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份情報

崔喜成對自己的槍法一向很自信，對此廖斌也深信不疑。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出乎他們料外的奇寒天氣，使凍得全身顫抖的崔喜成失去了水準，那一槍沒有讓張德旺斃命，只是昏了過去，子彈距離他的心臟還有將近兩厘米，因此他還活着。

蘇聯邊防軍的戰士們用張德旺的降落傘把他拖行了一兩公里，然後乘坐一輛有棚的軍用卡車回到駐地，馬上向蘇聯遠東邊防司令部進行了彙報，得到的命令是，立即將張德旺送往赤塔醫院搶救。

一路上，張德旺一會昏厥，一會清醒，只要是醒來他就會哆嗦着斷斷續續地說：“冷，我冷……救救我……救救我，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那個哥哥，開的……槍，什麼……什麼哥哥，不救我……還要打死我。冷，我好冷，你們救救我……救我，我都會說，我們來的目標，就是……就是你們的坦克司令……坦克……”他像夢囈一樣，沒一會就又失去了知覺。

這個時候，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上將的副官尼美寧中校，連夜帶着兩名助手乘車趕往赤塔醫院，當他第二天的晚上趕到時，張德旺已經死去了，只獲得了他隨身帶的手槍、手雷、傘兵刀、更多的是雷管和一部電台。尼美寧詢問搶救過程時，醫生說，張德旺不是死於槍傷，而是由於負傷後身體衰弱長時間呆在室外被凍死了。這讓尼美寧十分光火，他滿指望從張德旺這個活口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現在已是完全不可能了。

他把幾個押送張德旺的士兵集中到一個房間裏，朝他們大發了一頓脾氣，吼道：“空降下來的敵人肯定是一個戰鬥組織，不可能就是一個人，其餘的那些人都到哪裏去了？你們沒有抓住，甚至沒有發現他們，只抓獲了這麼一個，還被凍死了，你們這是最大的失職，我真是應該把你們一個一個地送到軍事法庭去接受審判！”

士兵們立正筆直地站在他的面前，一個個被訓斥得面色蒼白。

發完了火，尼美寧便讓助手做記錄，讓士兵們集體回憶抓捕和押送張德旺的過程，不準放過每一個細節。士兵們便互相補充着講述起來，當講到張德旺在軍用卡車上像夢囈一樣說了很多話時，大家卻卡殼了，因為他們不懂漢語，誰也不知道張德旺說的是什麼。

尼美寧卻不管這些，仍然火氣十足地說：“我不相信你們一點都聽不懂，仔

細地想，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母，每一個發音都要想，好好地想。”

士兵們都面面相覷，因為這真是強人所難了，但是他們必須得苦苦地想。

一個冥思苦想的士兵突然興奮地說：“我聽到他說鍋鍋（哥哥）”

尼美寧認真琢磨了一會，不知所以然，就說：“很好，繼續想。”

過了一會，又一個士兵說：“我聽到他說坦克。”

由於中文的坦克與俄語的TaHk都來自英語的Tank，發音相同，立刻得到其他幾個人的認同，紛紛附合說：“對對對，是坦克，他說了坦克。”

尼美寧聽了很是振奮，但是他不滿足，像榨油似的逼着士兵們又想了一陣，再無結果，這才把大家放了。

其實，尼美寧相信士兵們對敵特的空降區域一定進行了認真仔細地搜索，令人疑惑的是，除張德旺之外的敵特怎麼就能從士兵們的眼皮底下逃得無影無蹤了？

另一個讓尼美寧感到疑惑的是士兵們說到的坦克，難道敵特是為著遠東邊防軍部署的四個坦克旅而來？屈屈的幾個特務敢對他們下手，這是不可能的，也與遠東邊防軍司令部掌握的敵特動向完全相悖。

自朝鮮開戰，中國的軍隊開赴朝鮮戰場以來，美國多次派出C——46運輸機侵入到朝鮮、中國的東北和西伯利亞空降突擊隊進行襲擾、破壞和搜集情報，然而他們每次都是或被殲滅，或被抓獲，有來無回。從對抓獲的敵特口供來看，他們的行動都與朝鮮戰事有關，難道這次是個例外？這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為了不延誤時間，他馬上打電話向遠東邊防軍司令員克雷洛夫將軍進行了彙報，克雷洛夫聽了他的彙報，對他的第一個疑問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敵人能在士兵們的嚴密搜索下逃脫，說明來的敵特身懷絕技，智計過人，因此更加危險。我現在就命令赤塔第三集團軍派出兩個連的兵力，加強鐵路沿線區域和中蘇邊界的警戒和巡邏，對可疑人員一律嚴加盤查，這也許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也要爭取。”

當尼美寧彙報到士兵們說的坦克時，克雷洛夫將軍竟笑出了聲，說：“這恰恰是解開我們疑問的一把鑰匙，你回來吧，到了司令部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尼美寧聽了這話，更是加大了疑問，他不顧長途趕路的勞困，片刻未休未眠，急忙趕回遠東邊防軍司令部。

克雷洛夫一見着他便笑着說：“一直沒有想出答案，是吧？”

尼美寧說：“是的。將軍同志。”

克雷洛夫從抽屜里拿出幾張紙，遞給尼美寧說：“這是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的三份情報，看看吧，看完你或許就明白了。”

尼美寧看到第一份情報寫的是：

1950年9月1日，中共裝甲兵司令部成立，許光達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員。

第二份情報是：

1950年中共代理參謀長聶榮臻決定，到1953年中共建成有十一個坦克旅，共一千輛坦克的裝甲兵部隊。

第三份情報是：

為幫助中共籌建裝甲兵部隊，蘇聯軍方決定派出蘇聯遠東軍區裝甲集團軍司令員安東·彼得洛維奇·奧洛夫中將和他的副官瓦連京·格奧爾吉耶維奇·列別傑夫，秘書達尼亞·安德列耶夫娜·斯托羅尼科娃即將前往中國。

剛開始時，尼美寧還是滿臉釋懷的樣子，看到最後卻是眉頭緊鎖。克雷洛夫便問：“看出什麼問題了嗎？”

尼美寧說：“奧洛夫將軍要去中國，當然要從西伯利亞入境，然後再從滿洲里轉乘前往北京的火車。這次敵特選擇西伯利亞空降，顯然走的是與奧洛夫將軍同一條路線，敵特的目標肯定就是即將前往中國的奧洛夫將軍了。”

克雷洛夫說：“正確。但是就這些嗎，沒看出這些情報的背後還有什麼別的名堂嗎？”

尼美寧說：“我覺得第一份和第二份情報都是情報部門比較容易掌握的，這第三份情報就很蹊蹺了，他們能知曉我們的奧洛夫將軍即將前往中國，說明我們內部甚至是內部的核心部門有他們的人，他可以輕而易舉地竊取我們的情報。”

克雷洛夫十分欣賞地說道：“完全正確。我們要感謝佐爾格過去在東京建立的情報系統，雖然這個系統遭到了嚴重破壞，但是仍然在發揮着作用，是他們給我們提供了這份情報，否則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內部還藏着蛀蟲呢。”

尼美寧憂慮地說：“奧洛夫將軍還沒有動身，對付他的敵特已經提前空降，而隱藏在我們內部的間諜對他的一舉一動似乎了如指掌，讓人實在擔心他的安全。鑒於這種情況，是不是改變一下行程計劃，比如乘飛機去？”

克雷洛夫說：“我可以和他談談，但是我相信他不會同意。一個曾經橫穿歐洲大陸，一直打到柏林的坦克老兵，會把這些放在眼裏嗎？我太了解他了，越是出現這些危險情況他越會氣勢洶洶地迎上去。”

尼美寧聽他這樣說，反而笑了起來，說：“那我們就把有關情況向他通報一下，是吧？”

克雷洛夫說：“當然，不過要講點策略。我這個朋友是個非常自負，脾氣又很大的傢伙，你千萬不要說擔心他，否則他會很生氣。”

尼美寧聽了不由又笑出聲來，說：“沒想到，這位坦克英雄竟是小孩子脾氣。那好吧，我們講點策略。咱們司令部有一個習慣，歡送一個人離任時一般都開個舞會，但是奧洛夫將軍任務特殊，情況也複雜，開舞會顯然不合適，我們就搞個小型宴會，然後適時向他通報一下情況，您看怎樣？”

克雷洛夫說：“宴會也不要搞，今晚我請他吃飯就行了，你來安排，搞得好一點。”

當晚七點整，奧洛夫將軍準時來到了司令部的小餐廳，這位已經近五十歲的將軍見到克雷洛夫依然像士兵一樣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然後半開玩笑地說：“司令員為我踐行，那麼一定有壯行的伏特卡嘍。”

克雷洛夫笑着說：“當然。蘇聯紅旗牌的伏特卡。誰不知道奧洛夫將軍的三大愛好呢？文學、伏特卡、大煙斗。所以伏特卡是必須有的。”

奧洛夫開懷大笑起來。一邊把脫下的軍大衣交給一旁的尼美寧，一邊走到餐桌前很有興味地查看飯菜。尼美寧連忙介紹說：“上將同志為您準備的有醬魚片、芝士雞、香煎魚排搭配蘑菇醬、奶油雞肉餅搭配香濃芝士醬、魚子醬蛋糕加西紅柿。湯是紅菜牛肉湯配蒜蓉小麵包、酸牛奶。甜點或水果有肉桂葡萄乾烤蘋果、哈密瓜、雪糕。”

奧洛夫高興地搓着手連聲說：“好好，都合我的口味。”

他脫下了軍大衣卻不摘下帽子，即使從零下十多度的室外來到二十多度的室內，溫度相差三十多度，他也沒有摘下帽子的意思。克雷洛夫和尼美寧都知道，他不願意別人看見他頭部和身上的嚴重燒傷。

1942年夏，希特拉席捲歐洲的“巴巴羅薩”計劃實施的第二天，奧洛夫所在的坦克師在立陶宛與德國第4裝甲集群屬下第6裝甲師打了一場迎擊戰。面對前方和左右黑壓壓的敵人坦克和炮火，奧洛夫與戰友們頑強抗擊，打得對方的坦克一輛接一輛的起火。德軍便急忙調來炮兵協助作戰。一門距奧洛夫駕駛的T—34坦克不到百米的榴彈炮擊中了他的坦克，后油箱起火，駕駛艙內的的溫度隨之迅疾躥升着火。

作為坦克旅的旅長奧洛夫卻沒有打開艙蓋逃生，而是極度憤怒地盯住那門榴彈炮，命令駕駛員開足已然着火的坦克衝去，同時口中大聲喊着：“碾死他們，碾死這些狗雜種！”頃刻就把那門炮碾在輪下。他在戰友們鑽出坦克后，最後一個跳了出來，這時他已經像一個火人，滾到一旁的泥窪里就昏了過去。嚴重的燒傷使他的頭頂至今也長不出一根頭髮，光亮亮的，大面積的傷疤就像一鍋米粥從他的頭頂倒下來，流向腦後，流向後背，疙里疙瘩的。幸運的是，他前面的臉部沒有太大的損傷，依然是鼻直口闊，濃密的八字鬍須，一雙眼睛總是神情嚴肅地掃視着一切的樣子，讓下屬看了有一種敬而遠之的畏懼感。

克雷洛夫首先舉杯說：“為了中將同志此行平安順利，乾杯！”

奧洛夫舉杯說：“謝謝。乾杯。”

接着克雷洛夫問起他的出發時間和準備情況，奧洛夫立即來了興緻，介紹說：“中國要從無到有建立一支坦克部隊，需要大量的有經驗的人才和大批的裝備。現在派我去他們的國家打前站，做好培訓和各方面的準備工作，說明我們的國家軍事部（蘇聯國防部的前身）已經全部答應了他們的需求。不過，從現在已知的情況來看，他們新任的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同志是個恨不得一天當作二十年的人，各項工作抓得又急又緊，我要趕緊過去，和他銜接好。”

克雷洛夫說：“我聽說你們很熟識？”

奧洛夫說：“是的。十幾年前，許光達同志曾經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列寧學院中國軍事班學習，有一年我們紅場閱兵，他和其他的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來觀禮，我負責接待。給我的印象是，他雖然是個能征慣戰的指揮官，但是看去更像一個溫文儒雅的文人。那時候他剛對一九一八年松姆河之戰的德國坦克表現寫了一篇論文，很有見地，因此我們展開了熱烈討論，我們很談得來。後來，他還作為我們邊防軍司令部的蘇聯代表，到新疆調解盛世才和馬家軍的糾紛，為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非常渴望見到他，去中國幫助他，願意和他討論關於坦克方面的一切問題。”

克雷洛夫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過，有些情況你必須掌握。”

接着，他就把敵特在赤塔郊外空降的整個過程講述了一遍，隨後又把三份情報中的最後一份遞給他看。當奧洛夫的目光從那份情報移開時，已是怒不可遏。

克雷洛夫說：“你去中國北京的路途遙遠，一路上很可能明裡暗裏的敵人都在盯着你，有機會就會搞些暗殺或竊取情報的勾當，你看是不是改變一下行程？”

奧洛夫斷然拒絕了，堅定地說：“不用，因為我後面去中國的同志也要走這條路線，我要給他們探路啊。請上將同志放心，我不會給敵人任何機會。不相信就讓他們來試試，我會把他們像臭蟲一樣一個個地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