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林宛光，踏遍閩北覓黃金

林宛光，福建省地質礦產局政治部秘書，1962年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現年46歲。1984年9月25日上午，他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我出生於福建古田，從小在大山裡走進走去，然後走出大山外，到北京地質學院讀了5年大學，學的稀有金屬。1962年分配到福建省地質勘探局，那時還沒有稀有金屬，我就被安排在調研室工作。後來，調到駐紮在邵武市的307隊搞鈮鉭，福建全省，只有閩北才有鈮鉭。我任7人普查組領隊，在閩北開展找金礦的工作。

我在學校是學俄語的，在調研室工作期間，我買了很多書，翻譯了很多資料。後來調到野外隊工作，加之1964年開展社教運動，上下都批白專道路，我便把俄語全丟掉了，現在覺得特別可惜。我所帶領的7人普查組，都是在閩西北的山區進行地質普查，每到一處，都是住在老百姓家裏，自己開鋪，自己做飯，配一個臨時炊事員，由局裏支付工資。吃的菜，從當地老百姓家裏採購。若在一個地方住的時間長了，附近老百姓家裏沒有菜買了，就到鎮上農貿市場去買。後來，很難從駐地請到適合做飯的人，只好勘探組7個人輪流買菜，做飯，有的做出的是夾生飯，有的炒出的菜不苦就咸。逢墟，就買點豬肉、買點酒回來，大家一同喝酒，改善生活。其實最難熬的是工作之餘的時間，不與家人在一起，缺少天倫之樂，枯燥、單調，每到晚上，工人就打撲克，算是最好的娛樂活動；技術員有時也打撲克，但更多的是看書，注重充實自己的專業。沒有電燈，就點蠟燭。那種日子雖苦，但覺得很充實，從無怨言。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群眾與我們熟悉了，了解了我們的工作性質以後，對我們都會很友好，很關心，很愛護，把我們完全當自己人，紛紛給我們送菜上門。地方政府對我們大力支持，特別是在生活物資供應極度緊張、欠缺的情況下，對我們給予特殊照顧，有多少人，給多少份副食品，保證供應，從不間斷。這令我們特別鼓士氣，特別漲幹勁，覺得工作苦是苦一點，累是累一點，但十分光榮、自豪，特有奔頭。

我們7人小組在建寧縣普查，那裏的山多，但不太高，一般是海拔1000多米。建寧到了冬天就下雪，有時斷斷續續，有時接連不斷，但這並不成為我們停止普查的借口，無論天空下多大的雪，無論地上結多厚的冰，我們也不撤回，照樣野外作業。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尋找，發現了金子的線索，大家都很高興，就像自己撿了金子似的，一天到晚樂得合不攏嘴，幹勁十足，白天挖槽坑，進行普查，取樣，晚上化驗、分析、寫報告。

我們到建寧的山羊坑村，根據地質工作需要，必須在這裏定點，自己挑行李，還挑淘沙盤，炊具，包括籃子、瓢，上山，鍋子不帶，跟當時的下放知青點合夥。上到這個小村莊，要兩個多小時。到村口時，已是下午3點多了，沒有地方住，就找當地的大隊黨支書，要求解決住處。支書很熱情，很支持，四處給我們找住的房子，找來找去，只有半間牛棚。但半間太窄了，住不下我們7個人。老百姓見我們有男有女，半間牛棚的確住不下，便二話不說，把牛趕出去，把牛糞鏟乾淨，里裡外外沖洗一遍。支書從幾戶人家借來門板，挑來稻草，支起簡易床鋪，我們便有了安身的地方。在這個山村安營紮寨后，就大幹起來。支書見我們沒日沒夜在野外奔忙不停，沒有時間做飯，就安排我們到老百姓家裏吃派飯。派了一圈以後，派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太願意，主要是我們去吃飯，總要給做點好菜，而家裏除了筍乾、酸菜、紅薯飯，又確實拿不出別的好東西。他們自己的日子十分清苦，但讓我們過清苦的生活，一是沒面子，二是對不住我們，所以就不願意供派飯了。我們理解老百姓的難處，只好自己輪流做飯。老百姓很熱情，並不因為不供派飯就不管我們，無論哪家只要有一點點好吃的東西，都會首先送一點到我們的住地，讓我們共同品嘗、分享。山裏的人實在是太好了。

泰寧縣要建一座水庫，我們地質工作者首先要進行普查，在水庫地盤內是否有礦產。不然，建起了水庫，淹沒了礦產，就會給國家造成損失。我們沿着一條從來沒有人去過的小河，順着水流找礦。沿河邊行走，茅草很高，很刺人，手臂、臉上，留下一道道茅草劃過的血絲。我們還撿了不少東山國民黨撒過來的花花綠綠的反標。小河兩岸有野獸出沒，主要是野豬。一般是野豬聽到聲音，就跑掉了，人不襲擊它，它也不會攻擊人，相安無事。天氣很晚了，我們到了一個森林守護站，站里沒有人，一間木板房空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我們憑藉隨身攜帶的蓆子、毯子就地住宿，沒想到天黑之後，氣溫驟然下降，寒風吹來，冷得浸骨頭，沒有棉被，根本無法入睡。只有進村找地方住宿才是上策。但是，進村，要坐木排過渡，小河雖然並不寬，30-40米，但水流很急，落差很大，到了河中間，十之八九會沉下去。我們商量認為，總還有十之一二沒沉下去的。我們就爭取做那個十之一二。但我們也做好了最壞的沉下去的打算，互相給家裏留下了遺言，交代了後事，誰能活下去，誰就負責做好轉達。現在想來，那情景就像戰士赴死，十分悲壯。好在我們野外生存的經驗比較豐富，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飯。我們橫渡激流時，不是站立木排上，而是都把行李捆綁在背上，撲下身子，抱緊木排，藉助水勢，安全地沖了過去。到了對岸，大家都有一種過了鬼門關而死裏逃生的慶幸感，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們唱着自編的《地質隊員之歌》，雄赳赳，氣昂昂地往山下走。越往山下走，氣溫越高，到了山腳，進了村子，氣溫與山上完全判若兩樣，形成極大反差。我們邊下山邊脫衣服，進到村裡時，男的都是打着赤膊，女的只穿一件單衣，但一個個還汗流浹背。我們找到大隊黨支部書記，要求提供住宿的地方。大隊支書也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座牛棚，不過有別於此前住過的牛棚，下面是拴牛的，上面是木板房。這算是不錯的了。我們剛走進去，成群結隊的蚊子就撲了過來，朝我們狂轟濫炸。沒有蚊帳，如果就那樣睡下去，肯定會被蚊子咬個半死。大家開玩笑說：我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要與吸血鬼作堅決的鬥爭。於是我們采來樹枝，兩個人用樹枝驅趕蚊子，5個人睡覺，每間隔一小時輪換一次。那一夜，大家都睡得很香，大家也都沒有被蚊子咬。第二天又精神滿滿地找礦去了。

那年在建寧普查，沿着一條小河淘砂。每天的午餐不回住地，都是在野外自己做的。早晨出門時，隨身帶上午飯用的米，快到中午了，找個陰涼的河邊，撿來柴草，架上鍋，燒飯，煮菜。等到飯菜都熟了，午餐時間也到了。這樣節約出途中往返時間。有一天，分工燒飯的是一位女地質隊員，她找柴時，看見一顆大石頭旁邊有一堆乾柴，她高興地伸手去抓，柴還沒抓到手，發現不到五米遠的地方有一條五步蛇，當地人叫它“瓦子格”，一格一格，棕色的。大家都知道，這種蛇毒得很，如果被它咬一口，走不出五步，就要昏死過去。那個女同志嚇得哇地一聲大叫，從石頭上滑了下去。我們正在不遠處的小河上淘砂，聽到驚叫聲，飛也似的跑了過去，都邊跑邊想，肯定出了人命關天的大事。我們跑到時，看見那條五步蛇正昂着頭，瞪大眼睛盯着她。蛇嘴裏還咬着一隻沒有完全吐下肚的老鼠，肚子被撐得很大了，顯然它吃掉了多隻老鼠，有酒足飯飽之感了。它沒有向我們那位女同志發起進攻。五步蛇有個明顯的特點，你不碰它，它不理你。我們那位女同志懂得這一點。她躲在岩石後面，注視着五步蛇的反應。一雙人眼，一雙蛇眼，完全處於對峙狀態。我們都隨身攜帶着一把砍刀，各自趕緊砍了一根樹枝，同時出擊，打死了這條五步蛇。此時，我們那位女地質隊員因為蛇口脫險，醒過神來，抱着我們哇哇大哭不止，在大家的呵哄下，她又破渧為笑，繼續發揮自己的廚藝，做出了一頓噴香的午餐，感謝大家的搭救之恩。我們把這條五步蛇帶到山下，送給了老百姓做葯。老百姓很喜歡，當即用秤過了一下，有3斤多。要是拿到集市上去賣，可以換回幾十元錢。接受五步蛇的老百姓堅持要給錢，說是五步蛇花錢都是很難買到的。只有捕蛇技術很專業的人，才有可能捕到五步蛇。但那也是十年難遇。由於我們不肯收錢，這位老百姓就送給我們很多酸菜、辣椒、蘿蔔乾。這事很快被傳開，當地的老百姓便更加相信我們，更加支持我們的工作。

我們在建西找礦期間，駐紮在望木嶺伐木場伐木工人搭製成的用來引誘野鴨的草棚子裏，可想而知，條件何等的簡陋。白天上山找礦，腳上穿長筒雨靴。因為山裡大指拇粗的馬蜂很多，被它在手背上咬一口，半邊身子都腫，及時塗上蛇葯治療，才能收到排毒的效果。回到住地，雨靴里倒出至少有半靴汗水。每到星期天，我們或上山玩，撿栗子吃。地質工作者都有關節炎，金錢蓮可以治關節炎，我們就在灌木叢底下撿。那裏是自然保護區，生長着柏、彬、松等樹種，樹大參天，一般的樹5個人都合抱不攏，最大的就不用說了。金錢蓮就生長在這些大樹下，我們多的時候撿到一大袋子，少的時候也有一兩斤，帶回住地，晒乾，泡酒喝，治關節炎，收到奇效。平時，我們每個人都帶着泡有金錢蓮的一瓶酒，走一段路，喝一口酒，減輕關節炎的痛苦，治療效果很好。或者下到山村的河裏游泳，摸魚，鯰魚一般較小，躲在石縫裏。用麻繩，掛魚鉤，鉤上掛蚯蚓，第二天早晨，就可捉到較大的鯰魚，味鮮。還到集上，買米買菜，自己挑回，來回半天，路上來回3個多小時。

我們除了找礦，還會打炮眼，裝炸藥，點火。至於開採礦石，那就由工人們去幹了。

將樂縣附近有個老虎山，山上有狗熊、老虎。我們看見狗熊坐在樹上，摘了一堆樹葉，堆放在身前，一把一把地抓了塞進嘴裏，吃得很開心。你不侵犯它，它也不攻擊你，相安無事。但我們沒有看到老虎。找煤，跑面、挖坑。一次測景時，在一個石頭縫裏聽到叫聲，追過去一看，是一隻小狗熊，我們抓住它，帶回住地，想養起來，可它不吃東西，就把它殺掉，吃了。我們生怕大狗熊找來，都準備了木棒、砍刀等武器，做好防範工作。結果還好，大狗熊沒有找來。山上蝙蝠很多，很大，五十公分長，用削鉛筆的小刀，剝皮，燒吃，很鮮美，很營養。這是聽吃過的同事說的，我有點害怕，沒吃過，不知味道究竟如何。地質生活既艱苦，又有趣。過去，我們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對地質工作支持，無論走到哪裏，都像遇到親人一般，都像是進了自己的家，有親切感，有溫暖感。但現在不同了，老百姓見到地質工作者，不像以前那麼熱情了。山區的人熱情一些，沒有沿海的人冷漠。我們找到礦，不是一下子可以開發的，好像對他們帶來不了什麼利益，所以就事不關已，冷臉以待。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使我們地質工作者寒心的地方。

發動老百姓報礦。我們自己帶標本，要來百姓認識，發現了就送到公社或報告我們。我們還利用趕墟的機會，利用標本，向群眾宣傳。建寧的雲姆礦，就是群眾報的礦。建寧縣還有自己的地質隊，可見那時的縣委對地質工作是何等的重視。那時，我們跟下放當地的福州知青也很合得來，有共同語言，有共同情操，關鍵點就在都能吃苦，都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

如今，社會上對地質工作者不怎麼看得起，越是有錢人，越是地位高的人，越看不起地質工作者。我現在政治部工作，經常收到一線同志的來信，尤其是年輕的地質工作者，強烈要求從野外調室內工作，便於找對象。有的對象談好了，對方說，不調到地方來工作，就不結婚。勘察隊員中，女同志較少，幾乎沒有，而除了與山山水水、樹木花草、飛禽走獸打交道時間多以外，與外界的男女，基本上沒有交道，與外單位也無工作上的聯繫，人和人之間不接觸，就不可能產生好感，更無從談建立感情。本戰線沒有女同志，外面的女同志沒聯繫，所以年輕人要找個稱心如意的對象十分困難。現在的地質工作者中想調動的比較多，除了找對象困難外，待遇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天只補助1.10元。這是在野外，在隊部還只有九角錢。離開城市5公里，才有補貼。現在地方幹部出差每天補助都有1.20元。地質工作者，流動性大，待遇低，越發留不住人。

我之所以能找到老婆，是因為我倆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校友，她1963年畢業的，分配到這裏，跟我一同到野外作業。我看準機會，及時出擊，兩人一交談就有共同語言，就有了感情基礎，很幸運，我倆的婚姻成功了。在地質隊伍中，像我們這樣的婚姻簡直是鳳毛麟角。我愛人是廣東人，工程師，現在地質處從事測繪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我還是在野外堅持工作。四清運動，我是積極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是保皇派，打成了叛徒，我愛人受到牽連，也挨了批判。

我當時在將樂，離城17里，將自己的大女兒放在將樂讀幼兒班，每到星期六，我就騎自行車去接。兩個男孩是雙胞胎，就送到古田的鄉下老家。大女兒跟着我們轉移，後來實在不方便，難以轉來轉去，就放到南昌我岳母家。雙胞胎男孩大了，我的父母年紀大了，帶孩子也無能為力了，這就帶來很大麻煩。多數地質工作者因為找不到城裏對象，都是找的農村姑娘。國家政策規定：工齡二十年，工程師，獲得國家獎，才能解決農村家屬戶口的農轉非問題。即使工程師的家屬解決了農轉非戶口，也無法團聚。老家上有老，下有小，走不開，即使來了，也無法安排工作，連零時工也沒幹的，最後還得回去。有的工程師實在有困難，沒辦法，只好改行，調到地方工作。所以，家庭團聚，子女上學，家屬就業，這是地質工作者無法繞過去的三大難題。

我有冠心病，局部的心肌梗塞，血脂高，耳朵老是嗡嗡叫。地質工作者的職業病：關節炎、胃痛、心臟病。我一次在火車上，頭痛，眼黑，渾身冒大汗，過了十多分鐘，才漸漸好轉。我現在很少出差，擔心途中身體出現問題。如今那些仍在第一線工作的，像我這麼大年紀的同志，身體都不好。要把他們全都調到機關工作，卻又安排不下。我也是1976年才調回到局裏來工作的。對這些老同志的安排，局領導感到很為難。

我們在閩北野外找礦，自己採集的樣品實在挑不起了，才請人挑。現在的年輕人，根本自己不挑了。我們那時上山打鑽，沒有路，自己開路，抬着鑽機上。現在，年輕人沒有路不幹，有了路，也是請人搬機器。地質學校畢業的學生，只想搞個專業，當研究生，根本不想在野外工作。兩代地質人，完全不一樣。我不知這是進步，還是退步？這恐怕要鄧小平同志才能回答。。