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愉快與期待中

在愉快與期待中

金宇澄／文

某人打算自殺，卻恐懼如何去死，最後，他加入了“愉快死亡俱樂部”，被安排在一處鳥語花香、風景優美的療養院，好吃好喝供着。剛到的每一夜，他都十分緊張，擔心後半夜有人進來搞死他，結果夜夜平安，什麼可怕事都沒發生。一位美麗護士卻出現了，而且相談甚歡，使他漸漸萌生戀愛之心，有了不死之想。到最後那個傍晚，甜蜜的女護士表白說，明天就將答應他的求婚。他也再一次告白說，他早已放棄了死的願望，從此可以過全新的生活了……他在興奮和等待中沉沉睡去。凌晨時分，“愉快死亡俱樂部”主任出現在他身邊，果敢地為這位已深度麻痹的甜蜜男人，做了安樂死。在愉快與期待中，他帶着幸福與希望，不知不覺死去了——俱樂部發言人說：本俱樂部遵守了最人性化的服務，密切關注來賓精神狀態，目的就是，讓來賓死得好，死得妙，死得毫不知曉，死時懷有最甜蜜的憧憬，協助來賓能夠在幸福滿意中，不清不楚死去——這是一部日本小說的內容。

愉快中突然地死，其實是不堪的，記得一例：

電業人員在崇山峻岭架設電纜，當日工作是：布線量綿延數公里，每座山頭豎起了電纜鐵架，纜線已全部懸挂於每座鐵架間，垂落於每個山坳里，只等給出信號，遠山之外的大馬力卷揚機發動，同一時間拉升電纜到一定的高度，工程就告完成。

在沒有無線通訊的年代，這是個難忘的上午，各座山頭都站有觀察員，手執紅旗——卷拉電纜的命令，由遠方終端的總指揮發佈，只需第一人舉旗，附近山頭便可見到，於是依次舉旗，山山舉旗，如此一直傳遞到終點。現在一切準備就緒了，總指揮一聲號令，紅旗一舉，沿線的紅旗，次第舉起，大馬力卷揚機發動，快速牽拉整條電纜。

沒想到的是，總指揮“拉纜”命令之時，沿線某觀察員卻沒察覺到就在腳下的深邃山坳里，有一青年走動，那是個眉清目秀的城市青年，口裏背誦惠特曼的詩句，山風吹拂他烏亮的頭髮，雙手牽拉直落山下的電纜上，獨自往上攀登。他是一小學教員，剛來此地就職，喜愛山巒，讚歎自然的魅力，他想儘早瞭望山頂的風景，四面都是濃密的植物，根本看不清上方情況，山頂的信號員也看不到他。時辰一到，各山頭小紅旗高舉，如烽火台發出連鎖信號，數十里之外卷揚機同時發動馬達，滑輪飛快牽引電纜；而那位青年卻獨自在青山綠影間愉快呼吸，逐漸向上攀緣，小鳥鳴囀，引發他胸中的詩情，步換景移之中，掌中的纜線忽然猛地上升，他下意識緊抓十指，整個身體就被提升到了半空——剎那間鬆手還來得及，但一種本能的猶豫或選擇，他十指緊攥，電纜三秒上升一個高度，也就是在瞬間，他已懸吊於電纜上。是生還是死，是放手或緊握，即刻也就是飛升十層樓的高度，四十秒，他已高吊於一百八十米上空。到此刻，信號員才發覺纜上有人，搖旗吶喊，可惜這種特別的旗語，沒經事先的約定，更沒有步話設備報警的敏捷——其實即便終端發現情況，立刻按下閘刀，倒車放線，時間仍是不夠的了——信號員眼看着青年雙手懸吊高空，四周的群巒依然壯觀美好，而他變為喊叫嘶吼，為雙臂緊吊的沉重感而痛哭，終於大叫一聲，他掉下了山坳。

記得是1976年，我的朋友，北方小車站的某卸煤工來信告訴我，某夜他啟開一節車皮，在佈滿寒霜的煤堆上，發現了非法搭車者，男女老小共六口人，以及一家子的鍋碗瓢盆、被褥細軟。全家六人緊抱一處，凍得鐵硬。

這些盲流人員，估計是在山東、河北某小站扒的車，東北地區一直是歷史上“闖關東”終點站——有個興安嶺老伐木工說，不論民國初年、康德年，還是現下，山中如發現一小塊林間空地，有獨戶小房，近旁有零星開墾田，雞狗若干，那就是歷史傳統“闖關東”的終點站了。這種謀生方式，持續兩百年了吧，離群索居，無鄰無朋，也許新到，也許已住好久了，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三年前林彪飛機失事……

這個隆冬的深夜，鐵路煤場的卸貨因此稍受影響。卸煤這一行業，一人一把大板杴勞動，每夜個人指標是二十噸的量，在冬季車皮中發現凍死鬼，不算少見，但這次人數最多，而且是一家子。工人們只能確信，這些人在凍死之前，都已昏迷，根本不會覺得苦、覺得冷，渾身甚至會陣陣發熱——凍死在雪地的酒鬼，經常就是脫得光光的。但這一回，六人都穿戴很多，抱得很緊，是關內百姓恐懼東北的寒冷吧。唉，他們最大的失誤，一定以為這是慢班貨車、煤車，自然會是呼呼喘氣開開停停，一個小站一個小站地臨時停車。鐵路段都這樣，經常要加水加煤，換司機，換“小燒”，扒車人就此可以下車活動，暖一暖身子。沒有料到，鐵路上常也有臨時的特快，在某一個時間段，貨車也會兩天一夜走完全程，一刻不停留——在無窮無盡的寒風和雪花中，在鏗鏘的車輪與均勻搖晃里，人蜷縮在一起，根本無法跳車，只能隨車一直奔向遙遠的北方，奔向夢中的死亡，日夜置身於飛駛不止的露天貨車上，氣溫達到零下五十度，甚至更低。

老幼六口人凍在一起，一個巨大的糾結的屍團，在零下三十度嚴寒中，根本無法分開，體量極沉重，形狀不規則，難以從車皮兩側的活門牽扯出來，最後是用車輛段的活動吊，小心卸下，擺放於一輛鐵路平板電瓶車上運走了。按如今人道的設想，必先運送到一間有暖氣的環境裏慢慢融化開；當年的處理應該更簡單，一般農民外出，身上不會帶有公社介紹信，全國百姓都沒有身份證，那時的公安無法做聯網公告以求屍源，一般鑒定以後，也就是掩埋了。

這一夜，裝卸工朋友們調了工作，改去另一道岔，卸下成噸的凍秋梨，這是東北主要的年貨，梨子又小又黑，凍成一筐筐石頭，咔咔作響，硬如鐵蛋。

“大鍊鋼鐵”年代，大小鋼鐵廠都願意“高產報喜”——當時流行的一種虛報語言，也叫“放火箭”“放衛星”“向國慶獻禮”等。某鐵廠製作發明了一種大容量的鐵包，煉出的鐵水注入這大鐵包，由天吊運到澆鑄車間一次澆注，可以“多、快、好、省”出許多倍的效率，但是這個鐵包有暗病，某一次吊經車間上空，忽然就倒扣下來，全包通紅的鐵水，傾倒在一青年人頭頂，煙霧消散后——其實只有一秒不到的時間，青年就不見了，車間中央出現了涅槃，一堆滾燙冒煙、逐漸黯淡凝固的鐵水，大量消防水槍射向它，最後形成一整塊幾噸重的深沉黑鐵，自然火成岩模樣。

廠里所有人員，個個傻眼，不知如何面對它、面對死者家屬。一般通情達理的解釋就是，這位好青年為“祖國的鋼鐵事業獻身”，工廠內部開了“處置遺物”現場會，某爐前工強調了鐵水的高溫，認為該青年死得毫不痛苦，也來不及痛苦，不用一秒，他就變成了蒸汽，閃電一般死了。另一位技術員解釋，在物理意義上，青年人早已揮發殆盡，眼前依舊是一整塊“支援國家建設”純粹好生鐵，內里已沒有絲毫的人體成分了。

然而家屬的態度，卻出現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強烈反彈，堅決要求保存這件巨大鐵塊，雙方長時間協調無果，廠長只得同意暫存它，但它那麼沉重，那麼大的體積，作為家屬也根本沒地方接回停放，車間會議最後決定，把它運到工廠的後院，算是青年工人臨時的墳墓。很多年過去了，換了幾任廠領導，大家已不記得車間後院有這麼一塊巨大的、不長一根草的生鏽鐵塊，只有家屬有時來哭它……再是很多年過去了，這家鋼鐵廠應該是買斷了工人們工齡，廠子都已經改房地產了，不知這巨大鐵塊的最終命運如何。

（一位作家好友來信說，忍不住把這節“鋼鐵墳墓”寫成一篇小說發表了……這讓我想到了體裁和篇幅的意義，表現一種短暫的瞬間，哪個樣式才更合適？我並不明白。）

“紅革”水泥廠，有巨大球磨機數座，單機為一種直徑四到五米、鋼質橫卧狀圓桶構成，桶側有進料口，加入數十噸的石灰石料、千百顆十公斤大的鋼球，蓋上坦克艙樣式的密封鋼蓋，啟動機器，整個桶身緩慢滾動，依靠內部鋼球的相互擊打，將石灰石緩慢粉碎，研磨為半成品的粉末，然後入窯燒成水泥。

某日，某青年工人（又是青年）進入球磨機內檢修，他忘記掛出告示牌，另一工人不經檢查，沒有喊話，關閉了鋼門，開動機器。肉體與石頭，就這樣關在緩慢旋轉的鋼桶內，在不露痕迹的內部擊打中，混為一體，人與岩石最終碾磨成均勻的細粉。事後，只在燒成的水泥里，化驗出了細微的金屬物質，即青年人的鋁質皮帶扣或鞋釘遺留的金屬元素。同上，廠方無法將體積更為巨大的幾十噸水泥，做一座巨大的墳墓，而且這個批次的石灰石粉末，也已按正常工序送進電窯，焙燒成優質425號矽酸鹽水泥了，鑒於這種高溫的燒結過程與火化處理屍體的方式一樣，廠方與家屬經過無數次事故協調，家屬終於同意，取走與骨灰重量差不多的部分，其餘都被用於某一建築項目上了。

以上兩位當事人之死，已沒有“愉快”一說，按照案發的情狀想像，地獄也不過如此。芥川龍之介寫到地獄，“血池”里被煎熬的犍陀多，之後被天國之佛偶然發覺，念他在凡界不踩踏螞蟻、常行善事，佛就放下一根蛛絲救他，天國池水下面是十八層地獄，蜘蛛絲順雪膚冰肌的荷花釣下去，就有麻繩粗細；犍陀多抓緊了努力攀緣，但此刻，同是在血池裏的無數鬼魅，同樣是順蛛絲往上爬，犍陀多擔心蛛絲會斷，咒他們滾開，一語既出，蛛絲斷了，他只能重落血池中——芥氏寫道：“在佛足周圍，玉石般潔白無瑕的荷花，浮起莫可名狀的清香，極樂凈土，大概已近正午了。”

讀一位“有鬼論者”小說稿，全文細寫某人在中心醫院白日撞鬼的經過——作者與鬼怪總有牽扯，屢遭麻煩，小說結尾，講他經過了省中心醫院走廊，很晦氣碰到一接屍車，他立刻躲入附近電梯，多次按鈕，梯門紋絲不動，他意識到有鬼擋門，惶恐猶豫之間，電梯的超重鈴聲忽然嘟嘟嘟叫個不停，讓他感覺，鬼怪已聚集電梯，他已被鬼所圍，於是大駭，奪門狂奔出去……

愉快輕鬆的鬼敘事，只是《何典》的江南鬼話，講鬼家、鬼兄弟、鬼男女、鬼情事，名稱繁多：活鬼、餓殺鬼、牽鑽鬼、臭鬼、扛喪鬼、雌鬼、形容鬼、六事鬼、色鬼、輕腳鬼、豆腐羹飯鬼、讒謗鬼……這細緻的統計精神，曾被魯迅稱道。

人生最重大的結局應該不是鬼，古人說死比天大，但是日常流行劇或網絡語言裏，卻是輕鬆隨便出現“去死吧！”的對白。

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會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月份牌、四十年代摩登旗袍形象，只瀰漫真實人間的煙火，她們喜歡“死人”“死腔”的口頭禪，憑聲氣的強弱軟硬，判斷是表示了愉快，還是憤怒。

滬語“屈死”一詞，也是以前上海婦人常用語，開心、發嗲、扭捏、親密時刻，前置一個“阿”字——稱呼對方（大多為男子）“阿屈死”，更能表達一種柔情與憐愛，這與北方“打是親罵是愛”、北方女子說的“死鬼”相似，愛恨交織，隨意順口。只是滬語版這三項的語氣，如果音調忽然轉為尖厲，即“吵相罵”最有力的武器。生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普通女子，公共場合厲聲相罵對方“死人”“死腔”“瘟生”“屈死”，后一句的態度，更有某種不屑——巴望對方速死，必是委屈中的死，極不安、極其潦倒不堪的死。“死有餘辜”——滬語“口眼不閉”，即“死不瞑目”，“死”理該夾帶更多遺憾才好。

最接地氣也最喪氣的是滬劇通俗經典，童養媳角色“阿必大”，一個可憐的上海小女子，她永是在公開場合，面對廣大滬劇觀眾，被其惡婆婆無窮無盡當台辱罵，婆婆一口浦東本地話，屢斥她“死人”“死棺材”“死貨色”“死不臨盆”。

民間粗口，詛咒他人儘快死掉的條目，上海冷酷而充足：“死貨色”“死赤佬”“尋死”“黃浦江沒蓋頭”“浮屍”“爛浮屍”“快去跳黃浦”“去鐵板新村（火葬場）”……浦東方言中，愛恨交織使“棺材”兩字出現率高，“小棺材”“脫底棺材”“死棺材”“長棺材”“矮棺材”“戇棺材”“辣棺材”“壽（蠢）棺材”……東北話關於棺材，只有“棺材瓤子”一例——棺材等於瓢，居中屍首即瓤——一般形容病入膏肓的樣貌，藥石無靈的狀態，等於上海舊版語言：“死坯！”死是一種已定型的坯件，一種直接指向、直接詛咒——五十年代大陸內部出版的小說，着意醜化蔣介石的《金陵春夢》《侍衛官日記》中，老蔣常掛嘴邊“娘死匹”之“死匹”，可能是“死坯”的轉音，這句強有力的滬語，大約是從浙江寧波方面傳入的。

值得安慰的是，任何地域的方言，都是依靠肉體存在與消亡的。方言的鮮活生命，總在分化與流變，因此上述的惡語在上海“70后”“80后”的人群里，基本不再被使用，只在一個議論股票的場合，我聽某小青年滑出一句上一輩的老話：“自家尋棺材困（自找倒霉）。”

他當時卧在車中，看到了高速路上方出現“上海”字樣，忽然感覺司機連續變道，最後的瞬間，司機大幅度拉了方向，他所在的副駕駛位置迎面就撞上了卡車，車窗立刻被削平。

所幸他當時放低座椅小睡，也沒系保險帶，前方卡車的后尾直接鏟掉了他面前的窗、車蓋，擦着他頭皮過去，他的前額掀開一個大口，血順着後頸涌流，流到後背、后腰，他沒發現自己流血，不覺得痛，他從車裏掙扎爬出，立刻聽到了刺耳的警報聲。

幾乎是同時，他竟然被幾個藍衣人緊緊扶起——在撞車后六十秒，他眼前居然出現了專業急救醫務人員，三分鐘內，他就被抬上了救護車，真是難以想像——也就是說，在飛駛的車流中，在流動的幾千幾萬輛的車河中，有一輛回滬的救護車，一直緊緊尾隨他的車，不依不舍，緊跟在後，有如保鏢跟班——世上就有如此巧事！因此車禍既出，他立刻被救助，被包紮，救護車拉響警報，三十分鐘內趕到了上海長征醫院，一小時后，他已經躺在安靜的手術台上。

他痊癒后告訴我說，如沒有這輛緊跟不舍的救護車，他必將失血而死；如果當時他沒有放下座位睡覺，按交規他必須繫緊保險帶坐直，想必也是死了，強大的慣性，將他衝到了車的右側，卡車尾部一個方鐵件，直接插入後排正中的椅背，穿透了一個大洞——即使奔馳700、四氣囊也沒用，如果他不滾到一邊，他只能留下人生最後一張的數碼照片了，十字軍東征圖畫，一柄巨劍插胸的死態，交警拍下來存檔。

說到這裏，他和我都想到一位模糊而遙遠的人物，一個叫大韋的上海青年。

那是深秋季節，收穫的豆秸都集中在田壟上，等待機器脫粒，每天一早，我們用小鍋爐的蒸汽管，化解凍住的脫穀機油管，然後正式發動機器工作，每天都這樣，我們和大韋就在這架小鍋爐附近工作，修理常有故障的幾台脫穀機。夜晚的白霜還沒被初陽融化，寒風刺骨，脫穀機排出柴油黑煙，豆秸的香味，以及大地一般褐黃色的灰霧，寒風永無止境，為此，女青年們都戴着各種頭巾，紅、藍、灰色頭巾。大韋是組長，記得在這個清晨，他獨自回到了小鍋爐前，驅趕幾位烤火的上海女青年，通知她們機器已經正常，可以去工作了。這段對話很愉快，引起女青年們一串“銀鈴般”的笑聲。然後，大韋在鍋爐前坐下，也就在這個瞬間，他獨自坐下休息的一刻，面前的小鍋爐爆炸了，鐵制的爐體並沒有裂開，而是像一匹飛馬，一口有魔力的銅鐘，整體騰空而起，飛落到十米開外的地方，攜帶大量蒸汽和煙霧，四濺的爐火引燃附近的秸稈，等一切安定下來，我們才發現大韋躺在地上——鍋爐確實飛越了他的頭頂，但鍋爐下方的鐵腳，碰到了大韋的前額。我們蹲下身來叫喚他，發現他的前額，只有一小塊不起眼的傷痕。我們抬起他放在馬車上，趕往農場，在一路的顛簸中，我們看見大韋的雙耳流出了粉色的腦漿，他哼了一聲，全身動一下，或只是因為馬車的顛簸，他就在去農場的半路上死了。

他是在四十年前被埋掉的，突然到來的死亡，讓我們無法接受，之後有人解釋為這是一種“好死”，大韋的死，算是爽快的，應該沒一點兒痛苦吧，他安息的地方，是“青年墳地”。我們和女青年們，在大韋的棺材裏先後放置了食堂的饅頭、糖三角、一盒上海產的“梅林牌”午餐肉、撲克牌、他的新皮鞋，還有他自己的照片。

如今，有誰會做大韋去世四十周年的祭文呢？彈指間，日子就這樣的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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