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從文言文到白話文

說現代漢語文是白話文，其實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着語言走，書寫跟着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語文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古代漢語文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着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麼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電視劇《孫中山》裏有這樣的情景：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這種以筆談代言談，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象。

古代漢語文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係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並不多見，其原因可能在於造紙術的發明。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

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術，與西漢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聖經，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麼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於昂貴。據說下埃及人發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麼沒有傳播開來，為什麼沒有後續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不妨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麼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麼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語文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他們北邊的日耳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沙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着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裏，我到了那裏，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着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南邊的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範圍內讀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於是也只好鬧分家。

錢穆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繫，儘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繫。

其實，漢字不但有利於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於文化的歷史傳承。後人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據某些語言學家研究，一個“吃（喫）”字，上古音讀qia，現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讀qi，現保留在西南官話中；現代音讀chi，進入了北方話。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如果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文，喬叟時代的英文，現在的英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文，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並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斯語等等，今天的廣大英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徵，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裡。隨着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着十八世紀以後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文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有利於繼承，但不利於創新和追新；有利於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於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於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到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崙”，“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伊里奇”，你怎麼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於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白話文並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係。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麼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台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後，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後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標註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