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批評者的“本土”

談本土文化這一類問題有些危險。因為如何界定“本土”，很難說得清楚。中國近代以來的城市都是西方文化的登陸點，大體上都充斥着仿英、仿俄、仿美、仿日的複製品，從建築到服裝，從電器到觀念，都仿出了不洋不土的熱鬧。即便在鄉村裡，恐怕也不容易找到高純度的本土文化樣品。我原來插隊落戶的那個村莊，夠偏僻的了。可是不久前我重訪舊地的時候，發現那裏已有了卡拉OK，有了旱冰場，青年人大多穿上了牛仔褲——這是哪一家的“本土”？

這當然不是文化現狀的全部，在眾多的舶來品之外，我們當然還可以找到傳統，找到很多華夏文明的遺傳跡象。問題在於，這些遺傳跡象同樣值得我們警惕，稍加辨析，就很可能發現其中不那麼“本土”的血緣。我熟悉的農民，他們指示當下時刻的用詞，不是“現在”，不是“眼下”，而是可以土得掉渣的“一剎（那）”。略備佛學知識的人都明白，這個方言詞其實來自梵文，是從印度舶來的外國話。連他們追溯族源時最常用的開場套語：“自從盤古開天地”云云，也是經不起清查的。盤古是誰？先秦兩漢的諸多典籍無一字提到這個人，直到本世紀初，中、日史家們才考證出，盤古屍體化生世界的神話模式是由印度傳入中土，於是我們尊奉已久的祖先之神，原來也有外國籍貫。

這可能讓我們有點沮喪，卻是國粹派們不得不面對的歷史。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時候，中國已經與當時稱作“西域”的異邦進行了大規模的文化雜交。宋代以降，繁忙的“海上絲綢之路”又使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中東乃至非洲實現了大規模的文化互動。到今天，隨着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中國文化又正在與其他民族的文化實現全方位的交匯與融合，常常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這個時候來談“本土”，豈能不慎？

這樣說，當然不是說“本土”不可談，或者不必談。也許，我們沒有純而粹之的本土文化，並不妨礙我們有不那麼純也不那麼粹的本土文化，包括這種不純不粹本身，受制於一方水土的滋養，也與別人的不純不粹多有異趣。在中國落戶的盤古，不會與落戶日本的盤古一樣。在中國高唱的卡拉OK，與在法國高唱的卡拉OK肯定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少，在迄今為止的漫長的歲月里，在全球文化大同的神話實現之前，人性與文化的形成，還是與特定的歷史源脈、地理位置、政體區劃等等條件密切相關的。作家一旦進入現實的體驗，一旦運用現實的體驗作為寫作的材料，就無法擺脫本土文化對自己骨血的滲透——這種文化表現為本土社會、本土人生、本土語言的總和，也表現為本土文化與非本土文化在漫長歷史中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成果總和。有些拉美作家用西班牙語寫作，有些非洲作家用英語寫作，他們尚且帶有母土文化的明顯胎記，諸多只能使用漢語的中國作家，現在居然暢談對本土文化的超越，當然還為時太早，也有點自不量力。他們興緻勃勃的“西化”追求或“國際化”追求，總給人一種要在桃樹上長出香蕉的感覺。

但是，除非是作一般化的文化討論——我偶爾也有這種興趣——我還是不大喜歡談“本土”，尤其是在空白稿紙上尋找自己的小說或散文的時候。在我看來，一種健康的寫作，是心靈的自然表達，是心中千言萬語在稿紙上的流淌和奔騰，無須刻意追求什麼文化姿態。一個作品是否“本土”，出於批評者的感受和評價，不宜成為作者預謀的目標。這就像一個人的漂亮，只能由旁人來看，而不能成為本人的機心所在。再漂亮的大美人，一旦有了美的自我預謀、自我操作、自我感覺，就必定作姿作態，甚至擠眉弄眼，把自己的美給砸了。因此，“本土”也好，“時代”也好，“前衛”也好，“元小說”也好，這一類概念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都是事後批評的概念，事後研究的概念，而不是創作的概念；是批評者的話，而不是作者的話。傾吐心血的作家關切人類普遍的處境和命運，其文化特徵是從血管里自然流出來的。他們沒工夫來充當文化販子，既不需要對自己的本土出產奇貨可居，也不需要對他人的本土出產垂涎三尺。把中國寫成洋味十足的美國，當然十分可笑；把中國寫得土味十足然後給美國看，大概也屬心術不正。世界上評估文學的最重要的尺度只有一個，就是好與不好，動人與不動人。離開了這一點來從事本土或非本土文化資料的收集，是各種旅遊公司的業務，而不是文學。

文化的生命取決於創造，不取決於守成。一個有創造力的民族，用不着擔心自己的文化傳統潰散絕滅，正像一個有創造力的人，用不着擔心自己失去個性。作為一個作家，他或者她完全可以不關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定位問題。對於他或者她來說，刻骨銘心的往事和引人神往的奇想能否燃燒起來，創造力能否戰勝自己的愚笨，這樣的挑戰，已足以使其他的事情都變得不值一談。

1996年12月

*最初發表於1997年《上海文學》雜誌，后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譯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