在未來，人們對太空的探索不會停止，人類對科學和真理的探索也不會終結。

三綱者，君臣義，

父子親，夫婦順。

註釋

綱：本意是拉網的大繩子，在此指代主要的或處於支配地位的事物。

義：法度。

親：親近。

順：和順。

所謂的“三綱”是指人與人之間關係應該遵守的三個行為準則，就是君王與臣子的言行合乎義理，父母子女之間相親相愛，夫妻之間和順相處。

心解

三綱

《三字經》中的“三綱”和西漢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三綱”同樣是說明君臣、父子、夫妻的關係，但是它們的內涵並不相同。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綱”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非常關鍵。《韓非子》：“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臣對君要忠，子對父要孝，妻對夫要節；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三綱”是道德規範，是高度具體的、必須遵從的，即所謂“王道之三綱，可達於天”。“三綱”是“三才”在社會領域的反映。君為臣綱效法天道，父為子綱效法地道，夫為妻綱效法人道。從“三綱”中還引申出“六紀”和針對婦女的“三從四德”，並要求絕對服從。這些今人看來有些可笑的要求，早已被歷史的車輪碾碎，沒有任何存在的根據。《三字經》中的“三綱”更側重強調君臣之間的法度，父子之間的親近以及夫妻之間的和順。

所謂的“法度”就是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孔子曾經對前來詢問治國之道的齊景公說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說，國君要像國君，臣子要像臣子，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換言之就是要各盡其責。古代對君臣關係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君仁臣忠。君主要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多施行仁政。臣子要忠於作為國家化身的君主。“忠”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要指出君主的過錯。下面講一個出自《左傳》的“兩全其美”的故事：

晏嬰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他經常勸齊景公要愛民，但齊景公卻總是擾民。有一次，齊景公強令民工大興土木，鬧得齊國民不聊生，眾百姓苦不堪言。正巧晏嬰出使回國目睹了這一情景，他馬上進言齊景公不要造台，齊景公總算同意了。晏嬰卻不急於回家，而是立即趕到工地，催促民工抓緊幹活，稍有懈怠，就以鞭子抽打。晏嬰罵累了、打累了，這才回家。他剛離開工地，齊景公的傳令官就到了，下令停止施工，民工解散，可以回去和家人團聚了。民工一聽此令，齊聲歡呼，好像遇到大赦一般，高高興興地趕回家去了。晏嬰這樣做，是有意把“賢名”讓給君王，把“惡名”留給自己。孔子對此極為欣賞，說他既糾正了君王的過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義。當今社會沒有了君主，當然也就不存在“君臣關係”了，其實我們不妨將“君”換成國家，把對君主的忠誠轉化為對祖國和民族的熱愛，這也正是時代的要求。

歷來父親與子女的關係都很微妙。古時要求子女對父親絕對服從，現在兩者之間則有了更多的溫存。現在多數父親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在外奔波，因此沒有很多時間來照料孩子。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父親與子女之間的疏離。另一方面，對於孩子來說，父親的教育和表達關懷的方式，更偏向於理性，因此更具吸引力。這就需要父親更多的付出，放棄已形成的生活習慣，下班之後，不看電視，特地擠出一些時間和孩子接觸和交流。

提到夫妻關係，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舉案齊眉”的故事。東漢初年的隱士梁鴻，字伯鸞，博學多才，家裏雖窮，可是崇尚氣節。由於梁鴻的高尚品德，許多人想把女兒嫁給他，梁鴻謝絕他們的好意，就是不娶。與他同縣的一位孟氏有一個女兒，長得又黑又肥又丑，而且力氣極大。她說：“我要嫁像梁伯鸞一樣賢德的人。”梁鴻聽說后，就下聘禮，準備娶她。孟女高高興興地準備嫁妝。可是婚後一連七日，梁鴻一言不發。孟家女就來到梁鴻面前跪下，說：“我犯了什麼錯嗎？”梁鴻答道：“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衣，並能與我一起隱居到深山老林中的人。而現在你卻穿着綺縞等名貴的絲織品縫製的衣服，塗脂抹粉、梳妝打扮，這哪裏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孟女聽了，對梁鴻說：“我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只是想驗證一下，夫君你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賢士。妾早就準備好了勞作的服裝與用品。”說完，便將頭髮捲成髻，穿上粗布衣，架起織機，動手織布。梁鴻見狀，大喜，連忙走過去，對妻子說：“這才是我梁鴻的妻子！”他為妻子取名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閃耀。後來他們一道去了灞陵（今西安市東北）山中，過起了隱居生活。不久，梁鴻夫妻二人遷到了吳地（今江蘇境內）。梁鴻一家住在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給人舂米為生。梁鴻每次歸家時，孟光備好食物，低頭不敢仰視，舉案齊眉，請梁鴻進食。皋伯通見此情形，大吃一驚，心想：一個僱工能讓他的妻子對他如此恭敬有加，那一定不凡。於是他立即把梁鴻全家遷入他的家宅中居住，並供給他們衣食。梁鴻因此有了機會著書立說。

其實，在這裏我們不能片面地把“三綱”等同於封建倫理道德加以摒棄。父子之間的親近、夫妻之間的和順是永恆的內容，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其價值。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時，運不窮。

註釋

曰：叫做。

運：運轉，光陰循環，一年又一年。

窮：盡頭。

四季分別叫做春、夏、秋、冬。這四時季節不斷變化，春去夏來，秋去冬來，如此循環往複，沒有盡頭。

心解

四季

我國自古是農業大國，因此特別重視對氣候和天文的觀察。在我國文化裏面發展最早、最系統的就是天文學。我國的天文學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是傳統科技的一部分。我國人民很早就注意到了氣候的四種變化。到了周代，我國已經有了關於四季的明確劃分，除此之外還發現了季節與北斗七星運行的關係。如：“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轉動，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斷地推移交替，循環運轉，沒有窮盡。季節的劃分主要是為了指導農業生產，“二十四節氣”就是我國先民智慧的集中體現。為了便於記憶，人們還特意編成朗朗上口的歌謠，其中有一首是這樣：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基於對大自然的認識，古人認為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就是古人對這種認識的結晶，它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根本觀念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最早由莊子闡述的，后被漢代思想家、陰陽家董仲舒發展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並由此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

道家明確把自然作為人的精神價值來源。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主張以無為為宗旨，返璞歸真，回歸到無智無欲的“小國寡民”社會。人類行動的目的就是“絕聖棄智”，打碎這些加於人身的藩籬，將人性解放出來，重新復歸於自然，達到一種“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道教的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世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人們嚮往和追求田園詩般的生活。這似乎也就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地寄居”吧。

和道家相比，儒家“天人合一”觀念更富於現實性，更具有操作性和實踐性。在儒家來看，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人心中天賦地具有道德原則，這種“天人合一”乃是一種自然的，但不自覺的合一。但由於人類後天受到各種名利、慾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因此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慾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在禪宗來看，人性本來就是佛性，只緣迷於世俗的觀念、慾望而不自覺，一旦覺悟到這些觀念、慾望都不是真實的，真如本性自然顯現，也就達到最後成佛的境界。因此，禪宗提出“煩惱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達到覺悟后的境界是什麼呢？從某種角度看，仍有些類似於道家的一切順應自然之意。因此禪宗有這樣的語錄：“悟得來，擔柴挑水，皆是妙道。”

標誌着中國醫學由經驗醫學上升為理論醫學新階段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同樣主張“天人合一”，其具體表現為“天人相應”學說。《黃帝內經》反覆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符，人蔘天地”，主張作為獨立於人的精神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的“天”與作為具有精神意識主體的“人”有着統一的本原、屬性、結構和規律。中醫學從人與自然這一整體出發，把順應四時放在諸法之首。“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在漫長的生活歲月中，人類已經形成了與四時氣候相應的生理節律，因此需要根據四季氣候變化的規律而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規律，人體的“小宇宙”要順應自然這個“大宇宙”。《黃帝內經》強調：要“順四時而適寒暑”，“服天氣而通神明”。具體來說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這種原則需要貫穿於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對於那些被名利所牽絆的人們來說，“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啻為一劑清心的良藥，讓人們重新獲取身心的自由和解放。

曰南北，曰西東，

此四方，應乎中。

註釋

應：對應，相應。

“四方”分別叫做東、南、西、北。與這四方相對應的是中。必須有個中央位置對應，各個方位才能得以確定。

心解

四方

古時人們認為“天圓地方”，在商代，先人就已經完成了對大地上四個方向的劃分，太陽的東升西落就是天然的指示牌。在古漢語中，“東”字像太陽從樹林中慢慢升起；“西”字則像一隻在太陽落山後歸巢的鳥在樹上棲息。中國人還把四方同四季聯繫起來，把東方視為春之地，把南方視為夏之地，把西方視為秋之地，把北方視為冬之地。人們還確定了五嶽，而且封建帝王每年都會派遣官員去祭奠這些山脈，並認為這是無上的榮光。

其實，東南西北都是人們臆設的方向坐標，茫茫宇宙之中哪裏有方向呢？《莊子》一書中就提到“南方有窮而無窮”的辯題。東南西北的方位只是相對的概念，只要確定了“中”，這四個方向就可以確定了。在上古時代，幾乎世界各地的人都認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中心，我國也不例外。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先民就自稱自己居住在“中央之國”，並相應地稱生活四周的人們為“夷”、“蠻”等（夷、蠻起初並沒有歧視的意味）。現在一直在使用的“中國”其實就是“中央之國”的簡稱，而並非單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中”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中指的是整體的平衡點，一根粗細不一的棍子，其平衡點絕對在靠近粗的一頭，這一點就是中。“中”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將其稱之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關於“中”的規定性，其最根本的是要能夠將任何事物作為一個確定的對象轉換為一個關於“時”（時間）的過程，從其過程特徵中去找到“中”。簡單地說，任一過程都有“始”和“終”兩端，而兩端之間的部分就是“中”。我國先賢關於“中庸”的主張會在後面詳細講解。

“中”的觀念也深深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築的“中軸線”就是最恰當不過的例子。北京中軸線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北京的城市規劃具有以宮城為中心左右對稱的特點，很多建築都在對稱軸上，稱為中軸線。北京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長約7.8公里。從南往北依次為：永定門、前門箭樓、正陽門、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紫禁城、神武門、景山、地安門、後門橋、鼓樓和鐘樓。從這條中軸線的南端永定門起，東西對稱分佈着天壇、先農壇，東便門、西便門，崇文門、宣武門，太廟、社稷壇，東華門、西華門，東直門、西直門，安定門、德勝門，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佈局的。這是世界城市建設歷史上最傑出的城市設計範例之一。我國著名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曾讚美道：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前後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形或空間的分配都是以這中軸線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申、一貫到底的規模”。建立中軸線，目的是為強調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這些建築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徵，又是中國文明的象徵。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軸線上又陸續擴建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等。今天，北京奧運會的比賽主場館鳥巢和水立方也建築在這條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軸線向北延長段上，不能不說是“北京人文奧運”的集中體現，是古都文脈的延續。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數。

註釋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種組成萬物的要素。

本：根源。

數：易數，變化的規律和法則。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這五種物質從根本上說是源於數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國古代思想家用來說明世界萬物的形成及其相互關係的概念，分別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認為這五種基本物質構成了世界的萬事萬物。《尚書·洪範》中談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戰國晚期人們就提出了五行相剋相生的思想，並且已經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來，形成了事物之間矛盾、統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金曰從革”，是指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水曰潤下”，是指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古人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經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類在特性上可相比擬的各種事物、現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具體見下圖。

《三字經》中說五行“本乎數”是為什麼呢？古人將一至十這十個數分成兩組與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數”，即“五行生數”；六至十為“五行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寧波有一座舉世聞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名稱就來源於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戰國時期，《黃帝內經》就將五行學說應用於醫學中。我國中醫以五行相生相剋的辯證關係來認識、解釋生理現象，強調儘力適應自然規律來養生，努力掌握人體運行機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成果。除了醫學，這種思想在文學、易學等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僅是自然哲學，還是一種政治學說。“五德”就是五行之說運用於政治領域的集中體現。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時代的鄒衍將天下分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剋的原理來解釋歷史上的朝代的興替，同時為新興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依據，開將五行納入政治領域之先河。按鄒衍的理論，黃帝時代為土德，夏為木德，商為金德，周為火德，秦為水德。五德相剋，改朝換代。後世歷代帝王稱帝，皆沿用五德之說。例如，秦代自稱是應水運，因此崇尚黑色，以六為量度的規格。漢朝取代秦朝，就是應土運，崇尚黃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漢朝的年號都是以五年為周期更換的。

五行學說是我國古人用來解釋世界本質的方法，我們應該學習其科學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將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盤否定。

曰仁義，禮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註釋

五常：五種基本德性。

紊：紛亂、雜亂。

五常分別是：仁、義、禮、智、信，這是我們為人處世的常識，不允許紊亂。

心解

五常

“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白虎通》對“五常“的具體解釋是：仁是仁愛；義是得體；禮是合乎規範；智是明辨是非；信是專一守信。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後來的儒學者認為這五種德性是需要人們永遠堅持的，因此稱之為“五常”。這“五常”貫穿於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謂“仁”呢？“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孔子首先把仁作為儒家最高道德規範，提出以仁為核心的一套學說。孔子曾經說過：“仁者人（愛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這句話的大意是仁以愛人為核心，義以尊賢為核心，禮就是對仁和義的具體規定。仁字從人從二，也就是在與另一個人相處時，能做到融洽和諧，即為仁。《論語·學而第一》：巧言令色，鮮矣仁。這是從反面的角度告訴人們善於花言巧語、阿諛諂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說的基礎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說，要求把仁的學說落實到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對霸道政治，從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樂業。這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何謂“義”呢？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通過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比方來告訴我們義比生命更珍貴的道理。司馬遷、蘇武、文天祥、譚嗣同、林覺民、朱自清等等都踐行着捨生取義的人生原則。古人還用義和利的比較來說明義的重要性。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時候，利和義，哪一個更重要，是難以抉擇的，而能做出艱難選擇的人，就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禮”是一種社會規範，在前面已經專門談過。

何謂“智”呢？孟子在“仁義禮”之外加入“智”，並認為“智”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本能，根據不同的對象予以不同的態度。孔子說：“好學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認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說：“何謂智？先言后當。”

何謂“信”呢？董仲舒在《賢良對策》加入“信”，並將“仁、義、禮、智、信”說成是與天地長久的經常法則（“常道”），號“正常”，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誠信”被視為貫穿天地萬物的基本原則，是天地之道，為人之本。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孟子認為：“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墨子也給後世留下了“言不信者，行不果”的名言。在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個賣酒的老翁，在一條小街上賣了數十年的酒，由於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生意非常紅火。一天，老翁出門辦事，讓兒媳照管店鋪。還沒到中午，一壇酒就快賣完了，兒媳一想，何不在酒中摻一些水，不是就可以多賣點錢了嗎？於是，她趁人不注意，便往罈子裏加了一些水，一壇加水的酒仍然不到晚上就賣完了，並且還多賣得一些錢。老翁回來后得知此事，氣得直拍胸脯。兒媳不解，老翁告訴她，一個生意人最重要的是講究誠信，用幾十年時間建立起來的信譽毀於一旦。可見，我國先民數千年來一直履行着“信”的原則。莎士比亞說：如果要別人誠信，首先自己要誠信。我們不能把誠信掛在嘴邊，而是要把誠信落在實處。而莎翁口中的“實處”其實就是我們生活中的點滴和細節。

不同的人對“五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在商人眼中，大忠大愛是為仁；大孝大勇是為義；修齊治平是為禮；大恩大恕是為智；公平合理是為信。在有志者眼中，天下一統為仁；民族興亡為義；自強不息為禮；福虧自贏為智；以義取利為信。在革命者眼中，世界大同為仁；祖國山河為義；家國天下為禮；剛柔相濟為智；一諾千金為信。經過幾千年的深厚積澱，“五常”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同時時代也賦予它不同的內涵，愈加煥發理性的光芒。

稻粱菽，麥黍稷，

此六穀，人所食。

馬牛羊，雞犬豕，

此六畜，人所飼。

註釋

梁：糧食作物，粟的優良品種的總稱，古代又稱為“禾”。

菽：油料作物，豆類的總稱。

黍稷：糧食作物，去皮后稱黃米，比小米稍大。一般將黍、稷統稱為稷，分別來說，煮熟後有黏性的叫做黍，沒有黏性的叫做稷。

豕：豬。

稻子、小麥、小米、豆類、玉米和高粱，這“六穀”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食物。馬、牛、羊、雞、狗和豬，這“六畜”經過人們的馴化后，也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心解

六穀六畜

六穀是中國古代的六種主要穀物，最早見於《周禮》。《呂氏春秋·審時篇》記載了禾、黍、稻、麻、菽、麥六種穀物。很明顯，稻、黍、稷、麥、菽、麻就是當時的主要作物。所謂五穀之說之所以盛行，顯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響。但隨着社會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六穀這個概念在不斷演變着，最後只是糧食作物的總稱，或者泛指糧食作物罷了。大約六七千年前，我國先民已經成功馴養了馬、牛、羊、雞、狗、豬，後人稱為“六畜”。對動物的成功馴養，是人類文明的標誌之一。

我國的傳統農業歷史悠久，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炎帝號稱“神農氏”。據說神農氏之前，人們吃的是爬蟲走獸、果菜螺蚌，後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闢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嘗遍百草，歷盡艱辛，多次中毒，又找出解毒辦法，終於選擇出可供人們食用的穀物。接着又觀察天時地利，創製斧斤耒耜，教導人們種植穀物。於是農業出現了。

根據新近的考古發現，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國先民就已分別在黃河和長江下游的一些地區種植粟、稷和水稻了。大約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區的農業種植主要以粟黍為主。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已有稻、麥、粟、稷等農作物的名稱以及與田、圃、囿、畎等有關土地利用的文字。春秋到漢代時，中原農業作物已有“五穀”、“九穀”之說。因此，中原人又被稱為“糧食之民”。同時農業生產技術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提高。不過，糧食生產不是唯一的。當時還飼養“六畜”，種桑養蠶，種植蔬菜、油料，樵採捕撈，進行農副產品加工等。有人統計，起源於我國的栽培植物主要有：穀類作物的粟、稷、水稻、蕎麥；豆類的大豆、毛黃豆；蔬菜中的白菜、蘿蔔以及果樹中的桃、李、杏、梨、柑桔等。作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我們祖先從野生植物中馴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並進一步把它們傳播到世界各地，為豐富世界人類的物質生活，作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土地，是增加農業生產的主要途徑。人類多年的農業生產實踐，就是沿着擴大耕地和開展集約經營這一道路前進的。我國是歷史上有着較高土地利用率的國家之一。據公元前3世紀成書的《周禮》記載，我國古代在經過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輪荒之後，隨着人口的增加，很早就使用了連作的土地利用方式。宋代以後，就已經很少有閑田曠土，地少人多的矛盾已較突出。因而向水奪田，與山爭地的修造圍田和梯田的活動，在有條件的地方也逐步開展起來。為了增加生產，另一個更為有效的措施，就是通過推行多熟種植來提高複種指數，而這一措施，愈到後來愈起着重要的作用。隨着冬麥的推廣，最晚在漢代的北方一些地區已出現了兩年三熟制。到了宋代，在江南地區稻麥兩熟和雙季稻也開始推廣。明代之後五嶺以南地區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來。進入清代，隨着人口的急增，間、混、套複種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普及，從而使緊張的糧食供應得以有所緩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美國育種學家布勞格曾具體提出：中國人民創造了世界已知的最驚人的變革之一是“遍及全國的兩熟和三熟栽培，它在發展中國家中也居於領先地位”。

最為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在世界農業發展較早的國家中我國是少數幾個沒有出現地力衰竭的國家之一。把用地和養地結合起來，使地力經常保持新壯，是我國傳統農業的一個突出特點。根據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在我國靠施用肥料來維持並增進地力，可能始自商代，但那時可能只是個別現象。到了戰國以後才較為普遍，形成“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荀子·富國篇》）的觀念。這種觀念和西方農業只關心“從土壤中獲得最大量的糧食和肉類，以滿足其需要，而儘可能不歸還從土壤取出的決定其產量的物質”的掠奪式開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對現代人也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曰喜怒，曰哀懼，

愛惡欲，七情具。

註釋

哀：悲哀。

懼：恐懼、害怕。

惡：憎惡。

欲：慾望。

具：具有、具備。

人有七種情感：高興、憤怒、悲哀、恐懼、喜好、討厭、慾望。

心解

七情

“七情”的說法最早見於儒家典籍《禮記·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佛教中也有“七情”的說法，指的是“喜、怒、憂、懼、愛、憎、欲”七種情愫，與儒家的“七情”大同小異。“七情”在我國傳統醫學理論稍有變化，指“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中醫認為，這七種情感應該掌握適當。如果掌握不當，例如大喜大悲、過分驚恐等等，就會使陰陽失調、氣血不周，從而這種精神上的錯亂會演變到身體上，從而引發各種病症。

俗話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生活在世上，人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產生喜怒哀樂等多種情感。“彼作家者，感乎外物，動之於心，春草生而心悅，夏鳥鳴而情怡。颯然風至，草木變衰，悲從中來。若夫隆冬時節，天降大雪，素裹千山，觀之興起，於是文人飲酒於秀閣之中，唱和於玉樹之下。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是也。至於世道興微，波及文客，則更不待言。是以屈原之作《離騷》，魏武之作《嵩里行》，杜甫之作‘三吏三別’，皆時事使然也。目之所視，身之所遇，有所感而發之筆端，遂成佳作。”正是因為這一點，古時的經典創作才能跨越時間的障礙，依然在在現代人心中引起激烈的共鳴。然而當理智和情感出現衝突時，人們往往無所適從。儒家肯定人們會有正常的感情的同時主張用理智來約束情感，正如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說的“情感敦厚深醇，有發抒，有節蓄，喜怒哀樂不失中”。顏回去世，孔子雖然非常難過，但堅決不讓其他弟子厚葬顏回。因顏回生前無官職，按禮儀不能用車下葬。孔子嚴格按禮來辦事，甚至說即使是自己兒子也應如此。

儒家經典十分重視文藝作品對人情感與理智的陶冶和調適作用。儒家一方面肯定文藝作品要真實地抒發詩人的內心情感，並且以情感人，使讀者受到情感的洗禮，另一方面又反對在作品中過分宣洩情感，要求文人的創作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就是要表現合乎倫理道德的情感，而不是無節制、非理性的情感。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在因新舊黨爭接連被貶之後曾作一首《踏莎行》來抒發自己內心無限的無奈和悲苦。原文是：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清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這樣評價這首詞：“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為凄厲矣。”因此，王國維先生就非常讚賞“可堪孤館閑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而對於“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兩句則不太喜歡，因其過於“凄厲”而失去了“中和”之美。

用理智來約束情感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過修養達到平和的狀態。平和的人，厚德載物，擁有容人雅量，處事方圓得體，對人寬嚴得宜。平和的人，冷靜待人，理智接事，身處閑處，心在靜中。平和的人，表面平淡，實則內聚，心中有磐石般的意志，胸中有經世濟邦之策。其心，天青白日，其才，玉韞珠藏。平和的人，執熱情而不做作，忠誠而不虛偽。信奉“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光明磊落，純心做人。平和的人生，是和諧的人生、健康的人生。

匏土革，木石金，

絲與竹，乃八音。

註釋

匏：葫蘆。

革：皮革。

金：金屬。

絲：絲弦。

我國古代人把製造樂器的材料，分為八種，即葫蘆、陶土、皮革、木塊、石頭、金屬、絲線與竹子，稱為“八音”。

心解

八音

《周禮·春官》中把樂器分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稱為八音，這也是最早的樂器分類法之一。匏是指用葫蘆製作的吹奏樂器，包括笙、竽等。土是指用陶土製作的吹奏樂器，包括塤等。革是指用皮革製作的打擊樂器，包括鼓等。木是指本質的打擊樂器，包括柷、敔等。石是指石質的或者玉制的打擊樂器，包括編磬、特磬等。金是指用金屬（古時多用銅）製作的打擊樂器，包括編鐘、特鍾、鐃等。絲是指通過絲弦發生的彈奏樂器，包括古琴、古瑟、琵琶等。竹是指竹制的吹奏樂器，包括簫、笛、管、篪等。

古代樂器主要有塤、缶、築、排簫、箜篌、箏、古琴、瑟等，樂曲一般緩慢悠揚，主要是為了適合宮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到漢朝和唐朝以後，隨着對外交流的頻繁，西方主要是伊斯蘭教世界和印度的音樂和樂器大量流入。漢唐時期國力強大，心胸寬廣，善於吸收其他文化，源於外國的樂器如笛子、篳篥、琵琶、胡琴等大量為中國音樂採納，經過改良發展后，逐漸將中國原來的樂器排擠出樂壇。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寵愛，始終作為獨自欣賞的樂器流傳了下來之外，正式在公眾中演出的樂器幾乎都是外來的。這些造型特色各異的樂器，以它們美妙豐富的音律，合奏出悅耳動人的聲音，抒發出人們的各種情感。

古代《晉書·樂志》說：“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傾隱而仁愛；聞其微聲，使人樂養而好使；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這說明我國先人認為音樂中的“五音”可以把握人的性格與行為。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認為：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誰能說透音樂的意義，便能超脫常人無以振拔的苦難。可見，音樂是人類共有的精神食糧，且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我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功能。古時“樂”是“六藝”之一，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指出古時的教育“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本人就有很好的音樂素養，既能演奏，如鼓琴、擊磬、鼓瑟，又能歌詠，“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更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樂、樂教還體現着他自己獨特的樂感、樂論。在《論語》中，《韶》與“鄭聲”是孔子樹立的正反兩個“典型”，而對二者所持態度的強烈反差突顯着孔子樂的取向。“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認為人若不仁，樂則不樂。因此，孔子強調樂不僅要“盡美”，還要“盡善”。

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並稱讚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在現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韶院村，有一處規模不大的淡灰色仿古建築，門內北牆正中，鑲嵌的石碑上刻着“孔子聞韶處”。孔子還認為樂應該體現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正平和，而其“樂正”就是正淫樂以歸於“雅樂”，正所謂：“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另外，儒家還把禮樂是否正常作為統治是否成功的標誌。孔子就曾以“禮崩樂壞”來形容周王朝的衰落。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還有一個和音樂相關的詞語：知音。知音來自於鍾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典故。人們常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音一個也難求”，可見知音的寶貴，可遇而不可求。《三國志》與《晉書》上記載的兩個人物，陸抗和羊祜。陸抗和羊祜分別魏、吳兩國的將領，羊祜在襄陽為官，陸抗鎮守荊州，兩個人你想統一我，我想滅掉你，但卻絲毫不妨礙二者是知音。陸抗病了，羊祜趕忙送葯來，陸抗手下東吳將領全部勸陸抗不要吃。陸抗答道：“豈有鴆人羊叔子哉，汝眾人勿疑”，然後毫不猶豫地喝了下去。陸抗知羊祜愛飲酒，就送上自己親手釀造的佳品給羊祜品嘗，羊祜部將陳元勸別飲恐有詐，羊祜說：“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然全部喝下。這就是知音，日月同輝，磊落情懷，成為千古佳話。金庸先生在其作品《笑傲江湖》中就描寫了“魔教”的曲洋和“名門正派”的劉正風之間一段超越派別、超越“正邪”、超越名利的知音傳奇。梵高生前無人認同，最終以槍自斃，死後縱是遺畫價高數千萬美元又於他生前的寂寞何干；屈原憂國憂民，但朝廷中卻無知音，賦完《離騷》逐水而眠；曹雪芹用血淚塗寫成了《紅樓夢》，最終淚盡而逝。當今社會，人們可以通過高科技的手段滿足自我所有的物質慾望，但是人們的心靈卻處於真空中。我們急需尋求精神上的共鳴者，來完成輾轉的人生旅途。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孫，

自子孫，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倫。

註釋

高：高祖，祖父母的祖父母。

曾：第一個“曾”指曾祖，祖父母的父母；第二個“曾”指曾孫，孫輩的子女。

祖：祖父母。

身：自身。

玄：玄孫，孫輩的孫輩。

九族：高祖、曾祖、祖輩、父輩、自身、子輩、孫輩、曾孫、玄孫。

倫：次序、輩分。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親，父親生我本身，我生兒子，兒子再生孫子。由自己的兒子、孫子再接下去，就是玄孫和曾孫。從高祖父到曾孫稱為“九族”。這“九族”代表着人的長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統的承續關係。

心解

九族

古人都是以“九”為大數，所以有“九九歸一”、“九九歸原”的說法。“九”有時也用來表示極限，如天分九層，最高的為“九層天”，還有成語“九霄雲外”等。另外，“九”這個數字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據說“九”這個字是從龍形（或蛇形）的圖騰演化而來，所以這個字就跟龍一樣具有神聖的色彩，因此古人以“九”來比喻君王。當然君王更願意跟此相聯繫。“九”代表着最高的權力，享受最高的榮耀。古代常用此來形容帝王的地位，如“九五之尊”，連官員拜見都要實行“三拜九叩”。在古時還有一個和“九”有關的詞——“九族”。在史書和電視劇中我們還會經常聽到“株連九族”這個很殘忍的刑罰。

家庭是人類歷史上出現最早的社會經濟組織。在我國古代，家庭組織是整個社會組織的基礎。統治階級內部關係、人際關係都和家庭組織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關於家族，古時有“三族”、“七族”、“九族”的說法。“三族”指的是包括自身在內的父輩和子輩，莊子等其他學者則認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七族”是指曾祖輩至曾孫輩。明朝有一鄭姓大家族七世同居，有一千多人（另有一說為八百多人）。家族的領導叫鄭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臣子。明太祖看他能夠管理這麼大的一個家族很是佩服他，就封給他一個“江南第一家”的稱號，之後還出了一個題目考驗他。朱元璋命令兩個侍衛送了兩個很大的水梨去給鄭廉。看他如何把這兩個水梨公平地分配給他的一千多位族人。鄭廉拿了兩個大水梨后，把水梨打碎，水梨汁溶進水裏，每一個人舀一口，每一個人都公平地嘗到了梨。

從漢代起，“九族”有經學上的今文和古文兩種解說，各有其社會、政治背景，分別從不同方面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古文說的代表人物是孔安國、馬融和鄭玄。他們認為“九族”僅限於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的九代直系親屬。古文說構成了宗**理的基礎。唐、宋以後，“九族”古文說在國家法律中獲得正式確認，其中明、清兩代的律令規定，“九族”專指父宗。《三字經》就採用的是這種說法。今文說的代表人物是許慎等。他們認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兒之子（外孫）、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兒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從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在古代，“九族”的親屬關係是和當時社會的禮法制度密切聯繫的。如果有一位親屬去世了，與之相關的親屬都要根據自己與這人的親疏關係穿相應的孝服，守相應的孝期。在古代這是需要嚴格遵守的。同樣，如果有一位親屬犯罪，尤其是罪名嚴重，與之相關的“九族”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封建社會實行殘酷的株連法，一人犯法，往往要被滅“九族”，即“株連九族”。中國古代“抄家”和“滅族”經常是伴隨使用的，目的在於斬草除根——完全除去復仇的實力和人脈。吳子胥為報家仇聯合吳國討伐楚國就是滅族不徹底的結果。因此，秦始皇時期開始出現“族誅”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後來這種刑罰愈演愈烈，由“三族”、“五族”發展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連最廣的是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在“九族”之外又加入了師生一族。當時連坐被殺者達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外親之發配充軍者高達千餘人，時稱“瓜蔓抄”。

隨着時代的變遷，今日“九族”有了很大變化，其親屬之意已經淡出，變成了與之有關的一切人的泛稱。

父子恩，夫婦從，

兄則友，弟則恭，

長幼序，友與朋，

君則敬，臣則忠，

此十義，人所同。

註釋

恩：恩情。

從：和順。

友：友愛。

恭：恭敬。

友、朋：古人把朋解釋為“同師為朋”，把友解釋為“同志為友”，後來合稱為朋友。

敬：莊重。

忠：忠誠。

義：此處指行為準則。

父親與兒子之間要注重相互的恩情，夫妻之間的感情要和順，哥哥對弟弟要友愛，弟弟對哥哥則要尊敬。年長的和年幼的交往要注意長幼尊卑的次序；朋友相處應該互相講信用。如果君主能尊重他的臣子，臣子們就會對他忠心耿耿了。以上提到的十義：父慈、子孝、夫和、妻順、兄友、弟恭、朋信、友義、君敬、臣忠，這是人人都應遵守的，千萬不能違背。

心解

十義

這裏講的就是儒家著名的五倫十義。五倫最先見於《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十義則出自《禮記》：“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傳統的人際關係是靠五倫十義來維繫的。五倫十義固然體現了當時特定的政治關係，但從社會生活方面看，它從人倫關係的角度，規定了每個人為維護良好的人際關係應當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即使在現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另外，五倫十義也是古時教育的重要內容。

我國古代教育強調學習知識之前要先學會做人，學習對自己、對他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的正確態度，學習以正確的態度掌握知識、運用知識，協調個人理想與社會傳統價值觀念、個人的成功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這一教育思想就集中體現在古時的“五倫十義”教育。

“五倫”中前面三種是家庭關係，後面兩種是社會關係，這是人與人之間不能脫離的最基本的關係。儒家認為五常是天道，五倫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間就表現為這五種倫常關係。例如，父子之間講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間講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間講信，誠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間講義，義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間講禮，禮是社會秩序的總稱，能知道長先幼后，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亂。

五倫對應的是十義。父子之間要重恩情，子女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情，父母感恩子女是自己生命和夢想的延續。夫婦關係要和順，雖說古時的妻子對丈夫絕對服從的要求已經過時，但是和氣、包容地解決問題是永恆的目標，所謂“家和萬事興”。兄弟之間的原則是“兄友弟恭”，做兄長的要友愛、關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長。兄弟之間和睦友愛，最開心的就是父母。朋友之間要講究誠信，彼此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才能算上是真正的朋友。古時君臣之間要堅持“君敬臣忠”的原則，這一點也適用於當今社會的上、下級關係。做領導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屬下的要忠於自己的本位，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孟子在《離婁篇》中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有人說，五倫十義就是我們做人的基本態度，它告訴我們每一個人對待他人要多一些善心和關愛，多一些誠實和信任，多一些禮讓和寬容，多一些反躬和內省。這樣，人際關係的和諧才能帶來整個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